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歷史形態學派代表。湯因比是一位具有濃厚人文關懷的歷史學家，他出生于1889年的倫敦，卒于1975年的北約克郡，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見證了一個時代，其對人類社會的觀象具有全球的視野，又不乏對較小的社會研究單位的關注。
湯因比1911年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隨后在牛津大學任教。1915年起在英國外交部任職。1919年出席巴黎和會，后任倫敦大學歷史學教授。1925年任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歷史研究教授。1943—1946年任英國外交部研究司司長。
湯因比的代表作《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是一部歷時40年完成的12卷巨著，自1921年開始醞釀，直至1961年完成。這部作品提出了一種獨特的歷史哲學，即文明循環興衰的理論。湯因比分析了世界歷史上的多種文明，探討了它們如何通過應對環境挑戰而產生、發展、達到頂峰，以及最終衰落的過程。他的理論挑戰了傳統的西方中心論和線性歷史觀，為歷史學界提供了新的視角。湯因比還主持編了《國際事務概覽》（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這是一套大規模的現代國際關系史叢書，詳細記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動態。此外，他的其他著作還包括《世界和西方》（The World and the West）、《考驗中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人類與大地母親》（Mankind and Mother Earth）等，這些作品進一步展示了他對全球歷史、文明發展和人類與環境關系的深刻洞察。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出生在倫敦一個歷史學世家，其父哈里?湯因比（Harry Toynbee）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熱心的社會工作者；其母莎拉?馬歇爾（Sarah Marshall）是英國早期獲得大學學位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伯父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專門研究經濟發展史。這位伯父也叫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湯因比的名字正是為了紀念他這位早逝的伯父而起的。在這樣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湯因比從小就熱愛歷史，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讀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這些都為他在歷史學上取得豐碩成果，并成為一代歷史學巨匠奠定了基礎。
教育經歷
湯因比曾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古典文學，1911年獲學位。后短期在雅典的英國學院求學，此一經歷促成他關于文明衰落的哲學萌芽。
工作經歷
1912年他成為貝利奧爾學院上古史教師及研究員。
1915年為英國外交部情報司工作。
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后，在倫敦大學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臘研究教授。
1921年～1922年希土戰爭期間任《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記者，后將此經歷寫成《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于1922年發表。
1925年他成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國際史研究教授，并任倫敦皇家國際事務學會的研究部主任。
于1929年至1967年兩度來華訪問，對中國文化有極高的評價。
生平年表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
主要成就
歷史研究的文明歷史學觀
湯因比堅決反對歷史學界盛行的根據國別研究歷史的做法。他認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應該是比國家更大的文明。應該把歷史現象放到更大的范圍內加以比較和考察，這種更大的范圍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時間和空間聯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時包括幾個同樣類型的國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其中文化構成一個文明社會的精髓。通過概括希臘、中國和猶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湯因比提出了一個他認為的適用于大多數文明及其演變的模式。他認為，人類各文明的存在和發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規律。猶如一個有機體，每個文明都會經歷起源、成長、衰落和解體四個階段。不過，文明的這種周期性變化并不表示文明是停滯不前的。在舊文明中生成起來的新生文明會比舊文明有所進步。文明興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戰和應戰。一個文明，如果能夠成功地應對挑戰，那么它就會誕生和成長起來；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應對挑戰，那么它就會走向衰落和解體。
文明的相互接觸
湯因比認為，各個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恰恰是相互接觸的。文明的相互接觸包括同時代文明在空間中的接觸和不同時代文明在時間中的接觸。在湯因比看來，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好奇心刺激著歷史學家們去研究歷史，這是促使歷史學家們發現和解釋的動力。歷史不是一連串的事實，歷史著述也不是對這些事實的敘述。歷史學家必須不斷地通過分類，判斷什么是真實的、有意義的。而且，在研究事實時必須抓住要點，并加以比較。和對歷史的決定論的解釋不同，湯因比相信，人類可以在一定的范圍內自由地選擇，可以學會如何做出選擇。只要學會同超越人類的現實達成和諧關系，人類的這種選擇就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實可行的。
實現政治與精神的統一
湯因比指出，在過去的五百年中，技術和經濟高速發展，但是人類并沒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樣的發展，而是存在著諸多嚴重的問題。現在，人類已經有力量終結人類歷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懸崖邊的人類必須迅速覺醒、調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萬丈深淵。人類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目標、思想和行為，這是人類繼續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在湯因比看來，由于過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動范圍的擴大，形成了世界范圍的技術、經濟關系的網絡。當代人類正共同面臨著許多迫切的問題。湯因比期待并預言人類將在歷史發展的下一階段實現政治和精神上的統一。但是，他強調，這一巨大變革必須以全人類的平等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實現，而不是繼續以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實現。西方將把它過去五百年中的主導權轉交給新興國家。
中國在歷史與未來的作用
湯因比十分看重中國在歷史上和未來的作用，對中國充滿了期待。他不僅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大加贊賞，而且很盼望并認為中國一定能夠在未來對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統一做出主要貢獻。湯因比很欣賞中國長久保持國家統一的政治與文化傳統——盡管歷經兩千年的改朝換代，但直到現在仍然保持著政治和文化的統一。他認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大一統的局面。
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
在湯因比看來，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當然，值得強調的是，湯因比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主要是指中國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領人類走出迷誤和苦難，走向和平安定的康莊大道。他認為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將是人類未來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像湯因比這么期待中國對世界的和平、統一和發展發揮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問湯因比希望出生在哪個國家，湯因比說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紀佛教已經傳入的中國新疆。湯因比對中國的感情由此可見一斑。
湯因比對歷史有其獨到的眼光。他的12冊巨著《歷史研究》講述了世界26個主要民族文明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湯因比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學家。他經常從哲學的視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會歷史的諸多重大問題，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哲學思想尤其是歷史哲學思想，被視為現代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一位主要代表。
個人作品
主要著作
著作觀點
可以把兩部最主要的代表作：《歷史研究》和《人類與大地母親》看作一個單元。前者為歷史哲學思想，后者則偏重于歷史敘述。當然，二者都是把整個人類社會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的。并且，他們還相互印證。《歷史研究》中的歷史哲學思想以《人類和大地母親》中所描述的歷史事實為事實依據，從這些歷史事實中概括得出；《人類與大地母親》中所描述的史實則以《歷史研究》中的歷史哲學思想為理論依據描述人類歷史。《經受著考驗的文明》、《世界和西方》和《人類必須抉擇》為一單元。這三部著作集中展現了湯因比對人類現當代文明的思考、憂慮和對人類未來的謀劃與憧憬。《湯因比論湯因比》為一單元。這部以對話錄集成的著作是湯因比在生命末年對自己一生學術思想的自我總結和介紹，對于理解他的歷史哲學思想很有助益。
湯因比著述雖豐，但以他12巨冊的《歷史研究》最為輝煌。湯因比治史，一反國家至上的觀念，主張文明才是歷史的單位；他把世界歷史劃分為21種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現象，來解釋世界文明的興衰與死亡。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湯因比認為必將導致國家主義、窮兵武以及獨裁政治的災禍。人類因為道德的沒落，終將自食惡果。然而，他也相信維護人類和平相處的“世界政府”與“世界宗教”，最后也將會在人類的覺悟中誕生。由于對歷史的了解，湯因比對人類的命運與前途，寄予了無限的關切。
1922年湯恩比開始構思其《歷史研究》，系因目睹保加利亞農夫所戴的狐皮便帽像希羅多德筆下的薛西斯一世軍隊戴的帽子而獲得靈感。這件事透露了賦予他作品特殊氣質的種種特點，即他對歷史廣大連續性的領會和對歷史型態的見解、他淵博的學識和敏銳的觀察力等等。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里檢視人類的歷史過程中26種文明的興衰而作了這樣的結論：人們在少數有創造力的精英領袖領導下成功地回應挑戰，文明從而興起。文明在領導階層停止創造性回應時衰微，然后因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過失及少數專制的暴政而淪亡。湯因比與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看法不同，前者并不認為文明的死亡無法避免，端賴其能不能對接連的挑戰持續產生回應而定。他也不像卡爾·馬克思視經濟力量決定歷史，而認為歷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
湯因比在著手撰寫《歷史研究》的同時完成了許多小部著作，并擔任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外事研究部主任（1939年～1943年）和外交部研究司司長（1943年～1946年）；他也保留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教職直至1956年退休為止。湯因比著述頗豐，在50及60年代繼續完成有關世界宗教、西方文明、古典歷史與世界游記等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他將強調重點從文明轉到高等宗教作為歷史主角的首要性上。其他的著作有：《經受著考驗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1948年）、《從東到西：環游世界記》（East to West:A Journey Round the World，1958年）及《希臘精神：文明史》（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1959年）等。
文化學派
湯因比史學的一個卓越貢獻就是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作出了整體性與綜合性的考察。作為“新斯賓格勒派”，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學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視為斯賓格勒創立的文化形態理論的一種繼承與發展。湯因比對文化形態的基本看法如下：
歷史研究單位。湯因比認為：“歷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單位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另一極端上的人類全體，而是我們稱之為社會的某一群人類。”從而拋棄了傳統歷史學中的國別史與斷代史的概念，而代之以一個個文明（或社會）。
文明的數量。在湯因比，文明考察的視界擴大了，從斯賓格勒的八種發展到二十六種。在這些文明之間，存在著某種親屬關系，即上代文明與下代文明的關系。他承認西方文明也只不過是這類文明中的一個而已，從而疏離了西方傳統史學中的“西歐中心論”的陳說。
文明的可比性。在湯因比看來，以上這些文明盡管出現時間有先有后，但都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文明起源于“挑戰與應戰”。湯因比分析了第一代六個文明的起源，得出了文明的產生是對一種特別困難的環境進行成功的應戰的結果。
文明生長的尺度。湯因比認為，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是能順利成長壯大的，事實上，有些文明流產了，有些文明則在它們生長的早期就停止了，這顯然是因為挑戰過量而致。在他看來，文明生長的尺度應當是，在一系列的挑戰和應戰的過程中，場所發生了轉移，即從文明的外部環境移入到文明的內部。在這種逐漸升華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自決能力”，才是文明成長的標志。文明生成的過程最終歸結為這個社會內“自決能力”的不斷增長，而這正是由那些富有創造性的少數人所促成的。
文明衰落的原因。湯因比認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決能力”的喪失。
文明的解體。大一統帝國——間歇時期——大一統教會——民族大遷移。
西方文明的前景。湯因比反對斯賓格勒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前途所持的悲觀論調，認為只要處理得當，西方文明可以避免解體的命運而且可以保持活力，繼續發展。
歷史理論
湯因比的歷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西方歷史學的兩個趨勢：
一是19世紀傳統的敘述型歷史已轉向整體型、分析型歷史；
二是非西歐地區的歷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視。
在對文明起源的解釋上，湯因比提出了挑戰與應戰的理論，這是他比斯賓格勒高明之處，也比傳統的種族論和環境論大大前進了一步，因為他注意到了人和環境的相互關系，注意到了社會發展過程中主體的能動作用。但這一理論也有兩個致命缺陷：
一是過分強調了歷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
二是忽視了挑戰應戰過程中物質因素的存在。
湯因比看到科學發展給人類帶來的問題，注重道德的進步和人類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夸大了宗教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湯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論硬套其他文明的歷史，是不符合事實的。但他在晚年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指出僅用一個西歐模式并不能說明一切問題，還應再加一個中國模式或猶太模式，并對中國的未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從湯因比的理論和體系中，也可以看到當代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強調潛意識和直覺的作用。但他仍然認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于一切的。在對西方前途的解釋上，湯因比也與斯賓格勒不同，他認為西方文明雖然發展到了頂點，但還沒有理由說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將來的命運如何，取決于西方人能否面對挑戰進行成功的應戰，能否解決那些事關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種問題。這種比較樂觀和現實的態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時代和西方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人生感悟
湯因比說，他后來對人類歷史的發展前景從樂觀轉向悲觀。在每一次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的災難之后，他都想人們一定會從中吸取教訓，不會再那么做了。他一直認為，人們不會再用核武器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了。然而，事實上人們已經在進行一場相當于世界大戰的戰爭了。除了核武器，人們還用各種手段把自己弄得疲憊不堪。人類正處在下一次由自己造成的突然爆發的麻煩中。另外，心理上的不安和道德上的困惑對于人們的影響也相當于戰爭了。
湯因比一直認為，人性中愛的一面將戰勝其貪欲和侵略性的一面。然而，可能是由于年齡的原因，湯因比變得更為謹慎和悲觀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士兵們曾告訴他，當他們用刺刀去殺人的時候，他們是很恐怖的，而當他們在遠遠的地方向敵人開槍或者用炸彈炸一群敵人時，就不會覺得恐怖了。同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法士兵給德國士兵取綽號，把他們叫做德國丘八，這樣，他們就可以問心無愧地殺死這些敵人了，因為他們不是人。而如果把德國人看作是一個有名有姓的德國青年，他的口供里還揣著家書，要去心安理得殺死這個德國青年就困難多了。
湯因比說人生是一種隱喻，是一種關于人生的脆弱和不安的隱喻。湯因比是以他的伯父阿諾德·湯因比命名的。這位伯父在三十五歲的時候死于腦膜炎，湯因比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這位伯父。他說如果自己也像他伯父那樣三十五歲就去世了，那么他就會死得悄無聲息、毫無成就。他經常覺得他會早死，不過他卻挺長壽。他活得越長，就越覺得自己得了不勞而獲的好處。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一名戰士，那么他可能已經像他的許多同學，像交戰的另一方的許多人那樣已經被打死了。他總是想，那些二十五六歲時就被殺死的人的同齡人會取得什么成就。湯因比指出，一個人取得成就既歸功于他的才能和優點，也得益于機遇。每年他失去的同齡人越來越多，而他的年齡卻越來越長，他就體會到自己的命運和他人命運的不同，體會到他們的早逝是多么不合理和野蠻。湯因比還說，他收到過一些信件，這些寄信人說他們撰寫了論述歷史的書稿，可是卻沒有一個出版商愿意接受它們。湯因比說通常他能夠理解為什么出版商不愿意接受出版這些書稿，因為沒有多少人會被歷史選擇上從而獲得成功——這就是人生的悲劇。比起他的叔父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殺死的他的同齡人，那些活著并做過努力卻沒有成功的人要更加悲慘。
湯因比的隱喻的第二個方面，是痛苦轉變的重要性。湯因比說，他既經歷過人們都有的痛苦，也經歷過自己獨有的痛苦。遭到痛苦之后十分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對待它們。是簡單地對它們持否定態度，還是被它們激怒、壓倒或者通過它們而有所成就？湯因比說他是盡力而為的，并認為自己是以正確的方式對待痛苦的。在《浮士德》中一段著名的話里，雅威說人太容易松懈，幾乎都喜歡絕對的安寧，他樂意給人一個伙伴。上帝所說的這個伙伴就是魔鬼靡菲斯托。湯因比說，魔鬼是一個必要的刺激者或者挑戰者，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這段話道出了人生的一個深奧的道理——這種魔鬼是在使貝殼生成珍珠的沙子，雖然對貝殼是有害的，但卻生成了珍珠這樣一種美麗而有價值的東西。看透真相的人們已經用諸多方式提出過這一哲理了。
人物評價
美國新聞周刊：“他已成為一位世界通哲，而與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阿爾伯特·史懷哲與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并列。”
參考資料 >
史學巨擘的另一面：湯因比的憂患與恐慌.www.thepaper.cn.2024-02-19
阿諾德·湯因比.weread.qq.com.2024-02-19
湯因比：城市與未來人類的生活.m.thepaper.cn.2024-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