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寶琦（1867-1931），字慕韓，晚號孟晉老人，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外交官。
1867年（清同治六年），孫寶琦出生于浙江錢塘（今杭州）的仕宦之家。孫寶琦少年好經世之學，后以蔭生身份進入仕途，曾在北洋政府創辦銅元局、武備學堂。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孫寶琦隨清廷抵達西安市，在軍機處處理電報事物。清政府與聯軍和議達成后，孫寶琦奉命兩度出使西方，先后任駐法國、西班牙、德國大使。任職外交官期間，孫寶琦積極考察西方政治、工廠等，向清政府提出變法的主張。辛亥革命爆發時，孫寶琦“順應潮流”，宣布山東獨立。而后又立即取消獨立，聽從清廷安排，被袁世凱趁機控制山東省實權，孫寶琦則辭職。民國成立后，孫寶琦任職民國政府，歷任外交總長、審計院長、財政總長等職。1916年辭去財政總長后，接辦漢冶萍公司。1923年，曹錕賄選成功，孫寶琦于次年1月奉命組閣，出任國務總理，期間兼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任內與蘇聯建立外交關系，并出任中蘇建交后的第一任駐蘇大使，但始終未能赴任。因法國“金法郎案”，孫寶琦與財政總長王克敏發生矛盾，于當年7月辭職下野。
孫寶琦晚年從事慈善文教實業，歷任長江水利委員會委員長以及全國賑務督辦、華洋義賑會長、中法大學董事長等職。1931年2月3日，孫寶琦胃病發作，醫治無效，在上海病逝，享年64歲，死后安葬于杭州楊家牌樓。生前著有《撫東奏稿》《出使英法德三國隨記》等。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孫寶琦，字慕韓，1867年（清同治六年）出生于浙江錢塘（今杭州市）的仕宦之家。父親孫詒經是1860年（清咸豐十年）進士，曾入值南書房，后歷任內閣學士、光緒帝師、刑部左侍郎、戶部右侍郎等職。
孫寶琦少年“好經世之學”，生性不好帖括，應試兩科后即放棄。1874年（光緒元年），孫寶琦靠父親以蔭生的身份得從四品，未經考試，又于1889年（光緒十五年）遵例改承正二品蔭生。
任職北洋
1893年（光緒十九年），孫寶琦以二品蔭生資格在上諭館考試中考取頭名，正式進入仕途，初授戶部主事，納為直隸候補道。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后，奉調發往北洋差遣委用，初受直隸總督王文韶之邀總辦銅元局，創設北洋體育館，后受派稽查津榆條路。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時任直隸提督的聶士成在天津市練成開平武毅軍，孫寶琦受聘主辦開平武備學堂。
次年，孫寶琦在天津辦理洋務局，后經大學士李鴻章舉薦調往山東省勘察黃河工程。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經李鴻章奏保二品頂戴，辦理海河工程。又經時任直隸總督的喜塔臘·裕祿奏報，留任直隸補用，領咨赴部。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后，孫寶琦跟隨光緒帝及慈禧前往西安市，因熟知法文和電碼，被愛新覺羅·奕劻奕劻看重，并舉薦到軍機處處理電報事物，任官報局局長，因辦事得力而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當時正值李鴻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與聯軍統帥德國人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和議，孫寶琦負責當時一切電報往來消息，長達數萬言的京陜電訊都由孫寶琦負責收發譯繕。
1901年（光緒二十六年），清政府在西安發布“變法上諭”，并于當年4月成立督辦政務處，孫寶琦任政務處提調。
出使各國
清政府與聯軍的和議達成后，孫寶琦以三品卿銜出任駐法公使，旋即兼任駐西班牙公使。在駐法國、西班牙任內，孫寶琦考察了歐洲政情、兵工廠以及各種機器廠，他深切感知到清政府變法的必要性，上疏奏請清政府變法維新。此外，孫寶琦還甚至外交等專業人才的重要性，在考察當地官費留學生時，特別強調政法、外交、經濟等的專科培養，為國家儲備使才。
1904年（光緒三十年），孫寶琦上疏政務處仿效各國推行立憲，“以固結民心，保存邦本”，他是清朝大臣中第一個明確提出“立憲”的人，該主張被時人稱為中國“易亡為存之一大紀念”。次年，孫寶琦任滿回國，任厘訂官制局提調，旋任葉高標，后又于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署理順天府尹。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因駐德公使蔭午樓回國為母丁憂，孫寶琦接替為駐德公使，取道西伯利亞地區經圣彼得堡，最后抵達柏林。駐德期間，孫寶琦曾交涉收回青島主權，但未能成功，于次年底辭職回國。
撫任山東
從德國回來后，慶親王奕劻以山東為對德外交要沖，而孫寶琦曾出使德國，奏請孫寶琦為山東巡撫。1909年（宣統元年），孫寶琦正式署理山東巡撫。
主政山東期間，孫寶琦曾上《奏厘定直省官制謹陳管見折》《奏詳解幣制三疑二誤并酌擬單數本位及平色法價等差折》等奏章，要求改官制、抑親貴、罷宦官、赦臣、用黨人；整理財政、改革幣制，采用虛金本位；又曾多次電請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認為“憲政根源，要在三權分立，而尤在組織內閣，使國務大臣同負責任”“責任內閣及國會不宜再緩”。
1910年（宣統二年），山東萊陽、海陽市兩縣官紳橫征暴斂導致民變，孫寶琦派人協商未果，出兵鎮壓，導致多人受傷。此事被山東籍御史王寶田彈劾，孫寶琦也多次奏請開缺，都未得清廷允準。
遭變去職
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革命爆發，各地風起響應，山東革命黨人積極組織“山東省各界聯合會”，積極聯絡立憲黨任和新建陸軍第五鎮中的一些軍官共謀獨立。11月13日，聯合會在山東省咨議局召開會議，要求孫寶琦宣布獨立。孫寶琦迫于軍民壓力，同意宣布獨立，但提出三項條件。
第一，所有政權、軍權、財權皆由他一人主持，他人不得干預；第二，山東司道各員，他可隨時替換，別人不得掣肘；第三，山東財政支絀，須由山東全省紳商籌集。在革命黨人答應上述全部條件后，孫寶琦被推舉為山東都督。宣告山東與清廷斷絕關系，加入中華民國軍政府。
孫寶琦宣布山東獨立后不久便稱此事系誤會，態度變化無常，旋即向清政府解釋自己是“奏請獨立，以綏靖地方、伺機恢復”，并勸諫清政府“速定共和體，承認各省都督，公舉全國總統”。袁世凱趁機派親信前往控制山東省實權，又以財政支援為交換條件，迫使孫寶琦取消獨立。
經此一事，孫寶琦心力交瘁，須發皆白，對政事無力處置，也無心眷戀政場，于是開始杜門謝客，無奈之下借機稱病，躲入外國醫院。
任職民國
1912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孫寶琦受袁世凱特派作為專使，赴日本考察實業。1913年9月11日，加入熊希齡內閣，出任外交總長。熊希齡辭職后，孫寶琦于1914年2月兼任代理國務總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夏天，日本政府乘機提出“二十一條”，孫寶琦堅決反對，拒絕接受日本要求，遭到反對后主動辭去總理職務，改任審計院長。
1916年，段祺瑞組閣后，孫寶琦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督辦，但又因反對中國、交通兩銀行停止兌付鈔票一事，力爭不得再次辭職。
接辦漢冶萍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條”中，規定漢冶萍公司由中日合辦。《中日民四條約》簽訂以后，孫寶琦因與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盛宣懷有良好的私人友誼，且孫寶琦在北洋政府長期身居要職，具備折沖漢冶萍與中央政府與地方官紳利益矛盾的條件。5月底，孫寶琦入股漢冶萍，與盛宣懷竭力謀求最大限度地保全國利。
孫寶琦一面向財政、農商兩部分上呈勘探報告，力爭不可合辦，積極聯絡政府補充；一面欲勘定萍鄉市官私礦界，并力阻日本人攫取安溪縣礦山，爭取將其由漢冶萍公司合辦，先發制人。
此外，孫寶琦還曾商談向英資通惠公司借款，中國交建兩行籌款，但因日本人的阻撓以及國庫資金緊張，通惠借款最終流產。
1916年6月，孫寶琦正式出任漢冶萍公司董事長，接辦漢冶萍公司，曾嘗試籌集內債以償還日方的借債，再次遭到日方阻止。
奉命組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中國政府派代表參加華盛頓會議，孫寶琦組織外交后援會，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治外法權及租界等要求。
1923年，曹錕賄選成功，孫寶琦于次年1月奉命組閣，孫寶琦出任總理，外交部長顧維鈞、農商總長顏惠慶、財政總長王克敏、內務總長程克、陸軍總長陸錦、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范源濂、交通總長吳毓麟，國務院秘書長王繼曾、秘書彥、柯逸、諸以仁、吳永、王道、楊天驥。
1924年，孫寶琦以國務總理的身份兼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任內與蘇聯建立外交關系，并出任中蘇建交后的第一任駐蘇大使，但始終未能赴任，使館館務由代辦鄭延禧主持。
組閣后，孫寶琦提出“奉行憲法”“和平統一”的施政方針。當時民國中央政府未能統一各省行政管理權，政府開支來源無著落，北京各機關多有欠薪的情況。國務院每月經費，應由財政部籌撥，但財政部長王克敏借口財政困難，多方克扣。在此情況下，王克敏提出法國“金佛郎案”，強迫孫寶琦接受。孫寶琦與王克敏不合，又得不到曹錕的支持，于當年7月辭職。
晚年生活
孫寶琦晚年生活拮據，但仍從事慈善文教活動，歷任長江水利委員會委員長以及全國賑務督辦、華洋義賑會長、中法大學董事長等職。
孫寶琦常年患有胃潰瘍，多年僅食面飯，因在港粵社會人士的盛宴款待中食用過多油膩食物，導致胃病加重，于1931年2月3日在上海去世，享年64歲，死后安葬于杭州楊家牌樓墓地。
孫寶琦去世的次年，其故交沈衛為其撰寫墓志銘。
人物關系
人物評價
孫寶琦去世后，徐世昌為其送來挽聯一副，書“門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市八百桑”，橫批為“舊雨晨辰”。徐世昌一面感嘆老朋友一個個離開人士，另一方面贊頌孫寶琦的為人和清廉，將他比作承一代名相諸葛亮，死后只留下八百棵桑樹，又說他像戰國時期的黃歇黃歇一樣好客，門生故舊超過三千人。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袁世凱在保舉孫寶琦出使西方的奏折中，稱贊孫寶琦是奮發有為、辦事精當、熟悉洋務的“濟世之才”。
人物故事
放走孫中山
孫寶琦出使法國時，適逢孫中山在倫敦蒙難后抵達巴黎。一日，湖北籍留學生湯薌銘及王某三人，在得知孫中山的行蹤后，將其騙到咖啡館喝咖啡。中途，湯薌銘悄悄退出，潛入孫中山的寓所將其行李和文件一一偷出后，送到孫寶琦面前向其邀功。
孫寶琦處于對革命黨人的同情，一面手下東西敷衍湯薌銘，一面暗中囑托留學生李石曾將東西交還給孫中山，并附贈一筆費用，勸告孫中山盡快轉移。最終，孫中山得以解脫。
“我不是東西”
民國初年，北洋政府與遜位清帝國舊官吏們之間的往來仍然比較多，但孫寶琦在山東省獨立前后的表現一直被人“記著賬”。當時，清室遺老們常拿此類事情侮辱攀附新貴者。孫寶琦1913年9月擔任外交總長期間，和趙秉鈞等國務院到紫禁城致祭。清朝遺老梁鼎芬發現穿著禮服只鞠躬不下跪的孫寶琦后，直奔孫寶琦跟前，指著孫寶琦的鼻子大聲斥責他作為孫詒經的兒子，做過清朝官員的人，居然在先帝面前如此穿著和行禮，梁鼎芬還大罵孫寶琦是個什么東西。周圍的清朝舊臣勞乃宣也都隨聲附和，將孫寶琦圍在中間。孫寶琦面無人色，低下頭小聲承認自己“我不是東西”。
參考資料 >
孫寶琦.招商局歷史博物館.2026-03-02
1913年9月11日 國務總理熊希齡組成“名流內閣”.人民網.2026-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