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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牛虻》（The Gadfly）是愛爾蘭女作家艾捷爾·伏尼契創作的長篇小說，該書以19世紀三四十年代意大利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為背景，講述了以牛虻為代表的革命家為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奮斗的一生。

小說分為三部分，主要人物是亞瑟（十三年后以牛虻的身份出現）、瓊瑪（十三年后的波拉夫人）、蒙泰尼里神父，講述的是主人公牛虻青年時遭遇到信仰崩塌、親人欺騙的打擊，最后歷盡磨難涅重生，變成一個堅定的革命家的故事。小說帶有濃厚的反宗教、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主題，寓意鮮明，情節上極具戲劇性。通過父子、戀人、信仰、宗教的人物關系和階級立場，把嚴肅的階級革命和感性的個人命運、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和樂觀主義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

《牛虻》于1897年在紐約出版，同年9月在倫敦出版。該書在1953年被我國翻譯家李俍民翻譯成中文，6年時間發行量達100萬冊。1955年，蘇聯列寧格勒電影制片廠將小說拍成電影。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牛虻》以19世紀30-50年代意大利的社會、政治和宗教為背景，在被奧地利帝國侵占后，意大利被分割為許多小國，包括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國，中部的教皇國和塔斯加尼公國，西北的薩丁王國等。這些小國中，塔斯加尼、摩地那和帕馬三個公國的統治者都和奧地利皇室有著親戚關系，而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教會，又是奧地利帝國公開的同盟者。因此，奧地利帝國幾乎變成了整個意大利的主人。作為政教合一的國家，羅馬教廷不僅以宗教奴役人民的精神，而且直接掌握著政權與外國侵略勢力一起奴役和統治本國人民，導致意大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以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為代表的革命家成立了“青年意大利黨”，在1832-1833年領導人民群眾在熱那亞、塔斯加尼等地一次次的發動反侵略、反教會的愛國運動，爭取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國家統一；1846年教會為了緩和被激化的社會矛盾，采取調和政策讓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新教皇上臺，妄圖讓意大利人民就范放棄抗爭。書中第一篇發生在1832-1833年，第二第三篇則是1846-1847年當他流亡13年回來后，正值新教皇上任推行大赦政策籠絡人心。因此，這是一部關于十九世紀中葉意大利革命家的小說，它是關于四十年代意大利運動的。

作者背景

該書作者艾捷爾·伏尼契（1864-1960），原名艾捷爾·麗蓮·布爾（也有譯為蒲爾），英國左翼作家。出身在愛爾蘭科克市，早年曾在德國留學，1885年自柏林音樂學院學成歸國后結識了一些流亡在倫敦的各國革命者，這些對她的思想和創作都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后她一直參加秘密的進步活動。其中俄羅斯民粹派作家克拉夫欽斯基對她的影響最大，在后者的鼓勵下她前往俄國并在那里接觸了圣彼得堡的革命團體。1890年回到英國后與波蘭政治流亡者米哈依·伏尼契相識，并在1892年結婚。米哈依·伏尼契參與了當時的俄國革命，作為丈夫的得力助手也讓她獲得了很多關于革命的一手資料，為《牛虻》及后面的創作打下了基礎。

主要內容

第一篇

主人公牛虻出生在一個經營輪船公司的英國富商勃爾頓家里，但他不知道自己實際上是母親和主教蒙泰尼里的私生子。為了保住這一出生秘密，整個家庭始終籠罩在一片陰霾之中，哥嫂惡語相加，母親膽小怕事、忍氣吞聲，養父裝聾作啞、不聞不問，使年少的牛虻感到內心的壓抑、不安和缺乏歸屬感，家里雖富麗堂皇，卻除了傭人，家人對他都很冷淡。蒙泰尼里對亞瑟自然關愛有加，受蒙泰尼里的影響牛虻上了神學院，但得知亞瑟加入了青年意大利黨后他變得憂心忡忡。在周游途中，他總是想和牛虻認真談談，但最終誰都無法改變各自的立場。

瓊瑪是第二個給予牛虻溫情的人，他們也都是青年意大利黨的同志，但這時年輕的亞瑟政治立場還不夠堅定，他既想做一個虔誠天主教徒，又想參加趕走奧地利人的革命，他說“神父傳播的是基督教，而基督是最偉大的革命家”；瓊瑪認為“意大利需要的不是忍耐，而是讓人民奮起保衛自己”，牛虻則認為“如果憤怒和激情能夠拯救意大利，她早就獲得自由了；她需要的不是仇恨，而是愛”。同時，由于組織把重要的任務委派給了波拉，發現瓊瑪與波拉的關系親密，讓亞瑟對波拉產生了嫉妒之情。

正是亞瑟這一時期政治上的混淆，蒙泰尼里離開后在一次懺悔祈禱中把黨的秘密和波拉的名字泄露給了卡爾狄神父，導致自己和波拉都被捕入獄。在牢獄里牛虻抵擋住了獄警的威逼利誘，他把基督的宗教信仰作為自己的最后防線，但是雅威始終無法給予他現實的回應。在得知波拉是被愛上同一個姑娘而心生嫉妒的同志出賣時，他的信仰崩塌了；而不了解實情的瓊瑪也無法原諒亞瑟，給了牛虻重重的一記耳光。在得知自己是蒙泰尼里的私生子后，牛虻徹底放下上帝對他的束縛，用一把鐵錘把代表信仰的耶穌蒙難十字架砸碎，偽裝了自殺現場后，去追求真正的自由。

第二篇

十三年后牛虻回到了意大利，歷經撥火鐵棒的毒打、給黑奴跑腿打雜、受盡礦工的折磨，最后在雜耍班里以殘疾的身體取悅看客。他參加過阿根廷獨立戰爭、以翻譯的身份幫助杜普雷探險隊完成探險任務、回國后參與了亞平寧地區起義。地獄般的生活在牛虻的的身上留下了可怕的痕跡，皮膚黝黑、左臂扭曲、左手斷指、臉上有刀痕……他已不再是那個白凈英俊精致的少年，成為了真正的斗士，政治立場堅定，專門與耶穌會派斗爭。

在瑪志尼黨的邀請下牛虻又回到了瓊瑪身邊，不過這一時期瓊瑪已經成為了波拉夫人，但仍未當初誤會牛虻而悔恨。波拉夫人一開始并不喜歡牛虻，礙于組織的需要維持著同志的關系，但隨著對牛虻的了解、特別是在得知牛虻的悲慘經歷后，瓊瑪最終由衷的認可了牛虻，“像你這樣經歷那種環境的人，要是仍然能夠矢志不渝，那的確是我所罕見的勇敢的斗士了。”同時，在牛虻的身上瓊瑪也感受到了亞瑟的存在，十三年后兩個人的命運又交織到一起。

蒙泰尼里已經成為了紅衣主教，他的使命是持續傳播新教皇的自由主義，以轉移民眾的注意力。蒙泰尼里不僅是聞名遐邇的傳教士，他在民眾中有著極佳的聲譽,但是牛虻知道真正的蒙泰尼里是一個怎樣虛偽的人。馬梯尼是這樣評價牛虻的，“我從來沒有見過有誰能夠像他那樣激烈反對教士。在這個問題上，他實際上已經到了瘋狂的程度。”他在佛羅倫薩發起了對蒙泰尼里的論戰，與瓊瑪密謀把軍火偷偷運進教皇的領地以便支援那里準備發動的起義，牛虻也親自扮演香客到布里西蓋拉現場對蒙泰尼里及其代表的耶穌會派提出尖銳的質疑。

第三篇

當陀米尼欽諾被捕后，即使知道行動會有失敗的風險，也毅然決定親自前往敵人的腹地。當他們在布里西蓋拉城的集市接頭時，暗探已經認出了牛虻，為掩護同志撤退，牛虻再次入獄。他還沒來得及親自把真相告訴瓊瑪，命運似乎就這樣讓他們再次擦肩而過，但是牛虻的信終于讓瓊瑪釋懷。

第六章牛虻和蒙泰尼里的對話是小說的高潮，父子在獄中相認但矛盾也銳不可調，牛虻向蒙泰尼里表明了自己革命的立場，在蒙泰尼里面前痛斥了雅威和教士的虛偽，他希望可以以父子之情感化蒙泰尼里，讓蒙泰尼里和自己一起走，逃離這死氣沉沉的世界。但是蒙泰尼里始終無法放棄自己的立場，既想拯救自己的兒子又不想放棄對上帝信仰。這也是牛虻和蒙泰尼里最后的談話，正如牛虻所說的，教士只會妥協；蒙泰尼里無法在牛虻這里妥協，所以他向統治勢力妥協了，把自己的親生兒子送到敵人的槍口。

牛虻被捕，但是牛虻的精神并沒有被囚禁，他把看守他的軍士一個個策反了，他的精神感染了所有人。在被關押期間，看守的軍士成了他的同志，為他傳遞信件、為他創造越獄的條件。就連執行槍決任務的士兵都被他感染了，無法向其射擊，甚至冒著危險給瓊瑪帶來了亞瑟最后的遺書。六支卡賓槍結束了牛虻的生命，但牛虻給人們留下了反攻的“火炮”。牛虻死了，但他喚起了沉睡的人們心中的野性。

人物角色

牛虻

原名亞瑟·勃爾頓，十三年后以費利斯·瓦列雷士的身份重回意大利，牛虻是他的筆名。亞瑟出生在英國輪船公司富商勃爾頓家里，實際上是因為他是母親和自己尊敬的神父蒙泰尼里的私生子。出于維護家族榮譽的目的家里人欺瞞了亞瑟的身世，作為亞瑟生父的蒙泰尼里顯然更在乎上帝。被卡爾狄神父出賣后，他從一名虔誠的基督徒轉變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在經過十三年地獄般的生活，亞瑟成了“牛虻”，他以筆為刀進行斗爭，深刻揭露教會的虛偽，又深入教皇領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成為了與基督會派作斗爭最堅決的的斗士。牛虻留給讀者印象最深的莫過于他冷漠、尖刻的性格，事實上像牛虻這樣天性敏感、孤獨的人在內心深處是最渴望溫情和友誼的。

蒙泰尼里

牛虻的生父，一名虔誠的天主教教士，最后成為了紅衣主教。作為一個主教，他深受民眾的愛戴，他不僅是遠近聞名的傳教士，還是朝廷的代表。書中是這樣描述蒙泰尼里的，“我們不喜歡主教，因為他們都是騙人的；我們愛蒙泰尼里大人，因為從來沒有聽說他騙過人，也沒聽說他干過無理的事。”但他不僅欺騙了亞瑟，而且充當了侵略者奴役民眾的工具。牛虻年少的時候他讓牛虻來決定他是否要去亞平寧半島地區當主教，牛虻重新回到意大利出現在他的面前的時候，他讓牛虻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死；他愛亞瑟，又害怕雅威，所以牛虻只能打倒他。　

瓊瑪

牛虻的初戀女友和他最重要的兩個人之一，作為“新教徒”她比亞瑟有著更穩重踏實的性格，更早看清了基督教的虛偽，但因誤會亞瑟出賣同志讓她深感悔恨。十三年后她依然是黨內的忠實成員，受到黨內同志的尊敬，紀律嚴明、遇事大膽、值得信賴，“她對問題的看法一向都是很有價值的”、“你一向與眾不同，可偏偏老是你的意見正確”，“她是天生的策動家”，與牛虻一起策劃運送武器進入教皇領地。她很多次隱約從牛虻身上看到了亞瑟，但是她不敢肯定，甚至把亞瑟的照片給牛虻看；她希望到了最后時刻牛虻可以告訴他實情，但命運讓他們再次錯過。

馬梯尼

馬志尼黨成員，他和牛虻一樣都愛著瓊瑪，有著一個革命家的英雄本色，也是瓊瑪最信得過的同志。他不喜歡牛虻，但當他知道牛虻是冒著必死的決心深入敵人內部時，他說“她對我的思念好像不如對你那么深切。再說,列瓦雷士,這是大家的公事,我們看待這個問題應當著眼于公共的利益……我不能肯定你就比我好，但是你比我有更多的長處。因此，你的死造成的損失更大。”

格拉西尼

馬志尼黨成員，但確代表了那一時期革命隊伍成分的復雜，書中說馬梯尼是這樣評價格拉西尼的“那天主教的馬車進城的時候，他們夫婦那種卑躬到了什么程度？對他們來說，不管是誰，只要是被人們談論的，他們就認為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巴結社會名流的小人。”格拉西尼這種人并沒有徹底的革命意愿，他們參加革命是因為革命于他們有利，革命高潮的時候享受革命的果實，革命失敗后比誰跑得都快。

主題思想

反宗教主題

小說的反宗教主題是通過亞瑟信仰上跌宕起伏的變化和坎坷的人生經歷表現出來的，表達出了對宗教鮮明的批判，這也是那個時代的革命家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體現。亞瑟一開始選擇了雅威和人民，他曾一度以為基督是“最偉大的革命家”。當發現被卡爾狄神父出賣后，他用錘子把象征著基督受難的十字架敲碎，這是他第一次與宗教的決裂。重返意大利的牛虻以筆為刀，通過諷刺性文章揭露宗教的虛偽，與宗教進行激烈的斗爭；甚至為了支援起義，秘密把武器運輸到教皇的領地，從筆墨文章到發動起義把反宗教的主題充分表現出來。第三篇牛虻與蒙泰尼里在監獄里的對話是小說的高潮部分、也是反宗教主題的高潮，牛虻抨擊基督徒只會妥協推卸責任，甚至向敵人尋求援助，強迫蒙泰尼里在雅威和自己之間必須二選一。

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主題

小說以19世紀三四十年代意大利政治和社會環境為背景，把亞瑟塑造為這一時期意大利革命家的形象，講訴的是意大利革命家領導人民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故事。起初青年意大利黨人雖然還不成熟，但他們明確提出了驅逐奧地利統治者，建立獨立和統一的共和國；即使后來的瑪志尼黨的屢敗屢戰，但他們的最大愿望還是成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和一個意大利聯盟。無論是牛虻還是瓊瑪，甚至格拉西尼這類成分復雜的成員，他們都在探索意大利的未來，所以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主題也是貫穿小說頭尾的一條主線。

藝術特色

嚴肅的階級革命與感性的個人命運的強烈對比

小說通過描繪作為革命家的牛虻在面對革命和個人情感上的沖突，體現了階級革命與個人命運之間的強烈對比。革命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與另一個階級的決裂，不存在中間地帶；年輕的亞瑟由于沒有看清自己的階級立場，既要選擇雅威又要選擇人民，導致了被卡爾狄神父誘騙的下場，結果是慘痛的，不僅黨內的秘密被敵人發現了，還連累自己和同志被捕入獄。重新回到意大利的牛虻雖然與曾經的愛人一起并肩作戰，但這時的牛虻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革命家，為了革命他隱藏了對瓊瑪的怨恨、為了革命他選擇了放下對瓊瑪的愛，書中牛虻對馬梯尼說“我是愛她，你不要以為我要去向她求愛……我只是打算去死。”他也愛神父，但神父所代表的基督是階級革命的對立面，他只能要求神父在雅威和自己之間作出二選一的選擇，結果只能是為了革命慷慨就義。

革命英雄主義氣概與樂觀主義精神

小說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主要是通過主人公牛虻的形象進行塑造的，牛虻年輕的時候就有著自命不凡的性格，不畏懼危險的任務（雖然最終任務委派給了波拉），即時被捕入獄也不向敵人投降（他并不知道是自己泄密了）；十三年后涅槃重生的牛虻有著更堅定的革命信念，對蠱惑人心的基督會派進行了激烈的抨擊，親自前往英國協調武器的運輸支援起義，在得知同志被捕后毅然決定冒著生命危險前去接替工作，最后在掩護同志撤退時再次被捕英勇就義。馬梯尼的身上也散發著那個時期革命家的精神，雖然他不喜歡牛虻，但為了革命的事業甘于替牛虻執行教皇領地的危險任務。革命英雄主義的旋律一直貫穿著整部小說。

這也是一部充滿樂觀主義精神的小說，牛虻年輕的時候就有著樂觀的性格，當然這也與其當時政治上的不成熟有關，他相信上帝和人民是可以在革命上達成平衡的。即使在南美地獄般的經歷也無法磨滅他的心智，他依然可以從容面對自己身體的殘缺。大家對他的印象是談吐詼諧、笑語連珠，總是帶著歡樂的氣氛。在行刑前，那個曾在黑夜之中把牛虻壓垮的幽靈般的恐怖便如黑暗的退去一樣蕩然無存，他迎著朝陽，依然樂觀地笑著面對敵人的卡賓槍慷慨就義。在生命的最后關頭，他還寫信安慰瓊瑪不要為他難過，而他還是一只快樂的牛虻。

極富戲劇性的情節

小說的情節設定從一開始就極具戲劇性，富商的兒子竟然是神父的私生子，亞瑟無比信任的神父卻欺騙自己最厲害的，曾經虔誠信仰的上帝也會把他出賣，無法接受真相的亞瑟偽裝自殺現場逃到了南美。十三年后再次并肩作戰的同志其實是曾經的愛人，縱然有無數次告白的機會，最終還是命運弄人，彼此只能再次錯過。那個作為生父的蒙泰尼里，成了必須親自打倒的對象。父與子、戀人、上帝與信仰，小說正是在一系列戲劇性的情節發展中推向高潮。

寓意鮮明

天后指派的牛虻，源于希臘神話里面河神的女兒伊娥，寓意是嫉妒與復仇。這也是整部小說的展開方式，對波拉的嫉妒，向神父、基督會派、甚至瓊瑪復仇。牛虻也是蘇格拉底對自己的比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wěi]，深刻揭露了教會的虛偽，即使犧牲自我也在所不惜。同時，從亞瑟到牛虻，寓意著的正是那一時期意大利的革命家精神，他們在年輕時經受了打擊，但只要不把他打倒，他就會勇敢的站起來；他們犧牲自己，為革命創造有利的轉機。

影響及評價

1897年《牛虻》在倫敦出版，三個月后被譯成俄語版，革命前出版達到75000冊。1905年自由主義派雜志“俄羅斯思想”的書評家指出，這部長篇小說“很快地深入到廣大讀者中間，并成為工人喜愛的讀物。克爾什桑諾夫斯基院士說，20世紀初《牛虻》被當作在先進工人中進行革命宣傳的工具。到蘇維埃政權時期，該書出版達到74次，被譯成18種蘇聯文字、約200萬冊在全國流通。

《牛虻》塑造的不僅是主人公牛虻的英雄形象，這一形象也影響了《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面的主人公卓婭和保爾·柯察金。

該書1897年在倫敦發行，但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里，關于艾捷爾·伏尼契沒有任何介紹，在英國文學史的著作中也沒有提到她，她的作品也沒有再版過。

1953年由翻譯家李俍民譯的《牛虻》中文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與《簡·愛》、《紅與黑》并列為當時中國的三大外國名著。至1959年，發行量已達100萬冊。期間因國內形勢的變化，從1978年6月《牛虻》重新出版，至1995年9月，累計印刷3次，發行總量達204萬冊。

1957年初王任叔在《論人情》里分析《牛虻》，認為“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總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義的”，而當前的文藝作品則“缺乏人情味”，“缺乏出于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1960年2月，姚文元發表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論”》，認為巴人的文章“露骨地宣揚了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加上此后中蘇交惡，具有資產階級人性的《牛虻》也受到了牽連。隨著“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的到來，在破“四舊”、批“封資修”的浪潮中，該書不再符合時代精神，“牛虻”及其代表的精神也被本土英雄取代。

歷史學者兼文學翻譯家沈大力認為：“牛虻”乃是19世紀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

英國當代邏輯哲學家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曾高度評價小說《牛虻》，明確說：“這是我所讀書籍中最為激動人心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