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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余華（1960年4月3日-），浙江海鹽縣人，中國當代小說家，浙江師范大學下轄的余華創作研究中心的特聘教授

余華于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立杭州醫院，1971年，余華全家搬遷到父親工作的海鹽縣醫院職工宿舍居住，在此處，他看到了許許多多病人的生死離別，童年的經歷對他日后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進入中學后，余華開始閱讀小說，積累了豐富的閱讀經驗，1977年夏天，余華中學畢業，并于年底參加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試，結果落榜。轉年3月，在父母安排下，余華進入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當牙科醫生，但因不喜牙醫職業，余華開始嘗試寫作，并于1983年1月發表短篇小說處女作《第一宿舍》，標志著他正式走進中國當代文壇。四年后，余華發表成名作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該小說初步顯示了余華作為先鋒派作家的創作特征，是他創作上的第一次飛躍，隨后發表的《現實一種》《世事如煙》等短篇小說，以“暴力”的場景描寫振動了當時文壇，確立了余華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作為先鋒派作家的地位。1991年，余華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呼喊與細雨》，轉年，發表長篇小說《活著》。其中，《活著》是余華迄今為止較受歡迎的作品，自出版后就始終保持每年約十萬冊的銷量。1998年開始，余華開始進入以寫作散文、隨筆、論文為“主業”的時期，直到2005年，余華再次發表出版長篇小說《兄弟》，引起國內外的較大關注，《世界報》稱《兄弟》“這本小說催生了一個新的余華”。

作為中國當代作家之一，余華顛覆了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推崇通過暴力和血腥的寫作形式，暴露人性之惡，數十年來，余華作品被翻譯成近40種語言，在世界上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播。余華在文學界具有較大影響，曾憑借多部小說榮獲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懸念句子獎”“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等獎項。作家莫言稱余華是“當代文壇上第一個清醒的說夢者”。美國評論家莫琳·科里根稱譽余華為“中國的查爾斯·狄更斯”。

人物經歷

童年經歷

1960年4月3日，余華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的“浙江省立杭州醫院”（今浙江省中醫院）。兩年后，作外科醫生的父親要調任海鹽縣工作，余華及家人隨父親遷往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定居。由于父親是山東省人，余華偶爾會有限度地表達他對血統論的迷信，認為自己的文學風格和江南軟性文化存在差異，主要源于父系來自北方的基因。

余華于1963年進入海鹽縣的幼兒園，四年后，余華在當地的向陽小學就學。由于父母工作繁忙，余華及兄長時常被反鎖在家中，兄弟二人的唯一樂趣是趴在窗口，看窗外的鄉間景色及農人的身影，這段經歷，也使余華在日后的創作中塑造出一個個生動的農人形象打下了基礎。

1971年，在小學四年級時，余華隨全家搬遷到父親工作的醫院職工宿舍居住，其家對面正是醫院的太平間。除了學校和家之外，余華的活動空間是父親工作的醫院，在此處，余華看到了許許多多病人的生死離別。這段在海鹽縣城的生活經歷，對余華日后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余華重要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和風景，都離不開海鹽縣城對他童年記憶造成的影響，在這里，余華看到了街道的成長、河流的成長。海鹽縣城的每個角落都存在余華的腦子里，他可以脫口而出當地方言。可以說，余華創作的全部靈感都源于海鹽縣城。

高考落榜

1973年7月，余華小學畢業后，恰逢海鹽縣圖書館對外開放，父親為余華及其兄長辦了兩張借書證，此后，余華開始閱讀小說。那個時代的很多代表作品，余華幾乎都讀了一遍，包括《艷陽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戰史》《新橋》《礦山風云》《飛雪迎春》《閃閃的紅星》等。同年9月，余華進入海鹽中學就讀時，恰逢文革時期，街道貼滿大字報，每天放學回家，余華都要在大字報前駐留。在余華看來，這些大字報，讓他開始喜歡文學。

在高中階段，余華憑借其對音樂簡樸的直觀認識，將魯迅的《狂人日記》譜寫成音樂，后來，又將語文課本內容、數學方程式、化學反應譜寫成歌曲。余華不通音律，但他不止一次談到，音樂影響了他的寫作。在校期間，余華也曾擔任學校黑板報的采編工作，時常采寫通訊報道類型的稿子，這也算是他的文學練筆。1977年夏天，余華中學畢業后，于年底參加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試，結果落榜。

牙醫生涯

1978年3月，在父母的安排下，余華進入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當牙科醫生。余華并不喜愛牙醫工作，武原鎮衛生院對面是海鹽縣文化館，余華羨慕文化館工作人員不用坐班，為了辭掉牙醫工作，轉為進入文化館，余華開始嘗試寫作。余華曾坦言，其寫作的最初動機源于前往文化館工作的功利目的。

余華于1979年來到浙江寧波的一家口腔科進修，提高牙科技術。除了上班時間，他的所有時間都待在自己的小屋中，不分晝夜地寫作。1980年，余華在讀過《伊豆的舞女》后，從此迷戀上了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細致的敘述方式，對余華的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

初入文壇

1983年1月，余華在《西湖》雜志的第一期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第一宿舍》，之后，又相繼發表《“威尼斯”牙齒店》《鴿子鴿子》等短篇小說。其中，《“威尼斯”牙齒店》和余華的牙醫工作經歷有著直接聯系。正式邁入文壇后，余華實現夢想，來到海鹽文化館工作。同年11月，余華接到《北京文學》編委的改稿通知，余華為此第一次來到北京，游覽故宮、長城，這段改稿之行，拓寬了余華的眼界。

1986年春天，余華用一套《戰爭與和平》從朋友那里換取《卡夫卡小說選》，此后，開始閱讀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作品，解放了余華的文學觀念和想象力，也使余華學會在自由敘述中，充分表達思想和情感。在海鹽文化館工作期間，余華也曾受命下鄉采風，游走在海鹽縣城的鄉村之間，傾聽和記錄農民們講述民間歌謠與傳說。

一次飛躍

1987年2月，余華前往北京魯迅文學院參加文學講習班的學習，直到7月份結束，返回浙江海鹽。同年，余華在《北京文學》第一期發表成名作——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小說講述了少年人以充滿期望的視角直視人生，卻不得不面對種種罪惡和欺詐，通過對比少年人的明朗歡快和成年人世界的丑陋陰暗，使小說在鮮明的反差下，產生較強的審美張力。這是余華創作上的第一次飛躍，為余華帶來了較大聲譽，使余華從此開始確立他在中國先鋒作家中的地位。在該小說中，余華生動描寫了涉世未深的少年人在進入成人世界后，所遇到的障礙和心理動蕩，揭示了青年人面對荒誕現實世界的迷惘。隨后，余華在文學刊物《收獲》第六期發表短篇小說《一九八六年》，該小說背景發生在“文革時期”，講述了一個在1986年的瘋子自盡的故事，展現文革時期一些“看客”的殘忍和暴力。

余華于1988年分別在《北京文學》第一期和《收獲》第五期，發表中篇小說《現實一種》和《世事如煙》。在這兩篇小說中，余華進一步突破表層現實，挖掘人類心理深層中“暴力”和“血腥”的原始想法，展現了余華獨特的藝術感覺，讓文學批評界進一步認可了余華的實力。同年9月，余華進入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范大學聯合舉辦的創作研究生班學習，和莫言、劉毅然等成為同學。讀書期間，余華開始廣泛接觸馬爾克斯、福克納、胡安·魯爾福等現代作家的經典作品，這為他在后來為《讀書》雜志撰寫隨筆專欄奠定了閱讀基礎。

1987年至1988年是余華創作的高產時期，此后，余華再也沒有出現過如此密集發表小說作品的年份。1989年4月，余華和劉毅然等作家班的同學穿越中國西部，沿途考察了新疆、甘肅省、青海省和西藏等地，歷時一個多月。暑期時，余華來到山東威海，并為山東電視臺撰寫《穿越西部》專題片的稿子。同年9月，余華在《上海文論》第5期發表論文《虛偽的作品》，明確表達了他的“真實觀”，闡述了他的文學追求，即“為內心寫作”。同年年底，余華被調入嘉興市文聯，在《煙雨樓》擔任雜志編輯。

二次飛躍

20世紀90年代，余華開始深入揭示人性深處的丑惡，描述現實人生中的苦難和不幸，從“形式先鋒”（敘述形式）走向“意義先鋒”（敘述主題），實現了小說創作的第二次飛躍。

1990年年底，余華研究生班畢業，獲取碩士學位后，返回家鄉。此時，余華開始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呼喊與細雨》（后更名為《在細雨中呼喊》），并于1991年發表在《收獲》第六期。該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的回顧視角作為主視角，通過“我”回憶過去不同時空發生的事情，展現了人們在生存困境下不顧情誼的丑惡本能，表達了人的生存需要情感的滋潤。《呼喊與細雨》一發表，就引起文學評論界的廣泛關注，不少評論者認為這是一部心理自傳，使余華開始嘗試“苦難”主題的寫作。

轉年，余華在《收獲》第六期發表長篇小說《活著》，這是余華迄今為止最受歡迎的作品，自出版后就始終保持每年約十萬冊的銷量。小說中，余華通過講述主人公作為普通農民經歷了一樁樁死亡事件，面對親人一個接一個逝去時的無力，表達了中國人面對苦難的無可奈何以及為了“活著”而忍受苦難的樂觀精神。小說傳遞了一種生存哲學，即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努力生活，而并非為了其他任何人和事而“活著”。在文學批評界中，《活著》一發表，就引起諸多學者研究討論，不少文學評論者認為，該小說是余華的轉型之作，使他擺脫了早期先鋒文學聚焦于小說形式創新的困頓，升華了小說主題，表達了他的現實態度，增加了小說情感厚度。

1993年8月，余華調離嘉興市文聯，并定居北京，開始成為職業作家，幾個月后，受聘為廣東青年文學院首批簽約作家，聘期為一年。1994年，余華參與張藝謀執導的電影《活著》的編劇創作，上映后，這部電影獲第四十七屆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最佳男主角獎、人道精神獎、全美影評人協會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等獎項。

余華于1995年在《收獲》第六期發表長篇小說《許三觀賣血記》。小說中，余華通過講述許三觀為了生存而一次次賣血的經歷，將“血”和生命聯系在一起，表現了底層人民曲折艱辛的生活史。該小說發表后，再次震動中國文壇，有論者認為可以將該小說看作是當代底層中國人的“個人歷史檔案”，也有評論者認為，《許三觀賣血記》讓余華在個人寫作道路上轉型成功，意識到文學形式創新，是為了真正表達人的內心。

“主業”轉型

余華于1998年開始進入以寫作散文、隨筆、論文為“主業”的時期，發表《博爾赫斯的現實》《契科夫的等待》《眼鏡和聲音》等作品。同年6月13日，《活著》獲意大利文學最高獎——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此前的得主都是世界知名作家，且有數人在此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如秘魯作家略薩、波蘭作家米沃什等，因此，在民間，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也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晴雨表，這項獎項進一步提高了余華的海外知名度。

2003年8月，余華遠赴美國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并應邀在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杜克大學、斯坦福大學、康奈爾大學、萊斯大學、愛默里大學、喬治敦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戴維思分校等三十所美國知名學府進行巡回演講。

再創長篇

2005年7月，余華參與廈門市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首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并在此舉行長篇小說《兄弟（上）》的首發儀式。這是余華在1995年發表《許三觀賣血記》，度過十年沉悶時期后，再次發表自己的新長篇。轉年3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余華的長篇小說《兄弟（下）》，并在文學批評界引起廣泛反響。小說中，余華通過講述主人公在不同時期的生存狀況，向讀者展示了有違常理的荒誕生活畫面，揭示了人性的丑惡。同年7月，余華參加第十七屆香港書展，并坦言《兄弟》是他最喜歡的作品。

2007年10月，浙江師范大學成立余華創作研究中心，余華被聘為特聘教授。轉年10月，《兄弟》在法國知識界具有較大影響力的雜志《國際信使》獲首屆“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自2008年開始，《兄弟》陸續被翻譯成法文、德文、日文、意大利文、英文、西班牙文等版本出版，《瑞士》時報于2009年11月評論稱《兄弟》是“中國的《失樂園》。”

2010年，余華在《東吳學術》發表訪談文章《我想寫出一個國家的疼痛》，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余華認為他的寫作有三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是創作《十八歲出門遠行》的階段，期間，余華找到了如何自由寫作；第二階段是創作《活著》的階段，期間，余華突破了“固步自封”，擺脫了先鋒作家以形式創新為主的創作方式；第三階段是《兄弟》，期間，余華發現他可以運用開放的敘述方式，表達作品情感。

三年后，新星出版社出版余華長篇小說《第七天》，小說通過描寫主人公死后7天的游魂經歷，表達了余華內心深處的人道情懷。2014年4月，余華憑借小說《第七天》獲得了第十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13年年度杰出作家”獎項。2021年3月，余華出版長篇小說《文城》，該小說一經問世，就引起市場關注，首印50萬冊，并在預售次日加印10萬冊。在文學批評界，諸多文學評論者認為這是余華重返巔峰的作品。2025年12月，余華新書《盧克明的偷偷一笑》正式出版。

開啟直播

2024年4月26日，余華在抖音首次單人直播。直播中，余華給網友講述了《許三觀賣血記》，并談到了自己與莫言微信頭像在網絡上被熱議一事。2025年4月，余華攜書《余華文學課：九歲的委屈和九十歲的委屈》與主播董宇輝對談，該書由余華親自編選組集，書中收錄了余華的15篇文學隨筆和1篇文學對談，其中6篇是未結集出版過的篇目，當晚對談期間，該書銷量突破5萬冊。

個人生活

家庭情況

余華的父親名叫華自治，來自山東，部隊轉業后在浙江省防疫大隊工作。1962年，余父調任到浙江嘉興市海鹽縣人民醫院任外科醫生。醫院成為余華最常去的地方，余父從手術室出來的模樣，也成為余華記憶中父親最突出的印象。作家格非認為，就余華文學才華而言，余父工作的醫院使余華受益匪淺。

余華的母親名叫余佩文，是浙江紹興本地人，在浙江醫院手術室擔任護士長的工作。余華幼年時期，余母工作忙碌，但也堅持每天早晨送他去幼兒園，晚上接他回家。

余華有一個兄長，小時候，由于父母忙碌，他和兄長經常被鎖在家中。在余華還未上學前，也曾跟著已經上學的兄長一起在課堂上聽課。

婚姻關系

余華于1985年3月和當時的海鹽縣文化館文秘干部潘銀春結婚，后來，二人于1991年8月離婚。1992年，余華和詩人陳虹結婚，他們也是作家班的同學。在余華看來，妻子陳虹對他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余華曾自述，他創作出來的小說總要先給陳虹看，比如《許三觀賣血記》開頭寫完后，余華自己感覺不錯，卻沒有把握，等到得到陳虹的肯定后，他才放心地繼續往下寫。

余華的兒子余海果，出生于1993年8月27日，由于當時余華和妻子陳虹沒有計劃生孩子，但妻子卻懷孕了，余華認為這是一條“漏網之魚”，所以，為兒子取小名為漏漏。22歲這年，余海果執導拍攝電影《許三觀賣血記》，八年后，余海果在《收獲》2023年第2期上發表短篇小說處女作——《全身麻醉》。

社會關系

余華和作家莫言是魯迅文學院研究班的同窗好友。二人關系密切，多年來，經常在諸多典禮上演“相愛相殺”的畫面。在《收獲》創刊六十五周年慶典暨《收獲》系列新書發布活動現場，莫言曾說，余華憑借《文城》獲得收獲文學榜2021年長篇小說榜榜首后，他作為老友，利用Chatgpt生成了一篇莎士比亞風格的贊語給余華。在典禮上，余華透露他的作品封面用了莫言的攝影照片，并支付莫言1000元的稿費。對此，莫言表示，要看他的攝影作品集，就去買余華的散文。

2022年11月，外景紀實類讀書節目《我在島嶼讀書》上映，余華和好友蘇童、西川等人作為主要嘉賓，先后邀請程永新、葉兆言、歐陽江河、黃蓓佳、肖全等好友參加節目，并向觀眾講述讀書寫作的意義。次年6月，《我在島嶼讀書（第二季）》上映，余華和蘇童等好友繼續參與錄制，并先后邀請莫言、阿來、王堯、陳繼明、馬伯庸等好友作為飛行嘉賓，參與錄制。2024年10月10日，余華和蘇童、程永新等好友繼續參與錄制的《我在島嶼讀書3》官宣定檔10月17日開播。

主要作品

小說

參考資料：

其他

參考資料：

創作特點

敘事主題

死亡敘事

“死亡”主題貫穿了余華小說創作生涯，包括《十八歲出門遠行》《現實一種》《鮮血梅花》《古典愛情》《世事如煙》《河邊的錯誤》《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第七天》在內的諸多小說，都包含這死亡因素。余華利用藝術技巧，通過構筑大量的死亡意境，表達了他對人生、生命以及生存的思考。比如《許三觀賣血記》中，許三觀為了實現一個個目的，一次次賣血，用向死亡挺進的方式來對抗不幸的生存困境，余華通過敘述許三觀為了“活著”，不惜被死亡陰影籠罩，表現了小人物為了生存，可以生出一種超越死亡的堅強。

苦難敘事

余華擅長將赤裸現實展現在讀者眼前，讓人類正視苦難，喚起人類的恐懼和良知。在余華小說中，苦難無處不在。比如《活著》中，小福貴的親人們一個接著一個死去，到了最后，只剩福貴一個人，親人的死亡給福貴帶來了最深的苦難和折磨，對福貴而言，死亡似乎已經不再可怕，但是，死亡卻遲遲不降臨在他的頭上，他只能不斷忍受親人一個接著一個離去的悲哀。余華通過展現一幕幕死亡場景，表達了人類的無法擺脫宿命的生命之苦。

敘事方式

暴力敘事

暴力敘事是余華創作的重要敘事方式，在《呼喊與細雨》《活著》《現實一種》《許三觀賣血記》等作品中，都表現出暴力敘事特征。比如《現實一種》中，余華講述了一場兄弟鬩墻的血腥悲劇，故事中的人物為了心中的仇恨，視人命如兒戲，制造了一場場的暴力復仇事件。這是一篇脫離現實的小說，卻在一次次的家族血腥事件中，表現了人性的丑陋。余華的作品夸張地描述了對人物的暴力殘害，并通過一場場暴力事件，渲染生命荒涼的本質。

重復敘事

“重復”的敘事方式是余華作品中引人注目的現象。《活著》以重復不同情境的死亡事件為內容，敘述了主人公徐福貴的坎坷經歷。《許三觀賣血記》以重復十次賣血過程為內容，敘述了主人公許三觀為了生存而不斷賣血的凄慘經歷。除此之外，在《在細雨中呼喊》《此文獻給少女楊柳》《十八歲出門遠行》等作品中，也可以看見余華運用“重復”敘事方式的痕跡。

感覺與幻覺的強化描寫

余華的作品融入了較多的感覺和幻覺的描寫。在感覺描寫方面，余華總是借助于精神病、心理變態者的視角，或者借助比喻等修辭手段，將自己對某個事物的感官融入敘述中。如《一九八六年》中，一個教師因受到刺激而發瘋后，他的視野也受到感覺的影響，墻上的門變成一個黑洞，小鎮也變成一個攔路屏障。此處，余華借助一個“瘋人”將感覺客觀化了。在幻覺方面，在作品中，余華將幻覺和人物正常意識活動纏繞在一起，讓讀者無法分清什么是現實，什么是幻覺，進而逼真地再現人物的心理狀態。比如《現實一種》中，主人公妻子回家發現兒子被摔死在門口水泥地后，余華通過描寫一連串的幻覺畫面，真實揭示了突發事故帶來的驚嚇，深刻表現了主人公妻子精神恍惚、害怕慌亂的心理狀態。

多元敘事視角

在作品創作中，余華經常避免采用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盡量退出事件，進行多角度的敘事轉換。比如《在細雨中呼喊》中，“我”作為故事的敘述者，經歷了很多事情，也透過觀察記錄了許多人物的種種經歷。小說中，“我”擁有少年的孫光林和成年的孫廣林等雙重身份，余華通過少年的“我”的視角，表現成人世界的自私和冷漠；通過成年的“我”的視角，表現對少年時代天真單純的向往，在不斷交錯的兩個視角中，使讀者從少年和成年的角度認識不同階段的人和事。再如《許三觀賣血記》中，余華也會讓故事中的社會底層小人物通過大量對話，自己講故事，并在不斷地視角轉變過程中，讓讀者體驗不同的人生。

語言特色

余華擅長運用比喻的修辭手法，表現人物形象。比如《十八歲出門遠行》中，余華在開篇中寫道：“柏油馬路起伏不止，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我走在這條山區公路上，我像一條船。”此處，余華將“我”比喻成“船”，將“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對應“我”走在馬路上，生動形象地表達出“我”漂泊無依的處境。再如《西北風呼嘯的中午》中，寫道：“我知道跟這家伙再爭辯下去時毫無意義的，因為他的力氣起碼比我大五倍。他會像扔一條褲子似地把我從窗口扔出去。”此處，余華將“我”比作“一條褲子”，表現了“我”在大漢面前軟弱不堪的形象。

文學思想

藝術真實

1989年9月，余華在論文《虛偽的作品》的開篇中說：“現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明白自己為何寫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更加接近真實。”余華的創作核心是追求藝術的真實，“為內心寫作”是其文學追求。在20世紀90年代后，余華走出以敘述形式為主的創作模式，堅持探索人的生存真相，認識真實的現實世界。在余華的隨筆作品中，他揭示了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被欺騙、被虐殺的真實歷史，揭示了非洲黑人被販賣、被奴役的真實歷史。

關于敘事

在20世紀80年代的創作初期，余華認為作品中的人物或性格都是由作者操縱的傀儡，作者可以任意決定人物命運。但是，在后來，余華卻意識到，小說雖是虛構形式，但其人物性格并非任由作者隨意處置的對象，而是有其自身性格發展的邏輯。作者應該將小說中的人物當做自己的朋友。比如《活著》中，福貴在兒子死后，將其埋在樹下時，福貴看著兒子到縣城的必經之路，想的是：“月光照在那條路上，像是撒滿了鹽。”此處，余華將月光比喻成白色的“鹽”，這貼合了福貴沒有文化的農民身份，也將福貴因兒子之死，心口難過得像撒了鹽的痛苦表現出來。

榮譽獎項

人物影響

文學影響

作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代表作家之一，余華迷戀于探索小說寫作形式，努力突破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在作品中，余華暴露了人性的“惡”，這是對傳統小說敘事手法的顛覆。比如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一九八六》《河邊的錯誤》等小說中，余華以暴力、荒誕作為敘事中心，向人們展示了人性的丑陋。

余華創作的小說，被稱為“先鋒小說”，這些小說是中國當代先鋒派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格局有著影響；同時，也對晚生代的先鋒作者，如畢飛宇、林白、韓東、陳染等人產生了重要影響，讓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繼續延續先鋒小說的創作精神，探求文學形式的創新。

20世紀80年代末期出現了“新寫實”小說，其主要寫作形式是回到日常生活的同時，聚焦于描述人類的欲望。余華的《現實一種》《河邊的錯誤》作為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采用零度寫作方式（即作家不在創作中摻雜個人想法，以理性角度進行敘事創作），對后來的新寫實小說創作起到引導作用。

余華小說對類型小說創作起到開啟性作用，通過重新開啟類型小說的方式，豐富了中國當代小說資源。如余華的《鮮血梅花》是對武俠小說的模仿；《古典愛情》是對聊齋的模仿；《兄弟》是對通俗小說、暢銷小說的模仿。類型小說是小說的固定形態，余華對類型小說的模仿，激活了類型小說的改造工程，使當代中國的諸多作家通過挖掘類型小說，創作大量類型小說，如網絡類型小說等。

余華有自己的文學觀點，這對中原地區當代文學的理論建設起到推動作用。余華曾在《上海文論》中發表過許多理論文章，這些文章都表達了余華的觀點，如他主張作家要為內心而寫作等，這些觀點對當代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傳播影響

作為中國當代作家，余華的作品傳播主要從1990年《十八歲出門遠行》被翻譯成日語開始，數十年來，余華作品被翻譯成近40種語言，在世界上數十個國家和地區傳播。以《活著》為例，據統計，《活著》從1992年到2020年，在國內出版銷量突破了2000萬冊。《活著》于1992年發表后，德國就于同年推出德譯版《活著》，之后，該小說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單獨出版，比如法國Hachette出版公司出版的法譯《活著》。《活著》外文版超過30種語言，銷量超過20萬冊，其中，朝鮮語版本銷量達5萬冊、英語版本銷量達4.3萬冊、法語版本銷量達4萬冊、西班牙語版本銷量達2萬冊、德語版本銷量達1.5萬冊、意大利語版本銷量達1萬冊、俄語版本銷量達1萬冊、阿拉伯語版本銷量達1萬冊。從傳播區域來看，余華海外傳播主要集中在歐洲和亞洲地區，這是因為歐洲國家的經濟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對較高，另外，日本、韓國、越南、泰國、印度等亞洲國家和中原地區有著密切的文化淵源，這也是余華作品在這些國家得以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

人物評價

文學評論界對余華的評價，褒貶不一。作家莫言稱余華是“當代文壇上第一個清醒的說夢者”。美國評論家莫琳·科里根稱譽余華為“中國的狄更斯”。在澳大利亞喬伊斯基金會主席克拉拉·梅森稱贊余華，說他“贏得了澳大利亞讀者的心”，并認為“喬伊斯基金會為將‘懸念句子獎’授予余華這樣的作家而感到驕傲”。

莫言感嘆過：“其實，當代小說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勢上的突破，而是哲學上的突破。余華用清醒的思辨來設計自己的方向，這是令我欽佩的，自然也是望塵莫及的。”2022年，“亞斯納亞·波利亞納文學獎”的評委一致認為余華的《兄弟》極具藝術價值，展現了中國的國民精神，評委會主席弗拉基米爾·托爾斯泰評價說：“評審委員會相信《兄弟》是一部極其重要的現代世界文學作品，因為它充滿了對人民的愛，充滿了人文主義，促進了世界各國之間更深層次的相互理解，這在今天尤為重要。”

也有一些評論家對余華的創作進行了猛烈的嘲諷，比如學者胡河清在評價余華的《鮮血梅花》時，批評說：“在情節上不過是對魯迅的《鑄劍》的一次簡單的仿寫，而在氛圍的營造上則吸取不了金庸小說的某些韻味，缺乏藝術上的獨創性，而在對中國文化總體氣韻的呼吸領會上，又遠不能望魯迅和金庸的項背。”

作家蔣泥公開他對《兄弟》的判斷：“《兄弟》全書是一部垃圾，巨大的垃圾。”對于《活著》，蔣泥評價說：“我喜歡看悲劇。多年前讀《活著》就覺得它不對味，好好兒的悲劇內容，被余華寫壞了。”評論家林童直言：“余華并不適合寫長篇小說，盡管他的長篇小說已經足夠短了。”

文學批評家金赫楠批評道：“余華的先鋒寫作帶有太多的投機性與虛偽性：他故作一種寫作的情感疏離，其實是為了迅速抵達驚駭，拉近作品與時代流行神情的距離，他可以制造出高深莫測的探索謎題，其實是為了輕易地實現深刻，融入當下盛行的話語氛圍——這一分析恐怕同樣適用于整個先鋒寫作。而這一切與我們的民族經驗、民族情感以及社會生活格格不入的遙遠，使得余華乃至先鋒寫作更像是一場虛情假意的‘先鋒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