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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是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以1968年8月21日蘇聯與其他華沙條約組織成員國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進行武力鎮壓，才得以初步告終。

捷克斯洛伐克本身經濟較為發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實施兩個五年計劃后，經濟獲得進一步發展。但從50 年代中期起，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模式日益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1959-1962年，捷共嘗試改革但效果不好，因此中斷。60年代中期，隨著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改革之聲又起。1968年1月，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當選為捷共中央第一書記。3-4 月，改革運動達到了高潮，捷共中央公布了改革的《行動綱領》，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條件的社會主義模式，要改革政治、經濟體制，對外奉行獨立自主的方針。綱領受到人民的高度擁護。黨內外人士積極討論，提出各種改革方案，整個社會充滿民主氛圍，故而稱之為“布拉格之春”。

但是蘇聯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顛覆活動，在8月15日至8月17日召開的蘇聯共產黨政治局會議上，最終決定對捷克斯洛伐克實行軍事介入。8月18日，華沙條約組織各國領導人被召集到莫斯科，聽取了這個決定，并表示一致同意。8月20日，蘇聯和波蘭、保加利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共25萬人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并迅速占領全境。捷共領導人被劫持到莫斯科進行會談。8月26 日，雙方達成協議，主張政革的領導人均被撤換，改革政策停止實施，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運動夭折。

背景與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捷克斯洛伐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就明確提出：必須探索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國情的。二戰前，捷克斯洛伐克是歐洲十大工業國之一，經濟比較發達，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較高，民主傳統比較深厚，同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有較密切的經濟和文化聯系。二戰中，在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中形成了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民族陣線，建立了民族陣線聯合政府。然而，當美蘇冷戰的陰影開始籠罩歐洲，在兩大陣營對峙的格局中，捷克斯洛伐克面臨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一方面，西方國家想使捷克斯洛伐克復辟資本主義，他們挑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陣線聯合政府中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制造政府危機，企圖將捷共排擠出內閣；另一方面，蘇聯也改變了戰后初期允許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寬容政策，迫使這些國家按照蘇聯的模式建設社會主義。蘇聯模式是在帝國主義包圍的環境中形成的，并在蘇聯反法西斯主義的蘇德戰爭中鞏固起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歷史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蘇聯模式應當進行改革，否則必然要引起困難和問題。其突出問題是：經濟上，片面發展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滯后，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引起人民群眾不滿；政治上，個人迷信、官僚主義以及肅反擴大化，更加劇了社會矛盾。

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爾森斯柯達工廠5000工人上街游行，沖擊市政機關，成為戰后東歐國家出現的第一次騷亂。但問題仍長期得不到改善，到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工農業總產值進一步下降，群眾不滿情緒增長。由于民族問題處理失當，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大民族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在西方和平演變政策挑動下，國內反社會主義勢力也蠢蠢欲動。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會議最后一天的上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做了題為《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對約瑟夫·斯大林提出了批評。社會矛盾加劇了黨內斗爭，黨內外要求捷共領導人安東寧·諾沃提尼下臺，要求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在這一背景下，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會選舉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為中央第一書記，開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探索，即“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的目的是建立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它是捷克斯洛伐克根據本國國情，為加速經濟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在政治、經濟方面進行改革的有益探索。

過程

發起者籌備

捷共全會

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選舉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取代安東寧·諾沃提尼作為黨的第一書記。這次大會的結果，導致了對新聞出版物的事先審閱制度的廢止，并且使得對于諾沃托尼體制中的核心黨干部以及內閣成員的批評的升溫。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上臺被視為“布拉格之春”開始的象征。

具體舉措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

1968年，杜布切克在2月舉行的農業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公開露面，宣布捷共正在準備一個《行動綱領》，它將明確規定“新的社會主義”的目標，闡述“黨在社會、國家和經濟領域的當前政治任務”。3月28日至4月5日，杜布切克主持召開中央全會，對主席團進行了大換班。4月5日，改組后的捷共中央舉行全會，公布了推行改革方針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其基本精神是堅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

《行動綱領》的主要內容包括：（1）改革黨的領導體制。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不容懷疑，更不能動搖。同時，要改善黨的領導，必須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如果不堅決貫徹黨內民主原則，社會民主就得不到發揚。黨的團結只能在黨內廣泛民主的基礎上。（2）改革國家的政治體制。在保證全社會共同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各階級、階層和集團的不同利益，并允許他們通過合法的途徑表達和維護自己的不同利益。民族陣線是社會各方面利益的政治體現。參加民族陣線的各政黨和社會組織都參與制訂國家政策。所有的政黨從事政治活動都必須遵守民族陣線的共同綱領。民族陣線以及整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3）徹底改革舊的經濟體制。要恢復社會主義市場的積極作用。要實行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在所有制方面必須拋棄國家所有制形式的教條主義概念，實行多層次的社會所有制，采用從國家大企業、人民企業、合作社直到個人小經營等一系列的形式。必須放棄粗放式工業化的道路，要進行科技革命，為此要發展科學、教育和文化，提出“社會主義與科學技術共存亡”。要更有效地參加國際分工，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逐步向世界市場開放。（4）執行獨立的對外政策。在“互相尊重、主權平等、國際主義團結”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同蘇聯和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的關系，更積極地促進經互會和華沙條約組織的共同活動；對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將積極實行和平共處的政策”，要“實行更積極的歐洲政策，發展同所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互利關系和保障歐洲大陸的集體安全”，承認兩個德國的存在。

1968年4月5日，《行動綱領》的出臺標志著捷克斯洛伐克正式進入了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階段。它的發表，無疑是公開向世人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將擺脫蘇聯的控制和蘇聯模式的束縛，獨立自主地處理內外事務，尋找一條適合其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兩千字宣言》（1968年6月27日）

面對蘇聯紅軍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滯留的形勢，捷國內的有識之士擔心改革受到影響，于6月27日共同簽署發表了《兩千字宣言》。文件主張在不反對共產黨的情況下進行民主復興，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故意制造不安，采用聯邦制解決民族問題，警惕外國干涉，并表示將“拿起武器”支持按“委托”辦事的政府。

聲明的發表，引起蘇聯的不安，認為它作為一個綱領會進一步活躍反革命活動，并借此向捷黨施加壓力。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表示，《兩千字宣言》是對蘇聯不友好的表現，不能容忍1956年匈牙利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重演。捷共主席團聲明認為這是對“民主化進程的明顯威脅”。

蘇捷雙方的較量

蘇聯及其盟友對捷的總體政策

最早主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是波蘭，早在1967年12月19日，波蘭統一工人黨就要求蘇共中央對捷予以“密切關注”。1968年4月，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在同蘇聯大使阿里斯托夫談話時指出社會主義陣營不能失去捷克斯洛伐克，失去捷可能導致失去其他國家，如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因此，他建議武裝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第一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也積極主張及早對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軍事行動。保加利亞是蘇聯最忠實的盟友，緊緊追隨著蘇聯的步伐，支持蘇聯的決策。與波蘭、民主德國和保加利亞堅決支持蘇聯干涉“布拉格之春”不同的是，匈牙利剛開始時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表示支持理解，而后在蘇聯的壓力和本國利益的驅使下則改變了態度。

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運動采取壓制的政策，捷共頒布的《行動綱領》和采取的政策都遭到了蘇聯的反對。蘇聯主要從三方面施加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壓力。第一，蘇聯借頻繁的雙邊會談、訪問對捷克施加社會主義影響與壓力。第二，蘇聯協調華約成員國政策，借舉行多邊會議向捷施加壓力。第三，蘇東國家還頻繁舉行軍事演習，進行軍事調動，對捷施加軍事壓力。

德累斯頓會議（1968年3月23日）

3月，斯沃博達取代了安東寧·諾沃提尼，擔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總統。諾沃托尼辭去總統的事件使蘇聯領導層感受到強烈的危機，于是在于3月23日在德累斯頓，召開了蘇聯、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國參加的多國首腦會議。從此次會議直到8月軍事干預為止，除羅馬尼亞外的華沙條約組織5個成員國多次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勢舉行多國會談。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在會上曾為本國的改革意圖向與會者作過說明，他表明改革受到人民最廣泛的支持，改革是為了社會主義利益，而且對各黨都有好處。但是他的解釋并沒有得到其他國家尤其是蘇聯的諒解和認可。在會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四國代表團一致認為這場改革運動是反革命的先兆，并擔心會侵蝕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莫斯科會議（1968年5月4日、8日）

隨著1968年4月公布的《行動綱領》以及改革運動走向高潮，捷克國內對蘇聯的批評也日益增多。對此，蘇聯領導層感到憂慮。5月3日至4日，蘇共中央電話邀請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切爾尼克、斯姆爾科夫斯基前往莫斯科進行磋商。4日，會談實際上是蘇共領導人對捷共領導人的“訓戒”。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等人拒絕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批評，并對改革路線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但雙方未達成任何共識。此后不久，蘇聯報刊便公開批判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運動。

5月8日，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烏布里希等各國首腦在莫斯科集中，聽取了勃列日涅夫關于蘇捷兩國會談的報告，并隨即決定提前實施華沙條約組織聯合軍事演習，并支援對于改革報有懷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的“健全勢力”。5月中旬、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與國防部長安德烈·格萊喬相繼訪問捷克斯洛伐克。

聯合軍事演習（1968年6月18日-30日）

5月17日，蘇聯國防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率領一個軍事代表團抵達捷克斯洛伐克，表示為了“共同防御德國”，要把一個師的蘇聯軍隊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邊境，被捷克斯洛伐克當局拒絕。

之后，蘇聯又提出要在捷境內進行一次“參謀人員訓練的軍事演習”，捷共中央認為這是一次小規模的軍事演習，并且考慮到之前拒絕過蘇聯的駐軍要求，擔心再次拒絕引起嚴重后果，同意了蘇聯紅軍的要求。6月18日華沙條約組織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蘇聯元帥雅庫鮑夫斯基抵捷，指揮蘇、捷、波、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舉行的參謀演習。華沙條約成員國聯合軍事演習在捷克斯洛伐克從18日舉行到了30日。本次演習含有兩層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牽制在9月份臨時全黨大會中改革派勢力的增長，另一方面是為軍事介入做好預先準備。但在軍事演習結束后，蘇軍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滯留不走，導致捷克斯洛伐克國民逐漸懷疑軍事介入的可能性。

華沙會議（1968年7月14日－15日）

蘇聯領導層將《兩千字宣言》視為反革命的證據，向捷提出召開多國會議的建議。但是，捷認為應首先舉行蘇捷兩國會議，再舉行多國會議，但蘇聯中央拒絕了這個建議，并通知將于14日在波蘭舉行多國會議。7月14日，蘇聯、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波蘭人民共和國五國黨政領導在華沙舉行會議（捷拒絕了事先的邀請）。15日晚，向捷共中央發出聯名信，信中表示不能同意異端勢力使捷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聯名信還指責在捷出現了"反革命的政治和組織綱領”。捷共在復信中拒絕了蘇東黨的指責，解釋目前的局勢不是反革命的，同時表示愿意同5國分別舉行雙邊會談。

秘密會談（1968年7月20日）

20日，對改革持批判態度的斯共第一書記比利亞克與蘇共政治局委員兼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謝雷斯托在匈牙利療養地巴拉頓湖畔，舉行秘密會談。其間，后者指出實施軍事干預的實施必須有捷內部的要求。

切爾納會談(1968年7月29日-8月1日)

7月19日，蘇共“邀請”捷共中央主席團全體委員于7月22-23日在蘇聯某地，可能是莫斯科、基輔，也可能是利沃夫，同蘇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談，但捷共堅持談判在捷境內舉行。最后雙方達成妥協，于7月29日在斯洛伐克東部離蘇聯國境只有3公里的邊境小鎮切爾納舉行。會談前夕，蘇聯又舉行軍事演習。會談過程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蘇共其他代表指責捷搞“自由化”的改革政策和對外政策，斯沃博達和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則對種種不實之辭予以駁斥。由于勃列日涅夫心臟病發作，會談暫停，雙方決定于8月初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發舉行捷領導人與5國領導人的聯席會議。會議公報稱雙方就相互關心的問題廣泛和友好地交換了意見，以及就捷國內的局勢交換了看法。

布拉迪斯拉發會議(1968年8月3日)

8月3日，6國（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以及匈牙利）會談如期舉行。按照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前的約定，會議不討論捷國內局勢，只討論社會主義國家在有關國際問題上應承擔的義務和職責。但會上蘇聯提出的聯合聲明草案中多處涉及捷內政問題，捷共則要求在草案中加上“同時要尊重各國的主權和民族獨立”一句，但被蘇聯拒絕。6國會談只舉行了一天，隨即與會國在聯合聲明上簽字。同日，蘇聯紅軍宣布最后一批部隊撤離捷克斯洛伐克。

8月4日，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發表演說指出主席團完成了任務，不用對國家的主權擔心，可以繼續進行改革的試驗。在布拉迪斯拉發會議中，由捷共產黨內部“健全勢力”發出的請求軍事支援的信件送到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手中，蘇聯正在醞釀一場大規模的軍事干涉計劃。

結果

蘇軍決定軍事介入

8月中旬，蘇聯軍方領導人同東歐國家軍方接觸頻繁。8月19日，蘇共中央委員會舉行“非常”會議，研究捷克的局勢及可能采取的進一步措施。8月20日晚至21日，以蘇聯為首的華約五國（蘇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發動代號為“多瑙河”的軍事行動，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中，20日23時華沙條約組織五國共25萬人從北面、東北地區、東和南分18路越過捷克邊界侵入捷克，迅速占領捷克全境。21日凌晨，裝備有輕型坦克和反坦克炮的空降部隊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發機場降落，每分鐘一架蘇制AN-12運輸機，而擔任指揮的是20日深夜身著便服的乘民航機到達的蘇聯軍官。8月21日、22日，蘇聯紅軍包圍了捷克總統府、外交、電臺、內政等要害部門。

第14次臨時全黨大會

1968年8月22日，在布拉格的一處工廠內，匆忙地召開了第14次臨時黨員大會。這次大會是由布拉格黨委負責人博夫米盧·西蒙向亞歷山大·杜布切克建議的，并通過廣播和黨的機關報向全國宣布。在軍事占領的情況下，1112名（最終為1219名）黨員到會（由于交通原因，斯洛伐克代表僅15人參加，這也成為了之后斯洛伐克主張大會無效的理由之一）。大會最終聲明，指責非法的軍事介入，并重申了對杜布切克和黨的《行動綱領》的支持。

捷克斯洛伐克國民的抵抗

鑒于1956年發生在匈牙利的悲劇，杜布切克并沒有組織抵抗。蘇聯的入侵遭到了捷克舉國上下的一致反對。人民群眾舉行罷工和示威游行，嚴正抗議蘇聯紅軍的入侵。憤怒的群眾燒毀了入侵者的坦克，高呼俄國佬滾回去。捷克政府和國民議會要求入侵蘇軍撤退。8月23日，布拉格舉行全市大罷工，捷克斯洛伐克全國、全民拒絕與占領軍作任何聯系。

《莫斯科議定書》

在克里姆林宮的談判中雙方寸步不讓，談判多次陷入僵局。最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以屠殺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居民相要挾，迫使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接受城下之盟。8月26日午夜，捷、蘇兩黨《莫斯科會談公報》簽字，確認了控制媒體，明確宣布臨時召開的全黨大會無效等。公報把這次武裝入侵說成是“盟國軍隊”“暫時進入了捷克斯洛伐克領士”。杜布切克等于27日返回捷克斯洛伐克。10月14一15日，蘇聯又把捷克總理叫到莫斯科，討論“蘇聯軍隊暫時駐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條件問題”，10月16日蘇捷簽定了《關于蘇軍暫時留駐捷克斯洛伐克條件的條約》，使蘇軍的占領合法化，10月18日條約生效。

布拉格之春失敗后的國內、國際局勢演變

蘇聯：勃列日涅夫主義

60年代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發表了一系列宣揚蘇聯擴張主義的宣言和聲明，被稱為“勃列日涅夫主義”。主要內容包括：（1）“有限主權論”，即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利益，高于個別利益。（2）“國際專政論”，要求東歐各國完全地接受蘇聯的指揮。（3）“國際分工論”，旨在通過經濟職能的劃分使東歐各國與蘇聯緊密聯系。（4）“大國特殊責任論”，蘇聯領導人通過“大國特殊責任論”宣揚蘇聯的世界大國地位，并認為蘇聯“對外活動負有特殊責任”。在勃列日涅夫主義的指導下，蘇聯在東歐增加駐軍，并控制了東歐國家軍隊的指揮權，常任意干涉別國內政。

在勃列日涅夫看來，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態發展是在斷送社會主義的成果，威脅了蘇聯的安全利益。因此，為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出兵捷克是蘇聯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

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體制的建立

1969年4月，古斯塔夫·富薩克（Gustav Fusak）接替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擔任第一書記，"正常化"時期開始了。古斯塔夫·胡薩克推翻了杜布切克的改革，清洗了該黨的自由派代表，并將公開反對政治變革的專業和知識精英從公職中解職。胡薩克試圖恢復警察權力，加強與共產主義集團其他成員的聯系以及試圖重新集中經濟，因為布拉格之春為工業提供了相當大的自由。此外，主流媒體禁止發表政治評論。唯一幸存下來的重大變化是該國的聯邦化，1969年成立了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1970年5月，亞歷山大·杜布切克辭去第一書記職務，而后又被逐出中央委員會并被開除黨籍。

捷克斯洛伐克國家的分裂

“布拉格之春”是社會主義時期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最悲痛的歷史記憶，影響了捷克與斯洛伐克后來“向西轉軌”的的道路選擇。在東歐劇變的過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劇變同時使國家走向了分裂。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勢處于動蕩不安之中，國家出現了多種政治力量，各派政治力量圍繞“布拉格之春”問題展開了斗爭。捷共當局一直拒絕為“布拉格之春”平反，使國內的不滿情緒高漲并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在壓力下，捷共中央取消憲法中關于黨對國家實施絕對領導的條款，實行多黨聯合執政。1990年在議會選舉中，反對派獲勝，新政府排擠了捷共人士，反對派“公民論壇”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權。"公民論壇”執政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形勢日趨惡化，國內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銳，斯洛伐克提出了獨立要求，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達成分離協議，決定在1992年12月31日解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1993年1月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裂為兩個國家。此外，“布拉格之春”深刻影響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社會，為轉型后捷克與斯洛伐克積極加入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埋下伏筆。

此外，在解體后，兩國對“布拉格之春”的認識和對改革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評價也逐漸分化。捷克的部分政治精英公開質疑或反對“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實踐，認為杜布切克終歸屬于共產主義陣營，其想象脫離蘇聯模式的改革是虛幻的和不可信的。并強調改革并沒有帶來任何民主，反而讓國家陷入了“正常化”的狀態。而斯洛伐克官方將“布拉格之春”定義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再生過程”，肯定了這場改革運動的民主性和正確性。

失敗原因總結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歐洲的心臟”，處在歷史和文化潮流的十字路口，以及兩種制度的沖突點，因此，改革顯得尤為艱難。“布拉格之春”遭遇到了來自國內和國外的阻撓。在國內，保守勢力抵制改革，反社會主義勢力企圖破壞改革。在國外，西方國家企圖利用改革，推行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及其東歐盟友認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是一種滑坡。其中，蘇聯繼承了俄羅斯帝國時代地緣政治傳統，蘇聯領導人對周邊國家的安全問題極為敏感。捷克斯洛伐克作為極少數沒有蘇聯軍隊駐扎的東歐國家之一，改革者陷入了一種認為比以前自由的多的“主權錯覺”，但實際上，蘇聯無法容忍“布拉格之春”改革對蘇聯道路的“偏離”。最終，蘇聯決定用武力扼殺“布拉格之春”。

國際反響

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社會主義國家方面，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對此進行了公開的譴責。中國對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徑進行了最為嚴厲的譴責，批評這是在推行社會帝國主義。其中，羅馬尼亞實行總動員以保衛邊界不受侵犯。在蘇聯軍隊進入布拉格后的凌晨六點半，羅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經主席團討論后，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決定寫信給蘇聯、波蘭、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保加利亞，向他們表明羅馬尼亞關于整個形勢的看法，即認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違反了社會主義黨和國家的基本原則，破壞了華沙條約的規定以及認為一切都在捷共的控制之中。此外，羅馬尼亞還決定發表聲明，指出羅馬尼亞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確保本國的安全，由本國領導主持政治事務，同時號召羅馬尼亞人民保護羅馬尼亞的領土完整。8月21日，齊奧塞斯庫在布加勒斯特發表演講，他第一次將支持捷主權完整和譴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聯系起來。

西方國家在事件發生后，只有少數批評。西方大國的共同立場是：一方面表明在政治上不能同意華沙條約組織五國的行動，另一方面又不要把事情鬧到加劇“美蘇冷戰”的程度，不破壞政治接觸所取得的成果。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積極主張在安理會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他們認為，這是“旨在促使外國軍隊迅速撤出捷克斯洛伐克”。

聯合國秘書長吳丹采取了較為嚴厲的立場。據捷克駐紐約聯合國代表處22日夜發回布拉格的密電，吳丹要求華約軍隊立即撤出捷克斯洛伐克。他在會見蘇聯駐聯大代表馬利克時提請馬利克注意入侵行動可能造成的影響，對美國，可能加強“鷹派”，選舉尼克松為總統；對聯合國，將加劇其他國家對聯合國的不信任感，降低聯合國的重要性。但在隨后幾天，蘇聯外交官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代表的支持下，阻止聯合國討論“捷克斯洛伐克問題”。而捷克代表則拒絕把這個問題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影響

“布拉格之春”是東歐國家在共產主義體制下進行的第二次根本性改革，它迅速超越了 1956 年波蘭和匈牙利的劇變。

“布拉格之春”最終在蘇聯的武力摧殘下夭折，這一事件也暫時阻礙了社會主義改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獨立自主的潮流。這是勃列日涅夫推行強權政治最典型的表現之一。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事件使人們對“列寧—斯大林”模式失望，表明在蘇聯控制下的社會主義不允許有與蘇聯認同的民主相左的模式存在。同時也使蘇聯的威權達到了頂峰，為入侵阿富汗開了先例。為其他東歐國家，甚至是社會主義陣營內的所有國家敲響了警鐘：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嚴重依附于蘇聯的傳統政策。經濟領域的有限改革尚可得到蘇聯的寬容，但在政治領域的改革，不論其程度如何，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改革理論之下都斷不可行。

入侵捷克斯洛一方面嚴重損害了蘇聯在國際舞臺和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使它同西方的關系復雜化，妨礙了核不擴散條約的批準，使限制戰略武器會談推遲了一年多，并且是在比預定級別低得多的級別上開始。另一方面，這一行動增強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歐洲的威信和地位，促進了北約集團的團結。與此同時，歐洲安全會議的建議受到懷疑，蘇聯同西德接近和同以維利·勃蘭特為首的社民黨合作的政策受到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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