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祿國（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С.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1887年6月19日－1939年10月19日），俄羅斯人類學奠基者，現代人類學先驅之一，通古斯研究權威。
人物經歷
史祿國生于俄羅斯帝國世家，接受了西方傳統的古典教育，通曉多種語言，包括許多通古斯語言。
1906年，他前往巴黎大學（索邦大學）和人類學學校學習，后返回俄羅斯，進入圣彼得堡大學自然科學系，但后來轉向考古學和人類學。在拉德洛夫的指導下，他開始研究通古斯人的民族志，并參加了東北中國和東西伯利亞地區的考察。
1912年，他開始研究滿族的民族志。1915年前往中國偏遠地區——黑龍江省上的黑河市地區（今黑河市）進行田野調查，研究保留了獨特語言和生活方式的滿族人。
1917年至1918年，他在北京對在中國環境中生活了近300年的滿族人進行了研究。
1910年畢業于巴黎大學人類學院，在當時西歐文化中心，受資本主義上升期實證主義、進化論熏陶，把人和人所構成的社會和所創造的文化看作自然的一部分，用科學方法來探討其規律，研究通古斯人；回國后在圣彼得堡大學、帝國科學院做研究，26歲（或28歲）成為帝國科學院人類學學部委員（1915年）。
1912-1913年在俄國后貝加爾，1915-1917年在我國東北地區多次就通古斯人和滿族，做民族志學、考古學和語言學調查。
這些工作因1917年俄羅斯政權崩潰而中斷，研究性質被改變，再也沒機會繼續通古斯人研究和滿人研究，流亡中國，1922-1930年先后在上海、廈門市、廣東省等地的大學任教和做研究。
1930年以后在北平臺灣輔仁大學、清華大學任教，并到福建省、廣東、云南省和東北等地進行過學術調查。
隨著蘇俄內戰的爆發，什羅科戈羅夫一開始留在了遠東大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分校。1922年，他前往上海市出差，打算將他的一些作品（包括《滿族社會組織》）印刷出來，但由于海參崴在1922年淪陷給了共產黨，他留在了上海，成為了該市的俄羅斯社區的一員。
1928年，什羅科戈羅夫加入了中國科學院的民族學部，由蔡元培領導，并與妻子和楊慶坤一起在云南對彝族進行了田野調查。他還在后來搬到臺北市的臺灣輔仁大學任教。此后，他成為清華大學的第一位（也是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唯一的）人類學教授。在最初的幾年里，人類學的地位在行政上一直在變動；該系最初是“社會學和人類學”，后來改為“社會學”，但它是“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他是費孝通的碩士論文導師，費孝通于1933年到達該大學。費孝通以與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的關聯而聞名，但費孝通本人表示，什羅科戈羅夫在他的學術發展中更有影響力。什羅科戈羅夫在清華的另一位學生是許富文，后來許富文對他的評價不太好，多年后抱怨他的“專制”和“威脅人的”個人風格。什羅科戈羅夫與其他外國僑民威廉·施密特和布朗的關系也相當糟糕。
個人作品
史祿國，世界級人類學家，有些方面超過馬林諾夫斯基。史祿國被認為ethnicity(民族性)概念之定義的首創者。他認為“ethnos是人們的群體，說同一語言，自認為出于同一來源，具有完整的一套風俗和生活方式，用來維護和崇敬傳統，并用這些來和其他群體作出區別。這是民族志的單位——民族志科學研究的對象。”這和近幾十年來在中國背得爛熟的“約瑟夫·斯大林”民族定義基本上相同，只少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經濟這兩要素。史祿國在世時，這種話在蘇聯沒人敢說，更不會見諸文字。
史祿國強調心態研究原是出于他研究通古斯人社會文化中特別發達的Shamanism，一種被通古斯人認為是人神媒體的巫師。過去許多人把它看作迷信或原始宗教，史祿國則取實證主義立場，把它作為一種在社會生活里積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現象來研究，并認為它具有使群體持續和適應一定客觀環境的作用。這是功能學派的基本觀點。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的巫術分析也取此看法，也把文化看成是人類為了滿足人的生物需要的手段，但是不像史祿國那樣深入到生理基礎去闡明這種社會行為的心理機制，而是局限于以生物基礎的“食色性也”為研究社會文化的出發點，去說明各種社會制度的功能和結構，在理論上沒有史祿國那樣深入。史祿國的生物學基本訓練似乎比較深透些，把人類學的出發點深植于人體的本身。他更把人體結構和生理機制看作是生物演化的一個階段，盡管人類比前階段的生物種類發生了許多質的變化，但這些變化的基層還是生物的機制。他甚至在他的Ethnos理論中說“在這些單位(Ethnos)里進行著文化適應的過程，遺傳的因素在其中傳襲和改變，在最廣義的理解上，生物適應過程即在這單位中進行的。” 他和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人類學的差別也許就在這里。
他的Ethnos論最精采的分析是可以用算術公式來表示的一個可視作Ethnos單位，即民族認同的群體，在和同類單位接觸中所表現出各自的能量。這能量是這單位的地、人、文三個變量相生相克的綜合。地包括生存的空間和資源，人包括成員的數和質即生物基礎，文是人造的環境，包括社會結構和文化積累。三個變量相生相克的關系中表現向心力和離心力的消長。在相接觸的各單位間能量上平衡的取得或失卻即導致各單位的興衰存亡的變化。所以他的理論的最后一句話是“Ethnos本身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人類學就是研究Ethnos的變化過程，用我們的話說就是民族的興衰消長，是一種動態的研究。
史祿國把體質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基礎訓練就是這個原因。而且他所講的體質人類學決不限于體形學(人體測量學)，而深入到生理現象、從人體形態的類型發掘其生理上的差異，一直到人體各部分生長過程的區別。如果停止在這里，還是生物學的范圍。他在理論上的貢獻也許就在把生物現象接上社會和文化現象，突破人類的精神領域，再從宗教信仰進入所謂意識形態和精神境界。這樣一以貫之地把人之所以為人，全部放進自然現象之中，作為理性思考的對象，建立一門名符其實的人類學。
正因為他把人類作為自然界演化過程中出現的一個階段，他的眼光一直看到后人類時期。宇宙的發展不會停止在出現了人類的階段上。我們如果把人類視作宇宙發展的最高階段，或是最后階段，那么等于說宇宙業已發展到了盡頭。這似乎是一種人的自大狂。在讀了史祿國的理論后，油然而生的一種感覺是宇宙本身發生了有“智力”的這種人類，因而產生了社會文化現象，其后不可能不在生物基礎上又冒出一種新的突破而出現一種后人類的物體。這種物體所創造的世界將是宇宙演化的新階段。當前的一切世態不過是向這方向演化積累過程中的一些表現罷了，EthnoS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此深的目光、寬闊的視野，廣博而深奧的理論，表明，他比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在思路上高出一籌。而又不幸受制于文字表達的種種困擾，他之不為人所知是不足為奇的。
他1922年后在上海、廣州市、北京期間，由于不熟悉漢語，無法進行社會調查，但還是利用他在體質人類學的基礎訓練，在各地進行人體測量。1924-1925年間發表了三本有關華東、廣東省、華北的中國人體質研究的科學報告。他還應用他在體質方面的研究成果，為中國古代史上人口流動作出過富有啟發性的推測(見《北方通古斯》中譯本228頁附圖)。這三本有關中國人的體質研究至今還是空谷足音，并無后繼。
史祿國對人類學的主要貢獻是通古斯人研究。他所著有關通古斯人的社會組織和心態研究這兩大巨冊現已得到高度的聲譽，是舉世公認的權威著作。他以深厚的語言根底，不僅能掌握當地民族的語言文字去接觸和理解各族人民生活，而且用以分析各民族的社會組織和文化的發展。史祿國不僅能純熟地說通古斯各種語言，而且對語言本身進行深入研究，最后完成了《通古斯字典》，用俄語對譯，1944-1954年在東京出版。史祿國坎坷的一生，終于抵達了他向往的目標，從人類的體質、語言、社會和文化所進行的系統研究環環都作出了傳世成果。他沒有辜負歷史給他的使命，為開拓人類學作出了先行的榜樣。
正在學術旭日初升之際，史祿國在無情的歷史轉變中遭嚴厲打擊。他的學術旺季僅1910-1917年約7年，從1917年起就陷入坎坷。他在《北方通古斯》自序里透露過，1917年前在各地調查時，一路受官方殷勤協助，其后一下變成處處跟他為難的旅行。他在自己祖國被劃入“反動學術權威”，名搞臭，書被禁。從1917-1920年他仆仆道上，行旅匆匆，甚至行李遺失，資料被竊。最后不得不遠走永明城，僅一年就開始告別祖國，流亡異鄉。
他在中國大學雖取得一職位，但他所講的那一套理論，在中國不可能為同輩學者所理解。何況他又不能用他母語作媒體來表達他的學術思想，只能借助于他自認駕馭尚欠自如的英語來發表他的著作，傳播面狹且不夠透徹。甚至沒有人身安全。有一次費孝通先生在他家坐談，突然看見他神色異常，因為隔窗見到了幾個外國人走向他家門。接著又見他夫人匆匆出門去把來人打發開了。他當時那種緊張的表情，給費孝通先生難忘的印象，后來才明白蘇聯克格勃是無孔不入的，模糊感覺到老師當時真有點大禍臨頭。
個人生活
他在清華園里是個孤僻的隱士。生活十分簡單，除一周在教室里講一兩堂課外，整天關在書齋里翻書寫作。閑下來就聽夫人彈鋼琴。傍晚兩人攜手散步，繞清華園一周，每日如此。他這種遺世獨立的生活，養成了他那種孤僻的性格，使人覺得他是個很難接近和相處的怪人。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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