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約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年3月20日—1906年5月23日），挪威戲劇家、詩人，歐洲近代戲劇的創始人。他的作品強調個人在生活中的快樂，無視傳統社會的陳腐禮儀。被譽為“現代戲劇之父”。
1828年亨利克·易卜生出生于挪威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亞（Christiania）（現名奧斯陸Oslo）南部的小城希恩(Skien)。
易卜生幼年時家境殷實，但1836年父親經商破產后，家道中落，日益貧困。1843年，15歲的易卜生步入社會，成為一名藥房學徒；閑暇時，他癡迷文學并自學拉丁文和希臘文。易卜生的創作生涯始于青年時期，早期作品以詩歌和詩劇為主，后創作出了《社會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敵》等經典作品。
1863年9月，易卜生獲得挪威當局的旅行津貼并開始跨國旅行，此后其作品的國際主義日益凸顯。1891年7月，易卜生結束異域漂泊回到挪威。1906年5月23日，易卜生在克里斯蒂安尼亞逝世，享年78歲。
易卜生的劇作以現實主義打破了西方浪漫主義的傳統敘事基調，在改變歐洲戲劇發展的同時也推動了女權主義運動的發展。為紀念其功績，挪威政府在易卜生逝世時舉行了國葬。
人物生平
恣意童年
1828年3月20日，亨利克·易卜生出生于挪威南部的小城希恩。希恩不通公路，依靠有限的水域與內地進行斷斷續續的聯系。年幼時，易卜生家境殷實，父親借交通之便經營木材，兩個叔叔均身處政壇，一個是當地市長另一個則擔任地方法官。易卜生體態俊俏，聰明活潑，頗得母親愛護和縱容。致使他從小任性。1832年，父親的木材生意愈發壯大，年幼的易卜生家中常常高朋滿座、觥[gōng]籌交錯，他也被這種氛圍影響，一度不愿意和窮孩子玩耍。
初入社會
隨著西歐各國航線的恢復，希恩的交通地位日益衰落，易卜生的生活條件伴隨著父親的木材事業破產而一落千丈。1843年，剛滿十五歲的易卜生不愿意呆在家里增加家庭負擔，前往離家七十多公里外的格利姆斯達一家藥房當學徒。在學徒生活階段，易卜生努力學習文學，尤其喜愛莎士比亞、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和喬治·拜倫的作品。1848年歐洲各國的民主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易卜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詩作風格則發生了較大變化，典型如堅決支持丹麥人反抗普魯士王國侵略的《醒醒吧，斯堪的納維亞人!》。
浪漫青年
初入社會的易卜生仍擁有滿腔熱血，1849年《凱蒂琳》便是最好的例證，作為易卜生的第一部戲劇，它飽含對英雄時代的追懷與向往。1850年，易卜生滿懷希望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亞參加醫科大學入學考試，但因希臘文、數學和拉丁口語成績不佳，未被錄取。此后，他留在首都從事報紙編輯和寫作，并積極參加馬爾庫斯·特內拉所領導的工人運動。1858年6月，易卜生與蘇珊娜結婚，蘇珊娜非常關心易卜生的工作和創作，逐漸成為他有力的支持者。1864年，普奧聯軍再次進攻丹麥、挪威統治者不出兵援助，結果丹麥慘敗。此事激起易卜生極大義憤，促使他毅然離開祖國。
走出國門
1864年4月，易卜生乘船前往羅馬，在那里居住了四年，先后寫作、出版了詩劇《布朗德》和《培爾·金特》。1866年，易卜生創作了《布朗德》。這部詩劇震動了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奠定了詩人在歐洲文壇上的聲譽。1867年1月，易卜生開始寫作在他頭腦中醞釀了九年《培爾·金特》，同年十月完成，該詩劇從選材、構思、創作到問世，花費了大量精力和時間，標志著他早期創作的高峰。詩劇觸及當時諸多重要政治事件，如瑞典的大國主義，普魯士對丹麥的侵略戰爭，希臘人民對土耳其的武裝起義，美國內戰，列強的殖民政策等。《布朗德》與《培爾·金特》是易卜生取材歷史故事、民間傳說的兩部緊密聯系的戲劇，在易卜生全部戲劇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兩劇上承浪漫主義歷史劇和傳奇劇，下啟現實主義“社會問題劇”，既注入了易卜生對人生意義的思考，也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他日趨成熟的追求絕對真理和個性自由的思想特征。
1868年2月為了躲避戰爭，易卜生決定離開羅馬，遷往德國。并在文化名城德累斯頓住下來。1869 年，他應邀赴瑞典首都出席斯堪的納維語言專家大會。此后，他奉挪威國王之命考察瑞典文化藝術，受到瑞典文化界的熱烈歡迎和瑞典國王查理十五的重視，并榮獲“瑞典勛爵”獎章。
邁向現實
1869年至1890年期間，巴黎公社革命引起歐洲社會矛盾的激化，易卜生把注意力從中世紀民間文學轉移到當前現實生活方面來。
易卜生遷居德國德累斯頓后，也步入了創作的中期。從1868 年定居此地到 1875 年離開，易卜生先后完成了《青年同盟》《皇帝與加利利人》。值得注意的是，創作完《青年同盟》后，他就不再用專用韻文寫作劇本。這標志著抒情詩人易卜生讓位于戲劇家易卜生。同時，他的創作也從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其往往以日常生活為素材，從多方面剖析社會問題，揭露和批判的鋒芒直指資產階級社會的種種弊端，觸及到法律、宗教、道德乃至國家、政黨、體制等各個領域。因此人們稱之為“社會問題劇”。1884年，他和蘇珊娜的獨生子辛古爾德擔任外交官，同年被派往美國，在挪威駐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使館任職。從1875年到1886 年，易卜生的國際榮譽進一步提升，他也獲得了挪威政府和文化界的認可。1864年以后的27年間，易卜生一直僑居在羅馬、德累斯頓、慕尼黑等地。
晚年沉思
1891年7月，久離挪威的易卜生榮歸故國。進入老年后，易卜生的作品凸顯出強烈的自否意識，正是自否精神，使得易卜生在取得中期劇作的輝煌成功之后沒有跌落下來，而是愈老愈精，在登上高峰后又攀上了一座又一座插入云霄的險峰。他的《小艾友夫》就是旨在探索人類生命之“變化規律”的典范性作品。此外，《羅斯莫莊》、《海上夫人》、《海達·高布樂》、《建筑大師》、《博克曼》、《復活日》等杰作對人類內在生命運動的規律都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它們不僅展示了人類內在生命運動過程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形式，也揭示了推動其運動的人性人生之根———精神與欲望（靈與肉）、理智與情感、生命與意識（或沖動與反省）、理想與現實、存在與虛無等等內在的矛盾。
1906年5月23日，易卜生在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亞與世長辭終年七十八歲。為了表彰易卜生促進挪威戲劇文化發展的不朽功績，挪威政府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主要作品
書籍作品
作品特色
存在主義
易卜生的戲劇通過精巧的安排完整而深地向人們呈現了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用理性的、哲理的話語無法完全表達的人生存于這個世界上的種種困境與悖謬，傳遞了有關現代人生活與生命最豐富、最復雜與最微妙的信息。對戲劇形式與語言的匠心獨運豐富了易卜生戲劇的審美內涵，對人存在悖論的反復探勘則鑄就了易卜生戲劇的哲學深度，兩者的結合成就了既是藝術家也是思想家的易卜生，也成就了其戲劇經久不衰的無限魅力。
易卜生主義
易卜生主義是對其作品特點的整體性概括。最早提出易卜生主義的是長居英國的愛爾蘭文學家戲劇家蕭伯納。1890年7月18日蕭伯納在倫敦做了題為《易卜生主義的精華》的著名演講，后來還成書出版。蕭伯納認為，易卜生這些劇作打破了陳規陋習，運用了全新的戲劇創作方法，他把這種方法和觀念稱之為易卜生主義，簡單來說即“沒有公式”（There is no formula），即否定一切已有的公式。如此的易卜生主義，是一種革命的、造反的、推倒舊世界、顛覆歷史的主義。在戲劇創作和戲劇觀方面，即不落臼，不拘泥于陳規陋矩，能別具一格，藝術創新。而在人生觀社會觀方面，則是敢于挑戰傳統道德教條、宗教戒律和家庭規范。
女權主義
易卜生和一般女權主義作家的不同。他發表了一些重要的女權主張，但更著眼于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性解放，是以人類社會的法則來詮釋婦女的社會存在，同時以婦女的命運來揭示深刻的社會沖突。他筆下善良進取的現代女性有時是作為神圣化、凈化的力量出現的。呂貝克、海達、呂達等殘酷自私、冷得象冰的女人未見得是出自作者對女人的偏見，而是要通過性關系顯示人類社會是一個人與人相互征服的社會。女權思想是易卜生作品主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婦女運動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一些獨到見解高于他的時代，他的作品不僅推動了十九世紀女權運動的發展，也對當下思考婦女解放、人類解放有重要啟迪。
人物影響
中國影響
“五四”時期，易卜生是在中國新文學界影響很大的外國作家。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雜志第4卷第6號出版了“易卜生專號”，翻譯了他的《玩偶之家》《玩偶之家》)、《國民之敵》，還刊載了袁振英寫的《易卜生傳》。在介紹易卜生的過程中，戲劇界出現了模仿易卜生的熱潮，很多作家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創作“社會問題劇”，從胡適的《終身大事》開始，大約有十幾部之多。以至后來仍不斷地有人模仿這樣的創作形式。模仿易卜生戲劇風格創作的“社會問題劇”數量眾多，其中較為出色的有曹禺的四幕劇《雷雨》(1934)，還有白薇的三幕劇《打出幽靈塔》 (1928)。在獨幕劇中，比較好的是《獲虎之夜》(田漢)《潑婦》(歐陽予倩)和《一只馬蜂》(丁西林)。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曹禺的《雷雨》，這部劇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深受易卜生的影響，寫作時從生活出發，以塑造人物為主，讓自己的思想從情節與人物形象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是先人為主地概念化地去結構劇本。
自魯迅于1907年向國內介紹易卜生以來，易卜生劇作中所體現的“社會問題”關懷也影響了民國時期中國思想界的一批先行者。同時由于各種環境的變化，易卜生對中國思想和社會的影響也在隨之發生著比較明顯的變化。魯迅先生因《玩偶之家》提出的“娜拉走后怎么辦”的命題，一直影響著中國知識界對個人以及個人如何改革社會的思考。1907年，魯迅和一些留日學生出版《河南》，介紹西方新的理論和文化概念以及一些具有反叛性的作家，剛剛去世的易卜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魯迅借評論《人民公敵》一劇，表達了希望國人能夠有勇氣，面對來自舊道德、舊文化和舊社會制度的壓力，尋找新文化的理想。魯迅在那個時候，就看到了易卜生作品里的精神：人為什么要生存，人的價值在哪里，人需要真實地生活在真理里。
易卜生比較廣地傳播開來是在1918年，中國“五四”運動前夕。當時《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出版“易卜生專號”，胡適和北京大學學生領袖們翻譯并全面介紹了易卜生，同時繼承了魯迅“人要活在真理里”的解讀——不能活在過時的倫理道德中，那是虛假的人生。應該面對新生活，反對舊的倫理道德和家庭制度，覺醒中的人，不論男女都要尋找個人新的界定。“五四”運動后，不少男女青年離家出走尋找新的空間和個人解放，在這個時期，有了這樣的觀點：個人應該參與到群體中，才能發揮更大的力量，去改變社會，個人主義應融入集體主義中，但同時也當保持個人空間。到了1937到1945年中，集體主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國家存亡是高于任何問題的，許多女性參軍、游行、抗議，為了祖國與男性并肩作戰。新中國成立伊始到文革結束，這個時期提倡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把個人主義看作自私自利的危險想法。這個時期，一些蘇聯馬克思主義評論家提出對易卜生的不同看法：具有革命性，但是不徹底。原因之一在于《玩偶之家》只說到娜拉離家，摔門而去，但沒有講述之后她如何生活、如何反壓迫。而中國國內主流觀點認同了這種看法，但并不否定易卜生。比如1956年《中國青年報》一篇文章，基本表示了對易卜生的肯定，但也認為他的革命思想不徹底。文革后，作家蕭乾完成了易卜生的《培爾·金特》全譯本，書表達這樣的觀點：個人主義是要的，但不能極端；而文革時期完全沒有個人、只看政治風向的墻頭草作風更加有問題。于此，個人主義被重新詮釋——個人要做有原則、有責任感的人。
世界影響
對戲劇發展的影響
在西方戲劇發展史上，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被公認是現代戲劇的最早源頭。1877年，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社會支柱》問世，緊接著，他的《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敵》相繼被搬上舞臺，一時間引起整個歐洲的震驚。公開宣稱“莎士比亞過時了，易人生偉大，我是他的鼓吹者”的英國戲劇家蕭伯納，以《夫的房產》《華倫夫人的職業》《康蒂姐》等加入新戲劇行列。隨即，約翰·高爾斯華綏、尤金·白里歐、奧德茨、蓋哈特·霍普特曼及愛爾蘭劇作家辛格等紛紛開始了關注“問題”的戲劇寫作，并由此創作出《銀煙盒》《苦斗》《正義》《海損商品》等一批揭示金錢世界的丑惡和不公的作品，直至19世紀末，薪火不絕。歐洲問題戲劇由此成為戲劇的一個流脈，以易卜生為旗手的歐洲問題劇關注和討論各種社會問題，從宗教、道德、法律等角度抨擊利己主義、市儈主義和不平等等多種整病，倡導個性解放，呼吁社會改革，通過塑造“以更革為生命，多力善斗，即許萬眾不懾之強者也”之形象，揭示了舊社會、舊制度、舊道德的虛偽和冷酷，以強烈的反抗精神直面歷史、直面人生，改變了歐洲戲劇表意方向，其突出的啟蒙精神和藝術力量贏得人們普遍歡迎。作為獨特的戲劇類型，問題劇重視戲劇沖突，在意性格塑造，具有嚴謹的解剖式的戲劇結構和畫面式的生活場景，情節緊湊、平凡、真實，戲劇語言多強調討論式、政論式，倒敘和插敘被大量采用，為近代歐洲戲劇之面貌一新豎立了典范。
對女權運動的影響
1918年，《新青年》雜志“易卜生專號”發表了胡適所翻譯的《玩偶之家》中文譯本，之后這部戲劇對中國的文學、戲劇、文化關系、國際關系、表演藝術，特別是對女性主義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劇作中，易卜生批判了整個社會對于娜拉的壓迫，女性自我意識的構建和整個社會、家庭的影響密不可分。他通過娜拉這個反抗家庭不平等地位的人物的離家出走來展現他對男權中心社會的批判。經歷了一場悲劇的婚姻，娜拉在最后感慨，“無論如何，我應該努力做一個人。”在此,娜拉的自主意識開始覺醒。娜拉在最后的一段話就像"女性解放”的宣言，她最后關上大門，對世界女性解放的影響至關重要，尤其是在中國。魯迅寫了一篇題為《娜拉娜拉離開后發生的事情》的文章,以及《諾拉的回答》反映了中國文化運動的影響。它促進了人們對舊傳統和精神奴役的反抗。(王忠祥,1995) 這部戲劇對于促進中國女權主義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易卜生試圖通過娜拉在《玩偶之家》的形象來表明女權運動的崛起，促進女權主義意識的興起和發展，并幫助女性找到自己的生活空間和社會地位。男人和女人在婚姻生活中都應是互相平等真誠的。易卜生的劇作推動了中國以及歐洲女權運動的發展，在女性意識覺醒的過程中，女性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男性、與整個社會緊密關聯的。
人物評價
勃蘭兌斯
丹麥著名評論家勃蘭兌斯認為，“我們不可將易卜生看做思想家，也不可看做政治家。易卜生是理想家及奮斗者。”他同列夫·托爾斯泰一樣，“是社會成見的推翻者破壞者，是超乎國家以外的新社會的預告者。”只不過“托爾斯泰尊重博愛，易卜生卻宣傳個人自尊”。“易卜生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一 樣，在他有意識的心靈生活之后，有一種天然的要求，兩人的偉大都在于他們的本性。易卜生的人物并不是棄絕鄰友的一種孤獨的人品，像喬治·拜倫一派的。他的個人主義，不是拜倫的《曼弗雷德》的個人主義，跑到
阿爾卑斯山脈山上求逃脫世俗，也不是尼采的個人主義，厭惡城市，退隱于《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洞中，他想念“人生的炎夏世界。”
魯迅
對于易卜生，魯迅一方面肯定了他的積極意義，稱他為“近來像破壞的大人物”(《熱風·隨感錄十六》“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的舊“軌道破壞者”《《墳·再論雷峰塔的倒》)，稱他“于會，敢于獨戰多數” (《集外集·《奔流>編校后記(三)》。另一方面，魯迅也指出了他的作品的局限性。在《南腔北調集·“論語一年”》一文中，魯迅將他和英國劇作家蕭伯納作了比較，稱肖伯納為“偉大的感嘆號”，稱易卜生為“偉大的疑問號”。
后世紀念
國際易卜生獎（Den internasjonale Ibsenprisen）
國際易卜生獎是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戲劇獎，旨在表彰為戲劇帶來新的藝術成就的個人、機構或組織。
該獎項兩年頒發一次，頒發對象由國際易卜生獎委員會決定——該委員會由六名藝術領域的資深人士組成，由挪威文化部任命。評選結果將在當年的易卜生誕辰日（3月20日）宣布，頒獎典禮則會在當年9月挪威奧斯陸國家劇院舉行的國際易卜生中國藝術節期間舉行。
挪威政府于 2007 年設立該獎項并提供資金。獲勝者將獲得 250 萬挪威克朗（約合167萬人民幣）。
易卜生在中國（Ibsen in China）
“易卜生在中國”項目成立于2010年，是挪威駐華使館、挪威王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挪威王國駐廣州總領事館與易卜生國際的合作項目。該項目以易卜生的作品為核心，依托一系列展覽、演出等，旨在中國與挪威之間建立起長期的伙伴關系。2010“易卜生在中國”將在10月在北京、上海市、杭州市和南京開展。
人物爭議
易卜生的思想充滿個人主義和內生性的矛盾，這種撕裂表現在他的作品中。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著名的劇作之一，很多人將之視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動力之一。但是他卻聲稱:“我不是婦女權利同盟的成員，我所寫的一切東西都毫無有意搞宣傳的想法。”按照易卜生的解釋:《玩偶之家》不是為任何人，任何組織說話，而是在追求“人的自由”。
《培爾·金特》問世后，當時的評論界亦褒貶不一。書中浪蕩子培爾·金特被山妖迷惑后回到家鄉，卻發現山妖帶著他的私生子在等著他。這段劇情常被視為藥店學徒時期易卜生與年長十多歲的女仆私下生子的映射。
五四以來，易卜生戲劇在中國就一直被認為是現實主義戲劇和“社會道德劇”的代表。而事實上，在中國話劇院副院長王曉鷹和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劉平研究員看來，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誤讀”——易卜生戲劇的多樣性被特定環境下的政治需要掩蓋了。美國劇作家哈羅德·克勒曼認為易卜生的劇作有深度的自傳性。其對《咱們死人醒來時》評價道:“它反映了易卜生解決他終生矛盾的企圖——從思想到肉體都要順從變化規律。但是，如果他從前在世俗的事業和情欲上沒有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意志和愿望的話，他的內心也就沒有什么矛盾了。”
參考資料 >
克里斯蒂安尼亞.《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網絡版.2023-04-06
世界的易卜生，永遠的易卜生.中國日報網.2023-04-06
Access Denied.The League of Youth.2023-04-06
解讀經典:百年回眸易卜生.中國日報網.2023-04-24
The International Ibsen Award.The International Ibsen Award.2023-04-06
易卜生在中國.易卜生在中國.2023-04-06
個人主義者易卜生.生活周刊.2023-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