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Hundred Days' Reform），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間，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組織，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fā)展農(nóng)、工、商業(yè)等的一場資產(chǎn)階級改良運動。
19世紀末，帝國列強時刻準備瓜分中國的領土，加上晚清的內(nèi)部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慘敗后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刺激下，很多像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站了出來尋求變法，最終于1898年6月11日發(fā)動戊戌變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頒布了一系列關于政治、軍事、經(jīng)濟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法令，因變法損害到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利益而遭到鎮(zhèn)壓，在1898年9月21日發(fā)動戊戌政變后，光緒帝被囚瀛臺，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此次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這次變法是對腐朽封建制度的一次猛烈沖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思想啟蒙運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覺醒。
變法背景
國內(nèi)背景
19世紀末中國的民族危機深重，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數(shù)次簽訂不平等條約，數(shù)次割地賠款，逐漸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期間也有人站出來提出救國策略，比如19世紀60年代出現(xiàn)的洋務派，他們發(fā)起了以“自強”和“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洋務派打開了向西方學習的大門，而1894年爆發(fā)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這場歷時9個月的戰(zhàn)爭最終以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慘敗告終，這場戰(zhàn)爭的慘敗也徹底宣告了維持30年之久的洋務運動的失敗。
洋務運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推行了一系列軍事改革，如建制造局、設廠造船、籌建海軍等等，而甲午戰(zhàn)爭是洋務派最重要的一次軍事實踐，可甲午戰(zhàn)爭以慘敗告終。甲午戰(zhàn)爭的慘敗不僅表明了清政府的腐朽無能，還加深了民族危機，尤其是《馬關條約》的簽訂，激起了全國的悲憤和抗議，很多人從天朝的迷夢中徹底清醒了過來，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開始尋找新的救國之路。
民族資本的興起，19世紀后半期，沿海地區(qū)開設了幾十個近代企業(yè)，這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民族資本主義工業(yè)，自此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jīng)濟開始發(fā)展。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開始投資新式企業(yè)，他們逐漸向資產(chǎn)階級轉化，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以及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進一步深入，民族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發(fā)展，為資產(chǎn)階級開啟變法運動提供了經(jīng)濟基礎。
伴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出現(xiàn)，也涌現(xiàn)出一批像馬建忠、陳熾、鄭觀應等改良主義思想家，這些早期的資產(chǎn)階級維新派人士著書立說發(fā)表變法理論，其中鄭觀應編寫的《盛世危言》影響頗深，他們提出中國不能故步自封了，只有主動求變才有自我拯救的可能，他們認識到中國落后的根源是封建專制統(tǒng)治，提倡學習西方實行君主立憲制，這也為日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組織的戊戌變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國際背景
19世紀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jīng)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他們對中國的侵略主要以資本輸出為主，不斷在中國開設工廠，企圖用外國財政資本控制中國，將其完全變成半殖民地或者殖民地。而且這些列強國家不斷蠶食中國周邊的國家作為基地，企圖控制中國的邊疆地區(qū)。
19世紀后期，不少國家通過改革走上了發(fā)展資本主義道路，其中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功崛起，這對國內(nèi)的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使得中國找到了模仿的對象，洋務派認為日本向西方學習主要以“創(chuàng)制”為主，清政府要“謀盡仿效行之”。而且洋務派在稅收、軍事等方面都有在模仿明治維新。雖然洋務運動失敗了，但明治維新的影響依舊存在，維新派人士康有為就主張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
變法經(jīng)過
前期宣傳
公車上書
1895年清政府會試期間，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清廷的失敗告終，同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了北京，康有為得知清廷要割讓臺灣和遼東，便和梁啟超商量發(fā)起廣東籍舉人聯(lián)名上書的活動，要求清政府拒絕簽字，1895年4月22日，湖廣兩省的舉人前往督察院聯(lián)名上書，其他各省的舉人也紛紛響應。后來康有為看到十八省千余名舉人積極響應，他決定策劃一次規(guī)模更大的上書請愿，于是他起草了一份萬字的上皇帝書，在此書中康有為系統(tǒng)地提出了“富國之法”“養(yǎng)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來自十八省的千余名舉人在這萬言書上簽字，在1895年5月2日康梁組織的“公車上書”開始，他們帶領十八省舉人以及數(shù)千民眾來到了都察院門前，可都察院卻認為這些舉人在“鬧事”，拒絕幫他們呈遞，這次的上書也宣告了失敗，不過上書的內(nèi)容卻在民間知識分子中得到了廣泛宣傳，傳遞了新思想，也推動了變法維新的改革浪潮。
“康梁”活動
公車上書失敗后，康有為于1895年5月29日，以進士的身份呈上了一篇一萬三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康有為在書中把變法內(nèi)容詳細描述，從各方面說明了中國變法的必要性，同年6月3日這封“上皇帝書”到了光緒帝手中，光緒帝看完后對康有為很贊許，于是康有為等改良主義者開始和光緒帝接觸。
以翁同龢為首的帝黨官僚們也愿意和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合作，翁同龢還拜訪了康有為并商討變法的相關事宜。1895年7月在康有為的策劃下，翁同龢命人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詔書，準備通過光緒帝頒布，但他怕慈禧等守舊黨反對變法，就想請求恭親王奕?出面主持，可被他拒絕了，這次康有為的計劃失敗了。
康有為為了讓更多清朝封建官僚們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學情況，他在1895年7月在北京創(chuàng)辦了《中外紀聞》報，由梁啟超、麥孟華等人撰稿，刊登的文章都被分送給在北京的官員，后來康有為等維新派又組織了強學會，鼓吹變法制造輿論。強學會和《中外紀聞》報的出版，使得改良主義政治運動逐漸高漲，清廷中一些投機官僚看到維新變法日益高漲，便表示支持，而徐桐、褚成博等守舊派官僚請求慈禧嚴懲康有為，最終康有為讓梁啟超留在北京主持事務，他離開北京前往上海。
康有為來到上海市后積極展開維新變法的宣傳工作，并建立了上海強學會，還創(chuàng)辦了強學報，康有為在上海的維新工作也逐漸發(fā)展起來，但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反對進行任何社會改革，強學會和改良主義的傳播，讓守舊派感受到了威脅，1896年1月楊崇伊誣陷北京強學會“結黨營私”，慈禧聽后便下令強迫光緒帝關閉強學會，并禁止《中外紀聞》的刊登，一些投機官僚也與強學會斷絕關系，最終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被守舊派強迫解散。
在北京的強學會被解散后，梁啟超應汪康年等人的邀請來到了上海市，并創(chuàng)辦了《時務報》，梁啟超用通俗流暢的筆調在《時務報》上宣傳維新變法的主張，在這些維新派人士的大肆宣傳下，全國掀起了議論時政的風氣。1896年9月，康有為先后游歷了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和澳門，并在澳門創(chuàng)辦了《知新報》，又于1897年在桂林市組建了圣學會，繼續(xù)宣傳維新變法。
取信光緒帝
1897年11月，德國強占了膠州灣，緊接著俄羅斯帝國強占旅順口和大連灣，法國強占了湛江市，英國強占了威海衛(wèi)和九龍，此時的中國正面臨被列強瓜分的緊要關頭，各省人民紛紛掀起斗爭運動，維新派直接將維新變法運動推向高潮。1897年12月，康有為寫了一封六千字的“上皇帝書”，他向光緒帝提出了變法的上、中、下三策，可他的這封“上皇帝書”到了守舊派手中，暫時沒法到光緒帝手中，最終是翁同龢在光緒帝面前夸獎了康有為，光緒帝決定召見康有為，不過被守舊派阻撓，后來光緒帝不得已只能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的大臣去問康有為有關變法的意見，還說康有為有想法可以呈遞給總理衙門。
1898年1月24日，康有為被叫去總理衙門“問話”，其實這是一場維新派與守舊派之間激烈的辯論，康有為期間再三強調日本的明治維新很有成效，中國應該取法日本，翁同龢將這場“問話”的內(nèi)容都匯報給了光緒帝，并極力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可光緒帝被恭親王奕?阻撓，不得已只能讓康有為把《日本明治變政考》與《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這兩本書呈遞給他，光緒帝命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只要是康有為的奏折，要立即呈遞給他，不能阻攔或者積壓。
康有為在京期間，組織建立了粵學會，又幫助林旭建立閩學會等，他也通過清廷中有維新傾向的官員，積極參與政治。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向光緒帝上書《應詔統(tǒng)籌全局折》，他指出世界各國的趨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nèi)酝觥薄Ｍ?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成立保國會，并于4月12日保國會在廣東會館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并通過了康有為起草的章程三十條，保國會已初步具有改良主義政黨的性質。
保國會成立后，又出現(xiàn)了保滇、保川等會，這引起了守舊派的不滿，潘慶瀾上書彈劾保國會，指責康有為圖謀不軌，后又有黃桂鋆斥責保滇、保川等會，光緒帝雖然不追究，但這些會最終還是被守舊派破壞了。之后清廷的那些守舊派大臣就開始進攻康有為，文悌詆毀康有為“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最終被文悌被光緒帝免職，保下了康有為。
1898年5月29日，恭親王奕?去世，這讓光緒帝任用維新派人士少了一層阻礙，同時也加劇了帝黨與后黨之間的沖突。奕?去世后，康有為寫信給翁同龢讓他抓緊時間變法，他又替徐致靖、楊深秀等草擬了一份要求光緒帝早日頒發(fā)“明定國是”的變法上諭，光緒帝開始啟用維新人士并讓愛新覺羅·奕劻奕轉告慈禧，若是不給他變法的權力他便退位。慈禧聽后表示她早已不想光緒帝坐這個位置，不過被慶親王奕劻以“不要誤了大局”為由，讓慈禧暫時同意了光緒帝去變法。不過光緒帝也聽聞了廢立之說，便感到恐懼，翁同龢和康有為也抓緊時間部署變法事宜。
變法實施
“帝黨”行動
光緒帝于1898年6月11日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開始。光緒帝在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后，便集結維新派人士，同年6月16日，光緒帝召見了康有為，兩人一起就變法討論，康有為向光緒帝論述了自己對變法的各項意見，光緒帝對康有為的意見都表示贊同，光緒帝想重用康有為，不過遭到了守舊派瓜爾佳·榮祿、他塔拉·剛毅等人的竭力反對，不得已讓康有為擔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章京上行走一職。之后光緒帝為了不讓慈禧猜忌，他不敢頻繁召見康有為。
1898年7月3日，光緒帝召見了梁啟超，兩人商討了提倡西學與設立學校等問題，光緒帝對梁啟超也大為贊賞，并讓梁啟超專門辦理譯書局的任務。同年9月初，光緒帝召見了譚嗣同，維新派人士不斷聚集到了光緒帝的身邊，不過光緒帝沒有實權，沒有辦法將這些人提為親近大臣，一直到9月5日，光緒帝才授予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四人四品銜，讓他們名義上擔任軍機章京的工作，實際上這四人成為新政的“宰相”，光緒帝頒發(fā)的詔書都由他們擬稿。在此變法期間光緒帝頒布了上百道變法詔令，也廢除了很多不合理的舊規(guī)，也觸動了守舊派的利益。
變法期間康有為等人看到守舊派發(fā)動政變的現(xiàn)象日趨明顯，康有為就向光緒帝提出了收回軍權、改元“維新”、遷都上海市的三個方法，不過這三個方法都是脫離實際的空想，光緒帝不敢貿(mào)然采納。隨著天津市“閱兵”日期的逐漸到來，盡管光緒帝表示不愿意去，但慈禧與瓜爾佳·榮祿已經(jīng)在商量閱兵的日程和儀式，并通過上諭的形式公布了，這時候康有為向光緒帝推薦了袁世凱，并派徐仁祿去游說袁世凱，光緒帝同意了康有為的建議，于是在1898年9月11日發(fā)布上諭讓袁世凱進京，最終在9月16日接見了袁世凱，讓他專辦練兵事務。
1898年9月13日，光緒帝前往頤和園向慈禧太后請求開懋勤殿議議制度，卻被慈禧拒絕并被痛罵了一通，這次也讓光緒帝認識到他與慈禧之間的矛盾很深了，便兩次下密令讓康有為離開北京，以便日后救他。同年9月18日，康有為等人讓譚嗣同去訪問袁世凱，可袁世凱表面上很慎重，實際卻不想派兵拯救光緒帝。9月20日康有為離開北京，把救光緒帝的任務交給了譚嗣同、梁啟超等人。這一天光緒帝又召見了袁世凱，希望他好好練兵，可袁世凱已經(jīng)決定投靠“后黨”，拒絕了光緒帝并返回天津市，他向瓜爾佳·榮祿泄露了光緒帝和維新派的秘密，榮祿當即就前往頤和園向慈禧告密。
“后黨”行動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的詔書后，慈禧立即召集守舊派議事，榮祿、他塔拉·剛毅等人前往頤和園和慈禧進行秘密磋商政變的事宜，同年6月15日慈禧讓光緒帝下令免除翁同龢的職務并讓其回老家，慈禧的這次操作不僅警告了光緒帝還打擊了維新派，同時也實現(xiàn)了守舊派想削弱帝黨以及阻止維新派與光緒帝之間聯(lián)系的目的，慈禧還強制光緒帝宣布今后二品以上大臣謝恩陛見并令各省的高級官吏也要向她具折，這暴露了慈禧想再度“臨朝訓政”的野心。之后慈禧又內(nèi)調直隸總督王文韶，派瓜爾佳·榮祿暫時署理督篆，接著又實授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通過他來掌握北洋三軍。
慈禧太后為了“廢立計劃”的實施，她強迫光緒帝在1898年6月15日宣布將在秋天（后確定為10月19日）前往天津“閱兵”，慈禧和榮祿密謀在這一天脅迫光緒帝退位。同年6月16日任命守舊派崇禮為步軍統(tǒng)領，任命他塔拉·剛毅管理健銳營事務等，加強了慈禧對京畿地區(qū)的軍事掌控。1898年7月11日，慈禧任命喜塔臘·裕祿為軍機大臣上行走，借以加強對軍機處的控制。變法期間慈禧又派人監(jiān)視光緒帝的一舉一動，嚴格檢查各宮門的出入人員，若有形跡可疑的人出入紫禁城要立刻向慈禧匯報。
1898年9月4日，慈禧安排在禮部六堂官職位的懷布塔等人被光緒帝革除，李鴻章和敬信兩人也被光緒帝趕出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在光緒帝下令取消滿人特權的時候，讓滿洲貴族大為震動，他們派人去頤和園跪求慈禧再次“臨朝訓政”，慈禧表示不用著急。之后在光緒帝召見了袁世凱后，“后黨”人士立即采取措施，瓜爾佳·榮祿把武毅軍調往天津市，防止袁世凱軍西行，并造謠說有十余艘軍艦聚集在大沽口外，致電袁世凱迅速回防。而懷布塔、立山等人繼續(xù)上折請慈禧回來“訓政”。
1898年9月21日，慈禧從頤和園回宮，直接將光緒帝囚禁在南海中的瀛臺，并用光緒帝的名義發(fā)布上諭，公開表明她回來“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慈禧太后囚禁光緒帝后，又以“結黨營私”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為和康廣仁，最終康廣仁在南海會館被逮捕，慈禧得知康有為逃跑的消息，便捏造康有為謀害了光緒帝。在政變發(fā)生后，梁啟超等人去尋求英美日等政府的幫助，他們雖然不出面保護新政，但愿意保護梁啟超和康有為等人。
1898年9月22日瓜爾佳·榮祿封鎖城門，在城內(nèi)大肆抓捕帝黨與維新派人士，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徐致靖等人被捕入獄，這時英日派遣艦隊來到中國海面，想讓慈禧讓步。同年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將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等六人處死，其他的帝黨和維新派人士被革職永不敘用。慈禧太后在訓政后，不斷下令廢除新政，迅速恢復了舊政，戊戌變法也宣告失敗了。
變法內(nèi)容
戊戌變法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通過光緒帝發(fā)起的一場資產(chǎn)階級政治改革運動，它主張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fā)展農(nóng)、工、商業(yè)等，改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主要內(nèi)容分類敘述如下：
政治改革
其一是鼓勵創(chuàng)辦報紙，讓人民有一定的出版自由，主要表現(xiàn)有廣開見聞，所有中外時事都可以依據(jù)事實暢言，不用意存忌諱。
其二是廣開言路，給予民眾一定的言論自由，主要表現(xiàn)有光緒皇帝下詔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
其三是改定律例，精簡機構，主要表現(xiàn)有語意含混，易滋舞弊的律例就直接刪除，銷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內(nèi)外章奏）等六個衙門。
其四是澄清吏治，提倡廉政作風，主要表現(xiàn)有任用人才時，不得徇私舞弊，任人唯賢、辦公的時候不得無故請假、嚴格考察地方官吏的吏治、不得積壓民間訴訟案件。
軍事改革
其一是精煉陸軍，辦廠制造軍火，主要表現(xiàn)有各省軍隊統(tǒng)一改練洋操，統(tǒng)一口號，統(tǒng)一規(guī)格各省制造的槍炮彈藥，八旗練習洋槍。
其二是籌建海軍，培養(yǎng)海軍人才，主要表現(xiàn)有各省撥款給福州船廠造船，增加水師學堂學生名額來培養(yǎng)海軍人才。
經(jīng)濟改革
其一是保護及獎勵農(nóng)工商業(yè)，主要措施有在京師設立農(nóng)工商總局、各省會設立商務局、鼓勵開墾還未利用的耕地、鼓勵翻譯西方務農(nóng)書籍。
其二是修筑鐵路，開采礦產(chǎn)，主要措施有在京師設立鐵路礦物總局、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yè)。
其三是獎勵科學著作和發(fā)明，主要措施有頒發(fā)制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有新書創(chuàng)行新法或制定新器的人，都能有執(zhí)照，專利也可以拿來售賣。
其四是改革財政，編制預算決算，主要措施有整頓財政，杜絕腐敗、戶部收支款項分門別類用表格列好，按月刊報，讓人人都了解國家財政、嚴查偷稅漏稅。
其五是取消滿人寄生特權。
文化教育改革
其一是廣辦學堂，大力提倡西學，主要措施有舉辦京師大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其二是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主要措施有科舉考試一律改為策論、開經(jīng)濟特科、一切考試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
其三是派人出國留學，主要措施有各督撫挑選天資聰穎的學生上報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派往日本礦務學堂學習。
其四是廣辦郵政，裁撤驛站，主要措施有京師及各通商口岸多設立郵政局。
變法后續(x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再次“訓政”后，便下令抓捕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人士，梁啟超逃到了日本使館尋求伊藤博文的幫助，請求他搭救康有為，后譚嗣同等人在策劃拯救光緒帝，不過沒有成功，9月22日譚嗣同、劉光第、楊銳等人被抓捕入獄，之后在9月28日，慈禧下令處死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他們就是后人所說的“戊戌六君子”，而康有為、梁啟超兩人則一起逃亡了日本。
失敗原因
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曾在《戊戌政變記》中總結失敗的原因，歸納起來為兩點，一為光緒皇帝無權，梁啟超在書中曾十幾次提到光緒帝因無權，變法措施無法推行，“然皇上雖有親裁大政之名，而無其實，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二為“頑固大臣痛恨改革也”，梁啟超提到張之洞曾反對在湖南省內(nèi)河行駛小輪船，擔心將外國人引入湖南，與此同時，張之洞認為列強即使瓜分了中國，也會有小朝廷，他仍不失為小朝廷的大臣，連張之洞這樣“最賢而有聞于時”的封疆大吏，其思想都如此守舊，其他官員的守舊頑固更不用說。
學術界對于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也進行了多次探討，主要可以分為以下4點：
其一是斗爭策略失誤，維新派的革命綱領和組織并不完善，還缺乏實權和足夠的支持力量。學者劉紅美認為維新者們想要借助光緒這個無權無勢的皇帝來推進這場大的改革，簡直是在白日做夢，當時清政府的實權是在以慈禧太后為主的守舊派手中，維新派只有少數(shù)幾人，還沒有實權，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支持他們進行變法。從康有為編著的《大同書》《孔子改制考》等書以及譚嗣同等人的激進主張，他們沒有成熟的革命綱領指導，而且沒有看到人民大眾的力量以及忽視了洋務派的作用，沒有完善的改革的組織。
其二是維新派不熟悉國際事務，卻盲目希望引入外國勢力。康有為在《應詔統(tǒng)籌全局折》中 ，要光緒帝實行日本明治之政法，可他忽略了中日兩國國情的差異，也沒有考慮日本明治維新的社會背景，可見維新派對當時的國際事務不熟悉，而且清朝當時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力量不足，他們迫于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勢力的鉗制，不得不借助于封建政權的力量和外國資本的支持，中國的財稅外交主權可能進一步被掠奪。
其三是維新派的改革觸動守舊派的權利以及滿族的整體利益。其實慈禧也不是反對變法，她認為只要 “不遺祖制”，其余均可由光緒“自為之 ，吾不內(nèi)制也”。可維新派沒有利用好這些因素，反而走到了慈禧等守舊派的對立面。熊小欣認為由于這場運動的變法者不成熟以及激進的變法內(nèi)容，最終激怒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引來了守舊派的強烈反抗，如果變法者們能考慮到頑固派的承受能力，穩(wěn)切而不激進的話，改革或許會走向另一個結果。
其四是維新派的改革行動急躁冒進，導致大量措施缺乏人手實施。近現(xiàn)代史學者楊天石認為，光緒帝操之過急，穩(wěn)重不夠。自維新變法開始，103天的時間里下了110道新法令，按照清朝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人們的思想觀念，包括權力格局，這些改革還是
過于急切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香港大學博士區(qū)仲桃在澳門日報上發(fā)表的《有另一種歷史》中說到了康有為的出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清廷的改革進程，而且維新派采用的手法也激進，康有為還策劃過要暗殺慈禧，但沒有成功。還有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雷家圣認為西方傳教士建議引進日本革新派領袖伊藤博文掌權控制變法，甚至提議與美日英“合邦”，引發(fā)守舊派警覺。
影響與評價
后世影響
戊戌變法雖然在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后失敗了，不過它推動了晚清政府的自我改革，同時激起了民眾對滿清政府的不滿，推動了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更加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進程。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可之后有很多年輕人出國留學，更多的西方學說傳入中國，使得中國的思想界更加活躍，戊戌變法也成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
事件評價
晚清時期擔任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職務半個世紀的英國政治家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認為，戊戌變法中皇帝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他的顧問康有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經(jīng)驗，他們簡直是以好心腸扼殺了“進步”。他們把足夠九年吃的東西，不顧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個月之內(nèi)都填塞給它吃了，這樣它就暫時被扼殺了，但是將來它一定會有它的適當?shù)拇砣宋镏匦嘛@露于世。
清末民國時期美國在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對于“列強如此不重視這種危機的性質”而惋惜，對于英、美公使沒有給予幫助表示懊喪，認為“一個千載難逢的珍貴機會被丟掉了，把這個偉大的危機說成是與外國人毫不相干的一次‘滿洲家族的口角’，竟變?yōu)闀r髦之談”。
法國漢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在《中國與列強關系史》一書中評價，維新派的最大錯誤就是要在太短的一個時期內(nèi)使中國全然改觀，要同時把所有的政府機構都抓在手里，要一舉而肅清所有的弊端……在日本，雖然有封建制度需要打破，但是沒有若干世紀的傳統(tǒng)要推翻。
中國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他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中就把戊戌變法稱做是“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
中國近代史學者湯志均在《戊戌變法史》一書中認為，戊戌變法運動是發(fā)生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后“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代表當時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趨勢，有進步的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楊天石評價，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改革運動，為13年之后爆發(fā)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
學者秦國經(jīng)在《戊戌變法與戊戌變法檔案》中對戊戌變法有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戊戌變法是一次偉大的愛國救亡運動，是中國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對封建制度猛烈的沖擊，開創(chuàng)了中國近代政治改革先河。
學者陳維昭認為戊戌變法運動是一場革除舊制、取法西方的改良運動，對當時的人才的選拔培養(yǎng)有重要意義。
學者李公明認為領導戊戌變法的維新派力圖仿效日本的明治維新，他們所設想的是以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社會。可見變法不是改良主義運動。
相關爭議
戊戌政變爆發(fā)的原因：從戊戌變法的直接參與者梁啟超開始，史學界傳統(tǒng)觀點認為袁世凱的告密是導致戊戌政變發(fā)生的關鍵因素。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寫到：“蓋袁之為人機詐反復，深知皇上無權，且大變將興，皇上將不能自保，故雖受皇上不次拔之大恩，終不肯為皇上之用，且與賊臣之逆謀，賣主以自保，而大變遂成于其手矣。”
民國時期，丁文江、趙豐田在《梁啟超年譜長編》中就提出，戊戌政變是否是袁世凱泄露密謀才爆發(fā)的仍然存疑。9月18日譚嗣同密會袁世凱希望其勤王，9月20日當晚光緒帝召見袁世凱，袁世凱在知道維新派營救光緒帝，劫持慈禧的計劃后，為何兩天之后才告密，還要專程從北京到天津市告訴瓜爾佳·榮祿，而非直接告訴身在北京的慈禧及其他守舊派大臣，而9月21日慈禧發(fā)動政變后下令捉拿維新派時，最初卻沒有譚嗣同，24日譚嗣同才被捕，若袁世凱的告密導致政變，則最初必定指名捕拿譚嗣同。隨著后世學者對慈禧發(fā)布的上諭、袁世凱《戊戌日記》、陳夔龍 《夢蕉亭雜記》、張一麐《心太平室集》等史料的深入研究，對于袁世凱在戊戌變法失敗中的作用也有討論。
歷史學家吳相湘認為，戊戌政變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凱的告密，在此之前慈禧一派已經(jīng)行動。政變的起因是御史楊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訪華是最要之因素。清史學者蕭一山也認同光緒聘伊藤博文為首席顧問，慈禧擔憂光緒借助外力發(fā)動政變才是戊戌政變的真正原因，袁世凱的告密只是導火索。此后圍繞康有為手中的光緒密詔是否為真，光緒是否有給袁世凱密諭，袁世凱在密謀劫持慈禧計劃中的參與度，伊藤博文來華與戊戌政變的關系等問題，黃彰健、周傳儒、房德鄰、楊天石、孔祥吉等學者均有深入探討。
清史學者戴逸認為，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一度傾向于維新派，曾做出了參與密謀的承諾，但他聽到慈禧發(fā)動政變的消息后，為保全自己告密，致使事態(tài)擴大，導致大批維新派人士被捕和六君子被殺。學者茅海建認為，政變起始于9月4日光緒帝未依當時的政治游戲規(guī)則，即先請示慈禧太后，而是獨立地決定罷免禮部六堂官，引起守舊派積極謀劃政變，而光緒帝開勤殿，設議政官，企圖重用康有為等人，引起了慈禧太后與光緒帝的政治對立。9月19日御史楊崇伊給慈禧的密折，其中關于伊藤博文第二日即將面見光緒帝的信息，促使慈禧下決心發(fā)動政變。戊戌政變雖未因袁世凱告密而發(fā)生，但袁世凱告密的消息傳到北京，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
影視作品
（不完全收錄，僅例舉與戊戌變法相關的影視劇）
參考資料 >
戊戌變法：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改革運動.中國新聞網(wǎng).2024-04-17
清宮秘史.豆瓣電影.2023-08-08
瀛臺泣血.豆瓣電影.2023-08-08
茶館.豆瓣電影.2023-08-08
譚嗣同.豆瓣電影.2023-08-08
一刀傾城.豆瓣電影.2023-08-08
走向共和.豆瓣電影.2024-04-18
蒼穹之昴.豆瓣電影.2023-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