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代（德語：Achsenzeit，英語：Axial Age）是由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晚年提出的、旨在探討世界歷史發展的哲學命題。“軸心時代”具體是指從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的歷史階段，這六百年見證了世界各地文明思想的大爆發，標志著人類在精神層面的重大飛躍。
在軸心時代的六百年間，中國誕生了孔子與老子這樣的杰出思想家，印度出現了《奧義書》以及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伊朗涌現了瑣羅亞斯德所創立的瑣羅亞斯德教，而希臘則產生了荷馬史詩和眾多偉大的悲劇作家與利奧六世，同時，西亞也見證了猶太教先知的出現。雅斯貝爾斯將人類的歷史看作是一個同步發展的整體，他認為可以將生存哲學理念擴展至世界歷史的維度。他指出，在軸心時代之前，人類主要圍繞生存進行生產活動，但軸心時代之后，人類進入了一種自由而超越的生活狀態，開始注重精神生活的發展。他強調，直至今日，人類的精神活動主要仍受軸心時代遺產的影響和啟發。
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理論的意義在于其肯定了歷史與文化、思想與哲學的起源是多元的，不同的文化傳統和哲學理論之間不存在高級與低級的區別，不存在彼此替代的理由，它們之間的差異反而是它們共存的理由，相互交流與交融才是目標所在。
原文出處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其著作《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這一命題。他在全書的第一章“軸心時代”中描述了軸心時代的特征、自軸心時代以來的世界史結構和對軸心時代的反思：
概念解釋
“軸心時代”的原詞為德語“Achsenzeit”，英語譯為Axial Age。這個術語的詞源直譯為“軸時代”，在卡爾·雅斯貝爾斯的定義中，這個時期如同歷史的軸心，因為在這段時間里，世界的幾大文明圈獨立地產生了一些影響深遠的思想家和哲學體系，這些思想和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后來人類社會的思想基礎和價值觀。“軸心”一詞在這里象征著歷史的中心和轉折點，強調這一時期對于人類精神歷史的核心重要性。雅斯貝爾斯認為，在軸心時代，不同文明的思想家開始探索人的本質、個人與宇宙的關系、以及社會的道德和倫理準則，這些探索促進了人類對自我和存在的深層次理解。
提出者
雅斯貝爾斯
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8）出身于一個富商家庭，1909年在海德堡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后在大學的精神病醫院工作。在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的影響下，他于1917年發表了《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1922年轉為哲學教授。雅斯貝爾斯的妻子是猶太人，他因此在納粹當政期間被解除教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他任海德堡大學校長，積極參加對納粹主義的清算，1948年起到巴塞爾市大學任職教授，直至去世。他在學術上獲得了豐碩的成就，其著作有《世界觀的心理學》《哲學》《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大思想家》等。
卡爾·雅斯貝爾斯對哲學史的研究是他離開德國后的主要探索方向，他不僅對西方哲學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而且注意到有別于古希臘文化的希伯來文化對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他給予了耶穌一個在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這不僅是出于他對歐洲思想史的客觀、公允的理解，而且是由于他本人的哲學思想就容納了古希臘哲學與基督教哲學這兩個傳統。他的眼界還遠遠超出西方哲學的范圍之外，認識到東方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的獨立地位，并專門為孔子與佛陀樹碑立傳。盡管他作為一名西方哲學家，對東方哲學的涉獵不如對西方哲學的研究那么深入全面，但他承認東西方思想在世界思想史上具有平等地位，并放棄了西方學界通行的歐洲中心論。他用來取代歐洲中心論的是“軸心時代”理論。
卡爾·雅斯貝爾斯深刻地影響了哲學史、精神病學和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他的思想不僅僅局限于學術界，也為廣大讀者提供了對人類存在和歷史進程深刻的洞見。他的傳記作者桑納爾對他評價道：“他的一生沒有跌宕起伏的事件，沒有傳記，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思維。”
提出背景
“軸心時代”理論是雅斯貝爾斯“世界哲學史計劃”中的關鍵部分，而世界哲學史計劃是雅斯貝爾斯1937年提出哲學邏輯思想時提出的。他的朋友，印度學家亨里希?齊默爾在移民國外前給他許多中國和印度的文獻與書籍。卡爾·雅斯貝爾斯因此被中國哲學迷住了，投入到了對其的研究工作當中。在納粹統治德國期間，他的妻子經常根據他們的心情朗讀莎士比亞和埃斯庫羅斯的作品以及英國歷史和中國小說。通過這樣的閱讀，雅斯貝爾斯獲得了關于世界的新的認識。他說，他精神上喜歡逗留在中國，感到那里有人類存在的共同起源，可以對抗他周圍的野蠻。與此同時，西方歷史的現實也使他覺得需要更嚴格地審查西方的心靈。雅斯貝爾斯的世界哲學和世界哲學史的思想就是在這樣一種對西方思想批判反思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世界哲學之所以可能的條件還在于人類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目標。因為只有共同的歷史，才能給當前發生的事的意義提供標尺。這個共同的歷史，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但在卡爾·雅斯貝爾斯看來，迄今止，人類還沒有真正的世界史，所謂的世界史不過是當地史的集合，真正的世界史只有在明白人類有共同的起源和共同的目標基礎上才有可能。因此，雅斯貝爾斯提出了“軸心時代”的學說來闡明人類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標。
主要內容
雅斯貝爾斯將以往的人類歷史發展分四個階段，并且是以共同的基礎為出發點的。這四個階段分別：史前時代（Vorgeschichte）、古代高度文化時代（Alte Hochkulturen）、軸心時代（Achsenzeit）、科學技術時代（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s Zeitalter）。在這四個文明發展的階段之中，軸心時代具有非凡的意義。因為它是指一段產生了“從那以來人能是的一切”的時間段。卡爾·雅斯貝爾斯把這個時間段定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當時在中國出現了孔子和老子，在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釋迦牟尼，在伊朗出現了瑣羅亞斯德，在巴勒斯坦出現了先知，在希臘出現了荷馬、哲學家和悲劇作家。
提出目的
“軸心時代”的思想首先是針對基督教的歷史哲學的。基督教認為人類有一個共同的起源，即創世紀的神話，且人類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是救贖和最后審判。盡管從奧古斯丁到黑格爾，基督教的歷史哲學將基督的到來視為世界歷史的中心點和轉折點，但這一觀點僅對基督徒有效。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是一個超越所有不同信仰的，對于全人類共同的東西，是人類歷史共同的起源，它使得世界各大文明的重大事件，盡管完全沒有聯系且各自獨立，卻共同形成了人類文明的源頭。人類首次發現了對人的理性理解。此前的東西都是對它的準備，而后來的一切實際上有意識地要返回去與之相關。人類的世界史由此獲得其結構。
雅斯貝爾斯在提倡“軸心時代”理論時，明確反對西方中心論的思想體系。他堅持認為，“軸心時代”并非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構想，而是一個可以通過實際經驗驗證的歷史事實，這一事實對所有人而言，包括基督徒在內，都是可接受的。這一時代揭示了人類擁有共享的起點和共同追求的目標。假如人們將這種共性理解為上帝的存在，那么上帝在歷史中以多樣的方式呈現，為人類提供了眾多尋求與之連接的路徑。因此，“軸心時代”的概念強烈反對將單一信仰視為絕對真理的觀點，這種做法在雅斯貝爾斯看來是錯誤的。他認為，雖然一種信仰在其歷史脈絡中可能具有絕對性，但這種絕對性并不像科學真理那樣普遍適用。與此同時，西方世俗思想，尤其是獨斷論的哲學和科學世界觀，卻錯誤地自認為是掌握了真理的唯一代言人。這樣的主張往往通過權力的意志轉化為盲目的信仰，促進了人類的自大和自欺行為。雅斯貝爾斯通過“軸心時代”與普遍歷史的觀念，旨在挑戰這種真理的排他性主張，倡導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的世界觀。
“軸心時代”的三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相互間并不了解的地方幾乎同時產生了璀璨的精神文明發展。人們開始意識到其整體的存在、其自身的存在以及自身的局限，但卻積極的尋找解脫和救贖。這體現在了人們的不斷反省與表達中，從而產生了精神上的斗爭。因此，在這個時代產生了人們至今思考的基本范疇，創立了人們至今賴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的萌芽。
第二個特征：在這個時代“哲學家”首次出現了，他們不僅僅滿足于對外在世界的觀察和描述，而是開始探索更深層次的問題，如真理、存在的意義、道德和理想社會的本質等。他們試圖通過內在的對比，即將個體的內心世界與外部的宇宙現象相對照，來尋找生命和宇宙的根源。這種探索不僅限于對物質世界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對人類精神和道德價值的探求。哲學家們通過反思自我，試圖在自己內心深處發現普遍的真理和原則。這種內在的探索使他們能夠超越個人的局限性，進而理解并超越整個世界的表象，觸及到更加普遍和根本的真理。
第三個特征：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地區表現出一種類似的“社會學狀態”，即開始出現大大小小的國家和城市，其互相交流與戰斗。人們在城市與城市之間游走，加速了精神上的交流。在此之前，這三個地區的精神狀況相對而言是持久不變的，表現為一種靜止的、異常緩慢的精神運動。而在軸心時代卻產生了一種張力，并引起了一場迅猛的運動，這一運動表現為“人的存在”成為了反思的對象。
“軸心時代”的文明
古希臘文明
在“軸心時代”，古希臘經歷了獨特的文化和哲學發展。這一時期，城邦（Polis）成為政治、社會生活的中心，促進了民主政治思想的初步形成。古希臘文明以其哲學、藝術、戲劇和科學研究而著稱。哲學方面，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不僅探討了道德倫理、政治理論，還對后世的自然科學和邏輯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藝術和建筑領域，古希臘以其雕塑和神廟建筑展現了對美的追求和人文主義精神。古希臘的戲劇作品，如悲劇和喜劇，深刻探討了人性、命運和社會問題，展現了古希臘人對生活的深刻反思。
哲學
古希臘哲學是西方哲學的起點，許多古希臘哲學家探討了存在的本質、知識的可能性、倫理行為的標準等基本問題：
科學觀念
古希臘對科學的探索主要體現在對自然世界的觀察和理論化：
民主政治
古希臘尤其是雅典實行的是一種直接民主制度，其中公民直接參與政治決策。這一制度通過大會（Ekklesia）進行，所有自由男性雅典公民都有權參與討論和投票決定城邦的重要事務。這種直接參與的民主形式對后世的民主理論和實踐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印度文明
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流域，隨后向恒河流域擴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軸心時代”，印度經歷了宗教和哲學上的重大變革，佛教和耆那教在這一時期誕生。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對宗教和哲學思想的深入探索，尤其是對人生苦難的根源及其解脫之道的探求。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通過四諦和八正道提出了一套解決人生痛苦的方法，強調了內心覺悟和道德實踐的重要性。同時，印度教的發展也達到了新的高度，其宗教文本《奧義書》深刻探討了宇宙的本質和個體靈魂的解脫問題。古印度的哲學體系非常豐富，包括六派哲學，涉及邏輯、形而上學、倫理學和認識論。此外，古印度在數學、天文學和醫學等科學領域也取得了顯著成就，如阿拉伯數字和零的概念就起源于這里。
哲學
天文學
數學
中國先秦文明
中國文明源遠流長，起源于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在“軸心時代”，中國經歷了諸子百家的思想盛宴，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學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儒家以孔子為代表，強調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價值，主張以人為本，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道家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念，強調順應自然規律，追求內心的清靜與自由。同時，“軸心時代”的中國還見證了墨家、法家、陰陽家等多種學派的興起，它們在政治理論、倫理思想和自然科學等方面各有貢獻。此外，這一時期的中國還創造了豐富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如《詩經》和《尚書》，以及對歷史的記錄和編，如《春秋》。
思想
文學
政治制度
西亞文明
西亞文明，尤其是以色列和波斯地區，在“軸心時代”對世界宗教和哲學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在這一時期，以色列地區誕生了猶太教，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宗教之一。猶太教的先知如摩西、以賽亞和耶利米等，通過其教導和先知書，強調了與唯一神的契約關系，提出了一系列道德法則和倫理指導，形成了猶太教的宗教基礎。此外，波斯帝國在居魯士大帝和大流士一世等君主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橫跨亞洲、非洲和歐洲的龐大帝國。波斯的官方宗教瑣羅亞斯德教，以其創始人瑣羅亞斯德的教導為基礎，提出了宇宙間善惡斗爭的宗教觀念，強調人類在這場斗爭中的角色和最終的救贖。波斯文明在行政管理、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方面都有顯著貢獻，其道路系統、郵政系統和使用楔形文字的行政文檔，都體現了其先進的組織和管理能力。波斯帝國的寬容政策，允許各個民族保留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融合。
宗教與哲學
政治和法律制度
科學技術
相關著作
《論歷史的起源和目標》
卡爾·雅斯貝爾斯的《論歷史的起源和目的》（德語：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于1949年出版，是一部探討人類歷史意義、方向和結構的深刻哲學作品。雅斯貝爾斯通過引入“軸心時代”概念，標志著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人類思想和文化史上的重大轉折點，強調了這一時期內獨立涌現的高度復雜的思想體系和宗教信仰對后世的深遠影響。
在書中，雅斯貝爾斯不僅分析了這一時期偉大思想家和宗教創始人對人的本性、社會秩序和宇宙本質的深刻見解，他還深入討論了歷史的本質和人類存在的意義。卡爾·雅斯貝爾斯認為，人類是有限的、不完善的生物，只能通過歷史的流程尋求達到永恒性。他強調，歷史不僅是補償個人能力不足的手段，也是自我認識的工具。通過歷史，人們能夠反思“我是誰”和“我為何而活”，但同時，人類永遠無法完全自知，無法窮盡歷史的無限整體。
雅斯貝爾斯進一步指出，社會由自由而獨立存在的個體構成，其活動獨一無二、不可重復，由此產生的歷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受到超歷史的彼岸力量——雅威的控制。他主張，人的行為與上帝的意志是統一的，因此歷史不遵循任何規律性或進步性。在卡爾·雅斯貝爾斯看來，歷史的真正價值在于它作為意識的存在，作為通往自我認識和宗教歸依的橋梁。
《論歷史的起源和目的》不只是對歷史的哲學反思，它同時探索了人類存在的更深層次意義。通過將不同文化的相互聯系和影響融入全球歷史視角，雅斯貝爾斯挑戰了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觀，促進了對人類文化和精神發展多樣性的更全面理解。這部作品對哲學、歷史學和文化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展示了歷史的復雜性和人類追求意義的不懈努力，成為20世紀哲學和歷史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
后世發展
埃里克·沃格林
美國政治哲學家埃里克·沃格林提出了“天下時代”（The Ecumenic Age）作為卡爾·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The Axial Age）的替代性概念。在“天下時代”概念中，他提出了“三元組構”，即精神突破（在思想、哲學、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創新和轉變）、帝國征服（以帝國征服為基礎的社會結構）和歷史編纂（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記錄和解釋，以及通過這種記錄和解釋對社會記憶和身份構建的影響）。
沃格林認為，“軸心時代”理論所把握的只是“天下時代”三元組構中的精神突破，而不能把握另外兩重結構，而這三元組構才完整刻畫了世界歷史的一個嶄新紀元。“天下時代”的社會性基礎是帝國征服，其為精神突破提供了動力；而卡爾·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的社會性基礎則是介于“前軸心時代”的高度帝國文化與“后軸心時代”帝國之間的城邦林立的沖突，這就無法說明何以人們會從具體政治社會逃離到內在精神領域去尋求秩序。在時間區間上，“軸心時代”指的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歷史時段，而“天下時代”“大約是從波斯帝國的興起（約公元前550年）開始，延續到羅馬帝國的衰亡（公元后15世紀中期）。
埃里克·沃格林通過“天下時代”說明，精神突破的背景是由宇宙論秩序的衰落和隨之而來的世界帝國的擴張所定義，這一擴張體現在波斯、亞歷山大大帝、羅馬、印度的孔雀王朝以及中國的秦漢帝國等歷史上的帝國擴展行為中。這些帝國的擴張破壞了舊有的、與宇宙論秩序相結合的社會結構，其中以神話為主要表達形式的宇宙論真理被迫轉向不同形式的智性和靈性尋求，包括古希臘的人文學派真理、救贖主義的靈性真理，以及中國特有的“中道”生存論真理。埃里克·沃格林的“天下時代”以一種更為復雜的方式刻畫了人類文明的秩序變遷：從“治出于一”的宇宙論帝國秩序到“治出于二”的“天下秩序”。其核心是精神與權力的分離，以及以此為基礎的世界宗教與世界帝國的對峙及其張力。
艾森斯塔特
以色列社會學家艾森斯塔特基于“軸心時代”理論提出了多元現代化理論。他對“軸心時代”理論提出批評，認為這一理論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他指出，“軸心時代”主要是一種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觀點，其假設在所謂的“軸心期”中，只有希臘文明的出現才代表了精神運動的開始。艾森斯塔特認為，這種觀點并不符合人類精神發展的實際情況。在他看來，將精神運動的起點僅限于希臘文明的興起，忽略了同一時期其他文明同樣重要的精神和哲學貢獻，是一種狹隘的歷史解讀。進一步地，艾森斯塔特指出，“軸心時代”理論所強調的精神轉變，實際上是通過一種含有強烈諾斯替主義成分的異端理想的轉型而形成的。他認為，這種轉型并不是基于實際歷史發展的客觀分析，而是一種烏托邦理想，或者說是一種幻象。這樣的批評意味著，艾森斯塔特對“軸心時代”理論的普遍性和客觀性提出了質疑，認為這一理論在解釋人類歷史和文化發展時，過于偏重于西方文明，而忽視了全球多元文化的廣泛貢獻和相互影響。
艾森斯塔特以對“軸心時代”的批判為出發點，對先驗世界和世俗世界進行了區分。在他看來，軸心時代之前，先驗世界和世俗世界并沒有明顯的尊卑之別。然而，軸心時代的到來標志著這種分離的加劇，特別是隨著一個專門的知識階層的出現。這個知識階層不僅是發展神圣觀念的中堅力量，也成為統治階層或次統治者的一部分，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意識形態的認可。之后，這個知識階層并不滿足于現狀，而是力圖控制交流與符號系統的生產，以獲得更大的獨立性。這激發了新的社會競爭，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精英集團互相視對方為競爭對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分化成了“在野”和“在朝”的區別，同時，由于這些集團的性質不同，他們最終發展成為具有多元次級文化的社會。
艾森斯塔特認為，“軸心時代”的出現促使后續歷史時期出現了文化的多元狀態。盡管世界文明在總體上保持一致，但每種具體文明的模式都是獨一無二的，從未有過完全相同的文明。基于這樣的分析，艾森斯塔特主張，文明史應當被理解為多元文明史，強調不同文明的獨特性和它們對人類歷史的共同貢獻。
影響與意義
軸心時代的提出是為了徹底破除在西方世界由耶穌宗教信仰所締造的歷史哲學神話。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曾說：“一切歷史都歸于基督，又出自基督。上帝之子的降臨乃是世界歷史的軸心。”這樣一種說法的問題在于，即使是在西方，基督徒們也沒有把他們以經驗為基礎的歷史觀跟基督信仰聯系在一起。基督教僅是其信徒之信仰，而絕非全人類的信仰。到而卡爾·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則是整個人類文明進程的關鍵點，并且排除了特定信仰的內容，是西方人、亞洲人乃至全人類都可以信服的尺度。正是軸心時代的出現，使得人性成為了“人之存在”的精神基礎，從而深刻地影響到了世界歷史結構的變化。
“軸心時代”所引發的文化和精神革命，確立的人類精神的基石和宗教倫理的價值系統，直至當代，其影響力仍未被根本性地超越。這些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繼續在全球各大文明中發揮核心作用。這個時代鑄就的文化和精神遺產，為人類歷史的進程提供了持續的推動力。以西方文明為例，從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覺醒、宗教改革帶來的理性與世俗化風潮、現代科技進步背后的理性思維，到啟蒙時期關于社會契約的理念，每一個歷史節點都在不同形式上重新汲取和借鑒了“軸心時代”的精神資源。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這一概念，絕不僅僅是歷史意義上的一個時期，而是找尋到了一個參照坐標，從而使得人類歷史真正具有了全球史的意義。
評價
埃及學專家、神學家和文化學家揚·阿斯曼教授和德國英美文學專家、埃及學者阿萊達·阿斯曼教授夫婦批評卡爾·雅斯貝爾斯的理念具有霸權性質，指出他在追求統一性的過程中犧牲了多樣性。他們認為雅斯貝爾斯在其“軸心時代”理論中過分忽略了該時期之前的歷史，特別是埃及的貢獻，同時他們也指出了雅斯貝爾斯傾向于采取簡化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此外，他們強調，在討論“軸心時代”的框架內，伊斯蘭教應當被賦予適當的位置和重視，因為它同樣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揚·阿斯曼和阿萊達·阿斯曼夫婦的批評旨在呼吁更加全面和多元的歷史視角，強調了在全球文化史研究中考慮不同文明及其交流互動的重要性。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針對“軸心時代”概念進行了深入的批評。他指出，卡爾·雅斯貝爾斯在試圖為世界歷史找到一個共同的起源時，不可避免地將幾位重要的歷史人物，如摩西和基督，排除在這個定義的時期之外。這種排除，按照湯因比的觀點，是雅斯貝爾斯為了保持“軸心時代”概念的純凈和一致性所做的妥協。然而，如果將這些人物，加上如摩尼（公元3世紀）和穆罕默德（公元6-7世紀）等后來的宗教創始人納入考量，那么“軸心時代”的概念就必須被大幅度地擴展。在這種擴展下，“軸心時代”將覆蓋一個跨越了一千年以上的時間段，這個時期內發生了多次深刻的精神和哲學變革。因此，阿諾德·湯因比認為，一旦接受了這種擴展，原本的“軸心時代”概念就會因為其邊界的模糊和范圍的過于寬泛而失去原有的意義，變成了一個包含了多次精神革命的開放時期，而不再是一個清晰界定的、有著特定歷史意義的時代。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