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弗雷德·雷金納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原名阿爾弗雷德·雷金納德·布朗，1881年1月17日－1955年10月24日），是一位英國社會人類學家，結構功能論的創建者，對結構功能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貢獻。
人物生平
布朗生于1881年英國伯明翰的史巴伯洛克區（Sparkbrook），5歲時父親去世，他被母親托付給外祖母照顧。中學時就讀伯明翰當地的艾德華國王學校（King Edward's School），但還沒畢業就輟學到當地圖書館打工。為了鼓勵他繼續升學，布朗的哥哥出錢資助他到伯明翰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念一年醫科預備課程。
1902年，布朗拿到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給予的“道德科學”獎學金，加上哥哥的部分資助，使他得以進入該學院修習“道德科學”課程。這門課程包含實驗心理學、經濟學和哲學，因而布朗接觸到早期心理學家威廉·黎佛斯（William Halse Rivers Rivers）、查爾斯·邁爾斯（Charles Samuel Myers）和阿弗烈·赫騰（Alfred Cort Haddon）等人，并于1904年第一名拿到學士后成為黎佛斯第一位人類學學生。1905年獲文學士學位；1909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并以道德科學三一學位一等榮譽畢業。在三一學院，他于1906年和1909年被選為安東尼·威爾金學生。在學生時代，他因對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和科學家彼得·克魯泡特金的著作濃厚興趣而獲得了“無政府布朗”的綽號。
1905年，布朗擔任英國科學促進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人類學組秘書，并前往南非。隔年拿到劍橋大學安托尼·威爾金基金（Anthony Wilkin Fund）提供的獎學金，得以在黎佛斯的指導下前往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從事田野調查。經過兩年的調查，他于1908年回到英國，并發表一份初步報告，并憑此獲得三一學院的研究金。之后兩年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擔任民族學講師，同時于劍橋大學開授比較社會學課程。
1910年，布朗再度領取安托尼·威爾金基金的研究金，前往澳洲西部進行田野調查。這次隨行的只有三位成員，其中兩人在中途離隊。雖然人手少，但布朗在當地的演說為他爭取到一些資助金，使其得以持續研究。兩年的調查里，布朗待過三斯通（Sandstone）、伯尼爾島（Bernier Island），最后沿著科斯加因河（Gascoyne River）探訪土著部落。這段期間他重新整理了澳洲原住民的親屬制度，澄清過去許多錯誤，并提出一套“挽救”即將失傳的文化之方法，即針對結構與形式的理解，這也影響了他日后的理論發展。
1913年，布朗暫時回到英國與新婚妻子團聚，并在伯明翰大學發表一系列演說。1914年又趕回澳洲，于雪梨一所中學擔任校長，并在澳洲東南部進行研究。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研究也遇到阻礙。
為了躲避戰爭的陰影，布朗于1916年前往東加擔任東加皇家學院院長兼教育主任。但1919年東加爆發感冒大流行，因此他請求在南非的哥哥幫忙，得以于1920年前往普利托尼亞（Pretoria）川斯瓦爾（Transvaau）博物館擔任研究員。隔年，南非總理杰·史墨茲（Jan Christian Smuts）將軍請他擔任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 Town）首任人類學系系主任，兼任非洲生活與語言學院（School of African Life and Language）主席，從事非洲律法與習俗研究。這段期間，布朗整理之前在安達曼群島的研究成果后，于1922年發表著作《安達曼島民》（The Andaman Islanders），同年被推選作南非科學促進協會人類學組主席。
《安達曼島民》里，布朗提出最初的結構功能論概念：他以愛米爾·杜爾凱姆的觀點解釋土著的宇宙觀，認為土著的儀式是一套維系和傳遞社會情感的情感意向，進而凝聚社會組織的情感意向。為了佐證這套說法，他從宗教著手，認為原始社會如安達曼人，乃結合自然與社會秩序，使人能服于存在于自然界的偉大力量，因而維持兩者之間某種穩定秩序的關系。這種關系布朗認為能透過宗教的儀式觀察到，因此儀式本身即是宗教的持續體現，并且是宗教之所以能持續保有聯系情感的關鍵所在。
在南非近五年的生活中，他一方面保有學術上的影響，另外持續對當局提供建言。1926年由于缺乏經費補助，布朗回到澳洲雪梨大學教書，并創立當地第一個人類學系講座，同時首次開辦課程，指導即將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殖民官員和傳教士認識當地文化。除此之外，由于當地政府的大量補助，他也開辦了一分名為《大洋洲》的學報，并擬定許多研究計畫。也在這年，布朗加上母親的姓氏，正式改姓為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
盡管拉德克利夫-布朗在澳洲有不錯的開始，但人緣欠佳的作為卻導致其一手創立的學系與諸多計畫瀕臨瓦解。1931年，他暫時回到英國，并在接任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人類學組主席后，接受芝加哥大學的教授職位。在美國，拉德克利夫布朗避免接受行政職務，專注于教學上。這個時期，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阿弗烈·克魯伯（Alfred Kroeber）等人在北美的影響力逐漸發酵，但拉德克利夫布朗仍培育出一些學生。另外在1935年，他應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之邀，到該校擔任客座教授三個月，除講授比較社會學的課程外，還帶領學生進行短期的鄉村田野調查。
1937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回到英國，應牛津大學之邀擔任該校人類學系教職兼系主任。由于當時英國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理論逐漸受到質疑，而他本人也于1938年離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往耶魯大學任教。因此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影響力與日漸增，其主張的結構功能論也逐漸完善，并成為當時英國學界的主流論述。1939年，他接任英國皇家人類學會主席，并陸續發表幾篇以親屬制度、社會結構為題的演說。
由于期間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拉德克利夫-布朗于1942年卸下主席職務后，奉協會的指示前往圣保羅大學（Universidade De Sao Paulo）擔任客座教授。1944年返回英國繼續擔任牛津大學教職，直到1946年正式退休。
自牛津大學退休后，拉德克利夫-布朗于1947年前往埃及亞歷山卓，擔任當地一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51年又前往南非葛雷漢城（Grahanstown）任教。隔年，他出版論文集《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將過去在安達曼群島的儀式、澳洲的圖騰以及南非的親屬制度等研究匯整起來，試圖建立一套具有普同性的原始社會宇宙觀。他認為這些社會里，人們將道德秩序融入自然的秩序之中，使其成為和諧的規范，并且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保持穩定而不間斷。
1955年12月24日，阿弗烈·拉德克利夫-布朗病逝于倫敦的醫院，享年75歲。
理論研究
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論主要受下列三者影響：（一）愛米爾·杜爾凱姆的社會有機體概念，以及部分赫伯特·斯賓塞的演化觀點。（二）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與阿爾弗雷德·懷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科學哲學觀點，即一種自然科學式的分析方法。（三）威廉·黎佛斯（William Halse Rivers Rivers）與阿弗列·海登（Alfred Cort Haddon）的人類學研究，尤其是社會組織與田野調查這部分的研究成果。基于這三者，拉德克利夫-布朗開創了結構功能論的理論，即主張以科學與實證的方式，找出社會運作的結構與各種功能，進而相互比較，以求普同性的社會特質。
結構功能論強調結構、功能以及一切事務的過程。在拉德克利夫-布朗眼中，他假設所有社會都可以切割成許多部分，每個部分的發展乃為了適應整個環境，即生態、文化和制度上的充分圓滿。也因此，社會的各功能應是相互矛盾而不沖突，各體系之間并具有相當的一致性，而避免彼此的沖突與摩擦。
為了探究這些相互整合的功能結構，拉德克利夫-布朗建立起兩套基礎關系，即受到時空限制下的相互關系，以及獨立于此之外的數學與邏輯關系。另外又將社會關系看成結構與結構形式。由此，人類學家可以分析并將結構自實體之中抽離出來，進行進一步的分析與比較，于此即是他所主張的比較社會學。
由于結構功能論本身需要緊密的觀察與分析，自然帶有相當程度的共時性研究特質：雖然拉德克利夫布朗承認歷史的存在，但他認為沒有文字的原始社會里無法獲得確切的歷史資料，因此必然充斥著錯誤的可能。基于這觀點，他十分反對民族學式的資料收集，認為神話與民俗音樂的收集只能建構出虛假的歷史。因此他期望以現有的殘存結構，分析并還原這些社會的真實面貌，而這即是人類學存在的目的與理由。
人物影響
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一生著作不多，但影響力卻遠超過其作品的數量。他一生到過歐洲、亞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各地任教，并在當地重要的大學成立人類學系和相關研究機構，并展開多項研究計劃。這些對早期人類學的推廣有深遠的影響。
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影響并不僅止于此。雖然在他之前，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已經提出功能論以質疑演化論等學派的觀點，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論述才真正確立了人類學的發展之路：他理清了人類學（特別是社會人類學）的學科性質以及研究方法，使該學科的性質真正確立，并審慎對待研究的材料。另一方面，他主張的比較社會學以及尋求一般性法則的研究方式，也影響到后來艾德華·伊凡-普理查以及克勞德·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
結構功能論在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人類學界是最有影響力的理論。雖然到了1970年代后，象征人類學以及詮釋人類學的觀點逐漸取代該理論的論述，而懷有后現代主義觀點的學者也不斷質疑或批判該理論的正確性。但不可否認的是，結構功能論開啟了一道解釋文化現象的道路，使得后人根據其成果獲取更進一步的發展。
著作書籍
1922年：《安達曼島民》（The Andaman Islanders）
1939年：Taboo
1952年：《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1957年：《社會的自然科學》（Social Anthropology）
未完成：《社會人類學方法》（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