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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1905年6月13日-1945年10月30日），中國近現代著名作曲家、鋼琴家，毛澤東主席親自為其題詞，故有“人民音樂家”之稱。

冼星海于1905年出生于一個澳門貧苦家庭，其名“星海”，是其母親對他滿懷著期許和盼望。1911年，冼星海跟隨母親前往新加坡，進入學校樂隊并就此開始音樂之路。1921年，在廣州嶺南大學附中學習，受生活所迫，一直半工半讀直至大學，現實如此，但冼星海從未放棄音樂理想，反而通過參加各種校內外音樂活動扎實了音樂功底。1929年赴巴黎勤工儉學，同年7月曾發表《普通的音樂》一文，提出“學音樂的人”應“負起一個重責，救起不振的中國”。1931年考入巴黎音樂學院。1935年回國后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赴延安市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代表作品有大合唱《黃河大合唱》《生產運動大合唱》，交響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戰》，管弦樂組曲《滿江紅》《中國狂想曲》，歌曲《游擊軍》《救國軍歌》《到敵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

冼星海是一位罕見的多產而富有創造性的作曲家，也是我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救亡音樂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人之一。2009年，冼星海逝世64年后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5年，冼星海生于澳門一個貧苦船工家庭。7歲時，他同母親僑居馬來亞謀生，進入新加坡的養正學校。他在校受到老師賞識，進入學校樂隊，首次接觸音樂。

1918年回國后，冼星海進入嶺南大學附中學習小提琴，接受正規音樂課程，因他擅長演奏小提琴和單簧管，擔任過指揮，享有“南國簫手”的美譽。1925年，冼星海進入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學習，同時在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兼任圖書管理工作。1928年，冼星海進入由蔡元培和蕭友梅創辦的上海國立音樂院學習小提琴和鋼琴，發表了著名的音樂短論《普遍的音樂》。

1929年，冼星海赴法留學，師從著名提琴家帕尼·奧別多菲爾和著名作曲家保羅·杜卡斯。在此期間，他靠在餐館跑堂、理發店雜役等維持生活，求學艱辛，兩位老師深知冼星海的貧困狀況，便不收取他的學費。1931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樂學院，在肖拉·康托魯姆作曲班學習。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結束在高級作曲班的學習，他謝絕了巴黎音樂學院的挽留，回國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創作經歷

1935年，冼星海學成歸國，當時中原地區正處于抗戰時期，冼星海輾轉于上海市、南京、武漢等地投身于抗日救國運動中，創作了大量群眾歌曲，并為進步影片《壯志凌云》《青年進行曲》，話劇《復活》《大雷雨》等譜寫音樂。1935年至1938年間，是冼星海創作的巔峰時期，他先后創作了各種類型的音樂作品。其中，他的作品《戰歌》《救國進行曲》《運動會歌》于1936年被EMI集團灌制了唱片。后新華影片公司聘請冼星海擔任音樂部門的負責人，擔任期間冼星海又相繼創作出了《救國軍歌》《夜半歌聲》《熱血》《青年進行曲》等，這些歌曲在群眾中廣為傳唱。

1937年，冼星海輾轉多地后到達抗日救亡文宣工作中心武漢，深入到學校、農村、廠礦、部隊，在同廣大群眾的密切聯系中，創作出《起重匠》《保衛盧溝橋》《保衛武漢》《到敵人后方去》等多種類型的音樂作品。

1938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寄來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的聘書，冼星海放棄優厚待遇奔赴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兼任延安女子大學的音樂教授，此期間他潛心研究音樂教育、編寫專業音樂教材、培養音樂人才，當時延安的音樂教學設施和條件很差，僅有的一架鋼琴被日本飛機炸毀，只有由個人提供的幾把小提琴和少數民族樂器，但抗日根據地人民的思想風貌、斗爭意志及豐富的民俗音樂素材，都成為冼星海的創作源泉，激發起冼星海高漲的創作熱情，譜寫了《軍民進行曲》《生產運動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聲樂套曲。

1939年2月，詩人光未然因行軍墜馬受傷，到延安市治療。冼星海趕到醫院探望他時兩人決定再度合作。不久，躺在病床上的光未然口授，將自己兩次橫渡黃河與沿河行軍的感受，以及滿腔的民族自豪感與抗日救亡的激情寫成了長詩。長詩寫好之后，光未然立即請冼星海到西北旅社窯洞開了小型朗誦會，冼星海聽后當即表示有把握寫好。經過六天的嘔心瀝血，冼星海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調，又用一周時間，在參加大生產勞動和其他活動的情況下，寫完了全部的伴奏音樂，不朽名作《黃河大合唱》由此產生。

中國共產黨為藝術家們提供了寬松自由的創作環境，中央領導對藝術家們無微不至的關懷，使冼星海開始積極向黨組織靠攏。1939年5月15日，冼星海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入黨申請書中這樣寫道：“希望加入組織后，能夠積極工作，政治的認識更加強……使作品能真正創作出民族的呼聲。”1939年6月14日，冼星海成為中共候補黨員。他說“今天就算是我入黨的第一天，可以說生命上最光榮的一天”。1939年12月3日，冼星海正式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在日記中寫道：“永不能忘的日子。”

因病逝世

1940年5月，為完成延安電影團攝制的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后期制作和配樂工作，冼星海受中共中央委托，與電影導演袁牧之等一起，前往蘇聯莫斯科。翌年，蘇德戰爭爆發，冼星海回國途中被迫羈留于哈薩克的阿拉木圖。但他不顧疾病纏身和困苦的戰時條件，堅持創作，不僅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交響伴奏總譜，還完成了《民族解放交響樂》的創作，并寫下了《神圣之戰交響樂》等四部管弦樂組曲以及管弦樂組曲《滿江紅》、交響詩《阿曼該爾達》和以中國古詩為題材的獨唱曲《飲馬長城窟行》《白頭吟》《風雨》《隴頭歌》《竹枝詞（二）》《西湖竹枝》、《卜算子》《蝶戀花》等。1945年，戰事結束，他因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療，在病榻上完成了管弦樂作品《中國狂想曲》。

因長期勞累和營養不良致使肺病加重，1945年10月，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

主要作品

冼星海在巴黎留學期間，勤工儉學，刻苦學習音樂知識，歸國后受國情影響創作出大量群眾歌曲，以音樂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的作品是以提倡音樂的大眾化、民族化、藝術化、正確處理音樂與政治的關系、創作和宣傳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新音樂。

電影作曲

*以上數據來源于

話劇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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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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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響合唱及進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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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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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特點

冼星海音樂創作的突出特點，可以概括為鮮明的時代性、民族性、大眾性。冼星海早年在巴黎的學習經歷使其將西洋音樂和中原地區音樂融為一體,創造出了民族特色的新音樂，他充滿民族精神的抗戰音樂在當時發揮了極大影響力，為中國老百性所喜聞樂見，是抗戰時期最流行的大眾音樂。他的作品雖不多卻具有時代性，體現了在抗戰時期知青為民族解放貢獻出了自己的力量，冼星海的音樂不但為民族解放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為中國新音樂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冼星海的音樂思想集中體現在“新音樂運動”“民歌研究”和“音樂評論”三個方面，冼星海提出的新音樂運動，著眼于愛國音樂，他特別強調：“現在中國音樂界需要密切的團結，取消一切成見或派別，采取互相幫助的態度，互相善意的批評來密切團結起來，努力于新樂理與創作……集中力量去給侵略者一個打擊，把他們趕出中國的土地。讓我們在抗戰艱苦過程中來鍛煉出我們的新音樂吧！”他力圖用新音樂把中西音樂的精華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強調藝術的真實，另一方面強調與真、善相結合而產生的藝術美，在藝術實踐中追求真、善、美的統一。冼星海為“民歌研究”課程編寫了《民歌研究》。書中，冼星海把中國民歌的歷史追溯至春秋戰國的《詩經》《楚辭》，再延伸到戲曲，種類涵蓋秧歌、地方民歌與西洋民歌，而且對歐洲中世紀以來的音樂等也進行了闡述。冼星海對音樂家及其作品評價，顯示了較為寬容的現實態度。他曾不止一次地高度評價聶耳及其音樂創作。對蕭友梅、黃自、胡周淑安、李惟寧等人音樂創作的批評也比較客觀、公允。冼星海的評論具有過人膽識和超越時代的前瞻性意義。如他說：“我們不能忘記一位埋頭苦干、死于柏林的中國音樂理論家王光祈，他遺下給我們許多寶貴的著作和翻譯，推進了‘新音運’的發展。他的刻苦耐勞是我們從事中國‘新音運’的模范。”

冼星海的作品中包含大量的合唱和獨唱，冼星海的代表作《黃河大合唱》，其成功之處，在于文學與音樂的完美結合，融聲樂、器樂、文學于一體。合唱方面，音樂與文學相輔相成，歌詞與音樂意境高遠，形式靈活多樣，音樂性極強，貼近勞苦生活，雅俗共賞，普及大眾，用情節戲劇性地渲染刻畫人物，藝術性極高。全曲由八首歌曲組成，既各成章節，又渾然一體。以《黃河頌》為例，這是一部由三個樂章構成的男生獨唱歌曲，第一樂章的整體速度為中速稍快。演唱者在唱第一句"我站在高山之巔"時要稍弱起，尤其是"高"字的演唱切忌往上提喉嚨，導致情緒太過高昂。第二句"望黃河滾滾"時，演唱者要咬準字頭，唱好合口音"望"字。唱第三句"奔向東南，驚濤澎湃"時，演唱者要提起足夠的氣息唱好"東"字的大三度三連音，同時還要保持胸腔共鳴的狀態，有氣勢地唱出"澎湃"二字。唱第四句"濁流宛轉，結成九曲連環"時，演唱者要舌尖抵住上齒齦，將韻尾收到鼻腔發音，唱好" uan "的復合韻母。在唱最后一句"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兩面"時，演唱者要在"兩"字處做出一個甩腔處理，同時發揮橫膈膜的力量唱出結實飽滿的音色，將樂章情感推向高潮。在演唱第二樂章時，演唱者要保持稍快的速度和贊嘆的語氣。在唱"多少英雄的故事"一句時力度要稍強；到了"啊！黃河！"一句，演唱者要以堅定而又贊美的語氣唱出富有力量的聲音；到了最后"你是偉大堅強……鑄成我們民族的屏障"一段時，演唱者要轉入歌劇宣敘調的風格，放松橫膈膜，以自然方式發音，并以富有穿透力的共鳴結束，以此塑造全曲的第二個高潮。第三樂章作為全曲結束段，情緒相比于之前兩段更加激烈，速度要稍快。除了要注意放大音量的同時咬準字以外，還要注意用連貫的、流動的呼吸來配合腔體共鳴，力爭以高亢激昂的音效結束全曲。

個人生活

冼星海的父母

冼喜泰是冼星海的父親，是一個船工，36歲不幸落入海中去世，被大海吞沒生命，而當時冼星海尚未出世。冼星海由母親黃蘇英撫養長大。母親黃蘇英，帶著年幼的冼星海，一直在澳門、新加坡、廣州市等地漂泊。盡管窮無立錐之地，但黃蘇英非常重視兒子的教育。1918年春天，嶺南大學創始人、著名教育家鐘榮光赴新加坡籌募辦學經費，偶然間發現頗有音樂天賦的冼星海，想帶冼星海回廣州培養。為了兒子的前途，黃蘇英默默地忍痛含淚把年僅14歲的冼星海送上回國的輪船，離開自己獨自回國求學。冼星海赴法國時，求學艱辛，此時冼星海母親的境遇也很差。冼星海出國前把母親托付給上海音樂學院的一位女同學，她家里需要一個女傭幫忙料理家務，但這位女同學家中有兄弟姐妹六七個人，都很年幼，其母親已因病去世，其父親靠祖傳遺產過日子。冼星海的母親不忍心丟下這群無人照料的孩子，因而多年操勞著繁重的家務，為了讓兒子在法國安心留學，她從不將她的境遇告訴冼星海。抗戰時期，冼星海雖已回國，但在國難當頭之際，他忍著內心的巨痛，再次辭別相依為命的母親，奔赴戰爭宣傳前沿陣地，黃蘇英同樣忍著巨痛，獻出唯一的兒子洗星海，鼓勵他積極投身于抗日戰爭中。就這樣，黃蘇英在陷身于敵占區的上海市望眼欲穿地日夜盼望著兒子早日歸來，當星海的朋友前來探望她老人家，看到她生活之艱苦，曾勸她把家里的那架鋼琴處理掉時，她卻婉言拒絕了，她說：“這是星海的心愛之物，留著等他回上海時用！”但這個一生在貧困中飽受苦難的母親未能等到抗日戰爭的勝利，在上海帶著對兒子的無限思念與惆悵離開了人世。在臨終前她仍念念不忘兒子冼星海，留下兩包東西托人轉交她的兒子，包里是冼星海的兩支破舊鋼筆和大量音樂作品的手稿。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的母親黃蘇英，既平凡又偉大，她一生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用她的無數艱辛勞動和大量心血哺育了時代驕子、一個用歌聲喚醒華族的兒子。她的名字黃蘇英將與兒子冼星海的英名一同活在億萬中國人民的心中，黃訓是冼星海為了紀念他的母親黃蘇英而改的名字，意為生死不忘慈母哺育與教導的恩情。

冼星海的婚姻

冼星海妻子錢韻玲女士，是暨南大學教授錢亦石的女兒，錢亦石是中共早期黨員、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教育家。錢韻玲亦是中共地下黨員，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的學生。錢韻玲從小隨父親在上海讀書，并和母親經常為地下黨傳送信函。“七七事變”后，她回到湖北，成了抗日救亡宣傳第一線的骨干。冼星海與錢韻玲的正式相識是在錢韻玲父親錢亦石的追悼會上。冼星海曾受其父提攜與指教，十分尊崇與敬仰錢老的為人與作風，因此想要作一對挽聯，紀念這位可敬的前輩。而來拿挽聯歌譜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錢韻玲。兩人就此相遇、相識、相知，常一起談理想、談抱負，兩人在深刻了解彼此過后，不久便結為夫妻。雖然生活艱苦，但生活上妻子會悉心照顧沉醉于創作的丈夫，因此兩人感情順利，1939年，妻子也誕生了他們唯一的女兒，取名為冼妮娜。

冼星海的女兒

長大后的冼妮娜因祖國建設百廢待興，讀大學時選擇了工科專業，畢業后在祖國的大西北從事飛機制造工作。退休后，她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父親音樂的整理中。冼妮娜未接受過音樂學習，在整理父親遺留的手稿時下了很大功夫，1997年，在音樂老師谷學易的幫助下，冼妮娜開始系統梳理《黃河大合唱》曲譜，她需將父親的200多頁手稿翻成簡譜，便于大眾學習。冼妮娜在這本書上傾注8年心血之后，于2005年冼星海誕辰100周年時得以出版。

冼星海的海外友誼

1940年，冼星海前往莫斯科，然而第二年蘇聯戰爭爆發，冼星海回國的道路也被切斷了，1942年年底，冼星海輾轉來到阿木拉圖，在這里結識了阿木拉圖音樂家拜卡達莫夫先生，拜卡達莫夫一家人也并不富裕，但還是收留了這位來自中國的音樂家，兩人也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拜卡達莫夫十分欣賞冼星海的音樂才華，推薦他到北方的科斯塔奈市音樂館做了音樂指導。在這期間，冼星海還嘗試著創作了大量帶有哈薩克民族音樂風格的作品，包括歌頌哈薩克民族英雄的交響詩《阿曼蓋爾德》。拜卡達莫娃回憶說，她的父親當時只知道，帶到家里的這位就像一個街頭流浪者一樣的中國音樂家，名字叫“黃訓”,當冼星海病逝后，她的父親才從當地報紙上得知，黃訓就是中國杰出的音樂家冼星海。今天，雖然冼星海和拜卡達莫夫都已不在人世了，但是，這段友誼延續到今天，兩位藝術家的后人仍在為推動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兩國的文化交流貢獻力量。拜卡達莫夫的女兒拜卡達莫娃繼承了父親的音樂事業，成為音樂教育家，致力于促進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音樂交流，冼星海的女兒冼妮娜堅持收集、整理父親的手稿，探尋、記錄父親留下的成果和歷史往事，希望父親的精神能影響和激勵更多人。雖然因為距離的原因，兩人只見過4次面，但一直書信不斷，親如姐妹。2018年，拜卡達莫娃還特地前往杭州市，看望了生病住院的冼妮娜。

同年7月19日，第十四屆中國國際合唱節暨國際合唱聯盟合唱教育大會在北京開幕。其間，哈薩克斯坦拜卡達莫夫國立模范合唱團與廣東星海音樂學院嶺南女聲合唱團深情獻唱，悠揚的歌聲里，哈薩克斯坦音樂家拜卡達莫夫的女兒拜卡達莫娃與中國音樂家冼星海的外孫女郭敏攜手走上舞臺。她們的到來，也讓觀眾了解到一段跨越了80年的深厚情誼。

主要成就

冼星海是一位罕見的多產而富有創造性的作曲家，也是我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救亡音樂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人之一。冼星海開辟了一條交響音樂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道路，并開創了具有民族特點的大合唱套曲創作。1938年延安，冼星海傾注了全部致力于發展抗戰音樂和創造高水平音樂的熱情，創作出了《黃河大合唱》，這是文藝界的經典不朽之作,它的產生既是社會和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也鼓舞和激勵著華族勇于站出來、勇于奮起反抗，也向全世界呼吁著為維護世界和平而攜手互助。直至今天，《黃河大合唱》依然散發著獨特魅力在祖國大地上傳唱，其影響力百代不衰。

1940年，劉良模把《黃河大合唱》的樂譜帶到了美國，1943年普林斯頓大學合唱團用英文首次在美國演唱。從此，《黃河大合唱》逐漸在美國加拿大，緬甸，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廣泛演唱，成為我國最早在國際上產生較大影響的音樂作品。

2009年，由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解放軍總政治部等11個部門聯合組織開展評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活動向社會公布并接受群眾投票，20天時間內，群眾參與投票總數近1億，在投票評選的基礎上，經過有關部門審核、組委會評審組專家投票等程序，最終評選出結果。“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標準是在從中國共產黨誕生到新中國成立，即1921年到1949年這28年間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懈奮斗的基層優秀共產黨員、戰斗英雄和革命群眾的杰出代表，冼星海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人物評價

1939年5月11日，冼星海親自指揮的《黃河大合唱》正式公演，演出隊伍在100人以上。冼星海在當晚的日記里寫道：“當我們唱完時，毛主席都跳起來，很感動地說了幾聲‘好’。”同年6月28日，周恩來觀賞完《黃河大合唱》后同樣深受感動，并為冼星海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心聲”。

1945年11月14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舉行中國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追悼大會。毛澤東親筆題詞：“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韓子勇說，“《黃河大合唱》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是革命文藝的高峰之作，是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音樂作品。抗日戰爭時期華族面臨生死存亡，陜北地區是中國革命的主場，黃河、黃土高原又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民族精神的根與魂。這些要素結合在一起，給冼星海以巨大的創作沖動。在那一刻，他和民族精神融在了一起，他是和時代一起完成的。”

后世紀念

1945年10月，冼星海病逝，毛澤東為冼星海題詞“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致哀”。

1998年，廣東省廣州市星海音樂廳落成。

1999年11月16日，懷有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愿望的冼星海大街暨冼星海紀念碑落成揭幕儀式在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舉行。整個紀念碑的造型是綻放的蓮花，碑身背面鐫刻著這句話：“冼星海（1905—1945），中國二十世紀杰出的作曲家。冼星海四十年生命旅程的最后兩年半是在哈薩克斯坦度過的，在此創作了歌頌哈薩克斯坦民族英雄的交響詩《阿曼蓋爾德》，并搜集和改編了大量哈薩克民歌。冼星海用音樂在中哈兩國人民之間建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讓我們永遠銘記他的名字，愿哈中友誼世代相傳。”

冼星海墓位于廣東省廣州市麓湖邊星海園，由水泥砌筑，墓地占地4200平方米，塑有冼星海像。此墓于1985年，為紀念冼星海逝世40周年、誕辰80周年而建，建成后舉行了冼星海骨灰遷葬儀式。墓地所在星海園建有冼星海紀念碑與紀念館。星海園位于麓湖西岸，占地6000平方米。

1957年10月，廣東省政府創建了星海音樂學院附屬中等音樂學校，使得這一地區的現代專業音樂教育得以延續。1981年6月，廣州音樂學校升格為廣州音樂學院，1985年12月為紀念廣東籍人民音樂家冼星海，更名為“星海音樂學院”。星海學院名家輩出，孕育了冼星海、蕭友梅、馬思聰等一批引領中國近現代音樂文化潮流的杰出音樂家。星海音樂學院被譽為“音樂人的搖籃”，它深深植根于嶺南這片人文沃土，浸染著嶺南音樂文化的精魂，鑄就了兼容并蓄、博采眾長、開放創新的辦學精神，形成了優良的教育教學傳統，是星海精神的延續者。

2005年6月13日，冼星海誕辰100周年，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博物館為他開設專門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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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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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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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曲

話劇作曲

紀錄片作曲

交響合唱及進行曲

歌曲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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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的父母

冼星海的婚姻

冼星海的女兒

冼星海的海外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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