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為唐代李延壽所編撰的一部紀傳體史書，記載了劉宋、齊、梁、陳四代一百七十年的歷史，與《北史》為姊妹篇，為中國二十四正史之一。
李延壽繼承其父李大師遺志，自唐貞觀十七年（643年）至唐顯慶四年（659年），將宋齊梁陳四書刪繁就簡，又參考其他材料進行增補編撰成《南史》。全書共八十卷，有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無志表，上起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陳后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年），按朝代順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
《南史》文字簡明，敘事簡潔易讀，打破了以往史書中單一朝代的斷限方式，編撰方法采取了“互見法”，其列傳多采用家傳形式，《南史》對四朝正史做了不少修訂與補充，修改了不少南梁四書中曲筆之處，但其中增補了一些瑣碎之事和怪誕不經的內容，但也在傳記文學敘事和志怪小說素材方面體現出了一定的文學價值。
作者
李延壽（生卒年不考），字遐齡，祖上為隴西縣大族，后遷居安陽市（今河南安陽），李世民時，歷任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御史臺主簿等職，后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曾參與《隋書》和《晉書》的編寫，并著有《太宗政典》。后繼承其父李大師遺志，編成《南史》《北史》二書。
成書
未竟之志
李延壽之父李大師成長于南北朝對立時期，后相繼經歷了隋唐大一統王朝，這種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變革，對李大師的修史思想形成和發展有很大影響。但他因仕官竇建德，又曾幫助王世充抵抗唐朝軍隊，被李淵發配西會州（約今永昌縣以東、天祝藏族自治縣以西一帶）。在發配西會州后被武威郡總管楊恭仁招到河西（甘肅省、青海黃河以西地區），在楊家他讀到了宋、齊、梁、魏四代史書，他認為以往所修的南北朝史書頗多弊病，這些史書中將南梁與北朝互相對立、互相鄙夷，又常重本國史而輕別國史，且存在不實之處，便決定自己撰修一本史書，以編年體的形式撰寫整個南北朝的歷史。直到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 天寶廷大赦天下，李大師才得以回到京城長安，他的舊友房玄齡、封德彝已為朝中高官，勸他留京做官，他已無心仕官便回家鄉編寫南北朝史。但兩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也未完成，臨終前他以此為“沒齒之恨”。
繼承先志
李延壽家學淵源，其曾祖父李曉和祖父李超都以學問著稱，但他走上治史之路，影響最大的是他父親李大師。為了完成其父未竟之志，李大師去世兩年后，貞觀三年（629年），李延壽正式成為一名史官，參與了《隋書》的編撰，此后他又參與《五代史志》的編撰，憑借史官的有利身份，李延壽收集到了李大師舊稿中沒有的史料，特別是他未曾見過的齊、梁、陳、周、隋五朝史事，因這些史料為官方秘藏且因家貧無錢雇人，李延壽只能自己動手抄寫這些史料，同時又搜集了一千余種雜史。貞觀十七年（643年）他開始動手撰寫南北二史，歷時十七年，將八代正史共五百六十六卷和一千余種雜史，于唐顯慶四年（659年）完成了《南史》《北史》一百八十卷的編撰（其中《南史》成書在《北史》之前）。
編撰
體例編排
因南北朝各代統治時間不長，往往一人歷經數朝，很難將其歸為一朝之人，且南北朝時期門第之風盛行，如王、謝、崔、盧等高門大族對社會發展、歷史進程等方面影響頗大，故李延壽并未遵循李大師以“編年體”編史的意愿，而是采用紀傳體通史的方式把南梁四代的史事合編為《南史》。《南史》對南朝的人物、史事作歸納集中，南朝的帝紀、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順序排列，諸臣列傳則大體有先后順序，對一些高門大戶則將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孫，以家族為單位合為一卷，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
刪減增補
《南史》于南朝四書并非是簡單的刪減綜合，南朝四書一共二百五十一卷，《南史》中刪除了其中全部“志”的部分，對于《宋書》刪減最多，《陳書》最少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動。《宋書》中詔、、表、疏之類文章較多，除一二篇被《南史》收錄外，其余全部被刪除，將重要內容簡略概括。另外因前史中對于戰爭的記載多存在“夸勝諱敗”的問題，且核實真相不易，故《南史》對于南、北征戰攻伐之事刪減較多。除此之外，李延壽參考他所收集的雜史一千余卷，對很多地方進行了增補，如《南史》比《梁書》增加了王琳等十余傳，對原有的某些傳記也充實了內用，如《范縝傳》。對于原本四書中因避諱而被有意刪除的部分，他也根據其他材料還原它本來的面目。但增補的材料中也有一些瑣碎之事和怪誕不經的內容。《南史》來源于南梁四書，卻不僅限于四書，它條理清楚，卷數不繁，敘事突出，便于閱讀，但它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如有的地方因首尾照應不周而自相矛盾，因為刪改導致重要史實缺失等等 。
南北互見
《南史》的編撰采用了“互見法”，這種互見不僅體現在《南史》一書內部，也與《北史》形成“南北互見”的格局，如《北史》列傳中往往有“《南史》有傳”，《南史》列傳中亦常看到“《北史》有傳”之類的互見交待，這是《南史》相對其他紀傳體史書所特有的，但也有如劉昶、蕭寶夤、蕭贊等人，兩史中都有傳的重復現象。
作品內容
《南史》全書共八十卷，有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無志表，上起劉裕劉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陳叔寶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年），其中劉宋八代五十九年，齊七代二十三年，梁三代五十六年，陳五代十國三十二年。本紀分為《宋本紀》三卷，《齊本紀》二卷，《梁本紀》三卷，《陳本紀》二卷，本紀以朝代為序，記述了各朝君主大事。列傳也按朝代次序一次列宗室、諸王、大臣傳，除此外還有《儒林傳》《文學傳》《孝義傳》《循吏傳》《隱逸傳》等類傳，則按世系編次，其中以王、謝大姓為主，從中可了解門閥世家在當時的政治地位，家族興替與皇朝興衰的關系，及世家大族所占有的部曲佃戶奴婢蔭戶等情況。
作品思想
史德
《南史》在撰述歷史史實時與南梁四書有很大的不同，對于四書中因避諱而扭曲的史實以及故意遺漏的內容，《南史》對其進行了修整與增補，如對司馬德文之死的記載等，體現《南史》在史實撰寫方面“秉筆直書”的思想。
門閥士族觀
《南史》中列傳中多采用家傳的描寫方式，注重家族興替和皇朝興衰的關系，其記述人物事跡也時常將個人活動與家族興替聯系在一起，在品評人物方面也認為個人品德與家族聲望、家族風評緊密相關，這些表達方式體現了《南史》非常注重家族的傳統和門風。同時《南史》中還體現了“士庶有別”的思想，展現了南北朝和隋唐時期濃厚的門閥觀念，特別注重區分門閥與庶族之間的界限，這與作者李延壽本人出自隴西縣世家大族有關。
歷史觀
南北朝時期，王朝更迭頻繁，當時南梁與北朝相互對立，相互貶低，雙方互稱“臺灣島”和“索虜”，南北二史中取消了這些稱謂，打破了南北對立和華夷界限的認知，宣揚了大一統的思想。《南史》雖宣揚“大一統”，但也體現了以北朝為正統的觀念，如《南史》中書寫南朝帝紀時都使用北朝帝紀年號，北朝皇帝死《南史》都記為“崩”，北朝對南朝發動戰爭《南史》稱為“攻”“入”，反之《北史》中對南朝對北朝發動戰爭則稱“討”“伐”，這些筆法的應用都體現了《南史》以北朝為正統的思想。
南梁四書中本身就存在天命觀、因果觀的思想，李延壽在編撰此書時增補了很多神鬼志怪的內容，使得《南史》“宿命論”思想體現的更為突出。但相較《宋書》，《南史》在天命觀中更加突出了“人”的作用，突出了帝王將相在歷史事件的作用，強調了人對于歷史進程推動的重要性。
作品價值
史學價值
《南史》將宋、齊、梁、陳四朝歷史作為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階段，這種斷限方法打破了以往史學家以某一個皇朝歷史作為史書斷限依據的格局，對后來史學家撰寫史書提供了更為開闊的思路。
自《南史》問世后，原有的宋齊梁陳四書就很少有人誦習，但《南史》卷數不繁，易與抄寫，被廣泛傳播，導致北宋時期刊印正史時，《北齊書》的一些殘缺反而要靠《南史》來補足，因此它間接起到了保存歷史資料、維持宋、齊、梁、陳四書基本完整的作用。
文學價值
《南史》不僅是一本史書，它還具有一定文學性質，首先體現在它簡明扼要的敘事風格上，另外《南史》直書其事的敘事風格也體現了它的傳記文學價值，還有李延壽在編著《南史》時加入了不少奇聞異事，其中包括鬼怪之說和不少新奇的人事，這些素材都帶有志怪小說的色彩，《南史》中還有不少相對獨立的段落，不同于正史政事綱要式的部分，也不同于唐初五史的華麗文風，而是根據其所引據的奇聞異事，形成的志怪小說敘事風格。
政治價值
南北朝時期是中國處于分裂的時期，南北二史打破朝代斷限，刪去南北互相辱罵之詞等做法，體現了不能以某一個政權的歷史作為中國的歷史，中國歷史的范圍應該包括南北朝時期并存的所有政權，也包括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這體現了漢族和少數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客觀事實。
版本
《南史》問世后，在雕版印刷推廣之前以抄本的形式廣泛流傳，但這些抄本未能存世。《南史》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本為北宋“十七史”本，大約出版于趙頊時期，現僅存一些零篇殘卷，現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保存最完整、最早的版本為“元大德本”，是元成宗鐵穆耳大德年間的刻本，其母本為宋本。
明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對宋、元舊版“十七史”進行了校對補休，出版了包括《南史》在內的“二十一史”，此即為《南史》“南監本”，明萬歷年間，北京國子監也雕刻了“二十一史”，有了《南史》的“北監本”。崇禎年間，藏書家毛晉根據宋、元善版重刻了“十七史”，稱為毛刻本，又稱汲古閣刻本，此版流傳較廣。
清乾隆四年（1739年），清官方重校出版了“二十四史”的武英殿本，簡稱殿本，這是《南史》在清朝的權威版本。清末金陵、蘇州市、揚州市、杭州市、武昌五個官辦書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南史》為金陵書局本，又稱五局合刻本，此本板式、字樣與汲古閣刻本一樣。清光緒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書局用石印技術影印《南史》。
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根據“元大德刊本”為底本影印了《南史》，稱為“百衲本”，其余還有民國第一圖書局和上海中華書局的鉛印本《南史》。新中國成立后，197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二十四史”點校本，其中《南史》以“百衲本”為底本、用“汲古閣本”“武英殿本”通校、以“南北監本”“金陵書局本”為參校，還參照“南朝四史”及《資治通鑒》《太平御覽》《通典》等書的有關內容，由山東大學歷史系的王中、盧振華、張維華完成，中華書局“點校本”《南史》為目前最通行版本。
相關研究
南北二史雖然是李延壽私人修撰，但它成書后就列為“正史”。李延壽曾將其獻給李治，唐高宗也給予《南史》很高的評價，后來唐代歷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在其《史通·六家》中提到了南北二史，但卻未將其列入《史通·古今正史》，宋代也出現了一些關于對南北二史的評價，其傳播也比八代正史更為廣泛。但這些評價多從總體上進行概括，清代以前未出現針對此二史的深入研究。
清代
清代對于《南史》的研究相對細致一些，出現了大量對二史的考證、評論著作，如明末清初李清作“二史”注本《南北史合注》、晚清李慈銘的《南史札記》等，其中影響最大的為清代學者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王鳴盛在《十七史商對二史基本持否定態度，對二史的某些刪改大為批判，趙翼與錢大昕則相對客觀一些。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對二史刪減增補八書的內容作了系統的比較和分析，對此基本持肯定態度，錢大昕則對二史與八書的相關史事進行具體比較，對二史中增補的異聞提出了批評。總體來說，清代學者對二史的研究多為史事考訂，并未對二史的體例、內容，以及歷史學思想進行深入研究。
現代
今人對《南史》的研究，大多在有關中國史學史以及介紹二十四史的專著中提及，如學者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等，這類著作介紹了二史的成書過程、體例特點、史學思想等，此外《中國史學家評傳》(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一書還論述了前人對二史的研究。關于《南史》的專著有瞿林東《南史》和《北史》( 人民出版社1987年)，本書除介紹了二史成書的歷史背景和成書過程外，還論及了其編撰特點以及傾向統一的歷史思想，并肯定了它在中國歷史學史上的地位。關于《南史》的論文大多集中在它對南梁四書的刪削與增補、其傾向統一思想和正統觀點的研究，以及關于李延壽及其修史思想的討論，對于《南史》民族觀和史論的研究較少，關于它編撰思想方面的研究也有所不足。
歷史評價
正面評價
《崇文總目》曾載李治“善其書”并“自為之序”，后來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將其都歸為“史記之流”，北宋時期學者歐陽修和宋祈明確肯定了“二史”，他們認為：“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北宋另一位史學家司馬光也給予“二史”很高的評價，贊其為“近世之佳史”，南宋時期“二史”更為人們所重視，目錄學家晁公武和陳振孫與歐陽修等人做出了相同的評價“過本書遠甚”，史學家洪邁提到當時“二史”流傳遠超過“八書”，他說：“‘八史’雖存，而李姓之書獨行。”，思想家葉適從更宏觀的角度評價“二史”，認為它們“補益于世”。清代學者梁啟超在評價“二十四史”時，指出《南史》《北史》雖然是“私撰之史”，但“流弊較少”，是較為優秀的歷史著作。近代學者金袱肯定了前人對“二史”的評價，也肯定了“二史”在流傳中的影響與作用，毛澤東曾認為《 南 史 》和《 北史 》傾向統一，比《舊唐書》好 。
不足之處
宋代朱熹曾揄道：“《南北史》除了 《資治通鑒》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清代學者錢大昕、趙翼、《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作者等人肯定了“二史”的優點之余，也對二史提出了批評，趙翼認為“而于正史所無者，凡瑣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跡，無不補綴入卷”，錢大昕則對李延壽所添加“異聞”的可信度提出了批評：“《南史》所采異聞，皆舊史所無。未可盡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載：“豈知家傳之體，不當施于國史哉。”，對“二史”的家傳形式提出了批評。而清代學者王鳴盛則全面否定了“二史”，說其：“其書病百出，不可勝言。”，近代學者錢鍾書也認為“二史”中頗多“沒正經、無關系之閑事瑣語”。
《南史》《北史》比較
《南史》《北史》雖為二書，但實際可視為一個整體，唐代劉知幾、清代紀昀等都將《南史》《北史》看做一本書，兩史實為“分中有和”，并相互照應、相互聯系，將南梁歷史系統和北朝歷史系統統一起來，形成了統一的中華民族歷史進程。
但因為李延壽父子都是北方人，對北朝的歷史、掌故、風俗、人情都較熟悉，所能見到的史料也較多，再者唐朝起源于北方，其官方對北朝歷代的歷史研究也相對重視一些，《北史》的記載比《南史》更詳細，《中國通史》（由白壽彝總主編，陳光崇主編）一書認為《北史》寫得要更好一點。
參考資料 >
毛澤東與《二十四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3-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