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軍，全稱為中華民國國民軍，是從北洋軍閥直系部隊中分化出來的以馮玉祥為領袖的一支軍隊，主力包括馮玉祥、胡景翼、孫岳所率領的3個軍。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發動了辛酉政變。在隨后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國民軍正式成立，馮玉祥為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為副司令兼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孫岳為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國民軍成立后，得到了迅速發展和擴張。1925年初，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國民軍改西北邊防軍（仍習稱國民軍，又名西北軍）。隨著馮玉祥等人的勢力發展，國民軍的規模逐步得以擴大，鼎盛時期控制了北京市及其附近各縣、察哈爾省和綏遠省兩區，以及河南省、陜西、甘肅省三省。
1926年初，馮玉祥與郭松齡的聯合反奉計劃失敗，引發張作霖聯合吳佩孚等人的討伐，馮玉祥被迫通電下野，前往蘇聯訪問。隨后，國民軍在“南口戰役”時慘敗張作霖、吳佩孚等人的聯軍。馮玉祥從蘇聯訪問歸來后重整國民軍，舉行五原誓師，宣布遵奉三民主義，接受中國國民黨的領導。1927年4月，國民軍接受國民政府的改編，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馮玉祥出任總司令。但國民軍在與明成祖北伐軍主力鄭州市會師后，馮玉祥逐漸與蔣介石靠近，國民軍蛻變為新軍閥部隊。北洋政府舊軍閥被打倒后，新軍閥之間圍繞兵權與地盤的混戰不斷。1930年5月，馮玉祥與蔣介石爆發蔣閻馮大戰，最終國民軍戰敗，殘部由張學良收編，至此國民軍完全瓦解。
在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運動史上，國民軍成為北方反帝反軍閥的主要武裝力量，對中國革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但最終沒有改變其軍閥的本質。
名稱由來1924年10月25日，在馮玉祥召開的北苑會議上，將參加辛酉政變的軍隊被統一編為“中華民國國民軍”。關于國民軍的名稱，馮玉祥解釋說，他們的革命“擁護中山先生北上”，孫中山領導的黨叫中國國民黨，所以他們的隊伍也取名為“國民軍”，這是為表明其部隊“擁護中山先生主義”，為國民效用的宗旨。北京市政變發生后，北京大街上的國民軍崗兵戴著“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臂章，以向市民表明國民軍是為國為民的軍隊。
國民軍成立后，由于名稱與國民黨相似，受到北洋軍閥等的攻擊。在此情況下，馮玉祥于1924年12月14日通電取消了國民軍的名號，并屢次建議國民軍二軍、三軍也趕快取消國民軍的名號。之后，馮玉祥受李大釗及中國國民黨左派人士影響，又認為該名稱便于接近國民黨以及得到蘇聯援助，故在軍中沒有真正禁用該名。1926年初，國民軍所處環境再度逆轉，馮玉祥在通電“下野”后，為掩人耳目，又于1926年1月4日通電“不再延用國民軍的名義”。但不久，他又分別授予魏益三及方振武以國民軍四軍和五軍的名號行事。到五原誓師時，馮玉祥又公開打出國民軍聯軍的旗號。從此，這支軍隊被稱為國民軍聯軍，簡稱國民聯軍。蔣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漢國民政府改編國民聯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任命馮玉祥為總司令。當時，南京國民政府也改編馮玉祥的部隊為西北革命軍。徐州市會議后，馮玉祥聯蔣分共，國民軍蛻變為新軍閥部隊。
各部淵源馮玉祥、胡景翼、孫岳三人關系較好，都有一定的愛國思想，皆曾參與辛亥革命。他們同屬直系，但都受到吳佩孚的壓制，這使他們三人走向聯合。馮玉祥所部是以北洋陸軍第十六混成旅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其部隊屬北洋軍閥集團的正統軍。1921年8月，第十六混成旅擴編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一師，馮玉祥升任師長，所部含第二十一、二十二旅及第七、第八、第二十五三個混成旅，約三萬人。五位旅長，人稱“五虎將”，其地位順序依次是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劉郁芬、鹿鐘麟。馮玉祥信奉基督教，曾把基督教引入所部軍中。因此，馮玉祥也被稱為“基督將軍”，所部又被稱為“基督雄師”。
胡景翼所部由陜西暫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師組成，共有兩個旅、兩個團及三個補充團，總兵力兩萬人左右。該部的前身是陜西靖國軍的一部。其下骨干將領有岳維峻、鄧寶珊、李云龍（云龍）、李紀才、史可軒、蔣世杰、田玉潔、馮子明等。1921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馮玉祥繼任陜西省督軍。馮玉祥就職后派張之江等去三原縣勸胡景翼接受改編。當時直軍勢大，靖國軍處境不利，胡景翼為保全實力，取消靖國軍名義，接受馮玉祥改編，所部被編為暫編陜西陸軍第一師，胡景翼被任為師長。
孫岳領導下的國民軍三軍是由北洋軍第十五混成旅改編而成。孫岳的第十五混成旅為曹錕衛兵旅。孫岳早在清末就與馮玉祥結識，同為灤州起義時的戰友，并一直保持較密切的關系。1922年4月，直奉戰爭爆發，孫岳被任為直軍西路司令，戰后因功兼任冀南鎮守使及剿匪司令，駐軍直隸大名。孫岳駐大名時，與駐順德區的胡景翼相距較近，來往密切。胡景翼部隊紀律差，孫岳曾派其參謀長何遂為其輪訓軍官。國民軍三軍其他主要領導人有何遂、徐永昌等。
歷史進程國民軍組建北京政變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后，北京中央政府為直系軍閥所控制，曹錕、吳佩孚成了“直系中央”的實際掌權者。1923年10月，曹通過賄選成為大總統。曹錕上臺后，馮玉祥與曹錕、吳佩孚矛盾日益尖銳，孫中山和革命高漲形勢對馮玉祥的影響，以及段祺瑞和張作霖對馮玉祥的拉攏，使馮玉祥倒戈攻擊直系軍閥。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10月下旬，雙方幾十萬大軍在山海關區至九門口長城一線激戰，直軍第三軍司令馮玉祥聯合直軍第三路援軍司令胡景翼、京警備副司令孫岳，從熱河省平秘密回師北京市，推翻了直系曹錕、吳佩孚把持的北京政權，發動了辛酉政變。北京政變后，中央政府暫時落入馮玉祥的掌控。
國民軍組建1924年10月25日，馮玉祥在北苑召開了軍事政治會議。此時戰事仍在繼續，為應對吳佩孚的反撲，馮玉祥、胡景翼、孫岳各部隊急需統一的組織領導。因此在25日的會議上即正式議定，他們三人所率領的部隊組成中華民國國民軍，其下分為三軍，公推馮玉祥為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為副司令兼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孫岳為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同時議定在北京設立國民軍聯合辦事處和總軍法處。國民軍正式成立。
國民軍成立時雖分編為3個軍，實際上只有國民軍第一軍（以下簡稱國民一軍）有1個師、3個混成旅、3個補充旅，共約5萬人的兵力。國民軍第二軍（以下簡稱國民二軍），僅有1個師的兵力。國民軍第三軍（以下簡稱國民三軍），僅有1個混成旅的兵力。會議就國民軍各部的軍事任務進行了分配。國民軍一軍駐守北京市，負責截擊由京榆線退卻的直系部隊；國民軍二軍負責打通京漢線黃河南段及肅清大河以南之敵；國民軍三軍負責打通京漢線黃河北段及肅清大河以北之敵。
發展與演變國民軍的擴張一軍在西北的發展辛酉政變后，奉軍趁機大舉入關搶占地盤，北方出現了奉系和國民軍兩大勢力對立的局面。馮玉祥在軍事上政治上受到很大壓力，于1924年11月24日宣布下野，并于12月9日宣布取消國民軍名義，解除總司令職權。為維持“均勢”，12月19日，段祺瑞“任命馮玉祥部張之江為察哈爾省都統，鹿鐘麟為京畿衛司令兼暫編第一師師長，劉郁芬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師師長”。此外，段祺瑞還將津浦鐵路區域劃分為奉軍的勢力范圍，京漢線的豫省及西北區域劃分為國民軍的勢力范圍。1925年1月3日，段祺瑞又下令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如此，馮玉祥的國民一軍控制了京畿、察哈爾、綏遠省地區。
馮自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后，不問北京市政事，全力發展西北計劃。國民一軍的編制和兵力有了較大的擴充。至1925年夏末，國民軍兵力逾十萬，到年底已增至十五萬人，共編為十二個步兵師，兩個騎兵師，兩個炮兵旅，一個交通團，統稱西北陸軍（常稱“西北軍”）。為培養初級軍官，1925年7月，國民軍一軍在張家口市設干部學校，該校學員約500人，二年學制，授以完備的軍事學科、術科課程。此外，還設有軍官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炮兵教導團、鐵甲車教導團等其它軍事訓練機構，在短期內培養了一定數量的軍事人才。
二軍進駐河南1924年11月下旬，國民二軍主力部隊在胡景翼率領下，由順德區南下，進兵河南。國民三軍何遂部則由大名南下，協攻河南。12月6日，段祺瑞政府任命胡景翼為河南督辦。胡景翼就職后，在河南與劉鎮華之鎮嵩軍第三十五師師長憨玉琨的矛盾尖銳起來。1925年1月23日，禹縣地方民團、土匪在憨玉琨的唆使下，收繳胡景翼部曹世英旅的槍械，雙方在禹縣開火。1月25日，劉鎮華親率鎮嵩軍出潼關縣助憨玉琨。2月25日，胡景翼下總攻擊令。經過一個多月的戰斗，劉鎮華部在胡景翼和孫岳合力打擊下，節節敗退。國民二軍取得了這次戰爭的勝利。4月10日，胡景翼患瘡暴卒，終年34歲。胡臨終前致電段祺瑞，請令河南省軍民兩政職務由岳維峻繼任。4月24日，段祺瑞發布了岳維峻督豫的命令，國民二軍基本上控制了河南。
三軍進入陜西在助國民二軍取得“胡憨戰役”勝利的過程中，國民三軍雖然移駐豫北地區，卻仍無自己地盤，便開始積極謀劃奪取陜西地盤。1925年5月中旬，孫岳以剿匪為名率兵進攻陜西省。國民三軍入陜得到了國民二軍及“陜北地區國民軍”的響應。7月15日，國民三軍在國民二軍李云龍部協助下，于臨潼區附近的零口擊敗吳新田軍。7月30日，孫岳進駐西安市。至8月，國民三軍已基本控制了陜西，段政府于8月29日任命孫岳為陜西軍務督辦。
國民三軍控制了陜西省，為國民軍進入甘肅省創造了條件。1925年8月29日，段祺瑞在任命孫岳為陜西軍務督辦的同時，任命馮玉祥以西北邊防督辦兼任甘肅軍務督辦、陸洪濤為甘肅省長。至此，國民軍的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除了控制北京市及其附近各縣、察哈爾省和綏遠省兩特別區外，又控制了河南省、陜西省、甘肅省三省，而且聯成了一大片；同時軍隊編制和兵力也有了很大擴充。
反奉戰爭與郭松齡聯合反奉第二次直奉戰爭后，奉系成為全國軍事實力最大的軍閥。張作霖增派大批奉軍入關，國奉矛盾日益緊張。與此同時，上海市發生了“五”慘案，奉系軍閥協助英國、日本鎮壓愛國主義運動，激起了民憤。在全國人民反奉運動的浪潮下，奉系軍閥郭松齡也走上倒戈反奉的道路。為爭取反奉同盟者，1925年11月，馮玉祥與郭松齡簽訂《馮郭密約》。同時，奉系軍閥將領李景林也加入反對張作霖的聯盟，與馮玉祥、郭松齡形成三角同盟。三方商定，直隸、熱河省歸李景林，國民軍自由出入保定市、大名、京漢線和天津海口，東北地區、內蒙東部歸郭松齡開發，郭松齡助馮玉祥開發西北。
1925年11月下旬，郭松齡倒戈反奉，并將所部改編為東北國民軍。但由于日本對郭軍的阻撓，及其對奉軍的支援，郭軍進展緩慢。1925年12月22日夜，郭松齡軍在巨流河之戰與奉軍決戰，郭軍戰敗。其部下魏益三繼承郭松齡遺志，與馮玉祥合作，將所部改組為國民軍第四軍。
天津戰役郭松齡反奉戰爭開始之前，馮玉祥、郭松齡、李景林三方私下協定，保證李景林在直隸地區的利益，并且將熱河省地區讓給李景林。但是在郭松齡反奉戰爭尚未勝利之時，國民軍二軍、三軍違約搶占地盤，將原本的盟友李景林變成了敵人，使李景林重新倒向奉系軍閥。國民二軍和國民三軍與李景林的部隊發生沖突后，李景林決意與國民軍開戰。為奪取天津市作為國民軍的出海口，馮玉祥任命張之江為總指揮，率領部隊向天津發起猛攻。鄧寶珊率領的國民二軍和徐永昌率領的國民三軍部隊配合作戰。1925年12月8日，國民軍完成部署，開始進攻。12月10日-15日，雙方在楊村一帶激戰。國民軍人數超過李景林軍，但李景林軍在德國顧問指導下構筑堅固的防御工事，加之日本顧問參與指揮，李景林軍頑強固守。國民軍激戰多日，進展甚微，部隊傷亡嚴重。直到12月24日，即郭松齡反奉兵敗的同一時期，國民軍才攻占天津市。但國民二軍和國民三軍未能截斷津浦鐵路，李景林軍殘部退往山東省。
國民軍潰敗馮玉祥下野1926年初，中國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國民軍與奉軍的關系已徹底決裂，直系吳佩孚又把矛頭公開指向馮玉祥。1926年1月，張作霖與吳佩孚就“討赤”問題達成合作，他們視馮玉祥為北方“赤化”勢力的代表人物，決定在“討赤”的旗幟下聯合進攻國民軍。吳佩孚與張作霖實現聯合后，奉軍便在灤河一線向國民軍進攻，直魯聯軍向天津市反撲，吳佩孚的軍隊向河南省進攻。吳佩孚、張作霖的軍隊超過45萬人，而國民軍部隊只有約15萬人，國民軍處于南北兩線作戰的危險之中。此時，國民軍內部二軍和三軍之間為爭奪直隸地盤而發生尖銳的矛盾。在這種形勢下，馮玉祥通電下野，他把軍權交給張之江后，前往蘇聯訪問。馮玉祥下野后，國民軍的壓力沒有得到緩解，內部矛盾激化，逐漸向代表不同政治傾向的派系斗爭發展。
國民二軍潰敗吳佩孚在與張作霖實現聯合“討赤”后，于1926年1月20日分兵三路進攻河南省。靳云鶚部進攻豫東，寇英杰部進攻豫南，劉鎮華部進攻豫西。吳佩孚另派人收編紅槍會為豫衛軍，破壞國民二軍的后方。面對吳佩孚的進攻，岳維峻在鄭州召開軍事會議，決定令蔣世杰固守信陽市，并派2個旅增援，李紀才部退回豫東，全軍主力集結于洛陽市至開封市一線，以應付各方情況。蔣世杰堅守信陽，寇英杰屢攻不下，便以部分兵力包圍監視，主力繞道北進，于2月連克駐馬店市、偃城、漯河市、許昌市等地。信陽守軍堅持到3月13日，經教士調停而放下武器，時國民二軍南路已潰敗。
在東路，靳云鶚部攻占歸德、蘭封（蘭考）。在西路，劉鎮華部截斷國民二軍向陜西省的退路。同時，閻錫山陳兵黃河北岸。國民二軍四面楚歌，10萬大軍集中于鄭州市、洛陽一帶。岳維峻驚于東路和南路的失敗以及紅槍會的破壞，舉棋不定，無心戀戰。1926年3月2日，岳維峻放棄鄭州，直奉聯軍靳云鶚和寇英杰的部隊會師，追擊國民二軍。國民二軍在撤退途中遭到紅槍會和地方武裝的襲擊，潰不成軍，在陜州區、靈寶市繳械投降，岳維峻被晉綏軍俘獲，國民二軍瓦解。
大沽口事件國民軍與“討赤”聯軍開始激烈的斗爭后，發生了大沽口事件。1926年3月8日，奉軍兵艦由大沽口襲擊北塘，被國民軍一軍擊退。為阻止直魯聯軍用軍艦運兵，國民軍封鎖大沾口，規定任何船艦不得駛入，外國船艦亦須白天行駛并接受檢查。3月12日，2艘日艦企圖掩護奉軍進入大沽口。日艦強行駛入，不在指定地點停泊接受檢查。國民軍守軍發空炮警告，日艦實彈炮擊大沽口炮臺遺址，傷守軍13人，守軍被迫還擊，將日艦擊退到海面。事件發生后，國民軍前敵總司令鹿鐘麟將軍向日本領事提出抗議。日方不但不承認炮擊大沽口和擊傷守軍之事，反而誣稱“受炮臺附近之中國軍隊之射擊”，造成日艦人員受傷，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國民軍方面當即公布事實真相，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為奉作悵之罪行。
南口戰役1926年3月24日，國民軍步兵在騎兵掩護下登上專用列車，撤離天津市。4月15日，國民軍在一夜之間撤離北京。國民軍退到南口一線以后，與“討赤”聯軍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戰。國民軍的總兵力近20萬人，直、奉、直魯、晉聯軍的總兵力達50余萬人。1926年5月初，“討赤”聯軍開始向南口發起攻擊，吳佩孚、張宗昌、張學良親臨前線督戰。聯軍集中優勢炮火向國民軍陣地轟擊，國民軍憑借有利地形和堅固工事，打退敵人進攻，聯軍損失慘重。在聯軍向南口正面猛攻的同時，閻錫山應吳佩孚、張作霖的要求，出兵晉北，切斷京綏線交通，威脅國民軍后方。國民軍調整部署，以北路軍總司令宋哲元調任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司令，指揮對晉綏軍作戰，以圖恢復和保證京綏路的暢通。多倫縣、沽源縣一線由王鎮淮、席液池的守備部隊堅守。但戰爭在雁北地區形成相持狀態，國民軍的計劃未能實現。
“討赤”聯軍在正面進攻受挫后，便采取加強側翼攻擊的策略，一面加強對多倫、沽源一線的進攻，一面唆使盤踞在隴南市、慶陽市的孔繁錦、張兆鉀進攻蘭州市，并促劉鎮華加緊圖陜，威脅國民軍的后方。1926年8月1日，奉軍發起總攻，在敵人攻擊下，多倫守軍不支潰退。國民軍受到側翼威脅，被迫于8月14日全線撤退。韓復榘、石友三、張自忠部撤退不及，接受晉綏軍改編。至此，戰3個多月的南口戰役宣告結束，國民軍被“討赤”聯軍擊敗。
馮玉祥重振國民軍五原誓師馮玉祥在莫斯科得知國民軍在南口戰役中失敗的消息后，于1926年8月17日，離開莫斯科回國。9月15日，馮玉祥抵達五原。時在五原的國民軍只有弓富魁、徐永昌、方振武等部，其余各部分駐于甘肅省和綏遠省各地，除原在甘肅的部隊外，統計各部不滿5萬人。次日，馮玉祥召集張之江、鹿鐘麟、宋哲元、石敬亭、孫連仲、孫岳等國民軍眾將領舉行會議。會議決定組織國民軍聯軍，推舉馮玉祥為總司令。隨后，馮玉祥發表了《五原誓師宣言》。在宣言中，馮玉祥表示將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接受中國國民黨的領導，為打倒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解放全國民眾而戰。隨后，馮玉祥組織了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召回其他各部，整編部隊，使瀕臨瓦解的國民軍得以重振旗鼓。
參加北伐五原誓師后，國民軍確定“固甘援陜，聯晉圖豫”的戰略方針。按照這一方針，馮玉祥派孫良誠率軍援陜，并指揮在綏遠省的部隊南撤。奉軍聞知馮玉祥回國，即派大軍西進以圖根本消滅國民軍。孫良誠奉命后即率部由平涼市向西安市疾進，1926年10月初到達興平市。11月23日，國民軍攻占咸陽市。26日，國民軍全線總攻。鎮嵩軍后方受襲，全線動搖，向潼關縣潰退。27日上午，西安解圍，方振武部首先入城，以軍糧賑濟饑民。1927年1月，馮玉祥進入西安，處理善后事宜，整頓軍務，頒布《國民軍管轄區域軍政時期臨時行政大綱》作為臨時施政綱領。
1927年4月19日，武漢政府舉行第二期北伐，主力為唐生智統率的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四方面軍，以期與馮玉祥會師。4月26日，武漢政府改編國民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任命馮玉祥為總司令，令其向河南省進軍，以準備與北伐軍會師。5月6日，馮玉祥赴潼關縣督師。國民軍連克靈寶市、陜州區、澠池縣、洛陽市等地。國民軍占領洛陽后，繼續東進，于5月30日占領鄭州市，于6月4日進入開封市。武漢北伐軍在擊潰奉軍主力后于6月1日進入鄭州。至此，國民軍與明成祖北伐軍會師。
國民軍解體鄭州會師后，馮玉祥走上與蔣介石合流的道路。1927年6月30日，馮玉祥致電國民軍各部，命令整頓黨務，肅清共產黨。國民軍聯軍隨著其統帥轉向反動而變質，從一支革命軍隊轉變成為中國國民黨新軍閥部隊。同時，馮玉祥還致力于調停寧漢糾紛，促成繼續“北伐”。1928年2月-6月，國民軍聯合蔣介石、閻錫山各軍打倒了奉系軍閥張作霖。同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三省易幟，北洋軍閥統治終結。
北洋軍閥被打倒后，新軍閥之間圍繞兵權與地盤的矛盾激化，彼此之間的混戰不斷發生。1930年2月，馮玉祥與閻錫山謀劃聯合反蔣。5月1日，國民軍與蔣軍在碭山縣開火，蔣閻馮大戰爆發。這次大戰同時在隴海鐵路、平漢、津浦三線及湘南進行。大戰的重心在隴海線，閻錫山、馮玉祥集重兵于此線。5月11日，蔣介石下總攻擊令，晉綏軍、國民軍節節敗退。10月3日，蔣軍占領開封市，包圍洛陽市，截斷國民軍西退之路。國民軍殘部由張學良收編。張學良將國民軍殘部約5萬人減為3萬人，縮編為1個軍，以宋哲元為軍長，至此國民軍完全瓦解。
軍隊編制國民一軍國民一軍自辛酉政變正式成立后，其兵力持續擴充。1925年4月，國民一軍已擴充到七八萬人。其編制如下：
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后，國民一軍繼續不斷擴編。至1925年12月，國民一軍的地盤從西到東有甘肅、綏遠省、察哈爾省、京兆、熱河，兵力由6個師逐漸擴編到12個師和2個騎兵師，2個炮兵旅及1個衛隊旅。全軍總稱西北陸軍，共15萬人。部隊擴編情況如下：
國民二軍國民二軍剛組編時，其編制是三個師另六個團（一教導團、五補充團）。其中，胡景翼自兼師長的第一師轄六個旅及二炮兵團；岳維峻任師長的第二師下轄二旅一炮兵團；以田玉潔為師長的第三師下屬二個旅（仍駐陜西省）。
國民二軍入豫后，迅速擴張，逐漸將部隊擴編到11個師，另有13個混成旅，2個騎兵旅，22個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其中步兵團18個，炮兵團3個，騎兵團1個，全軍共25萬人。每師轄2個旅，11個師的師長分別是：
國民三軍國民三軍主要駐于豫北和保定地區，其編制為：
國民三軍入陜后被編為4個師，師長分別是孫岳、葉荃、楊虎城、何遂，另有3個混成旅，部隊近10萬人。這樣，三支國民軍的總數近50萬人。
歷史影響積極影響國民軍從直系軍閥軍隊中分化出來，并傾向于南方革命勢力，給當時的直系軍閥以沉重打擊，使其在北方的勢力崩潰，使其控制的中央政權垮臺，撼動了整個北洋軍閥的統治。馮玉祥背后沒有帝國主義背景，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左派人士都重視對馮玉祥及國民軍的改造工作，從而對國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五原誓師以后，國民軍正式走上國民革命道路。在政治上，馮玉祥接受國民黨的領導，與共產黨合作，任用共產黨員在軍中開展政治工作。軍事上，馮玉祥率領國民軍進軍陜西省，參加北伐戰爭，為打倒直奉軍閥而戰。國民軍壯大了革命統一戰線，使革命勢力擴展到了黃河流域，鼓舞了革命軍民戰勝北洋軍閥的斗志，并推動了陜西革命高潮的到來。
消極影響國民軍雖然自成一系，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缺乏與北洋軍閥的其他派系徹底決裂的決心。1925—1926年間，國民軍與直奉雙方的戰爭也屬于軍閥之間的利益混戰，沒有改變其軍閥的本性，再加之政治、軍事上的弱勢導致其在華北地區的爭奪失敗，使得北方的反革命勢力再次聯合壯大。鄭州會議和徐州會議后，馮玉祥轉向反動，在其部隊中實行“清黨”，將堅持革命的共產黨清除出去，甚至加以槍殺，國民軍聯軍已隨著其統帥的轉向反動而變質，從一支革命軍隊轉變成為中國國民黨新軍閥部隊。
歷史評價“三·一八”慘案發生后，中共中央號召全國民眾“不惜以重大犧牲實際援助馮玉祥所領導的國民軍”，因為國民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張吳兩派軍閥統治中國之障礙”。
蘇聯政府曾評價：“這些國民軍的社會基礎和北方其他集團的基礎一樣，雖然這些軍隊走上了爭取民族解放斗爭的道路，但是意志并不堅決，各軍的司令都沒有革命的經歷，而軍隊本身也沒有革命的傳統。”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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