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是北伐戰爭時期國民革命軍主力部隊之一。1925年8月，“建國湘軍”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延闿、副軍長魯滌平、參謀長岳森。
下轄三個師：第4師，師長張輝瓚；第5師，師長譚道源；第6師，師長戴岳。1926年春增設教導師，師長陳嘉祐。
簡介
北伐開始后，4、6兩師先后參加了攻占南昌市、杭州市、南京等地的戰斗。
1927年4月，渡過長江，占領滁州市。后蔣中正發動四一二事變，圖謀將第二軍繳械，第二軍遂投入武漢國民政府麾下作戰，5月，擴編為第二軍和十四軍。二軍各長官改為軍長譚延、副軍長張輝。下轄三個師：第4師，師長王捷俊；第6師，師長戴岳；第23師，師長朱耀華。寧漢合流后，二軍于年底縮編為第18師。其后，第18師先于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圍剿戰爭中遭到中國工農紅軍毀滅性打擊，后又在淞滬會戰中敗于日軍之手，一蹶不振。
1929年3月2日，國民政府重新編成第二軍，投入蔣桂戰爭，朱紹良任軍長，下轄第6、第9、第11師和獨立第4旅。10月，蔣鼎文任軍長、陳誠任副軍長，參加蔣馮戰爭。
1930年，該軍下轄第6、第9師兩個師，參加中原大戰。
1931年，二軍投入對紅軍的圍剿，此時僅轄第9師。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投入抗日戰場，軍長李延年，下轄第3、第9和第80師。9月，改轄第9和第93師。武漢會戰時，又補充了102師。
1939年，轄第9、第103師。1940年，76師加入該軍序列。
1941年103師調出，以新33師補充。
1942年6月，李延年升任第三十四集團軍司令，王凌云接任軍長。
1945年抗戰結束后，第二軍改編為整編第九師。
1948年9月恢復第二軍番號，1949年在被殲滅兩個師后，由軍長陳克非率領，于12月24日在四川郫縣宣布起義，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編為第50軍第167師。
1950年，167師并入150師，開赴抗美援朝戰爭戰爭前線。
湘軍譚延闿部
簡史
譚延闿部（1925年8月——1928年7月）
該軍前身為湘軍第三混成旅和第六混成旅。1923年，孫中山為北伐趙恒錫,任命湘軍第三混成旅旅長謝國光為討賊軍湘南第一軍軍長，任命湘軍第六混成旅旅長陳嘉佑為討賊軍湘東第一軍軍長。這時候，北洋政府所屬贛軍犯粵，北江失陷，孫中山命譚延闿援粵，擊退贛軍。后改任謝國光為建國湘軍第三軍軍長，陳嘉佑任建國湘軍第五軍軍長。在兩軍收復北江后，于1924年春奉命國民革命軍東征陳炯明，師至河源市。是年秋，移師北伐，由大入贛，克吉安市而還，仍擔任北江防務。是時，譚將建國湘軍縮編為8個團，設湘軍整理處，并創設湘軍講武堂，積極訓練。
1925年6月，建國湘軍參加討伐楊希閔、劉震寰。事平后，是年8月2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其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譚延闿任軍長，魯滌平任副軍長，岳森任參謀長，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轄第四、五、六師，張輝瓚、譚道源、戴岳分任師長。1926年春，增設教導師，陳嘉佑任師長。
1926年6月5日，廣州國民政府頒布出師北伐動員令。7月，北伐軍分3路進軍，第二軍編入第二路軍，進攻江西省，以消滅孫傳芳部。8月，長沙會議決定第二路軍各部負責監視江西，防御后方，后蔣介石頒布第二期作戰計劃，決定對江西暫取“攻勢防御”。9月，總司令部命令第二軍與第三、六等軍協同動作，初時，各軍進展比較順利，第二軍先后占領萍鄉市、贛州市， 9月19日，更由第六軍第十九師進占南昌城，后來由于其余各部未能及時跟進，最終導致南昌城得而復失，此時，第二軍駐扎在贛江西岸，與駐守香樟木的鄧如琢部隔江對峙，月底，第二軍各部陸續渡江與第一軍第二師劉峙部、第三軍朱培德部會合。10月初，蔣介石親自指揮第二軍和第一軍之第二師復攻南昌城，戰斗中，戴岳指揮的第六師各團分別組織了奮勇隊架梯登城，但守軍在城上以火力防守，導致首攻受挫，其后更由于攻方各部未能很好協同，所以南昌戰斗再次失利，之后，江西戰場一時處于沉寂靜狀態。直到11月1日，江西省戰事再起，第二軍與第三軍等部被編入右翼軍，由朱培德統一指揮， 8日，總司令部命令各部發起總攻，城內守軍投降，同日，第二軍在白崇禧的指揮下，會同第三、七等軍組成追擊部隊，清剿殘軍。至此，第二軍參與的江西戰役結束。
1927年1月，北伐軍平定江西后，決定向長江中下游進攻，遂將軍隊編組為東路、西路、中央3路，第二軍被編入蔣介石親任總指揮的中央軍，中央軍又分為江左、江右兩部分，第二軍被編入江右軍（程潛任總指揮）第二縱隊，魯滌平任指揮官，但期間暫歸東路軍指揮，由贛東攻擊浙江，會攻滬寧鐵路。3月初，第二軍歸還江右軍建制，于3月24日協同江右軍其余各部攻占南京城。至此，第二軍參與的南京戰役結束。
1927年4月，第二軍首領譚延闿支持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想利用第二、第六兩軍駐扎南京城之便，陰謀控制南京城并逮捕蔣介石，由于第六軍軍長程潛臨時變卦，導致計劃失敗，蔣介石于4月6日命令第二、六兩軍全部渡過長江，沿津浦路北上，同時命令何應欽的東路軍火速向南京集中，并計劃趕在第二軍等渡江前將其部繳械改編，第二軍聞訊，即由魯滌平率領西移入鄂，歸武漢政府指揮。后武漢政府繼續二次北伐，第二軍則繼續留守鄂西。
1927年8月，寧漢合流，國民政府繼續北伐，第二軍并沒有參與此次作戰。
1928年7月編遣會議后，國民政府開始對所轄部隊進行編遣。第二軍被縮編為第18師和第50師，各下轄3個旅。第18師師長魯滌平，副師長張輝瓚，轄第52旅旅長戴岳，第53旅旅長王捷俊，第54旅旅長朱耀華；第50師師長譚道源，轄第148旅、第149旅、第150旅，后以兩師為基干部隊，組成國民黨第五軍。
隸屬關系
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25年6月——1926年6月4日）
北伐軍第二路軍（1926年6月5日——1926年10月31日）
北伐軍右翼軍（1926年11月1日——1926年12月）
北伐軍東路軍【臨時調撥】（1927年1月——1927年2月）
武漢國軍政府軍事委員會（1927年4月——1927年7月）
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27年8月——1928年7月）
序列沿革
1、1926年春，成軍時序列：
第4師，師長張輝瓚
第10團，團長謝毅伯
第11團，團長周立貴
第12團，團長鄧赫績
第5師，師長譚道源
第13團，團長羅壽頤
第14團，團長彭 彰
第15團，團長朱剛偉
第6師，師長戴 岳
第16團，團長黃友鵠
第17團，團長廖新甲
第18團，團長劉 鳳
教導師，師長陳嘉佑
第 1團，團長余澤箋
第 2團，團長李韞珩
2、1927年4月，魯滌平升任軍長
湘軍賀耀祖部
簡史
該軍（中央軍朱紹良部1929年——1929年）前身為在北伐勝利編遣期間縮編而成的第八師和第十三師。
第八師的前身為原賀耀祖之第四十軍，1926年8月，賀耀祖率領湘軍第一師加入國民革命軍陣營，所部改編為獨立第二師，賀任師長，1927年3月，所部擴編為第四十軍，賀任軍長，下轄谷正倫、楊永清、毛秉文三個師，1928年濟南慘案中，賀擔任第一集團軍第三軍團總指揮，替蔣介石擔過，辭去本兼各職，軍長一職由時任軍委會委員的中央軍嫡系將領朱紹良繼任，后第四十軍在編遣會議后縮編為第八師，下轄三旅，朱紹良任師長。
第十三師的前身為原夏斗寅之第二十七軍，1926年，夏斗寅率領鄂軍第一師參加北伐，下轄萬耀煌、張森、晏勛甫三個團，后所部改稱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十四師，受武漢國民政府唐生智節制，寧漢合流后，所部擴編為新編第十軍，夏斗寅任軍長。后由于與楊勝治的第十軍番號重復，改番號為第二十七軍，夏仍任軍長，下轄萬耀煌、張森兩師。后第二十七軍在編遣會議后縮編為第十三師，下轄兩旅，夏斗寅任師長。
1929年3月，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達了討桂令，并將上述兩師和陳耀漢的獨立第一旅合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朱紹良任軍長。此后第二軍和劉峙的第一軍、朱培德的第三軍及張發奎、徐源泉等部在3月31日蔣介石下達了總攻擊令后，兵分三路向桂軍陣地猛攻，激戰至4月3日，桂軍的李明瑞部和降桂的何鍵等部湘軍在陣前叛桂降蔣，桂軍隨即土崩瓦解，蔣桂戰爭結束。同年10月，國民政府為討伐西北軍，任命朱紹良為第六路軍總指揮，第八師改歸第六路軍建制，第十三師后來改歸第三軍團建制，獨立第一旅后來也擴編為新編第二十六師脫離了第二軍建制，至此，朱紹良的第二軍在維持了短短的八個月后正式告一段落。
隸屬關系
軍事委員會（1929年3月——1929年9月）
序列沿革
1、1929年3月，成軍時序列：
軍長朱紹良
第8師，師長朱紹良，副師長毛炳文
第22旅，旅長毛炳文
第23旅，旅長楊永清
第24旅，旅長陶峙岳
第13師，師長夏斗寅
第37旅，旅長萬耀煌
第39旅，旅長朱懷冰
獨立1旅，旅長陳耀漢
第6第9師
成軍背景
該軍（中央軍嫡系蔣鼎文部1929——1949）主要是以蔣鼎文的中央軍嫡系部隊第九師為基干組合成的部隊，曾在1946年5月的國軍大整編中整編為整九師。
該軍的基干部隊為第九師，該師的前身為北伐時期的中央軍嫡系第一軍第一師及軍教導團等部，1928年7月，上述各部在編遣會議后合并縮編為第九師，下轄兩旅，蔣鼎文任首任師長。
1929年10月，原第二軍軍長朱紹良升任第六路軍總指揮，第二軍原來所轄的第八師和第十三師也分別改隸其它軍。第二軍由蔣鼎文繼任軍長，該軍重建時下轄趙觀濤的第六師、蔣鼎文自兼的第九師、陳誠的第十一師和羅霖的獨立第四旅。
十年內戰
1929年10月10日，蔣馮戰事起，蔣鼎文率領新組建的第二軍奉命出征，與顧祝同的第一軍同時隸屬于劉峙的第二路軍，鎮守武漢，以策應其余各路部隊。后來由于晉綏軍閻錫山未履行馮閻協議，一直按兵不動，并在關鍵時刻背馮投蔣，致使馮軍勢單力薄，阻擋不住蔣軍的強大攻勢，于12月1日退守潼關縣，蔣鼎文的第二軍自組建以來參加的首次戰役以勝利落幕。
1929年12月，石友山在浦口區炮擊南京城，通電反蔣，唐生智立即在河南鄭州通電響應，并率軍聯合退駐鄂西的桂軍殘部及湘軍舊部各軍沿平漢路南下，威逼武漢三鎮。1930年1月，蔣鼎文率領的第二軍協同顧祝同的第一軍和夏斗寅、楊虎城等部與唐軍展開激烈戰斗，加上閻錫山的晉綏軍揮軍渡河，沿平漢路南下與蔣軍前后夾擊唐部，唐部進退兩失據，遂被蔣閻兩軍繳械改編，從此湘軍首領唐生智成了光桿司令。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蔣鼎文的第二軍隸屬于何成浚的第三軍團參加了此次作戰。其時，第二軍下轄第六、第九兩師，原隸屬該軍的第十一師已直屬于劉峙的第二軍團，而獨立第四旅已擴編為新編第二十二師并脫離了第二軍建制。在中原大戰中，第二軍起初是配合第三軍團其余各部在平漢線與馮玉祥部作戰的，5月初第二軍駐防在淮陽區至周口市一線，6月初第二軍奉命進攻太康縣，后來接到改向杞縣攻擊的命令，從此第二軍轉向隴海鐵路配合劉峙的第二軍團作戰，6月中，第二軍開始進攻杞縣，遇到守軍吉鴻昌部頑強抵抗，經過三天戰斗，第二軍死傷慘重，其中第六師兩個旅都由原來的四千余人下降到兩千余人，已無力再取攻勢，遂奉命后撤，從此與敵軍形成膠著狀態，直到馮軍下令總退卻時，蔣軍分六路乘勝追擊，第二軍奉命經杞縣、扶溝縣、鄢陵縣，進圍川的吉鴻昌部，再轉進新鄭夾擊張維璽部，并在新鄭將張部繳械改編。1930年11月,轟動一時的中原大戰終以蔣介石的最后勝利而降下帷幕。
蔣閻馮大戰后，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就立刻把精力放在“剿共”上面去了，但作為其主要對手的中國工農紅軍始終不同于其他軍閥，他們比較分散且擅長游擊戰，所以國民革命軍在與其作戰中主要是以“師”作為基本作戰指揮單位，“師”以上的作戰指揮大多以臨時組成的方面軍、軍團、路軍、縱隊等臨時編成的機構充任，而以前的常設指揮機構“軍”則一般不再直接參與指揮，基本可以說是“名存實亡”了。第二軍也是同樣情況，原下轄的第六師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師在這段時期都成為了獨立作戰的單位，分別配屬于不同的指揮作戰機構，后來第六師還擴編為第八軍，師長趙觀濤升任軍長，正式脫離第二軍的序列，所以在這段時期，將著重于第二軍的基干部隊——第九師的發展情況。
1931年7月初，蔣介石在兩次派軍隊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遭到失敗后，親自出任“贛粵閩剿匪總司令”，指揮三十萬大軍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作為第二軍的主要組成部分第九師在師長蔣鼎文的率領下參與了此次作戰，并隸屬于何應欽的左翼集團軍下轄的第四軍團，軍團長由蔣鼎文兼任。在此次作戰中，第九師開始從南城方面進攻，以尋求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決戰，但自從進入蘇區后，一直沒能尋找到紅軍主力展開正面作戰，直到9月初，第九師在隨全軍北撤過程中，在江西泰和縣和興國縣兩地分別遭到紅一方面軍主力的埋伏襲擊，部隊遭到建軍有史以來的重創，師獨立旅和炮兵團慘遭全殲。至此，第九師已再無能力對敵采取攻勢了，只能經富田逃至吉安固守。
1932年5月，蔣鼎文專職負責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指揮工作，不再兼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師師長，空缺的師長一職由原國民警衛軍第二師副師長李延年提升繼任，12月初，新任師長李延年率領第九師參加了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作戰，在此次作戰中，第九師隸屬于陳誠的中路軍下轄的趙觀濤第三縱隊，在總部攻擊命令下達后，第九師所在的中路軍第三縱隊立刻向金溪、滸灣地區集中。1933年2月下旬，第九師隨第三縱隊由金溪地區南下，從正面向黎川縣方向進攻，以圖配合其余各路共同夾擊中國工農紅軍主力，但由于紅軍在殲滅第一縱隊兩個師后主動撤離戰場，導致預定的作戰計劃落空，3月中旬，第九師和第五師作為后縱隊協同由第二縱隊組成的前縱隊由黃陂、東陂地區向廣昌進攻，由于中了紅軍的“誘敵深入”之計，導致作為前縱隊主力的第十一師被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圍擊，期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師等部曾積極救援，但在雷公南端和大排地區遭到紅軍的奮力阻擊，救援失敗，第十一師大部被殲，第九師隨同余部紛紛后撤，至此，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最終宣告失敗。
1933年5月，蔣介石撤消贛粵閩邊區剿匪司令部，在南昌市成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大規模圍剿。這次圍剿，國軍共動用60個師又28個獨立旅，共計60余萬人，規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第九師隸屬于顧祝同的北路軍下轄的陳誠第三路軍薛岳第七縱隊，戰爭初期作為機動作戰部隊集結于南城， 9月，北路軍的第6、24等3個師由南城、硝石向黎川進攻，第五次圍剿戰正式打響， 10月中旬，第九師協同第十一、十四、九十四等3個師由南城進抵硝石，增援先前負責進攻黎川縣的3個師，由于中國工農紅軍受到王明“左”傾軍事冒險主義的影響，竟然放棄前四次反圍剿成功的游擊戰術，實行不顧實際的盲目進攻，致使國軍的第五次圍剿在首戰就獲得了主動權，緊接著第九師等部再由硝石進至潭頭市，繼而占領資溪橋，11月中旬，第九師所在的第七縱隊和陳誠指揮的第五縱隊共10個師從南城、新豐街、里塔圩側擊紅軍，紅軍傷亡慘重，被迫撤出戰場，至此紅軍在此次反圍剿戰中已經完全陷入被動。
1933年11月，由蔣光、蔡廷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在福建省發動轟動一時的“福建事變”，將所部改稱為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將所部五個師擴編為五個軍，十個旅升編為十個師，并公然與蔣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展開對抗，在事變發生后的第三天，蔣介石任命蔣鼎文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北路前敵總指揮，司令部設在浙江州，總共調動了15個師對蔣、蔡部進行討伐，第九師也跟隨老長官從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前線調去福建平叛，并和第三師同時被編入蔣鼎文自兼總指揮的左翼軍，其中李玉堂率領的第三師負責在海軍的掩護下在廈門強行登陸，李延年率領的第九師等部越過仙霞嶺進攻水口，威脅福州的后背，1934年1月初，李延年率領的第九師突破閩軍的水口防線，此時，蔣鼎文統領的各部也紛紛奏捷加上閩軍的幾位重要將領毛維壽、區壽年、沈光漢等分別率部向蔣軍投降，所以第九師順利占領福州市，蔣、蔡發動的“福建事變”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就被蔣介石的軟硬兼施的方式給平息了。
1934年1月下旬，蔣介石鎮壓了第十九路軍后，隨即將其入閩平叛的軍隊改編為東路軍，協同北路軍、南路軍于1月下旬重新開始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作戰，第九師隸屬于蔣鼎文的東路軍的第二路軍第四縱隊，其中第二路軍總指揮由蔣鼎文兼任，師長李延年兼縱隊指揮官，4月上旬，蔣鼎文指揮東路軍各部從福建回師，配合北路軍進至黎川縣南部的康都、西城橋至泰寧縣一線，4月下旬，北路軍11個師在東路軍的積極配合下攻占廣昌城，5至7月間，圍剿軍各部陸續攻占建寧縣和古龍岡以北的銀龍下等地，此后，蔣介石為了加緊對中央蘇區中心區的圍剿，重新調整部署，第九師所在的東路軍第四縱隊及第十、三十六、五十二共6個師由朋口、連城向長仃推進，并于7月上旬協同其余各部向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心區發起全面進攻，9月上旬，在圍剿全面開花的時候，第三師第八旅在溫坊地區卻遭到中國工農紅軍主力的襲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九師和第三師余部迅速增援，但遭到紅1、9軍團的奮力阻擊，兩部被殲4千余人，為此，縱隊長兼第九師師長李延年遭到蔣介石的嚴厲斥責，10月，中央蘇區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正式宣告失敗，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根據地，進行長征。
1934年12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將贛粵閩湘鄂東路軍總司令部撤消，在彰州成立駐閩綏靖公署，蔣鼎文任主任，第九師和第八十師隸屬于駐閩綏靖公署第十綏靖區，李延年兼任司令官，第十綏靖區的轄區為閩南地區，后李延年旋改任第十一綏靖區司令官，移至福州，第九師和八十師旋改隸第11綏靖區，從1935年留閩駐防起，至1937年離開福建省奔赴抗戰前線的兩年多時間里，第九師主要以防守要道和小規模的清剿為主，此間并沒有和中國工農紅軍留在南方的游擊隊發生大中規模的沖突。
1936年夏，粵系首領陳濟棠借抗日之名秘密與桂系李宗仁等醞釀反蔣，所屬的兩廣部隊旋整裝北上，正式發起“兩廣事變”，當蔣介石為首的中央得悉消息后，立即部署重兵南下防備，其中駐閩綏靖主任蔣鼎文奉命率部抵粵，其嫡系部隊第九師也在抵粵部隊之列，此時由于蔣介石一面加緊對陳李等部實施軍事威壓，同時也對陳濟棠的粵系進行內部分化，其中粵系重要將領余漢謀、李漢魂等人被蔣收買，臨戰倒戈，致使粵桂的反蔣同盟不攻自破，陳濟棠宣布下野，“兩廣事變”終告一段落，而第九師所屬的駐閩公署部隊也返回原駐地。
1936年至1937年抗戰爆發前，軍委會的整軍計劃共進行了兩期，總共是20個師接受了整訓，而駐扎在福建省的第九師成為20個調整師其中之一，接受了德國軍事顧問的系統訓練，在當時，第九師已經可以堪稱為中國最現代化的陸軍部隊之一了。
抗日戰爭
1937年7月抗戰軍興，8月，原第二軍軍長蔣鼎文升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第九師師長李延年升任第二軍軍長，此次組軍初期，第二軍下轄第三、九、八十師和獨立第六旅，后來第二軍奉命北上增援時，第八十師留駐福建沿海地區，第三師改隸第八軍，所以當第二軍參與抗日首戰——淞滬會戰時，編制名為一個軍，實際下轄的只有第九師和獨立第六旅，10月上旬，第二軍開赴淞滬前線，隸屬于以蔣介石親任司令長官的抗日戰爭第三戰區中薛岳的左翼軍陳誠第15集團軍，10月下旬，第二軍奉命扼守老屋及朱北宅一線，11月初，薛岳統領的左翼軍由于日軍攻勢重點的轉移，各部紛紛奉命從駐點撤退，而日軍一部竟先我襲占安亭，企圖截斷南翔一帶左翼軍的退路，此時，李延年親率第二軍主力第九師趕到將安亭奪回，保證了凇滬前線大軍的安全退卻。
1938年1月下旬，日軍挾凇滬之戰和占領南京的余威，浩浩蕩蕩地南北對進，夾擊徐州市，國軍抗日戰爭第五戰區先后調了60余萬軍隊防守徐州，這樣一來，繼淞滬會戰后的又一大戰役——徐州會戰正式拉開帷幕，3月底，國軍在臺兒莊大捷，日軍被殲萬余人，蔣介石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等高級將領深受這次勝利鼓舞，力圖堅守徐州，并試圖在徐州地區與日軍展開決戰，所以在4月中旬至5月中旬，大批國軍部隊從各方調至徐州前線，而作為軍委會預備軍的第二軍也是其中之一，4月下旬，第二軍奉命擔任戰區總預備隊，布置于旸山、商丘市、蘭封一線警戒，后為了阻止日軍在魯南的攻勢，第二軍奉命增援湯恩伯的第二十軍團，這樣一來國軍在邳縣北依托禹王山、方頭山、艾山、南北勞溝等險要建立起一條防線，利用有利地形，構成堅固陣地，與日軍展開了陣地戰，有力地阻擋了日軍坂本支隊的進攻，5月上旬，第二軍被編入新編成的第二兵團（隴海兵團），湯恩伯擔任兵團總司令，負責指揮各部在豫魯平原阻擊由商丘、毫州出動進犯的日軍，此時國軍各部在徐州外圍與日軍紛紛展開激戰，但由于裝備不良等原因，終未能擋住日軍的攻勢，5月中旬，在徐州市逐漸陷入日軍四面合圍的險惡形勢下，國民政府決定放棄徐州，并旋即對前線部隊下達撤退命令，第二軍所在的第二兵團（隴海兵團）奉命由徐州向西南毫縣、鹿邑、拓城、太康、渦陽、淮陽一帶轉移，后移至宿縣，由于宿縣失守，第二軍被迫與第二兵團（隴海兵團）余部向西突圍，后由毫縣、渦陽縣附近渡河西撤。
1938年5月下旬，徐州失守后，第二軍由亳州市撤至漯河市整訓，其間任命陳應龍為第二軍副軍長，6月初，日軍繼續南下,目標直指武漢市，第二軍奉命編入武漢會戰序列，隸屬于陳誠的第九戰區萬耀煌第十五軍團，但由于當時日軍的進攻主要還局限在武漢地區外圍進行，所以第二軍在第十五軍團編成內繼續留在漯河整訓部隊，7月，第二軍原下轄的獨立第六旅脫離建制，奉命并編入第二十六師，原隸屬于萬耀煌第二十五軍的第一四0師由于第二十五軍番號撤消，故撥歸第二軍建制，此外，還抽調駐粵的第九十三師歸第二軍建制，此時，第二軍下轄第九、九十三、一四0師共3個師，8月初，第二軍軍長李延年升任第十一軍團軍團長，受陳誠的第九戰區指揮，而第二軍隨即從第十五軍團撥歸第十一軍團建制，軍組成建制也發生了變化，其中甘麗初的第九十三師擴編為第六軍，第一四0師留歸第十五軍團建制，所以第十一軍團建制下的第二軍實際只轄第九師1個師，第十一軍團組建完畢后，李延年立刻率第二軍奔赴田家鎮，負責指揮所部防守田家鎮要塞，由于田家鎮為武漢鎖鑰之地，是在沿江要塞中最堅固、最大的堡壘，而李延年部雖名為軍團，實際兵力卻只有1個師，實力明顯不夠，所以陳誠特調撥精銳部隊第五十七師歸第二軍臨時指揮，最高統帥蔣介石為此還親自電示軍團長兼軍長李延年，指出田家鎮、富池口為“大別山及贛北我主陣地之鎖鑰，及五、九戰區會戰之樞軸，亦武漢之最后屏障”，“而崇山對峙，江面狹窄，復有相當工事及備炮，徇我國最堅之要塞”，令其“長固久守，以利當局”。9月中旬，日軍約1.5萬余人從廣濟南下，迂回攻擊田家鎮，第二軍(實為第九師)和配屬的第五十七師以及田家鎮的要塞炮兵部隊在李延年的指揮下與日軍展開激戰，國軍的增援部隊也奉命策應，鉗制南下日軍，由于不攻取田家鎮要塞，日本海軍將不能溯江而上，所以日軍在緊接的數天內，連續增兵并調撥大規模的炮兵部隊和海空部隊對要塞守軍進行狂轟濫炸，守軍防守陣地中彈2500余發，幾成焦土，在雙方激戰了12天后，由于武器裝備之間的差異，第二軍被迫撤離戰場，田家鎮要塞宣告失陷，此役第二軍（實為第九師）傷亡旅長以下軍官100余人，士兵2000余人，配屬第二軍防守田家鎮要塞的第五十七師同樣也傷亡慘重，而日軍雖然順利攻占田家鎮，可也換來傷亡1100余人的代價。由于失去了屏障，國軍士氣受到影響，防線徹底崩潰，10月下旬，武漢市被日軍重重包圍，國民政府決定放棄武漢，武漢淪陷。
1938年11月，武漢會戰結束，國軍開始進行全面整訓，第二軍也撤至衡陽市整訓，1939年初移至四川秀山清剿當地土匪，隸屬于谷正倫的鄂湘川黔綏靖公署，在整訓中，原隸屬于第八十六軍的第一0三師撥歸第二軍建制，5月下旬，提任沈發藻為第二軍副軍長。
1939年秋，第二軍從四川省換防至廣西南寧，11月上旬，昆侖關戰役發生后，第二軍奉命增援，隸屬于徐庭瑤的第三十八集團軍，11月中旬，李延年率領第二軍抵達遷江，其間，第七十六師從第七十九軍撥歸第二軍建制，并旋即隨軍在賓陽以東構筑工事布防，11月下旬，提任第九師師長鄭作民兼第二軍副軍長，12月底，原第二軍副軍長沈發藻卸任，1940年1月上旬，國軍收復昆侖關后，軍委會將桂南前線的部隊重新做了部署，將昆侖關正面的國民黨第五軍調到都安瑤族自治縣、柳州市一帶補充休整，以第二軍第九師接替昆侖關正面的防務，1月下旬，第二軍第七十六師奉命從賓陽向甘棠前進，以掩護桂林行營的左側安全，后由于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被敵機襲擊，通訊系統全被破壞，徐庭瑤與各部失去聯系，致使作戰各部處于各自為戰的混亂狀態，同時各部也連續遭到敵機轟炸，道路橋梁受到嚴重破壞，第二軍隨同其余各部被迫于2月上旬實行總退卻，在撤退過程中，副軍長兼第九師師長鄭作民壯烈犧牲，由副師長張金廷繼任第九師師長。
1940年3月初，桂南會戰結束后，李延年率領從第二軍桂南前線北撤至湖南常德進行整補，直屬于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部，5月，第二軍奉命北赴湖北當陽、遠安縣打游擊戰，其間，第二軍編制再次發生變化，其中第一0三師改隸第八軍，新組建的新編第三十三師列入第二軍建制，此時，第二軍下轄第九、七十六、新編三十三師共3個師。
1940年6月初，棗宜會戰第二階段戰役爆發，李延年奉命率部從第九戰區開赴抗日戰爭第五戰區增援，第二軍被部署于龍泉鋪至鴉鵲嶺、安福寺，在第二十六、七十五兩軍的第一道防線后組成第二道防線，6天后，日軍大規模進犯，其中第三、三十九兩師團進至觀間寺至荊門一線，國軍紛紛后撤，作為第二道防線守軍的第二軍也退往安遠，6月中旬，宜昌市終告失守。
1940年9月，第二軍奉命開往江南一帶整訓，直屬于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其中軍部帶同新編第三十三師駐建始縣，第九師駐巴東縣，第七十六師駐巴東之野三關鎮，全軍一面開展部隊整訓，一面負責扼守入川門戶。
1941年9月，為配合第九戰區進行第二次長沙會戰，軍委會命令第三、五、六戰區各以有力一部出擊，策應第九戰區作戰，第二軍所屬的第六戰區部隊約16個師曾乘敵空虛猛攻宜昌，其中第二軍第七十六師奉命向宜昌外圍之敵攻擊，與敵轉戰于宜昌東之宋家嘴、豐寶山場、鴉鵲嶺、龍泉寺等地，斃傷敵甚多，并一度攻入宜昌城內，和守軍巷戰數天，最后只剩下天主堂據點未能攻克，10月上旬，守敵第十三師團死傷慘重，一面組織后勤人員及傷兵投入戰斗，一面請求增援，10月中旬，第六戰區向各進攻部隊下達總攻擊令，第十三師團陷入絕境，師團長內山英太郎中將甚至寫下遺書，準備自殺，可惜正在此時，日軍增援的第三十九師團到達戰場，挽救了第十三師團的危局，第二軍等部被逼退出宜昌城。但此役是1941年正面戰場唯一的一次由國軍主動發起的進攻戰役，在此次戰斗中，國軍共殲滅日軍近7000人。
1941年夏天至初冬，第二軍雖奉命進行整訓，但經常與日軍周旋于宜昌市、當陽市、遠安縣等地山區，基本上沒有對部隊進行休整，直到11月，第二軍才正式奉命調回四川省大后方補訓，其中軍部駐永川區，第九師駐壁山，第七十六師駐榮昌，新編第三十三師駐隆昌，其間第二軍副軍長陳應龍卸任。
1942年3月，軍委會委員長西昌市行轅主任張篤倫為鏟除煙苗，與彝民發生沖突，正在四川整訓的第二軍奉命派部前往鎮壓，軍長李延年派第七十六師前往西昌歸張篤倫指揮，后經過與張篤倫研究后，認為武力解決問題并非萬全之策，遂由行轅主動與彝族說和，同時向彝人展示了象第七十六師這樣正規部隊的炮火威力，不久沖突雙方正式達成和解。彝人事件平息后，第七十六師奉命暫時留在西昌，第二軍其余各部則繼續留在四川省整訓。
1942年6月下旬，提升原第九十軍第六十一師師長鐘松為第二軍副軍長，8月初，第二軍軍長李延年升任第三十四集團軍代總司令，空缺的軍長一職由第七十六師師長王凌云提升繼任，此時，第二軍下轄第九、第七十六、新編第三十三師共3個師，除第七十六師繼續留在西昌外，其余各部均駐四川整訓，其中軍部駐瀘州，9月，軍長王凌云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受訓其間，第二軍（欠第七十六師）奉命開往貴州省，其中軍部駐普安縣，第九師駐盤州市，新編第三十三師駐晴隆縣地區，12月，第二軍奉命歸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市防守司令杜聿明指揮。
1943年3月初，第二軍奉命開往云南省整訓，其中軍部帶第七十六師駐祥云，第九師駐下關，新編第三十三師駐彌渡縣，不久，陳誠任司令長官的中國遠征軍正式成立，第二軍奉命調歸遠征軍建制，隸屬于霍揆彰任總司令的第二十集團軍，從此全軍上下開始更換美械裝備，并接受美式訓練，團長以上軍官要分批到印度接受美方的軍事訓練，副團長以下軍官則分批到昆明軍委會駐滇干訓團（也是美國軍隊主辦的）受訓，回來后則由各級軍官在美軍聯絡官的監督下對全體士兵進行訓練，在受訓的一年多時間里，第二軍一面訓練，一面備戰，軍，師都分別派諜報隊偷渡怒江，偵察地形和敵情，并與當地少數民取得聯系，除此之外，第二軍還應美方要求，在云縣、鎮康、耿馬等地建造小型飛機場，以便中美雙方的偵察機在怒江兩岸偵察敵情，受訓其間第二軍軍部駐順寧，第九師駐鎮康，第七十六師駐云縣，新編第三十三師駐耿馬傣族佤族自治縣，。
1944年4月下旬，為了策應駐印軍攻擊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正式下達滇西反攻命令，在將要強渡怒江反攻的時候，第二軍由第二十集團軍轄下突然改隸以宋希濂任總司令的第十一集團軍建制，在此次作戰中，第二十集團軍為攻擊集團，第二軍所在的第十一集團軍則為防守集團，主要負責怒江東岸防守之責，第二軍除了新編第三十三師繼續駐扎在耿馬，擔任滾弄上下江防任務外，其余各部奉命作為第十一集團軍左翼部隊于6月上旬渡江，其中第七十六師1個團于攻占平嘎后掩護軍主力的左側，其余主力向象達、芒市前進，第九師于6月中旬攻克象達，續向芒市前進，第七十六師主力于8月上旬攻占放馬橋，截斷日軍龍、芒間的公路交通，隨即與第九師合力圍攻芒市，由于日軍憑借其外圍堅固工事據守，第二軍傷亡很大，攻擊進展緩慢，后得到第六和七十一兩軍的支援，協同攻擊，于11月中旬攻克芒市，在占領芒市后的次天，第二軍隨即奉命作為左翼攻擊軍，以兩個團分守芒市及飛機場外，主力經猛嘎、猛棒向町迂回攻擊，目標直指芒友，其間，第九師師長張金廷提任為第二軍副軍長，另外，在后方留守的新編第三十三師以主力從滾弄上游渡過怒江，進出臘戍、畹町間截擊日軍，軍主力從猛棒攻過畹町河后，偵察到日本守軍第五十六師團的臨時指揮所所在地，第九師隨即發動猛襲，擊傷敵戰車兩輛，擊毀一輛，殘敵潰退，第九師追擊部隊于1945年1月中旬到達芒友，同月下旬中國遠征軍與駐印軍在芒友南坎地區會師。
1945年2月上旬，遠征軍與駐印軍順利會師后，第二軍奉命擔任以芒市為中心的龍陵縣、遮放、畹町鎮等地的防務及修路、護路等任務，3月，遠征軍司令長官部撤消，新成立以黃琪翔任總司令的中印公路警備司令部，第二軍改歸該司令部指揮，軍部也調至保山附近的光尊寺，部隊則一部返國，一部留在緬甸，其中第九師駐祥云，第七十六師駐芒市，新編第三十三師駐祿豐市，此時全軍的任務就是護路。
1945年4月，第二軍新編第三十三師被軍委會裁撤，師長楊寶鈺調任榮譽第二師師長，6月，原隸屬于第六軍的預備第二師由于其歸建的第六軍被軍委會裁撤，所以奉命改歸第二軍建制，7月，第二軍改歸以關麟征任總司令的云南省警備總司令部指揮，全軍奉命從緬甸返國，其中軍部駐大理，第九師駐彌渡，第七十六師駐寶山，預備第二師駐保山市，此時全軍的任務是警備滇西。
解放戰爭
1946年5月整編為整編第9師，下轄3個整編旅，其中第九師編為整九旅，第七十六師編為整七十六旅，預備第二師編為預備第二旅，此時全師約3萬人，全美械裝備，駐扎在昆明附近待命。1947年1月，整編第九師奉命集結昆明，后接到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的命令直接到徐州市集結，4月上旬，整九師到達徐州，旋即奉命開往臨沂歸以湯恩伯任總司令的第一兵團指揮，其間整九師預備第二旅改番號為整四十六旅，4月中旬，整九師進至新安鎮地區，隨后立即被命令開往兗[yǎn]州歸王敬久的第二兵團指揮，幾天后，又突然接到命令開往大汶口遺址歸歐震的第三兵團指揮，歐震為策應濟南戰役，命令整九師派部進攻肥城市，還沒到達目的地，顧祝同又命令整九師開往新泰市歸范漢杰的鄭州指揮所指揮，到達新泰后，立即接到開往蒙陰以東協助整二十五師解救被困孟良崮戰役的整七十四師的命令，5月中旬，到達蒙陰以東，并與整二十五師黃百韜部取得聯系，但為時已晚，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七十四師已在孟良崮被解放軍全殲，7月上旬，陸軍副總司令范漢杰兼任膠東兵團司令官，整九師歸膠東兵團建制，隨后為策應整十一師進攻南麻，整九師奉命向沂水縣進軍，7月中旬，整九師占領沂水，7月下旬，由于整十一師被華東野戰軍包圍于南麻，整九師奉命增援，9月上旬，整九師奉命由平度以西之大營向平度市進攻，另外因整四十六旅在沂蒙山區損失嚴重，已把能作戰的單位分撥到整九和整七十六兩旅，整四十六旅后調補充，所以此時整九師只剩下整九和整七十六兩個旅，其間與華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第三十九師在平度城外發生戰斗，隨后占領平度，九月中旬，整九師向華東野戰軍第十三縱隊第三十八師守備的高山、勾山陣地發起猛攻，不久占領夏甸，10月上旬，整九師和整四十五師由亭口、高密市、濰縣增援被困守在范家鎮的整六十四師，由于華東野戰軍的奮力阻擊，整九師被阻擋在紅石山以東地區，未能按時到達增援地點，致使孤軍突進的整四十五師第二一一旅在山陽莊地區被全殲，11上旬，整九師奉命從高密西調濰縣，在朱陽、丈嶺地區與華東野戰軍第二、七、九縱隊遭遇，并發生激戰，由于敵眾我寡，整九師被迫占領大小麻灣、丈嶺、劉河埠、萬家莊等村落據守，11月中旬，整九師在整六十四師等部的接應下，“交替掩護”地向大沽河以東膠縣、城陽地區撤退，隨后蔣介石在青島召開軍事檢討會，整九師師長王凌云被指“作戰不力”當場被撤職，調任軍委會中將高級參謀，空缺的師長一職由副師長張金廷提升繼任，11月下旬，由于整五十四師主力和整一九八旅分別在海陽地區和現子灣、上下仙游一帶被華東野戰軍包圍，整九師第七十六旅奉命增援，結果又被華東野戰軍第七縱隊包圍于南阡地區，后由于華東野戰軍主動撤圍，才得以逃脫。
1948年1月上旬，整九師原師長王凌云任第十三綏靖區司令官，整九師撥歸第十三綏靖區建制，而原歸屬整九師的整四十六旅改隸整五師，此時整九師下轄整九、整七十六兩個旅，1月下旬，整九師在師長張金率領下由山東青島到達湖北漢口，然后由司令官王凌云帶領到達南陽市——第十三綏靖區駐地，隨后，整九師在南陽城內修建了飛機場，構筑了城防工事，并對部隊開展整補訓練，5月上旬，整二十師和整五十八師分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包圍于興隆集、馬柳營一帶，整九師奉命增援，向馬柳營地區猛攻，策應整五十八師突圍，兩天后，整五十八師被全殲，整九師則退回南陽加強防務，7月間，第十三綏靖區司令官王凌云獲得情報稱方城縣一帶有中共部隊的軍事倉庫，命令整七十六旅副旅長張桐森率領二二八團王英冠部前往搜查掠奪，誰知在柳河地區被中原野戰軍包圍，并被全殲，只剩下張桐森只身逃回，8月上旬，軍委會在南京召開軍事檢討會，會議決定取消整編師、旅的編制，所以整九師正式恢復第二軍的番號，下轄第九、七十六兩個師，原下轄的四十六師改隸國民黨第五軍建制，11月上旬，第十三綏靖區接白崇禧的命令，放棄南陽市，第二軍隨總部經新野向襄陽市撤退，其間原軍長張金廷因病調往國防部任中將部員，空缺的軍長一職由副軍長陳克非提升繼任，12月上旬，第二軍奉命開往荊州市，并脫離第十三綏靖區建制，改歸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團指揮，下轄原來第九、七十六兩個師外，另外新組建第一六四師歸其建制。
1949年1月，第二軍隨第十四兵團主力布防于當陽市一帶，企圖掩護鄂西江防，控制四川省門戶，2月上旬，解放軍江漢軍區部隊突襲荊門市，第二軍奉命增援，但路途遙遠，直至守軍第七十九軍被擊潰，荊門失陷，第二軍的援軍方至，對戰局已於事無補，3月，第二軍布防于宜昌一帶，6月下旬，第二軍奉命和第一二四軍協同作戰，向遠安、當陽地區實行反擊，并收復兩座縣城，7月，解放軍四野部隊發動宜沙戰役，第二軍由宜昌地區北進，與解放軍第四十七軍在當陽東北處發生遭遇戰，解放軍第十三兵團各部見狀立刻實施迂回包圍計劃，第二軍發現解放軍主力的意圖后，全線退回宜昌，解放軍尾隨追擊，7月中旬，解放軍各部對宜昌形成包圍之勢，第二軍等部懼怕被殲，乘夜向三斗江方向撤逃。
1949年9月，第二軍軍長陳克非升任第二十兵團司令官，第二軍改歸該兵團指揮，此時第二軍主力集中在巴東縣縣城附近，主要負責巴東至野三關鎮一線防務，10月中旬，解放軍攻下大庸、永順后，直接威脅到宋希濂集團的側翼，第二軍協同第一二四軍奉命在咸豐、宣恩、恩施一線占領陣地，掩護宋集團主力撤退，11月上旬，第二軍先行退入四川省，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為中心沿烏江河布防，同月中旬，第二軍由彭水西渡烏江撤退，撤退中不慎燒毀彭水縣城，第二軍第九師在逃至彭水縣馬頭山、馬草壩地區時設伏，擊潰追擊而來的解放軍第十二軍第三十六師第一0八團，致使該團損失八百余人，隨團前進的師參謀長安仲琨陣亡。11月下旬，第二軍隨兵團通過白馬山時，被占領山頭的解放軍截斷，只有軍直屬隊通過，后續的第九、七十六、一六四等3個師被迫另尋小路南逃，與軍部失去聯系，12月上旬，兵團司令官兼軍長陳克非率領第二軍軍部直屬隊到達成都，兵團部兼軍部駐扎在陴[pí]縣縣城，12月24日，陳克非率領第二十兵團共12000余人在陴縣縣城通電起義，而后奉解放軍命令移至安岳縣、樂至縣、宜賓地區。
1950年初，第二十兵團部的電臺收到失去聯絡多時的第二軍各師電報，兵團司令官兼軍長陳克非隨即命令各部就地起義，各師將領回電“愿隨鈞座共榮辱”，遂接洽解放軍就地進行起義，并奉命向宜賓集結，只有第七十六師一部由師長張桐森帶往西昌。
后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被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第一六七師一部，軍長陳克非任解放軍第五十軍副軍長，而以第九師為主的起義部隊改編為第五十軍第一六七師第四九九團；而被張桐森（此時已被中央委任為第二軍副軍長的虛銜）帶往西昌的第七十六師殘部于1950年3月在西昌與追擊而至的解放軍發生戰斗，其中228團大部被殲，226團和227團一部于1950年5月向解放軍投降，至此，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已走到歷史的盡頭。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