輪臺詔，又稱“輪臺詔令”“輪臺罪己詔”，是劉徹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頒布的與軍事屯田相關的詔書。
漢武帝即位后，統治重心從恢復和發展生產歷史地轉移到反擊匈奴外部侵犯的斗爭上來。雖然漢朝致命地打擊了匈奴，但連年的對外戰爭卻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經濟，國力消耗巨大，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直接服務于征伐戰爭的徭役、屯田、馬政等也使百姓不堪其擾，不少農民棄業流亡，流民問題嚴重。民眾不堪壓迫，發動暴亂。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為征伐西域，桑弘羊等大臣提議在輪臺縣實行屯田政策。輪臺詔就是劉徹對上述奏章的答復。武帝在輪臺詔中深陳既往遣李廣利北伐匈奴之悔，否定了部分臣子主張將戰爭繼續升級的屯田輪臺的計劃，表示當今政事，最要緊的應當在于“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指出安定生產的重要性。同時，要求各級官員提出補充戰馬、補充武備的方法。詔書原文載于《漢書·西域傳》。
史學界對于輪臺詔的歷史地位和評價存在爭議。有觀點認為，輪臺詔是“輪臺罪己詔”，意味著劉徹對自己的擴張政策感到悔恨，標志著治國路線由“尚功”調整為“守文”。但也有觀點認為，《輪臺詔》并非“罪己詔”，其所調整的僅是在西域的具體政策，是班固、司馬光等史學家夸大了該詔的意義。
歷史背景
戰爭導致的危機
經過漢初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劉徹即位時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已極為強大了。西漢政府的統治重心便從恢復和發展生產歷史地轉移到反擊匈奴外部侵犯的斗爭上來，從而形成了漢武帝一朝五十余年“圖制匈奴”的政治路線。雖然漢朝致命地打擊了匈奴，但連年的對外戰爭卻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經濟。為了維持征伐戰爭的進行以及鞏固獲得的勝利成果，國力消耗巨大，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此外，直接服務于征伐戰爭的徭役、屯田、馬政等也使百姓不堪其擾。“自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余年，天下戶口減半”，農民棄業流亡，流民問題嚴重。劉徹雖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賦”，結果仍然是官曠民怨，盜賊盛行，以至出現流民二百萬口的嚴重局面。最終民眾不堪壓迫，發動暴亂。
伐宛戰爭
多年征戰，漢與匈奴的戰爭雖然并未結束，但漢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為進一步控制西域，漢武帝發動了對大宛的戰爭。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廣利奉命征伐大宛，太初三年，李廣利逼降大宛。大宛之役雖然取得了成功，但因為用人不當，付出的代價太過昂貴。損失慘重，國力也受到重大損傷。大宛之役后，共 4 次征伐匈奴，除局部戰斗取得勝利外，雖然重創匈奴，但每次戰役幾乎都以失敗或不利結束。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受命出兵五原伐匈奴的前夕，丞相劉屈氂與李廣利合謀立劉髆劉髆為太子。后劉屈牦被腰斬，李廣利妻被下獄。李廣利聞訊恐遭禍，欲再擊匈奴取得勝利，以期劉徹饒其不死。但之后兵敗，李廣利只得投降匈奴。不計戰爭物資人員后勤轉運損耗，從太初元年大宛之役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李廣利兵敗投降匈奴，據初步統計，總兵員約 50 萬人次，而不計傷員先后損失兵員達 30 余萬，參戰人員損失應達 90%以上，十不存一。
巫蠱之禍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劉據被弄臣術士江充、蘇文等人借丞相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被人告發行巫蠱咒武帝之事，誣陷以巫蠱詛咒父親。太子在無法自辯的情況下被迫發兵起事誅殺江充，導致漢武帝以為太子企圖謀反而派丞相劉屈氂帶兵鎮壓。兩方對戰導致長安城中死傷過萬，最后太子兵敗逃亡，在被追剿無路可逃后自縊而死。其后漢武帝醒悟，為太子平反而又進行一波肅清。因巫蠱事起的動亂在漢武帝統治時期發生四次，時間長達四十余年，為此罹難者不勝其數，導致政治格局動蕩。僅征和二年的巫蠱之禍（即太子事）就導致數萬人罹難，大量軍功貴族與政治上層受到牽連被殺。
泰山之言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漢武帝在泰山封禪后，對群臣說：“我從即位以來，所作所為，狂妄無理，使得天下困苦，現在后悔莫及。從今以后，所有對百姓有害，勞命傷財的事情都要罷免。”隨后在田千秋的建議下斥退方士，并于六月提拔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對此前的政治軍事路線有轉變的意圖。
頒布原因
為著擴大伐宛戰爭的勝利，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武帝又發動了同匈奴爭奪車師的戰爭。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 車師降服。六月，桑弘羊和丞相、御史大夫聯合向劉徹遞交了一個奏章，主要內容為，提議在今天的輪臺縣和庫爾勒地區，擴大屯田和移民規模，同時修建新的國防工程，旨在繼降服車師之后，進一步擴大戰利，把漢朝的勢力繼續向西推進。輪臺詔就是劉徹對上述奏章的答復。
詔令內容
詔令原文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余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縣、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市，不甚遠，然尚廝留其眾。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后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李廣利，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余。”《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軍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詔令譯文
以前有關部門奏請，打算增加民賦每人三十錢，以供給邊疆費用。這是加重老弱孤獨人口的困苦。今天又請派士卒到輪臺屯田。輪臺縣在車師以西一千余里，以前開陵侯攻擊車師時，危須、尉犁縣、樓蘭等六國子弟在長安的都先回國，運發糧畜迎接漢軍。各國又自發士卒數萬人，都由國王親自率領，共同包圍車師，迫使車師王投降。西域各國兵已疲憊不堪，亦無力至大道上為漢軍供應食糧。漢軍攻破車師城時，糧食很多，但自己帶糧，回不到長安就吃光了。身體強壯的吃牲畜，身體病弱的死于道路上多達幾千人。我發酒泉郡的驢、駱駝運糧食出玉門關去迎接軍隊。又命張掖郡發吏卒接迎，路都不很遠，但掉隊離群滯留的很多。從前，我的頭腦糊涂因軍候弘上書說：“匈奴人捆住馬的前后蹄，放在長城腳下，騎著馬叫喊：‘秦人，我給你們分馬。’”又漢朝使者被匈奴扣留的很久不得歸來。所以我就派李廣利征伐，以增強漢使的威信。古時候卿大夫參與謀事，都參照占卜，不吉利不去做。當時我也曾把捆馬書拿給丞相、御史大夫、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的都看了，甚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趟破奴等也看了，都說“匈奴人自己捆馬，很不吉祥啊”。也有人認為，匈奴人“是要顯示自己的強大，就像窮人假裝富有一樣。”我曾查閱《周易風水》，得《大過》卦，爻為九五，預示匈奴將要困敗。公車接來的方士、太史姓觀看天象，和太卜占卦，都認為是吉象，匈奴必定要被打敗，機會難得。又說率軍北伐，硝山必克。對諸將占卦，李廣利最吉。所以我親派貳師將軍進攻山，命他不要深入。今天看來，這些計謀卦兆都與事情相反，實在謬誤。重合侯俘虜了一個匈奴偵探，說：“聽說漢軍快來了，匈奴命巫師將羊牛埋在漢軍必經的道路及河流處，以詛咒漢軍。單于送給皇帝的馬裘，都命巫師詛咒過。捆馬前后蹄，是詛咒漢軍必敗的事。”又占卦，得“漢軍一將不吉”的話。匈奴常說“漢朝極大，但是漢人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
從前貳師將軍失敗，士卒死的死，被俘的被俘，逃散的逃散，我心中常感悲痛。今天又有人建議在遙遠的輪臺屯田，還要筑亭開道，這是擾亂勞累天下，不是使人民受到好處的作法。今天我不忍心聽輪臺屯田的話。大鴻臚等又商議，打算招募囚徒護送匈奴使者回去，明確告訴他封他為侯，讓他刺殺單于。這種做法是春秋五霸都不肯干的。況且匈奴得到投降的漢人，都是進行搜身，盤問他們所知道的情況。現在邊塞的管制不嚴，對擅自出境的不能禁止，障候的官長驅使士卒打獵，以野獸的皮肉謀利，士卒勞苦，烽火事很少有人過問，這些情況，都不上報。后有來投降的，或是捉到俘虜，才知這些情況。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嚴禁官吏對人民苛刻殘暴，停止官府擅增賦稅，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實行馬復令，以補充邊防的需要，但足夠邊防需要就行了。各郡國的太守、王國相都要上報畜養馬匹的方法及善補邊防的計劃，和上計吏同來京師討論。
內容分解
輪臺詔全文七百多個字，其中 71%的內容是在回顧漢軍對匈奴的作戰經過。詔書解釋了戰役的直接起因和作戰經過。然后用 15% 的內容，否決了大臣們關于擴大屯田規模、人頭稅每人增加三十錢補充軍費、派人到匈奴刺殺單于等三個建議。否決的理由如下：
1.不擴大輪臺的屯田規模，是因為距離太遠，需要動員大量的民眾；不增加稅收，是因為增稅會加劇弱勢群體的生活困難程度；
2.不派人刺殺單于，是因為匈奴對接近單于的漢人都要搜身和盤問刺殺行動無法保密；
3.詔書指出了現在面臨的嚴重問題和今后朝廷工作的重心。嚴重的問題指的是邊防工作中，國家的制度沒有得到執行。邊防據點的長官一門心思讓士兵捕捉野獸，用來做生意。士兵很辛苦，而烽燧的管理工作卻沒人關心。
針對以上情況，詔書指出了今后朝廷工作的四個重心：
一是要禁止官府的殘酷刻薄行為；
二是要禁止官吏的擅自增加稅賦；
三是要大力發展農業；
四是要恢復法令——馬復令。
影響
輪臺詔頒布以后，劉徹改變了之前主動對匈奴等少數民族用兵的情況，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表明執行休養生息政策。武帝晚年的“富民”政策取得了成功，田多墾辟，生產力得到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也相應提高了。朝廷也大受其益，至昭帝時，流民多返回家鄉，田野益辟，頗有蓄積。這一時期的社會問題已經相對得以解決，階級矛盾也已適當地緩和了下來。武帝改弦更張，晚年改行“富民”政策，為以后的昭宣“中興”打好了基礎。
相關爭議
詔令性質
罪己詔
對于輪臺詔的性質，目前學界的說法并不統一。一種觀點認為輪臺詔是罪己詔，即劉徹在這道詔令中承認自己過去所犯的種種錯誤，勇于自責，痛改前非。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田余慶認同這一說法，他認為輪臺屯田的詔書，旨在罪己悔過，體現了漢武帝施政方針的改變，《通鑒》上述記載，即為漢武帝“罪己”的開端。李浩等歷史學者也贊同這一觀點。
普通詔令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認為《輪臺縣詔》是武帝針對西域有關具體問題尤其是輪臺屯墾一事做出回答的詔書。在詔書中，武帝沒有表現出對過去窮兵武的悔悟，也沒有反思自己一生過失，與罪己詔的差別很大。歷史學者陳金霞也認為把輪臺詔稱為罪己詔是不準確的，從輪臺詔變成罪己詔的歷史過程看，由于班固等歷史學家自覺發揮史鑒作用，加之楊萬里等文人在詩文中運用該典故，輪臺詔被賦予悔過的色彩，最終變成了罪己詔。
政治轉向
存在政治轉向
一些學者認為劉徹晚年發布的《輪臺詔》體現了治國路線的轉變，使得已經動蕩的西漢得以保全。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田余慶在《論輪臺詔》一文中提出，漢武帝在反擊匈奴的過程中，開邊興利，繼往開來。但是，漢武帝竭天下民力資財以奉其政，加之以重刑罰，窮奢麗，弄鬼神，社會后果極其嚴重。漢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必須及時在政策上實現轉折，使社會安定下來，使人民得以休養生息。這個政策的轉折出現于征和四年(前 89 年)，漢武帝頒布的輪臺“哀痛之詔”是中國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較成功的嘗試，使西漢統治得以再延續近百年之久。
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成祖明也贊同這一觀點，認為田余慶在《論輪臺詔》一文中的基本結論難以動搖。以《輪臺詔》的頒布為標志，漢帝國對內和對外政策出現重大轉向。《輪臺詔》的頒布并非劉徹個人一時悔意和轉向，而是其時內侍集團整體的轉向。在《輪臺詔》頒布之前，武帝整個對外戰略實已基本完成，戰略轉向勢在必行，而巫蠱之禍的內耗和對外戰爭的接連失利，更使這一轉向勢在必行。
否認政治轉向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認為輪臺詔只是一種調整對外作戰策略的權宜之計，而不是從根本上轉變漢廷的政治路線，田余慶諸人認為漢武帝晚年的治國路線出現了重大轉變，主要依據的史料是《資治通鑒》，而《通鑒》相關記載不見于《史記》、《漢書》等漢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劉宋王儉著的小說《漢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據。所以劉徹晚年根本沒有治國路線從窮兵黷武到“守文”的戰略轉變。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楊勇在《再論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種政治史與思想史的聯合考察》一文中，也對該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漢武帝朝政治的核心內容是對外持續進行大規模征伐，對內實行各種興利政策以及嚴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者前后相續，迭為因果，構成了三位一體的有機整體。論及武帝晚年政策轉折，必須以這三者為主要考察對象。從這一整體來看《輪臺詔》乃至武帝晚年的政治態勢，都不能得出武帝對其政治方略有根本轉折的打算，更沒有轉向“守文”即轉向儒家政治的意向。直到劉徹去世六年后，鹽鐵之議才真正開啟了政策轉折。從對霍光主政時代諸項方針的考察中也可以看到，對武帝統治方略的調整是一個緩慢、復雜的過程。因此既不可否認《輪臺詔》有重民生的調整傾向，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政策轉折，但也要看到《輪臺詔》遠未完成這一過程。
參考資料 >
巫蠱.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絡版.2023-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