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征麓川之役是明朝朝廷征伐云南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思任發、思機發父子叛亂的四次戰爭。
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地處滇西，思任法襲職前后，滇西土司混戰，他趁機攻略緬甸、襲擾鄰境、殺掠百姓。鎮守云南省的黔國公沐晟奏請朝廷征討，獲允后滇西戰事爆發。正統四年（1439年）首戰中，思任發奪潞江欲取云龍，方政擅自渡江，雖初勝卻因孤軍深入且沐晟支援不力而戰死，官軍被殲，沐晟敗歸后暴卒，思任發繼續進犯。后續沐昂等人征討失敗，思任發假意朝貢，朱祁鎮仍決定繼續用兵。正統六年（1441年），英宗派蔣貴、王驥率十五萬大軍征討麓川，何文淵先撫后剿的主張未被采納。王驥分三路進攻，以火攻等戰術大敗思任法，迫使其逃往緬甸，蔣、王二人獲賞。正統七年起，朝廷再度征討，因緬甸扣留思任發索地，戰事復雜。王驥雖搗毀思機法據點，但思機發退至孟養。正統十年（1445年），思任發被擒斬首，戰后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改為隴川宣慰使司。正統十三年（1448年），朝廷征討據守孟養的思機發，官軍深入孟養，思機發敗走。王驥因久戰疲憊，與思任發的幼子思祿以金沙江為界立約，思祿可居孟養，至此，“麓川之役”以盟約形式結束，王驥獲賞。
明廷對麓川的長期大規模征討，給明朝國力帶來了沉重打擊，同時激化了社會矛盾，還削弱了北方邊防，而麓川實際控制的領地僅剩下隴川縣、瑞麗市、芒市、遮放及部分邊外地區，麓川開始走向衰落。
戰爭背景
歷史背景
云南，古稱滇國，是苗、瑤、彝、白等少數民族聚居之地。劉徹時，始設益州郡，統轄各部族。蜀漢置云南郡。隋置昆州，唐仍其舊，后為南詔蒙氏所據，改鄯闡府，歷經鄭、趙、楊三氏至大理白族自治州段氏，以高智升領鄯闡牧，遂世管其地。
元初，置鄯闡萬戶府，既而改設中慶路，封宗室忽哥為云南王鎮之，仍命段氏子孫守其土，普遍實行土司土官制。忽哥死后，子孫嗣封為梁王，世代鎮守云南。
明初洪武六年（1373），太祖朱元璋遣翰林待制王祎捧詔赴云南省諭梁王巴匝拉瓦爾密，王祎被扣留遇害。八年，太祖再遣湖廣行省參政吳云往諭梁王，吳云中途被殺。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命傅友德、藍玉、沐英為征南將軍，出師云南，梁王巴匝拉瓦爾密投滇池而死，云南各少數民族寨堡陸續歸明。明太祖下令改中慶路為云南府，以西平侯沐英鎮云南。史稱 “自英平云南，在鎮十年，恩威著于蠻徼，每下片楮，諸番部具威儀出郭叩迎，盟而后啟，曰：‘此令旨也。’沐氏亦皆能以功名世其家。” 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沿襲故元舊制設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等土司，并以各部族首領充任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土知府、土同知、土知州、土知縣、土縣丞等土官，準其世襲罔替。所設府、州、縣 “即正印為流官，亦必以土司佐之。” 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就是這眾多土司之一，簡稱 “麓川”。
當傅友德、藍玉、沐英等攻下云南城，兵鋒西向，攻取大理國和金齒時，與金齒壤地相接的平緬百夷部長思倫法懼而請降。明朝設平緬宣慰司，以思倫發為宣慰使。洪武十七年（1384）八月，思倫發遣使刀令孟來南京貢獻方物，并繳還元朝所授宣慰使司印，太祖詔改平緬宣慰使司為平緬軍民宣慰使司，賜思倫發朝服、冠帶及織金文綺、鈔錠。不久，又詔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司為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因思倫發遣使來貢，頗為恭謹，命其兼領麓川之地。
洪武十八年，思倫發率兵攻景東，千戶王升戰死（原文 “王界” 應是筆誤）。二十一年，思倫發煽誘諸部入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沐英遣都督寧正攔擊，斬首一千五百余級。思倫發悉舉其部眾，號稱三十萬，有象百余只，攻定邊，沐英選精兵三萬與之對陣，列強勁弓弩注射，象多被傷，思倫發部士兵多中箭，思倫發逃脫。二十二年，思倫法遣把事招綱赴云南城請罪說：“往者逆謀，皆由把事刀廝郎、刀廝養所為。乞貸死，愿輸貢賦。” 云南省守臣把此意轉奏朝廷，太祖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往諭思倫發謹修臣禮，勿為不恭，庶免問罪之師。思倫發受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自此三年一朝，從不中輟，明中央王朝仍以其管平緬、麓川事務。
洪武末年，思倫發麾下刀干孟因思倫發寵信僧人及金齒衛逃卒，心中憤憤不平，率部驅逐思倫發，并進攻騰沖市。思倫發帶家屬逃往云南府城，沐春沐春派兵將其護送到南京。太祖憫之，命沐春為征南將軍，何福、徐凱為副將軍率鎮兵討伐刀干孟，護送思倫法回到故土，仍為宣慰使，居麓川。分其轄地設孟養、木邦、孟定鎮三府隸云南省；設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1403）升孟養、木邦為宣慰司。 思倫發雖得還故土，仍為宣慰使，但轄地縮小，僅偏處于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范圍內。
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為滇西之地，在今天云南騰沖市之西南，北鄰干崖宣慰司、盞達副宣慰司，西北方是孟養宣慰司，南面是木邦宣慰司。滇西南各少數民族部族姓氏以刀、罕、曩、怕、線為多（原文 “囊” 應為 “曩” ，“線” 應為 “線”），崇尚佛教。明初，社會尚處于刀耕火種階段，農業生產也不發達，貿易形式多以物易物，偶爾亦以海貝充當交換的媒介（原文 “海更” 應為 “海貝”）。明王朝在這里 “因俗而治”，沿襲宋元以來的土司土官制度，各部族的首領接受中央王朝的封號官爵，各管其地，定期向中央政府貢獻方物特產，中央政府在各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征收象征性的賦役差發馬、差發金、差發銀。 各土官土司之間常因土地、人口、寶井（礦坑）等財富互相攻殺搶掠，地方騷動司空見慣。
思倫發死，其子思行發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永樂十一年（1414），思行發請以其弟思任法代職，朝廷批準了他的請求。 思任發上任之初恪遵藩禮，遣頭目刀弄發來朝，貢象六只、馬百匹及金銀器皿。
直接原因
大約在思任發襲職的前后，滇西各土司之間發生了一起沖突混戰。孟養宣慰司宣慰使刀木旦與鄰境仇殺，兵敗而死，緬甸宣慰司乘虛而入，兼并其地。不久，緬甸宣慰司宣慰使新加斯又被木邦宣慰司宣慰使所殺，幾個大土司紛紛卷入爭端，緬甸宣慰司的日子很難支撐，思任發遂攻略其境，并謀劃盡復百夷部故地，稱兵襲擾鄰境，侵孟定府及灣甸等州，殺掠人民。南甸知州刀貢罕奏報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奪其所轄羅卜思莊等二百七十八村寨。鎮守云南黔國公沐晟馳報朝廷：“思任發連年累侵孟定、南甸、干崖、騰沖市、金齒等處，自立頭目刀珍罕、土官早享等相助為暴，叛形已著。近又侵及金齒，勢甚猖獗。已遣諸衛馬步官軍至金齒守御，乞調大兵進討。” 朝命選將，廷推右都督方政、都督僉事張榮往云南，協同沐晟率兵征討。正統三年六月，朱祁鎮批準廷推意見，自此滇西烽火歷十余年不息。
戰爭過程
第一次征討
思任發率部眾盡殺甸順、江東等處軍余，奪取潞江，沿江造船，欲取云龍，沐晟率官軍與之隔岸相峙，無渡江意。方政來到軍中，急欲出戰，沐晟不允，方政便率軍渡江，敗思任法發部將緬簡，破其舊大寨，追擊至高黎共山下，斬首三千余級，逼思任發于上江大寨。官軍一軍獨進，涉險強攻，疲弊不堪，當方政意識到自己犯了兵家大忌時，向沐晟求援，而沐晟怒其不受節制，勉強派出小股馳援官軍，至夾象石逗留不前。方政孤軍至空泥，思任發伏兵四起，驅象隊沖擊官軍，方政急遣其子方瑛還，“你急速歸營，戰死是我的本分！” 于是策馬突陣奮戰而死，官軍全部被殲。沐晟聞敗，已是正統四年的暮春時節，擔心瘴氣生發，遂焚江上積聚，倉惶奔還永昌。英宗遣使責問兵敗原因，又調湖廣、貴州省、四川衛所軍五萬助戰，沐晟擔心被罪，憂郁暴卒軍中。 思任發進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達等長官司。
正統四年五月，英宗以沐昂為左都督掛征南將軍印，右都督吳亮為副將軍，馬翔、張榮為左右參將，討伐思任發。第二年春二月，官軍抵隴把，距思任發大寨甚遠，右參將張榮令都指揮盧鉞一軍獨進，重蹈方政覆轍，張榮丟棄符驗軍器，大敗而逃。沐昂因不能援救，被英宗降敕切責，吳亮、馬翔被調回京，逮捕審問。秋七月，思任發遣頭目陶孟、忙怕等來京朝貢，禮部議減賞禮，朱祁鎮說：“彼來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詐。”
英宗朱祁鎮是位少年天子，缺少治理國家的才干，又剛愎好勝，以為前此的戰斗損兵折將，面子上過不去，主張繼續用兵麓川。專權干政的司禮太監王振，為固位邀寵，力贊其議；素稱 “剛毅有膽，曉暢戎略” 的兵部尚書王驥頗思效命疆場；繼鎮云南省的黔國公總兵官沐昂，欲為其兄沐晟報仇，多次奏報催促朝廷出兵云南。 這樣一來，主戰便占了上風，只有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和翰林侍講學士劉球主張以招撫手段解決麓川動亂，但很快就被英國公張輔和兵部尚書王驥否定，以為文淵所言 “不惟示弱外邦，且貽患邊境”。
第二次征討
正統六年正月，朱祁鎮命定西伯蔣貴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安充左副總兵，都督僉事劉聚充右副總兵，行在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監軍，行在戶部右侍郎徐晞督理軍餉，調發南京、四川、湖廣、貴州官軍十五萬征討麓川，擇日出發。正統六年春，當英宗決計大規模出師麓川前，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淵主張是首先宣揚德化，進行攻心教育，如仍冥頑不化再行加兵，是先教后誅的政策，而張輔、王驥、王振卻以為，如文淵所言 “不惟示弱外邦，且貽患邊境”，根本不予采納。
蔣貴、王驥率官軍抵大侯州，進軍金齒，破鎮康，收降思任發部將陶孟、刀門俸，破昔剌寨，旋移師攻孟通。王驥誓師分三路進軍，參將冉保自緬甸宣慰司趨孟定鎮，會合木邦、車里之狼兵；王驥與蔣貴居中路，至騰沖市；太監曹吉祥、副總兵劉聚自下江、夾象石進軍；三路大軍齊進，直逼上江。上江，是思任發的最大寨堡，官軍連攻二日不克。會天大風，王驥采用火攻，遂克上江寨，斬刀放戛父子等五萬余人，擒刀門項，刀招漢合家自焚，思任發退據木籠山，重整隊伍，以二萬眾列七營固守。劉聚、宮聚分攻不下，王驥、蔣貴自中路進，左右夾攻，克服木籠山寨，思任法退守馬鞍山市。官軍追至，思任發列象陣固守，官軍以硬弩火銃猛攻象陣，思任發大敗，部眾被斬殺十萬余眾，麓川大震。十二月，王驥等會合木邦、車里、大侯之兵攻麓川，積薪焚毀柵寨，思任發攜妻子間道逃往緬甸。王驥班師，敘平麓川功，朱祁鎮升蔣貴定西侯，歲祿一千五百石，升王驥靖遠伯，賜貂蟬冠、歲祿一千二百石。隨征官軍各升賞有差。
思任發敗走緬甸，被緬甸宣慰扣留，官軍撤退，思氏復出召集會部，攻掠各地。思任發子思機法據麓川者藍等地。
第三次征討
正統七年冬十月，英宗命靖遠伯王驥總理麓川軍務，“為朕再行。” 八年五月，再命蔣貴蔣貴為平蠻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冉保、毛勝充參將，發兵五萬，再征麓川，轉餉士卒五十萬，以右僉都御史程富督理糧餉。這次征討歷時最久，問題也更加復雜。緬甸將思任法居為奇貨，要求孟養、戛里土地，木邦則以助剿為功，要求麓川之地。王驥等雖然搗毀了思機發的者藍據點，擒獲其妻子部屬，但思機發卻退據孟養，負固相抗。官軍幾次深入緬甸宣慰司，索取思任發，緬甸皆陳兵對抗，不予執送。直到正統十年十二月，在官軍逼境的情勢下，千戶王政奉命赍幣赴緬甸宣慰使卜刺浪馬哈省索思任發，適天道異常，白日晦暗無光，卜刺浪馬哈省懼禍，將思任發及妻孥部屬三十二人交給王政。思任發數日不食瀕死，王政遂將其斬首，函首獻京師。王驥、蔣貴回京，英宗詔改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為隴川宣慰使司。
思機法仍據孟養，曾遣其弟來朝入貢謝罪。英宗和王振堅持必令思機發親詣京師請罪，方饒其咎，思機發懼禍而不行。
第四次征討
正統十三年春三月，英宗復命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為總兵官，張??、田禮為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為左右參將，率南京、云南、湖廣、四川、貴州省土漢軍十三萬再討思機發，以戶部右侍郎焦宏督餉，以孟養舊宣慰使刀孟賓為向導，又敕令木邦、緬甸、干崖、隴川宣慰司各輸兵餉。同年十月，官軍抵金沙江東岸，思機法在西岸立柵陣兵以待。官軍造浮梁渡江，攻破柵寨，進軍孟養。思機發聚眾在鬼哭山、芒崖山立寨御戰，皆被官軍攻克，部眾死傷慘重，思機發走 緬甸，官軍越孟養進抵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余里，路途艱險難行，思機發余部震恐曰：“自古漢族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王驥引軍還金齒，思機發部眾復擁思任法幼子思祿為亂并占據孟養。王驥擔心師老兵疲，計無所出，自度思祿終不可滅，乃與之相約，允許以土目名義約束部眾，仍居孟養，在金沙江立石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受命。王驥班師，以大捷奏知朝廷，朱祁鎮詔增王驥歲祿，賜鐵券，子孫世襲伯爵。“麓川之役”方告結束。
影響
明朝
首先，明廷對麓川長期大規模的征討，對明朝國力是一場巨大的消耗，造成了國家財政的空虛。雖然仁、宣之時采取休養生息政策，明朝的社會經濟有所恢復發展，但他們在位時間十分短暫，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明英宗繼位后，因土地兼并和剝削沉重，作為軍隊重要經濟來源的軍屯遭到嚴重破壞，軍士大量逃亡。據《明英宗實錄》卷 46 記載，僅在正統三年（1438）即有 120 萬軍士逃亡，約占全國軍隊的一半。可以說，這時的明朝國力已經大大削弱，秉持積極防御之策能夠防住新崛起的瓦剌已是勉為其難。而明廷從正統四年（1439）開始，連年對麓川用兵，必然大大消耗明朝有限的力量。由于在戰爭中只講武力鎮壓，不注重運用懷柔手段，以致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招撫機會。戰爭持久不決，明廷前后動用了南京、云南省、湖廣、四川、貴州省等地兵力，至正統十三年（1448）最后將麓川鎮壓下去，但 “軍費所需，萬萬不可計”，“府庫為竭”，國力大為削弱，從此走上了衰敗之路。
其次，麓川之役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征討麓川雖然打著維護邊疆安寧的旗號，但明統治者所用非人，蔣貴、王驥、宮聚之流，貪虐暴橫，茍安圖利，肆意魚肉軍民，對西南廣大地區造成極大的騷擾和破壞。他們擅征民夫運送軍用物資以邀私利，使百姓 “往來供役不勝其苦”。為了維持三征麓川的巨大開支，明廷又加強對廣大東南地區的搜刮剝削，廣大百姓的負擔因此更加沉重，使本已十分尖銳的階級矛盾更加尖銳。麓川尚未討平，便有福建省鄧茂七、浙江省葉宗留起義，兩月不到，起義勢力迅速發展。同時，三征麓川又帶有民族壓迫的性質，當思任法受戮，思機法屢遣人入貢后，本是明廷罷兵息戰、通過政治途徑進行招撫的大好時機，許多大臣也認為應乘機進行招撫，可王振在要思機發親自入朝謝罪的目的沒有達到后，便欲 “盡滅其種類”。在再派王驥率大軍征討過程中，王驥為了報功，“多捕漁戶為俘”，對當地民族進行血腥屠殺。雖然最后憑借武力把麓川平息下去，但卻引起當地民族的強烈不滿。在王驥退兵沒多久，麓川土司就利用當地民族不滿明廷 “縱容小人殘害于下，甚者恣意漁奪”的情緒，再次起兵叛亂。由此引發湖廣、貴州苗族 “所在蜂起”，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猛烈沖擊著明朝的腐朽統治。因此，三征麓川之舉，使明朝 “以一隅騷動天下” 。
再次，三征麓川之役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北方邊防。麓川久征不滅，迫使明朝不斷從東南各地調集大軍征討，還把富有戰斗經驗的甘肅省總兵定西伯蔣貴調任 “征蠻將軍”。另外，為了對付因征麓川引發的民族起義和農民起義，明廷也不得不派大軍征討。有記載稱：“正統末，云南麓川賊酋叛，遣兵數十萬討之，東南騷動，于是浙江省葉宗留、福建省鄧茂七、廣東省黃蕭養相扇而起，各擁兵數十萬，僭號攻城，殺掠吏民。湖廣苗民、兩廣瑤壯亦叛。分遣文武大臣為鎮守、總督、提督、參贊、協贊軍務、巡撫、總兵、副總兵、參將、分守、協守、守御，每省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十數，所在聚兵各數十萬”[8] ，大量的軍隊被拖入南方戰事，使北方的防御力量大為削弱，陷入被動。面對瓦剌的騷擾，只能一味忍讓，消極防守，坐看瓦剌控制西北的罕東諸衛武公東北的兀良哈、女真各部。及至瓦剌完成進攻明朝的準備，明朝已無力進行有效的防御，最終導致了土木堡之變的發生，使明朝面臨嚴重的危機。
麓川
“析麓川地”策略極大地削弱了麓川的勢力，至思亨法（思行法）統治末期，麓川實際控制的領地僅剩下隴川縣、瑞麗市、芒市、遮放及部分邊外地區，麓川開始走向衰落。
歷史評價
嘉靖末年刊行于世的《今言》的作者南京吏部尚書鄭曉評論說：“麓川之役，伯益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虛耗。茍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對麓川之役持否定態度。
而嘉靖、萬歷年間的大官僚、大歷史學家王世貞卻對 “麓川之役” 持充分肯定的態度。他在讀到李賢 “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于人何利益？而軍費所需，萬萬不可計，兵連禍結，以有今日” 時，批評道 “此又大謬也。” 王世貞接著議論：“高帝命潁川侯以三十萬眾下大理白族自治州，而文皇復命新城侯以八十萬眾下交州，以故諸土夷環云、貴、二廣以十百計，咸懾服而不敢動。迨宣德初，柳升、王通再敗黎利，而捐交趾與之，中國自是輕矣。麓川之所以驁肆，為棄交趾也，若再敗于麓川而竟不誅，則土官之弱者，不二十年而為強者有矣。強者不誅而益強，則中國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在王世貞看來，麓川應該征，交趾不該棄。正是因為棄交趾才導致了麓川桀驁不馴，輕視中國。
清代對麓川問題的探討又回到朝政體系的軌道上，出現嚴重的偏差。張廷玉等撰《明史》對麓川問題的記載失誤和歪曲達到了頂點，影響很壞。首先，在《明史?云南土司二?麓川傳》的第一句話 “麓川、平緬，元時皆屬緬甸”，極端錯誤地記述了麓川地區的主權屬性，把自漢代以來就屬于中國領土不可分割部分的麓川地區（其中心在今瑞麗市、隴川一帶）輕率地看作緬甸的一部分，不僅毫無事實依據，而且嚴重誤導了人們對麓川問題和西南邊疆的認識。其二，《明史》認為正統三征麓川是 “中官王振方用事，喜功名” 的貿然動議，并在相關重要人物的傳記中強化這一觀點，如 “(劉) 球言麓川事，振固已銜之”，“時麓川酋思任法子思機發遁孟養，(陳鑒) 屢上書求宥罪通貢。不許，復大舉遠征，兵連不解，云、貴軍民疲蔽。苗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興麓川之師，西南騷動。侍講劉球因雷震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下球獄，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興師征麓川，帑藏耗費，士馬物故者數萬。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勢益盛，大作威福”等等。
總之，《明史》編撰者認為征麓川有三失：一失在于宦官弄權，決策失當；二失在于大肆興兵，“帑藏耗費”，將官貪暴，擾攘地方；三失在于征麓川而弛西北之防，招致土木之禍。《明史》代表了晚明至清代史家的主流觀點。由于《明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被封建史家奉為正統，因此《明史》的錯誤不僅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更沒有人通過嚴肅的邊疆形勢研討和地理考證對其糾謬，“三征麓川” 的研究就這樣被嚴重誤導了。《明史》的一系列錯誤反映了清朝史家帶有濃重的朝政中心論特征，反映了明清史家缺乏應有的邊疆觀和疆域主權意識，對西南邊疆認識上的模糊含混和錯誤，更為 “三征麓川” 研究的泛朝政化推波助瀾，“三征麓川” 幾乎成了明代宦官專權的典型反面教材。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