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體制(日語原文 55年體制 假名 ごじゅうごねんたいせい 羅馬字Gojūgonen Taisei)指的是日本政壇自1955年出現的一種體制，即政黨格局長期維持執政黨自由民主黨與在野黨日本社會黨的兩黨政治格局。一般認為該體制結束于1993年。55年體制一詞最早見于政治學者升味準之輔于1964年發表的論文“1955年の政治體制”（《思想》1964年4月號）。1955年，日本保守勢力的各黨派和革新勢力的各派各自進行了聯合，形成了代表保守勢力的自由民主黨和代表革新勢力的社會黨保革對立為特征的體制，在日本歷史上被稱為55年體制。在法治上雖然是兩黨制，實際上是兩黨制表層下的自由民主黨一黨執政的體制。 55年體制是戰后日本政治中一個重要環節，在55年體制下，自由民主黨長期處于執政黨地位，牢牢控制了日本的政治經濟，從而引導日本走上了一條經濟優先的道路，創造了日本奇跡，但是在一黨長期專政的情勢下，日本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發展最后都走進了一個瓶頸，終于在各方面問題的爆發中。
形成背景
日本55 年體制是在戰后民主化改革背景下，政黨政治恢復后，在紛繁復雜的政黨政治斗爭中，保守政黨和革新政黨各自整合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在其形成過程中，保守政黨的整合統一是關鍵，同時，工人運動的高漲和社會黨勢力的增強及其首先統一，推動了保守政 黨的合流，從而加速了55 年體制的誕生。 1945 年戰敗是日本政黨政治恢復的起點。戰敗的日本在美國這一外力的推動下，實行了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促進了日本政黨政治的復活。1945 年11 月2 日，日本社會黨首先成立，其后自由黨、進步黨、協同黨紛紛成立，同年12 月初日本共產黨也重建。在這些政黨中，自由黨、進步黨、協同黨為保守政黨，社會黨和共產黨屬于革新政黨。政黨政治恢復后，保守政黨內部十分混亂。1946 年1 月的解除公職令對保守黨內部紛爭影響很大，引發了保守政黨之間劇烈的聚散離合, 在整肅幫與非整肅幫、黨人派與官僚派以及因個人原因而不和的人們中間產生了裂痕，為后來自由民主黨內部的派閥分立埋下伏筆。1946 年4 月的大選, 保守黨雖取得優勢(自由黨、進步黨、協同黨共獲243 席, 社會黨和共產黨獲98 席) , 組成第一屆吉田內閣, 但保守陣營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1948 年后, 美國對日政策發生變化, 取消了對軍國主義分子的整肅, 戰前舊政治勢力重返政壇, 形成了強大的反吉田勢力。1952 年, 被撤銷整肅的鳩山一郎回到自由黨后, 與吉田茂圍繞總裁、首相職位及自由黨干事長人選問題展開了激烈爭奪, 在自由黨內部結成了以鳩山為中心的“民主化同盟”，公然形成“黨內在野黨”。與此同時，1952 年2 月組建的以重光葵為首的改進黨也具有明顯的反吉田色彩。1953 年3 月民同派從自由民主黨中分離出來，成立以鳩山 一郎為首的同名自由黨， 12 月鳩山自由黨又以在自由黨內設置憲法問題調查會為條件重新加入自由黨，繼續從事反吉田活動。1954 年11 月，自由黨鳩山派再次從自由黨中分離出來，與改進黨及其他保守系小黨派組建美國民主黨。接著民主黨與社會黨聯合提出對內閣的不信任案，迫使吉田內閣辭職。50 年代前半期，保守政黨之間盡管斗爭連綿不斷，反復聚散離合，但這些斗爭也只是實施政策的手段、步驟上的對立，保守各政黨在維護舊金山和體制、日美間協調、反對共產主義、親近財閥等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這是保守政治勢力合流的政治基礎。他們之間矛盾斗爭的核心是“再軍備”問題。吉田自由黨重視經濟發展，主張維護憲法, 漸進增強防衛力量，即經濟優先主義。鳩山自由黨和改進黨則提出重整軍備，修改憲法，實行自主外交，即政治優先主義。由于美國出于武裝日本、遏制共產主義的目的，對吉田內閣施加壓力，要求其重整軍備。財界面對革新勢力的不斷壯大，對保守勢力相互惡訐大為不滿，為了穩定政局，也對吉田派施加壓力，并先后促成了吉田茂與重光葵和鳩山一郎的會談。在美國和財界的壓力下，吉田派與鳩山派及改進黨在重整軍備，修改憲法問題上達成一致，為保守勢力以這個目標為政治認同、實現統一奠定了基礎。戰后日本最著名的首相吉田茂社會黨勢力的發展是促使保守政治勢力合流的最大壓力。占領初期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有力地推動了大眾民主運動和工會組織的發展，到1946 年底成立了兩個全國性工會組織, 即社會黨影響下的“日本工會總同盟”和共產黨影響下的“日本行業工會會議”。民主運動及工會成為社會黨強大的后盾，在1947 年4 月的大選中，得到工會支持的社會黨獲勝，在眾參兩院均成為第一大黨, 組成了由社會黨委員長片山哲為首的社會黨、由進步黨演變而來的美國民主黨、國民協同黨三黨聯合政權, 這反映了革新勢力在戰后初期的發展。1951 年10 月，圍繞媾和、保安兩條約，社會黨在其第八次臨時黨大會上分裂為左右兩派，左派社會黨對兩個條約均持反對立場，右派社 會黨贊成媾和條約，反對保安條約。社會黨雖然產生了分裂, 但50 年代上半期，左右兩派社會黨在議會中的勢力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在經歷了1952、1953、1955 年的三次大選后, 左右社會黨在眾議院的席位增加到156 個，比1947 年執政還多12 席，這主要和“總評”(1950 年7 月成立的全國性工會組織“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加上50 年代前半期因產業合理化引發的勞資糾紛及工人運動，大大推動了社會黨勢力的增長。在社會黨勢力增強的同時，保守政黨內部則紛爭不斷，政權不穩，這大大鼓舞了左右社會黨人，為了利用保守政黨之間的矛盾早日上臺，兩派社會黨在尚存嚴重分歧的情況下，于1955 年10 月實現了合并。統一后的社會黨在467 個眾議院席位中占有156 個，達到了修改憲法所需的三分之一議席。這迫使保守政治勢力只有聯合起來才能與之抗衡。因此，同年11 月，自由黨和美國民主黨合并為自由民主黨(簡稱“自由民主黨”) ，在眾議院擁有299 個席位，在參議院擁有118 個議席。從此，日本政壇上形成了保守與革新兩大政黨對立體制，即55 年體制。
特點
第一，形式上的自由民主黨、社會“兩大政黨制”，實質上是自民黨占絕對 優勢的“一黨制”、“一黨獨裁制”。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是自民黨與社會黨的力量過于懸殊，在眾議院自民黨始終占有三分之二左右的議席，而社會黨不足三分之一，無法取代自民黨；二是社會黨標榜“要變革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社會黨作為“反體制”政黨不能成為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第二,55 年體制雖然是在保守政黨和革新政黨各自整合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但無論是自由民主黨內部，還是社會黨內部都沒有達到完全統一各自內部的分歧斗爭仍然長期不斷。因此, 黨中有黨、黨中有派的派閥制格局是55 年體制的又一特點。
第三，政府權力的更換由戰后初期的多黨輪流執政轉變為自民黨內不同派系之間的相互更替。日本國憲法規定，內閣首相由眾議院確定。1955 年以后，自民黨一直是眾議院第一大黨，自民黨總裁理所當然地被確定為首相。而自由民主黨內有很多派系，總裁一般由黨內不同派系領袖中產生。
第四, 由于促使保守政黨和革新政黨整合統一的核心問 題是日美安保體制和再軍備問題，因此安保問題是保守勢力與革新勢力對立的“中軸線”，以自由民主黨為首的保守勢力和以社會黨為首的革新勢力在該問題上的長期斗爭是日本政治生活的一個永恒的主題。
第五，政府決策過程被自由民主黨、政府和四大經濟團體為中心的高級官僚與大財團所控制，即所謂“政、官、財”三位一體的決策機制。戰后，不同財團和企業曾經根據自己的不同需要向不同保守黨進行政治捐款。保守黨在財界的強烈要求下實現聯合，成立自民黨后，財界通過“經濟再建懇談會”把政治資金統一交給自民黨。與此同時，財界以多種形式和途徑向自由民主黨及其政府施加影響，從而形成了一個以財界意志為基礎，以自民黨為政治代表，通過立法、行政等措施，由政府機構付諸實施的“政官財”三位一體的政治體制。
持續原因
55年體制1955年形成到1993 年崩潰，持續了38 年之久，究其 原因主要有：
首先，在戰后冷戰體制下，美國為了對付蘇聯，在日本積極支持親美的自民黨政權，以防日本出現親蘇的社會主義政權。這是55年體制所以持續38 年之久的重要國 際原因。
其次，社會黨雖是在野黨中第一大黨，但是，其力量無法與自由民主黨匹敵。由于政策上的分岐與各黨的切身利益所在，社會黨與其他在野黨難以實現聯合，亦難以形成對自民黨政權的強大威脅。因此，自民黨政權得以數度擺脫困境，搖而不墜。這是55年體制得以長期維持的政治基礎。
再次，自民黨的經濟政策促進了經濟發展，使日本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使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人過上中等程度的生活，形成了所謂“中間階層”。“中間階層”的既得利益，決定了他們安于維持現狀，不希望變革的心理，成為自由民主黨長期執政、社會黨長期在野的社會基礎。
瓦解
過程
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多元民主政治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野黨的力量不斷加強。1992年，原自民黨成員細川護熙退黨并另立門戶，成立了日本新黨。這是自民黨最終分裂的前兆。1993年6月，日本國會圍繞政治改革法案展開激烈爭論。宮澤喜一首相雖曾表示要“實現政治改革”，但因黨內外各種意見難以協調而被迫于6月16 日決定放棄在本屆國會通過政治改革 法案。6 月17日，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3個在野黨以政治改革法案在本屆國會擱淺，是宮澤首相的重大失職為由，正式向眾議院院長櫻內提出對宮澤內閣的不信任案，并得到共產黨的支持。18日在國會對該案表決的關鍵時刻，作為自由民主黨黨員的羽田派議員35人也投了贊成票，致使不信任案獲得通過。18日宮澤內閣宣布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宮澤內閣沒有實現政治改革，不僅遭到在野黨的抨擊，也引起黨內主張政治改革議員的強烈不滿。1993年6月21日，以武村正義為首的10 名年輕議員宣布退黨，并在當日組成“先驅新黨”，亦稱“新黨魁黨”。他們大多數來自各主要派系的年輕骨干議員。接著，自由民主黨羽田孜、小澤一郎派的44 名國會議員宣布集體退黨，于6月23 日組成“新生黨”，自民黨宣告分裂。1993年7 月19日，日本第40 屆眾議院選舉揭曉：自由民主黨獲223席，未達到過半數的256席；社會黨獲70席，比選舉前的134 席減少64席；新生黨獲55 席，比選 舉前增加19席；自民黨代表大會（1994年）公明黨獲51 席，比選舉前增加6 席；首次參加大選的日本新黨獲35 席；日本共產黨獲15 席，比選舉前減少1席；民社黨獲15 席，比選舉前增加2 席；先驅新黨獲13 席，比選舉前增加3席；社民聯獲4席（1994年5月解散）；無黨派議員獲30席，比選舉前增加17席。選舉結果表明：自由民主黨在選舉中，利用原有選舉地盤的優勢，仍保持了第一大黨地位，但其議席不到眾議院 511 席的半數，因而失去單獨組閣執政的機會。而社會黨議席銳減，雖仍為第二大黨，但實際地位下降，從而導致日本政黨政治格局發生變化，55年體制宣告結束。這次大選以后，日本朝野政黨群起爭奪政權。早在大選前，新生黨、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社民聯達成5黨聯合奪權協議，形成自由民主黨 黨與5黨集團對陣的格局，而以細川為首的日本新黨和以武村為首的先驅新黨自稱為“第三勢力”，居中立地位。大選后，自由民主黨與日本新黨進行談判，由于推舉首相候選人問題談判破裂，細川和武村倒向非自民黨一邊，使原來的5 黨聯合變成7 黨派聯合，使自民黨下野終成定局。 8 月6 日，由社會黨、新生黨、公明黨、日本新黨、民社黨、先驅新黨、社民聯以及參議院民主改革聯盟7黨1派共同推薦的首相候選人細川護熙分別在眾參兩院的首相選舉投票中獲得262 的過半數票，擊敗了自由民主黨推薦的首相候選人河野洋平（224 票），當選為日本第79屆內閣總理大臣，組成了非自民黨的& 黨派聯合政府。至此，長期執政的自由民主黨下野，為多黨聯合政府所取代。
根源
首先，冷戰已經結束，美國希望日本結束自民黨一黨統治的局面。在美蘇對立的冷戰格局下，美國竭力利用自民黨親美政權作為其亞太戰略的基石，對日政策往往是戰略優先于經貿。60年代中期以后，日美矛盾雖日益加劇，但是，美國出于其全球戰略考慮，在處理日美矛盾時，對自由民主黨政權仍作出讓步和妥協。在美國看來，如果向自民黨政權施加壓力太大，則可能使其垮臺，為社會黨上臺執政提供可乘之機。然而，隨著冷戰結束，美國不再擔心日本出現社會黨政權，繼續支持自由民主黨一黨執政的體制對美國來說已經失去了意義，特別是在日美關系上長期存在的貿易摩擦、經濟糾紛使美國的國家利益受到了極大損害，繼續支持自民黨意味著美國將損失更大的經濟利益。為此從1990年代以來，美國從自身利益考慮，希望日本進行政治改革，由實際的一黨制變為實際的多黨制，從而使日本政府的政策具有多樣可變性。因此，在美國看來，自民黨一黨統治局面的結束是“合情合理”的。其次，55年體制”的社會結構已發生變化。自由民主黨的強大社會基礎是農村廣大的小農，隨著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大批農民進入城市。1960年至1991 年，日本第一產業人口占就業人口總數的比率從百分之三十降至百分之七，而第二產業則從百分之二十八增至百分之三十四，第三產業從百分之四十二增至百分之五十九由于進城的農民脫離了原來的選區，不再給自民黨議員投票，自民黨的得票率因此下降（自民黨在眾議院的絕對得票率從1958 年的百分之四十六點七五下降到1983 年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七八）。1980年代，自由民主黨迫于美國的壓力，部分開放農產品市場，使農民蒙受重大損失，致使自民黨在農村的統治基礎發生動搖。
再次，社會黨的支持力量是原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從1952年起，均由“總評”推薦候選人，支持社會黨競選，因而社會黨的國會議員中“總評”出身的工會干部逐年增加，1989 年，日本工會實現聯合，組成了新的工會組織———日本工會總聯合會。工會改組，“總評”解散，使得社會黨失去了固定的支持力量。
第四，政、官、財結合的體制搖搖欲墜55年體制建立后，以執政的自由民主黨政府為權力中心，形成了以自民黨黨內各派系首領、自民黨執政內閣主要成員與財界巨頭相互聯結的權力關系網絡。財界向自民黨提供的政治資金，其數額逐年遞增。他們通過金權政治控制了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過程，包括選舉、組閣、立法、政府決策、行政管理、社會輿論、意識形態等，甚至把這套政、官、財三位一體的體制擴大到國家對社會經濟管理和國民社會生活管理中，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無處不在的社會管理形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官、財結合體制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問題。其一，自由民主黨政治腐敗日甚一日，貪污受賄、個人專斷嚴重腐蝕、損害了自民黨的機體。其二，財界操縱政治的能力在下降。第一，修改《禁止壟斷法》和《政治資金規正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業對政黨的影響力。第二，經團聯的領導體制已不能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第三，財界對解決經濟問題苦無良策。總之，至1980 年代，由于自民黨政治腐敗、財界操縱政治能力下降，政、官、財結合體制已難以為繼。最后，自民黨缺乏自我制約機制，政治改革屢挫。早在1960、1970年代，自由民主黨高官、政府要員與財界、企業界相互勾結，進行權錢交易的丑聞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暴露出
來，作為自民黨的首腦、內閣的總理大臣也一再向國民表示謝罪，甚至就此辭職者也為數不少。但是，幾乎沒有一屆自民黨內閣不為自己繼續當選而到處籌集政治資金，公開的且不用說，大量秘密政治資金的籌集、甚至其中一部分流入私人口袋之事，在日本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自民黨政治腐敗，引起日本國民強烈的不滿。國民要求政治改革，懲治腐敗。為此，自由民主黨于1980年5月提出《政治改革大綱》。然而其重點不是解決政治腐敗，而是解決選舉制度問題，大綱主張將中選舉區制改為小選舉區制。自民黨認為，中選舉區制是萬惡之源，在中選舉區制下大選時，各政黨在同一選區確立兩名以上候選人，為了當選，候選人之間開展有償競爭，于是產生金權政治。改革中選舉區
制，就可以鏟除政治腐敗。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日本的政治改革變成了選舉制度改革。1990 年8月，海部內閣在《政治改革大綱》的基礎上，又吸收了第8次選舉制度審議會的建議，在國會提出了在眾議院實行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并立制法案，后遭否決。1993年3月，自由民主黨向國會提出單純小選舉區法案，法案不僅沒有通過，反而導致宮澤內閣垮臺。這是自民黨未能下決心推行全面政治改革而帶來的必然結果。
影響
一，自民黨一黨優位制政治格局的利弊得失
自民黨一黨優位制是日本“政府主導型”模式的政黨政治基礎。“所謂政府主導型是指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政府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 不僅在宏觀層面上而且在微觀層面上積極誘導經濟朝某一方向發展”。“政府主導型”模式曾經是戰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 而一黨優位制則為“政府主導型”模式奠定了政黨政治基礎。因為自由民主黨的長期執政，增強了其對國會及政府的控制和運營能力, 使自民黨運用國會立法及有效的行政手段干預經濟、表達國家意志的 能力極強，從而奠定了“政府主導型模式”強有力的政黨基礎。
另外, 自民黨一黨優位制也有利于國家政策的穩定性和連貫性。從戰后日本的歷史發展進程看, 吉田內閣制定的經濟優先發展戰略成為保守政治的主流路線, 為池田市、佐藤、田中內閣所繼承, 池田內閣的“國民經濟倍增計劃”, 佐藤內閣的繁榮“均衡、持續增長”, 田中內閣的“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等都是吉田經濟優先發展戰略的繼續。甚至主張政治優先主義的鳩山一郎、岸信介, 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的中曾根康弘, 為了穩固政權, 也不得不注重經濟的恢復和增長。鳩山內閣的《綜合經濟六年計劃》、《經濟自立五年計劃》, 岸內閣的《綜合緊急對策綱要》、《新長期經濟計劃》, 中曾根內閣的國營企業民營化, 緩和金融政策、擴大內需的“前川報告”, 實施大規模公共投資的《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等無不帶有吉田內閣經濟優先發展戰略的影子。國家政策的連貫性是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有力保障。但自由民主黨一黨優位制也是民主扭曲和金權政治的根源。一黨優位使自民黨在國會立法中長期居于主導地位, 表現為內閣提議案在國會立法中數量多、成立率高。與內閣提議案相對, 議員提議案則偏少、成立率低, 這主要是由于議員的法案提出權受到明確的限制。根據《國會法》規定, 議員若要提出法案, 在眾議院需要議員20 人以上的贊成，在參議院需要議員10 人以上的贊成, 而若要提出附帶預
算的法案, 在眾、參兩院分別需要50 人以上和20 人以上贊成。這種對議員提案權的限制，從反映民意的觀點來看，對于少數黨及無所屬議員來說，過于苛刻，甚至具有剝奪他們提案權之功效，這對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是極大的諷刺。此外，由于自民黨的長期執政，使得自由民主黨所屬議員的職位相當穩定，甚至在他們引退后，其職位往往由其親屬繼承。世襲議員作為一個特權階層已經成為自民黨國會議員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實際上阻礙了非“政治世家”出身的候選人的從政道路，違背了 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所標榜的國民參政權平等的原則。同時, 自民黨的長期執政，使自民黨與官界、財界之間形成了一種密切的利益互換關系，即“政官財三位一體”的統治結構。在這種統治結構下, 財界統一向自民黨提供政治資金是法律所允許的。但由于自民黨內派閥斗爭激烈, 議員個人與地方選民之間有特殊的利益互換關系, 使得各行業團體或大企業等利益集團在向自由民主黨各派閥及其議員個人提供政治獻金時, 透明度很低且多半附帶某種特定要求, 這往往容易造成政治腐敗, 導致“金權政治”產生。
二，自民黨社會黨對壘政治格局的作用
社會黨與自民黨的對壘在某種程度上對經濟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首先，體現在社會黨的挑戰以及社會黨領導下的國民運動迫使執政的自民黨從“政治優先主義”轉向“經濟優先主義”，如岸信介政權和鳩山一郎政權的注重修改憲法、重整軍備轉向池田勇人政權和佐藤榮作政權的強調經濟高速增長；其次，在社會黨及廣大國民的壓力下，自由民主黨注意借鑒社會黨的主張，完善社會基本制度和福利制度，這既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又侵蝕了社會黨的社會基礎。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是自民黨政權在60 年代初實現了全體國民均參加健康保險和養老保險制度的目標；再次，針對來自社會黨及其支持團體“總評”工會的壓力，自民黨政權不斷采取有關措施，盡可能將工人運動納入體制內斗爭。1954 年開始的“春季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春斗) ”，實際上是工會組織從反體制運動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標轉換。池田內閣時政府出面與工會組織談判，逐漸將“春斗”演變成協商體制；第四，社會黨的戰斗性姿態及其對執政黨的監督有助于市場經濟的合理化,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政治腐敗泛濫的作用。三，自由民主黨派閥制政治格局的影響
自民黨派閥制格局，一方面，導致了日本政界混亂、政府更迭頻繁、政局不穩的政治局面。尤其是“三角大福中”時代，在1972 年7 月到1980 年6 月短短8 年時間內，自民黨政權從田中、三木、福田至大平內閣，平均兩年更換一屆內閣。自民黨各派閥間激烈的爭權奪利斗爭，使得各在野黨試圖聯合起來奪取自民黨政權，雖然沒有成功，但造成了70 年代“朝野伯仲”局面的出現，削弱了自民黨的國會運營能力，對自由民主黨的執政地位構成了巨大威脅。另一方面，自民黨的派閥斗爭如前所述屬于“人事派閥”斗爭，這種政權爭奪性的派閥斗爭使“政權由一個派閥轉到另一個派閥，可以起到‘擬似政權交替’的作用”,“通過派閥間的對立和抗爭，間接地反映輿論動向，派閥的‘擬似政權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黨的政策轉變。所以，自民黨能夠比較靈活地應付國民的意見和要求，甚至可以采納在野黨的政策。”如自民黨政權實施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中就含有社會黨的政策主張。因此，派閥制運用得當，有利于自由民主黨的民主運營，但運用不當，也會成為各派閥爭奪官職和利益的工具，給國家政局帶來負面影響。
評價
55年體制在日本的戰后歷史上有著重要的作用。它的形成代表了日本戰后的政局進入了一個穩定時期。在自民黨一黨執政的38年里，自民黨在經濟方面做出了巨大成就。其堅持的經濟優先戰略使得日本在冷戰的風云歲月里始終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是日本經濟在相當短的時 間里就得到了恢復，并且有了更大的發展，塑造出了日本奇跡。另外，雖然是實際的一黨執政，但是在相當的范圍內也實現了政黨政治的意圖。再有這相當實力的社會黨的存在下，自由民主黨的許多執政措施都要考慮各方面的利益，從而能夠較大范圍的考慮到個方面的需求。
但是，由于在野黨始終不能依靠議會選舉奪取政權，這就使得兩黨制的存在成為空談。而在自民黨一檔長期執政的三十八年里，自民黨由于缺少勢均力敵的對手，從而滋生出了許多問題和矛盾，使得整個執政結構和政策趨于僵化，從而導致了這一體制的最終解體。
期間內首相
從1955年到1993年，55年體制下的日本首相如下：
大事記
1955年（昭和30年）5月，《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簽訂。12月，《原子力基本法》公布。神武經濟景氣。
1960年（昭和35年）1月，《日美新安保條約》簽訂。9月，政府發表所得倍增、高度增長政策。
1964年（昭和39年）2月，《日蘇貿易協定》簽訂。10月，奧運會在東京舉行。
1970年（昭和45年）2月，簽訂《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6月，聲明《日美安保條約》自動延長。日本萬國博覽會舉行。
1972年（昭和47年）9月，田中首相訪問中國，發表中日共同聲明。田中首相發表《日本列島改造論》。
1973年（昭和48年）10月，爆發石油危機。
1974年（昭和49年）1月，簽訂《中日貿易協定》。佐藤榮作獲諾貝爾和平獎。
1978年（昭和53年）8月，在北京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1982年（昭和57年）7月，中國政府認為日本歷史教科書的記述違反中日共同聲明而提出抗議。
1984年（昭和59年）1月，作為現職首相二戰后中曾根首相最初參拜靖國神社。
1987年（昭和62年）3月，國鐵集團民營化。11月，日本航空完全民營化。
1989年（平成元年）1月，昭和天皇逝世。明仁皇太子繼位。改年號為“平成”。4月，聯合國軍縮會議在平安京舉行。
1992年（平成4年）1月，宮澤首相訪韓，就從軍慰安婦問題正式道歉。5月，外國人入境法改正案成立。
1993年（平成5年）3月，第一次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案。8月，非自由民主黨8派聯合，細川護熙內閣成立。
選舉結果
1955年
（當時自民黨和社會黨還未各自統一）
1958年
1960年
1963年
1967年
1969年
1972年
1976年
1979年
（所列項目同上）
1980年
1983年
1986年
1990年
1993年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