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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夢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原名蔣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省余姚市人，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也是北京大學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中國近現代教育家，景星學社社員。蔣夢麟是中國新教育的倡導者之一，有《西潮》《孟鄰文存》《談學問》《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演進》《新潮》等著作傳世。

1898年，蔣夢麟入紹興中西學堂就讀，結識任學堂監督的蔡元培，此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就讀。1908年赴美留學，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12年畢業獲教育學士，之后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917年3月獲博士學位歸國。1919年7月，蔣夢麟代理北京大學校務，9月任北京大學教育學教授、哲學系主任、總務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他曾出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第三中山大學(后改為浙江大學)校長，1928年擔任國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長。1930年，蔣夢麟辭去教育部長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直至1945年6月任行政院秘書長，辭去北大校長職務，離開教育界。此后他擔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1949年10月，蔣夢麟遷居臺灣；1964年6月19日，蔣夢麟病逝于臺北市。

蔣夢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致力于“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對舊的教學秩序和科研制度進行整頓，大力實施以“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學生求學”為核心的改革舉措，使一度衰敗的北京大學重現生機與活力；在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時，他主持制定了《大學組織法》《專科學校組織法》，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體制的完善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蔣夢麟的推動下，臺灣地區在土地改革、技術革新、人口控制等方面加快發展，為農村的復興與繁榮奠定堅實基礎。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1886年1月20日，蔣夢麟出生于余姚市黃家埠鎮，幼時進入私塾完成啟蒙教育，學習了四年時間，他卻對中國傳統教育所講授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等深感乏味。1898年進入紹興中西學堂就讀，接觸到西方文化和科學技術，并為之吸引，時值蔡元培任學堂監督，受業于蔡元培，師生之誼深厚，此后便成為他的堅定追隨者。

1902年，就讀于杭州教會學校的蔣夢麟受學生運動影響被迫退學，為避免對以后求學造成不利影響，他將原名蔣夢熊改為蔣夢麟，順利考入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學習；1903年，蔣夢麟參加科舉考試并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

出國留學

1908年，蔣夢麟自費赴美留學，先于1909年2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農學，就讀半年后，他意識到中國的落后不僅在于農業，各個領域均需學習西方，便決定放棄農學專業，同年秋季轉入社會科學學院主攻教育，以期教育救國；1912年畢業于加州伯克利大學，獲教育學士。

畢業后，蔣夢麟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教育家約翰·杜威研習教育學和哲學。1917年3月，他撰寫畢業論文《中國教育原理之研究》，將上千年中國教育制度與西方教育發展相比較，探討了不同教育環境對國民素質和國家命運的影響，順利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博士學位。

投身教育

1917年6月，蔣夢麟回到中國，他先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兼任江蘇教育會理事，又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社部總書記，擔任該社刊物《教育與職業》主編。1919年創辦《新教育》雜志，致力于新教育思想的傳播。

“五四”運動爆發后，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抗議北洋政府鎮壓學生而辭職出京，1919年7月，受蔡元培之托，蔣夢麟代為主持北大校務，兩個月后蔡元培復任校長之職，蔣夢麟受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哲學系主任、總務長，此后凡蔡元培離校出訪，他均代理北大校務。1920年，五四運動一周年之際，蔣夢麟與胡適共同發表《我們對學生的希望》。1923年，蔡元培辭職，蔣夢麟第三次擔任代理校長職務；1924年，蔣夢麟發表《知識階級的責任問題》。1926年，蔣夢麟因發聲譴責鎮壓學生的暴行，被列入政府通緝黑名單，被迫離開北京大學轉赴上海市、杭州市。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蔣夢麟先后擔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第三中山大學(后改為浙江大學)校長。1928年，蔣夢麟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同年大學院改為教育部，蔣夢麟成為第一任教育部長，在任期內他主持制定了《大學組織法》《專科學校組織法》和相關大學規程，出臺了針對中國教育工作的全面方案。

1930年，蔣夢麟辭去教育部長職務，被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夢麟積極支援抗戰，與文化界人士一起支持政府對日交涉，在肯定和保護學生抗日熱情的同時，他也反對學生放棄學業，而進行游行抗議等活動，以避免無謂的犧牲。1933年5月4日，他受聘為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6月14日，他受聘為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委員；1934年，他受聘為隸屬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教育委員會委員。1935年11月24日，蔣夢麟、胡適、梅貽琦等平津各大學校長、教授聯名發表宣言，斥責冀東偽政府，反對華北“自治運動”。

1937年抗日戰爭局勢緊張，蔣夢麟率北京大學南遷，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先設長沙市，后移昆明市，組建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戰爭環境中培養人才，積蓄力量。蔣夢麟與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為三常委，共同負責大學日常事務，保障大后方的高等教育不中斷。1941年7月，蔣夢麟兼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

棄教從政

抗戰勝利后，1945年6月，蔣夢麟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10月他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自此離開教育界。蔣夢麟在北京大學任職累計二十余年，成為北京大學校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

1948年10月，蔣夢麟任中美合作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主任委員（簡稱農復會），主要開展農村土地改革以及復興中國農村社會。1949年7月至9月，他往返臺灣、福建省、廣東省、四川省、甘肅省等地，協商開展農復會相關工作；同年10月，蔣夢麟遷居臺灣。

1950年至1953年，蔣夢麟率先提出人口節育問題，并陸續發表《三七五減租面面觀》《土地問題與人口》《為什么要限田？限田以后怎么辦》等十篇有關闡釋土地改革政策的文章，領導和推動臺灣土地改革。此后他致力于技術革新、人口控制，為中國臺灣農業的復興與繁榮奠定堅實基礎。

1958年，蔣夢麟因在農村復興方面的突出成就，獲得菲律賓政府頒發的麥賽賽獎。1959年，蔣夢麟發表“讓我們面對日益迫切的臺灣人口問題”一文，再度呼吁推行家庭計劃及節制生育的必要性。

逝世

1964年6月19日，蔣夢麟因肝癌病逝于臺北市，享年79歲。

主要成就

推進北京大學教學改革

蔣夢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對舊的教學秩序和科研制度進行整頓，大力實施以“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學生求學”為核心的改革舉措，使一度衰敗的北京大學重現生機與活力。

校長治校：校長治校是一種借鑒美國教育制度、保障民主辦學的策略。蔣夢麟認為中國有許多地方要向西方學習，尤其是美國，包括美國的大學教育制度。他主持起草《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明確規定北大“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陶融健全品格為職志”，設置校務會議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將學術與事務明顯劃分開來，強化校長權限，除行政事務多由校長決定外，教務方面完全由各院系負責，校長不予干涉，校長對學術范圍內的事務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尊重。

教授治學：任職伊始，蔣夢麟著手對北京大學的教師隊伍進行整頓，設立了“研究教授”和“專任教授”制度，以優厚的待遇吸引大批優秀人才加盟，同時改善教師的學術研究條件，改變了過去大學教授為生活所迫，多在校外兼課而影響本校教學質量的狀況；為提高教學水平，蔣夢麟要求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破格錄用新人，并延聘大批留美學生和知名學者來校任教，如劉樹杞、李四光、錢玄同等均為各自領域頂級學者；恢復和建立學術團體，推進中外學術交流，陸續出版各種刊物，由著名學者定期舉行學術演講，在當時的科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學生求學：他主持制訂《國立北京大學學則》，推行學分制，要求畢業生撰寫論文并授予學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規化；繼承通才教育思想，要求學生必須具備比較全面的知識，理科學生掌握文史知識，文科學生必須學習自然科學；教學方面偏重專精發展，鼓勵學生走出校門，走向社會；注重推行西式教育，施行外語教學，灌輸西方文化；恢復并改組研究院，設立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對入學考試、論文答辯、學位授予作出具體規定；重視學生體育工作和學生學習環境問題，改善學生住宿條件等。

?完善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體制

蔣夢麟作為一名受過西方教育思想熏陶的教育理論家，在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時，主持制定了《大學組織法》《專科學校組織法》，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體制的完善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他提出高等教育不僅是做真學問 ,還要直接服務社會, 為社會之進化出力，將文化教育和職業教育相并重。因而，高等教育可分為多科綜合性大學、多科大學和專科學校三個層次，構筑起既有發展真學術價值的大學，又有直接服務于社會進步的職業專科學校的高等教育系統；他要求“大學須具備三學院，至少須有一學院為自然科學院或應用科學院”,在克服阻力和困難后，終于將系科調整制度化 ,并在實踐中得到了運用，高校學科設置逐漸趨于合理；此外，蔣夢麟認識到提高高校效能的重要性，從增強學校硬件到提升學校軟件都提出了一定的解決措施，為高等教育的系統化管理奠定了基礎。

蔣夢麟推行的這些法規政策出臺，標志著中國近代高等教育體制已走向完備，對中國高等教育影響深遠，直到1952年新中國高校院系大調整才被改變，其間高等教育為中國經濟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也形成了較為合理的院校結構和系科結構，使得當時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較為平穩的發展。?

推動和領導臺灣農村復興

在蔣夢麟的領導和推動下，中國臺灣在20世紀50年代即順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實現了孫中山早年所期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他關注民生問題，堅守為”生民立命“的宗旨，在貼近農村實際的基礎上出臺改良計劃；致力于鄉村農會的改組工作，使之成為民治、民有、民享的農民團體，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組織；負責建設對臺灣農業具有全局影響的石門水庫，進一步推動水利事業得到快速發展；利用美國政府提供的財政支持，組織農業技術人員下鄉，開展技術革新，使臺灣農業在產品結構、生產技術、市場銷售等方面上了一個臺階，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

思想主張

蔣夢麟早年在家鄉接受傳統教育，又親身體驗西方教育制度與教學環境，他引進和介紹西方教育思想，并與中國傳統教育相結合，學貫中西，在長期的教育研究與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教育思想。

教育的本質

蔣夢麟認為教育是一門科學，屬于實踐科學或應用科學，不能脫離其它科學而獨立存在，有著自己的客觀規律。其基本特點是：教育為全生的科學，目的是享受人生完整而圓滿的幸福，教育就是達成人類豐富生活的方法。教育為利群之科學，這是達到全生目的的方法之一，即儒家所說“明德”“新民”“已欲立而立人”，有健全的個人，才有健全的社會；同理，社會越開明，個人的生活越豐富。教育為復雜之科學，人生不論個人或社會，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都頗為廣泛，教育之事因此變得繁廣，需要以其他各種科學為基礎，綜合其他科學所得的真理而利用之。

重視個性教育

蔣夢麟反對僵硬的封建舊教育，提倡活潑的資產階級新教育。他主張，個性教育的前提是尊重個人，目標在于增進個人價值，養成具有健全的人格、獨立不移的精神、精確明晰的思考力的個人，這樣才能改造社會，即“活潑潑底一個人、能改良社會的人”。他認為，通過發展個性的教育，遵循個人固有的特性而發展，在增進個人價值的同時，創造民主社會，對個人而言，教育是目的；對社會而言，教育只是方法和手段，教育要兼顧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方法上，個性教育實施的方法是學生自動，重要途徑是學生自治，通過養成自治發展個性主義。他告誡青年學生，要弄清自己的真正職責與奮斗目標之所在，學生自治的方向應用在有益的活動上去。

注重平民教育

蔣夢麟認為平民是社會的基礎，社會進步不是少數知識階層的人能夠做到，應從下層開始逐步推動。他指出，20世紀應該是平民主義的時代，國家之進步，人類之幸福，賴教育平均之發展，由此他提出必須實施平民教育，對弱勢平民子弟給予平等教育的機會，以啟蒙知識、提高水平，進而增進社會文明程度。他主張以教育的方法，培養健全的個人，使國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擔當重任，能發揚自由精神。同時他提出平民主義教育的本質內涵與“積極的個人主義”相一致，即尊重個人價值、發展個性。

開展職業教育

1917年蔣夢麟歸國，即致力于職業教育活動。他主張職業與教育不可分割，學校的課程要中國化，教育要社會化，使課程適合于中國社會的需要，適合于學生實際的生活。要求縮小與西方在職業教育方面的差距，使得國民“操一技之長以求適當之生活”，大力提倡職業教育，實施職業教育。針對當時工業和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應以教育來解決職業中存在的問題，為工業、農業、商業和家政等各方面培養急需人才，“施設職業教育、補習教育加增經濟之能率”；要分類施教，根據不同職業類別，開展多種教育模式，學校“注重職業陶冶以養成生計之觀念”，以達到“養成工業社會之領袖”和“工業社會之良匠”的目的。

學術與政治

蔣夢麟認為學術是一國精神之所寄，中國要想方設法，獎勵學術，在全社會營造研究學術的氛圍，激發尊重學術的精神，開展學術救國、教育救國。他希望通過發展學術，培養增進中國發展、能產生真正領導中國的人才。他認為學術應與政治聯系，不應完全脫離，但要采取分析和區別對待的態度。從歷史看，政治是轉瞬即逝的歷史陳跡，而學術、文化才有恒久的價值。他認為青年學生不應過多介入現實政治，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與造就有知識、有能力的有用之才，為國家所用；國家危難時，即可關注國家大事、喚醒民眾，但不應忘記自身將來之職責，荒廢學業。

科學藝術并重

蔣夢麟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科學的方法”“科學的精神”已經深入人心，要想使國人獲得豐富的生活，就要發展科學和藝術，引導科學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他深知科學與藝術是完美人生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科學是心智活動的產物，旨在滿足知識上的欲望，結果就創造了物質文明。在現代文明里，藝術與科學必須攜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圓滿無缺。”他提出了注重美感教育、體育教育以養成健全之個人，注重科學以養成真實正當之知識”等科學教育目標。在學校教育方面，蔣夢麟要求青年學生必須研究西洋的文學、科學、哲學和美術等，對于中國人學習西方文化，蔣夢麟充滿信心。

主要作品

蔣夢麟一生著作頗豐，主要有《孟鄰文存》《談學問》《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演進》等，論文有《中國教育原則之研究》《高等學術為教育之基礎》《個人之價值與教育之關系》《世界大戰后吾國教育之注重點》《改變人生的態度》《和平與教育》《新舊與調和》等。主要著作摘錄如下：

人物評價

曾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總統”的嚴家淦認為，蔣夢麟的成就深受中外人士的欽佩與贊揚，贊賞他“尤其他辦學與治事，都能執簡駕繁，從善服義。他對人和善的態度，對事明敏的精神，更是使人懷念難忘。”

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陶希圣回憶說：“北京大學居北平國立八校之首。蔣夢麟校長之鎮定與胡適之院長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發揮其領導作用。……夢麟先生是決定一切的人。北大六年安定，乃至國立八校六年的延續，沒有夢麟與適之的存在與活動，是想象不到的。”

2016年12月7日，蔣夢麟的曾孫蔣夢在余姚夢麟中學落成儀式致辭中說：“蔣夢麟先生坦蕩的胸懷、充滿真知灼見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教育成就，影響了一代代中國知識分子，為后人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精神遺產。”

人物爭議

教授陳平原對北京大學的歷史有著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一種觀點：在歷史學界的敘述中，蔡元培的貢獻被過分強調，這導致其他同樣重要的校長被相對忽視。其中，蔣夢麟就是一位被忽略的重要人物。

1988年，值北京大學建校90周年之際，出版了一本名為《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的書籍，意在表彰北京大學在中華文化史上的獨到地位和貢獻。然而，該書初版并未收錄蔣夢麟。十年后，即1998年的百年校慶時，書籍經過修訂，增補了有關蔣夢麟的內容。盡管這樣，一些研究者還是指出，在近期的校慶活動中，蔣夢麟的名字鮮少出現。

陳平原也表達了他的遺憾，指出在眾多關于北京大學的出版物中，蔣夢麟作為校長的地位顯得頗為尷尬。在官方組織的校史編中，蔣夢麟被描述為“典型的中國國民黨新官僚”，并聲稱他在北大并不受歡迎。

蔡元培曾公開承認，在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十年半時間里，實際在校工作的時間只有五年半。在蔡元培不在校內的時候，處理行政事務的任務常常落在蔣夢麟身上。蔣夢麟不僅長期擔任總務長的職務，還三度代理執行校長職責，因此當時就有人評論，過去五六年間，北大的實際領導者更像是蔣夢麟而非蔡元培。

人物軼事?

應對日本兵

日本侵華期間，蔣夢麟與教育界人士聯名發表宣言，聲討侵略行為。日本憲兵找上門來，“請”他去兵營作解釋，蔣夢麟與日本軍官針鋒相對，進行多輪語言較量。日軍居然想把他挾持到大連，蔣夢麟冷靜地說：“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的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無計可施的日本軍官盡管未達目的，也只好讓蔣夢麟平安回到學校。

不管就是管

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三個名校分別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均有各自不同的傳統、特長及學風，以學校歷史及任職資歷而論，蔣夢麟應該居于領導地位。但他為了三校團結，堅決主張不設校長，實行常委負責制，由三人共同主持校務，并推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為主席，主持學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務；而蔣夢麟負責對外聯絡，校內事務基本不管。蔣夢麟就此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一旦北京大學師生遇到課程安排、經費分配，以及指導學生等問題或分歧，蔣夢麟總是耐心地勸說大家容忍退讓，以大局為重，從而營造和諧友愛的學習氛圍，為抗戰后國家建設保留難得的學習種子和人才儲備。

“傳奇”婚姻

蔣夢麟一生有過三次婚姻，其中第二、三次婚姻都頗有戲劇性。蔣夢麟第二任妻子叫陶曾谷，陶曾谷的亡夫高仁山，不僅是北京大學教育系創始人，而且與蔣夢麟是莫逆之交，因政治原因被殺。之后陶曾谷處境凄涼，蔣夢麟對她呵護有加，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后，即聘陶曾谷為秘書。工作中接觸頻繁，雙方逐漸產生感情。蔣夢麟為了迎娶陶曾谷，決然與原配孫玉書離婚，引起同事好友不解，社會上反對聲音較多，思想傳統的胡適夫人江冬秀極端反對胡適做證婚人，把家門上鎖，為了兌現諾言，胡適不惜跳窗逃脫，完成證婚使命。婚后兩人感情很好，生活美滿。1958年，第二任妻子陶曾谷因病去世。之后，蔣夢麟與徐賢樂結婚，兩人相差22歲，而短短不到兩年，蔣夢麟便與徐賢樂離婚，一年后，蔣夢麟在1964年6月19日病逝。

個人生活

蔣夢麟有過三次婚姻，他的原配為鄉下女子孫玉書，生有子女四人，長子仁宇，次子仁淵，長女燕華，幼子仁浩。1933年他與北京大學已故教授高仁山之遺孀陶曾谷結婚，而與孫玉書以“離婚不離家”的方式，協議離婚。1961年7月18日，蔣夢麟與徐賢樂結婚，1963年4月10日，蔣夢麟便通過法律訴訟程序，與徐賢樂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