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變史稱“閩變”，是李濟深為首、陳銘樞、蔣光鼐[nài]、蔡廷鍇[kǎi]等愛國人士以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福州公開發動的以反蔣抗日為號召的政治與軍事事變。
自1931年起，南京國民政府與兩廣地區矛盾加深裂，蔣介石多次出兵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剿共”，消極對待日本入侵。1932年淞滬事變后，因不滿蔣介石的對日政策，參加淞滬會戰的十九路軍與蔣介石決裂，面臨解散。經十九路軍主腦人物陳銘樞等力爭，蔣介石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為名調十九路軍入閩。1933年5月，陳銘樞決心以十九路軍為基本力量，進行反蔣抗日活動，確立為“聯共反蔣抗日”方針，與中國工農紅軍達成了停戰協議。1933年11月20日，陳銘樞、李濟深等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宣布建立福建人民政府，并成立生產人民黨。蔣介石隨即從進攻蘇區的主力軍中抽調十五萬大軍討伐十九路軍。
1933年12月，蔣軍接連入閩，福建省人民政府倉促應戰，將十九路軍主力抽調回福州附近。蔣軍從江西省境內進入閩北，圍困重鎮延平（今福建南平）、古田、水口，十九路軍聞訊，倉促西去救援。結果援軍還未趕至，延平、水口就相繼失陷，古田也被包圍，福州門口洞開，十九路軍主力又擬南撤。1934年1月15日，蔣介石軍隊攻陷福州市。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總部分別遷往漳州市和泉州市。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福建事變失敗。
福建事變失敗，在于缺乏有力的領導核心、軍事上決策失誤、財政空虛、兵力懸殊、缺乏群眾基礎等原因。但它為后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可借鑒的范例，并促使蔣介石的對內統一策略發生改變，開始積極籌劃和實施東南國防計劃；為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提出的第三黨的平民革命理論提供了實踐機會；并對中共對敵方針及建國方略形成積極影響。1988年，紀念蔣光鼐誕辰百年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朱學范曾認為，雖然福建事變由于內外各種因素失敗了，但是它標志著國民黨內部在抗日還是妥協這個問題上分歧加深、矛盾激化，推動了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的進一步集結和發展。
事變背景
十九路軍概況
十九路軍是在孫中山成立的粵軍第一師第四團的基礎上擴編、發展起來的，曾參加過護法運動、北伐戰爭等，并屢立戰功。1927年寧漢分裂后，十九路軍一度擁護蔣介石，并聽從他的調度參加過中原大戰、“圍剿”過中國工農紅軍。陳銘樞作為十九路軍的領袖，交游廣闊，善于接受各種新學說，平日愛談新思想、新政治，想做學者圣賢，又想做英雄和政治家。1928年末，十九路軍長官陳銘樞辭任軍職，但其在十九路軍中仍位屬“主腦”。而十九路軍內部尤其是其“三巨頭”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之間有著緊密的個人關系。
1931年2月，中國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因制定“約法”與蔣介石發生激烈沖突，被其軟禁在南京湯山，致使寧粵矛盾激化。九一八事變后，陳銘樞力主對內統一，出面調解寧粵矛盾，在寧粵合作達成后，為防蔣介石故技重施扣押粵方代表，十九路軍應粵方要求開赴京滬地區駐守。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后，距戰區較近十九路軍奉調淞滬地區抗擊日本入侵，其間不顧蔣介石政府的對日妥協號令，堅持對日自衛反擊。戰后，十九路軍面臨被蔣介石分割消耗的危機，在陳銘樞以及粵桂方面的運作下，蔣介石最終于同年6月調十九路軍入閩“圍剿”中國工農紅軍。
而后，十九路軍在福建省地區整肅、收編大小軍閥；為防止蔣介石派出的藍衣社特務滲透以及內部腐化，在內部秘密成立了一個名為“改造社”的團體，提出“對外團結抗日，對內防止腐化，發揚十九路軍光榮歷史”的口號；設立“十九路軍軍官補習所”以增進下級干部軍事政治知識與技能。同時，十九路軍進占了龍巖市蘇區不少地區和縣城，并于1932年11月在閩西成立了善后委員會，提出“實行三民主義，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善后委員會主要的工作有三，即從事調查戶口、編制保甲；點驗民團，組織基層武裝守望隊；執行計口授田、解決土地問題。受形勢所迫，十九路軍入閩后的真正目的并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蔡廷鍇還曾囑托手下師長盡量避免與中國工農紅軍作戰。且其還受到第三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簡稱“臨委會”）一貫堅持和實踐的“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建立平民革命政權”的政治主張的長期影響。
西南政局概況
1932年元旦，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兩廣地區以胡漢民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元老派以正統“中央”自居，尋機倒蔣以重掌中央政權；以粵系軍閥陳濟棠為首的西南實力派則依違兩端，既獲得中央實際上之種種利益，又得元老為之支撐門面，以維持半獨立之狀態，并掌控了軍權與財權。
1932年6月，粵桂方面要求調與蔣介石發生矛盾的抗日軍隊十九路軍入閩，而蔣介石為了讓十九路軍與廣東省實力派軍閥陳濟棠之間產生沖突，加深閩、粵兩軍兩地矛盾，從而消滅異己，最終調十九路軍入福建省“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十九路軍入閩后很快穩定了福建局勢，并于1933年，與與粵、桂簽署了三省條約，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互相支援，合作聯防。三省實際上貌合神離，而西南反蔣勢力則不斷地拉攏十九路軍并宣傳其“抗日”“倒蔣”主張。
閩蔣矛盾激化
蔣介石與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要將領僅有過時間不長的直接上下級關系，缺乏必要的政治紐帶。十九路軍則是一個以粵籍軍人為主且內部緊密團結的隊伍。為此，蔣介石曾懷疑粵軍方面和國民政府有對立關系的胡漢民與陳銘樞等之間有所勾連，還曾批評陳銘樞“喜歡干預政治卻不顧及他自己的軍事職責”，而陳銘樞對蔣介石扶持粵軍實力派軍閥陳濟棠把攬兩廣軍政也有所不滿。
“一·二八“事變爆發后，十九路軍因在抗日問題上與蔣介石存在重大認知差異，各行其是。1932年2月中旬，蔣介石和陳銘樞為援兵事當面鬧翻。彼時在國民政府內部失勢的胡漢民等利用滬戰煽動反蔣，但其真正用意并非在于抗日，于是十九路軍對蔣介石以及胡漢民等反蔣勢力均感到失望。而隨著十九路軍領導人陳銘樞等與蔣介石的裂痕急劇擴大，蔣介石開始分化十九路軍。為此，與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后的第三天，十九路軍被令分駐皖、鄂、贛三地。而對日妥協的《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后，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仍公開通電表示反對。蔣介石的追隨者“藍衣社”很是憤慨，聲稱要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在內的“軍閥官僚”“實行嚴厲制裁”。
1932年6月，經過陳銘樞等力爭，蔣介石以“剿共”為名調十九路軍入閩。入閩途中，十九路軍為防蔣介石暗算，蔡廷鍇在請第三黨領導人黃琪翔等秘密協助了解漳州市、廈門市一帶的軍事形勢才敢移駐軍隊。1933年1月，陳銘樞在蔣介石、汪精衛的壓迫下，無法立足國內，赴蘇聯與歐洲各國考察。當年5月，陳銘樞回國，決心以十九路軍為基本力量建立自己的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反蔣抗日活動，并確立了反蔣三策。上策即西南（閩粵桂）實現大聯合，共同倒蔣，并推胡漢民出來組織獨立政府；中策是一旦廣東省不同意，則先聯合廣西壯族自治區，共同解決陳濟棠，奪取廣東為根據地后再反蔣；下策則是若粵、桂均不同意，就聯合中國工農紅軍，共同反蔣。
事變籌劃
確立方針
確立了反蔣三策后，陳銘樞到廣州市找陳濟棠密談，希望他能盡釋舊怨，參加反蔣事變，但遭到陳濟棠推脫，而胡漢民也不愿出山在廣州組織新政府。陳銘樞隨即又赴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曾任粵軍第一師師長、曾被蔣介石羈押南京湯山多年的老上級李濟深進行了頻繁接觸，在他的協助下與桂軍李宗仁、白崇禧等商談閩桂合作、圖粵反蔣事宜，但李、白兩人最終以閩桂相隔甚遠、呼應不靈為由，沒同意參加福建事變。
此外，陳銘樞還開始與各省軍閥秘密接觸，如湖南省何鍵、貴州省王家烈、云南龍云、四川省劉湘、山東韓復渠、陜西省楊虎城等，并派代表與在泰安市的馮玉祥、在天津市的方振武和在上海的方鼎英、李烈鈞等在野的反蔣勢力建立了專門的聯系。當時，馮玉祥正在察綏抗日，陳銘樞便想快速發動福建事變，與馮玉祥相呼應，以造成南北抗日反蔣的形勢。在聯絡兩廣無果的情況下，陳銘樞加速了與中國共產黨聯絡談判的步伐，以求贏得共產黨與中國工農紅軍的支持。1933年8月，陳銘樞電請愛國人士、上海商學院教授梅龔彬在上海與共產黨洽談。
與此同時，蔣介石派督戰官蔡棨坐鎮十九路軍總部，逼迫十九路軍進占連城縣、朋口、芷溪一線，限期到達具報。蔡廷鍇無奈之下，令十九路軍七十八師師長區壽年乘紅軍轉移之際進占連城，之后取守勢拖延。區壽年因作出紅軍將被迫放棄龍巖市全部根據地的錯誤判斷，孤軍深入，在1933年7月遭到以彭德懷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為主力的“東方軍”的沉重打擊，區壽年本人險些被捕。聞聽十九路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失利后，蔣介石沒有增補軍實及援兵，反而要追究其責任，向全國通報。十九路軍進退維谷之際，陳銘樞急派師爺之一、中共早期黨員陳公培前往福建省會見蔣光鼐、蔡廷鍇洽談直接與中國工農紅軍談判之事。而蔣光鼐、蔡廷鍇等也終于決定將聯共反蔣抗日作為十九路軍的方針，并于當年9月派遣陳公培等為代表前往紅軍駐地進行停戰談判。1933年10月26日，雙方簽署了《反日反蔣初步協定》（又稱《抗日作戰協定》）十一條，初步達成了抗日反蔣的合作協議，停止了軍事行動。十九路軍也暫時解除了西顧之憂。
香港會議
1933年10月，在與紅軍進行合作談判的同時，陳銘樞、李濟深等在香港召集了一次重要的籌備會議，討論即赴福州市組織抗日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的相關事宜。參加會議的有蔣光鼐，第三黨負責人黃琪翔、章伯鈞等，李濟深的老參謀長張文，馮玉祥的代表余心清、軟墨林等。會議最終通過了陳銘樞主張的赴福州組織新政府的提議，還討論了新政府成立后的有關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等問題。但討論期間，仍有不少反對意見——或主張不舉人民革命的旗幟，以便積聚反蔣力量；或主張先埋頭訓練人才，從改造舊軍隊和革新福建省政治入手，進行長期反蔣活動；或認為各黨派聯合反蔣，逼蔣下野即可。
11月中旬，參加事變的有關人員分批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乘海輪抵達福州市，以擬定召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的辦法和代表名單，起草人民權利宣言，制定人民革命政府組織大綱，設計新國旗等籌備事宜。在籌備過程中，各方面代表意見紛紜，仍有代表對組織新國家、改換新國旗一事難以接受。而蔣光鼐、蔡廷鍇也認為陳銘樞此舉是草率行事、急于發難，心中不安，但仍決定聽從陳銘樞安排，執行香港會議的決議。
于是，蔡廷鍇很快召集十九路軍下屬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譚啟秀、張炎，以及綏署參謀長鄧世增、總部參謀長黃強、秘書長徐名鴻等在福州市召開軍事會議，宣布將發動反蔣抗日事變，成立新政府，擬將十九路軍的五個師擴為五個軍，同時要求各師長表態。而各將領當中最終只有沈光漢、區壽年、譚啟秀三人表示將依軍令行事，而毛維壽、黃強、張炎、鄧世增等人則始終不表態。掌管十九路軍財務、后勤的負責人鄧瑞人、曾蹇等于11月14日從上海市趕至后，則直接表示不同意即刻反蔣，更不同意與中國工農紅軍合作，還似有破壞起義的企圖。11月15日至16日，蔣光鼐又在福州烏山寓所召集高級干部會議，試圖統一思想，說服高級將領支持福建事變，并提出在發動事變前先肅清駐在南平市附近的地方軍閥劉和鼎部。該提議也遭到鄧世增等人的反對。
鼓山會議
1933年11月18日，鑒于十九路軍不少將官對福建事變態度曖昧，陳銘樞又在福州市東郊三十里外的鼓山召開秘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黃琪翔等及十九路軍各軍軍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十余人。會上，十九路各將官對是否發動福建事變依舊爭論不休，指出了種種不利條件。蔡廷鍇等在也會上力爭將發難時間推后一兩個月，以便有充足的準備時間。同時，蔡廷鍇還主張不急于公開樹旗倒蔣。
而陳銘樞等則認為當前蔣介石的部隊主要集中在江西省、華北地區、津浦方面，正在對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能抽調入閩的部隊至多不過二三萬人，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早已經惹得天怒人怨，此時正是發動福建事變的最佳時機。為此，陳銘樞決意用拼命的精神發動事變，并以“若再拖延，那只好把他押送南京去邀功”等語相激。蔡廷鍇等明知福建事變難以成功，也只得同意即刻發難，并表示將統率十九路軍誓作新政府的堅強后盾。眾人還在會上討論了有關廢棄青天白日黨國旗及有關軍事、財政等問題，以及由陳銘樞智囊團成員王禮錫、胡秋原等擬定的宣言、政綱，并最后決定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市召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布反蔣舉事。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通過藍衣社特務對福建事變的醞釀、準備情況了如指掌。為了集中力量進行剛開始不久的第五次“圍剿”，以及穩定國際輿論、不影響美援問題的交涉，他力圖通過政治解決。為此，在11月上、中旬，蔣介石多次電函陳銘樞，威逼利誘勸他放棄計劃，并請與陳銘樞有私交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從中調停，但陳銘樞反蔣立場堅定。十九路軍的另兩位領導人蔡廷鍇、蔣光鼐對蔣介石的分化和拉攏也置之不理。
事變經過
發動事變
1933年11月20日，福建省在福州市召開了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福建事變爆發。來自全國26個省、市及海外華僑的代表近百人和十九路軍駐福州的78師等官兵以及福州機關人員、學生、市民共3萬余人參加了大會，據當時的報紙報道，與會人數多達八九萬人。
第三黨人士、大會主席團總主席黃琪翔在會上宣讀了《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人民權利宣言》，指出代表大會的宗旨是“救護國家，保障人權”，并相應提出了謀求中國自由獨立的十三條基本主張。主要有：中國為中華全體生產人民的民主共和國，人民有絕對的自由平等權，要實現農工生產人民的徹底解放；國家獨立為最高原則，否認一切帝國主義者強制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對外實現徹底的關稅自主，對內實行計口授田，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并號召全國反帝反國民政府的革命勢力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為中心之中國國民黨系統。
成立政府
1933年11月20日晚上8時，大會主席團在原福州綏署十九路軍總部召開會議，議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推定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余心清等十一人為政府委員，李濟深為主席，政府名稱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同時廢除南京國民政府年號，定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首都設在福州市，以上紅下藍、中嵌黃色五星一顆為國旗，并宣布最高權力機構為農工商學兵代表大會；決定取消“總理遺囑”和“總理紀念周”，摘下孫中山遺像。
新政府成立后立即發布《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組織大綱》，根據大綱，人民革命政府委員會設軍事、經濟、文化三個委員會，財政、外交兩個部，以及最高法院和政治保衛局等。由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翔、鄧世增等組成軍事委員會，負責掌管海、陸、空及人民武裝一切事宜，李濟深兼主席，黃琪翔任參謀團主任，陳銘樞任政治部主任，蔡廷鍇任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兼十九路軍總指揮。經濟委員會負責管理全國的經濟設計和不屬財政部的經濟行政，由余心清、蔣光鼐、章伯鈞等組成，余心清為主席。經濟委員會又下設三個委員會，蔣光鼐為勞動委員會主任兼財務部長，章伯鈞為土地委員會主任，前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許錫清為商務委員會主任。文化委員會則管理全國的文化教育、民眾訓練等事宜，由陳銘樞、章伯鈞、胡秋原等組成，陳銘樞任主席。文委會下設教育行政委員會、民眾訓練處、文化宣傳處、政治訓練處等。此外，人民政府將原福建省分為閩海、興泉、汀、延建四省，分別任命了正副省長。
組建新黨
福建事變爆發后不久，蔣介石決定暫緩對江西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立即從進攻蘇區的主力北路軍中抽調大批部隊入閩“討伐”。經過部署，他決定派第二路軍總指揮蔣鼎文，率李玉堂第三師、李延年第九師于1933年11月28日在江西南城集結后，經撫州、東鄉區、貴溪市、弋陽縣、上饒市、廣豐區于12月初攻入南平市，在1934年1月4日對水口的十九路軍守軍形成包圍態勢；派第四路軍總指揮張治中，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師、孫元良第八十八師，由駐地經杭州市、衢州市抵閩北浦城，于1934年1月4日完成對古田縣的包圍態勢；派第五路軍總指揮衛立煌，率冷欣第四師、李默庵第十師、宋希濂第三十六師等，自1933年11月30日起逐批由江西撫州，通過部分蘇區，向邵武市集中，于12月27日占洋口、順昌縣，1934年1月2日與福建的劉和鼎部，完成對延平（今南平市）的包圍。第七十九師，第八十兩師隨后入閩，接防不斷推進部隊的后方駐防任務。
為此，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各國政府，請求他們不要對福建人民政府予以任何接洽和支持，各國駐華使館皆表示支持南京政府的決定。英、美、法等國隨即以保護僑民為借口，相繼派遣軍艦到福建省進行威脅。而日本海軍陸戰隊以保護日僑為名，開進了福州地區，英國皇家海軍也派半個中隊登陸以支持蔣介石。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國際上孤立無援。中國國民黨內部，與福建地緣較近且與十九路軍領導人淵源較深的兩廣地區的李宗仁、陳濟棠等都對福建事變表示反對，并對閩方成立人民政府，脫離國民黨等行為多有責難。而福建事變前還對陳銘樞等表示支持的各省軍閥如何鍵、王家烈、龍云、劉湘等，在看到西南方面的態度后，均不敢輕舉妄動。代表社會輿論主流媒體如《申報》《大公報》等沒有表示認同和支持，民眾中也鮮少有人支持新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
粵、桂兩省對福建事變的反對，令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為聯絡粵桂一起反蔣奔波多時的李章達十分氣惱，即建議立即宣告脫離國民黨。彼時，參加福建事變的派別較多，如陳銘樞派（主要是神州國光社成員）、第三黨、李濟深派、馮玉祥派以至國家主義派，其中陳銘樞派和第三黨在整個事變中所起的作用較大。而陳銘樞在與反對勢力的交鋒中，認識到組織政黨、形成一個核心的必要性，和李濟深等對李章達的提議表示贊同，并向第三黨的黃琪翔等施加壓力，讓他們解散第三黨，和參加福建事變的其他成員一起成立新的政黨，以凝聚反蔣力量。
1933年12月11日，生產人民黨成立。其黨章規定了四個根本原則，第一，生產人民黨以直接生產的農工及農工出身的士兵為最基本的成份；第二，黨的組織及活動應視形勢需要有所保密；第三，必須樹立極嚴明的紀律；第四，黨員間應實行普通的自我批評。生產人民黨成立后，仍采取秘密組織形式。在閩西南設分部，支部下設若于小組。馬來亞、日里（即印尼棉蘭)、越南等地華僑中也有人到福州市參加生產人民黨。
然而，由于生產人民黨成立的較為倉促，且成分復雜、派系林立，陳銘樞在黨內又有較高的領導權，生產人民黨僅從形式上實現了統一，內部矛盾很大。尤其是陳銘樞派與第三黨之間，矛盾重重。福建的第三黨成員，不滿其負責人黃琪翔等的做法，表面上解散了組織，實際上仍在開展活動。
蔣軍入閩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時，十九路軍散布在千余里的防線上，除龍巖市與蘇區接壤外，各方面都處于備戰狀態，態勢為：沈光漢第一軍全部駐防閩西北的沙縣區及其附近地區；毛維壽第二軍之梁世驥第六十一師駐防沙縣、延平區之間，龐成第二師駐防泉州市、惠安縣一帶；區壽年第三軍的云應霖第七十八師駐防福州市一帶，張君嵩第三師駐守莆田市、涵江區一帶；張炎第四軍駐龍巖、永定區、漳平市；譚啟秀國民黨第五軍分駐延平、水口、古田縣；翁照垣第六軍之洪文德、余承堯分駐德化縣、永春縣、安溪縣等處；世界十大特種部隊駐守漳州市、廈門市等地。
而福建人民政府領導人自福建事變爆發后，成天忙于開會，所屬各會各部也為制定各項制度忙碌著，無暇思考軍事戰略問題和調整兵力部署，對蔣軍人閩“討伐”部署也幾乎一無所知。直到1933年12月初，各路蔣軍開始集結入閩后，福建人民政府才急忙組織人民革命軍倉促準備應戰。12中旬，蔣軍分批進入福建省，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軍事委員會遂于12月19日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通過了集中兵力固守福州市的軍事作戰方案。
1933年12月20日左右，蔡廷鍇命譚啟秀第五軍作為前方戰略據點守備部隊，以確保福州外圍安全。其中，軍長譚啟秀率一個團及直屬部隊守水口。以該軍第七師師長趙一肩部守古田縣，以該軍第五師師長司徒非部守延平區。他還命沈光漢第一軍放棄沙縣區、順昌縣、洋口地區，將延平防務移交譚啟秀軍之后，火速集結福州西北附近；命第二軍以第二師師長龐成率一個團及軍直屬隊一部留成泉州市，其余部隊沿福泉公路北進，在福州以北地區集結；命第三軍以一個團留成閩東南莆田、仙游縣地區，主力北進集結福州市附近地區；命第四軍以一個團留成閩西龍巖、永定區外，主力從漳州市、泉州沿福泉公路北進，于12月底到達福州，作為本方面軍的總預備隊；命閩東警備司令部率第一方面軍總部獨立團馬鴻興、聶進龍等部，特務團李金波部留置于羅源縣、寧德地區警備閩東北安全。最終，實際集結福州的部隊雖號稱4個軍，但實有兵力只有21個團。這樣的戰略部署使十九路軍的主力則全部集中福州。有利于蔣軍分割包圍、各個擊破，不利于十九路軍的防御和主動出擊。而留守南平市第一線的第五軍是由補充旅和北上援熱先遣隊第一縱隊合并新編而成，戰斗力不強，又孤立分散，很難互相支援。
延平之戰
1933年12月27至28日左右，中國工農紅軍來信稱蔣軍兩個師已經過了江西省黎川，向閩境推進，陳銘樞認為江西境內有紅軍抵擋，不必派兵警備。但彼時紅軍聽從共產國際指派的博古等人的領導，和十九路軍共同作戰尚難實現。1934年1月1日，蔣軍對福建人民革命軍發動總攻。閩軍第一軍沈光漢部、國民黨第五軍譚啟秀部以及福建農民自衛軍、第五軍第九師趙一肩部等接連與蔣軍接戰，1月4日。福州市形勢開始緊張。
1934年1月5日，蔣軍對閩北重鎮延平區發起攻擊。延平位于閩江上游，三面環水，形勢險要。且筑有堅固工事、重層配備。此時，十九路軍第一軍第五軍的師長司徒非正率領一個團千余人駐防延平城，另有民眾武裝一部，裝備舊式山炮三、四門，輕重機關槍五十余挺，重點防守九峰山、玉屏山、炮臺山及城區。而參加進攻延平的蔣軍為劉和鼎第五十六師、冷欣第四師、宋希濂第三十六師共十個團，并有優勢炮兵及飛機助戰。在此前一日，劉和鼎五十六師已攻占延平東門、南門外圍；冷欣四師攻占了西門、北門外圍；宋希濂三十六師圍住了九峰山，蔣軍隨即完成攻擊前的準備。
5日早晨8時，蔣軍對炮臺山、玉屏山、九峰山等處開炮轟擊，蔣軍劉和鼎五十六師組織第一次進攻受挫。不久，蔣軍宋希濂三十六師猛攻九峰山，于下午1時左右攻占了九峰山主峰。而劉和鼎也趁閩軍失利，再次發起攻擊，于當日下午4時左右攻占了炮臺山前沿，另一部涉河占領校場坊和明翠閣。蔣軍的冷欣四師也同時攻占了天臺山一帶高地。九峰山被占后，延平失去了屏障，閩軍第一軍第五師師長司徒非遂于當日下午6時派參謀長李海寰向蔣介石投降，被改編為補充旅，于次日12時前讓出玉屏山等陣地，集中于小水門一帶聽候發落。1934年1月6日下午，蔣軍攻入延平城。10日，劉和鼎根據蔣介石密令，突然派兵包圍司徒非部，強令繳械，將所部官兵全部遣散。
水口戰役
1934年1月5日，在延平區之戰即將開始前，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州市緊急召開軍事會議，根據當前蔣軍大軍壓境，延平、水口、古田守軍被圍的緊急情況，他們決定改變策略，讓此前集中在福州的十九路軍主力大軍分路西進，以援救譚啟秀國民黨第五軍。蔡廷鍇隨即將十九路軍分為左右兩路，右路由毛維壽指揮，率第二軍及第三軍之一部，沿大湖、雪峰向古田縣急進；左路由沈光漢指揮，率第一軍及第三軍之一部，沿甘蔗、白沙、水口向延平推進。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和總部行營也隨軍向白沙前進。
1月7日，閩援軍還在行進途中，而蔣軍在攻占了延平后，趁十九路軍舉棋不定，行動遲緩之機，派李延年第九師、李默庵第十師和李玉堂第三師共十二個團，并以劉和鼎第五十六師作為預備隊，對延平、福州之間的要地水口發起攻擊。此時，十九路軍第五軍軍長譚啟秀親率軍部和二個團在水口駐防，但蔣軍兵力是閩守軍的七、八倍，并有空軍炮兵的掩護。
戰斗一開始，蔣軍李默庵第十師一部就由灣口過溪攻水口，另一部則分兩路攻南岸天柱山的頂午峰。上午10時，蔣軍李延年第九師又從棋干山正面發動總攻。因棋干山易守難攻，蔣軍傷亡慘重，但蔣軍經過反復沖擊，十九路軍被迫從外圍退守水口。下午5時半，李默庵第十師攻占了天柱山主峰。當晚，水口失守，譚啟秀只身乘木突出重圍，余部被蔣軍俘虜。
古田失陷
延平區、水口相繼失守后，古田縣四周蔣軍云集，古田守軍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而福州市大門由此洞開，從福州出發的十九路軍援軍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不久十九路軍得到情報，得知已有大隊蔣軍遷回永泰，企圖切斷十九路軍南撤之路，局勢很是嚴重。1934年1月8日，十九路軍在白沙召開會議，會上爭論激烈，最終，蔡廷鍇以總司令名義，決定放棄西進救援，率全軍迅速南撤。此后，閩府各機關和人員開始做撤退部署。蔡廷鍇部署十九路軍主力在峽兜附近過烏龍江后南撤；區壽年第三軍占領仙游縣，以掩護主力南下；毛維壽第二軍占惠安縣、泉州市；沈光漢第一軍、總部、七十八師，按序撤退；張炎第四軍負責斷后。
此時，在古田縣駐守的只有十九路軍第五軍趙一肩師長所率的三個團（缺一營），負責主攻古田的蔣軍是張治中第四路軍的八十七、八十八師。這部蔣軍此前穿過人煙稀少的南平市山區，阻擊了從水口增援古田的閩援軍，早已完成了對古田的包圍。延平區、南雄水口戰役結束后，蔣介石又調來數倍于閩守軍的蔣軍，讓三十六師、八十九師進抵古田，八十師進駐屏南縣，第三、第十師在水口附近策應，將古田團團圍住。
但因張治中在淞滬會戰時曾與十九路軍并肩作戰，所屬八十七、八十八師中有的軍官是第三黨黨員，不少官兵不忍互相殘殺，張治中本人也力爭對十九路軍第五軍軍長趙一肩進行勸降，遲遲不下總攻令。蔣介石在權衡利弊后，一邊下令對古田縣進行佯攻，一方面想要誘使蔡廷鍇派主力部隊來援，以圍點打援、在南平市消耗十九路軍主力。1月10日起，參加福建事變的各方人士分批撤離福州市，1月11日，十九路軍趙一肩師長派副師長陳任之出城求降，次日上午10時閩守軍打開城門，蔣軍入城接防，古田不戰而降。閩守軍被解散武裝后遣散，趙一肩被派“出國考察”。
福州失陷
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辦公，遷都漳平市。次日下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等人離開福州，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各機關隨之紛紛解體。15日晨，蔡廷鍇率部屬離開福州，16日下午，蔣軍先頭部隊進占福州。蔣介省為防止日本借口護僑尋釁干涉，嚴令禁止各部隊官兵帶械入城，任命與日本關系較密切的陳儀為福建省省主席，以建立一個不致觸怒日本的福建省新政府，并派兵追擊十九路軍主力。
與此同時，李濟深、陳銘樞、蔣光、蔡廷鍇、黃琪翔、何公敢、徐名鴻等相繼到達龍巖市，隨之到達的有軍官團、炮兵營、工兵營、高炮部隊和原駐龍巖的周力行團共約四千余人。蔡廷鍇隨即命令破壞漳龍公路，整理殘余部隊，想和地方勢力傅柏翠合作，以龍巖為基地繼續反蔣。
1月17日下午，蔡廷鍇率領少數幕僚人員到達泉州市，當時第一、三、四軍仍在南撤途中，駐軍泉州的是毛維壽第二軍第二師及其他第二軍的先頭部隊。蔡廷鍇在泉州第二軍軍部召開緊急會議，希望部隊分路西進閩西以保存實力。毛維壽則認為部隊已陷入蔣軍重圍，無法西撤，有意率部投蔣，對洛陽橋等守備不作積極部署，并與其參謀長趙錦雯一起逼迫蔡廷鍇離軍。蔡廷鍇迫于形勢并為了保存十九路軍等緣故，隨即乘飛機抵達漳州，離開前留下親筆信，讓毛維壽轉達尚在途中、未到泉州的各級指揮官。信上說此次福建起義目的，是為了挽救民族垂危，眼下形勢險惡，他決心先到閩西，各軍是否西撤，由毛維壽軍長召集大家商量決定。
武裝解除
蔡廷鍇離開泉州市后，蔣軍八十三師參謀處長符昭騫，奉命通過洛陽橋火線進入泉州，勸十九路軍投誠。1月18日上午，毛維壽召集師以上軍事會議，會上除七十八師師長云應霖力主西撤被毛維壽鞭打外，其他與會者都同意降蔣。1月21日下午，十九路軍軍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張炎聯名通電向南京國民政府投降。蔣介石任命毛維壽為十九路軍總指揮，負責督導政訓之責，并派粵籍黃埔生充當師、團長。
與此同時，蔡廷鍇率在龍巖的十九路軍余部接受了陳濟棠粵軍的改編，命黃和春任旅長，正式編為廣東第一集團軍獨立第三旅，歸粵閩邊的粵軍獨一師黃任寰指揮。1934年1月25日，黃和春的獨立第三旅改編不久，因蔣介石不許廣東軍事當局收容十九路軍殘部，陳濟棠將該旅全部繳械，團長周力行險遭殺害，進入蘇區，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十九路軍最后一支武裝被解除。粵軍獨立第一師嚴應漁旅進駐龍巖市，宣布取消閩西善后處。
1934年1月30日，蔣介石任命毛維壽、張炎為新編第七路軍正副總指揮，正式取消十九路軍番號，并令各師在莆田市等處整編。整編過程中，十九路軍第六軍軍長翁照垣以及下屬團長廖榮、石抱奇、黃鎮、謝鼎新等率部向西突圍，但大部未成，其他各師也軍心不穩，逃兵甚多。蔣介石隨即借口十九路軍紀律敗壞，盜賣武器，利用出操等機會，將各師武器全部收繳。
1934年2月2日，萬余不服改編的十九路軍官兵被強制遣返廣東省，另有諸多士兵步行返粵。7日，蔣介石又命原十九路軍七十八師開往河南歸德，原六十師開往開封市，原六十一師開往蚌埠市，原四十九師開武昌，由各綏靖區軍政長官負責督導整訓。不久，原十九路軍連、營以上軍官也一律換作軍校出身的蔣系軍官接任。至此，原十九路軍基本上被分解殆盡。
事變結果
1934年2月11日，蔣介石、汪精衛通電全國宣告福建事變徹底失敗。2月19日，十九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徐名鴻由龍巖市秘密經大埔縣前往汕頭市再轉往香港特別行政區途中，陳濟棠令黃任寰予以就地槍殺，于2月25日壯烈犧牲。李濟深在福建事變失敗后輾轉抵達香港，蔣光鼐返回廣東省老家，蔡廷鍇在處理完“一、二八”捐款帳目，接濟被蔣介石遣散回粵無生計的原十九路軍官兵，之后出國學習。
黃琪翔、章伯鈞以及參加福建事變的第三黨人員，先后抵達香港，恢復了第三黨組織。1934年3月21日，黃琪翔、章伯鈞以及余心清、張文等在香港舉行臨時會議，總結事變經過與教訓，決定堅持第三黨領導人鄧演達“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建立平民革命政權”的政治主張，繼續戰斗。
1935年，日本入侵華北，國民政府繼續實施對日妥協政策，同年7月，福建事變的首腦人物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號召中國民眾、各黨派人士以民族利益為前提，爭取民族獨立，樹立人民政權。
事變影響
有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福建事變提出反蔣抗日的口號，不同于以往中國國民黨內紛爭和軍閥混戰，它是在民族危急關頭，順應歷史發展，針對蔣介石國民政府采取的對日妥協政策發起的政變。它率先舉起反蔣抗日的旗幟，為后來的兩廣事變、西安事變提供參考，引領了國民黨內部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的歷史潮流。
而且，福建事變做出了聯共反蔣抗日的嘗試，而福建事變的爆發，也攪亂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軍事部署。但隨著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政府的瓦解，蔣介石又騰出手來全力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致使中央蘇區損失慘重，給中共中央做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策帶去思考。而福建事變不僅打擊了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而且促進了全國各階層抗日反蔣運動，為其后全面抗戰時期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貢獻了一個可借鑒的范例。
觸動蔣介石戰略政策調整
蔣介石自1927年始逐漸在國民政府中掌權后，面對各地反蔣勢力，基本上不先挑起事端和戰爭，對閩粵皆主退讓。福建事變后，蔣介石對統一全國的策略進行了調整，在取得第五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的勝利后，他又開始將目光從統一四川省轉向統一兩廣，決定“先平兩粵”，以“定國安民”。與此同時，蔣介石從鞏固中國國民黨政權的角度出發，對武力統一全國的方式也進行了一定反思，想要尋找可能的和平統一方式。福建事變后，蔣介石與汪精衛聯名通電全國各機關、團體，表明中央和地方今后“相需相求之程度，日以加增。自然之關系，日以加密，以成為不可分之機體”。
福建事變中，反蔣戰線分裂，迫使十九路軍獨自走向反蔣之路，對反蔣運動造成沉重打擊。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在國內外所受的掣肘和威脅大為減弱，強化了他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信心和實施力度。與此同時，日本在福建事變中暴露出對中國東南的覬覦，也引起了蔣介石的擔憂和重視，并促使他開始積極籌劃和實施東南國防計劃。
為第三黨政治主張提供機會
1927年北伐戰爭失敗后，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提出了第三黨的平民革命理論，積極號召廣大民眾起來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建立平民政權，并以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過渡到社會主義。鄧演達明確提出中國平民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且只有反蔣才能真正反帝反封建。他認為平民革命必須分成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里通過平民革命即號召和組織廣大平民群眾自覺地奪取或接管舊的政權，使其成為平民政權。并以平民政權的力量對社會進行改革。第二階段實行社會主義的政策，實行集體經濟、土地國有等政策，使其組織化、社會化。而土地革命是平民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土地革命也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耕地農有,，第二階段土地國有。
而福建事變中，第三黨人直接參與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各項文件政策的起草制定，其政治主張始終貫穿，顯著地影響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項政策，是其政綱和主要政策的來源和參考。換言之，福建事變及其產生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政治思想本質上是鄧演達平民政權理論的實踐，也是從理論到實踐的一次具體探索，具有積極的歷史進步意義。而福建事變的失敗，不僅使第三黨遭受巨大損失，而且證明了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國民黨“右派”的設想是難以實現的。
對中共對敵方針及建國方略形成影響
福建事變爆發時，共產國際與中共臨時中央所推行的是下層統一戰線政策，卻因此喪失了與福建事變上層領導者進行合作以打擊共同敵人的絕佳機會。福建事變后，中共開始反思所實行的統戰政策，對下層統一戰線策略的轉變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對其后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重要影響。
此外，福建事變對中國共產黨之后的對敵方針以及其建國方略帶來啟迪。福建事變中成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不論是在事前多方籌備、事中程序操作方面，還是從結構形式編制、文內容擬作方面，以及包括擬寫召集“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辦法及產生代表名單，起草《人民權利宣言》、制定人民革命政府組織綱要與制定國旗式樣等，都為1949年中國共產黨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了寶貴經驗。
相關評價
福建事變中擔任十九路軍總指揮的蔡廷鍇在事后總結評價認為，福建事變失敗原因復雜，除發難過急、政策偏“左”、政治孤立、做法陳舊、內部混亂、脫離群眾、兵力懸殊外，他自己也有指揮無方的責任。
福建事變的主要參與者之一、福建人民政府財政部長蔣光鼐認為，福建事變不到兩個月就徹底失敗，除了內部不團結等諸多不利因素外，在政治上的完全陷于孤立，在軍事上的兵力懸殊過甚，以及財政困難都為新政府的生存帶來致命傷。而這比蔣軍的軍事進攻更有破壞力，對福建事變的失敗起到決定性作用。
福建事變的發起人之一陳銘樞曾評價福建事變說，當時十九路軍雖與中國工農紅軍簽訂了共同抗日反蔣的協定，但雙方沒有簽訂軍事和邊界協定、達到攻守同盟的目的。這也是福建事變之所以迅速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十九路軍代參謀長王衡評價福建事變說，發動福建事變，是陳銘樞將軍“以政治家襟懷作風愛惜這一支抗日武裝力量”。
親歷福建事變的陳祖康曾斷言福建事變中的軍事力量十九路軍“絕對不信任廣東以外的人”。
曾參與福建事變、擔任福建人民政府的財政部次長許錫清在事后所寫的《“福建人民政府”運動》一文中評價福建事變認為，福建事變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而福建入民政府的成立是十九路軍從擁蔣到反蔣的高峰。它是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面臨民族危機激起的新覺悟的表現。由于這種新覺悟不是徹底的，所以存在的周期不長。但它的時代意義、革命意義是不能抹煞。
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和陳銘樞談起福建事變時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時說：“沒有你們那時的人民政府，就沒有我們現在的人民政府。我們今天的人民政府還是從你們那里學來的。”
1988年，紀念蔣光鼐誕辰百年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朱學范曾評價福建事變，說福建事變雖然由于內外各種因素失敗了，但是它標志著國民黨內部在抗日還是妥協這個問題上分歧加深、矛盾激化，推動了中國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的進一步集結和發展。
后世紀念
延平八角樓
延平八角樓位于今南平市延平區王臺鎮，建于清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原為學子讀書會友之處，又稱魁星樓。八角樓坐南朝北偏東，為三層八檐八攢頂井桿式結構，底層平面近似正方形，占地面積240.25平方米。建筑面積332.7平方米，面闊進深各5間，通面闊12.3米，通進深12.2米，高達15米，樓頂中心有一顆明珠，象征北斗狀元星。因樓有“八角凌霄”之贊，俗稱八角樓。1933年10月，福建事變前夕，十九路軍代表陳公培曾和彭德懷在八角樓洽談臨時停戰協定。后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與十九路軍簽訂的《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就在此基礎上形成。1982年，八角樓經過整修，增加了室內空間，現為南平市級保護單位。
補山精舍
補山精舍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于山白塔東面的戚公祠內，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曾在其東南邊召開會議、籌劃福建事變。補山精舍始建于北宋年間，原為萬歲寺（俗稱白塔寺）寺僧接待達官顯貴的場所，現存建筑為清道光年間（公元1821年-公元1850年）重建。它建于高臺之上，面闊三間，進深五柱，環廊有欄桿，穿斗式木構架，單檐歇山頂。四周建花墻自成院落，屋頂古榕覆蓋。院墻東側有宋代“平遠臺”梵文摩崖石刻。民國期間，補山精舍歸入戚公祠，仍為接待室。1982年10月，補山精舍辟為明代古尸展覽室，古尸現已移他處。1991年，補山精舍被公布為第三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東至于山上山路，西至白塔寺西圍墻，南至于山賓館后墻，北至戚公祠后駁岸為其保護范圍。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