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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紹良（1891年—1963年12月25日），字一民（也作逸民），福建福州人，祖籍江蘇武進縣，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

朱紹良早年留學日本振武學堂，并加入同盟會，曾參加辛亥革命、討袁“二次革命”。1916年朱紹良投身黔軍，得到黔軍將領王文華器重，后因王文華被刺殺離開黔軍。1923年，朱紹良前往廣州市謀職，北伐前夕投靠蔣介石，出任蔣介石參謀長并參加北伐戰爭，后因蔣介石下野離職。蔣介石復職后，朱紹良先后出任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廳長、辦公廳主任、陸軍第八師師長、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等職，曾參加蔣桂戰爭、蔣閻馮大戰。1930年底到1933年初，朱紹良先后參加蔣介石對蘇區紅軍的四次“圍剿”，因屢戰屢敗一度被蔣介石免職。1933年5月，朱紹良任甘肅省省主席，后又兼任甘肅省民政廳廳長、甘肅綏靖公署主任。主政甘肅期間，朱紹良籠絡西北馬氏軍閥、消滅孫殿英的部隊，同時改革甘肅軍政，加強中國國民黨統治。1935年4月，朱紹良晉升陸軍二級上將，后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后奉命在甘肅境內阻截中國工農紅軍；同年10月，朱紹良離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專任甘肅綏靖公署主任，督理軍務。

1937年“七七”盧溝橋抗戰爆發后，率部參加淞滬會戰，任中央軍總司令兼第9集團軍總司令。1938年11月，朱紹良升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他在甘肅境內加緊“反共”，頻繁制造摩擦，屢次破壞抗日統一戰線。1942年，甘南人民起義反抗國民黨統治，朱紹良奉命鎮壓；同年7月，朱紹良奉命前往新疆，奉勸新疆軍閥盛世才歸附蔣介石。1944年，盛世才炮制“陰謀暴動案”反抗國民黨的統治，朱紹良率軍進駐新疆，盛世才被迫離開新疆。1946年朱紹良回到重慶市，任軍事委員會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兼辦公廳主任，負責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等善后事宜，同時轉運川糧，為發動全面內戰做準備。1948年，朱紹良改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期間積極推行“戡[kān]亂”方針，為內戰前線國民黨軍隊輸送兵員和糧食。1949年1月，國民黨政權崩潰前夕，朱紹良調任福州市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省主席；同年8月，朱紹良逃往臺灣。1963年12月25日，朱紹良在臺北市病逝，終年七十三歲，死后被追晉為陸軍一級上將。

中共情報人員熊向暉評價朱紹良很有頭腦，很有戰略眼光。學者任仲泉評價朱紹良雖手握軍政大權，但不善于培養提拔部屬，缺乏知人善任的才能，幕僚中多庸俗之士。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朱紹良祖籍江蘇省武進區，其父朱清澤曾在福建福州擔任南臺海防同知，1891年10月28日，朱紹良在福州出生，在兄弟五人中排行最小。16歲時，他才進入竟成兩等小學讀書，并在暑假期間師從福建名孝廉程希箴學習詩文；17歲時，轉入福建陸軍小學，接受較為嚴格的軍事化訓練。兩年后，朱紹良改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隨后又被選送日本留學，進入東京振武學校深造。

1910年，朱紹良在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次年9月，因父親去世，朱紹良回國奔喪。武昌起義爆發后，他前往漢口參加革命，次年被滬軍都督陳其美聘任為參謀，不久返回福州，進福建陸軍小學擔任教官。1913年，因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朱紹良避禍日本，期間進入宇都宮野炮兵第十四聯隊實習。實習期滿后，他轉入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一期炮科學習，與何應欽、谷正倫等成為同學。

投身軍旅

1916年，朱紹良從日本畢業歸國，隨何應欽前往貴州投身黔軍。時值護國戰爭期間，貴州組建護國軍討伐袁世凱，朱紹良得到時任護國黔軍東路支隊司令王文華的重用，被充實到講武學校，協助舉辦模范營，為黔軍培植新生力量。“護國運動”結束后，王文華升任黔軍第一師師長，朱紹良則擔任該師任團長、師參謀長。1917年，滇黔川三省軍閥為爭奪四川統治權展開混戰，貴州軍閥劉世顯派王文華為黔軍總司令，率軍入川，增援滇軍。朱紹良擔任黔軍司令部參謀長，隨其配合滇軍分路奇襲重慶，使局勢發生變化，迫使川軍從川南撤退。黔軍進駐重慶后，朱紹良兼任重慶衛戍司令官，并在王文華暫離重慶期間代行總司令職權，策劃一切軍政要務，因調度有方被譽為“黔軍小諸葛”，得到全軍稱許。1920年，四川軍閥聯手驅逐黔軍，朱紹良隨黔軍于10月退出重慶。王文華本想回師貴州奪取軍政大權，但礙于和劉世顯的甥舅關系，另行委任盧燾代理黔軍總司令，率部回貴州，自己則稱病避居上海市，朱紹良隨行。次年3月王文華在上海被刺殺，朱紹良至此離開黔軍。

1923年3月，朱紹良前往廣州市，不久被孫中山委任為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參謀。次年2月，楊庶堪出任廣東省長，朱紹良被聘為廣東省政府顧問，不久楊庶堪辭職，朱紹良隨即離開廣州。北伐前夕，朱紹良回到廣州并拜見蔣介石，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參謀長，隨軍北伐，參加汀泗橋、賀勝橋之役。北伐軍攻占武漢后，蔣介石提議遷都武漢，作為蔣介石的支持者，朱紹良在1927年2月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武昌行營參謀長，不久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同年4月，蔣介石組建南京國民政府，朱紹良隨即前往南京，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后又入選國民政府特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期間，中國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在李宗仁、白崇禧等桂軍的逼迫下，蔣介石于8月13日宣布下野，朱紹良也隨之離職。

受蔣倚重

1928年1月9日，蔣介石在南京宣告復職，朱紹良隨即被召回。在隨后舉行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第四次會議上，朱紹良再次被推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并于3月13日接任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廳長，后任辦公廳主任。同年7月，蔣介石為削弱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各派軍閥的實力，提出“整頓軍事”，進行裁兵，隨即成立第一集團軍整理委員會，朱紹良調任委員。軍隊實行編遣后，朱紹良出任陸軍第八師師長，駐防安徽合肥。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朱紹良受命率部進攻武漢。同年3月2日，蔣介石制定第一集團軍戰斗序列，委任朱紹良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兼第八師師長，轄第八師、第十三師和獨立第一旅，令集結部隊于霍山附近。朱紹良指揮所部推進到湖北、安徽交界地區，占據羅田縣、武穴市、蘄春、黃岡市和麻城市等地。4月3日，桂軍第三路軍李明瑞所部在黃陂區、孝感市倒戈。桂軍胡宗鐸、陶鈞和夏威所部聞訊后，即向鄂西方向敗退，打算據守荊州市、沙市區和宜昌市。蔣介石任命朱紹良為第二路追擊隊司令官，率部追擊敗退的桂軍。

為了徹底鏟除新桂系勢力，蔣介石企圖用兵廣西，于4月19日又任命朱紹良為討逆軍總預備隊總指揮，率第八師、第十五師和第五十七師在武漢附近集結，相機推進。不久，桂軍胡宗鐸、陶鈞和夏威在蔣介石的武力進剿和金錢收買下投降，聯名發表通電下野，所轄部隊接受改編，朱紹良率領第八師進駐荊州。同年9月，張發奎在宜昌舉兵反蔣，從鄂西經湖南開赴廣西。11月，張發奎聯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進攻廣東省。蔣介石升朱紹良為討逆軍第六路總指揮，率領第八師、第三師和第五十師增援廣東。12月5日，第八師抵達廣州市，隨即從粵漢路轉赴前線。12日，第八師占領象山，次日又進駐花縣，解了廣州之圍。張發奎與桂系聯軍北退，朱紹良率部追擊，迫使張桂聯軍由廣寧縣退回廣西境內的懷集縣、八步區。

1930年1月底，朱紹良部進逼荔浦市，遭到桂軍的有力抵抗，被迫撤退至梧州市。隨后從梧州經武林進攻桂平市，與駐守桂平的桂軍相持兩月之久，最終于5月13日攻占桂平。之后，朱紹良率部回到南京。蔣閻馮大戰爆發后，朱紹良在蔣介石命令下赴隴海鐵路戰場擔任左翼軍總指揮，下轄第十五軍、第五十二師、第八師和第四十七師，負責第四、五、六守備區的防守。馮玉祥對朱紹良所部守備區發起猛攻，雙方對峙約一個月。戰斗持續到8月10日，朱紹良所部不支，決定縮短戰線。馮軍隨即攻占湯莊、林莊，朱紹良趕忙前往陽驛鋪一線督戰。8月31日，蔣介石下達總作戰命令，令朱紹良所部牽制住馮玉祥部，協同平漢路軍隊對馮部實行包圍，迫使馮部退往陳留、通許一帶，然后予以殲滅。然而朱紹良所部進展緩慢，在10月1日才攻占通許縣，4日攻占中牟縣；10月7日，蔣介石率部領鄭州市。隨后，朱紹良率部奉令在隴海線北側地區集結待命。

“圍剿”紅軍

自1930年底到1933年初，朱紹良先后參加了蔣介石對蘇區紅軍的四次“圍剿”。第一次“圍剿”紅軍期間，朱紹良任第六路總指揮，負責樂安縣東面的固岡墟到寧都縣西北安福墟一線地區的作戰任務。第二次“圍剿”紅軍期間，朱紹良所部兵分三路，企圖從南豐縣、崇仁縣向廣昌縣推進，進而進攻寧都，中途遭到紅軍阻擊，所部在5月中旬倉皇撤退到廣昌。第三次“圍剿”紅軍期間，朱紹良所部被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隸屬何應欽的左翼集團軍，駐扎在南豐，隨后在龍岡，黃陂兩地遭中國工農紅軍重創。

1931年11月22日，在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第八次會議上，朱紹良被增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2月3日，朱紹良繼何應欽擔任駐贛“綏靖”主任。12月15日，蔣介石宣布下野，下野前特地委任朱紹良代理主持南昌市“剿總”事宜，直到次年1月，蔣介石重新上臺。1932年初，朱紹良因“圍剿”紅軍很不得力，一度被蔣介石免職。同年6月，蔣介石發動對蘇區紅軍的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朱紹良又被召回，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參議，同年8月，他又被調任湘鄂贛邊區“剿匪”總指揮。10月，蔣介石發動對蘇區紅軍根據地的圍剿，朱紹良調任右派總指揮，統轄八個師。1933年3月，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圍剿”被紅軍粉碎。

主政甘肅

1933年5月，為了加強對西北的控制，蔣介石決定調朱紹良接替邵力子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不久，朱紹良又兼任甘肅省民政廳廳長。同年8月，甘肅綏靖公署成立，朱紹良兼任主任。朱紹良到任以后，力圖取得地方勢力的支持，他拉攏地方士紳以及盤踞一方的大小軍閥，尤其對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和馬鴻賓四路西北軍閥的籠絡、培植更為用心。在朱紹良的保薦下，馬步芳被蔣介石任命為青海省主席，后來馬步芳先后升任第八十二軍軍長、第四十集團軍總司令，都是因為得到朱紹良的幫助。得到扶持的西北馬氏軍閥，對朱紹良感激不已。軍閥孫殿英盤踞在山西省邊境，擁兵自重，不受南京國民政府節制，遭到蔣介石猜忌。1933年底，由國民黨北平軍分區出面招撫孫殿英，并任命他為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屯墾督辦，令其率部西進，離開山西。與此同時，蔣介石密令朱紹良沿途阻截，將孫殿英部予以消滅。最終在馬氏軍閥的協助下，朱紹良在1934年初將孫殿英的部隊消滅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境內。

主政甘肅期間，朱紹良任用本地人，加強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當時甘肅省的行政機關還是沿襲清朝的六科房舊制。1935年，朱紹良接受“西北剿匪”縱隊司令胡宗南的建議，委托胡宗南在隴南市辦“地方自治人員訓練班”，訓練縣治人員。1938年，朱紹良又成立“西北干部訓練團”，培訓軍政干部。在與西北各派系勢力首領建立切實的聯系后，朱紹良進一步與他們協商，要求甘肅省內各縣縣長，由省政府統一委派；錢糧稅款，按照省政府統一規定征收，上交財政廳；地方部隊的編制和兩江總督，報請國民政府核定，所需軍費由省政府統一撥發。朱紹良采用以回制漢、以漢制回，以回制回、以漢制漢等手段，對地方各派勢力之間的矛盾，加以利用，同時也引起了馬鴻逵等人的不滿。甘肅鴉片泛濫，朱紹良將原“甘肅省禁煙善后局”改換成“甘肅省禁煙委員會”，做些表面的戒煙工作，并未積極禁絕鴉片，以維持地方安定，收取恃畝稅（即鴉片稅）。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長征后，蔣介石特任朱紹良為“剿匪”軍第三路總司令。朱紹良即對甘肅省境內的中央軍和雜牌部隊統一部署，并修多堡，加強防御工事，企圖阻擋紅軍北上。紅軍進入隴南后，朱紹良把部隊編為四路，每一路都劃定了追擊路線。10月2日，朱紹良又任西北“剿匪”第一路軍司令。由于“安定”西北有功，1935年4月，朱紹良晉升陸軍二級上將。同年10月20日，蘭州下東門火藥庫發生大爆炸，朱紹良在11月2日被免去甘肅省政府主席職，專任甘肅綏靖公署主任，督理軍務，于學忠接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不久，朱紹良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協防西北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朱紹良在西安開會，也遭到軟禁。事變和平解決后，朱紹良被蔣介石委任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受命集結在甘肅的中央軍和雜牌部隊，部署攻擊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次年3月，第三集團軍奉令撤銷，朱紹良調離西北，轉赴上海休養。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朱紹良被蔣介石召回南京，就任軍事委員會管理部部長。淞滬會戰打響后，朱紹良奉調抗日戰爭第三戰區，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9月下旬，蔣介石把參加上海作戰的中國國民黨軍隊分為右派、中央和左派三路，委朱紹良擔任中央軍總司令，轄第九、第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在真茹設立指揮部，負責黃浦江以西、蕰藻浜南岸地區的作戰。10月26日，朱紹良下令主力部隊撤到蘇州河南岸，接著向青浦區、白鶴港線轉移，上海遂于次月失陷。

此時，國民政府在蘭州市成立第八戰區長官司令部，朱紹良奉調西北，任副司令長官及甘肅省政府主席。蔣介石親自兼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則以副職代行司令長官職權。1938年1月，朱紹良提出“安定中求進步”的施政方針。同年11月，朱紹良升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隨后，朱紹良采取措施加強慶陽市十縣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力量，企圖形成對中共領導的陜甘寧邊區的包圍，并逐漸推進，妄圖達到取消陜甘寧邊區的目的。朱紹良主持制訂隴東十縣“反共”工作的“八項方針”“十二原則”，以及“特種工作大綱”，并把“西北干部訓練團”第三期畢業生派到隴東，充實國民黨的政治力量。此外，他又抽派新二軍駐扎隴東一帶，并在隴東、河西和蘭州市周圍構筑工事，修建大量碉堡。與此同時，他還指揮所部軍隊在隴東接連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致使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被迫撤銷，“甘肅在鄉軍人抗日聯絡委員會”也被解散。

1940年11月，朱紹良卸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專任第八戰區司令官。1941年4月，朱紹良兼任“陜甘寧邊區”總司令，受命統一指揮陜北地區一帶的中國國民黨軍隊，加緊“反共”。次年3月，朱紹良又兼軍令部西安市辦公廳主任，但只是掛名，并無實權，代主任胡宗南掌握西安軍政實權。1942年，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因不滿國民黨的統治，起義反抗。第二年春，起義隊伍迅速發展到十萬余人，由甘南擴展到蘭州市附近，形成震動全國的“甘南事變”。蔣介石急令朱紹良限期平息“民變”，朱紹良隨即調派七個師的正規軍、兩個騎兵旅、四個警備隊、二十余縣的自衛隊以及馬步芳的三個團，用了近十個月時間，才將起義鎮壓下去。

安定新疆

1942年7月，朱紹良奉命以國民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同翁文灝、毛邦初一起，攜蔣介石的“手示”到新疆，與新疆軍閥盛世才商談在新疆確立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以及遣返蘇聯顧問的問題。次月中旬，蔣介石偕宋美齡到蘭州，定下所謂解決新疆問題的方針，并向朱紹良作了“推進新疆工作之要點”的指示。不久，朱紹良陪宋美齡前往烏魯木齊市，再一次威脅利誘盛世才，最后談妥了盛世才歸附蔣介石的條件。9月17日，盛世才在新疆逮捕陳潭秋、毛澤民等中共黨員，并于次年9月秘密殺害。不久，蔣介石任命盛世才兼任國民黨新疆黨部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和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

1944年，盛世才在新疆制造“陰謀暴動案”，逮捕了大批國民黨軍政人員，蔣介石得知后決定將盛世才調離新疆。朱紹良受命著手進行軍事部署，陸續把第四十二軍、新二軍以及甘肅師管區的幾個補充團調派新疆。8月18日，朱紹良奉命去烏魯木齊市，說服盛世才辭職。在國民政府的軍事壓力下，盛世才被迫應允。8月29日，盛世才離開新疆，來到重慶市任農林部長，新疆政府主席由吳忠信接任，在吳到任前由朱紹良暫行代理。

同年11月，新疆爆發“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事變”，朱紹良連忙調調集軍隊進行鎮壓，然而因交通運輸困難，氣候寒冷，接連戰敗。起義軍相繼占領伊犁、塔城地區和阿爾泰三區，并推進到距烏魯木齊不遠的瑪納斯河西岸。朱紹良多次電請蔣介石增援，未獲回復，無奈之下他在電報中宣稱事態嚴重，唯有以殉國。蔣介石這才在1945年9月派張治中赴新疆調查處理“事變”。1946年4月，國民政府在西北設立行轅，由張治中任主任。第八戰區長官司令部撤銷，朱紹良離開西北。

敗退臺灣

朱紹良回到重慶，調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兼辦公廳主任，負責處理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等善后事宜。此外，他又奉命督促民生公司全力起運川糧，為發動全面內戰做物資準備。1947年3月，朱紹良被選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5月調任重慶行轅主任。1948年重慶行轅改為重慶綏靖公署，朱紹良仍為主任，轄四川省、云南省、貴州省和西康省四省。朱紹良積極推行蔣介石所謂的“戡亂”方針，不斷從西南向內戰前線輸送兵員和糧食，造成西南糧食匱乏，以致重慶發生幾萬人搶米風潮。

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下野，朱紹良調任福州市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省政府主席。期間，朱紹良拉攏福建地方勢力，以圖負隅頑抗。3月，朱紹良前往溪口見到蔣介石，回到福建后，他隨即按蔣介石安排，將保安部隊部署到沿海島嶼，打算依托海防組織防御。同年6月，解放軍攻占古田縣，逼近福州。朱紹良誆騙部下集中部隊，保衛福建，自己則拋下部隊，在8月16日隨湯恩伯乘專機潛逃廈門市，而后轉赴臺灣。赴臺后，朱紹良曾任蔣介石的“南京總統府戰略顧問”“總統府國策顧問”，后又受聘為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委員。由于無所事事，朱紹良曾一度熱心于“老人福利協進會”的工作。1963年12月25日，朱紹良因突發腦出血在臺北市去世，終年七十三歲。他去世后，蔣介石曾頒發“褒揚令”，并追晉其為陸軍一級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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