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薩訶，體方法師，名叫窣和（其他經典均譯為薩訶），釋門僧人慧達，又稱利賓菩薩。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留的胡人。中國歷史上第一代赴印度取經（早唐玄奘230年），并最早歸國弘法度生的高僧慧達大師，不僅被神化為觀世音菩薩假形化俗，更與佛陀釋迦牟尼并比齊肩，被尊稱為劉薩訶、劉師佛、劉摩訶，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師，可視為佛教徹底中國化的重要標志性人物之一。他的預言神翼超群，引人入勝，深受家鄉及河西人民的擁護與愛戴。
人物生平
法門寺拜出佛祖舍利
有關大師的生平及其功業，據《梁書·諸夷傳》、《高僧傳》、《敦煌石窟全集》、《法顯傳》、《法苑珠林》等記載；一代高僧慧達大師生于東晉16國晉穆帝升平4年（公元360年），圓寂于北拓跋燾太延2年（公元436年），時年七十六歲，弘法四十余年。稽胡族（匈奴的別種），并州西河離石（今山西省離石）人。少年放蕩，曾從軍為梁城突擊騎將，鎮守襄陽市。三十一歲因酗酒昏死七日，醒后自言因殺生罪重，現了墮地獄眾苦之相，覺悟后深信因果無疑，并毅然于五臺山舍俗出家，法號慧達。南梁《高僧傳》記載他公元390年至397年梁安帝隆安3年先后在江南建業、丹陽、會稽郡、吳郡等地云游巡禮，因禮拜阿育王寺佛塔基時放光，感佛舍利、牙齒、頭發涌出，轟動了江南大地。此佛塔基亦現存唯一以阿育王命名的全國重點寺院浙江寧波阿育王寺（今阿育王古寺，有 涌現巖）。劉薩訶在江南活動第一個地方是建業長干寺，據說他在寺中見佛塔基座發出翼光，于是在基座下掘出佛舍利、指甲和頭發，他認為該塔是公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建造的八萬四千佛塔之一。寺內供奉一尊金佛像，劉薩訶對此像禮拜甚殷，有一則靈翼的故事與出現佛像有關。佛像由佛身、圓光和蓮花底座三個部份組合而成，各部份來自不同地方，佛身是公元326-334年（晉朝咸和年間）丹陽尹高悝在長干寺附近張侯橋邊撈得，佛像背后刻有梵文，說此像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高悝用牛車載佛像經過長干寺的巷口，牛躑躅不前，任人鞭策不逾半步，人們又無法拉動牛車，只得放任牛車，牛即自行至長干寺，金佛像就地供奉在該寺里。銅蓮花座是長干寺附近的漁夫張僖世在海口市發現，送交縣衙，縣令寫表上奏，皇帝下旨將此座安在佛像足下，竟然契合。后來有五位印度僧人到此禮拜佛像，指出此佛像原有圓光，應找出來安在佛像上；果然，交州合浦縣（今廣西合浦）采珠人董宗之在海底發現佛像圓光。佛像身、圓光、銅蓮花座一合，即供奉在長干寺，東晉文帝敕令布施此像。
離開建業之后，劉薩訶住在會稽郡（今蘇州市）通玄寺三年，無日不虔誠世界十大清真寺內從水中浮出的石佛像。《高僧傳》有此故事記載；公元313年（晉朝建與元年）石佛在吳淞江飄浮。漁夫以為是海神，延請巫祝迎接，弄得風濤俱盛，巫祝和漁夫駭懼而返。當地道教徒以為此乃張道陵之像，再設蘸檀迎接，風浪如初。后來吳縣佛教徒朱應齋戒沐浴后和東林寺帛尼及佛教徒數人到吳淞江向石佛稽首歌唄，風浪逐靜。遠見兩石佛浮江而至，佛像背后有銘志，一名“惟衛”，一名“摩訶迦葉”。朱應等人立即雇船接還，供奉在通玄寺內。
最早歸國弘法度生
江南三地巡禮后，即毅然踏上了赴天竺（古印度）孤身取經求法的漫漫西行路，當大師只身行至于（今新疆和闐縣）“巧遇”著名高僧法顯、慧景及道整等，便一起共同前往取道西行。為救度無量的眾生脫離苦海，大師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以“寧可西行一步死，決不東還一步生”的頑強毅力，渡流沙、翻雪山、紅軍過草地，連數日水米未進，露宿嚴寒酷暑，加之虎狼之兇猛防不勝防，一日數驚焉！猶如九妖十八洞之險更為險要焉！真是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吃盡了人間苦，沿途因凍、病、為法捐驅數人。終于途經竭義、烏長、那揭、弗樓沙（今巴基斯坦）等十余國抵達印度。在北印度那揭羅曷國羅城（今阿富漢杰來拉拜之西）的小石岑佛影窟參禮了“佛齒和佛頂骨”。后取得了多部梵語佛經（譯出經律6部，共24卷），司馬德宗興元2年（公元409年），慧達大師與寶壇，僧景先于法顯等3年回國，竟又成了歷史上西行取經最早的歸國弘法者。（見《法顯傳》、《敦煌石窟全集》、《佛教東傳故事畫卷》）。慧達大師及其同行者，歷時整十年的取經壯舉，更重要的是開啟了中國歷史上赴印取經的先河！當之無愧地成為了舍身求法的“中國的脊梁”！
公元409-415年間，劉師佛取經回國后大宣圣教于家鄉石、隰、慈、丹、延、緩、威、嵐等八州，弘法度生六年，一時官民云集，普為感化，并爭繪其像，以為供養，附近八州民眾對他十分信仰。時至今日，本地仍流傳著在離石馬茂莊石佛寺（原龍興寺）內雕刻通高丈的大紅沙石佛，為其做紀念像的傳說。
大師于415年-436年再度西行敦煌市、武威郡等地直至圓寂共22年，才是他一生弘法度生的快車道。其中除流傳他以手推山，導洪救民等大量傳說故事，以及酒泉市城西古寺塑像，祁連山云轉寺坐禪窟等諸多遺跡，至今已為河西走廊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預言御容山石佛
劉薩訶一生備受家鄉及河西民眾崇拜，最大原因是他預言靈驗，莫高窟收藏大量有關他的傳說故事，河西各地亦發現大量有關他的文物和石刻：包括武威市博物館的“涼州御山石佛因緣記碑”，永昌縣城西北二十余里山崖有其預言，而后在北魏完成的御容山石佛；與御容山石佛有關的后大寺遺址和七里澗發現的石佛頭；御容山石佛事跡還被繪成武威郡瑞像，是漢地較早產生的瑞像，敦煌市瑞像畫本來自印度和金玉國。
御容山石佛出現的故事版本見于莫高窟五代第72窟南壁的“劉薩訶和尚因緣變相圖”，根據釋道宣所記，公元435年（北魏太延年間），劉薩訶到涼州番木郡（今甘肅武威以西一百七十公里處的永昌縣焦家莊水磨關），向御容山禮拜，大家不明所以，他就預言御容山的山崖將出現大佛像，若佛像完整，則天下太平，如其有缺，天下大亂。說完繼續西行，并于次年（公元436年）圓寂于酒泉城西七里澗。八十六年后有一天雷電大作，山崖震動，只聽一聲天崩地裂之巨響，石壁澗居然真的出現一尊高丈八的無頭天然大佛像。人們想起劉薩訶的預言，為了阻止中國大亂，立即為無頭大佛安裝石佛頭，但都是每放必落，不能成功。當時正是中國歷史上天災人禍最為橫行的南北朝時期。又過了三十多年，涼州七里澗（大師涅之地）出現發光的石佛頭，被送入佛寺供奉，再輾轉送到二百里外的御容山，安裝在無頭佛像上；竟身首壁合，儼然一體，即時靈光遍照，且一時國泰民安。四處傳來百姓稱慶聲，并在此修建瑞像寺。目前，該瑞像已被列為國家文物（佛頭則現藏于永昌縣博物館）。
北周武帝滅佛前，佛頭又無故跌落，無法安上，是公元574年北周武帝滅佛和北周滅亡的兇兆。果然不久，宇文邕下令禁止佛教，沒叫佛寺，充公寺產，強迫僧尼還俗，直至楊堅開皇初年提倡佛法，佛教再度復興，佛像于是又能身首合一。隋煬帝在公元609年到河西巡視，親臨瑞像寺燒香拜佛，下旨增修此寺，賜名為“圣容寺”，又御筆題額“圣容道場”，通令全國各地派人到御容山摹寫大佛真容，這是敦煌市最早產生的瑞像故事之一---涼州瑞像。中唐時期，御容山大佛瑞像與其他各地瑞像組合一起，描繪在第231、237諸窟的佛龕頂部。到了晚唐宋初的歸義軍時期，發展出第61窟和第98窟的背屏之后描繪御容山大佛的故事畫。李世民、李顯復不斷加封，為紀念劉薩訶的瑞像預言神奇，并正式賜改寺名為圣容寺。特別是唐貞觀18年，名聞中外的三藏法師唐玄奘于取經歸國途中，為仰慕先賢，曾專程赴本寺拜并講經三日。
策劃興建莫高窟
眾所周知，敦煌石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為中外歷代文化名人所傾倒與神往。據《敦煌石窟全集》、《文物》、《敦煌研究》、《文史知識》、《東方月刊》記載考證，慧達大師之所以對敦煌莫高窟影響很重要，由于他是繼樂尊、法良二大師首開（共一窟）之后，大規模策劃興建莫高窟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其中光他預言開鑿的就有299窟之多，為莫高窟最終成為世界最大藝術寶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僅唐代第203、300、323號窟，五代十國第61、72、98號窟等壁畫，就廣泛涉及了大師從出家、印度取經到河西弘法等各個時期，共達30多個方面的重要活動。又宋代第72窟西壁上除在顯著位置繪其獨身畫像外，還特別標明“圣者劉薩訶大和尚”字樣。從藏經洞文獻中，用絹畫、繡畫等藝術形式對他做了生動描繪（見英人斯坦因《千佛圖錄》第13、34圖等），更用大量文字，幾乎記錄了大師一生的全部事跡。總之，從慧達大師對興建莫高窟的重大文獻看，大師的確成為對敦煌影響最重要的曠世文化巨人。
于此，令人最痛心與惋惜的是，由于上世紀初，敦煌藏經洞遺書文獻被（英、法、俄、日等不法之徒）盜劫他鄉，大量珍貴資料現藏于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大英博物館等地，詳見法人保羅·伯希和《劫經目錄》。
可喜的是，2003年在印度參加世界國際宗教藝術建筑研討會議的離石師范白禮昌教授，從印度國際文化研究院意外帶回原敦煌藏經洞失佚的有關慧達大師（劉薩訶）的大量資料（復印件）。一時轟動了離石區，呂梁市兒女在驚呼，中國的釋迦牟尼出呂梁啊！
更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3月世界國際宗教藝術建筑研討會在印度召開時的“會徽”，竟采用了慧達大師預言的御容山無頭大石佛瑞像。難怪預言滅佛的劉薩訶名振四海、永存人間！難怪他被世人神化為觀世音菩薩假形化俗，更與佛陀釋迦牟尼并比齊肩，第二十二代宗師，佛教徹底中國化的標志性人物，也難怪他所預言御容山大石佛瑞像的神奇與佛的能力無翼，故被尊稱為劉薩訶、劉師佛、劉摩訶而流芳千古！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