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德贊生于唐代吐蕃的王室。吐蕃王室自松贊干布干布以還，直至墀祖德贊之父王墀德松贊，一直以推廣佛教信仰為王室政策。
基本介紹
墀祖德贊（khri-gtsug-lde-btsan），漢史料載其名為可黎可足及彝泰贊普，康代以后的西藏自治區文獻載戎名為惹巴僅（又譯為“熱巴巾”——編者注）（ral-pa-can，意為辮發者）。西藏史書譽其為吐蕃三大賢君之一，與松贊干布（srong-rtsan-sgam-po？-649）、赤松德贊（khri-srong-lde-btsan 742-797）齊名。
生卒年代
由于敦煌市古藏文卷子I．O．750《吐蕃大事系年》于兔年（763）以后軼失，因此無法于原始史料查閱墀祖德贊的確實生年。但吾人仍可透過漢史料與唐代以后的西藏自治區文獻比較獲知。按唐代以后的西藏文獻在記載墀祖德贊的生年時，口徑完全一致，均記載于陽火狗年出生。藏歷陽火狗年相當于漢歷丙戌年，是為806年。雖然唐以后的西藏文獻在紀年上極不可靠，每多錯誤，但仍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可信的資料（見下表）。特別是與漢史料作比較研究時，常有所發現。
按《冊府元龜》卷九八一《外臣部盟誓》記載，劉元鼎于李恒長慶二年（822），于吐蕃首府邏些，與吐蕃君臣會盟。劉元鼎親見贊普，劉元鼎研判當時贊普“年可十七八”。若墀祖德贊于806年出生，至與劉元鼎于822年會面時，按藏族虛歲計法，墀祖德贊恰為17歲。在二史料記載比較之下，似乎劉元鼎閱人可謂準確，唐代以后的西藏自治區文獻記載墀祖德贊生年，似屬可信。
《西藏王統記》記載：（墀祖德贊）12歲時，王父逝世，遂即王位。《布敦佛教史》則云其18歲即位。《拔協》載其10歲踐執政。其余諸西藏文獻均與《西藏王統記》同樣主張。若按墀祖德贊生于806年，其12歲時當817年。然而，在康穆宗時期唐蕃雙方的會盟，因盟約押有日期，吾人得以比對獲得墀祖德贊確切的登基年。《唐蕃會盟碑》背面碑銘載：“大蕃年號彝泰七年，大唐年號長慶元年，陰鐵牛年仲冬（十月）十日，雙方登壇，由唐主盟。”文中的康穆宗長慶元年，為821年。印證藏歷陰鐵牛年，相當于漢歷辛丑年，亦為821年。由彝泰七年（821）往前推至彝泰元年（815），是為墀祖德贊登基之年，亦即墀德松贊于815年去世，其子墀祖德贊于同年登基，時年10年。此在《資治通鑒》的記載得到印證。《資治通鑒》于李純元和十一年（816）二月記載：“西川秦，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上引文指出四川省遣人于816年2月抵長安報訊。由吐蕃傳遞訊息抵四川，再由四川往長安的路程，在時間的耗費上，當超過2個月以上。又《舊唐書·吐蕃傳》載蕃帥尚綺心兒（按應系尚塔藏），對赴蕃立盟的唐使劉元鼎云：“回紇汗國，小國也，我以丙申年逾討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計到即破滅矣，會我聞本國有喪而還。”依引文所述，尚塔藏于丙申年（816年）越過居延沙漠討逐回紇，因獲贊普死訊還師。尚塔藏所率蕃軍之位置在居延水沙漠以東，今蒙古西境，距吐蕃首府日程當超過四川省。據此，吾人可以確定墀德松贊確于815年去世，墀祖德贊就在當年即位。此證實《拔協》記載墀祖德贊于10歲登基，屬正確無誤。而助亦證實了墀祖德贊確于陽火狗年（806）出生。
吾人于確定墀祖德贊的生年與即位年，并以之作為起點，討論墀祖德贊的卒年。按有可靠明確紀年的漢史料《舊唐書·吐蕃傳》記載了李純元和十二年（817）吐蕃贊普卒的訊息，往后直到李炎會昌二年（842）另載贊普卒的訊息。其間對于繼位的贊普名及兩位逝世贊普名號均缺載。《新唐書·吐蕃傳》則記載元和十二年（817）贊普死，可黎可足立為贊普。但未載可黎可足卒的時間，不過卻將可黎可足逝世的訊息，置于文宗開成四年（839）之前，然后再提及武宗會昌二年（842）另一贊普死。顯然《新唐書》指可黎可足之卒年，應在839年之前。《資治通鑒》主修司馬光為厘清新、舊《唐書》二書《吐蕃傳》記載之差異，謂《新唐書》疑《文宗實錄》所載：“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3日。贊普立僅30余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吊祭使”有所闕略，而依據《補國史》補述李炎會昌二年（842）所亡之贊普為達磨，在達磨之前仍有彝泰。據此，《資治通鑒》遂將彝泰之卒年定于文宗開成三年（838）。
在比較《舊唐書·吐蕃傳》與《新唐書·吐蕃傳》之記載時，吾人不宜因《舊唐書》未于838年記載蕃使赴唐告喪之事，就以為此事未曾發生。因《舊唐書》與《新唐書》相較之下，《舊唐書》漏載太多史料，諸如松贊干布以前之部分世系、可黎可足之名號、唐蕃侯馬盟書“策署彝泰七年”、可黎可足之弟達磨，以及達磨之作為，達磨身后蕃國內亂景況等等，均屬極為珍貴的史料。此意味著《新唐書》作者參考了許多史料，系《舊唐書》作者所闕漏者，因此《新唐書·吐蕃傳》的記載，頗值深入探討。
其一：考《新唐書·吐蕃傳》之“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之載記，應系源于《文宗實錄》。《資治通鑒考異》引《文宗實錄》之記載為：“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余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吊祭使。”上引《文宗實錄》，在李炎會昌二年（842）十二月丁卯蕃使來告喪，與命 李璟為吊祭使之間，簡述了已喪贊普之事跡。上引文雖未述明已喪贊普之名號，但按其所述情況研判，應指有宿疾的可黎可足卒于842年。距可黎可足即位年817年（唐廷以蕃使來告者為準），計有26年。《文宗實錄》所云“贊普立僅三十余年”的在位年數，與前述之“二十六年”無法吻合，且有數年之差距。其間是否有漏失其他贊普的在位年數？而且就唐朝而言，每位皇帝在位時間，相較于吐蕃贊普都較為短促。除李治、李隆基外，李唐皇帝在位未有超過30年者。若可黎可足在位30余年，怎可用“僅”字形容？上述均屬《文宗實錄》記載有所缺漏及不合理之處。因此筆者推測，《新唐書·吐蕃傳》作者可能因上述謬誤，致啟疑竇，遂參考《補國史》作補述與修正。將“贊普立僅三十余年”，修正為“贊普立幾三十年”，并補述可黎可足的相關事跡、死訊及其弟達磨嗣立后的狀況等，并將上述紀事置于文宗開成四年（839）之前。顯然其不同意可黎可足卒于842年，而以為卒于839年以前，但又無法確定，是以沒有明載可黎可足的卒年。
其二：《新唐書·吐蕃傳》記載：“（李炎）會昌二年（842），贊普（達磨）死，…．無子，以妃綝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為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綝氏子邪？”器而出，用事者共殺之。”按教法史料記載，朗達瑪（達磨）被刺身亡后，其次妃生遺腹子歐松（vod-srung），長妃則以他子名為永登（yum-brtan）者，冒充贊普子，兩者相互對立傾軋，致吐蕃大亂。《新唐書·吐蕃傳》所載情節雖與之有些出入，但同樣指出在達磨亡后蕃廷的內亂。且在敦煌市古藏文卷子P．T．999記載：“鼠年（844）夏六月初八日，王后贊蒙彭母子歐松宮殿之功德，沙州兩部僧伽為沙州地方在俗人作回向功德，舉行修福供養法會。”引文證實了次妃子歐松（vod-srung）的存在，而且是由其母后護持。歐松（vod-srung）繼位后，按例其贊普號為khri-vod-srung，贊普號前兩字之漢語對音是為“乞離胡”。可見《新唐書·吐蕃傳》對于達磨身后的記載，絕非空穴來風，必有所本。設若墀祖德贊于會昌二年（842）卒，嗜酒且好獵的達磨繼位，吐蕃雖因此而政益亂，但仍然維系政權統一，蕃廷并未分裂，仍會按例遣使赴唐。然而檢視《資治通鑒》及《冊府元龜》，在記載842年蕃使論普熱來告喪之后，就不再有蕃使赴唐，或唐使赴蕃的記載。可見唐蕃雙方在842年以后就不再互派使節，原因無他，就在于吐蕃于842年以后陷入分裂內亂。是以會昌二年（842），蕃使來唐報喪者，應為達磨非可黎可足。
吾人另有一力證。當時李唐重臣李德裕為李炎撰擬《賜緣邊諸鎮密詔意》一文，文中云：
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將相猜攜，自相攻擊，緣邊兵馬，頗已抽歸，想其城鎮皆空，守備多闕……國家河西隴右四鎮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因中國有難，相繼陷沒，今當其破滅之勢，正是倚伏之期…．非是不守和明…．．故令劉蒙專往，親諭朕懷，卿宜選練師徒，多蓄軍食，使器甲犀利，烽火精明……。
該文并未注明寫成時間。但在《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武宗會昌四年（844）三月條記載：“朝廷以四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蒙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糗糧……。”比對上引二文得知，李德裕系于李炎會昌四年（844）三月撰擬《賜緣邊諸鎮密詔意》一文。密詔所提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應為842年，正是達磨贊普死訊傳抵唐廷之時。由此可以確定唐廷所獲知的訊息，為吐蕃自達磨贊普卒后，一直未立贊普。實際上，吐蕃自達磨贊普被刺后，王室分裂，長后與次妃之子嗣爭立，相持不下。倘若可黎可足之死訊，于842年傳抵唐廷，其繼立者為達磨贊普，則唐廷重臣如李德裕者，于844年為皇帝所擬之密詔，會云“今吐蕃未立贊普已是三年”？因此，吾人可以斷言，李炎會昌二年（842）唐廷所獲得“贊普死”的訊息，是為達磨，絕非可黎可足，而且再扣除吐蕃王室喪葬禮俗所耗之時間，及赴唐報喪的交通時間等，達磨贊普卒于841年，確為不移之論。由此亦證明了《文宗實錄》記載的粗疏闕略，導致《舊唐書·吐蕃傳》及他書皆因而錯誤。也證實了教法史料所載墀祖德贊12歲即位，執政24年，于陰鐵雞年（841）遇弒，享年36歲，全屬錯誤的記載。
吾人既已排除841年為墀祖德贊的卒年，則《資治通鑒》所載墀祖德贊座年為838年的可能性增高。如《新唐書·吐蕃傳》將可黎可足卒之訊息，置于唐文宗開成四年（839）之前，但未述明究為何年。《資治通鑒》則依據《補國史》，將黎可足之卒年定于文宗開成三年（838）。按唐蕃雙方互動情形研判，吐蕃贊普逝世的訊息，傳遞至唐廷時，經常比實際死亡時間要遲一年至數年。吾人據敦煌市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系年》及漢史料，對墀祖德贊以前之歷代贊普卒年之記載，匯集作一比較表如下：
由上表各欄之差距年數看業，《資治通鑒》近載可黎可足卒年838年，應為蕃使赴唐告喪的時間，并非可黎可足真正的卒年。按赤松德贊時期唐蕃關系融洽，雙方信使互通，未有外交中斷的情況，故應排除上表所列因唐蕃外交中斷，致延誤報訊達六七年之久的可能性。因此，可黎可足真正的卒年，應由838年上溯1-3年，而助李唐鳳翔節度使李聽于文宗太和八年（834）春正月，進吐蕃贊普賀正表。此意味著在834年時吐蕃贊普墀祖德贊仍存。如是，墀祖德贊卒于835或836或837年均有可能。
按《資治通鑒》引《文宗記錄》所載：“贊普立僅三十余年”，仍留有些許討論的空間。若將上引文中之“立”解為“立位”，則“在位僅僅有三十八年”之意，與史實不符。設若將“立”解為“成立”，“立僅三十余年”換句話說，似可解為“成立僅三十余年”，言外之意為卒年30余歲。因30余歲死亡，算是早亡，故用“僅”字形容。亦即《文宗實錄》所載，可能指可黎可足僅活了三十幾歲。據此，由其生年806年算起，838年時值33歲，但838非其卒年，不計。835年時正為30歲，也應去除。余836年的31歲及837年的32歲，較有可能。
由于西藏自治區文獻在紀年方面極不可靠，頗多謬誤，因此絕不可單獨引用，必須參酌其他文獻共同使用。另方面，敦煌市古藏文卷子及吐蕃碑銘，不是缺軼就是記載有限，苦無線索。是以對墀祖德贊的卒年，僅能在漢史料中，爬梳推敲，結果僅能得出不是836年，就是837年。雖然目前學界有部分傾向于836年的看法，但系本于《蒙古青史》、《紅史》等教法史料的觀點，極不可靠。因此墀祖德贊的卒年，目前只能定于836或837年，至于要確定究為上述兩年中之何年，只有留待后日。
成長環境
墀德松贊所立噶迥寺建寺碑碑銘有所記載：
于祖圣神贊普墀松贊（松贊干布）之時，信奉佛教，建邏些佛寺等，立三寶之所依處。于祖墀都松之時，于林之赤孜等地建佛寺，立三寶之所依處。于祖墀德祖贊之時，于紅巖的噶曲及秦浦等地建佛寺。于父王赤松德贊之時，于紅巖的桑耶等地，以及中央至邊境遍建佛寺，立三寶之所依處。圣神贊普墀德松贊之時，亦興建噶迥寺等，立三寶之所依處。列祖宗如此奉行佛教。
另于墀德松贊下令不準毀壞佛教及堅守三寶，并命全體臣工屬民共同盟誓文中，說明了王室為何要信奉佛教，誓文云：
此至高無上的佛法，妙善博大，故世人不可不敬信之。父王墀松德贊之時，為發誓永不毀滅佛教之故，將佛法如何傳入之經過寫成文書。據此文書中所言，最初先祖松贊干布（干布）洞悉佛法妙善博大，世人不可不信奉之……．其后，父王墀松贊了悟佛法，在蕃地建桑耶自成神殿等甚多寺院。至我墀德松贊贊普，七代贊普俱信奉佛法，未有不善不吉之事。
上引誓文所顯示，吐蕃王室由松贊干布開始了解佛法的“妙善博大”（bzang-zhing-ched-che），因而欲世人信奉。從松贊干布開始直至墀德松贊等7代贊普，均信奉佛教。此為吐蕃王室推廣佛教信仰的緣由之一。
另誓文亦提及王室推廣佛法所遭遇之困阻云：
當父王赤松德贊年幼之時，（某些不知佛法之人）便毀壞（佛法），并寫成法令：“此后不得奉行佛法。”其后，父王墀松德贊身逢厄運，然因奉行化法遂獲利益，故而宏揚佛法…之后，父王去世，復有人以卦象及夢兆等由，在我王臣之前屢進讒言，謂：“信奉佛法將對贊普圣體及國政產生災難，不應信奉，請將贊普宮中所建三寶所依處盡行拆除，不宜奉行佛法。”
上引誓文所提有人將不得奉行佛教入法，并借卦象、夢兆等反對佛教。事實上，在墀松德贊興佛證盟第二詔敕之中，描述了當時吐蕃社會對于佛教的認識，其云：“此（指佛教）與蕃土舊有之教法不同，與敬奉生命神之儀軌不合，故眾人俱疑其不善，有人疑其對身體有害，有人疑其對國政有礙，有人疑其招致災荒饑。”據上，佛教信仰雖由松贊干布開始推廣，至赤松德贊即位初期，已達百余年，然觀上引諸言，當時蕃人對佛教信仰，仍處于誤解與不友善的狀態。其根本原因在于佛教與“蕃土舊有之教法”（bod-kyi-chos-rnying-pa）不同所致。此蕃土舊有教法就是蕃教（bon-chos，即苯教—編者注）。蕃教的大部分內涵，就是信仰贊普神圣的本性及各種不同的巫法儀式。所謂贊普神圣的本性，就是指吐蕃王室源自于天神的理念所衍生者。按吐蕃王室的祖源神話，遍載于吐蕃碑刻及敦煌市古藏文卷子，例如工布第穆薩摩崖刻石銘文記載：“太初，恰神天父六君（phywa-ya-bla-bdag-drug）之子聶墀贊普（nya-khri-btsan-po），自降臨神山多（lha-ri-gyang-do）以來，做人間之王……。”墀德松贊墓碑碑銘載：“贊普天神之子，鶻提悉補野，天神下凡，來做人主……”（btsan-po-lha-sras/vo-lde-spu-rgyal//gnam-gyi-lha-las-myivi-RJEr-gshegs-pa//）。唐蕃會盟碑東面碑銘載：“圣神贊普鶻提悉補野，自有國及大地渾成以來，入主人間，來做吐蕃大王。在高聳雪山之中，在黃河之源流中，地高土凈，以天神下凡，來作人間之王……”。敦煌市古藏文卷子P．T．16記載：“大蕃圣贊普乃圣體莊嚴、智慧靈驗的君主，自天而降，入主人間，成為黔首的君主。”另P．T．1286吐蕃贊普世系記載：“神自天國之上降世，在天國之上，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連同墀宜頓祉七神，墀宜頓祉之子，墀聶墀贊普，來作大地之主，降臨大地，天神之子作人間之五……。”
上引吐蕃碑刻及敦煌古藏文卷子所載吐蕃王室的祖源神話，很明顯并非屬于佛教教義系統，而是屬于蕃教系統。亦即吐蕃王室乃基于蕃教教義，展現天神之子下凡統治人間的神圣本性，以此取得統治權。吾人觀敦煌市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三所載，吐蕃王室在崛起過程中，系以天神之子或天神，說服諸豪族，而受到擁戴。
然而，吐蕃王室雖以天神之子或天神身份取得統治權，但是吐蕃諸豪族亦自稱天神之后，例如為理查遜（H．E．Richardson）所研判，認系刊刻娘氏（Myang）祖源神話的《諧拉康刻石》記載：“作為人間主，降臨大地。后，又重返天宮……自天神六兄弟起……圣神由此而分衍……”上引石刻幾與吐蕃王室祖源神話，如出一轍，均祖述天神下凡。吐蕃諸貴族藉此與王室分享統治權，并曾藉芒倫芒贊、都松芒保杰等兩代贊普年幼即位時，演成架空王室的局面。吾人觀敦煌市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所載，從松贊干布至墀德祖贊之傳記，均未提及有關佛教事宜。這也是由于王室的佛教政策，一直受到貴族掣肘，無法如愿推展。另方面亦反映出王室似無力實踐其意志。直到赤松德贊排除萬難，立化教為國教以后，在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八》記載：“奉佛教為至高無上之教，自中央至邊境廣建寺廟，立佛法，引眾生入慈悲界憶念，從生死中禪定，登上永恒不滅之境。”上引文顯示，吐蕃王室至墀松贊時期，方得以遂行意志，將佛教信仰推廣于吐蕃國。墀松德贊為保持戰果，采取與全體臣工盟誓方式，共同發誓永遠信奉佛教，世世代代不離不棄。在政治上，墀松德贊提高奉佛大臣的地位，特別是出家的佛僧。最重要者，赤松德贊開始延請高僧大德，作為王室的家庭老師，教授王室子弟佛法。此在墀德松贊所立的諧拉康碑甲碑碑銘中有載：“佛僧娘·定埃增…予幼沖之年，未新政事，其間，曾代替予之父王母后親予教誨，又代替予之舅氏培育教養。”上引文指出，佛僧娘定埃增曾教導過墀德松贊。
墀德松贊在其父、其兄牟尼贊（穆姓ne-btsan797—798年在位）相繼橫死，國內大亂的情況下，為以娘定埃增為首的佛教勢力所支持，得以繼立。繼位后，重用佛僧，弘揚佛教，并且在《噶迥寺建寺碑》碑銘中，鐫刻一道詔命云：“贊普子孫，自幼沖之年起，直至秉政作人主為此，從比丘中任命善知識充任教師，盡全力教其悉心修習正法。”從上引詔命得知，墀德松贊正式將王室教育定位為佛教教育，所有王室子弟都必須從佛僧學習佛法。墀祖德贊就是生長于上述充滿佛教氛圍的環境之中，受到莫大的影響。
內外形勢
如前文所述，墀祖德贊之父王墀德松贊，系在其父、兄于2年內（797—798年間），相繼橫死，吐蕃國內大亂的情況下繼立。按墀德松贊生于776年，兄牟尼贊于798年暴斃之時，墀德松贊時年23歲，正值青年期，并未如前數代均于少年或幼年時立位。其于798年即位，于815年去世，計在位18年。
關于墀德松贊的執政情形，由于敦煌市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于墀松德贊以后佚失。《吐蕃大事系年》于763年以后佚失。漢史料方面則僅記載唐蕃雙方軍事外交方面的接觸，并未載及吐蕃內部情況。唐以后西藏自治區文獻則僅記載墀德松贊興佛方面的措施。是以欲了解墀德松贊時期的吐蕃內外形勢。目前只能靠墀德松贊所立的2通《諧拉康碑》碑銘、《賢者喜宴》所登載的墀德松贊舉佛證盟詔敕，以及李純時期白居易執筆，代唐憲宗致吐蕃重臣的2封信函的內容當中琢磨推敲。
墀德松贊即位未久，感念娘·定埃增擁立之功，特立諧拉康碑以紀其功勛，諧拉康碑西面碑銘記載：
后來在我父王及王兄相繼發生紛爭以后，在我未執政之時，有些人提出異議并搞鬼，爾班第定埃增了知內情，倡有益之議，紛亂消泯，奠定一切善業之基石，于社稷諸事有莫大之功業。及至在我之駕前，常為社稷獻策擘劃，忠誠如一，上下臣工奉為楷模棟梁，各方寧謐安樂。及任平章政事之社稷大論，一切所為，無論久暫，對眾人皆大裨益。
墀德松贊于上引碑銘中所述，就吾人所知，其父、兄確于797年、798年相繼橫死，吐蕃國內動蕩。墀德松贊乃于動蕩中，在佛僧娘定埃增協助支持下立位。上引碑銘云娘定埃增“倡有益之議，紛亂消泯”，即表墀德松贊在其襄贊之下，化險為夷，動蕩平息。上引碑銘又云：“及任平章政事之社稷大論，一切所為……對眾人皆大有裨益。”按諧拉康碑東面碑銘曾云東面碑銘系于下一個龍年（bkav-drin-vdrug-gilo-phyi-ma-la…）所立。墀德楹贊即位于798年至815年去世之間，計有2個龍年，分別為陽鐵龍年（庚辰、800年）及陽水龍年（壬辰、812年），亦即諧拉康碑東面碑銘系于下一個龍年所鐫刻，是為812年，既然東面碑銘系于下一個龍年所立，是為800年。是以墀德松贊早于800年以前就以佛僧娘·定埃增為眾相，此系開創吐蕃政壇首例，讓佛僧進入蕃廷政治核心，公開參與政治運作，發揮影響力。
墀德松贊于812年立《諧拉康碑》東面碑，碑銘載云：“班第寶埃增于予之駕前，參與社稷大事，自予掌政之日起，即對予政躬，對社稷政務，倡有益與久暫之善議，行有利于眾人之大事，上下安寧，共同受益……”。碑銘顯示，娘定埃增于800年直到812年，均輔佐墀德松贊并參與政務。由墀德松贊自云娘定埃增“倡有益與久暫之善議，行有利于眾人之大事，上下安寧”看來，娘定埃增發揮了穩定政局的作用。
白居易于808年冬，代憲 宗所撰《與吐蕃宰相缽闡布敕書》中云：“忠信立誠，故能輔贊大蕃，飄和上國……思安邊陲，廣慈悲之心，令息兵甲，既表卿之遠略……”。由上引文得知，李純元和年間唐蕃的議和，在吐蕃方面是由吐蕃宰相缽闡布所主導。缽闡布蕃文（即藏文—編者注）為dpal-chen-po，字義為“大吉祥”，《新唐書·吐蕃傳》解釋為：“虜佛塔豫國事者也”。在《唐蕃會盟碑》碑銘記載蕃方首席代表的名銜為“bkav-chen-po-la-gtogs-te-phyi-nang-gnyis-la-dbang-zhing-chab-srid-vdzin-pa-ban-de-chen-po-dpal-chen-po-yon-tan”（平章事兼理內外國政大沙門金杯 闡布允丹）。顯然，白居易所寫的敕書就是給予缽闡布允丹。而允丹在墀德松贊興佛證盟詔敕參與盟誓的官員名單中，位列僧相首位，另一位則為娘·定埃增，2人俱列于首席宰相及眾相之上。在上述《諧拉康碑》碑銘、《與吐蕃宰相缽闡布敕書》、《唐蕃會盟碑》碑銘以及墀德松贊興佛證盟詔敕等相印證下，當時吐蕃主導政局的人物，就是缽闡布允丹及娘定埃增。因為吐蕃傳統的百官之長——首席宰相，在缽闡布允丹及娘定埃增僧相位置沒有變動的情況下，首席宰相卻換了3任，即墀德松贊即位初期的沒廬乞力徐然夏（vbro-khri-gzu-ram-shags），在呂溫所撰《代都監使奏吐蕃事宜狀》中提及，呂溫隨張薦、薛等人于德宗貞元二十年（804）五月使蕃時，見到“蕃帥”尚綺里等價物撥布及論乞心熱。尚綺里徐撥布的蕃文應為zhang-khri-gzu-ram（shags），論乞心熱為blon-khri-sum-bzher。比對墀德松贊興佛證盟詔敕參與盟誓官員名單，可以發現尚綺里徐撥布就是當時的首席宰相尚沒廬乞力徐然夏（zhang-vbro-khri-gzu-ram-shags），論乞心熱為5位宰相平章事之一，全名為韋論乞心熱多贊（dbavs-blon-khri-sum-bzher-mdo-btsan），此印證了能夠決定并處理與唐外交事宜者，確為首席宰相職權之一。而804年時，吐蕃的首席宰相仍為尚綺里徐（即尚乞力徐然夏）。至憲宗元和四年（809），白居易代憲宗撰《與吐蕃宰相綺心兒等書》，致書吐蕃宰相尚綺心兒，此時吐蕃宰相已由尚綺心兒擔任。尚綺心兒的蕃文為zhang-khri-sum-rje，比對敦煌市古藏文卷子P．T．1287《吐蕃贊普傳記第二》所列吐蕃相表，此尚綺心兒就是表中之沒廬尚綺心兒達囊（vbro-zhang-khri-sum-rje-stag-snang）。在P．T．1287吐蕃宰相表所列于沒廬乞力徐然夏及沒廬尚綺心兒達囊之間，還有一任首席宰相為韋芒杰拉雷（dbavs-mang-rje-lha-lod）。由是得知，缽闡布允丹及娘·定埃增以僧相身份，位居吐蕃要津，由墀德松贊即位之初（798），至少到812年為止，缽闡布允丹及娘定埃增之職位未更動之情形下，吐蕃更換了沒盧乞力徐然夏、韋芒杰拉雷及沒盧尚綺心兒達囊等3任首席宰相，此代表當時吐蕃政壇上，真正掌控政局者是為佛僧缽闡布允丹及娘定埃增。
身為僧相之一的娘定埃增，雖權傾一時，然吾人觀墀德松贊欲施以厚恩，其以出家人所持戒規，不愿接受，《諧拉康碑》西面碑銘記載：“予竊思之，參比往昔宮廷表冊，施與相應之惠，而班第本人，持臣民之禮，遵比丘之規，不肯接受。”《諧拉康碑》東面碑銘亦載：“往昔，盟誓之時，即賜與詔文及效力相等之權利，與之相應之恩澤。但，博爾濟吉特·班第本人對所賜與之恩澤，祈請懇辭，不愿接受。予思之，所賜雖雖與侯馬盟書誓文相符，但其懇求減少、降低，則與效力大小之權利不相適應矣。對娘·定埃增施恩微薄而虧待于彼，予心有憾焉。”此兩則碑銘的內容，反映了娘定埃增具有出家人的謙卑，嚴持比丘戒規，并未因得到贊普的信任與重用而跋扈囂張，堅辭過重的褒賞。
由于史料缺佚，吾人無法確知娘定埃增在812年以后的情況，但墀德松贊于815年過世時，其子墀祖德贊立即繼位，政權轉移平順，并未發生任何波折。而且墀祖德贊繼位后，佛僧勃闌伽允丹（即缽闡布允丹），仍在僧相的位置，延續了佛教在蕃廷中的勢力。上述相對于前數朝，政權每于紛擾中轉移的情形看來，墀德松贊時期吐蕃的政局，相當平穩，在佛僧缽闡布允丹及娘·定埃增10余年的努力下，吐蕃國內風平浪靜，對外亦能保持威勢，如吐蕃宰相平章事尚塔藏（zhang-tshes-pong-lha-bzang-klu-dpal），曾詢唐使劉元鼎云：“回紇汗國，小國也。我以丙申年（陽火猴年、816年）逾磧討逐，去其城郭二日程，計到即破滅矣，會我聞本國有喪而還。回紇之弱如此，而晉國待之厚于我，何哉？”回紇乃北方游牧強國，在上引尚塔藏睨回紇之語中，吾人可充分體會當時吐蕃的強勢。況且在墀德松贊任內，吐蕃未失任何土地。
綜上所述，當墀祖德贊繼承其父墀德松贊之贊普位時，吐蕃并未進入學界所稱之“衰世”。雖然在赤松德贊晚期及牟尼贊時期，吐蕃陷于騷亂紛擾之中，但經墀德松贊18年的經營，國內承平，國外仍保威勢，大有中興吐蕃王朝的態勢。因此墀祖德贊所繼承的吐蕃，并非處于衰世的局面，而是大有可為，頗具中興氣氛的吐蕃。
六、墀祖德贊即位后之作為
（一）幼弱即位 墀祖德贊于815年即位，時年10歲，墀祖德贊以10歲之齡，是否能實際掌握政權？是否有自主的行為能力？不無疑問。是以墀祖德贊即位甫初，其輔佐大臣應屬重要關鍵。如前文所云，墀德松贊一直重用佛僧缽闡布允丹及娘·定埃增。在其召集全體臣工并王室一齊盟誓永不毀佛，參與盟誓的官員名單中，在臣工方面系由2位僧相（ban-de-bkav-chen-po-la-gtogs-pa）領銜，排名于首席宰相（blon-chen-po）尚沒廬乞力徐然夏之前，分別為博爾濟吉特·班第勃闌伽允丹（ban-de-bran-ka-yon-tan）及班第娘定埃增（ban-de-myang-ting-vdzin）。按資歷，娘定運行曾在允丹之前，且曾為贊普之太傅，但娘·定埃增謙恭為懷，禮讓勃闌伽允丹排名在前。當時參與盟誓的首席宰相尚沒廬乞力徐然夏，如前文所云，在804年時，仍位居首席宰相。由此判斷，墀德松贊的興佛證盟詔敕，亦應屬804年前后的產物。亦即，至少在804年時，勃闌伽允丹已位居僧相，與娘定埃增同掌大權。
至唐蕃于穆宗長慶元年（821）開始議和，并簽定和盟，其盟約鐫刻于《唐蕃會盟碑》。在《唐蕃會盟碑》碑銘中，位列吐蕃盟的首席大臣，其名銜為：bkav-chen-po-la-gtogs-te-phyi-nang-gnyis-la-dbang-zhing-chab-srid-vdzin-pa-ban-de-chen-po-dpal-chen-po-yon-tan，文言文直譯為：大詔命所立，權掌內外，執政大沙門缽闡布允丹。由此名銜看來，在821年時允丹所擔任的僧相一職，已權兼內外，秉持國政，不可一世。而且唐使劉元鼎于822年，在吐蕃首府邏些與吐蕃君臣會盟時，僅允丹一人立于贊普座右，其余宰相大臣均列于臺下。此證實了娘·定埃增在唐蕃會盟缺席的情況下，意味其已不在權力核心之列。由墀祖德贊于815年10歲即位初始，至少到822年間，稚弱的墀祖德贊乃由前朝遺老佛僧允丹一人輔佐。
如是，一方為10歲即位的幼弱君主，一方是在其父時期已是權傾一時的紅人，至此究竟誰才是主導吐蕃政局的舵手，不言而喻。墀祖德贊自幼受佛教教育熏陶，從佛僧修習佛法，10歲即位，又由前朝遺老之佛僧輔政，其無法實際掌握政權，也沒有自主的行為能力，也屬不言而喻之事實。
（二）體弱多病 墀祖德贊之執政情形，在漢史料有所記載，《新唐書·吐蕃傳》記載：“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資治通鑒》則載：“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上引兩則史料系本自《文宗實錄》之記載：“贊普立僅三十余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按墀祖德贊即位初期已因幼弱未掌實權，漢史料又載其“有心疾”、“多病”而不知政事，此心疾未知屬先天性疾病，抑或后天罹患者。若屬先天性疾病，則健康不良，休力不佳，性格上會受到影響。倘若為后天性疾病者，則另當別論。此處另有一值得注意的史料，顯示墀祖德贊發病后，性格大變，影響其執政之情形。于唐文宗太和中，由嶺南節度使轉任涇原節度使的王茂元上書《奏吐蕃交馬事宜狀》，奏書中云：“臣又見蕃人來說云，其首領素已年侵，更兼心疾，不恤其眾，連誅舊臣，差征無時，兇荒累歲……”按王茂元當時任涇原節度使，所轄地區與吐蕃接界，其由吐蕃來人口中，偵知上引文所述之情形，可信度頗高。但奏書上并未注明時間。據其任職涇元節度使的時間系于文宗太和中，文宗太和元年為827年，太和九年為835年。《全唐文》載其于太和中由嶺南節度使轉任涇原節度使。綜上，則其應于828年至834年之間，任職涇原節度使，上引奏書也應于此期間所完成。上引王茂元之語，在西藏自治區教法史料上所載有關墀祖德贊執政的情形，可相互印證。教法史料記載墀祖德贊在位時建造許多金碧輝煌的廟宇，規定：“我之沙門，不當以罪相指，惡眼相視。今后有不聽者，挖目斷指”，并規定7戶屬民供養1名僧人。凡此均屬王茂元所云“不恤其眾……差征無時”。后因聽信讒言，誣僧相允丹與王妃燭廬妃白季昂楚2人有私，遂誅殺僧相勃闌伽允丹，此即王茂元所云之“連誅舊臣”。按王茂元系因邊帥職務，有其可靠的訊息，方敢上奏朝廷。且又得西藏自治區教法史料記載之印證，其奏書所云，頗得其實。
另于英國湯瑪斯（F．W．Thomas）所匯集有關沙洲的古藏文卷子vo1．53．fo1．1．記載：“祈愿神之子墀祖德贊皇帝圣體，不為疾病所支配。”此文可解讀為因其多病，遂祈愿從疾病中掙脫。印證前引文之漢史料《新唐書·吐蕃傳》、《資治通鑒》及王茂元之奏書，吾人以為墀祖德贊有心疾一事，確屬可信。
另一方面，漢史料所云因墀祖德贊多病不知國事，委政大臣，故無法再于邊境生事，李唐邊境宴然。吾人查閱《資治通鑒》及《冊府元龜》，吐蕃于823年以后，直至墀祖德贊之可能卒年——836或837年之間，均未見有唐蕃邊境沖突的記載。是以墀祖德贊記錄本疾且多病，應為先天性的問題，或至少是在822年以后染病。原因在于822年唐蕃會盟以前，及會盟過程之中，唐蕃雙方仍有邊境沖突，致唐蕃于822年立盟后，雙方邊境烽煙不起。按唐蕃前后會盟不下10余次，沒有一次成功，結果仍兵戎相見，唯獨此次例外。此或可證明漢史料所云，乃因贊普多病，無法視事，委政大臣，此大臣乃指佛僧勃闌伽允丹。822年為一界線，之前唐蕃仍有邊界沖突，之后就完全沒有兵烽，此一方面可視為吐蕃王廷之中，擁佛一方面的勝利，成功地掌控朝政，制止了好戰的邊帥；另方面亦可窺知墀祖德贊自822年，17歲以后，就因多病無法親政；在17歲之前，又因幼弱，大權為僧相所掌握。因此吾人可得一結論，即墀祖德贊實際上不是一位雄偉豪強的君主，而是一位體弱多病的弱勢君主。
（三）佛過深，破壞體制 如前文所述，墀祖德贊生長在佛教氣氛濃厚的環境之中，自幼從佛僧學習佛法，受佛教影響頗深。其祖父赤松德贊立佛教為國教以來，其父墀德松贊更是秉持此政策，不遺余力地執行與推展。墀祖德贊即位以后，在佛僧輔佐下，推出一系列的崇佛措施，例如于墀祖德贊時期所立之楚布江浦建寺碑的碑銘記載：“作為寺產之民戶及產業，不征賦稅，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罰金等項。”碑銘所載，就是影響吐蕃財政最巨的政策之一。政府對于屬于佛寺的居民及寺產，不得征調任何稅賦，亦即佛寺成為吐蕃不必繳稅的特權團體。再者吐蕃松贊干布以后，至墀祖德贊為止，大量地建造寺廟。據《賢者喜宴》記載，吐蕃王窒的目標是要建造佛寺達1008座。試想每座寺廟均建造得美侖美奐、金碧輝煌，非得大量動員民庶，所費人力物力不。而且為使寺廟所能夠養活住寺僧人，及使寺廟能夠運作，如做法事、培養僧侶、講經、譯經、抄經等開銷，吐蕃自赤松德贊開始就已規定，由政府出資供養僧人，至墀祖德贊更規定7戶民庶供養1位僧人，并供養寺廟，即所謂的供養三寶。于是將寺廟附近的土地民庶，劃歸寺廟作為寺產，屬于寺產的民庶就不向政府納稅服差役，而是向所屬寺廟繳納稅賦，受寺廟征調服差役等等。這種政策不但破壞了賦稅公平性，影響吐蕃財政收入至巨，而且制造特權，造成社會的不平。
在政治方面，墀祖德贊延續其父祖崇佛政策，重用信奉佛教的大臣。在墀德松贊時期，墀德松贊已在官制上做了變革，即在原有的眾相之上設置了僧相（ban-de-kav-chen-po-la-gtogs-pa）一級。所謂的僧相，就是以出家人出任宰相，其地位超過吐蕃原有的百官之長——首席宰相，而首席宰相就是吐蕃實施獨相制時的大相（blon-chen-po）。當時出任僧相有2人，分別為勃闌伽允丹及娘·定埃增。僧相侵奪了傳統首席宰相的職權，成為真正掌握大權的新貴。至墀祖德贊即位后，對佛教更為崇敬，而且變本加厲。
在《唐蕃會盟碑》碑銘中吾人可以看到位列參與唐蕃會盟，蕃方之首席代表允丹之名銜，如前文所述，意味著當時吐蕃內外的所有政事，均由允丹一人掌控，因娘定埃增未出席國家和大典，似已退出政壇，由此判斷當時僧相僅有勃闌伽允丹一人出任，如此一來，真正地破壞了蕃廷設置多相體制的精神，因僧相成為實質上的獨相，傳統的首席宰相及眾相遭架空，成為僧相的幕僚，形同降級。吐蕃王室以其意志，為崇敬佛教，推展佛教信仰，重用佛僧，硬是將僧人所任之宰相，迭床架屋地擺在首席宰相之上，侵奪首席宰相的職權，破壞了吐蕃原有的體制。吾人可以發現敦煌市古藏文卷子《吐蕃大相表》中，并未記載具首席宰相之實的僧相名諱，這就意味著僧相實為吐蕃體制外的產物，不為當時史官接受。
墀祖德贊獨任允丹一人，權掌內外，綜理國事，漢史料云墀祖德贊病不事委政大臣，所指委政之大臣就是勃闌伽允丹一人。類此，只因允丹為出家人，受墀祖德贊寵信，就能掌控政局，睥睨一切，破壞吐蕃原有的政治生態，也破壞了官制，直接影響到傳統貴族的利益，勢必引起極大的反感，激發吐蕃政壇的斗爭傾軋。
（四）對外采取消極政策 墀祖德贊佞佛教，重用佛僧。僧相以出家人慈悲為懷，采取和平非攻的對外政策，于822年簽訂唐蕃會盟后，就不再于唐蕃邊區發動戰爭，亦不再劫掠李唐邊區。另方面敦煌市古藏文卷子I．0．751提及吐蕃與李唐、回紇、南詔等，共同于青海湖區野貓川軍區的一座名叫德卡碧玉園盟誓寺院（de-ga-g·yu-tshal-gtsug-lag-khang），簽訂和盟。I．0．751卷子提及：
在神圣贊普墀祖德贊駕前，身懷珍寶，心有神變，一切寺院，因循規奉法，至使圣壽增延，……當彼朝政權勢增廣之際，治下臣工亦圣明純正……大論尚綺心兒（blon-chen-po-zhang-khri-sum-rje）及大論尚塔藏布（zhang-lha-bzang-po）二人，削弱敵人軍力，令其隸屬王朝，繼之唐、回鶻及南詔等邊地之王（rgya……drug-vjang-las-stogs-po-mthavi-rgyal-po），亦在其間被納于王朝治下，并以權力及威嚴之政令教誨之，隨即征服。
事實上，吐蕃當時確曾與李唐和盟，但漢史料對吐蕃與回鶻、南詔間的各盟失載。而且以唐蕃關系為例，并非李唐為吐蕃擊敗，被納于吐蕃治下，而是吐蕃鑒于李唐與回鶻聯姻，造成對吐蕃不利的情勢，遂于唐蕃邊區展開激戰，未分勝負，隨即展開會談，雙方簽定和盟。由此可見，敦煌市古藏文卷子I．0．751之記載，屬不符事實的夸耀之詞。另于敦煌古藏文卷P．T．16亦提及，吐蕃于墀祖德贊時期，由宰相尚綺心兒及尚塔藏主持下，建造了德卡碧玉園盟誓寺院，該寺院就是吐蕃與李唐、回鶻及南詔簽定和約之處所。
由上述吾人可知，吐蕃于墀祖德贊時期，特別是于822年、823年以后，全面與敵對的外國達成和解，不再兵戎相見，于此有數層意義：
其一：吐蕃于赤松德贊末期，已極少向 外拓展領土。至墀德松贊時期則已趨向保守既有的疆域。至墀祖德贊則正式與李唐、回鶻、南詔等國訂立和約，確定疆域，不再興兵作戰。唐代以后的西藏自治區文獻如《漢藏史集》，記載墀祖德贊武開車顯赫，普率數十萬大軍，摧毀漢地許多地方。《賢者喜宴》記載云其權勢盛旺猶如地上之地釋天神，其能量與威力，極喜自在天神亦為之恐懼，此贊普戰勝四方，世界的三分之二地區均在其統治之下。事實上，墀祖德贊承繼其祖先打下的江山，從未再向外奪取任何一塊土地，更別說東征西討。唐以后的西藏文獻記載的可信度，再次受到質疑，完全與史實不符。也完全不符合墀祖德贊幼弱多病的事實。這是后世藏族史家的曲筆。
其二：吐蕃之所以向外擴張，其中一個理由，是為統治階層的貴族集團，尋求更多采邑與戰功。墀祖德贊由于幼弱即位，又體弱多病，另一方面又篤信佛教，將國力移轉至提倡佛教信仰，大興土木建造佛寺，供養大批不事生產的僧侶，動員翻譯佛經、抄經等等，凡此既阻斷貴族集團的利益，又與貴族集團的信仰與行為思想格格不入，勢必造成彼等的反彈。
（五）以暴力推展佛教 有關墀祖德贊推展佛教信仰的情形，在其崇佛政策之下，寺院和僧尼數量大增，在這些寺院里除了進行譯經及講經之外，也進行大規模的抄經活動，例如敦煌地區的抄經，一次就須動員239名寫經生及校勘者，抄寫1部經需費時3年，寫經生在寫經期間，家中的家畜、財物要被扣押，監督者若無法完成任務，將受到兄弟或親戚遭受監禁的處罰，而里正亦遭連坐，每缺1卷，受杖10下等。
在碑刻方面，立于墀祖德贊時期者，除前引《楚布江浦建寺碑》外，均未載及墀祖德贊弘佛的措施，目前惟有唐代以后的西藏自治區文獻記載了墀祖德贊的分統佛措施。例如《漢藏史集》記載：“他對出家僧人的敬奉，達到這樣的程度，有些人在隨便交談時，用手指對僧人指指點點，國王就下命令：‘對我供養的僧人不能這樣做。’命令把指點僧人的手指砍掉。這樣，使得佛教的權勢大增。”又如《賢者喜宴》記載：“有些人對于僧人進行目瞪手指。有些人向贊普做了稟告，贊普聽后隨即下令，‘對于僧人不準這樣行事，對這種人要挖其眼斷其指。’”
墀祖德贊幾以暴力手段來維護佛僧的社會地位。而且為建造大量的佛寺、供養大批不事生產的佛僧、提供抄經、譯經大量的人力物力等等，均必須動員百姓，造成百姓脫離正常的生產活動。此又以服差役的方式，征調百姓做白工，百姓自無法獲得政府給付的酬勞或津貼。此印證前文所引李唐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奏書上所云吐蕃“不恤其眾……差征無時”的景況。如是已達暴政的程度矣！
綜上所述，墀祖德贊幼弱即位，由僧相輔政，后“連誅舊臣”，又“不恤其眾”、“差征無時”，吐蕃國內“兇荒累歲”的情況下，加上體弱多病，過度崇佞佛教，導致諸多不當措施，使得吐蕃國事日非，國勢日蹙。在上述的諸多逆勢下，唐以后的西藏文獻均記載墀祖德贊未得善終，例如《西藏王統記》記載：“王（墀祖德贊）以飲洪洞醪糟入睡，韋達那堅及燭廬拉雷二人強扭其頸，使頭面背而死。”又如《賢者喜宴》記載：“一日該王（墀祖德贊）于墨竹香巴宮馀葡萄酒，醉眠于寶座之上。韋達納堅、燭廬拉雷及列杜贊三位奸臣將惹巴僅贊普的頭扭轉，惹心僅隨即被殺。”《賢者喜宴》所載與《西藏王統記》所載，僅所飲酒類不同，且《賢者喜宴》所載較詳。另《漢藏史集》則載：“最后，國王本人（墀祖德贊）也于三十歲的陰鐵雞年（841），在墨竹強巴拉康的石梯上，被燭廬勒札達東贊用劍刺死。”以上諸書雖在記載墀祖德贊遭弒的過程有所不同，但其被臣下所弒的原因，均明確指出系因對其實施崇佛政策的不滿所致。關于墀祖德贊之遇弒，在敦煌市古藏文卷子及吐蕃碑刻上，未能找到蛛絲馬跡的線索。在《新唐書》亦僅提及其“病不事……死”，究竟其卒于心疾，抑或有其他狀況，在無法究明的情況下，吾人就墀祖德贊即位后的諸多措施，破壞體制，不恤其眾，又差片無時的情況研判，其未得善終，為臣下所弒，乃甚有可能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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