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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器官捐獻人（供體）具有生理功能的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移植物），將其植入接受人（受體）身體以代替其病損器官的過程。狹義的人體器官移植只包括心、肝、腎等大器官的移植，廣義的人體器官移植還包括人體細胞和組織的移植。

應用于臨床的器官移植有腎、肝、心、胰、肺、小腸、脾、腎上腺、甲狀旁腺、睪丸、卵巢，以及多器官聯合移植等。適應證主要包括各種腎病進展到慢性腎臟病（尿毒癥）期；各種終末期肝病；各種原因導致的心力衰竭；糖尿病；各類終末期肺部疾病；小腸功能衰竭；深度燒傷及各種原因所致的皮膚缺損，等等。器官移植術前需對供體和受體進行組織配型，主要包括ABO血型測定、淋巴細胞毒交叉配型試驗、HLA(人體白細胞抗原)配型等。器官移植術后會發生排斥反應，需應用免疫抑制劑防治，并進行免疫檢測。其他常見并發癥還有感染、移植器官功能衰竭、心臟移植后的急性運動反應、高血壓、胃腸道并發癥、高脂血癥、高尿酸血癥、腫瘤等。移植術后患者需定期門診隨訪檢查，以期早期發現和治療上述并發癥。不同類型的器官移植，存活率存在差異，其中尸體供腎人/腎1年、5年生存率可達95%/90%、90%/80%以上；肝移植術后1年、3年生存率近90%、80%，最長存活時間近40年；心臟移植術后1年、5年、10年存活率分別為87%、74%、60%。

器官移植包含了器官的捐獻、摘取、植入過程，每一環節都涉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引發了較一般醫療技術更多的社會、倫理和法律問題。中國器官移植應遵循以下倫理原則：患者利益至上原則，自愿、無償、禁止買賣原則，知情同意原則，尊重和保護供體原則等。此外，為了防范器官買賣等危害行為的發生，世界各國普遍重視人體器官移植立法。大多數國家采用統一立法模式，即制定統一的器官移植法法典，如、加拿大、英國等。中國則于2007年通過了《》。

定義

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器官捐獻人具有生理功能的心臟、肺臟、肝臟、腎臟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將其植入接受人身體以代替其病損器官的過程。其中移植的器官稱移植物（graft），提供移植物的個體被稱為供體或供者（donor），接受移植物的個體被稱為受體或受者（recipient）。狹義的人體器官移植只包括心、肝、腎等大器官的移植，廣義的人體器官移植還包括人體細胞和組織的移植。

類型

適應癥

術前準備

供體選擇

受體選擇

取得程序

器官移植必須貫徹自愿和無償以及知情同意原則，并且醫療機構開展器官移植必須經本機構的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與倫理委員會（簡稱“倫委會”）審查同意。倫委會由醫學、法學、倫理學等方面專家組成，其中從事人體器官移植的醫學專家不超過委員人數的1/4。尸體器官移植須經2/3以上委員同意，活體器官移植須經全體委員同意。倫委會不同意的，該例器官移植不得開展。

器官切取與保存

供體類型不同或所需器官不同，其切取與保存的方法也不同。獲得器官的過程主要包括切開探查、原位灌注、切取器官、保存器官和運送。從同一個尸體供體可獲取心、肺、腎、肝、膜腺等器官，以及角膜等組織，分別移植于多個受體。

手術阻斷器官的血液供應后，細胞在35～37℃溫度下短期內即趨向失去活力。為保證供體器官的質量，縮短冷、熱缺血時間、低溫保存、避免細胞腫脹和生化損傷極為重要。熱缺血時間是指器官從供體血液循環停止或局部血供中止到冷灌注開始的間隔時間，這一期間對器官的損害最為嚴重，一般不應超過10分鐘。冷缺血時間則是指從供體器官冷灌注到移植后血供開放前所間隔的時間，包括器官保存階段。過長的冷缺血時間對移植器官的功能恢復和長期存活率有不良的影響。此外，切取時應盡力避免對供體器官的機械損傷和破壞。用特制的器官灌洗液（0～4℃）快速灌洗器官，盡可能將血液沖洗干凈。灌洗的壓力保持在5.9～9.8kPa（60～100cmH2O），肝的灌注量約需2～3L，腎和膜腺約需200～500ml。然后保存于2～4℃灌洗液的容器中直至移植。

在臨床最為常用器官灌洗保存液有UW（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lution）、HTK（histidine色氨酸keto glutarate）和Hartmann等。Hartmann液多用于器官切取冷灌注，UW和HTK液多用于保存器官。理論上UW液可保存膜腺、腎達72小時，保存肝20～24小時，但臨床上大多將器官保存時限定為：心5小時，腎40～50小時，膜腺10～20小時，肝12～15小時。

手術操作

術后處理

術后護理

排斥反應的處理

移植術后受體免疫系統與供體移植物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特異性免疫應答稱為移植免疫反應，也稱移植排斥反應（transplantation rejection）。臨床治療急性排斥反應分為基礎治療和挽救治療?；A治療即應用免疫抑制劑預防排斥反應發生。由于移植物恢復血流后即開始免疫應答過程，因此在術后早期免疫抑制劑用量較大，稱為誘導階段。隨后可逐漸減量，達到維持量以預防急性排斥反應發生，稱為維持階段。一般情況下，免疫抑制劑需終身服用。當發生急性排斥反應時，需加大免疫抑制劑用量或調整免疫抑制劑方案以逆轉排斥反應，即為挽救治療。臨床常用的免疫抑制藥物主要分為免疫誘導用藥和免疫維持用藥兩大類。

免疫誘導藥物

主要是抗淋巴細胞的免疫球蛋白制劑，包括多克隆抗體和單克隆抗體。多克隆抗體如抗淋巴細胞球蛋白（antilymphocyte globulin，ALG）或抗胸腺細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主要用于免疫誘導階段以及逆轉耐激素的難治性排斥反應。單克隆抗體：①OKT3，為鼠抗人淋巴細胞表面分子CD3的單克隆抗體，抑制T細胞活性和多種細胞因子的表達?？捎糜诿庖哒T導治療，以及逆轉耐激素的難治性排斥反應。②抗白介素-2受體（（IL?2R）的單克隆抗體：如巴利昔單抗（basiliximab）選擇性作用于IL-2R，主要用于誘導治療。③anti-CD20（利妥昔單抗，利妥昔單抗注射液）：最初主要應用于器官移植術后淋巴增殖性疾病。通常利妥昔單抗與免疫抑制劑、血漿置換及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聯合應用，抑制B細胞和抗體介導的免疫應答，也用于血型不相容的腎移植和HLA致敏的腎移植，以預防排斥反應的發生。

免疫維持用藥

理想的免疫抑制治療方案要求既能保證移植物不被排斥，又對受體免疫系統影響最小和毒副作用最少。免疫抑制劑使用的基本原則是聯合用藥，減少單一藥物的劑量以及毒副作用，并增加協同治療作用。常用三聯用藥方案為采用一種鈣調磷酸酶抑制劑（CsA或TAC）聯合糖皮質激素和抗增殖類藥物（Aza或MMF）?？筛鶕唧w情況增減為四聯或二聯用藥。移植受體均需終身維持免疫抑制治療，但少數病人在使用較長時期后，可維持極少劑量或完全停用免疫抑制劑，達到所謂的“臨床耐受”或“幾乎耐受”狀態。

免疫監測

術后還需進行免疫監測。臨床上常用的監測指標包括：免疫抑制劑（CsA、TAC、RAP等）的血藥濃度，淋巴細胞亞群絕對計數、百分比和功能，免疫分子水平等。移植物生理功能的變化是判斷排斥反應發生及強度的重要指標。

并發癥及處理

術后早期容易發生感染性并發癥和手術技術相關性并發癥。隨著手術技術和圍手術期治療水平的提高，術后早期并發癥發生率和死亡率已經顯著下降。此外，由于長期應用免疫抑制藥物，器官移植受者容易患移植術后新發腫瘤、移植術后新發糖尿病、高脂血癥、高尿酸血癥，心血管疾病等并發癥。移植術后患者需定期門診隨訪檢查，以期早期發現和治療上述并發癥。

排斥反應

所有器官移植都面臨排斥反應（rejection reaction）。腎移植有超急、急性、慢性排斥反應之分。急性排斥反應是腎移植術后最常見的并發癥，典型癥狀有體溫升高，血壓增高，尿量銳減或無尿，腎移植區隱痛或脹痛以及下墜感。慢性排斥反應表現為高血壓、蛋白尿、四肢水腫，常采取移植腎切除，回到透析治療。

肝移植急性排斥反應多發生在肝移植術后5～15日，多出現發熱、肝區疼痛、移植肝腫大、黃疸等癥狀，伴血清膽紅素、轉氨酶、堿性磷酸酶升高，凝血酶原時間延長，多核細胞升高，T管引流膽汁量減少、顏色變淡呈水樣等改變。一旦發現上述癥狀，應及時報告醫生，配合醫生行抗排斥治療。

感染

由于移植術后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機體的免疫水平降低，機體對各種病毒、真菌和細菌的抵抗能力降低，容易發生感染（ infection ）。感染最常見的是細菌感染。除全身性感染外，腎移植多見尿路感染，感染是腎移植的重要并發癥及死亡原因。肺部、創口和全身感染，多為細菌感染，由于免疫抑制劑的應用，感染的臨床征象常被掩蓋，原發灶往往不易早發現，主要癥狀是發熱，需常規進行病原學檢查和相關的影像學檢查。

肝移植術后容易發生各種病原菌的感染，最常見的是細菌感染。早期多在手術切口、腹腔、膽道、肺部等與手術操作有關的部位，中后期多在肺部、中樞神經系統和皮膚。據統計所有肝移植患者中，有66%~83%的患者至少發生過一次感染，多數患者有多次感染，有88%的肝移植患者死于感染。肝移植患者真菌感染的發生率為20%～50%，且90%發生在術后2個月內，真菌感染中80%為念珠菌病，肺部和中樞神經系統真菌感染預后差。

心臟移植后感染是心臟移植后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術后1個月內發生感染的機會最大，細菌感染占30%～60%，其中50%為革蘭陽性菌感染。

移植的器官衰竭

心臟移植后的急性心力衰竭、單純右心衰竭是心臟移植后較常見的早期并發癥，表現為右心收縮無力。其原因可能是受體在長期心力衰竭的情況下，肺動脈阻力不同程度增加，引起肺動脈高壓，而供體的右心一直處于低負荷狀態。此外，肝、腎移植后都可以發生移植器官功能衰竭。

心臟移植后的急性運動反應

移植的心臟沒有正常交感神經和迷走神經的支配，主要依靠兒茶酚胺循環來維持正常心率。安靜時心率多為95~115次/分，為竇房結去極化的固有心率。運動對心率的增加明顯低于正常人，且運動心率的極值明顯偏低（大約150次/分）。運動恢復期，心率仍維持上升并伴隨著兒茶酚胺水平恢復到基線，后逐漸恢復到運動前水平。心力儲備低于正常人。

胰腺移植后的血栓形成

胰腺移植主要的并發癥有排斥反應、血栓形成、急性胰腺炎、吻合口漏等。其中血栓形成是胰腺移植的嚴重并發癥，術后遵醫囑預防性使用抗凝藥，觀察手術切口有無滲血及引流液情況，病人血壓變化以及有無皮膚、口腔、胃腸道異常出血傾向。每日監測凝血全套、血常規等指標。

肺移植后的并發癥

肺移植后的并發癥主要有以下幾點：①支氣管吻合口并發癥：包括吻合口開裂、漏氣、出血、狹窄等。注意觀察胸腔引流液的量、性狀及有無氣體逸出。血壓過高易導致吻合口破裂出血，術后收縮壓應控制在100～120mmHg，平均動脈壓維持在60~75 mmHg 較為理想，中心靜脈壓控制在10 cm H2O以內。②原發性移植肺功能障礙：嚴格控制輸液速度，控制出入量，維持體液平衡，使病人處于相對脫水狀態。注意觀察病人有無呼吸急促、心率加快，血氧飽和度下降、咳大量白色泡沫痰或粉紅色泡沫痰，發現異常及時通知醫生。③排斥反應：急性排斥反應常發生于術后1周內，臨床表現為病人出現胸部緊縮感、壓迫感，伴煩躁、乏力、胸悶、氣短、體溫升高等癥狀。慢性排斥反應常發生于術后16~20個月后，最早術后3個月就可發生，臨床表現為咳嗽、呼吸困難、肺功能減退。

高血壓

高血壓（ hypertension）是移植后的常見并發癥，腎移植術后高血壓的發生率為80%~85%，約50%或更多的肝移植受者會發生高血壓。早期高血壓影響移植物的存活，晚期則影響受者的生活質量，同時是導致移植受者發生心血管疾病的一個顯著危險因素。移植術后高血壓的治療方案與普通高血壓患者相似。移植術后高血壓的治療包括改變生活方式和藥物治療。

治療目標：不同器官移植患者術后高血壓的控制目標不同。器官移植受者應以血壓>130/80 mmHg為高血壓診斷閾值，實際控制應根據臨床情況制定個體化目標。對于老年、合并癥較多、腎功能不全的患者，可采取相對寬松的目標，但不應高于140 /90 mmHg；對于年輕、合并癥少、腎功能好的患者，可采取較為嚴格的目標，但不應低于120/70 mmHg。

胃腸道并發癥

移植術后患者胃腸道并發癥（ ulcer complications）的發生率高，包括食管、胃、腸的炎癥、潰瘍、出血及腹瀉等。隨著移植術后激素的用量趨于減少，消化道潰瘍、出血和穿孔的發病率已經有大幅度的下降。

消化道潰瘍及出血：移植術后由于長期應用激素、CsA或TAC及MMF等，這些藥物均對胃部有明顯的刺激作用，加之手術、嚴重感染等并發癥，均可造成消化道慢性炎癥、潰瘍等。治療首選質子泵抑制劑，如輕癥可選擇奧美拉唑腸溶片、埃索美拉唑腸溶片。由于雷尼替丁及法莫替丁等對CsA或Tac的藥物濃度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在應用時應慎重考慮。病情嚴重者可選擇靜脈用質子泵抑制劑、去甲腎上腺素、奧曲肽及垂體后葉素。

腹瀉：是移植術后最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其病因復雜，治療也有相應的特殊性。移植術后腹瀉常見病因有：①腸炎，包括細菌性腹瀉、真菌性腹瀉、病毒性腸炎（巨細胞病毒、輪狀病毒）等各種微生物感染導致的腹瀉；②非感染性腹瀉，包括免疫抑制劑相關性腹瀉和抗生素相關性腹瀉。治療包括對癥治療和針對腹瀉病因治療。對癥治療包括飲食處理（輕、中型腹瀉予清淡流質或半流質飲食，重型伴嘔吐者可暫禁食）、口服或靜脈補液糾正水電解質紊亂，所有患者均給予腸黏膜保護劑蒙脫石散，對于功能性腹瀉引起嚴重水樣便者給予止瀉治療，根據大便涂片選用活菌制劑改善腸道微環境。針對腹瀉病因治療包括抗生素的使用和免疫抑制劑的調整。明確免疫抑制劑相關的腹瀉患者，在嚴密監測下減量或停用免疫抑制劑，或用其他免疫抑制劑替代。例如，在腎移植受者中，明確是霉酚酸膠囊相關的腹瀉，可以將其減量，或者替換為麥考酚鈉腸溶片，若腹瀉仍未好轉，可以用咪唑立賓來代替。

高脂血癥

高脂血癥（ hyperlipidemia）是實體器官移植術后的常見并發癥，也是誘發心血管疾病造成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心臟移植術后高脂血癥的發生率高達93%，肝臟移植為66%，腎移植為60%，肺移植為52%，積極干預控制血脂異常，對于降低心血管事件發生率、提高受者生活質量和延長生存時間具有重要意義。

治療目標：器官移植受者的降脂治療目的，除了防治心肌缺血，另一重要目的是防止繼發于高脂血癥的血管病變造成的移植物功能減退和丟失。所以除了根據是否已經存在心血管危險因素結合血脂水平評價患者之外，還必須考慮移植物功能和免疫抑制劑的使用情況，全面判斷和評估后決定血脂的目標水平及采取何種措施和方案。

移植后的糖尿病

移植后糖尿?。?post-transplantation DM ）是器官移植術后嚴重的長期并發癥之一。移植后糖尿病的發生可以引起移植物功能減退、感染，嚴重影響腎移植受者的長期存活率。移植后新發糖尿病是移植受者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及死亡率增加的主要決定因素。

治療目標：移植后新發糖尿病與普通人群糖尿病患者的處理原則基本相似，即運動加飲食控制、口服降糖藥物治療和注射胰島素治療。空腹血糖控制目標為<7mmol/L和糖化血紅蛋白<7%。

高尿酸血癥

高尿酸血癥（ hyperuricemia）是常見的器官移植術后并發癥，其發生率與器官移植類型和免疫抑制劑種類有關。利尿劑、環孢素A、糖皮質激素是移植后引起高尿酸血癥常見的高危因素。高尿酸血癥容易導致尿酸在血中過飽和，尿酸鈉結晶沉積在關節軟骨、骨膜和周圍組織中，導致痛風。還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腎臟疾病的發病風險，對于慢性移植物失去功能和移植后高血壓的發生具有促進作用。

治療目標：對于無癥狀高尿酸血癥患者僅需改善生活方式，如健康飲食、戒煙、堅持運動和控制體重等；對于發生痛風的患者，需積極控制急性痛風性關節炎，并在間歇期給予藥物預防復發。無癥狀患者合并心血管危險因素或心血管疾病時，血尿酸值>8mg/dl應給予藥物治療；無心血管危險因素或心血管疾病的高尿酸血癥，血尿酸值>9mg/dl應給予藥物治療。

骨質疏松癥

器官移植受者術前存在終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長期的慢性疾病消耗已對骨骼造成嚴重影響，術后應用的免疫抑制劑具有造成骨質流失的副作用，使得骨質疏松（osteoporosis）成為器官移植術后的常見并發癥。

治療目標：具有骨質疏松癥風險的移植受者應適度活動，放棄不良的生活習慣（例如抽煙、酗酒），食用富含鈣、蛋白質和維生素的食物。推薦器官移植受者每天攝入1000mg鈣和不少于400IU的維生素D。建議定期監測尿和血鈣的水平。

腫瘤

長期的免疫抑制狀態使得惡性腫瘤的發病風險較普通人群平均升高3~4倍。還會發生某些特異性的腫瘤（malignancy ），如淋巴癌、皮膚鱗狀細胞癌、Kaposi肉瘤、惡性黑素瘤以及罕見的皮膚神經內分泌癌（Merkel細胞癌）。皮膚癌的發生與過多暴露于陽光和AzA治療有關。CsA和TAC與移植后的淋巴增殖性疾病有關。

針對移植術后惡性腫瘤的誘發因素進行有針對性的預防。這些措施包括：①根據術后存活時間，逐漸減少免疫抑制劑的劑量；②使用個體化的免疫抑制方案；③預防病毒感染；④避免過度日光暴曬，出門時隨身攜帶遮陽傘，必要時使用防曬霜。

移植術后并發惡性腫瘤的患者，早期診斷和正規治療是影響其預后的關鍵。對于已經確診的患者，同普通患者一樣，外科手術切除是首選方案，也可配合放療、化療等臨床手段使其達到臨床緩解。與普通腫瘤患者不同的是，移植術后的腫瘤患者需要及時將免疫抑制劑減量，以減緩腫瘤的發展。當然，減少免疫抑制劑的過程還應兼顧控制腫瘤和預防排斥的平衡，實行個體化的治療方案。

手術效果

隨著器官移植效果的逐年提高，出現了大批恢復正常生活和工作的長期存活者。

發展歷史

器官移植是人類關于自身的成果之一。它先后經歷了幻想階段、實驗階段、臨床階段三個階段。

幻想階段

在古代社會，人類就產生了用組織器官代替有疾病的或受損的組織器官的樸素想法。中國戰國時期的《》中就敘述了大約公元前430年為兩人互換心臟以治病的故事。348年西方拜占庭時代，有用取尸體下肢移植治療下肢壞的文獻記載。證實在、、羅馬、南北美、、中國均有零星牙齒移植的記錄。

實驗階段

18世紀，陸續有器官移植的實驗報道。如的Joimtluuter報道了雞睪丸的自體移植，Biggey報告了給兩只成功進行了同種異體角膜移植。此外，還有皮膚、肌腱、神經、軟骨等移植實驗及報告。因當時的移植不吻合血管，所以移植難以存活。1903年亞歷克西·卡雷爾（A.Carell）發明了血管縫合術，為器官移植掃除了第一道障礙，之后卡雷爾進行了包括心、腎、脾、卵巢、肢體的動物器官移植實驗，但當時排斥反應尚未被認識，仍無法使移植物長期存活。受帶血管的動物移植外科技術成功的鼓舞，1936年的瓦列諾夫（Voronov）首次將器官移植試用于臨床，為一例患者移植尸體腎，受者于術后48小時死亡。此后，蘇、法、美等國的醫學專家也數次進行過腎移植，均因宿主排斥而未能較長時期存活。

臨床階段

1954年，的醫學家約瑟夫·穆雷（Joseph Murray）成功完成了第一例同卵雙生同胞間的腎移植，病人比較長時間存活，這是移植醫學史上首次獲得的有功能較長時間存活的病例。同時，也使研究者意識到了器官移植中的免疫學問題，并著手進行研究。1958年道塞特（Dausset）發現了第一個白細胞抗原，從此揭開了HLA研究的序幕。1959年Murray和法國的漢堡包各自為異卵雙生同胞施行了腎移植，受者以接受全身X射線照射為免疫抑制，使腎移植后有功能并長期存活。1962年Murray改用作，進行尸體腎同種異體移植獲得長期存活。這三次不同類型的腎移植獲得成功，標志著現代器官移植時期的開始。

在臨床腎移植成功的帶動下，20世紀60年代陸續開展了人類各種同種器官移植。1968年通過了腦死亡哈佛標準，促進了臨床器官移植外科的穩步發展。此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器官移植案例有：1960年Woodruff的全脾移植；1963年Starzl的原位肝移植，Hardy的肺移植；1964年Hardy的異種（猩猩）心臟原位移植；1967年Barnard的同種心臟原位移植；1980年Lacy、Kostianovsky的移植；1981年Reitz的心肺聯合移植；1983年Williams，Starzl的腹部多器官移植。

20世紀的后20年，隨著外科學術的發展、強有力的的問世、器官和細胞分離保存技術以及移植免疫學基礎的發展，人體器官移植技術成為臟器功能衰竭終末期的有效、常規性治療手段。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后，現代器官的移植取得了重大進展：臨床應用最多的3個大器官移植，有功能存活率呈現大幅度提高。腎移植存活率達95%以上，心、肝移植存活率分別達到90%和80%以上，出現了大批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長期健康存活群。至1997年底，全世界施行的人體三大器官：心、肝、腎移植累計數已超過50萬例次，其中心移植4萬例次，肝移植6萬余例次，腎移植40萬余例次。

在中國，器官移植始于20世紀50年代，研究人員先是在動物身上做了大量的實驗，然后在60年代由教授在國內率先開展了腎移植手術。有系統、有計劃的大量動物實驗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70年代末，中國器官移植開始加快了步伐，90年代進入快速發展期。盡管中國器官移植工作起步比國外晚了10年，但國際上所有類型的器官移植，中國都能施行。而且，在某些領域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優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胚胎器官移植、細胞與組織移植成為中國器官移植的優勢。

各國立法

為了防范器官買賣等危害行為的發生，世界各國普遍重視人體器官移植立法。大多數國家采用統一立法模式，即制定統一的器官移植法法典，如于1968通過了《統一組織捐獻法》，又于1984年頒布了《全美器官移植法》，加拿大、英國、法國、、新加坡、瑞典和等國也采用這種模式。中國于2007年通過了《》，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也對人體器官的捐獻作出了規定。

倫理問題

倫理辯護

器官移植的成功，被稱為20世紀人類醫學史的三大里程碑之一。但這一技術包含了器官的捐獻、摘取、植入過程，每一環節都涉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引發了較一般醫療技術更多的社會、倫理和法律問題，需要完備的倫理原則和法律規定進行調整和規范。總體來看，人體器官移植技術是能夠得到倫理辯護的。第一，器官移植技術被創造和應用的目的是為了挽救患者生命，減輕患者痛苦，延長人類生存時間，其目標本身就是“善”的，符合人類的道德善。第二，在人體器官移植中，無論受體還是供體方都得到了幸福。第三，人體器官移植時，必須由供體將器官自愿捐獻給受體，且絕大多數國家都要求無償捐獻。因此，人體器官移植技術的實施，體現了“利他”的社會正向價值觀。

倫理爭論

在得到基本倫理辯護的同時，人體器官移植也具有較一般醫療技術更多的倫理爭論。第一，器官移植，例如頭顱和異種器官移植、轉基因器官移植等引起此人是否還是此人的人格統一性爭論。第二，器官移植手術的研究開發費用高昂，但只有部分人得益，存在不公平。第三，器官移植技術催生了許多社會問題，如器官買賣“黑市”的出現。

倫理原則

中國器官移植應遵循以下倫理原則：患者利益至上原則，自愿、無償、禁止買賣原則，知情同意原則，尊重和保護供體原則，保密原則，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供體倫理

器官移植的難題之一是供體嚴重不足。器官供不應求是已經開展器官移植各國的一個普遍現象。每年做腎移植3500~4000人次，而要求接受腎移植的逾萬人。中國有2000萬盲人渴望重見光明，但每年只有400人有幸能做角膜移植，比例是5000∶1。顯然，可供移植的器官短缺，已經成為器官移植中一個倫理爭論的焦點問題。器官移植的供體，其來源是活體供體、尸體供體、胎兒供體、異種器官供體、克隆器官供體等，都涉及諸多倫理問題。

活體供體

活體受體主要是受體的親屬、配偶，有的國家還包括自愿捐獻的人，由他們來捐獻出供體需要的器官和組織。因為是在活人身上實施，活體器官移植存在著更大的倫理質疑之聲。主要包括：①對供者的傷害，這種傷害包括身體和心理的傷害。②知情同意權不能得到保障，尤其在家庭主義色彩濃厚的社會背景下，來自家庭各方的壓力可能會使成員無法表達自己真正的愿望。

尸體供體

從世界范圍來看，尸體器官是構成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這也是是倫理上爭議較少的一種器官來源方式。一個人在死亡后，器官捐獻出來用于救治他人，在道德上是一種高尚的利他行為。對這種行為的鼓勵、宣傳和褒獎，代表著公眾在倫理上的普遍認同。尸體供體的倫理問題如下：捐獻器官同意方式問題，補償方式問題、腦死亡標準問題以及使用死刑犯器官的爭議等。

胎兒供體

指利用不能存活或屬淘汰的活胎或死胎作為器官供體，也可為細胞移植提供胚胎組織或器官。在胎兒供體器官移植中，一直存在一個“倫理難題”，即受精卵（胚胎）是不是生命或是不是人的倫理爭論。一方面，有人認為人開始于受精卵，胎兒組織及器官是人，理應受到保護和尊重，不應把他們作為手段、工具加以操作。另一方面，有人認為“胚胎不是人”，人只有在出生后，既有了生物學生命又有了人格生命后才成其為人。一些婦女可能會因經濟原因有意流產出賣胎兒，也有可能為獲得經濟好處而把出賣流產胎兒作為手段，因此，造成流產泛濫，危及婦女及胎兒安全。

異種器官供體

異種器官供體，是以某一物種的細胞、組織、器官作為移植物，移植到另一物種體內，也稱為異種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xenograft）。在醫學界，期望將動物如豬、的細胞、組織或器官移植于人體，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是研究異種移植的出發點與愿望。?異種器官作為有別于其他移植方式的一種新器官來源，其中的倫理問題主要有：①移植安全問題，與人體器官移植相比，異種動物之間的免疫排斥問題更為復雜，接受異種器官的人體風險更大。②人的完整性問題，打破了自然規律。③人與動物的關系問題。

克隆器官供體

克隆器官移植又稱“治療性克隆”，是基于用體細胞克隆“”以及在“鼠背上復制人耳”技術成功后的一種器官移植的思路，即將“克隆”與“組織工程學"等技術手段結合運用于臨床治療。其最終目的是解決人體器官移植供體來源問題。但克隆器官移植，還只是一種設想和研究，完整功能性器官克隆研究還僅限于動物實驗。治療性克隆涉及人類體細胞核轉移和胚胎干細胞的擴增，若有失誤將會對人類社會造成危害，所以面對的倫理問題也極具尖銳和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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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類型

適應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