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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字月涵，直隸省天津府天津縣（今天津市）人，祖先于明朝永樂時期從武進遷至北京，落籍天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清華大學校長。

梅貽琦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1914年（民國三年），梅貽琦畢業于伍斯特理工學院電機系，獲電機工程學學士，并入選SigmaXi榮譽會員。1915年在清華學校任教，1921年赴美進修獲碩士學位。1925年任清華學校大學部物理系教授，1928年出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監督，1931年到1948年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期間，對師資人才進行嚴格遴選和延聘，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制度。1955年，梅貽琦由美國飛臺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臺灣清華大學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里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臺灣的清華基礎，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并一直擔任臺灣新竹清華校長至1962年。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梅貽琦成為清華大學教務長后，著手改組和調整大學部，把“兩科（普通和專門）制”改為學系制，設17個學系；制定新《組織大綱》，為民主治校奠定了制度基礎，使清華真正成為一所正規的、有特點的大學的雛型。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其間，清華校園匯聚著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20世紀30年代近百位教授就聘于清華，盡是學界知名學者；他為清華請來了眾多大師，還為后世培養出了眾多大師；他在清華大學發展理工高等教育，創辦“特種研究事業”，開創與國際學術界聯系與交流的先河，把清華從一所有學術名氣而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成為既有學術地位也有學術名氣的名校，促進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反映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有《大學一解》《大學的意義》等。

?生平

早年經歷

1889年12月29日，梅貽琦出生于天津鼓樓西板橋胡同，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祖籍江蘇武進（今江蘇常州市），祖上曾于朱棣年間奉調駐防天津衛，是津門望族。父親梅臣，字伯忱，中過秀才，家道中落后，做了鹽店職員。

求學經歷

1904年，梅貽琦以世交關系進入嚴范孫氏家塾讀書。不久，嚴氏家塾易名為敬業學堂，該校男生遷入南開區新址，定名為南開學堂。梅貽琦是南開學堂第一班學生，天津市南開中學首屆畢業生，校長張伯苓最為得意的弟子。1908年，梅貽琦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南開大學畢業，被保送到保定直隸高等學堂就讀。1909年（宣統元年）6月，梅貽琦報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績被錄取，成為首批赴美留學生47人中的一名。于當年10月赴美留學，進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學院（Worsesto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學習電機工程學，后轉為專攻物理。在校期間，梅貽琦成績優異，被選入“Sigma Xi”（美國大學中一種專為獎勵優秀學生而設的機構），同時他擔任過中國留美學生會書記，吳斯特世界會會長，《留美學生月報》經理等職。1914年夏，梅貽琦從該校畢業，獲工學學士，按留美學生章程規定，他可以繼續留美進研究院攻讀更高學位，但因家庭經濟困難，他提前回國工作以贍養父母，供弟妹們讀書。

工作經歷

1915年9月，梅貽琦應清華大學之聘前去任教。先后講授數學、英文、物理等課。1925年，清華學校設立大學部，梅貽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兼系主任。次年春，被教授會公選為教務長。1928年，清華學校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梅貽琦被任命為設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清華學生留美監督”，管理分散在全美各地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管理留學經費的分配、學業和操行評定。他進行了全面改革，改變了監督處經濟混亂的現象。

1931年（民國二十年）10月，梅貽琦返回中國，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到職后多次闡述“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等辦學至理，并積極延聘國內國際著名學者來校執教。1932年2月，梅貽琦向全校宣布“本校擬向工程科學方面擴展”。接著在原有土木系的基礎上，增加機械、電機兩系而組成工學院。1933年10月29日，成立“清華同學總會董事會”，梅貽琦任會長。1934年夏，與資源委員會合作，開設航空講座，進行航空實驗等。

1937年7月七七事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在湖南長沙聯合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不久，南京陷落，武漢告急，長沙市危在旦夕，清華大學、北大、南開的師生再次遷徙，到達云南昆明，易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的領導機構為三校校長組成的“聯大常委會”，原定常委會主席由三校校長輪流擔任，第一任從梅貽琦開始。但后因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長期在重慶兼任要職，聯大工作實際上梅貽琦一人主持，師生們都親切地稱他“梅常委”。西南聯大合作辦學近九年，在梅貽琦的領導下，造就了包括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趙九章、鄧稼先等在內的一大批科學家。

1940年，梅貽琦服務清華大學二十五年（1915年梅到清華任教），清華師生在昆明市開紀念梅貽琦任教清華二十五年的公祝會。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授予他工程學博士榮譽學位，以示嘉許。

1943年，在由梅貽琦擬綱，潘光旦代筆的《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梅貽琦表示，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于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學概論、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

1949年底，梅貽琦飛抵紐約，管理清華的庚款基金。1950年，梅貽琦出任華美協進社常務董事。這個機構管理著清華大學在美的全部庚子賠款。1954年，他從美國回臺灣參加過一次“國民大會”。會議結束，他把所得全部津貼用來為學校駐美辦事處購買了圖書。1955年11月，梅貽琦到臺灣，恢復《清華學報》，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并在此基礎上創辦臺灣清華大學。為了選擇一個合適的校址，他的足跡幾乎踏遍臺灣全島，最后又經過七次實地勘察，選定新竹縣赤土畸。校址選定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創建工作中，清地基、蓋校舍，購置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招聘教師和研究人員，招收學生等等。為了建一座游泳池式原子反應堆，他多次遠涉重洋，到西方各國原子能機構訪問考察，引進技術，延攬人才，訂購設備。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里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臺灣的清華大學基礎，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

1956年秋，臺灣清華大學第一屆原子科學研究所招生開學。梅貽琦親自打字、照料抄寫蠟版、油印考卷、檢齊裝封、監考、閱卷、登記分數，招收第一屆研究生15人，并親授兩年英語課。1958年，梅貽琦在陳誠的力邀下兼任了臺灣“教育部長”同年，梅貽琦兼任臺灣當局“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興建核科學館、放射性同位素實驗室。

晚年生活與逝世

1961年4月，在梅貽琦的主持下，原子科學研究所完成了包括核子科學館、放射性同位素實驗室、原子爐爐房及實驗館等在內的所有建筑項目和有關裝置的建造安裝工作，并調試完畢。1960年，梅貽琦因患骨癌，住進了醫院。1962年2月，梅貽琦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在臺北臺灣大學醫院病逝，享年73歲。

主要思想

“通才教育”論

“通識教育”思想，是梅貽琦教育思想的核心。“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稱“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梅貽琦認為大學生思想上要有自由。他在《大學一解》中著重論述了學術自由在大學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在他任內，清華大學沒有一位教師因為持不同政見而遭到免職，也沒有哪一位學生因為發表過激言論而被開除。

在才能儲備上，大學階段要給學生以“通識”的訓練，即“知類通達”的訓練，培養目標應該是“通才”，應著眼于為學生們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訓練。就是要求學生具有自然、社會與人文三個方面的綜合知識，而“不貴乎有專技之長”。他寫道：“‘通識’一般生活之準備也；‘專識’特種事業之準備也”，社會所需要者，通識的人才為大，而專家次之。以無通識“為基礎之專家臨民，其結果不為新民，而為擾民”。他從辦學的實踐中體會到大學的四年教育，根本不可能取得“通專并重”的效果，所以他主張“偏重專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說又窒礙難行，則‘通’重于‘專’之原則尚矣”。大學應重視德育，使學生愛國、有好的人格；應重視體育，保證大學生擁有健康的體魄；培養“專才”的任務應該由其他教育機構來承擔。

“大師論”

梅貽琦說：“所謂大學，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認為大學之大，不在書多，更不在樓高。他認為要辦好大學，必須依靠教師。他反復強調說：“吾人應努力奔赴之第一事，蓋為師資之充實；大學之良，幾乎全系于師資與設備充實與否，而師資為尤要。”“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也圖之至極也。”他親自挑選老師，不看學歷，只看能力，比如資歷淺、學歷低的華羅庚被破格錄用，終成一代數學大師；布衣出身的陳寅恪被聘以教授，身清華四大導師之一。在他的努力下，很多民國大師被他發掘出來，清華大學的師資力量得到壯大。以1936年為例，在清華大學的教師隊伍中有潘光旦、馮友蘭、朱自清、陳寅恪、聞一多、俞平伯、吳宓、葉公超、金岳霖、張岱年、吳晗等學者、名師。

“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梅貽琦主張“教授治校”“民主治校”。他認為校長應該有服務精神，校長是配合教授工作的人，在大學里能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學里的教授。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是親率職工給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在采取的一些重要措施時，他都很注意聽取一些專門性的常務委員會意見，吸收教授參與教學行政管理工作。在這種時候他的名言是“吾從眾”。1943年1月，按月出版《校友通訊》（后改稱《清華校友通訊》），用以溝通學校與校友之間的聯系，吸取校友對辦學的意見，獲得校友的協助。

厚實基礎，學業淘汰

梅貽琦首重基礎訓練，關注基礎課程、基本概念與學科思維，要求學生要厚實基礎。此外，他注重將國際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引入課堂，引導學生了解世界科學前沿。在梅貽琦的主導下，清華大學的課程實行學分制與選課制，使得清華大學的學子始終保持較高的淘汰率。

高等工程教育思想

梅貽琦深受現代美國及歐洲工業強國科學理論和科學精神的影響，在認真考察中國高等工程教育現狀及困境的基礎上，設計出中國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養理念。強化師資，改革課程，1927年，梅貽琦在《清華學校的教育方針》中提出，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應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和基礎訓練。1943年，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提出：國家要實現工業化目標，應有兩類必不可少的人才，一是組織人才，二是技術人才，須均衡培養，絕不可偏廢，或非此即彼。

主要成就

梅貽琦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奠定清華大學的校格，創造清華的黃金期，全面提升了清華的素質和聲譽，發展清華的理工高等教育，創辦“特種研究事業”，開創與國外學術界聯系與交流的先河，促進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

促進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

大師云集 1926年春，梅貽琦成為清華大學教務長后，著手改組和調整大學部，把“兩科（普通和專門）制”改為學系制，設17個學系；制定新《組織大綱》，為民主治校奠定了制度基礎，使清華真正成為一所正規的、有特點的大學的雛型。梅貽琦在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其間，他為清華請來了眾多大師，還為后世培養出了眾多大師。清華校園匯聚著各家各派的學術思想。20世紀30年代近百位教授就聘于清華，盡是學界知名學者。

發展理工高等教育，創辦“特種研究事業” 1932年2月，梅貽琦宣布“本校擬向工程科學方面擴展”后，就在清華大學原有土木系的基礎上，增加機械、電機兩系組成工學院。從1934年夏起，與資源委員會合作，開設航空講座，進行航空實驗等。這是清華大學航空系的前身。同時，為了滿足教學和實驗需要，他相繼建成機械工程館、航空實驗館、水利工程館、水利實驗室、發電廠等校舍設施，添置先進儀器設備，聘請國內外工程界的名流到工學院任教，為清華大學工學院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開創與國際學術界聯系與交流的先河梅貽琦在加強《清華學報》等原有刊物的基礎上，擴充學術出版物。他創辦《社會科學季刊》《工程季刊》《機工月刊》等。這些刊物在學術界很有影響。1934年10月又建立了農業、航空、無線電三個特種研究所；1933年先后和德國遠東協會交換處及中法文化基金會約定互派研究生，設置科學講座等，開創與國際學術界聯系與交流的先河。

人才培養

梅貽琦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校務委員身份實際責任，培養出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兩彈一星功勛獎獲得者趙九章、錢學森、鄧稼先、錢三強、王淦昌、周光召等；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等。

他在新竹清華培養了第一屆研究生吳正言（女）、沈銘梁、林多、林信雄、林嘉熙、張仲、陳以南、陳守信、喬隆文（女）、鄒祖德、趙光來、蔡劍深、盧保、魏達賢、關信民等，親授兩年英語課。第三屆研究生中的李遠哲后來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任職情況

主要著作

梅貽琦留存至今的著作較少，除《清華學校的教育方針》《大學一解》(與潘光旦合寫)、《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外，其余多是各種集會的講話稿。摘錄如下：

榮譽獎項

人物評價

教育學家傅任敢對梅貽琦有一段很中肯的評價：“清華大學之所以成為國際聞名的大學，原因自然很多，可是梅校長的一生貢獻，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稱贊道：“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貽琦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陳岱孫曾評價梅貽琦：“他一生的業績和清華結合在一起。”

梅貽琦與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他為人低調，不喜說話，時人稱其“寡言君子”。

梅貽琦于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1949年隨國民黨遷臺，一直服務于清華直至去世，是清華歷史上任職最長的校長，被譽為清華大學“終身校長”。

后世紀念

梅貽琦故居

在清華期間，梅貽琦先后住過工字廳及照瀾院（原舊南院）5號，成為校長后又住過甲所。工字廳始建于1707年，舊南院始建于1921年。南院于1946年后改稱照瀾院。1931年，梅貽琦出任校長后住進甲所。甲所位于工字廳以南，始建于1917年。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期間，梅貽琦起先居住在李家大院，后為給清華大學辦事處的職員騰住處，搬到惠家大院。原始的房屋都是土木結構，現在的建筑是后來拆除重建的，基本保留原有格局。

“梅園”

梅貽琦在臺北市去世后，葬于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學校修建了墓園，取名為梅園（Dr.mei Memorial Garden）。入口處立有石碑，有一塊鐫刻著于右任題寫的“梅園“兩字的巨石。園內有清華校友集資種植的各種名貴花木。梅貽琦的陵墓墓碑正后方是一座數米高、十余米寬的白色石墻，上有蔣介石的挽額“勛昭作育”，下面是蔣夢麟撰的碑文；陵墓蓋板上是羅家倫題寫的“梅校長貽琦博士之墓”。墓碑兩側不遠處，有一座梅亭和一座“月涵亭”。“月涵亭”是梅貽琦的胞弟梅貽寶于1978年4月為紀念梅貽琦逝世15周年敬建的，地上刻著大大的圓形的清華大學校徽，中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

“梅貽琦先生紀念館”

梅貽琦逝世后，臺灣清華大學將原子爐實驗館命名為“梅貽琦先生紀念館”，以期紀念。

紀念活動

1989年，梅貽琦誕辰一百年，北京清華大學舉行了紀念會，由海外校友捐贈的半身銅像同時揭幕，《校友通訊》刊印了紀念專欄；2012年5月9日，臺灣新竹清華大學推出系列紀念活動，紀念梅貽琦逝世50周年，邀請梁啟超、王國維、李濟、聞一多、夏鼐、史國衡等6位清華大師的后裔，到新竹清華大學暢談清華往事；2019年12月14日，洛杉磯舉辦了“南加州清華學術文化節”的特別活動，紀念梅貽琦130周年誕辰，畢業于清華大學和新竹清華的眾多校友，南加州地區數十位各高校的校友、各界友人及媒體人士出席參加；2022年5月19日，臺灣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策劃一系列以“梅校長與清華故事”為題之講座活動，紀念梅貽琦逝世60周年。

人物軼事

“寡言君子”

梅貽琦在年輕時就被人認為“不愛說話”。他遇事總是先傾聽教授和學生的意見，集思廣益，擇善而從。每次開會，他到場后，就找一個不起眼的位置坐下靜聽，很少發表觀點。有時給教授搬搬椅子，看到教授們的茶杯里沒水了，便起身續一下。會議即將結束時，有人問梅貽琦有什么要說的，他回答：“吾從眾。”意為我尊重大家的意見。

改革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

梅貽琦被任命為清華留美學生監督處監督之后，前往美國著手對監督處進行全面改革。為了節省開支，他首先簡化了辦事機構，精簡了辦事人員，并以身作則，把兩個孩子留在國內，只讓太太一人跟隨去負責做飯，且不給報酬，秘書管買菜，也不另付報酬。同時將負責做飯和打掃衛生的助理員改為半日制的工作，只管打掃衛生。他自己也學會了開車，辭退了專用司機。日常生活上堅持一切從儉。例如冬天取暖，地下室有個大火爐，他多次親自下到爐道里掏揀沒燃盡的煤渣再用，常常弄得滿身爐灰，一臉墨黑。在他的努力之下，監督處的工作大有起色，經濟混亂現象很快就得到了徹底改觀。

廉潔奉公

1931年I0月，梅貽琦出任清華大學校長。他首先作出的決定，就是宣布放棄校長在生活方面的所有特權。家里的傭工，自己拿錢付工資；電話費，自己掏腰包；學校每年供應校長住宅的兩噸煤也被他取消了。為了盡可能節儉，梅貽琦常以步代車，走很遠的路。辦公用品能省就省。清華大學檔案室里，至今還保存有他的一些用廢紙頭起草的公函、報告提綱等。校務管理方面，他盡力減少辦事機構，裁減辦事人員。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清華大學被迫南遷創辦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梅貽琦一家住在昆明的茅草屋中。為了能夠補貼學生，他向國民政府申請資金，資金申請成功后大多數師生都得到了資助。但是為了避嫌，梅貽琦堅決阻止自己的孩子領取補助金。為了支撐家中的生計，他的夫人用粗糙的公米自制成米糕，取名“定勝糕”，挎著個小竹籃到處叫賣，用賣糕點的錢來補貼家用。

在梅貽琦在西南聯大擔任校長期間，創辦了西南聯大附屬中學。在云南省權勢滔天的“云南王”龍云，他的孩子考聯大附中落榜了，準備去興師問罪。他的副官告訴他：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沒有考上這所學校。

解放戰爭結束后，中國國民黨撤出大陸退守臺灣，為了保住清華大學的庚子賠款基金，梅貽琦到了臺灣。對臺灣當局多次想動用基金的念頭，梅貽琦堅持拒絕。1955年，梅貽琦用清華基金在臺灣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并在此基礎上創辦清華大學臺灣新竹校區，購買科研設備，培育精英人才。

梅貽琦住院期間，有一個加鎖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誰也不知道裝有何物。他連藥都買不起，死后殯葬費用清華校友捐助的，但從沒有打開過那個包。他去世后，秘書立刻加封，后組織專門人員啟封查驗，原來全是學校基金的賬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毫厘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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