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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忠義救國軍（1938年—1946年），是抗日戰爭時期，由國民黨軍統局領導的活躍于江南地區的國民黨特務游擊武裝，其前身是“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為了加強組織領導民眾支持作戰，蔣介石電令特務處戴笠組織游擊武裝，配合正規軍對日作戰。戴笠遂組建了抗日別動隊，在吳淞江沿岸配合正規軍作戰。1938年1月，戴笠宣布將整頓的部隊改編為忠義救國軍教導第一團，5月改名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設于漢口，由戴笠自兼總指揮，之后又更換為俞作柏、周偉龍、阮清源、馬志超等人擔任。1939年至1941年，忠救軍主力與新四軍發生過多次磨擦。雙方在錫北膠山、白丹山一帶展開師級規模的戰斗，互有傷亡，忠救軍十支隊被擊潰。剩余流散在滬寧地區的官兵和一些地方武裝被收編，重新組成忠義救國軍。又因各隊成分復雜，互相猜忌爭斗，蔣介石責令戴笠對忠救軍多加約束。1939年底，戴笠在金華市召集忠救軍主要干部開會，對之后的全盤戰略作了詳細計劃。忠救軍分四路挺進敵后，利用交叉縱橫的河港作為掩護，進行抗日宣傳、情報活動和武裝斗爭。1942年，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成立，經過嚴格訓練，忠救軍的戰斗力大有提高，多次對日軍各種基礎設施進行破壞，然后策反偽軍。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戴笠命忠救軍聯絡日軍駐滬部隊，阻止中共武裝進入上海。1946年3月17日，戴笠從北平市飛往上海轉南京途中，因飛機失事身亡。之后，忠救軍及其他特務武裝一同編入交通警察總隊，參加第二次國共內戰。隨著中共軍隊的節節推進，三大戰役后，布置在鐵路樞紐的交通總隊漸次被消滅。1949年，上海及蘇浙解放后，中國國民黨的殘余勢力依托當時尚未解放的舟山市組織土匪游擊行動，參照忠救軍的模式成立了“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總部設在臺北市，總指揮為毛森。這些人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1951年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市委在逸園文化廣場處死一批反革命分子，大會公審槍決的第一個就是原忠救軍的少將司令封企曾。

忠義救國軍設有三個指揮部，溫臺指揮部是為了配合盟軍作戰的需要；淞滬指揮部主要牽制日偽的兵力；杭指揮部主要是向杭州活動發展。主要支隊如南京行動總隊，在當地形成了一定的勢力范圍，對限制日軍活動起到了一定作用；還有一支別動隊，主要進行對日軍破壞工作。在中國抗日戰爭的八年間，“忠義救國軍”作為一支特殊的武裝力量，長期活動于上海市在內的江南地區，對打擊日偽、堅持抗戰作出了一定貢獻。在抗戰后期，“忠義救國軍” 秉承中國國民黨頑固派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政策，與新四軍多次產生摩擦，從而帶來諸多惡劣影響，造成長期負面形象。

名稱由來

戴笠將別動隊改名為“忠義救國軍”，運用傳統“忠義觀”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紀律與對蔣介石的個人忠誠和崇拜結合起來，用充滿封建色彩的“忠義” 作為精神紐帶，突出了對國家領袖及他本人的“忠誠”“義勇”的要求，也迎合了別動隊內部大量幫會分子的 “幫會情結”；此外“救國”也符合了時人對抗戰衛國的責任感，能夠吸引到更多的零散武裝投入到他們的行列，更可以此取得陷區廣大民眾的支持。另外，也是以此名義與共產黨所組織的游擊隊區分開來。

創建背景

“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國民黨領導的東北三省抗日義勇軍利用游擊戰抵御日軍侵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七七事變之后，蔣介石在指示軍委會編訂抗日戰術時，提到“游擊、偵查、反間”活動，對于各地敵軍后方，預先編組別動隊，散伏便衣隊于社會以及社會壯丁青年之預先宣傳組織，秘密散于民間。但從全國范圍內考察，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并未將敵后游擊列入全盤作戰計劃。

其次，滬寧地區獨特的政治經濟地位，決定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其別動隊組建具有特殊的作用。南京是當時的政治中心，上海市則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工業、金融和對外貿易中心，具有極其重要的經濟、軍事、政治和戰略上的地位。整個滬寧地區物資豐富、人口眾多，拉起一支部隊，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武裝的名義在滬戰時配合正規軍左肩，以及做好該地區的敵后工作，對于保存實力、動員當地群眾以及日后反攻，有著重要意義。

再次，上海地區因產業經濟發達，工人階層力量壯大，學校集中，學生眾多，相對來說民眾受教育程度高，愛國熱情高漲。淞滬會戰前，上海地區的產業工人、失業的工人數量在全國遙遙領先，參加幫會的工人也多，幫會組織叢生，延伸到社會最底層，組織群眾動員比較便捷，為別動隊組建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資源。

最后，由于長三角地區地形特殊，東臨大海，北靠長江，滬寧鐵路連通上海市、南京兩端，與西太湖、太湖、陽澄湖、淀山湖幾大湖泊和京杭大運河一起把長三角地區自然劃成幾大塊，期間又有澄錫公路、蘇常公路，沿公路又有河流，水網湖泊交錯將大塊自然地區分為小塊，整個地區適宜中小型部隊的隱蔽、運動和作戰。

代號

忠救軍的代號是定平，臂章印有“定平”二字。

軍系沿革

成立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為了加強組織領導廣大民眾支持作戰，蔣介石于9月4日電令成立“蘇浙行動委員會”于上海。委員是杜月笙、楊虎、錢新之、劉志陸、張嘯林、貝祖詒、張治中、戴笠、宋子文、吳鐵城、俞鴻鈞、吉章簡、蔡勁軍、俞作柏。杜月笙、戴笠、劉志陸三人為常務委員，書記長戴笠。9月7日，南京又發來蔣介石長電，限令戴笠和杜月笙“在一個月內，組建萬人的別動隊游擊武裝，配合正規軍對日作戰，在敵前敵后襲擾牽制日軍，肅清奸諜”。到9月20日，別動隊大多數成員都改編進入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戴笠本人兼書記實際負責，任命文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書記長辦公室上校人事科長，負責這支部隊的具體組織工作。

戴笠、杜月笙等人確定了高級人事安排，劉志陸擔任別動隊總指揮，另外推薦陸京士、朱學范、陶一珊任支隊長。淞滬會戰期間，別動隊參戰后，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隊（以大中專學生為主）布置于南京一帶負責維持治安、肅清敵諜、守護倉庫等任務外，其他4個支隊12個大隊都配合正規軍部署于吳淞江沿岸，與日軍血戰。文強親到前線視察慰問多次，見各大隊都能堅持奮戰到底，主動堵住陣地上被日軍突破的缺口，有的甚至得到撤退命令也不撤離，誓與陣地共存亡。上海市大撤退前夕，文強奉調收容自上海撤退的國軍及別動隊潰散人員。在沿途遭到日機轟炸、掃射的嚴峻形勢下，文強將前方辦事處在句容縣成立起來，先后收容了3萬余人，原別動隊的萬余官兵只收得2000人，除少數星散不歸者外，其余都在上?？箲鹬袪奚恕?/p>

淞滬會戰后，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基本上被瓦解，剩下的特務大隊，青浦區、松江區兩訓練班，佘山教導團及第五支隊殘余人員共1700多人，于該年底整編為教導第一團。另第一支隊雷忠大隊由何行健率領，與毛森（戴笠部屬）在江山辦的一所游擊干部訓練班及東陽、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的浙東支隊合編為教導第二團。同年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在武漢軍事會議上，提出“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的建議，當時蔣介石并未將敵后游擊列入全盤作戰計劃，因此對戴笠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的想法始終不予考慮。在抗戰的緊要關頭，蔣介石最終改變以往態度允許戴笠組建隊伍。

1938年1月，戴笠宣布將整頓的部隊改編為忠義救國軍教導第一團（即第一支隊），自兼團長。3月18日，戴笠奉軍事委員會命令，要他“收容整編流散浦東新區及京滬、滬杭沿線的國軍，加強敵后游擊工作”。4月底，戴笠指派人員將流竄在浦東、太湖等地區的武裝土匪如馬伯生，丁錫三、張阿六等股予以收編，加上國民黨軍的一些散兵游勇，共編成五個支隊，一個直屬大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連同原來的教導一、二團，總人數達1萬余人。5月，戴笠呈準軍事委員會，將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改名為“忠義救國軍”，設總指揮部于漢口，由戴笠親自兼任總指揮，徐光英任參謀長。武漢失守后，總指揮部移設在浙江孝豐，戴笠辭去總指揮兼職，派副總指揮俞作柏接任，參謀長也改由尚望擔任。

在組建新軍的名冊中，戴笠發現別動隊成員中有不少是經過章乃器以及其他愛國人士介紹的失學失業知識青年，還有原上海公民訓練聯隊中的大專學校出身的青年，考慮到戰爭的需要和特務處組織機構的長遠發展，忠義救國軍設立青浦技術訓練班、松江特訓班、佘山教導團三個培訓機構，培養訓練別動隊各支隊中下級干部。

孝豐整編

1939年春，戴笠派揚蔚為忠義救國軍淞滬指揮官，在澄錫地區建立游擊武力和日軍周旋。此時忠義救國軍發展為4個縱隊，26個支隊，總兵力29000余人，分布于浦東、太湖及京滬杭鐵道、京杭國道一帶。周偉龍接任總指揮一職后，將忠義救國軍縮編成三個支隊（教導團）以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一個淞滬行動隊，一個特務大隊，一個軍官訓練隊。3月，除了南京行動總隊仍留駐江浦就地整訓，并與敵偽周旋外，均集中孝豐整編訓練，總指揮部由宜興移回孝豐，以便就近督導。

周偉龍在整編現有部隊的同時，一直主張擴展新軍。他截留三個教導團的給養和經費，又在蘇浙皖三省邊界設立辦事處，專門在各邊界水路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對過往行商過客強行征稅。其中派少將高參文德赴湖南省招收志愿軍官組成第四團，以文德為團長，招收到2000名新官兵。又派少將高參石樹勛在浙江蘭溪諸葛鎮上就設立了忠救軍后方辦事處，召集失意的舊軍官，委以軍銜，再由這些軍官各自去招收散兵游勇。

周偉龍曾在孝豐的章吳村辦了一個軍官隊，先后共培訓了6期學員，約1200余人。隊長由周偉龍自兼，由教育長周有為負實際責任。下設教育處，處內有軍事、政治、技術等教官十多人，教育副官兩人，軍需等事務人員十多人。這個軍官隊培養出來的各期學生，基本都成了忠救軍各基層組織的骨干。

由于忠救軍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網絡，又有幫會勢力的支持，得以很快發展。戴笠令軍統華東區區長周偉龍派干員到滬寧和滬杭兩線活動，收編地方武裝，歸入忠救軍序列。

侵擾新四軍

新四軍在創建蘇南、淮南、蘇中、浙東根據地的過程中，都程度不同地遭受到忠救軍的破壞。1939年9月8日，忠救軍淞滬指揮官楊蔚率第一第二兩個支隊共2000多人在無錫安鎮一帶向新四軍“江南抗日義勇軍”一部進攻，“江抗”撤出戰場，向西轉移。部隊行進到江陰馬鎮時，與忠救軍遭遇作戰，六團副團長吳犧牲。9月中旬，忠救軍挑起新的磨擦。“江抗”以團結抗日為重，主動后撤，派代表赴錫北三壩橋趙巷忠救軍駐地談判。由于忠救軍奉行中國國民黨抗日戰爭第三戰區“剿辦”方針，毫無誠意，致使談判破裂。9月24日，忠救軍與新四軍‘‘江抗”部隊各3000余人在錫北膠山、白丹山一帶展開師級規模的戰斗，雙方互有傷亡，忠救軍十支隊被擊潰。9月29日，由陳毅與國民黨江南行署主任冷欣商談，雙方撤出戰場?！敖埂敝髁Ρ鄙稀?/p>

之后在錫北，忠救軍淞滬指揮部指揮楊蔚命周振綱離開十支隊。忠救軍總部另派參謀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特務楊卓夫任指揮。不久，楊離開，由三大隊長董惠民任指揮，一大隊長王品珊任副指揮，但指揮權已由軍統頭目楊蔚掌握。11月中旬，十支隊奉命離開錫北地區，赴浙江孝豐整訓。一部分人員與一支隊合編為教導一團。十支隊二大隊長張鶴亭任十支隊留守指揮部指揮。

召開兩次金華會議

當時許多流散在滬寧地區的官兵以及地方武裝被收編入隊，忠義救國軍的成分也隨之復雜起來。各派往支隊的專員與支隊負責人互相猜忌爭斗，為支隊控制權而互相排擠；有的甚至率部投偽，與三戰區（顧祝同部）有著諸多矛盾摩擦，嚴重影響部隊抗日的整體形象。蔣介石責令戴笠對忠義救國軍多加約束。

1939年11月28日，戴笠在金華召集忠義救國軍主要干部開會，對當時的人力財力及所處的環境與今后的全盤戰略作了詳細計劃。主要確定了兩大工作原則：一是確定以浙江長興、安吉縣、孝豐之三角地帶為該軍游擊根據地，以太湖為中心將江陰、無錫、常熟市等縣為前進游擊區，收容流散國軍，策動偽軍反正，同時布置情報網，并發動民運，捕殺奸偽。二，在不增加中央特殊負擔的情況下進行整訓整編工作。此后，戴笠開始對忠義救國軍進行整編，陸續擴編為4個縱隊及南京行動總隊，轄26個支隊又2個直屬大隊，總兵力29611人。

1939年12月，戴笠在金華市又召開了一次5省特務頭目參加的“北山會議”（東南五省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針對汪偽政權和江南抗日前線的新四軍，要進行“夾攻中的奮斗”。周偉龍等認為，京滬杭三角地帶必須牢牢地控制住，既不能被日汪占據，也不能讓新四軍利用茅山山脈作為抗日根據地而進行滲透。為此，戴笠提出在上海建立“山海統一委員會”，實行所謂一元化的領導。在統委會下成立對日汪的情報收集和策動反正得機構，文強時任忠義救國軍政治部主任，受戴笠委任為該策反機構主任委員，主持具體事務，忠救軍政治部主任即交給羅靜芳代行。上海策反委員會主要負責策反和情報的收集，各地的行動隊及忠義救國軍各支隊等就作為武力支持配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組織的各項活動，對日偽進行打擊。

1940年2月，忠救軍南京行動總隊隊長徐禧率領忠救軍600余人血洗馬集，捕殺新四軍民運干部及抗日群眾。不久，新四軍蘇皖支隊趕到，斃傷忠救軍200余人，徐部遭重創后分崩離析。3月下旬，忠救軍又糾集1000余人與韓德勤頑軍一起共萬人圍攻半塔集，忠救軍被新四軍挺進縱隊大部殲滅，5月底撤到津浦路西整訓，至此，忠救軍在淮南的活動結束。

縮編整訓

忠救軍自在錫北磨擦事件后，在浙江省孝豐進行了一次大整訓。在此之前，由于中國國民黨內部矛盾，忠救軍受到各方面的詰難和壓力。1940年春，原錫澄地區一部分忠救軍人員從浙江孝豐回來，組成忠救軍澄錫虞行動總隊，由原忠救軍第五支隊三大隊長章曉光任總隊長，原五支隊二大隊六中隊長周江、十支隊副指揮王品珊任副總隊長。

同年夏，忠義救國軍擴充到四個縱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共轄28個大隊，總人數近3萬人，分布于浦東新區及京滬、滬杭鐵路，京杭公路沿線一帶?；顒佑?a href="/hebeideji/8828193179048361219.html">抗日戰爭第三戰區的國民黨地下政府縣長都是三戰區所派，是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系統。當地的中國國民黨縣黨部與地下縣長搞成一派。由于忠救軍勢力超過地下縣長統轄的地方自衛武裝，且在各地設立哨卡厘所，任意收稅，敲詐勒索，橫行不法，引起地下縣長的不滿，告到顧祝同那里。第三戰區在上饒市召開會議，顧祝同親手把一疊控告忠救軍的材料交給戴笠。顧、戴二人反目。顧祝同要求撤銷忠救軍。戴笠告到蔣介石那里，要求保留這支武裝。

經過交涉，戴笠命忠救軍撤回皖南整訓，但得縮編。為此，戴笠將忠救軍整編為4個教導團和2個教導總隊。原一支隊及十支隊合并編為教導第一團，團長郭墨濤（后汪浩然）；原二支隊及新兵大隊編為第二團，團長徐禧；五、六支隊編為第三團，團長袁亞承。其余的部分則改編為身著便衣的行動部隊，實際上成為忠救軍外圍特務武裝。行動部隊自籌經費，就地活動，以收集情報和暗殺、爆破為主要任務。一些未撤回的原忠救軍很快投靠日偽。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忠救軍行動部隊逐步發展，成為忠救軍的一個基本特征。

分四路挺進敵后

1941年1月，按照游擊京滬杭地區敵偽及清剿蘇南地區“殲匪”之作戰企圖，將蘇南浙西淪陷區劃分為幾個區，分四路重回京滬淪陷區，繼續敵后游擊。第一路“蘇嘉滬挺進隊”，以第三支隊、淞滬行動隊、教導第一總隊等三個單位為骨干，由孝豐附近向太湖以東的蘇州市，嘉興市與上海市之間的地區挺進，總指揮為阮清源。第二路“澄錫虞挺進總隊”，以第一支隊為骨干，由孝豐向陽澄湖、常熟市、昆山市之間的地區挺進，總指揮是郭墨濤。第三路“錫武宜挺進隊”，以第二支隊為骨干，由廣德市沿太湖西岸，向宜興市、無錫、常州、江陰之間的地區挺進，文德為總指揮。第四路“京丹挺進隊”，以南京行動隊為骨干，進出南京、浦口區、丹陽市等地，總指揮為管容德。

牽制新四軍

皖南事變后，忠救軍主力與新四軍發生過多次磨擦。1941年5月下旬，忠救軍教導第一團進犯東路抗日根據地。7月1日，日偽正式開始在蘇州市地區“清鄉”。忠救軍的進犯在客觀上配合了日偽“清鄉”，牽制了新四軍十八旅的反“清鄉”斗爭，成為新四軍主力從東路地區轉移的一個重要原因。8月2日早晨，郭墨濤率忠救軍教導第一團，以包漢生部為前導，進駐江陰祝塘鎮，與原忠救軍五支隊二大隊長后投靠日偽的常熟楊春華部70余人會合。次日晨，與轉移至此的新四軍六師十八旅一部發生遭遇戰。郭部向駐江陰青陽已投敵的原忠救軍五支隊高杏寶部求援。9月22日，在譚震林親自指揮下進行西石橋反擊戰，擊潰忠救軍，忠救軍教導第二總隊長梅明章在潰退時溺死河里。

對抗日偽

忠救軍四路挺進敵后以后，利用交叉縱橫的河港作為掩護，在附近地區進行抗日宣傳、情報活動和武裝斗爭。汪偽政權對他們進行多次掃蕩，但抗日力量沒有減弱。為了鞏固統治，加強軍事力量，日汪開始醞釀大規模的“清鄉”運動。

1942年1月，阮清源在戴笠的親自指揮下，組織縱火、爆破、驚擾、襲擊四隊，除夕當晚對在上海市和郊區的日偽實行了突然襲擊?？v火、驚擾兩隊人員化裝成置辦年貨的市民，攜帶汽油及各種爆炸物，事先潛入并分散到租界及其他各處，等到預定時間同時縱火及點燃鞭炮，造成上海中心城區秩序大亂。爆破隊分為兩組，一組在真如和嘉定南翔古鎮之間炸斷了京滬鐵路路軌，另一組在梅家場和莘莊鎮之間炸毀了滬杭鐵路路基。同時襲擊了日軍駐滬西的一個炮兵大隊。同時，忠救軍教導第一團、新四團共2000余人由汪浩然率領進犯蘇中根據地，企圖與韓德勤的保三旅合流，在蘇中南部結成“反共”集團。忠救軍到處進行騷擾活動，并公開配合宣家堡據點的偽軍反對新四軍。日軍對忠救軍進行掃蕩，俘虜其指揮官汪浩然。

同年2月，日偽借搜查忠救軍及抗日青年學生為名，集結了在蘇州市、吳江區、嘉興市、嘉善縣等重要據點的兵力，對分駐蘆、莘、庫、周等地的阮清源部及其當地軍民進行了將近一個月“大掃蕩”，以期鏟除忠義救國軍在當地的影響。同年4月，周偉龍兼任別動軍司令職后，阮清源因在敵后表現比較突出，對蘇南地區熟悉，由蘇嘉滬挺進縱隊調回指揮部任副總指揮，6月代行總指揮職。該年，先是董惠民投靠日偽，任南京偽警察監署第四科科長，由王品珊代理京滬行動總隊長。不久，王品珊也投靠日偽，在汪偽無錫特工站任行動大隊副大隊長，京滬行動總隊解散。

重整旗鼓

阮清源任職后，大力排斥周偉龍的親信湖南籍軍官，撤職關押原第五團團長、周偉龍的外甥黃龍，懲辦總部人事課長楊國屏等一批周偉龍最為親信的人。同時啟用一批浙江籍軍官，如余、葉鶴、沈之岳、呂逸民、翁養正等人。1943年春，為便于接受中美合作所訓練與裝備起見，忠義救國軍再次整編，共編成四個縱隊（每個縱隊下轄三個步兵團）及一個特務營，一個搜索營，一個軍官隊，一個電訊總臺，與南京、淞滬、浙東、浦東、澄錫虞等五個行動總隊。同年6月，因日軍竄入廣德境內，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轉移到安徽寧國萬家橋，所屬縱隊也分別轉移防地。除擔負防務的部隊外，基本都集結整訓，分駐在總部附近地區。在此期間，忠義救國軍為了保存實力，盡量避免與敵作戰。

1944年5月，章曉光投靠日偽，被編為日偽錫武澄“清鄉”行動總隊，駐章的老家青陽鎮，章、王分別任正、副總隊長。1945年初，章曉光、王品珊仍以忠救軍澄錫虞行動總隊番號名義在錫北活動。1945年3月22日，王品珊部在錫北道徒活動點陸北莊燒毀民房280間，燒死群眾17人。3月28日，被新四軍武工隊和先天道徒擊潰，逃往江陰地區。

最后結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時，戴笠正和梅樂斯在浙江省敵后視察，聽到消息，立即命令忠義救國軍火速進入上海市近郊、浙江杭州和富陽區地區，并確保京滬鐵路、滬杭鐵路沿線交通暢通和安全。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國國民黨當局緊急命令忠義救國軍鮑步超所部火速進入杭州市，阻止“其他部隊”進駐杭州。而忠義救國軍其他部隊也在早有聯系的偽軍配合下，迅速光復了溫州市、海門區和崇明區，阮清源則率部迅速控制上海近郊，協同周佛海（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所部偽軍守備上海中心城區，并聯絡日軍駐滬部隊，阻止中共武裝進入上海。

1946年3月17日，戴笠從北平市飛往上海市轉南京途中，因飛機失事身亡。7月1日，原國民黨軍統局正式更名為國民黨保密局，鄭介民轉任局長，同時兼任國防部第二廳廳長，副局長由毛人鳳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取消后，由軍統掌控的忠義救國軍暫時是未知數?？箲饡r期，戴笠曾建言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下設全國水路交通檢查處，負責戰時全國檢查站、檢查所的管理，同時可以借機監視共產黨軍隊的動向，獲得了蔣介石的批準，機構得以成立，處長由軍統特務吉章簡擔任。1946年3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交通警察總局，隸屬交通部管轄，負責管理全國鐵路系統治安，統一指揮鐵路警察以及交通警察總隊，吉章簡任局長，馬志超、徐志道任副局長。戴笠死后，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掌控的游擊武裝，忠義救國軍、別動隊及其他行動隊，全部編入交通警察總隊。交通警察總隊共設十八個總隊，大部分總隊長都是原忠義救國軍的高級指揮官或是軍統特務擔任。忠救軍參與整編的人數約一萬八千人，被編入交通警察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八五個總隊。

交通警察總隊編組完成后，依照交通總局的安排就地訓練，然后分批部署于華北、華中地區、華東、華北等戰略要地。此后，忠義救國軍以交通警察總隊的身份參加國共內戰，依照中國國民黨的戰爭布局，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確保交通線暢通，戰事吃緊時會被要求配合國民黨軍隊與中共作戰。改編交通警察時，部分忠救軍轉業到工農商教，地方警察區鄉公所。原張熙明（女）部一部分人被編為浦東綏靖大隊。1946年4月，上海市發生紡織巨頭榮德生（榮毅仁之父）被綁票案，張熙明曾參與破案，在東升橋茶樓捕獲首犯駱文慶。黃八妹部被編入平湖市自衛隊；封企曾仍稱霸在松江青浦一帶。

1946年7月，粟裕、譚震林與湯恩伯所屬部隊在蘇中進行了一個多月的運動戰，湯恩伯被殲滅了六個半旅，以及奉調協助作戰的交通總隊五千人；在東北地區，湯毅生指揮的一個交通總隊也被殲滅。

1947年，解放軍為了牽制蔣軍，減輕正面戰場壓力，決定在蔣統區發動武裝斗爭。前汪偽少將師長丁錫山進入蘇北解放區后，經管文蔚司令員、陳丕顯政委批準為中共黨員。1948年初，華中軍區任命丁為司令，由其率領軍政干部組成的先遣武裝，從蘇北泛海南下，在杭州灣北岸柘林登陸，開辟以太湖為中心的游擊區。丁錫山率部登陸后，遭到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和京滬杭兩路護路司令郭履州追剿；在雙方激戰時，封企曾、黃八妹、張熙明等又趕來助戰，致使先遣隊全軍覆沒，丁錫山戰死。

1949年5月，解放軍發動上海戰役，馬志超和郭履州率五個交警總隊參戰淞滬。交警部隊在上海戰役中大部分被殲滅，馬志超逃去臺灣。上海市及蘇浙解放后，中國國民黨的殘余勢力依托當時尚未解放的舟山市組織土匪游擊行動，成立了“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其組織參照忠救軍的模式，總部設在臺北市，總指揮為毛森、副總指揮蔣劍民、參謀長黃炳炎。毛森十分倚重忠救軍的舊部，張熙明被任命為東南救國軍浦東縱隊司令兼南匯縣縣長，封企曾為浦南縱隊司令兼松江縣縣長；黃八妹為海北縱隊司令兼平湖縣縣長。這些人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1951年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市委在逸園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各界代表萬人大會，將一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處死，其中就有忠救軍的骨干，大會公審槍決第一個就是“殺害共產黨員愛國人士及無辜百姓五百余人”的原忠救軍的少將司令封企曾。

主要指揮部

淞滬指揮部

1938年6月，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接替了前別動隊教導總團的指揮權后，教導總團部分重要干部就奉命挺進上海市，籌劃成立淞滬指揮部。1939年3月1日，淞滬指揮部正式在上海成立，指揮官由當時忠救軍的副總指揮楊蔚兼任，副總指揮何行鍵，參謀長徐志道，軍需處長劉弋斯，副官處長葛谷光，特務大隊張大同，軍事特派員楊卓夫。淞滬指揮部于1939年5月底由上海遷至江陰，另在上海成立辦事處，主要擔任對浦東新區方面部隊的聯絡。

在此期間，在阮清源、鮑步超等人的積極活動下，忠義救國軍在滬寧地區吸收了大批愿意接受改編的地方武裝；同時，限令無名義的游散部隊及偽軍主動投誠，逾期以土匪漢奸論罪，永不收編。淞滬地區的武裝部隊一時集齊于忠義救國軍部下，這些部隊大多沒有經過正規訓練，為整飭軍隊風紀，使忠義救國軍正規化，揚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軍事上，淞滬指揮部所屬部隊在浦東、高淳區及澄錫虞等地區與日軍進行多次作戰，牽制了日偽的兵力。到1940年1月5日，總指揮俞作柏電令淞滬指揮部率領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各支隊，轉至孝豐基地整訓，揚蔚決定，非調訓部隊仍留在原基地繼續活動，調訓部隊分為二期轉進至孝豐集結整訓。2月22日，上海辦事處撤銷，另成立京滬線政治特派員辦事處。3月，遵照金華市會議決定，實施縮編整訓，淞滬指揮部至此撤銷，以淞滬行動總隊的形式在浦東新區地區活動。

溫臺指揮部

溫臺指揮部地點設在浙江瑞安縣玉壺，由于溫臺沿海，是預選中的一個登陸地帶。當時，為了配合盟軍作戰的需要，在溫臺指揮部還另設參謀室。忠救軍少將參謀長兼中美第八訓練班副主任郭履洲兼任溫臺指揮官，浦東行動總隊張為邦（張惠芳）任副指揮官。張系浦東人，海盜頭目出身，后被招安過來，編人“忠義救國軍”。該指揮部隊統轄中美合作第八班的三個教導營，一個特務大隊，一個獨立支隊，一個水上大隊和浦東行動總隊，在浙東地區、浦東、崇明區對日軍進行特種作戰。

鄞杭指揮部

鄞杭指揮部位于浙江桐廬，由忠義救國軍第三縱隊少將司令鮑步超為指揮官，熊國和為參謀長。該指揮部統轄第三縱隊及新一團（偽軍投誠），沿桐廬縣、富陽區之線，向杭州市活動發展。其余一、二縱隊及各行動總隊（浦東除外）、直屬營隊，均直屬總部，并設總指揮部前進指揮所于浙江省于潛的方元鋪，總指揮馬志超坐鎮前方，指揮作戰。1945年秋，美軍尚未來得及在東南沿海登陸，戰爭就突然結束了，準備迎接他們的敵后部隊也于是轉入對各大中城市的接收工作中去了。

主要支隊

南京行動總隊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南京潛伏區區長錢新民投敵之后，南京區受到嚴重損失。戴笠自請處分后，讓俞作柏重新選派人員，到南京開展活動。1938年1月，俞作柏挑選管容德為忠義救國軍南京情報組上校組長，并命管立即到南京開展活動。管容德，是個軍統分子，和戴笠關系也比較密切。在接受任務之后，很快聯絡了一批人，在浦口設南京情報聯絡地點，在1938年2月中旬成立南京行動總隊。管容德在當地被稱為大老板，二老板是王錫三，不但當過原首都警察廳刑事偵緝隊下關分隊的副隊長，還投拜于青幫門下，在當地擁集了一批頗有實力的人物。南京行動總隊主要就是王錫三利用幫會組織為骨干，從江浦、六合、滁縣收集起來的散兵游勇。

管容德和王錫三合伙后，把南京情報組遷到瓜埠，在瓜埠，正式成立忠義救國軍南京行動總隊，并選擇瓜埠老鷹窩作為總隊部辦公處，指揮管容德，副指揮賈維祿。總指揮部又派督察袁燦協助管理，對南京行動總隊進行整頓。經過發展，南京行動總隊共組成五個支隊，三百余人，分布在南京六合地區。這在當地形成了一定的勢力范圍，對于支持中國國民黨在南京附近建立秘密市黨部、以及對敵活動起到了一定作用。到了1940年2月，南京行動總隊與新四軍發生摩擦，在馬集的對抗中潰不成軍，4月之后，連續遭到中共蘇皖支隊、縣獨立團在王子廟、大開門陳兩地的沉重打擊，陷入低潮。5月下旬，管容德帶領殘余部隊數十人向江浦縣一帶逃竄，在水家灣附近被投靠日偽的鄭德釗攔路襲擊，管容德在亂中槍殺了王錫三，逃出了六合地區。管容德一離開，行動總隊所屬的幾支部隊的大小頭目立刻叛變投敵，各霸一方，為虎作倀。南京行動總隊的番號因此一度撤銷，管容德交出兵權，被改派為句容市縣長。

別動軍

別動軍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下的一支武裝力量，1940年3月，蔣介石在參謀會議上提出組織成立的便衣混成隊。戴笠組織各戰區混成隊編練處，由軍統局選派長于軍事的高級干部擔任編練專員，負責訓練該戰區內的便衣混成隊，各戰區成立將近一萬人的特種武裝部隊。訓練完畢，改編為督導組。1941年12月，軍統局奉命和英國合作，進行對敵破壞工作，于是將各地便衣混成隊改編為軍事委員會別動軍。1942年1月，在沙坪壩區小龍坎街道成立了軍統局屬下的別動軍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別動隊司令均有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周偉龍擔任。為統一指揮敵后的游擊工作，忠義救國軍改名為“軍事委員會別動軍忠義救國軍”，撥交別動軍司令統一指揮。

中英合作夭折后，作為隸屬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之下敵后武裝，別動軍和忠義救國軍加入到中美合作所，一起接受美國訓練和裝備。1945年日本投降后，別動軍所屬7個縱隊及并入軍統控制下的其他特務武裝，共編為8個交通警察總隊，與忠救軍編成的10個總隊合為18個總隊，全部投入“反共”內戰。中美合作結束后，別動軍和忠救軍一起編入交警總隊。

主要指揮官

忠義救國軍與中美合作所

達成合作

1942年，戴笠提出要梅樂斯為他訓練和裝備5萬忠義救國軍，然后，梅樂斯向金氏海軍上將提出一個報告，說明了自己對戴笠所掌控的游擊武裝的看法，說明美國海軍是能夠與戴笠合作的。同時開出了一份所需物資的超長清單。中美合作所訓練過忠義救國軍的營地有：第一訓練班（歙縣雄村）、第六訓練班（福建華安）、第七訓練班（福建建甌）、第八訓練班（浙江瑞安縣玉壺），此外還有漳州市班、東安縣班（訓練軍醫）等。

受訓內容

忠義救國軍人員在第一營地雄村班受訓時，戴笠掛名為訓練班主任，曾任忠義救國軍參謀處長的郭履洲為副主任，由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馬斯特斯為總教官。訓練時間約為三個月，訓練課目主要有總理遺教、領袖言行、中國之命運、黨派分析、情報學、犯罪調查、密碼學、爆破、手槍射擊、國術擒拿等。訓練完畢，由美方發給較為先進的美械裝備，所配發的武器主要有春野步槍、湯姆生機槍、卡賓自動步槍、勃朗寧輕機槍等；另外還配發有TNT粉狀炸藥、絆馬索、定時引信、延期信管等爆破器材。通過在訓練班的學習和訓練，忠義救國軍掌握了爆破、暗殺、偵察、刺探情報等技術，同時組建了一批行動總隊，專門以小股力量用機動靈活的方式活動。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以后的忠義救國軍，更能適應處于敵、友、我錯綜交織的灰色前哨地帶，部隊戰斗力有所提高，行動手段由原來的以游擊戰術為主，逐步變為游擊戰術、特務戰術并重的作戰方式。

主要抗日活動

活動一

中美合作所與忠義救國軍合作從事的抗日活動主要有，其一，對日軍各種基本設施進行破壞的活動。這是有美國人參加、規模較小、設計周詳的行動。他們毀壞飛機、切斷交通線、破壞電廠，使日軍疲于奔命。其二，策反偽軍。

1943年9月底至10月初，侵華日軍發動了“攻占并確保廣德附近，以摧毀忠義救國軍根據地，加強（京、滬、杭）三角地帶的治安”為目的的“廣德市作戰”（二十一號作戰）。9月30日，日軍出動4個師團的強大兵力，攻占了忠義救國軍總部所在地廣德，并對其周邊地區進行了大規模掃蕩。忠義救國軍總部被迫撤往寧國萬家橋。

1944年春，南陵縣戰役打響，忠義救國軍奉命配合某師進襲南陵一帶日寇，第一縱隊曾一度占領南陵縣城。同年9月至11月，忠義救國軍組織300人的特別行動隊，在美國軍隊帕金少校等人的參與下，炸毀諸暨市附近鐵路橋鐵軌25處，縱火焚燒日軍堆棧及600箱炸藥。

1945年1月5日晚，忠義救國軍一部在諸暨炸毀鐵路橋1座，糧庫若干間，兵營1座，破壞鐵軌24處。1月7日，忠義救國軍一部用火箭炮擊毀敵兵營3間，同時破壞鐵軌2處。2月，忠義救國軍第2縱隊將錢塘江大橋第6、7兩橋孔間的橋墩破壞，致使杭州市至寧波市間的交通一度中斷。這兩個月，忠義救國軍對敵破壞3次，襲擊4次。6月，忠義救國軍溫臺指揮部所屬4個教導營攻占溫州市、海門區。8月，日軍數千人猛撲昌化，忠義救國軍奮勇堵擊，在河橋激戰兩晝夜，粉碎敵寇預定陰謀。

活動二

忠義救國軍與偽軍關系密切，在獲得偽軍幫助的同時，也策反偽軍投誠，加速日本投降。1944年11月間，中美合作所的赫爾上校和投誠的偽軍徐上校合作，集合了徐上校的131個追隨者，去炸毀金華附近一條鐵路，同時截住一列火車。他們在鐵路上安裝了20磅塑膠炸藥，和一種攜帶輕便、能夠延時起爆的裝置，當車輪一節一節碾過，到中間的車廂時，它才引爆。爆炸非常成功。這批人員在撤離過程中，順便又在開化縣焚毀了5座倉庫，毀掉大量日本人儲存的汽油、菜籽油和糧食。

開設醫院

1943年，中美合作所為忠義救國軍設立了一個“百達醫院”，由海軍中校布萊克主持，也是中美合作所設立的唯一一處為游擊隊服務的醫院。最初以訓練班的形式，選址在湖南省的永州市，為學員教授西醫和外科手術，共設立了300張病床。不久日軍向這一帶推進，醫院只好疏散，落腳在一座高山上的古廟中。直到1945年百達醫院才離開這座山頭古廟，分成兩批，分別到達福建省的建甌和浙江省的遂安，建起了兩座醫院。

作用影響

正面

在全面抗戰的八年間，“忠義救國軍”作為一支特殊的武裝力量一直存在，長期活動于上海市在內的江南地區，鼎盛時有數萬之眾，成為上?？箲鸬囊恢е匾α?，對打擊日偽、堅持抗戰作出了一定貢獻。在整個軍統系統中，忠救軍創造了四個“之最”。首先，它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下壽命最長的一個軍事單位；其次，它是軍統局下人數最多的武裝部隊；第三，它是中國國民黨頑固派里“反共”磨擦的急先鋒；第四，它還是國民黨軍中最早與美國海軍進行軍事合作的特種部隊。

負面

在抗戰后期，“忠義救國軍” 秉承國民黨頑固派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政策，成為在蘇浙皖地區與新四軍抗日部隊大搞摩擦的“急先鋒”，做了許多親痛仇快的事情，從而走向了歷史的反面。加上其成分魚龍混雜、紀律松弛敗壞，從而使其在為抗戰作出一定貢獻的同時，更多的帶來諸多惡劣影響，造成長期負面形象。

后世評價

溧陽有位塾師親歷其境，感慨很深，曾做了一副對聯流傳人間。聯句是：“不忠、不義、不救國；誰匪、誰奸、誰愛民”，可作為蘇南各階層群眾對中國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很公道的評語。

有詩記載：忠義救國軍，起家八一三。號稱定平軍，收編蘇浙皖。襲擾金陵城，行刺上海灘。進攻新四軍，“反共”掀波瀾。失道必寡助，敵后立足難。幸虧盟軍到，方把霉運轉。西遁瀝水河，建軍在皖南。足跨青洪幫，兵將達五萬。經營澄錫虞，京滬把名傳。爭奪陽澄湖，屯兵浙江天目山。幾番換主將，屢屢擱淺灘。中關合作所，雄村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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