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字次宸，山西崞[guō]縣（今原平市）沿溝村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歷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等職。
徐永昌出身于耕讀之家，早年就讀私塾但因家貧而輟學，父母病逝后被徐椿齡選入武衛左軍。1908年徐永昌考入武衛左軍隨營學堂，1911年畢業后授副軍校（中尉），擔任武衛左軍副哨長，后升任毅軍新兵營哨長。1912年夏進入陸軍部將校講習所進修，畢業后被分配到南京預備軍官學校擔任第七連連長，在陸軍大學第四期學習期間參與倒袁運動，畢業后擔任陸軍訓練監編輯官。1917年，徐永昌受孫岳邀請出任直隸軍官教導團教官，后他將軍官教育團遷至保定市。1920年之后，徐永昌相繼出任直隸保衛團營長、第十五混成旅參謀長，兩次直奉戰爭期間擔任十五旅第二團團長、國民第三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又兼任第三軍第一路總指揮、第三軍第一師師長兼陜西警備司令，后代理第三軍軍長并率部加入晉綏軍。1927年北伐戰爭期間，徐永昌出任右路軍副總指揮擊敗奉軍，后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路軍總指揮攻取保定，之后相繼擔任晉綏軍第三軍軍長、綏遠省及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原大戰時，徐永昌出任隴海鐵路總指揮、晉綏警備司令及山西省政府主席。1935年晉授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次年被蔣介石安排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箲鸨l后，徐永昌先后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保定行營主任、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1945年8月17日被委派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參加了9月2日在東京灣舉行的盟軍受降典禮，并代表中國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書上簽字，次年他擔任陸軍大學校長，后助閻錫山固守孤城太原市，并受孫科邀請出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部長。中國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后徐永昌因陸軍大學改制而辭去校長之職，之后出任臺灣當局“總統府”資政，并晉升為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1959年7月12日下午，徐永昌病逝于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徐永昌著有《求己齋日記》《回憶錄》《雜記》等作品。歷史學家吳相湘在《民國政治人物》中評價徐永昌，認為他是一名樸實的軍人，挺立于反復無常、變亂多端的北方軍界，具有模范作用，治理綏遠、河北和山西省，以廉潔愛民著稱，日本投降后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享受近代軍人難得的榮幸。
人物生平
幼孤從軍
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徐永昌出生于山西省崞縣沿溝村，字次宸。祖輩耕讀傳家，祖籍為代州振武衛（今代縣），明末搬遷至原平市，其父徐慶（一說徐亥）棄學經商，于大同市某家糧店內做磨面工作，不滿一年時間，其母趙氏病逝，后徐慶續娶繼室張氏，又將她的兒女全部改姓為徐。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徐永昌的繼母張氏和父親徐慶相繼去世，再加此前他的兩姊一兄全部病逝，于是13歲的徐永昌成為孤兒。
1900年冬，徐永昌父親去世一個月后，他前往大同南關曹叔店里去探望曹叔。當時因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武衛左軍護送光緒皇帝和慈禧前往西安市避難，途中經過大同時，武衛左軍后營書記官徐椿齡前往曹叔店中，于柜房遇到身披重孝的徐永昌，詢問他是誰家的孩子，曹叔向徐椿齡道出徐永昌的身世遭遇，使得徐椿齡大為憐憫，再加上兩人屬于同姓，便將他攜帶進入武衛左軍，擔任勤務事宜。徐永昌隨軍前往西安，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議和后，武衛左軍經河南省、河北省東歸，后駐軍大石河，徐永昌的生活才徹底安頓下來。
軍中求學
徐永昌七歲時，曾入讀私塾，學習“四書五經”，但除四書外，他僅涉獵過三經，《詩經》略有涉獵，而《周易風水》未曾有過閱讀，后因家貧輟學。隨軍駐扎琉璃河時，因徐椿齡擁有藏書，徐永昌便利用閑暇讀書練字，期間也曾得到徐椿齡的教誨。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徐永昌正式進入毅軍服役，先后隨軍駐扎于南苑、通州區、平泉、呼蘭等地，因誠實受到長官賞識，后感染傷寒，于徐椿齡家中休養，學習《春秋》和《左傳》，因其經常利用閑暇讀書，學識日益增長。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武衛左軍隨營學堂招生，共錄取一百六十人，而徐永昌以倒數第二的成績勉強入學。進入隨營學堂讀書，實現了徐永昌多年的求學愿望，為此他專心攻讀，彌補自身不足，從而學業大進，后在第三次月考中，學習成績由倒數第二名躍升為第四名。因徐永昌從未學過算術，為補齊這門功課，他苦學四個月未曾走出校門，最終成績冠絕全班。1911年（宣統三年）辛亥革命前，徐永昌從武衛左軍隨堂學院畢業后，被授予副軍校（中尉），擔任武衛左軍左路前營左哨副哨長之職。此后徐永昌因清朝腐敗，與革命黨人有所往來，辛亥革命爆發后，續桐溪以保護地方為名，集合周圍臨近各縣，組成忻代寧公團，據守大同市。徐永昌跟隨其統領陳希義奉命前去平定大同革命黨，但他不愿回鄉與革命黨人作戰，便借故拒行，于是被調任毅軍新兵營哨長，并嚴格訓練新兵。
1912年春，“北京兵變”時，徐永昌布防新城，率部抓捕盜賊，維護社會秩序，得到上司的贊賞。同年夏，陸軍部籌設將校講習所，徐永昌勵志求學，辭去哨長之職繼續求學之路。次年冬，徐永昌畢業，因其成績優異，深受講習所教官及陸軍部主管的器重，后被分配到南京預備軍官學校擔任第七連連長，但徐永昌推辭未去就職，又被推薦擔任直軍團附，他依舊堅決辭職。因徐永昌認識到自身不足，期望繼續求學，于是在1914年考入陸軍大學第四期讀書。次年因袁世凱謀求帝制，正在陸軍大學求學的徐永昌，前往上海參與討袁運動，幾經輾轉后，加入山東居正吳大洲的民軍，并為吳大洲組織參謀廳。袁世凱死后，徐永昌返回北京繼續學業，1916年冬他從陸軍大學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為方便與革命黨人孫岳、續桐溪共同工作，辭去外調的任命，留在北京擔任陸軍訓練監編輯官。
1917年七月張勛復辟時，徐世昌前往保定市，催促孫岳勸說曹錕率部入京攻打張勛，后因曹觀望態勢，又趕赴天津市與續桐溪、陸建章等人商談，派人勸說駐軍廊坊市的馮玉祥和駐軍通州區的張錫元，最終張錫元在一萬元開拔費的誘惑下，率部趕至北京朝陽門。但張錫元最終受人勸阻，又率部撤到城外，后段祺瑞馬廠誓師，徹底擊敗張勛的復辟。
征戰四方
1917年冬，孫岳在廊坊創辦直隸軍官教導團，并邀請徐永昌出任教官。次年春，孫岳因公前往湖北武穴，軍官教導團奉命搬遷至保定，于是徐永昌負責學校搬遷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僅花費三日便完成搬遷，然后在保定開課。在徐永昌的教育下，學生們深受影響，后來國民軍第三軍的軍官便多出自于此軍校。1920年7月，孫岳成立直隸保衛團，任命徐永昌擔任營長，后孫岳出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又任命徐永昌出任參謀長，徐永昌管束部下非常嚴格，常常通過實例教育約束部將。1922年，直奉戰爭爆發后，孫岳出任直軍西路司令，徐永昌督戰，并于良鄉以北長揚村擊退奉軍優勢兵力，后轉戰河南省，率部平定河南督辦趙倜響應奉軍的變亂。直奉戰爭后，孫岳兼任冀南鎮守使、右翼巡防統領，而徐永昌調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團團長，并率部移駐大名、保定市等地，期間受孫岳委托，領兵剿滅當地土匪。
1924年5月，徐永昌調任第一團團長，后率部駐守定縣。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后，孫岳出任京師戒嚴司令，并將第二團及騎炮兵調入北京。當時孫岳駐軍大名，續西峰等人勸說孫岳推倒曹錕及吳佩孚，后徐永昌應孫岳征召入京，參與商討倒曹吳事宜，深受《春秋》《左傳》影響的徐永昌并不贊同，但大局已定，倒曹吳之舉已經勢在必行，于是徐永昌對孫岳表達他的意見，倒曹吳之事他不同意，如果讓他去做，他定當從命。10月23日，馮玉祥率部入京軟禁曹錕，吳佩孚聞訊逃奔湖北，經張作霖主持，推舉段祺瑞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并組建國民軍。次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通電就任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及副司令兼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第三軍軍長，孫岳擔任第三軍軍長后，欲委任徐永昌出任師長，但遭到徐永昌拒絕，于是改任第三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駐防保定，主要負責平漢線北段的治安。
1925年1月，段祺瑞任命孫岳出任陜豫甘“剿匪”總司令，并特許他率部入陜督陜，入甘治甘，于是孫岳任命徐永昌兼任第三軍第一路總指揮，率部由保定市南下經河南省西進。7月9日，徐永昌率部攻取潼關，后于當月12日便抵達渭南市，當時陜西省督辦吳新田的北洋軍第七師已經布防臨潼，徐永昌認為部眾多為新兵，應該實施猛攻速戰，于是徐永昌率部渡河偷襲，一戰而勝，后于16日率部抵達西安。8月，孫岳奉命兼任陜西督辦，并任命徐永昌擔任第一師師長兼任陜西警備司令，并準備率部繼續向甘肅進軍。但段祺瑞突然任命馮玉祥出任甘肅督辦，導致孫岳、徐永昌無法進軍甘肅，而陜西又不足以自給，便率部東行，經河南省北上京津。當孫岳、徐永昌率部抵達鄭州時，續桐溪正在策劃推翻閻錫山，于是續桐溪便欲與孫岳合兵攻打山西省，但孫岳認為天津既有港口，又有關稅，便力主攻打天津奉系軍閥李景林。徐永昌見孫岳態度堅決，便順從孫岳的主張，但他對閻錫山很有好感，因此暗中將續桐溪等人進攻山西的計劃透露給閻錫山，閻錫山花費重金收買續桐溪部將胡德輔的父親，使得胡德輔按兵不動。
徐永昌趁機拉攏續桐溪部將胡德輔、弓富魁，于是他們跟隨孫岳率部北上直取保定市，后孫岳、徐永昌率領主力攻取任丘市、大城縣，并逼近天津市。因奉軍撤退，孫岳率部攻取天津，后孫岳出任直隸督辦兼省長。1926年1月，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向天津反攻，奉軍再入山海關，而吳佩孚又乘機率部抄襲，最終國民軍第二軍慘敗豫西，國民第一軍撤退五原，孫岳患病后，徐永昌代理國民軍第三軍軍長之職，率部于津浦鐵路被直魯聯軍擊敗，并退守包頭。9月，馮玉祥得到蘇聯援助于五原誓師響應北伐，致電徐永昌，邀請其共舉大事，但徐永昌認為蘇聯不將中東鐵路歸還中國，足以證明所謂援助毫無誠意，于是與馮玉祥疏遠，并欲返回包頭市屯墾。
北伐攻奉
1927年2月，徐永昌給閻錫山的炮兵司令周玳致函，表示欲前往太原市面見閻錫山，得到肯定后，徐永昌與參謀等人前往太原拜訪周玳，后由周玳引進，徐永昌得以與閻錫山會面，并表示如果討伐奉軍，他愿意擔任先鋒。4月，徐永昌第二次到訪太原后，與閻錫山達成協議，以客軍身份入晉，并駐防汾陽縣一帶。
6月，閻錫山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出兵攻打張作霖，后徐永昌被任命為右路軍副總指揮，率部移駐陽泉市，閻錫山派遣周玳前往陽泉宣讀“北伐誓詞”。同年秋，徐永昌聯合晉綏軍楊愛源東出平山，與其他各路晉軍遙相呼應，擊敗奉系張作霖的軍隊，后因奉軍大舉出擊，導致戰場局勢逆轉。徐永昌預料到因石太鐵路空虛，存在奉軍長途奔襲太原市的危險，于是率部由原路返回獲鹿、平山縣一帶修筑工事，等待奉軍的到來。不久之后，奉軍果然前來，徐永昌率部以逸待勞，擊敗奉軍，致使奉軍向后撤退，而他率部乘機回軍駐守娘子關。
1928年1月，國民政府繼續北伐，閻錫山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徐永昌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路軍總指揮。 4月，徐永昌率部與第三集團軍（一說第四集團軍）第二次進攻奉軍，徐永昌兵出井陘縣，過獲鹿與循津浦、京漢鐵路線北進的各路軍隊互為聲援，后先攻取滹沱河，再取望都縣，并于5月30日攻克保定，六日后，北伐軍攻取北京。這時，孫岳病逝于上海市，徐永昌獲悉消息后，立即與周玳去面見閻錫山，奏請閻錫山將其所統轄的部隊改編為晉綏軍，他認為以前保留國民軍第三軍的番號，是因為他是暫代孫岳“看家”，而他無權處理部隊，如今孫岳病逝，如果不能盡快改編，軍心會難以安定，也會讓他無法自處。于是徐永昌將其所統轄國民軍第三軍改編為兩個師、一個騎兵旅、一個獨立團，并正式加入晉軍行列，而徐永昌也被閻錫山委任為晉綏軍第三軍軍長。
主政綏冀
1928年6月，國民政府委派徐永昌擔任河北省政府委員，負責協助省主席商震處理久經兵荒的北地，后正式設立綏遠省，徐永昌于當年10月被國民政府委任為綏遠省政府第一任主席。期間徐永昌商討請求賑濟督辦朱慶瀾運送東北地區的余糧來救援綏遠的災荒，同時又命令會長張元善以工代賑開筑河渠，在徐永昌的努力下，綏遠民眾開始興建工程，修建堤壩開挖河渠，興建水利，開拓良田，使得社會秩序逐漸安定。次年8月，徐永昌調任主席，期間接待來訪的新任駐華公使佐分利，佐分利在北平日本使館設宴款待徐永昌，二人就中日兩國關系達成初步共識。不久河北省發生水旱災情，徐永昌便召集平津銀行界人士，以及朱慶瀾、熊希齡、李石曾等人開會商討，并奏請行政院批準以長蘆鹽場為抵押向銀行貸款。此外徐永昌設立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組織人員開鑿水井疏通河渠。
中原混戰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前，閻錫山電請徐永昌前往太原市開會，徐永昌認為對國家而言，戰爭剛剛結束不久，不應該再起戰事，但對閻錫山而言，也不應該發起戰爭。此外徐永昌分析出三條原因，一為如果戰事不順，平日依附的勢力會出問題，二為馮玉祥善于迷惑人心，一旦有利益沖突，必會翻臉，三為李宗仁的桂系相距太遠、韓復榘等人不可靠、唐生智毫無實力等，最終對抗蔣介石的重任必然會落在晉綏軍身上，但閻錫山力主聯合馮玉祥、李宗仁等人對抗蔣介石。
5月，閻錫山通電討蔣，中原大戰爆發。閻錫山任命徐永昌出任隴海鐵路總指揮，徐永昌率部南下進入河南省后，便派遣部將在中山橋軌道之上鋪設木板，然后覆土灑水進行維護，同時在黃河兩岸準備數百只民船。中原大戰持續六個月時間，后因蔣介石的中央軍加強攻勢，戰局急轉直下，張學良統率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入關支持蔣介石，致使倒蔣聯軍敗北。徐永昌因早有準備，他在掩護友軍撤退的同時，對部屬的布置也是處理的井井有條，重炮重等武器裝備依次北渡，后率部進入太行山，抵達高平市一帶。部隊整頓完畢之后，徐永昌便辭去總指揮之職，不久后被閻錫山任命為晉綏警備司令。
暫理晉政
中原大戰結束后，閻錫山看到戰敗后殘局難以收拾，便宣布下野并避居大連市，同時將山西省軍政交給徐永昌與楊愛源負責。1931年春，山西省主席商震率領其舊部兩個師，離開山西歸附于蔣介石，山西省政府主席空缺，于是蔣介石于8月任命徐永昌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以不勝繁巨請辭，實則又擔心閻錫山有所疑忌。同年9月29日，蔣介石召開行政院國務會議改組山西省政府，再次任命徐永昌為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表面上服從蔣介石的命令，實際上是為閻錫山“看家”。1932年2月，閻錫山重返太原市后出任綏靖主任，徐永昌與閻錫山朝夕相處，來往十分頻繁，但在處理軍政事務中也常有分歧，久而久之兩人之間產生嫌隙，互有猜忌之心。徐永昌面對軍政大事時，便讓秘書長直接向閻錫山匯報，并將他的名章交給秘書長代行。
徐永昌主要負責山西省建設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設立山西省政設計委員會，主要致力于經濟建設。同時徐永昌組織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致力于改革教育，此外他還設立查禁毒品委員會，嚴懲山西境內販賣毒品的罪犯，提倡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提高百姓的生活條件。不過徐永昌暗中也積極打通與蔣介石的關系，等待時機離開山西，蔣介石獲悉徐永昌有意歸附，便于1934年7月借故將其調到武漢，并派往江西省視察圍攻中國工農紅軍根據地的戰事。次年，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地區，徐永昌請求蔣介石組織參謀團進入陜西省指揮軍事并且監督省政。1936年1月，內蒙德王受日本人煽動，與中國國民黨對抗，但烏伊兩盟十二旗王公與晉綏軍關系親近，便通電擁護中央，于是國民政府公布綏遠省境內各蒙旗政務委員會組織大綱，并派徐永昌前去主持。2月，紅軍發布《東征宣言》并渡河東征，徐永昌獲悉消息后馳歸山西省，輔佐閻錫山調兵遣將，修筑碉堡、圍堵紅軍。5月，紅軍返回陜北后，徐永昌正式辭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職，改任山西清鄉督辦。
入職中樞
徐永昌辭去山西省政府主席后，蔣介石將其調往南京任職，后出任南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輔佐蔣介石整頓軍隊，并準備國防工事。1937年“七七事變”后，徐永昌被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保定行營主任，指揮華北地區方面的抗戰事宜。次年，軍事委員會改組，設立軍令、軍政、軍訓和政治四部門，而徐永昌被任命為軍令部部長。軍令部主持參謀作業，搜集并研判敵情制定作戰最高指導方針及各戰區作戰大綱，徐永昌任職期間，建立參謀人事制度，并改進參謀教育制度。1941年7月，徐永昌于中國抗戰爆發四周年之際撰寫《四年來敵我戰略戰術的總檢討》，文中他認為中國最高統帥部采用持久消耗戰略，而致使日軍未能實現速戰速決的計劃。
1945年8月17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國民政府委派徐永昌出任國民政府代表團團長，并于9月2日參加于東京灣舉行的盟軍受降典禮，徐永昌代表國民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書上簽字。日本投降后，徐永昌曾建議蔣介石，將東北地區劃歸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派兵于山海關區熱河一帶駐防，以避免與蘇聯產生糾紛，但蔣介石卻力主內戰。后徐永昌辭去軍令部部長之職，并于1946年6月出任陸軍大學校長。1948年7月，山西省大部分地區解放，閻錫山僅困守太原市一座孤城時，徐永昌飛抵太原，從陜北榆林空運國民黨軍一個旅，又從西安市空運三十軍一個師，并派出一隊空軍，幫助閻錫山固守太原。1948年12月，孫科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邀請徐永昌擔任國防部長，以協調各方共同拯救危局。次年1月21日，蔣介石派遣徐永昌和蔣經國及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等人，前往北平市促使傅作義率部南遷，企圖阻撓北平的和平解放。后徐永昌飛回廣州市，協助閻錫山協調各地意見，并率領陸軍大學生員遷往臺灣。
退逝臺島
1951年，陸軍大學第二十三期學生畢業后，陸軍大學改制，徐永昌辭去校長之職。次年，徐永昌改任臺灣當局“總統府資政”，后于10月晉授陸軍一級上將。1954年，蔣介石成立所謂“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令陳誠為主任委員，徐永昌與胡適、左舜生、徐傅霖等人被任命為副主任委員，該職位為無實權的閑職，致使徐永昌有大量的時間整理其日記，主要是1933年之后的手稿。1959年年初，前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楊愛源去世，作為朋友的徐永昌感到悲痛，身體也較從前大為衰弱，先是左臂疼痛后又患上感冒，同年6月30日徐永昌在家人建議下住進臺灣大學附設醫院特一號病房，但徐永昌最終于1959年7月12日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病逝于臺灣大學附設醫院，之后徐永昌被葬于臺北紗帕山坡地八十坪。
人物作品
徐永昌著有《求己齋日記》《回憶錄》《雜記》《言論集》等。此外，還有臺灣出版的《徐永昌日記》12冊，其中前兩冊為《求己齋日記》木刻本，后十冊為日記鉛筆手稿影印本。
施政舉措
政治
徐永昌先后主政綏遠省、河北省和山西三省積極推動省政建設，他上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后，以民眾需要作為出發點，結合山西實際情況制定有效的社會治理方案，并在具體過程中克己盡責，要求政府各級分層負責、各司其職。其中徐永昌調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期間，新任駐華公使佐分利到任后前來拜訪，并于北平日本使館設宴款待徐永昌。當時正值東北地區發生“鐵嶺事件”，佐分利認為中日兩國懸案太多，致使兩國關系陷入無法解決的僵局，徐永昌期望兩國能夠公平合法合理解決問題，但雙方都不應該走上極端，徐永昌的觀點得到佐分利大使的認同。徐永昌擔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期間加快山西建設，恢復前任主席商震裁撤的村政處，繼續在山西境內推行村政，要求新任村政處處長樊象離以民眾的需求為村政核心。
經濟
1928年至1929年，徐永昌主政綏遠省期間，商討請求賑濟督辦朱慶瀾運送東北地區的余糧來救援綏遠的災荒，同時又命令會長張元善以工代賑開筑河渠。綏遠民眾糧食充足后開始興建工程，修建堤壩開挖河渠，興建水利，開拓良田，令百姓能夠依據農時播種，最終使得綏遠社會秩序逐漸安定。次年河北省發生水旱災情，徐永昌召集朱慶瀾、熊希齡、李石曾等以及平津銀行界人士開會商討，并奏請行政院批準以長蘆鹽場為抵押向銀行貸款三百五十萬元，將長蘆鹽場的鹽加價一年，再延長一年。此外徐永昌設立河北省農田水利委員會，組織人員開鑿水井疏通河渠，治理泛濫的永定河；同時他在農村廣泛打井以抗旱，以此培育民眾的財力與物力。此外徐永昌整理河北省財政預算，減少省政府不必要的開支，增益稅收，使得財政日趨穩定。在主政山西省期間，徐永昌成立山西省設計委員會實行改革，倡用國貨，建立新工業，振興農田水利。
教育
徐永昌主政山西六年期間開展教育改革問題，并出席各類教育會議及制定教育改革方案，他主張人才教育要統計，職業教育要確實，小學教育要普遍。中小學教育是徐永昌主政山西之初改革的重點，他因時制宜，強調中小學教育要重視質量，同時重視教職工在學校教育中的作用，通過師范教育的制度化，使師范生自學校訓練階段到畢業從教，形成一套完整的銜接體系。此外他還重視教材編修問題，在課本編修內容上注重體現愛國思想。在大學教育方面，徐永昌特約教育廳長冀貢泉、財政廳長王平、省府秘書長王謙審查大專院校改革方案，規定山西大學為四院，即法學院、工學院、理學院、文學院，院下設系，系下設班。其他工業、農林、商業專門學校，皆為職業學校，由學生自主操辦，不聘用專職工人或農夫。徐永昌對山西大學教育體制的發展完善，締造了山西大學在整個國民期間的發展最高峰。此外，徐永昌在職業教育改革方面也有建樹，加強對專門職業人才的培養，為解決失業人口不斷增加的問題，改組初級職業學校等。
人物評價
南京《新中華日報》評價：“徐永昌是一個研究地圖的人。因不只四壁所懸者為地圖，案頭披覽者亦為地圖。他的筆在地圖上輕輕地畫一條線，幾千里外的部隊，就要忙碌奔走好幾天?！?/p>
閻錫山贈挽聯評價：“事人忠而律己嚴，率部次相封，舊帥蓋棺方易幟；造詣深則所見遠，揚威在國際，大奠登艦受降書?！?/p>
徐永昌的秘書兼友人王平評價：“很少遇到像他（徐永昌）這樣純正而自然的人，亦很少遇到像他這樣有涵養的人！”
歷史學家吳相湘在《民國政治人物》中評價徐永昌，認為他是一名樸實的軍人，挺立于反復無常、變亂多端的北方軍界，具有模范作用。治理綏遠省、河北省和山西省，以廉潔愛民著稱，而在沈陽事變后，協調南北軍人的意見，溝通各方思想，抗戰爆發后，負責中國國民黨軍隊人事制度的建立與教育的改進工作，各項工作處理的井然有序。日本投降后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享受近代軍人難得的榮幸。
人物關系
故居
徐永昌舊居位于杏花嶺區杏花嶺街道辦事處精營東邊街32號，原為國民黨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的公館。它是徐永昌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前建造，是一座典型的國民時期傳統四合院。坐北朝南，正房磚砌臺基，高為0.5米，面寬五間，卷棚硬山頂。西側為宅院，東側為花園，中間隔有長廊，如今東花園已經被毀?，F僅存西側宅院，為四合院布局，東西寬為24.77米，南北為37.46米，占地面積為891.1平方米。大門位于院落東南角，中軸線上建有南房、正房，兩側為東西廂房、廊房、涼亭、耳房。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北平戰與和 (2009).豆瓣電影.2023-07-02
北平無戰事 (2014).豆瓣電影.2023-07-02
長沙保衛戰 (2014).豆瓣電影.2023-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