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是美國國務院的首長，總統內閣成員，最重要的內閣部長。美國國務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簡稱State Department），是美國聯邦政府中主管外交事務并兼管部分內政事務的行政部門，直屬于美國政府，相當于其他國家的外交部，因此國務卿也就相當于其他國家的外交部長。
國務卿經美國總統提名，美國參議院批準后，由總統任命。他是美國總統在外交事務方面的首席顧問、最重要的內閣成員、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法定成員和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執行者。隨著冷戰的興起，美國的外交體制發生變化，國務院和國務卿的影響力相對下降，但他仍然是美國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的官員之一。
國務卿在美國政治中有著極高的地位，在美國內閣中，他是僅次于總統和美國副總統的第三號人物，在內閣部長中排名第一，在美國總統的繼任順序中排名第四。
1789年9月26日，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被任命為美國首任國務卿。
當地時間2025年1月21日，馬爾科·盧比奧在副總統賽勒斯·萬斯主持下宣誓就任美國國務卿。
歷史沿革
前身：殖民地、獨立戰爭與邦聯時期的外交部長（1775年-1789年）
美國外交機構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至1775年11月由大陸會議設立的秘密通訊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當時由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他可以被認為是美國第一位負責外交事務的行政官員。但是在當時，富蘭克林和委員會都未能在對外關系中獲得任何實權，大陸會議始終對外交政策乃至微小的行政細節進行嚴密監控。
1777年4月，該委員會更名為“外交事務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Foreign Affairs），由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主管該部門事務，潘恩當時常常自稱為“外交部長”（Secretary for Foreign Affairs），但其從未獲得與其頭銜相稱的實際政治權力，大陸會議實際掌握著外交權力。1779年1月，潘恩辭職，詹姆斯·羅維爾（James Lovell）接任，他常常感嘆無所事事。
1781年1月10日，大陸會議通過修正法案，成立“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外交部長由大陸會議選派，受大陸會議制約和監督，并向其負責。當時的外交部長有責任聯系駐美外交使節，接受他們遞交的國書，但并無外交事務的決策權。
1781年8月10日，邦聯會議選派羅伯特·利文斯通（Robert R. Livingston），出任第一任外交部長。但當時的外交部長在外交事務方面的權力極為有限，且受到諸多限制。為此，邦聯會議在利文斯通的建議下，于1782年2月22日通過一項擴大外交部長權力的法案，但是邦聯會議依然掌握著美國外交事務的主導權。當年11月，邦聯會議通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關于擴大外交部長職權的議案，外交部長獲得了篩選呈送給邦聯會議情報的權力。
1783年6月，利文斯通卸任。盡管利文斯通受到了嚴重的限制，但他還是在其任內努力制定和執行了外交政策。他是一位一流的行政官員，雖然在外交事務上并不成功，但利文斯通將自己領導下的部門打理的井井有條，也為他個人贏得了一定的聲望。
1784年5月7日，約翰·杰伊（John Jay）出任第二任外交部長，在其任內外交部長的權力得到擴大，有權向邦聯會議解釋呈交的文件，陳述重要的外交事務，并作政策建議。1785年7月，邦聯會議授權杰伊與西班牙進行條約談判，這是外交部長首次獲得條約談判的權力，但在談判過程中杰伊依然受到邦聯會議的諸多限制。
杰伊對其外交權限受限的情況深感失望，為此他致信邦聯會議，提出美國若要有效處理對外關系，就必須成立一個比邦聯會議更有效的行政部門，以及一個得到充分授權的外交機構。杰伊在聯邦黨人文集中，也討論了在對外關系中實行有效領導的必要性。應當承認，杰伊在其任內，從邦聯會議贏得了比他前任更大的權力，而且通過他的領導，外交部已經成為邦聯政府中最重要的行政部門，外交部長成為了一個顯赫而有威望的職位，這為日后國務卿的顯赫地位，開辟了道路。
國務卿權勢的曲折發展 1789年以后
國務卿的設立（1789年）
1789年7月27日，總統喬治·華盛頓簽署法案，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宣告成立，成為新政府下成立的第一個部門。因為當時的人們認為，沒有必要成立專門的美國內政部（Home Department），因此將政府的內政職能分給現有的各部門，那些被認為不宜劃分給財政部和戰爭部的職能，便被分配給外交部。
為此在9月15日，國會通過法案，將外交部更名為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外交部長更名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兼管部分國內事務，諸如印發國會法案、命令，保管美國國璽，經營美國鑄幣局，頒發專利和版權，以及管理人口普查。
1789年9月26日，湯瑪斯·杰佛遜被喬治·華盛頓任命為首任國務卿，但由于杰斐遜當時還擔任美國駐法公使一職，因此直到次年3月22日杰斐遜才正式上任國務卿。在此期間，杰伊一直代理國務卿一職。
19世紀
1817年3月5日，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ency Adams）被任命為國務卿，在他的領導下，國務院建立起了正常的運作程序，亞當斯也不斷謀求擴大國務卿的權力。亞當斯成就了美國外交的黃金時代，被認為是最成功、最偉大的美國國務卿之一。
當時的美國外交事務有限，最初的國務院僅有幾名職員和一名臨時翻譯，直到1825年國務院的工作人員也不過20多人。但是擔任國務卿的政治人物，都從該職務中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資源。1825年以前，共有8人先后出任國務卿，其中有4人在日后成為美國總統，他們分別是湯瑪斯·杰佛遜、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約翰·昆西·亞當斯。
1833年5月29日，路易斯·麥克萊恩（Louis McLane）出任國務卿，在他任內對國務院進行了第一次機構改組，設立了外交、領事和國內局。
在1825年至1861年南北戰爭以前，美國工商業高速發展，西進運動達到高潮，此時美國的外交關系也不斷擴大，聯邦政府的機構設置愈加完善。1849年3月3日，內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成立，國務院原先承擔的許多內政職能，被移交給了內政部等部門，國務院逐漸成為專門的外交部門。
1861年3月5日，威廉·亨利·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被亞伯拉罕·林肯任命為國務卿，在美國內戰時期，西華德獲得了林肯的完全信任和授權，將國務卿的權勢擴大到了內政和軍事領域。此外，在西華德任職國務院期間，他制定了一個龐大而協調的美國世界帝國輪廓，這個帝國以美國大陸為基地，為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消費者生產商品。因此，西華德被認為是僅次于亞當斯的19世紀最偉大國務卿。
1869年3月11日，漢密爾頓·菲什（Hamilton Fish）被任命為國務卿，在他治理下的國務院，任人唯賢，人員齊備，講求效率，規章明確，因此得到了總統極大的信任。
20世紀初至二戰
1919年3月1日，國會通過法案，設立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一職，取代部門參贊（Department’s Counselor）成為國務院的第二號官員，協助國務卿處理日益增多的外交事務。副國務卿擔任國務卿的首席助理，為國務卿的工作提供幫助和指導。
1933年3月4日，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任命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為國務卿，至1944年11月20日赫爾卸任時，他一共擔任了11年國務卿，成為美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國務卿。在赫爾任職國務卿期間，他全身心投入國務院工作，國務院的協調能力得到了加強。
在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150多年間，國務院是主要負責對外政策的部門。盡管其間還有陸軍部和一些別的小型部門參與其中，但是總的來說國務院在美國外交中始終穩坐頭把交椅。因此，國務卿在外交事務中，一直占據著最為關鍵的職位。但是在二戰期間，隨著美國外交的重要性不斷加強，富蘭克林·羅斯福專門成立了戰時委員會（War Council），直接掌握外交決策大權。赫爾雖然也參加會議，但其權力已經大為削弱。特別是在“偷襲珍珠港”之后赫爾河畔京士頓不再被準許參加軍事會議。同時，當時的副總統華萊士和財政部長小摩根索，也開始介入外交決策，赫爾的權力進一步受到削弱。
在控制整個外交決策進程方面，羅斯福被認為是美國當代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總統。他通常有意控制情報的來源和走向，并建立自己的智囊團，直接與他們商議外交事務。因此，富蘭克林·羅斯福可以依賴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顧問，而幾乎不通過正式的外交機構來進行外交事務的協調。所以在羅斯福時期的國務卿在很大程度上只扮演象征性的角色，其職權僅限于表述總統的決定、體現國家的道義原則、維系總統與國會的關系。
冷戰
杜魯門時期 （1945年-1952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的外交決策系統并不能與軍事系統相互協調，它們只是分別向總統匯報，而沒有一個高級部門負責協調兩個系統的意見。1947年7月26日，國會通過了美國國家安全法（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根據該法案成立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該委員會的成立，實現了外交系統與軍事系統的制度化協調。從長遠的角度看，這在制度上削弱了國務卿的外交決策權。
但在當時，哈里·S·杜魯門致力于改變富蘭克林·羅斯福時期繞過正式外交機構進行外交活動的做法。因此杜魯門十分倚重國務院，國務卿開始得以控制其他部門，國務院的機構也得到了很大的擴充，而且很少受到其他官僚部門的挑戰。杜魯門任內的國務卿，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和迪安·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也都得到了總統的重用。
1947年1月8日，杜魯門總統任命馬歇爾為國務卿。因為馬歇爾出身職業軍人，此前從未涉足過黨派斗爭，且在戰時隨富蘭克林·羅斯福參與了許多重要的國際會議，與歐洲盟國領袖建立深厚的友誼，所以哈里·S·杜魯門將制定外交政策的權力授予了馬歇爾。在馬歇爾的任內，他提出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并在國務院內成立了政策規劃小組，負責為美國外交政策制定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的政策規劃。喬治·凱南擔任了首任政策規劃小組主任，提出了著名的對蘇遏制戰略
艾森豪威爾時期 （1953年-1960年）
1953年，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總統為了加強白宮對國家安全委員會決策機制的控制，創設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APNSA）一職，也通常被簡稱為“國家安全顧問”(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NSA)。國家安全顧問在設立伊始，便成為總統決策體系的中樞，而且對他的任命還無須參議院批準。因此在此后的時間里，國家安全顧問與國務卿在外交體系中，形成了相互競爭的局面。
不過，由于艾森豪威爾出身軍事參謀，不喜歡秘密決策，所以在其任內還并不重視國家安全顧問的作用，仍然倚重國務院作為外交決策的核心部門。艾森豪威爾把管理外交事務的責任委派給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這使得后者成為總統外交政策的主要顧問和發言人。杜勒斯權勢極大，他為美國構筑了冷戰的基本面貌、核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
肯尼迪、約翰遜時期 （1961年-1968年）
約翰·肯尼迪總統對外交事務具有濃厚的興趣，希望美國能通過他的努力領導整個自由世界。因此，肯尼迪的管理方式傾向于以個人為主，而不重視組織和團隊的作用。
肯尼迪在上任初期，曾經想倚重國務院，但是國務院的官僚作風使總統倍感失望。肯尼迪認為國務院松散、消極懶散，所以國家安全顧問逐漸成為總統的得力助手。而且在白宮戰情室（situation room）成立后，駐外機構可以直接與白宮聯絡，國務院的權力相應下降，國務卿的權力也被進一步削弱。
林登·貝恩斯·約翰遜與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樣，不喜歡正式的組織機構。但是約翰遜對外交事務知之甚少，他幾乎完全置身于外交決策進程之外，因此他給予了精通外交事務的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avid Dean Rusk）充分信任。
尼克松、福特時期 （1969年-1976年）
不同于約翰遜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總統在外交事務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并在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尼克松在擔任總統初期，不相信國務院能忠實執行總統政策，而且國務卿威廉·皮爾斯·羅杰斯（William Pierce Rogers）缺少外交經驗。因此，尼克松將外交決策的中心從國務院轉移到白宮。同時，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有著豐富的戰略知識和遠大的抱負，被尼克松視為得力的助手。基辛格也利用其接近總統的優勢，得到了總統的全力支持，與總統一起主導了美國外交決策的進程，成為事實上的“決策者”。這是自國家安全顧問創設以來，首次成為美國外交決策的主導者。
基辛格與尼克松一樣，厭惡國務院的官僚體制，因此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對外交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基辛格的規劃中，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再是各部門協調意見的中心，而成為獨立于國務院和國防部之外，可自行制定對外政策的機構。在執行對外政策方面，亨利·基辛格主張繞開國務院，通過委派特使和私人代表的方式執行外交任務，如委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代表總統秘密出訪。
國務院在此時期退化為外交政策的被動執行者，國務卿羅杰斯除了中東問題外，幾乎在所有重要外交事務中都被排除在決策之外，總統的許多決定都是在羅杰斯出國訪問的時候作出的。雖然基辛格曾表示總統應當以國務卿為主要的外交事務顧問，而國家安全顧問只應扮演溝通和協調的角色，但基辛格實際上經常利用白宮戰情室同外國政府領袖直接接觸，并成為一系列外交事件的秘密特使，這一系列的行動難免會與國務卿羅杰斯產生沖突。直到1973年8月羅杰斯辭職，亨利·基辛格從此身兼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兩職。
此外，在尼克松時期，國務院的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72年7月，常務副國務卿（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取代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成為國務院二把手。自此，確立了國務院延續至今的等級結構，從高到底分別是：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常務副國務卿（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助理國務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助理國務卿幫辦（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福特接替尼克松出任總統后，基本上維持了尼克松時期的外交體制。由于福特在外交和安全事務上經驗有限，作為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繼續在外交決策中發揮決定性影響。
卡特時期（1977年-1980年）
吉米·卡特上任總統之后，一直試圖避免權力過分集中和秘密外交泛濫的情況，為此他授予了國務院更大的職權。在他執政的前兩年，外交決策系統運轉相對正常。但到第三年后，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卡濟米爾茲·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開始執行對蘇強硬路線，這與國務卿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對蘇溫和路線的主張產生了分歧。1978年，在中美建交談判的關鍵性時刻，賽勒斯·萬斯正前往中東推動埃以和談，而布熱津斯基封鎖消息，導致萬斯完全被排斥在決策圈之外。
1979年，伊朗人質危機爆發，卡特內閣中有人提出武力營救的方案，萬斯堅決反對。1980年4月11日，在萬斯外出度假缺席的情況下，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實施武力營救方案。當萬斯回到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得知消息后，受到了強烈震動，憤怒不已。他隨后向卡特提交了辭呈，由此結束了了其國務卿生涯。
里根時期（1981年-1988年）
羅納德·里根總統對外交事務經驗較少，因此他十分倚重自己的顧問。相比起卡特的管理風格，里根更為看重國務院而不是白宮。在里根看來，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應更多地由國務卿負責完成，因此他將更多原先屬于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權力下放到各部之中。在里根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家安全顧問在外交政策領域幾乎沒有影響，而兩任國務卿亞歷山大·梅格斯·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 Jr.）和喬治·普拉特·舒爾茨（George Pratt Shultz）、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中情局局長威廉·約瑟夫·凱西(William Casey)成為里根外交政策的主要參與者。
國務卿的地位
國務卿是由國家任命的最高級行政官員，自湯瑪斯·杰佛遜擔任第一任國務卿以來，他就享有相對內閣中的其他部長的優先權，例如國務卿往往是在其他所有內閣部長之前宣誓就職的。
在美國內閣中，國務卿是僅次于總統和副總統的第三號人物，在內閣各部長中排名第一，在美國總統的繼任順序中排名第四。在1886年的一項法律中，國務卿被定位僅次于副總統的總統第二順位繼承人。1947年的一項新法律修改了總統繼承順序，國務卿下降為副總統、參議長、眾議長之后的第四順位繼承人，但是其繼任順序依然高于所有內閣部長。
國務卿的職權
根據美國《憲法》，美國總統有權決定美國的外交政策。國務卿由總統根據參議院的建議和同意任命，是總統的首席外交事務顧問。國務卿負責通過國務院和其他美國外交部門執行總統的外交政策。
美國國務院是美國政府的高級行政部門，由美國國會于1789年設立，前身是外交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自那時起，國務卿的外交職責沒有發生過重大變化，但隨著國際事務的增加，這些職責變得愈加繁雜。
國務卿的外交職權
1、擔任總統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的首席顧問;
2、負責與美國外交事務有關的談判;
4、就美國大使、領事官員和其他外交代表的任命向總統提供建議;
5、就外國政府代表的接受、召回和解職向總統提出建議;
6、親自參加或指導美國代表參加國際會議、組織和機構;
7、談判、解釋和終止條約和協定;
8、確保美國政府保護在海外美國公民的財產和利益；
9、監督美國移民法在國外的執行;
10、向美國公民提供有關外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人道主義狀況的信息;
11、向國會和美國公民通報美國外交的情況;
12、促進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
13、管理國務院;
14、監督美國的外交事務。
國務卿的國內職責
此外，國務卿還保留了國會在 1789 年賦予國務院的部分國內職責。這些職責包括：
1、保管美國國璽；
2、起草某些總統公告；
3、公布條約和國際法案以及美國外交的官方記錄；
4、保管某些條約和國際協定的原件；
5、充當聯邦政府與各州之間向外國引渡逃犯或從外國引渡逃犯方面的溝通渠道。
影響國務卿實際地位的因素
國務院最初的建立，以及其后的不斷發展，實際上適應并反映了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在美國的行政部門中，國務院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務卿的地位，而國務卿的地位又取決于總統和其他一些相關因素。自美蘇冷戰以來，隨著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國防部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創設，國務院的地位呈現相對衰落的趨勢。
總統的信任與授權
國務卿的權力事實上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并無明文規定，因為美國憲法頒布于1787年，而國務卿一職直到1789年頒布《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時才設立。可以說，國務卿的職權其實完全取決于總統的意愿。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務卿的權力不斷變化，其原因并不在于國務院的內部組織，而在于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現代美國總統權力的增長。總統如何決定行使其行政權力，是國務卿決定實際地位的關鍵因素。
總統與國務卿的關系
國務卿自設立之始，始終都是總統內閣中最為重要的官員之一。例如，華盛頓曾經告訴杰斐遜，國務卿所領導的部門是高于財政部的。哈里·S·杜魯門總統也認為“國務卿是最重要的內閣官員。”但是在外交事務中，總統擁有最終權威，國務卿和國務院是作為總統的一只手臂，以總統認為合適的方式予以輔助。國務卿若要成功地扮演其角色，就必須同總統建立和諧的工作關系，并獲得總統的支持。如果總統不將國務卿視為外交事務方面的首要顧問和執行人，不信任他的想法和計劃，那么國務卿就難以行使其職權。正如格蘭特總統時期的國務卿菲什所言，“國務卿只有在總統信任、個人影響力和威望的支持下，在總統和他本人之間沒有其他人或其他影響力的情況下，才能最好地發揮國務卿的作用。”
國務卿雖然身為總統內閣的重要成員，然而國務卿并無與總統磋商的特殊權力，即便在外交事務中也是如此。無論是在法律上還是在道義上，總統都沒有義務就外交政策與國務卿磋商，如果總統執意拋開國務卿處理外交事務，那么國務卿也就無權參與外交決策。例如1909年1月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一封信件中，稱其任下的國務卿海約翰（John Milton Hay）“對公共事務毫無建樹，他對我的作用幾乎只是一個優秀的形象代言人”。
架空國務卿的案例：富蘭克林·羅斯福
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與其任下的國務卿康德爾·赫爾。赫爾是美國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國務卿，卻也是職權被削弱最嚴重的國務卿之一，或許在美國歷史上也沒有哪位總統像羅斯福一樣，如此頻繁地削弱國務卿的職權。因為羅斯福總統并不信任國務院，他認為國務院無法在危機時期以他所希望的方式，來處理美國的外交。羅斯福為此常常拋開國務卿，直接領導外交工作。例如赫爾的屬下，助理國務卿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常常在赫爾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直接向富蘭克林·羅斯福匯報工作。甚至在1933年，莫利以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經濟會議，這使得赫爾備受羞辱。
此外，羅斯福也曾多次派自己的副總統亨利·阿加德·華萊士（Henry Wallace）作為總統代表出國訪問。這些出訪讓身為國務卿的赫爾十分惱火，對此他在信中寫道：“我從來沒有贊成過阿爾弗雷德·華萊士出國訪問，我深信國務院和白宮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插手這些事務，否則就會有嚴重的風險，這可以說是亂來，會造成有害的麻煩。”
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生命的最后五年中，哈里·勞埃德·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成為了他在外交事務中最有影響力的顧問。但有趣的是，哈里·霍普金斯甚至沒有法律地位，只是一個沒有職務、官階的普通公民。但是他卻被人稱為“羅斯福的私人外交部”，甚至參加了內閣會議。因此，國務卿赫爾在政府中的影響力較小，甚至在外交政策中也沒有多少發言權。國務卿的優先地位，在此時只不過是一種禮節性的表達。
信任國務卿的案例：杜魯門與艾森豪威爾
并非所有總統都選擇甩開國務卿制定外交政策，杜魯門總統就選擇相信國務卿在外交事務中的能力，他比大多數總統都更強調國務卿的作用。杜魯門認為：國務卿的職責是總統外交事務的私人顧問，他必須管理國務院，國務院中也應有熟練和富有經驗的官員，以獲得有關外交問題的最佳信息。國務卿在可能的情況下，從那些外交官處得到最好的建議，并將它提交給總統。杜魯門時期的國務卿——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和艾奇遜——都擁有總統的完全支持，在外交政策制定和協調過程中，成為總統的首要顧問。馬歇爾甚至認為，國務卿是高級官員，人們應當在禮儀和實際政務中都一絲不茍地服從他。戴維·艾奇遜接替馬歇爾出任國務卿后，盡管他的聲望無論在國際上還是在國內都難以與馬歇爾相比，但是受哈里·S·杜魯門信任的程度與馬歇爾相差無幾。因此，當國防部長路易斯·阿瑟·約翰遜（Louis Johnson）與艾奇遜不和后，約翰遜很快就在總統的壓力下被迫辭職。
杜魯門給予了他的國務卿充分的自由，而其繼任者艾森豪威爾在執政后超越了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曾說：“我本人希望強調這樣一點，我將國務卿視為在制定和管理外交政策上，負責給予我建議和協助的內閣官員。我的方式是，使國務卿成為我在有關外交政策問題上富有權威的向導。有關外交政策的事務，行政部門的其他官員要同國務卿協作完成。”
雖然艾森豪威爾從來沒有放棄過外交事務的最終決定權，但是在多數情況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實際上可以自由地處理外交政策。艾森豪威爾稱杜勒斯是外交政策的心臟和大腦，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杜勒斯也充分利用了總統的信任，積極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的形象。在接管國務院的幾天后，他就通過廣播和電視向全國發表講話。不同于哈里·S·杜魯門曾經厭惡自己的國務卿詹姆斯·弗蘭西斯·伯恩斯（James Francis Byrnes）吸引公眾注意力，艾森豪威爾從來不介意杜勒斯獲取公眾關注的做法，甚至鼓勵他這么做。因此，杜勒斯任職國務卿期間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他經常利用廣播和電視直接與美國人民對話。
國務院政治地位的歷史性下降
從美國建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大約150年的時間內，國務院一直都是美國聯邦政府中負責外交事務最重要的機構。美國的對外政策在國務院內制定，由國務院成員操縱，并由大使們和國務院其他人員在國外執行。政府內的其他機構，如財政部、軍方也參與美國的對外政策，但他們都難以挑戰國務院在外交政策中的支配地位。然而，在20世紀以后，隨著外交形勢的變化，主導美國對外政策的權力由國務院流向其他政府部門，乃至流向白宮。這樣，國務院在主導美國對外政策上的全面影響就開始下降了。因為國務院的地位與國務卿的地位息息相關，所以國務院影響的下降，也就導致了國務卿地位的下降。
20世紀以后，外交形勢對國務院地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四點：
國際事務日益重要
在20世紀，國際事務對美國來說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美國從建國之初，以及整個19世紀，一直有幸為兩個大洋和虛弱的鄰國所包圍，這樣的有利地緣環境使得政府能專注于內部發展，甚至當美國在北美大陸擴張時也僅遭到最微弱的抵抗。然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30年代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冷戰以及國際政治經濟中日益加強的相互聯系，那些遠離美國疆域的事件對美國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為了應對世界形勢的變化與國際事件，美國政府中的官僚機構變得日益龐大和復雜。隨著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情報機構、財政部和其他外交機構的出現與擴展，國務院不再是行政部門中唯一主要負責指導外交事務的機構了。
美國力量上升
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已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因此美國不僅深深地卷入國際體系之中，而且其對外政策也對國際體系的運轉也有著重大影響。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美蘇冷戰期間日益增長的全球性作用，加強了總統在對外政策制定方面的權力。美國已變得十分強大，它在國外舉動的意義十分重要，因此對外政策的主導權已不能再留給國務院了。取而代之的是，總統力圖直接指導對外政策，并管理日益增長的對外官僚機構。總統開始懷疑國務院是否能夠根據國家和總統的最高利益行使外交職權，因此隨著總統的關注和介入的增多，總統對外交系統的管理，逐漸以白宮為中心，使用國家安全委員會顧問及其工作班子的系統來運轉。
全球性通訊革命
在飛機和電話出現前，美國官員在世界范圍內旅行和相互聯絡往往需要數月的時間。如果總統需要締結一項條約或者需要同敵國、友邦達成某種共識，他就不得不依賴大使或外交官們以美國政府的名義進行談判。因為緩慢的通訊聯絡，使得總統只能將相當多的外交權限交給身在國外的下屬。
隨著世界范圍內通訊技術的進步，通訊聯絡的速度使得總統們能夠在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上，直接參與談判進程。總統也可以任命一個特使，以他的名義乘飛機前往某個國家，代表美國政府處理某項外交問題，如尼克松委派亨利·基辛格前往中國秘密訪問。總統甚至可以直接抓起電話，與某位國際領導人直接通話，喬治·布什總統就定期用電話同世界各國的政治領袖通話，以實現他的對外政策目標。
因此，快速通訊的發展，使得總統在日常外交政策的處理中，可以擺脫對國務院的依賴。
對武力的日益依賴
隨著美蘇冷戰的興起，美國對外政策的重點集中于在全球遏制蘇聯共產主義的威脅。遏制戰略的基礎——即盡力把蘇維埃帝國限制在東歐與中國范圍內——是通過武力威脅來阻止蘇聯對國際現狀的挑戰。如果這一招失靈，則動用武力逼迫蘇聯退卻。遏制政策通過發展核武器、大規模的現役常規軍事力量、防暴部隊，以及秘密行動使得美國軍事力量大大地膨脹起來。這意味著不僅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且總統也越來越多地使用這些機構作為實施美國對外政策的工具。外交手腕是國務院的力量所在，然而美蘇冷戰年代里，它被武力威脅和使用武力所取代。因此，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武力的使用上升為主要手段，這使得國務院在外交事務部門中地位進一步下降。
部門間的政治斗爭
國家間相互依賴的增強，通信方式的變革和重大問題的全球化，導致了在制定對外政策過程中的分散化趨勢，同時政府主體和非政府主體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加，國務院失去了對外政策的壟斷地位。
國務院的內部問題
國務院的內部的官僚主義、繁文節等問題極其嚴重，這影響了國務院在美國外交體制中的地位。尼克松對于國務院內部的官僚政治深惡痛絕，曾在私下痛斥：“官僚機構中96%的人都反對我們，他們是跟我們作對的雜種，我們也不需要在乎什么所謂的開放管理。”此外，國務院的中堅力量——職業外交官——普遍以謹慎著稱，這樣的工作習慣加重了部門內部的官僚習氣。他們不僅小心地不去觸犯外交部門的信條和準則，在提供政策建議時，也常常提供“低風險”的建議，不太愿意做出個人的政策動議。例如，在一項要求或決定被要求電傳到國外前，主管部門的具體經辦官員必須確認所有于此有關的官員都已經審批。如果在一個問題上有來自七、八個部門的官員參與，那么不論他們卷入的程度如何，所有的參與者都必須對整個處理過程做出評價，并在所有決定上署名，即使他們是級別相當低的官員，或者只是例行公事的參與者也得如此。
官僚習氣使得國務院循規蹈矩，遵循標準程序操作，所以難以針對“事件”本身提出富有遠見和靈活性的建議。同時，由于他們沉湎于日常事務，也常常難以對政府外交中的長期計劃予以充分重視。白宮因此常常批評國務院效率低下、繁文縟節、適應性差、死氣沉沉。從一個總統的角度來看，對國務院工作的抱怨經常有六種：1、效率低下和行動遲緩；2、工作差勁；3、反應遲鈍；4、拒絕變革；5、不能把內部秩序整頓好；6、不能負起領導重任。國務院如同其他的官僚機構一樣，是一架龐大笨重的機器，在任何問題上都有一個由許多官員和部門參與的審批程序。因此，總統和其他涉及外交政策的官員經常發現，當手頭上有十分緊迫的問題時，國務院的行動總是太慢。
在最近幾十年中，歷屆總統及他們的親密顧問對于國務院的工作，總的來說都是持否定態度的。例如約翰·肯尼迪把國務院稱為“果凍碗”（bowl of jelly）。林登·約翰遜認為國務院的人是“一群沒做什么犧牲，又自以為比他們的國家要好的膽小鬼、勢利眼及無足輕重的人”。尼克松在1968年大選中，宣稱“我需要一個能同我一起清掃國務院的國務卿”。這些總統對國務院的負面印象，以及他們同國務院一起工作的經歷，促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務院以及國務卿在外交政策制定程序中地位的下降。
與其他部門的競爭
根據前文的論述，我們可以了解到，國務卿的權力并非源自于哪一部法律文件，而來自于他對總統的影響，來自于他說服總統并正確指導他的能力，來自于他作為總統首席幕僚的角色。如果總統不給國務卿向上提供外交政策信息的機會，而此時又有其他的官員開始干涉外交政策，總統又支持他，那么國務卿幾乎是束手無策的，他無法阻止這種對其職權入侵的行為。例如在華盛頓總統時期，華盛頓雖然認為國務院的地位高于財政部，但是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才是華盛頓內閣中最有影響力的成員，即使在外交事務中，財政部長的意見也比國務卿更有分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諸如美國商務部、美國農業部、國防部、美國勞工部、美國財政部、內政部、中央情報局、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等部門都開始在對外政策方面同國務院競爭。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大使館中只有1/4的工作人員隸屬于國務院。總統和白宮幕僚，以及其他獲得總統授權的人，都在外交政策上有著很強的競爭力。1968年總統大選期間，越南戰爭經驗和教訓成為了大選的主要話題，人們從政府決策方面總結教訓，認為官僚機構間的政策紛爭暴露了官僚政治對美國外交決策的掣肘。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中情局等參與外交決策的官僚機構的龐大的規模降低了中央政府做出重要決策或指揮重要行動的效率。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國務院之外的部門對外交政策的深度參與。
在華盛頓官僚政治競爭的世界中，相較于其他部門，國務院其實是一個小部門。國務院大約有著3萬余名雇員，這個數字不僅遠遠小于有著200萬余名雇員的國防部，更小于有著6萬余名雇員的衛生部。此外，國務院的預算在各個部門中也是排名末尾的，例如在2001年國務院的預算僅為57億美元，這在當年位列所有部門中的倒數第一位。因為人力和財力的匱乏，加上外交決策權日益集中于白宮，華盛頓的其他部門和機構在制定對外政策時影響力超越國務院，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眾多部門中，與國務院競爭最激烈的部門主要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
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協作與競爭
國家安全委員會始設于哈里·S·杜魯門時期，但是在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的角色和職責主要是行政性的。制定對外政策的主要職責仍然落在國務院肩上，協調各部門沖突觀點的職責也主要由國務卿來承擔。
約翰·肯尼迪執政時期，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作用開始得到重視。肯尼迪聽取了總統顧問理查德·諾伊施塔特（Richard E. Neustadt）的建議，將艾森豪威爾時期六位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的角色和職責合而為一，集中于國家安全顧問一人。肯尼迪任命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出任國家安全顧問，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Walt W.Rostow)為其副手。
邦迪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地位和角色，他將外交決策權集中到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手中，改變了他們此前作為國家安全政策“協助者”的角色，轉而成為“參與者”。同時，國家安全顧問不再是內閣的下屬，而是變成與內閣成員同級的總統助手。邦迪還開創了“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National 證券 Action Memorandum,NSAM)制度，由他負責起草關于政策新方向和決定的備忘錄。
于是，從1961年開始，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不再是負責管理的行政官員，而成為外交政策的制定者。這種轉變以犧牲國務院的職權為代價，深刻地影響了美國外交。
約翰遜總統時期，外交決策大多以非正式的形式完成。總統依靠少數幾個官員指導政府的外交政策，國家安全委員會職員成為邦迪自己的職員。從1965年開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Strange MeNamara)、國家安全顧問邦迪和國務卿臘斯克組成“三巨頭”。其中，國家安全顧問邦迪扮演的角色要比國務卿臘斯克更為活躍和重要。
尼克松總統時期，國家安全顧問的權力達到了巔峰。1968年，在尼克松當選總統后，其先于國務卿確定了國家安全顧問的人選——亨利·基辛格。隨后，他選擇了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司法部長羅杰斯出任國務卿，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羅杰斯毫無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和背景。尼克松私下告訴基辛格：“羅杰斯并不熟悉這一領域是個好事，因為這可以確保政策的指揮權保留在白宮。”
基辛格的辦公室在白宮西翼的地下室，可以十分便利地與總統會面。從尼克松就職伊始，基辛格就成為為數不多的、可以每天見到總統的高級官員之一，與總統的電話頻率則更頻繁。在尼克松就職的最初100天中，亨利·基辛格同尼克松就有198次單獨或集體會晤。相比之下，國務卿羅杰斯和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Melvin Laird)與總統的會面都只有30次。在尼克松的第一個任期內，基辛格為了削弱羅杰斯對外交政策的管理，鞏固自己作為總統在越南、蘇聯和中國事務上關鍵顧問的地位，不斷地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羅杰斯和國務院發號施令，這也導致了雙方矛盾的不斷激化。
在尼克松任總統，基辛格任國家安全顧問期間，白宮對外交政策決策的集中度達到了頂點。在尼克松-基辛格體制下，國務卿和國務院的威望及其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權力受到了極大的損失。
與國防部的協作與競爭
動用武力，使用軍事手段一直是美國實現其對外戰略意圖的主要工具之一。克林頓政府的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曾說過，美國外交的強大，是因為有著強大軍事力量的支持，軍事力量是保護美國關鍵利益的基本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軍事手段已經成為美國實施對外戰略的常用手段。隨著軍事行動的增加，以及美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中所占據的中心地位，都使得國防部比國務院得到了更大的重視。
美國國防部是根據1949年《國家安全法修正案》成立的，國防部長是國防部的最高長官，協助總統處理軍事事務，擔任總統的主要國防政策顧問，負責規劃一般國防政策和與國防部相關的其他政策，并執行獲得批準的政策。國防部長和總統共同組成國家指揮當局(National Command Authority)(NCA),共同執行發動核攻擊和統一作戰行動計劃(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SIOP)的權力。作為美國聯邦政府中專門負責管理武裝力量、保障國家安全的部門，國防部在美國外交決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力。
國防部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都是美國外交決策體系的核心成員。以1947年《國家安全法》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從一開始就將國防部長置于外交和安全決策的核心，參聯會主席也以軍事顧問的身份，對總統、國防部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策產生影響。例如，哈里·S·杜魯門時期的參聯會主席奧馬爾·納爾遜·布萊德雷（Omar Bradley），就是當時制定全球遏制戰略的核心人物之一。1961年約翰·肯尼迪就職不久后倡導的“靈活反應戰略”，采納自前陸軍參謀長馬克斯韋爾·泰勒（Maxwell Taylor），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了肯尼迪政府的對外政策。其他一些強勢的國防部長，也都對當時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諸如，肯尼迪政府下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eNamara)、尼克松政府下的梅爾文·萊爾德(Melvin Laird)、福特政府下的詹姆斯·羅德尼·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里根政府下的卡斯珀·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及小布什政府下的唐納德·亨利·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等都對外交決策產生過重要影響。
與中情局的協作與競爭
對美國戰后對外政策造成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行政部門中情報機構的普遍建立。戰前美國的情報部門是由總統和軍方直接管轄，所以難以發揮更大作用。然而隨著美蘇冷戰爆發，美國推行遏制戰略，大型行政機構開始承擔起提供情報的責任。在戰后成立的眾多情報機構中，中央情報局（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是最重要的情報分析機構，因為它是唯一不隸屬于任何部門，而獨立存在的情報機構，。它的主要任務是為美國領導人提供決策所需的政治、經濟和科技信息。除了一般的情報分析工作外，美國的情報機構為了支持美國的對外政策，也經常承擔各類隱蔽的政治或準軍事活動。
中央情報局的首要職責是就涉及國家安全的政府情報活動，向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建議。因此，長期以來中情局局長兼任中央情報主任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情報委員會主席，是美國情報系統的總負責人，也是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首席情報顧問，直接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外交決策。例如，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署后，中央情報局在以色列建立了情報站，加強了有關巴以關系的情報工作，并積極介入美國對巴以問題政策的制定。1998年10月，巴以雙方達成的《懷伊河協議》（Wye River Agreement）很大程度上是在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尼特（George Tenet）的建議下促成的，特尼特還建議由中情局來監督協議的實施，這一建議得到了威廉·杰斐遜·克林頓總統的贊同，以及巴以雙方的認可。2000年，在關于中東和平進程的巴以戴維營會談中，特尼特也是美方參與談判的主要成員。
1947年12月，國家安全委員會賦予中央情報局在國外進行隱蔽行動的任務。隱蔽行動是美國實現對外戰略目標的一種特殊手段，它主要包括：宣傳運動、心理戰、暗中資助、顛覆活動、扶持抵抗組織、進行暗殺以及策動武裝政變。在美蘇冷戰期間隨著美國在全球的擴張政策，以及對共產主義的遏制戰略，隱蔽行動逐漸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執行隱蔽行動，中情局在冷戰期間取得了快速且出人意料的擴張，成為歷任總統以秘密形式完成其對外政策目標時最鐘愛的工具。比較典型的案例有“豬灣事件”和1973年智利政變。
1959年，卡斯特羅在古巴建立新政權，于是中情局負責秘密行動的官員理查德·比斯爾（Richard Bissell）便糾集一批古巴流亡分子，組成“古巴旅”，準備武力推翻卡斯特羅政權。1961年，約翰·肯尼迪上臺后，比斯爾同時任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一起游說肯尼迪批準武裝行動，并且保證行動不會失敗，肯尼迪最終同意實施該計劃。但行動最終失敗，杜勒斯因此被肯尼迪撤銷職務，中情局局長此后也長期被排斥在外交決策之外，直到1981年威廉·約瑟夫·凱西（William Casey）擔任中情局局長，情況才有所改變。
1970年，薩爾瓦多·阿連德·戈森斯當選智利總統。由于擔心反美勢力的蔓延，尼克松直接授意中情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采取一切手段阻止阿連德就職，中情局隨即提出代號為“第二軌道”（Track II）的方案，尋求獲得智利軍方的支持，制造內閣危機或社會混亂，伺機接管政權并重新選舉，但未能成功。不過，中情局此后并未放棄顛覆阿連德政府的努力，最終促成1973年智利軍人政變，阿連德被殺。
國務卿的主要下屬官員
在國務卿之下，官階從高到低，分別設置：常務副國務卿、副國務卿（包括政治事務副國務卿、協調安全援助計劃副國務卿等）、助理國務卿、助理國務卿幫辦。
常務副國務卿（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國務院中僅次于國務卿的官員，設有一名。1972年，國會根據《外交關系授權法》（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of 1972）設置常務副國務卿之職。常務副國務卿擔任國務卿的首席助理，在國務卿缺位時代行其職責，協助國務卿制定、執行美國外交政策，并負責監督國務院的所有部門，其具體職責和監督責任往往隨時間而變化。總之，由于該職務負責協調和監督整個國務院，因此在外交決策中極為重要。
首任常務副國務卿為約翰·尼科爾·歐文二世（John Nichol Irwin II），1972年7月13日由副國務卿身份轉任新設立的常務副國務卿之職。
現任常務副國務卿為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于2024年2月12日宣誓就職。
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副國務卿因為通常分管一些專門的職能領域，所以也常被譯為“專職副國務卿”。目前國務院內共設有六名專職副副國務卿，他們分別是：
專職政治事務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for Political Affairs）
負責全球區域和雙邊政策的日常管理，監督下屬各司局的工作。
2024年3月22日，原專職政治事務副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大使（Ambassador Victoria Nuland，中文名 盧嵐）卸任退休。3月23日起，由原專職行政管理副國務卿約翰·巴斯（John Bass）代理該職。
專職經濟、能源與環境事務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for Economic Growth, Energy, and Environment）
負責制定和實施與經濟增長、能源、農業、海洋、環境和科學技術有關的國際政策。
現任專職經濟、能源與環境事務副國務卿是何塞·費爾南德斯（Jose W. Fernandez）。于2021年8月6日，經參議院批準擔任該職。
專職軍控與國際安全事務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for Arms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負責領導跨部門的防核擴散政策，并管理美國全球安全政策，主要工作集中在防擴散、軍備控制、區域安全與防務關系、武器轉讓與安全援助等領域。
現任專職軍控與國際安全副國務卿是邦妮·丹尼斯·詹金斯大使（Ambassador Bonnie Denise Jenkins），自2021年7月22日起擔任該職。
專職公共外交與公共事務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for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
負責致力于擴大和加強美國人民與其他國家公民之間的聯系，并通過尋求接觸、了解和理解外國受眾的觀點來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
現任專職公共外交與公共事務副國務卿是伊麗莎白·M·艾倫（Elizabeth M. Allen）。艾倫自2022年4月4日起代理該職務，2023年6月15日正式宣誓出任該職。
專職行政管理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for Management）
該職務是國務院在總統管理委員會中的代表，也是負責實施總統管理議程（President's Management Agenda, PMA）的國務院官員。該職務主要負責人事管理、電子政務、政務采購、財務管理以及預算和績效整合。
2024年3月23日，原專職行政管理副國務卿巴斯調任專職政治事務副國務卿后，該職務由阿萊娜·特普利茨（Alaina B. Teplitz）助理國務卿代理。
專職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權事務副國務卿（Under Secretary for Civilian Security,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負責預防和應對民事安全威脅，并通過協助世界各國建立更加民主、安全、穩定和公正的社會來促進美國人民的安全。
現任專職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權事務副國務卿是烏茲拉·澤亞（Uzra Zeya），自2021年7月14日起擔任該職。
這些專職副國務卿直接對國務卿和常務副國務負責，他們是國務院各個職能領域中的主要領導。在實際工作中，負責政治事務、軍控安全、經濟事務的專職副國務卿，對政策制定起著重要的作用。例如，當國務院要把重要政策傳達給美國駐各國的大使時，這些文件首先要在國務院內部審核，然后交給主管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最后送交國務卿辦公室審閱或簽署，最后由主管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指示發往美國駐外使團。
盡管6位專職副國務卿，在理論上來說是平級的，但是在國務院內部，同一級別的職務往往還有重要與不重要的劃分。因此，在6位專職副國務卿中，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被認為是最重要和地位最高的，而負責行政管理的副國務卿被認為是最不重要和地位最低的。
助理國務卿（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助理國務卿通常是專職副國務卿下屬各司局的部門領導，負責協調和監督日常事務和政策。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國務院中所有司局級單位的領導都被稱為“助理國務卿”，通常只有那些與外交事務關系最為密切的司局部門領導會被稱為“助理國務卿”，其他則被稱為“主管”(Director)、“特使”（Special Envoy）、“特別代表”（Special Representatives）以及“無所任大使”（Ambassador-At-Large）等。
在眾多助理國務卿中，最為重要的便是專職政治事務副國務卿下屬的，主管各地區事務局的助理國務卿。他們分別是：
1、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African Affairs, AF, Assistant Secretary）
2、南亞與中亞事務助理國務卿（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SCA, Assistant Secretary）
3、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EAP, Assistant Secretary）
4、西半球事務助理國務卿（Western Hemisphere Affairs, WHA, Assistant Secretary）
5、歐洲與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 EUR, Assistant Secretary）
6、國際組織助理國務卿（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O, Assistant Secretary）
7、近東事務助理國務卿（Near Eastern Affairs, NEA, Assistant Secretary）
8、反恐和反暴力極端主義無所任大使（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CT, Ambassador-At-Large）
上述助理國務卿受專職副國務卿直接領導，向他們提供政策建議，同時還負責管理美國外交使團的工作，與美國駐外使館和領事館以及駐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外國使館保持密切聯系。在助理國務卿之下，設有一些助理國務卿幫辦（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他們大多是某一地區或特定問題的專家，與美國的駐外代表和外交官保持直接聯系。這些地區助理國務卿，以及他們的下屬官員，幾乎都是負有豐富外交經驗的地區事務專家。一項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往往是從地區助理國務卿開始的。
美國國務院內部組織示意圖
歷任國務卿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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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比奧剛就職就召集“四國集團”外長拍了“合家歡”.看看新聞Knews-網易.202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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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ies of State.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2023-11-22
美國參議院確認盧比奧擔任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界面快訊-今日頭條.2025-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