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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時代（英文：Victorian era），指1837年到1901年維多利亞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在位期間英國社會所處的時代。維多利亞時代后期是英國工業革命和大英帝國的鼎盛期，與愛德華時代一同被認為是大英帝國的黃金時代。

在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時期，英國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進程，實現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多方面的變革，逐步走向現代化。1832年議會改革之后，英國又經歷了憲章運動、議會改革，民主政治、政黨政治漸臻成熟，君權不斷虛化，議會力量不斷增強。到維多利亞時代末期，成年男子基本上享有了人們為之斗爭已久的選舉權。經過工業革命的發展，英國積聚了巨大的財富，隨著《谷物法》《航海條例》的廢除，使英國資本主義進入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1851年的世界博覽會對英國經濟發展成果做了展示。同時，工業革命也帶來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中產階級、工人階級不斷崛起，工人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也相繼展開，各個階層都為自己的權利而奮力爭取。伴隨著財富的迅速積累，各種社會問題紛紛顯露，女王陛下政府在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也進行了社會改革，通過了一系列的社會立法來保障人民利益，維護社會穩定秩序。維多利亞時代出現眾多代表性作者和文學作品；人民宗教信仰虔誠、崇尚科學、重視家庭；建筑具有時代特征；維多利亞時代科學發明浪潮洶涌澎湃，維多利亞人信仰科學進步，對于工業革命充滿了樂觀和信心，汽船的出現使得運輸和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興旺，四通八達的鐵路交通貫穿東西南北；在英國在“炮艦外交”思想的指導下，積極進行海外拓殖，最終建立了大英帝國。維多利亞時代，變革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基調，英國逐步邁入現代化工業國家。

學者錢乘旦和許潔明在《英國通史》專著中評價維多利亞時代“在經濟上高度繁榮，在文化上光輝燦爛，是英國歷史上值得稱頌的一個時代”，認為“它以開放的改革精神把英國推向現代社會，達到了高度發展的頂峰”。英國學者肯尼思·O.摩根則評價“骯臟和喧鬧，是維多利亞時代城市的特征”。

時代背景

政治背景

王權削弱

英國在“光榮革命”后，其君主立憲制建立起來，國王雖然成為立憲的君主，但仍然有相當大的行政權力。此時，貴族也分成兩個集團，一個是輝格黨集團，一個是托利黨集團。輝格黨代表最大的土地貴族及商業與殖民利益，托利黨代表地方鄉紳，是鄉土利益的代言人。在英國，從18世紀80年代起即出現托利黨的持續執政，一直維持到19世紀30年代。此時，國王的權力則主要表現在操控議員、任命稅官和其他官員的能力上，貴族院的貴族理論上由國王任命，而通過自己控制的“口袋選區”（被一人或一家族所操縱的國會議員選區），國王還可以挑選下院候選人并使其當選議員。1782年，在輝格黨的主導下，下院通過了三個限制王權的法案：《伯克法》（Burke's Act）廢除了政府和王室對閑職的任命，更加嚴密地監督王室使用經費（Civil List）；《克魯法》（Crewel's Act）禁止由王室提名的財政官員擔任議員；《克拉克法》（Clerk's Act）禁止政府承包商擔任議員。這些立法解除了國王通過恩惠拉攏議員及政府官員的手段，英國王權受到極大的削弱。

同時，國王的私生活也受到政府的干預。喬治四世還是威爾士親王的時候，于1785年與菲茨赫伯特夫人（Maria Anne Fitzherbert）結婚，由于菲茨赫伯特夫人是羅馬天主教徒，因此根據1772年的皇家婚姻法（The Royal Marriages Act1772），該婚姻無效。在家庭的安排和壓力之下，喬治與表妹卡洛琳（Caroline of Brunswick）在1795年結婚，但卡洛琳后來多半時間在意大利生活。1820年喬治三世去世，喬治四世應繼英國王位，卡洛琳回英國要求成為王后，被喬治四世拒絕，引起巨大的政治風波，即“王后事件”。喬治四世要求政府制定法律剝奪卡洛琳的王后頭銜，但未能成功；喬治四世又以解散內閣相威脅，也未能奏效，王權式微。

第一次議會改革

1830年喬治四世逝世，海軍出身的新國王威廉四世繼位，他讓托利黨派的威靈頓公爵出任首相，但已無法使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其獲得下院多數支持。此時，議會腐敗嚴重，各界要求改革的呼聲強烈。1830年11月15日，部分托利黨人和輝格黨共同投票反對政府，次日，威靈頓政府宣布倒臺，輝格黨領袖格雷伯爵組成政府。1831年3月1日，輝格黨在下院公布議會改革方案，遭到工人階級全國同盟和托利黨的頑強抵制，托利黨利用它在上院的多數卻否決了法案。與此同時，民眾自發地游行示威，攻擊反改革的保守黨黨。1832年4月，輝格黨法案第三次在下院通過，但未能得到威廉四世國王支持，輝格黨政府集體辭職。惠靈頓奉命組織政府，又引發人民大規模抗議。迫于來自人民的壓力，5月15日，威靈頓交回組閣委任書。5月18日，國王立下書面保證，表示愿意冊封任何數目的改革派貴族，強使上院通過改革法。當日晚，格雷伯爵恢復首相職。隨后，上院開始審議改革法案，托利黨退出會議，法案順利地獲得通過。6月7日，改革法由國王簽署，正式生效，第一次議會改革成功。改革法把英國的選民數從48.8萬增加到80.8萬，從人口總數的大約2%增加到3.3%。中等階級的多數獲得了選舉權，工人階級則被排斥在改革成果之外。

1834年5月，議會曾就《愛爾蘭捐稅法案》一事展開辯論，內閣出現嚴重分歧，格雷政府集體請辭。由于政府一直在愛爾蘭事務上出現分歧，格雷終在1834年7月8日向威廉四世提出辭呈，梅爾本子爵成為接任人。1834年，威廉四世又不顧輝格黨在下院擁有的多數席位而動用國王特權解散了梅爾本政府（First 墨爾本 Ministry，又譯墨爾本政府），執意讓托利黨組建少數派政府。然而在1835年大選中，輝格黨獲得了113個議席多數，托利黨的皮爾政府被迫辭職。在英國歷史上，這是國王第一次無法運用自己的影響力組建政府，梅爾本政府也成為最后一個被君主解散的政府。此后，英國君主不再解散擁有下院多數席位的內閣，政府得以建立在穩定的議會多數的基礎上，政治上也趨于保守方針。

社會背景

18世紀上半葉，英國農業經歷了巨大變革，在英國許多人把它稱為“農業革命”。農業革命的發動者是大土地所有者，他們因圈地運動而集中了土地，有條件進行集約經營。農業革命的手段是改良土壤、培育良種、采用新的耕作方法、使用新工具、開鑿溝渠、灌溉排澇等。農業革命發展了農業，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增長了英國的財富，同時也培植了貴族和鄉紳的經營意識，使他們以市場為目標進行生產，并努力賺取利潤。隨著全社會的謀利追求，18世紀下半葉，英國開始工業革命。此時，英國手工業生產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為英國提供了大量資金，這種生產方式也被稱作是“原工業化”。

工業革命首先表現為生產工具的改變，珍妮紡紗機、水力紡紗機、梳棉機、繞棉機、動力織布機等先后出現，英國工業支柱紡織業成為實行機械化速度最快的行業。除了工具的改造、機器的出現、人造動力的運用之外，工業革命還引發許多新技術，形成技術革命的第一次集中爆發。18世紀初，英國開始出現交通改良。1760—1774年議會批準了452項筑路申請，到1800年已建成1600條公路。英國的內陸交通大為改觀，19世紀初，從倫敦出發的驛車駛往全國，公路能連接大小城鎮。與公路同時興起的是運河，其目標是改進內河運輸。為發展航運，1761年，英國開鑿了第一條內陸運河，從沃斯利到曼徹斯特，全長10.5英里。到18世紀末，英國已經有4000英里的內陸水道，僅90年代就開鑿42條新運河，耗資650萬英鎊。運河連通了全國幾乎所有的重要河流。

1769年，喬賽亞·韋奇伍德開辦埃特魯利亞陶瓷工場，在場內實行精細的勞動分工；1771年，阿克萊特在克萊普頓建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工廠”，“工廠化”成為工業革命的重大變化；1814年，喬治·史蒂文森建造了第一臺用蒸汽作動力的鐵道機車，可以在鐵軌上運行；1825年，第一條“鐵路”在斯托克頓和達林頓之間開通；1830年，曼徹斯特到利物浦的鐵路投入使用，由喬治·史蒂芬遜設計的“火箭號”機車作動力牽引，時速達到29英里；1831年，英國經濟各部門的收入為農林漁牧業7950萬英鎊，工礦建筑業11710萬英鎊，商業運輸業5900萬英鎊，地產房租2200萬英鎊，英國已基本上成為工業國。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社會階層出現了工廠主階級和工人階級。

時代人物

維多利亞女王

1837年，威廉四世去世，他的侄女、喬治三世18歲的孫女維多利亞（亞利山德拉·維多利亞，Alexandrina Victoria）于同年6月20日成為女王。維多利亞統治時期一直延續到1901年1月22日她逝世為止，歷時63年零7個月，是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僅次于伊麗莎白·亞歷山德拉·瑪麗·溫莎女王的君主。在此期間，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徹底鞏固，國王成為完全的“虛君”。加冕之初，由于缺乏政治經驗，政務幾乎完全由受輝格黨首相梅爾本掌控，維多利亞女王也受到輝格黨的強烈影響。但因為梅爾本政府未能應對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并且在1839年的《牙買加政府法案》（The Jamaica Act of 1839）上遭受挫敗，被迫辭職；維多利亞女王遂請保守黨政黨領袖皮爾出面組閣。皮爾希望進一步打擊輝格黨，于是要求女王解聘自己身邊的幾位輝格黨侍女，遭女王拒絕，造成所謂的“寢宮危機”（Bedchamber crisis）。在這次危機中，皮爾最終未接受女王的組閣邀請，梅爾本重新回到首相位置。

1840年2月，維多利亞女王與阿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結婚。阿爾伯特是維多利亞的表兄，婚后，阿爾伯特實際成了女王的私人秘書。受阿爾伯特影響，女王在公開場合表現出超黨派姿態。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有9個子女，他們的家庭生活被視為19世紀中等階級家庭的楷模。1861年阿爾伯特去世，維多利亞女王在以后近10年時間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在女王后半段君主生涯中，她支持謹慎的改革和帝國政策，并作為立憲的君主超脫于黨派政治之外。政治學家巴奇霍特認為，女王在國事中發揮的作用是“接受咨詢，給予支持，提出警告以及不參與政務。”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期間，英國進入國富民強的鼎盛時代。維多利亞女王是第一個以“大不列顛與愛爾蘭聯合王國女王”和“印度女皇”名號稱呼的英國君主。維多利亞在位時期也因此被稱為“維多利亞時代”。

時代變革

變革前奏

反谷物法勝利和自由資本主義興盛

1832年議會改革后，英國自由貿易的問題日益突出。隨著工業革命完成，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工商業資產者愈加要求得到完全徹底的自由貿易。而掌握政權的大地主則用政權的力量來保護其土地利益，反對完全的貿易自由，主張保留國家對經濟的隨意干預，其典型表現就是“谷物法”。谷物法是一個古老的法律，中世紀就已存在。早在1815年時，英國議會通過一項谷物法，規定在小麥價格未達到每夸特80先令時，不準進口外國糧食。人為地抬高糧食價格，社會各階層都因此受到損害，只有地主階級從中獲利，人民將其稱作是“階級的立法”。后于1828年，威靈頓曾迫于黨內壓力修改了谷物法，將其按國內小麥價格的高低來制定浮動進口稅，但這并沒有消除工廠主的不滿，相反，在1832年改革之后，他們發動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要求取消谷物法。

1836年，倫敦一批激進派議員成立“反谷物法同盟”。1838—1839年，曼徹斯特的工業家繼續推動反谷物法。在他們的領導下，反谷物法運動成為一個涉及面廣泛的群眾運動，主要參加者是各地工廠主，大批工人也卷入其中。反谷物法同盟利用群眾斗爭的方式制造政治壓力，其常用的手段是：出版書刊、小冊子，散發傳單，召開群眾會議，進行宣傳演說。反谷物法同盟的斗爭使自由貿易學說得到更廣泛的傳播。1841年，保守黨黨內持自由主義觀點的領導人羅伯特·皮擔任首相，開始領導托利黨向自由貿易方向轉化。1845年，愛爾蘭發生大饑荒，成百萬人被餓死，更多的人流落他鄉。當時，解救災荒的唯一辦法就是放開糧價，讓外國糧食自由進入英國。1846年，議會廢除了該谷物法，自由貿易的原則樹立。1849年，已實行幾百年的《航海法》被廢除，表明自由貿易的原則被徹底認可。1852年議會發表一項原則聲明，稱自由貿易是英國的國策。英國由此而進入自由資本主義的鼎盛期，維多利亞時代也成為自由貿易的全盛時代。

憲章運動

在資產者為自己的利益而斗爭時，未在第一次議會改革中得到利益的英國工人階級也在爭取自己的權利。早在19世紀30年代初，英國就發生過手工工匠發行無印花的工人報紙、托利黨鄉紳領導的十小時工作運動、反濟貧法運動，工人階級利益訴求日益強烈。1836年，倫敦工匠成立組織“倫敦工人協會”，其領導人是威廉·洛維特。1837年2月，倫敦工人協會提出六條綱領，要求對議會進行新的改革。5月，倫敦工人協會的6名領導與議會中6名激進派議員會談，把這些要求寫成了議會法案的形式，不久以后，起草了一份法律文件，稱為《人民憲章》。《人民憲章》在1838年5月公布；同月21日，格拉斯哥召開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集會，要求實行《人民憲章》，參加者超過20萬人。憲章運動的目標是徹底進行議會改革，使議會真正代表人民。憲章運動的綱領集中體現在《人民憲章》中，其中六項要求是：實行男子普選權；每年舉行一次議會選舉；實行平均的選區，每個選區選民數應該相等；議員領取薪金；取消議員的財產資格限制；實行無記名投票。

憲章運動的骨干力量是正在消失的手工工人，希望通過政治變革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1840年7月，“全國憲章派協會”成立，設三層組織，包括中央、地方（郡）和基層三級，每一級都有各自的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由各自所轄委員會選舉產生。1841年3月全國憲章派協會實行改組，它取消了郡一層組織，在中央設總委員會，由各地區分會直接派代表組成，而代表由本地會員選舉產生，成為英國第一個全國性的工人政治組織。其斗爭方式，包括征集簽名、提交請愿書、大規模的群眾集會與游行、出版、辦報紙、散發小冊子、指派宣傳員到全國各地宣傳鼓動、召集全國性的代表大會等。同年，憲章派指定12名候選人參加議會大選；1847年它選出了第一位“工人”議員，即運動的公認領袖費格斯·奧康諾。工人運動直接參加議會選舉成為憲章運動的重要變革。1848年，4月10日，憲章派在倫敦泰晤士河南岸的肯寧頓公地召開盛大的群眾集會，參加大會的大約有15萬人，成為憲章運動中最后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此后，憲章運動由于其全國性領袖之間的分歧越來越深刻，與1858年最終結束。

全面變革

議會深化改革

1832年議會改革后，輝格黨宣稱改革已經到頭，再進行改革就會損害英國的國體。但憲章運動改變了許多人的看法，其中包括部分上、中階層人士。在中等階級中約翰·布萊特成為新的改革的鼓吹者，在上層人物中，羅素勛爵則一再提出改革的主張，他在擔任首相時（1846—1852年）就開始倡導新的改革，后來又在1853年、1860年幾次提出改革動議。在保守黨黨方面，此時已演變為保守黨，其新的政治領袖本杰明·迪斯雷利于1859年也提出改革方案。1865年，新的改革形勢出現，羅素勛爵第二次出任首相，原先的皮爾派威廉·格拉斯頓投奔自由黨，成為黨在下院的領袖。格拉斯頓是新一代的政治領袖，他在政治上信奉完全的自由主義，使得輝格黨完成向自由黨的轉變。1867年，保守黨領袖本杰明·迪斯雷利與自由黨改革派結成同盟，推進第二次議會改革，他提出第二個保守黨改革方案，其內容大為激進。第二次議會改革擴大了選舉權，工人階級的主體都得到了選舉權，被排斥在外的是兩大職業集團：礦工和農業工人。

1884—1885年，格拉斯頓第二次組閣時進行了第三次議會改革。第三次議會改革后基本上實現了成年男子普選權，工人階級最基本的要求成為現實。這次改革還重新劃分了選區，原來的城鎮和農村選區大體上取消，按人口比例重新劃定選區界限，并實行單選區制，即一個選區只選出一名議員。這個措施使憲章運動的第二個要求也達到了，即選區的選民數基本相等。憲章運動的第三個要求于1872年實現，開始實行無記名投票。隨后又取消了議員的財產資格限制，1912年議員開始領取薪金。經過70多年的演變，《人民憲章》的要求基本實現，維多利亞時代成為一個變革的時代。

文官制和軍隊改革

隨著議會制度不斷變革，英國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在進行。1853年發表的《關于建立常任英國文官制度的報告》（即《諾斯科特——屈維廉報告》）為建立現代文官制繪制了藍圖。1870年的樞密院令以此為藍本建立文官制，規定以考試和業績作為文官錄用和晉升的依據。文官制的建立糾正了政黨政治中政治分贓的弊病，同時也使國家政策有連續性，不因政府變遷而中斷行政過程。與文官改革同時的是軍隊改革，在這方面最主要的變化是取消買賣軍階的習慣，而把軍功作為晉升的唯一標準。因這項改革觸犯了貴族的利益，上院于是拒不批準改革方案，政府只好以國王令狀的形式加以頒布。

地方政府改革

同時，英國地方政府也開始進行改革。迄至19世紀為止，地方政府基本沿用中世紀的殘存制度，沒有規范形式，職責也各有交替，“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區別混亂，像曼徹斯特、利茲這樣一些新興的工業大城市在行政上屬鄉村治安法官管理，老薩勒姆等衰敗地區則是城市歸屬。19世紀80年代，英國開始進行地方政府改革，調整原有的行政劃分，建立一個三層結構的地方政府體系，最高一層是郡（包括郡級市和倫敦都市區），中間一層是市、鄉和非郡級市，最基層是教區。每一層管理機構都設有民選議會，即保持原有的自治傳統，又適合現代民主制。

司法改革

1873年的《司法權法》是英國現代司法制度的基石，該法統一了從中世紀遺傳下來的混亂的司法體系，設一個最高法院，下分高等法庭和上訴法庭兩個庭。高等法庭又分三個審判庭，即大法官庭、王座法庭和遺囑、離婚與海事庭。此法原打算將上訴法庭的判決作為終審判決，但幾年后進行了修改，讓議會的上院繼續發揮最高上訴法院的作用。

社會改革

19世紀下半葉，女王陛下政府用立法手段糾正了工業革命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本杰明·迪斯雷利任首相的6年（1874—1880年），作為保守黨的領袖，迪斯雷利繼承了過去托利黨與工廠主階級持對抗態度的一些傳統，對工人的不幸表示同情。他主張保守黨扛起社會改良的大旗，在工人中培植保守黨的選民，即所謂的“新托利主義”。在他任首相期間，保守黨政府通過了《公共衛生法》（1875年）、《工人住宅法》（1875年）、《工廠與工作場所法》（1878年）這樣一些與工人福利直接有關的社會立法，對工人的生活條件、勞動環境、工作時間等進行規范。他還廢除了自由黨政府在1871年制定的限制工會活動的立法，讓工會獲得完全的法律地位。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政策為保守黨爭取到大批工人選民，在工人階級大多數獲得選舉權之后，保守黨仍能得到近40%的工人選票。

1847年，議會通過《十小時工作制法》，對紡織廠中的女工童工實行10小時工作日制度。這以后限制工作時間和規范勞動條件逐漸為兩黨所接受，并成為兩黨立法的重要內容。1901年，在保守黨領袖索耳茲伯里侯爵任首相時期，議會通過另一項《工廠與工作場地法》，把過去半個世紀中有關工廠問題的立法匯總為一項法律。至此，工業革命中出現的勞動條件惡劣、工作時間長、工傷事故多、勞動沒有保障等最嚴重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得到緩解。

自由黨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方面。自由黨奉行“自由貿易”，主張實行“自由放任”，不愿用立法手段來干預經濟運行。其比較關注工人的政治權利，在自由黨的推動下，議會一再實行擴大選舉權的改革。為了爭奪工人階級選票，兩黨競相爭取改革。1833年，輝格黨政府制定第一個《教育法》，規定國家每年撥款2萬英鎊資助初等教育。這是國家第一次對教育領域進行干預。1870年，自由黨政府決定統一全國的教育制度，這一年的《教育法》規定由地方政府建立學校董事會，負責籌建并管理公立學校。公立學校的經費由國家、地方政府和家長分擔，各地可根據情況規定5—13歲的兒童必須上學。這項教育法為英國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教育體系打下了基礎，但由于宗教信仰分歧，教育問題也長期影響著英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兩黨輪流執政

19世紀下半葉兩黨競相改革，在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指導下，兩黨已沒有實質性差別。在政治上出現兩黨輪流執政的現象，尤其以格拉斯頓和本杰明·迪斯雷利交替上臺為特色。50年代末期開始，迪斯雷利三次執政（1858—1859年、1866—1868年、1874—1880年），格拉斯頓則四次出任首相（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1892—1894年）。迪斯雷利去世后，索耳茲伯里侯爵接掌保守黨，于1885—1886年、1886—1892年、1895—1902年三次出任首相。但自由黨和保守黨輪流執政的態勢不變，直至1905年維多利亞女王去世。

時代概況

疆域及人口

維多利亞女王登基時，除了英國，大英帝國的統治區域大約有八百一十一萬四千零三十五平方英里，人口大約九千六百萬人。維多利亞女王去世時，除了埃及和蘇丹兩地，大英帝國的疆域擴大到一千二百一十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平方英里，人口增長到約兩億四千萬。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期內，大英帝國的版圖面積增加了近四百萬平方英里，人口數量增長了約一億二千四百萬。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大英帝國擴張的領土主要來自非洲和印度。在新增加的約四百萬平方英里的領土中，超過三百萬平方英里的領土來自非洲，七十萬平方英里的領土在印度和緬甸，剩下不到三十萬平方英里的領土分布在亞洲其他地區和世界其他角落。印度和緬甸境內大約一億一千萬人口成為維多利亞女王的臣民。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期間，除去印度、埃及和蘇丹三地，宣布效忠英國君主的人口據估計是一千四百萬人。

經濟

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達到強盛的頂峰，其工業生產能力比除其之外全世界的總和還要大，它的對外貿易額也超過其他國家。1851—1881年，英國經濟持續增長，國民生產總值從5.23億英鎊上升到10.51億英鎊，1901年再上升到16.43億英鎊。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產值從24英鎊上升到36英鎊，再上升到53英鎊，上升一倍多，而人口的總數卻大大增加。19世紀下半葉的50年中，國民生產總值按2.5%—3.3%的年率增長，人均增長率在1.3%—1.9%之間。經濟的增長是持續的；盡管有周期性經濟危機穿插其間，但其總趨勢卻是增長。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文化中的保守傾向阻礙了英國工業的不斷更新，英國工業領袖地位開始喪失，這一時期美國和德國則增速較快。以國民生產總值為例，在1880—1890年的10年中，英國年增長率為2.2%，德國2.9%，美國4.1%。1890—1900年期間，英國和德國增長率均為3.4%，美國3.8%。至1900—1913年，英國平均年增長率為1.5%，德國3.0%，美國3.9%。1880年，英國占全世界制造品出口總額中的40%以上，1899年降至32%。同一時期中，德國的份額從19.3%上升到22.2%，美國的份額從2.8%上升到11.2%。1913年，英、德、美三國家在制成品出口總額中的比例為29.9%、26.4%和12.6%，英國相對的下滑趨勢明顯。但總體上，英國保持了經濟增長的態勢，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1851年，阿爾伯特親王建議舉辦一次展覽會來展示英國的工業成就，5月1日萬國工業博覽會開幕，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場國際性的產品展覽。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出席了博覽會的開幕式，當時在海德公園為展覽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玻璃結構水晶宮，建筑使用了550噸鍛鐵，3,500噸鑄鐵，30英里的排水溝，202英里的窗框和超過600,000英尺的木地板。該建筑長 1851 英尺，最寬處為 456 英尺，占地約 19 英畝，覆蓋在不到 900,000 英尺的玻璃中，因此得名“水晶宮”。社會各界開始用“維多利亞時代的”來表達當時的時代特色。維多利亞時代發展并保持了英國富庶的特征，直至時代結束。

軍事

維多利亞時期，軍事上在“炮艦外交”思想的指導下，積極進行海外拓殖，先后發動過克里米亞戰爭、對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與阿富汗的戰爭、鎮壓印度民族大起義、新西蘭戰爭、與阿散蒂的戰爭、進攻阿比西尼亞、祖魯之戰、布爾戰爭、侵占埃及等戰事，其中又以克里米亞戰爭和鎮壓印度民族起義影響較大。

克里米亞戰爭

19世紀中期，歐洲列強之間的霸權爭奪日益激烈。當時的奧斯曼帝國正處于衰落的邊緣，成為各個列強爭奪的焦點。俄羅斯帝國帝國主義政策引起了英國和法國的警惕，英法擔心俄羅斯會威脅到他們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利益。1854年，英國和法國聯合組成的聯軍入侵了克里米亞半島，并成功攻占了塞瓦斯托波爾港。此后，聯軍繼續向內陸推進，并于1855年攻占了克里米亞半島的首都辛菲羅波爾。在這個過程中，聯軍與俄羅斯帝國的軍隊進行了多次激烈的戰斗，雙方都付出了較大代價。最終，英法聯軍攻占辛菲羅波爾，俄羅斯帝國被迫簽署了《巴黎和約》。此戰爭加速了英、法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崛起。

印度民族起義

19世紀上半期，印度完全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極力把印度變成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激起農民和手工業者的極大仇恨。英國在印度實行兼并封建主領地的政策，引起許多當地貴族的不滿。1849年英國吞并旁遮普省以后，取消20萬印度雇傭兵（也稱作“西帕依”）的特權，又激起印度雇傭兵的不滿情緒。早在1856年，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教徒就在廣大城鄉進行各種形式的反英宣傳。從1857年2月到4月，軍隊起義事件不斷發生。5月11日，起義者進入德里，當地的印度人加入反英運動，攻擊德里皇宮，殺掉5名英國人并要求居住在當地的莫臥兒帝國皇帝穆罕默德·巴哈杜爾·沙復位。起義者占領古都德里，激發了各地起義的迅速發展。當地年輕的拉克希米·葩依拉克希米·巴伊于6月領導人民起義。起義波及北印度和中印度廣大地區，中心是德里、坎普爾、勒克瑙。因巴哈杜爾·沙二世周圍的封建貴族反對巴克德·汗，致使起義軍失去統一指揮。9月德里陷落后，巴哈杜爾·沙二世投降，后被囚在仰光。1858年6月，詹西女王拉克希米·巴伊犧牲，英軍在坎普爾對印度雇傭兵進行了嚴厲報復，起義失敗。

社會

階級差異

在維多利亞時代，財富的分配始終不均，貧富對比較為明顯。貴族宮殿式的莊園公館和農人破敗的茅屋草舍、工廠主舒適的生活享受和失業工人絕望的生存掙扎之間對比明顯，人們的生活水平相差較大。19世紀上半葉，處于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社會相對困頓，存在底層人民餓死、凍死、病死的現象。流浪漢、失業人員，底層工人在街頭睡覺則會被驅趕毆打，許多無家可歸者需花錢寄宿于教會提供的庇護所。1859年，倫敦雜志《建筑商》的編輯兼住房專家查爾斯·戈德溫參觀了倫敦的一個貧民窟，發現貧民窟的建筑處于年久失修，不適宜居住。長時間的工作時間、低廉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成為工人們的普遍經歷。

到19世紀70年代以后，反差現象開始有所緩解，兩黨都采取措施，努力改變工人的生活狀況。在維多利亞時代后期，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有明顯的改進，生活水平明顯好轉。但工人的生活仍然艱苦，工作沒有保障，勞動強度很大。維多利亞時代，貴族是社會的上層，土地仍是最重要的財富。財產、地位、社會聲望等仍然出自土地，最大的地產仍是國家最富有的私人財產。據1873年一項統計，全國4/5的土地歸7000個大地主所有，他們占全國人口的0.03%還不到。至19世紀末，地租收入仍占國民總收入的大約12%；相比之下，工資總收入不到50%。

貴族在政治上也占上風，盡管中等階級已參與掌權，工人階級也逐步獲得了選舉權，但貴族和地主出身的議員在議會里一直占多數，到世紀之末才開始有所改變。每一屆政府中貴族出身的大臣總是多數，真正從中等階級家庭出來的政治人物盡管逐漸增多，卻仍抗衡不了貴族的優勢。文化方面貴族的影響深遠，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有一種向上流社會看的風氣，下層模仿中層，中層追隨上層，貴族的價值起表率作用，而維多利亞女王又是這種表率的典范。但中等階級的價值觀也在不斷的勝利之中，“政治經濟學”和功利主義變成了國家的正統學說，自由主義則更被社會所普遍接受，維多利亞時代成為自由主義時代的鼎盛期。

中等階級在19世紀一直呈上升趨勢，他們有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居住在地段好的街區或郊外，周圍都是中等階級居民。中產階級家中有較好的擺設，有藝術品點綴其間，家里雇傭有女仆是中等階級的標志。他們的妻子不能外出工作，否則就要遭受非議被，子女要接受教育，一般要在語法學校讀書，畢業后出去獨立謀生，去經商、當律師或做其他工作。19世紀，中等階級的隊伍始終在擴大，財富也在增加，處在社會的中層。

女權運動

維多利亞時代，上層社會婦女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也有許多出頭露面的機會；下層勞動者婦女必須外出工作，否則生活困頓，因此勞動婦女也有比較獨立的人格；中產階級婦女則多為丈夫的附屬，缺失社會功能和獨立性，因此婦女解放運動也由中產階級婦女開始。英國女權運動于1859年被組織起來，由中產階級女性組成，為女性爭取適當的教育和就業機會。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是英國婦女解放的先驅，她曾率領一支救護隊赴克里米亞戰場工作，其表現贏得稱頌，也為中等階級婦女走出家門做出了表率。到19世紀末，婦女外出工作已很普遍，出現了不少女教師、女醫生，甚至還有婦女擔任濟貧委員會的委員，參加地方事務的管理。但19世紀仍是英國婦女地位較為低下的時期。英國直到1918年才賦予女性選舉權。

觀念保守

維多利亞時代對性采取壓抑的態度，在公開場合不可談論它，性快樂被看成是邪惡的表現，女性尤其不能有性的要求。但在事實上，性道德經常被破壞，尤其在男子方面更如此。上層人物常有情婦，工廠主則可以占有工廠女工。底層人民的性關系通常比較隨便，在工業革命中更是有所放開，娼妓的數量較多。維多利亞鼎盛期對性的態度是最嚴格的，到19世紀末則逐漸松弛，有關性生活的書可以在市場公開買到，避孕器也可以公開出售，使性關系變得比較開放。

出生率和人均壽命

維多利亞時代對家庭看得很重，家庭是這個時期道德的基礎，多生子女則是一個完善家庭的象征。世紀中期一個英國家庭的平均人口是4.7人，與17世紀大致相等。在19世紀60年代，家庭的均人口提高到6.2人。在每8個家庭中，有一兩個孩子的家庭在只占1個；而有10個以至更多的孩子的家庭，則在每6個家庭中就有1個。至1875年前，出生率穩定在35‰左右。維多利亞女王自己就有9個孩子，中等階級家庭也以多生育為榮耀。1875年到1880年期間出生率開始下降，并且在直到20世紀初，約為24‰左右，19世紀最后10年，家庭的平均人口數降為4.3人。在1851—1901年間，英國總人口從1690萬上升到3080萬，增長80%以上。同時，至19世紀末，英國人的平均壽命則從男人40歲和女人42歲分別提高到44歲和48歲。此后到1911年人口普查時，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也有顯著的增長。

運動與娛樂

由于嚴肅的性格，維多利亞女王不贊成過度參加體育運動，并且認為許多流行的體育運動過于吵鬧。不過，維多利亞女王承認高爾夫球的魅力，認為這是一項新穎的體育運動。維多利亞時代，體育便明確的承擔起道德的重任。運動員出現的道德過失，會被認為是整個體育界乃至社會的災難。英國公立學校中，通過體育教給男孩們所有統治國家時所需要的“男子漢”的品德：正直誠實、團隊合作精神、忠于事業。

到了19世紀80年代，旅行已經開始成為一種休閑活動，許多人在新設立的公共假日參加個人或公司組織的海濱之行。布萊克浦(Blackpool)、莫克姆(Morecambe)、士嘉堡(Scarborough)、紹森德(Southend)、伊斯特本(Eastbourne)、波多貝羅(Portobello)等度假勝地應運而生。90年代，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試多以徒步和騎自行車俱樂部的形式，組織去鄉村旅行。

發展慈善

維多利亞時期，受宗教及道德觀念影響，在農村，地主為其佃戶提供食宿；在城鎮，新醫院、孤兒院和收容所大量出現。到19世紀中葉，隨著“皇家動物保護協會”（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1824）的成立，慈善關懷已經擴展到動物身上。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慈善事業超過了同期其他歐洲國家。但這一時期其慈善具有雙面性，因為其受助者需要經過仔細的資格篩選，往往使得受助者被動處于社會從屬地位。到19世紀末，一些慈善種類的國家年金得到了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支持。

宗教信仰

維多利亞時代，宗教在維護道德的嚴肅性方面發揮很大的作用，19世紀人民信仰較為虔信，人們對宗教有真正的信仰。科學家也信仰宗教，進化論的支持者也是宗教的信仰者。福音主義是19世紀宗教的主流，但牛津學派則在后半世紀興起。牛津學派主張恢復宗教的正統性，提倡比較正規的儀式和更加嚴格的教義。這些主張使國教向更加接近天主教的方向發展。介于福音主義和牛津學派之間的是“廣教派”，主張教派寬容的思想，希望各種教義能夠兼容，廣教派體現著自由主義的時代特色。

科技

19世紀是英國科學成果集中涌現的世紀，也出現了許多新事物和新材料。19世紀30年代，喬治·巴克斯特（George Baxter）和查爾斯·奈特（Charles Knight）發明了通過木刻版來添加顏色的工藝。巴克斯特于1835年為他的“巴克斯特工藝”申請了專利，該工藝是將凹版的中心版和多個木刻版結合在一起。作為裝飾，它被運用在當時廣泛流行的巴克斯特彩印畫中，使得當時家庭里墻壁的空間都被充分利用。又如在1842年從馬來西亞帶進來的杜仲膠，還有在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前一年發明其工藝過程并于1840年商業化了的“鍍銀餐具”。1840年5月6日，由英國人羅蘭.希爾爵士發明的世界上第一枚郵票——黑便士（PENNY BLACK)正式開始使用，與“黑便士”同時使用的還有“藍便士”（面值兩便士的藍色郵票）。從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它加劇了當時已經存在的對宗教的懷疑，震動了科學界以及宗教界的基要主義者和福音派人士。

與此同時，英國科學家在多個領域都做出重要貢獻。維多利亞時代，醫學理論得以發展，并創造了全新的治療手段。1847年，維多利亞女王的醫生詹姆斯?楊?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開始在他的產科學實踐中使用三氯甲烷，在短時間內成功實施了多例氯仿分娩鎮痛，現代意義上麻醉藥出現，推動了外科手術的發展。而機械發明的迅速發展使得勞動效率不斷提高和改善。其它比如約翰·道爾頓在原子理論方面，用原子理論解釋無水鹽溶解時體積不發生變化的現象，率先給出了容量分析法原理的描述；邁克爾·法拉第在電磁學方面，他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并進而得到產生交流電的方法并發明了圓盤發電機，成為人類創造出的第一個發電機；J.P.焦耳在熱力學方面，測定了熱和機械功之間的當量關系，推斷了蒸汽機的發展等等。崇拜科學是當時社會的風尚，普通百姓也相信科學的偉大，力圖用科學的方法思考問題。

建筑

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筑規模宏大、裝飾華麗，建筑都是以能夠長久保存為目標而建造。政府大力進行公用事業建設，包括鋪設下水道、凈化用水和鋪設道路以及安裝照明設備；繼而建造浴池、圖書館、公園、博物館以及天然氣、電力供應等市容工程；重新修數以百計的中世紀大小教堂。1874年，在伯明翰市政辦公樓舉行奠基儀式之時，市長約瑟夫·張伯倫將現代的城市建筑比作維多利亞時代“宏偉的宮殿”。喬治·吉爾伯特·斯科特爵士設計并在1868—1874年間建造了圣潘克拉斯火車站，被崇拜者譽為“集宮殿式的美觀、舒適和便利于一體”、混合了英國和歐洲大陸哥特式風格的建筑。有些公司則采用了如大教堂般堅固宏偉的偽哥特式風格，如蘇格蘭銀行愛丁堡圣安德魯斯廣場分行。在19世紀下半葉，帝國時代的形象出現在越來越多的建筑物上。扛著一捆麥秸的農夫、淘金礦工、護林人、耕農和牧羊都是象征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海角殖民地的人物形象。同時，一些代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雄們的形象也被鐫刻在一些重要的商業大樓中，他們的特寫出現在布雷德福交易所內嵌于墻壁的石制勛章上，如探險家羅利、德雷克、庫克和安森，以及曾任英國外交大臣兼首相的輝格黨人帕默斯頓勛爵。

文藝

19世紀是英國文學和藝術作品集中涌現的時代，尤以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為代表。其他知名作家包括威廉·薩克雷、勃朗特姐妹、托瑪斯·哈代等，他們的作品至今仍膾炙人口。阿瑟·道爾塑造的夏洛克·福爾摩斯形象成為世界性小說人物，伊麗莎白·蓋斯凱爾撰寫的《瑪麗·巴頓》則是第一部把工人作為主角的優秀作品。詩歌方面代表作者是阿爾弗雷德·丁尼生，他和喬治·拜倫一樣，位居英國重要詩人之列。在美術方面有約瑟夫·馬洛德·威廉·透納和約翰·康斯坦布爾的風景畫，以及世紀中期出現的“拉斐爾前派”，該派手法體現著中世紀的神秘感。19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工藝美術運動，它將藝術的旨趣滲透到大眾生活用品的設計中去，設計出許多簡單明快又富于實用感的器具來。歷史學方面則以馬考萊的《英國史》影響較大，開拓了歷史學中“輝格黨學派”。

維多利亞時代的音樂深受古典音樂及教會音樂的影響，音樂作品通常具有嚴肅、莊重的氛圍，并且遵循傳統的音樂形式和結構，如交響曲、奏鳴曲和合唱作品。隨著中產階級的擴大，浪漫主題在音樂中被廣泛探索，包括愛情、自然、想象力等。音樂的形式也發生變化和發展，如交響樂團的規模擴大，管弦樂的聲音更加豐富多樣。維多利亞時代的音樂家追求個人的表達和情感內省，音樂作品通常具有個人的主題和情感色彩。

維多利亞時期代表性音樂家有英國作曲家、指揮家愛德華·埃爾加（Edward Elgar），代表作品有序曲《弗魯瓦薩爾》、交響樂《謎語變奏曲》、清唱劇《杰龍修斯之夢》等；作曲家弗雷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代表作有管弦樂《巴黎：大城市之歌》、詩譜曲《海之漂流》、歌劇《鄉村羅密歐與朱麗葉》等；作曲家古斯塔夫·霍爾斯特（Gustav Theodore Holst），代表作有組曲《行星》、歌劇《賽維特麗》《在野豬頭酒家》、舞劇《大笨蛋》、管弦樂《圣保羅組曲》等。在維多利亞時代，音樂教育開始得到廣泛的重視和普及。音樂學校和音樂學院的建立，為許多年輕的音樂家提供了系統的音樂教育。維多利亞時代的音樂家們致力于音樂教育的發展，推動了音樂學科的研究和教育體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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