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巾起義，又稱黃巾軍起義，是劉宏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發的一場以宗教形式組織、由鉅鹿（今河北省平鄉縣）人張角領導的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因起義者頭戴黃巾而得名，黃巾之亂規模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農民起義之一，歷史上都把黃巾起義作為三國時代的開端。
東漢靈帝時政治黑暗，旱災和瘟疫嚴重，太平道首領張角自稱“大賢良師”，以符咒為人治病，借此招收弟子，秘密進行宗教宣傳，組織起義。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張角等約定在當年三月五日舉行起義，但是由于弟子唐周告密，朝廷迅速下令三公、司隸校尉追捕查問與太平道有關的人士，捕殺千余人，起義被迫在二月提前展開。黃巾軍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為口號分散作戰，形成了波才、彭脫的潁川、汝南郡和陳國（均在今河南省東部）黃巾，張曼成領導的南陽市（今河南省南陽市）黃巾，張角兄弟領導的冀州（今河北省）黃巾。此外還有江北揚州黃巾和幽燕的廣陽（今北京市）黃巾。東漢政府派皇甫嵩、朱儁等人進行鎮壓。黃巾軍雖然給官軍以重大打擊，但因力量懸殊，終于失敗。到當年十一月為止，波才、張曼成戰死，冀州方面的張角病死，張梁、張寶也相繼陣亡。其后，黃巾余部仍在各地堅持斗爭二十余年，逐漸被朝廷逐個剿滅，直到張燕率最后的黃巾軍——黑山軍投靠曹操，黃巾軍才被完全剿滅。
黃巾起義雖然失敗，但是它沉重打擊了東漢的統治秩序，在鎮壓黃巾起義過程中州郡勢力和地方武裝力量又迅速膨脹起來，最終摧毀了東漢王朝。
起義背景
政治方面
劉肇之后，東漢王朝的社會各種矛盾激化，統治集團內部陷入了外戚和宦官的爭權奪利斗爭中，出現外戚、宦官相繼執政的局面。
劉志時期，外戚梁氏憑借擁立之功繼續掌握朝政，在大將軍梁冀蔭蔽之下，攫取了大量政治、經濟利益。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女瑩（桓帝妻，梁冀之妹）死，桓帝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除掉梁冀。經此打擊之后，東漢外戚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影響大大衰落。而宦官的勢力和影響卻由此大大加強，從而進入宦官專權的階段。宦官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集團完全成熟，他們滲透官僚系統、掌握司法、甚至統領軍隊，成為了朝堂之上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
宦官掌權之后，東漢政治更加黑暗，從而引發了士大夫集團與宦官集團之間的對抗。終于在劉志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劉宏建寧二年（公元169年）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黨之禍”。內部自救失敗后，東漢政府完全被宦官勢力把持。
社會方面
政治上的黑暗使得統治集團日益驕奢，為了支撐奢侈揮霍的生活，也為了滿足對西羌大規模作戰的軍費支出，東漢政府的賦役剝削比西漢之時更加嚴重。除去繁重的徭役外，由于豪族勢力的惡性膨脹，以田莊為組織形式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發展，土地兼并劇烈進行，導致大量農民破產。再加上水旱、蝗蟲、地震等自然災害連年出現。陷入絕境的農民只有兩條出路：要么投身于豪強家族，成為徒附、佃傭；要么離開家園四處流浪，成為流民。但這兩種方式都不足以解決農民的生存問題，他們只能揭竿而起。
文化方面
在秦漢時代，社會上的宗教氛圍非常強烈。鬼神崇拜的廣泛存在，神仙思想的大量流傳以及黃老思想的巨大影響力，共同為宗教的產生提供了文化上的準備。
同時，在官方層面，西漢以來董仲舒開始了儒學的宗教化，假托神意制造政治語言的讖語和議神意解釋儒家經典的緯書大為流行。東漢建立之后，劉秀就崇信讖緯之學，在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頒布圖讖于天下。
在民間思想和官方崇信的共同作用之下，宗教思想逐步滲透進入農民的生活之中，他們開始利用宗教，“并通過把自己的意志變成神靈的意志，用神靈的語言來宣揚自己的愿望”。矩鹿（今河北省平鄉縣西南）人張角就順應這一趨勢，創立了太平道。在劉宏建寧年間（公元168年-公元172年）開始布道。
起義過程
張角傳道
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常用符水為人治病，同時向民眾傳教，獲得信任。張角隨之派遣八使（弟子）外出到各地傳教。經過十余年努力，太平道已經在青州（今淄博市臨淄北）、徐州市（今江蘇長江以北及山東南部地區）、幽州（今北京市、河北北部、遼寧大部 及朝鮮西北部）、冀州（今河北中部和南部、山東西部、河南北部）、荊州（今湖北、湖南大部，及河南、貴州、廣東、廣西等省的一小部分）、揚州（今安徽淮河和江蘇長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東部、河南東南部）、兗州（今山東西南及河南東部）、豫州（今淮河以北伏牛山以東的河南東部，安徽北部）等八州之地廣泛傳播，幾乎遍及全國。
張角假托有神靈相助，自稱黃天泰平，以太平道來教化管理教徒。以“方”為單位把全國的教徒組織起來，每一方大則萬余、小則幾千人，全國教徒共劃分為三十六方，以此為發動起義的基礎。除去軍事組織上的準備，張角還從輿論上散布“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派遣教徒在京城洛陽以及州郡地方的官府用白土書寫“甲子”二字以指明起義目標。
二月起事
張角等人決定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舉行起義后，先派遣大方領導馬元義等率領荊州市、揚州市地區數萬名教徒北上，計劃把他們集中在鄴城地區（今河北省臨漳縣）。教眾集合的過程中，各地群起響應，甚至拋棄家產，一路跟隨，以至于有人在路途中病死。
在張角謀劃起義時，東漢朝廷并未對其進行鎮壓，反而認為張角所傳播的是“善道”，并非有意與官府對抗。太尉楊賜與司徒掾劉陶先后上書陳述太平道將對政府不利，但都沒有引起劉宏的重視。
同時，馬元義多次往來京師，聯絡在宮中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不過，起義之前，張角的弟子濟南人唐周叛變，向朝廷告密，泄露了張角的起義計劃。漢靈帝迅速下令三公、司隸校尉，要求追捕查問在宮廷政府以及百姓之中與太平道有關的人士。官府行動迅速，短時間內就捕殺了千余人，馬元義被車裂于洛陽，同時要求冀州地方逮捕張角。張角知道事情泄露，不得不提前起義。
中平元年二月，張角自稱“天公將軍”率領三十六方信徒同時起義，各方信徒頭戴黃巾，幽、冀、兗[yǎn]、豫、荊、揚六州一同起兵。同月，河北黃巾軍俘獲安平王劉纘和甘陵王劉忠。
中平元年三月，朝廷任命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率軍駐扎在都亭，同時在函谷（今新安縣東）、伊闕（今洛陽市南伊闕口）、太谷（今河南省洛陽市東）、轘轅（河南省漯河市師區東南轘轅山上）、孟津（今河南省孟縣西南黃河上）等關口設置都尉，防備張角。此外，朝廷對于宮中與張角有聯絡的人都嚴格考察，因此而死者達到數千人。劉宏憂慮黃巾軍勢力壯大，問策于掖廷令呂強。呂強建議誅殺皇帝身邊的奸詐之徒，赦免黨人，選拔人才。靈帝慌忙下令州郡修理兵器，加固城防，派何進率左右羽林軍和五校尉營鎮守洛陽，在洛陽附近增置八關都尉。四月初七，靈帝下詔大赦黨人，將已經流放和遷徙到別處的全都召回原籍。同時要求朝中公卿舉薦精通軍事策略的人，并獻出家中的馬匹、弓弩等補充軍用。
起義失敗
黃巾軍起兵以后，在全國形成三個主要的戰區，分別是潁[yǐng]川地區（今屬河南省）由波才等人領導的黃巾軍、冀州地區的張角黃巾軍以及活動在南陽地區（今屬河南省、湖北省）的張曼成黃巾軍。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朝廷首先派遣左中郎將皇甫嵩以及右中郎將朱儁率領京城五校尉、三河騎兵以及招募到的部分精銳共四萬余人前往鎮壓潁川黃巾軍。
潁川黃巾軍對于洛陽市威脅巨大，因而朝廷首先對其用兵。中平元年四月，豫州潁川郡黃巾軍渠帥波才率潁川黃巾軍在邵陵（今河南省郾城東）打敗汝南太守趙謙，朱儁[jùn]也被波才擊敗。五月，皇甫嵩增援朱儁。波才率軍再次擊敗皇甫嵩，但隨后的長社之戰中，皇甫嵩以火攻取勝。騎都尉曹操率軍及時增援，與皇甫嵩共同進攻。最終在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將潁川黃巾軍徹底擊敗。六月，皇甫嵩又在西華縣（今河南省西華縣）擊敗彭脫軍隊。汝南、潁川、南陳三郡黃巾軍被鎮壓。
南陽黃巾軍主要由右中郎將朱儁鎮壓，戰爭圍繞南陽郡郡城宛城（今宛城區）展開。中平元年三月，張曼成率領黃巾軍攻殺南陽太守褚貢。六月，新任南陽知府秦頡擊殺張曼成，黃巾軍重新推舉趙弘為首領，攻占宛城。從六月到八月，擊破潁川黃巾軍的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先后率兵前來增援。趙弘戰死后，黃巾軍由韓忠統帥，在朱儁攻擊之下被迫投降。但不久之后再次反叛，十一月，朱儁率軍再次攻克宛城，斬首孫夏。南陽黃巾軍平定。
冀州黃巾軍是黃巾主力，由張角親自率領，中平元年二月，大哥張角、二弟張寶、三弟張梁三人分別自稱“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集合冀州黃巾軍起兵。朝廷派遣盧植率領北軍五校尉兵，與護烏桓中郎將宗員共同北征。盧植連續擊敗張角等人，張角率軍拒守廣宗縣（今河北省威縣東），張寶則前往下曲陽（今河北省晉縣南）。但隨后的時間中，盧植以及接替他進攻黃巾軍的董卓先后戰敗。八月，張角病死，皇甫嵩在倉亭（今山東省陽谷縣）擊敗東郡黃巾后受命征討張角。十月，皇甫嵩攻下廣宗城。張梁戰死，張角被開棺戮尸。十一月，皇甫嵩與巨鹿縣太守共同圍攻下曲陽，擊敗張寶軍隊。至此，冀州黃巾軍也被平定。
失敗原因
雖然在起義初期黃巾軍取得了一系列勝利，擊敗了多地官軍，攻占了多個州縣，但也暴露出許多的問題，導致了最后的失敗。
1、起義條件不成熟。倉促起義使得起義軍面臨嚴重的困難。唐周告密之后，黃巾軍雖然仍舊可以同日起兵，但是畢竟事出倉促，準備不足。各路黃巾軍被分割在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各自為戰的孤立局面。人數雖多，卻缺乏戰斗經驗，以致使東漢王朝能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這種情況下，能夠做到統一調度的官軍就可能對黃巾軍造成更加嚴重的威脅。而事實上黃巾軍也就是在各自為戰的狀態下被逐一消滅。
2、軍事戰略失誤。黃巾軍在軍事戰略上的失敗，主要為兩點：其一是黃巾軍缺乏明確的戰略策劃。黃巾起義之前雖然通過信徒組織了三十六方的集團，但對于起義之后的具體行動，即如何發展、如何集結力量對抗官軍都沒用明確的部署。起義軍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動，缺乏戰略上的配合，因而被東漢個個擊破。其二是未能取得京師起義的成功。唐周告密之后，黃巾軍在京城的組織被破壞，東漢王朝獲得了必要的準備時間來應付即將到來的起義，并在此后安然坐鎮京師，調度全國的力量，對起義軍圍殲追殺。
3、從東漢朝廷的角度看，起義爆發時政府實力仍在。起義軍遭遇到一批強兵悍將的圍剿，諸如皇甫嵩、朱儁、董卓、曹操等都參加了對黃巾軍的鎮壓。這些將領在作戰中十分頑強，常常以劣勢之軍，擊敗十幾萬、數十萬的起義軍。同時，在他們的運籌決策能力、統兵作戰能力往往高出起義軍一籌，起義軍難以與之對抗。
起義影響
黃巾軍從中平元年二月起兵，到十一月下曲陽陷落為止，黃巾軍起義堅持了九個多月的時間。雖然黃巾軍主力被鎮壓，但之后的時間里，黃巾軍余部仍然在不斷地舉行起義活動。這些勢力持續斗爭，一直持續到東漢滅亡。從張角領導發動的黃巾大起義到后期持續三十多年的各地人民的反抗斗爭，取得了重大的斗爭成果。
1、打擊東漢王朝的統治秩序。黃巾起義之后，中平五年，朝廷設置州牧，俸祿兩千石，大大加強了地方官府的權勢。同時，各地方官吏也紛紛借機擴充力量，試圖在接下來的亂世中牟取利益，終于發展為全國軍閥混戰。
2、強制調整了土地占有關系。黃巾起義橫掃世家大族，摧毀了不少地主田莊，封建土地占有關系得到某些調整。大起義中，世家豪族受到義軍沉重打擊，不少地主田莊被摧毀，許多大地主舉宗遠逃。同時，豪強地主在得不到官府有力保護的情況下，也加緊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豪強地主與州郡牧守的結合，進一步擴大了地方割據和軍閥混戰的局勢。
3、黃巾軍起義與先前的秦末以及新朝末年的農民戰爭相比，有鮮明的特點和進步。它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為實現這個口號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殊死的搏斗。
事件評價
農民起義在中國歷史上一直被視為“匪寇盜賊”而進入歷史記載，黃巾起義自然不例外。《后漢書》中對于黃巾起義稱之為“黃巾”“黃巾軍”，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則認為黃巾起義之類“挾圣人以惑百姓”。
新中國建立之后，隨著“革命意識形態”占據主流地位，農民戰爭研究從而興盛和繁榮起來。農民造反運動取得了崇高的歷史地位。毛澤東就曾經對農民戰爭進行過研究，肯定了農民戰爭的革命正義性和歷史作用，同時總結農民戰爭在各方面的經驗教訓。
具體到黃巾起義之上，黎侖在《黃巾起義及其歷史作用》一文中指出，黃巾起義與之前的秦末農民戰爭和新莽農民戰爭都不同，這次起義沒有回到統治階級之中尋找旗號，而是直接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地主階級的最高統治者，從而給以后的農民戰爭留下了深刻影響。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他的《中國通史簡編》中也提到了黃巾起義的進步。他認為，黃巾起義在組織上和技術上都相對西漢農民起義有了進步。西漢農民起義軍表現出很大的原始性，組織力薄弱，幾乎只是一大群饑民。而東漢起義首領開始利用宗教迷信來組織農民，起義技術也比西漢進步。
但黃巾起義在堅持斗爭之后還是被擊敗。歷史學家田昌五、安作璋在《秦漢史》中認為，由于地主豪強的力量強大，黃巾起義才不得不以宗教的力量進行組織。雖然仍然被分割鎮壓，但實際上摧毀了東漢政權的腐朽統治，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土地的劇烈兼并，沉重打擊了奴隸制殘余。林劍鳴也認為，經過黃巾軍及其后繼的起義軍沉重打擊，東漢王朝雖繼續茍延殘喘，但更加虛弱，已經處在在風雨飄搖中。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