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波利半島，又稱加里波利半島，是一片長約六十英里，寬四到十三英里的多山狹長地帶，位于達達尼爾海峽的歐洲一側。歷史上，該半島曾是重要的貿易通道，也是多個文明的重要據點。
自然地理
加利波利半島地處達達尼爾海峽的歐洲一側，半島長度約為六十英里，寬度在四到十三英里之間。半島地形崎嶇，多山，幾乎荒蕪。半島的山脊和陡坡提供了良好的防御位置，保護著達達尼爾海峽的歐洲一側。達達尼爾海峽是一條長達四十英里的水道，連接著馬爾馬拉海和愛琴海，海峽寬度從一千四百碼到四英里不等。海峽名稱源自古代的海萊斯蓬特，全年不結冰，但由于雙向的潮汐、變化莫測的風向以及強烈的風暴，使得航行變得困難重重。
歷史
加利波利半島自古以來就是小麥的出口區，地理位置緊扼歐亞大陸之間的貿易要道。半島上的塞斯托斯城（Sestos）曾是赫勒斯滂海峽的主要渡口。公元前7世紀，來自萊斯沃斯（Lesbos）的伊奧里斯人（Aeolian）和來自米利都的愛奧尼亞希臘人在半島上建立了大約12個城鎮。雅典將軍大米太亞得（Miltiades the Elder）在此建立了殖民地，并修建了橫跨布萊（Bulair）地峽的防御工事。大米太亞得后來成為希臘各城邦的統治者，并創立了一個王朝，直至其侄子小米太亞得將切爾松尼斯割讓給波斯大流士一世（493 BC）。1354年，奧斯曼帝國的奧爾汗一世率領軍隊渡過達達尼爾海峽，占領了加利波利半島，并將其作為進攻巴爾干半島的橋頭堡。1366年，拜占庭將領薩沃伊的阿馬迪厄斯短暫地解放了加里波利半島，但十年后，由于拜占庭內部紛爭，加里波利被安德尼羅庫斯作為政治交易的籌碼贈予土耳其人，從而開啟了土耳其對該地區的長期統治。
加里波利戰役
戰役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軍隊于1915年4月25日在加里波利半島實施登陸，遭遇了土耳其軍隊的頑強抵抗，英軍最終未能取得勝利，參與作戰的澳新軍團也遭受了巨大損失。此次戰役被稱為加利波利戰役。英國在加利波利的冒險行動是倉促策劃和誤判的結果。除了溫斯頓·丘吉爾外，英國陸軍部對此地的關注度不高。直到俄羅斯大公尼古拉于1915年1月提出請求，英國陸軍部才開始關注該地區。俄羅斯在東線對德國發起攻擊，以減輕西線壓力，盡管此舉違背了戰略考量。俄羅斯在波蘭對抗德國，在高加索對抗土耳其。大公尋求一種針對土耳其軍隊的牽制行動，無論是海軍還是陸軍。英國對土耳其的政策錯失良機，瀕臨崩潰的奧斯曼帝國在初期的猛烈攻擊下難以生存。達達尼爾海峽的老舊防御非常脆弱，土耳其靠近伊斯坦布爾市的沿岸兩座兵工廠均暴露在戰艦的近距離平射火力范圍內。協約國艦隊能夠輕松穿越達達尼爾海峽，這一點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土耳其官方歷史坦誠地承認，直到1915年2月25日，在半島的任何地點成功登陸都是可能的，用陸上兵力攻占海峽也會比較容易。
戰前
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是唯一理解奪取達達尼爾海峽好處的英國高級官員。自戰爭爆發以來，他就主張攻打加利波利。英國通過演習帝國防務委員會得出結論，一支軍隊面對敵人據守的陣地，不能奪取一個灘頭陣地。丘吉爾攻占達達尼爾海峽的原因不僅因為它是一個有限的軍事目標，而且它是通往俄國黑海港口的唯一通道，并將便利同英國的東方盟國的交通。1915年1月中旬，英國陸軍部按照大公的請求采取行動。丘吉爾建議，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參加協約國兩條戰線的陸海攻勢，從黑海進攻土耳其。俄國人同意這將增強有利于他們的局勢，但與他們蓄謀已久的吞并伊斯坦布爾市和達達尼爾海峽的意圖相沖突。協約國將分享這一勝利使俄國人感到不安，他們拒絕了溫斯頓·丘吉爾的提議。外交大臣謝爾蓋·薩佐諾夫承認，“我很不喜歡這種想法，即海峽和君士坦丁堡可能被我們的協約國攻占，而不是被俄軍攻占……我很難向他們隱瞞這個消息如何使我感到痛苦。”即使沒有俄國人，英軍仍決心進行這一入侵。老將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約翰·費希爾爵士，在七十四歲時復役。1915年1月初，丘吉爾得到費希爾的支持，打電報給地中海艦隊指揮官薩克維爾·卡登海軍上將，請他對英法聯合進攻作一估計。卡登回答說，這一計劃將為協約國開辟達達尼爾海峽。但軍事計劃人員忽略了關鍵性的發展——他們對加利波利的雜亂無序的進攻，最終將促使土耳其軍隊在德國的援助和物質支持下，加強他們的防御。由十八艘英國主力艦（包括裝備有十五英寸大炮的新式“伊麗莎白·亞歷山德拉·瑪麗·溫莎號”）、四艘法國戰列艦和輔助艦只組成的英法聯合海軍機動部隊，于1915年2月19日駛進達達尼爾海峽的入口處。在炮火壓制了外炮臺后，突擊部隊巡邏該地區，堵住了土耳其遺棄的火炮火門。惡劣天氣使進攻推遲了五天，然后協約國恢復了對入口處其余炮臺的零星轟擊，迫使土耳其軍隊撤退。但是當入侵者向上攀爬時，他們發現土耳其軍隊有堅固的防御陣地隱藏在懸崖后面。3月3日，協約國的登陸被擊退了。由于英國計劃人員沒有將飛機定位納入其中，他們只能向土耳其陣地盲目射擊，最多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果。一開始，無論是卡登海軍上將還是倫敦海軍部都沒有提及，如果這支海軍中隊沖進馬爾馬拉海，隨后應該采取什么行動。每個人都認為，只要協約國的海軍力量一出現，土耳其軍隊的士氣就會消散。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揮另一次海上進攻，但在達達尼爾海峽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艦只開駛進去。突然生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揮權移交給了他的主要助手約翰·德·羅貝克，后者于3月18日再次進攻。海峽已經反復掃蕩過，被認為在海峽五英里以內沒有水雷了。然而，英軍不知道，一只土耳其小船在外布雷區放置了一排新水雷，它們就在早先炮擊期間海軍艦隊停留的地方。在向炮臺射擊的過程中，所有協約國艦只都安全地駛過了這個危險區域。由于水上飛機定位的支援，協約國在午后不久就壓制了大部分岸炮。在法國艦只撤退時，掃雷艇繼續在已知的危險區域內掃雷。突然，戰列艦“布韋號”震動了一下，裂開了，從甲板上噴出了高大的煙柱和火焰。它在繼續行駛中傾覆了，帶著它的艦長和六百三十九名水手沉入海底。少數浮起來的幸存者被救了起來。附近船只的一些觀察者認為，“布韋號”被一顆土耳其炮彈擊中；其他人則認為，它撞上了水雷。支援艦只都開上來，看到有炮火閃光的土耳其陣地就進行炮擊，到下午4時，把全部炮群都摧毀了。不久，未經警告，英國戰列艦“不可抗號”和“不屈號”突然傾斜并沉沒，緊接著是“大洋號”。德羅貝克海軍上將害怕再有損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艦只返回愛琴海。等到艦隊越過達達尼爾海峽時，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英國戰列艦的艦身上出現了巨大的裂縫，只能蹣跚前行。直到大戰結束，協約國才知道，在進攻的最初幾周，它們就已經勝利在望了。敵人的彈藥已經消耗了一半，水雷也已經用完了。雖然協約國希望恢復進攻，但被推遲了，后來又改變了計劃，部隊在加利波利登陸，海軍也隨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第二次布爾戰爭期間曾任基切納勛爵的參謀長的伊恩·漢密爾頓爵士將軍被選來指揮入侵軍時，倫敦陸軍部并沒有制定作戰計劃。漢密爾頓只收到了粗略的指示，但如何將這些指示發展成為一個緊密相連的戰役卻沒有得到幫助。他匆匆忙忙地不帶后方勤務人員就趕往東地中海，所確定知道的就是去指揮一支中國遠征軍入侵加利波利并消滅敵人。漢密爾頓對他的目標的全部了解，來自于1912年的土耳其陸軍操典、一張不完整的作戰區域地圖和在最后一刻沖進當地書店購買的伊斯坦布爾市旅游指南。當他離開倫敦時，他甚至沒有選定在半島的登陸地點。由于連加利波利是否有水都不知道，漢密爾頓就命令他的士兵前往亞歷山大和開羅的市場收集空油桶、汽油罐、皮囊和其他容器。就像在倫敦一樣，盡管不準確，所有的地圖和旅游指南都被買來了，總比沒有好。由于缺乏塹壕戰的武器和工具，臨時拼湊的軍用工廠生產了迫擊炮、手榴彈、掘壕工具和潛望鏡。當地的驢夫和他們的牲畜被強行用于交通運輸。這種匆忙地臨時拼湊的作戰在物資、后勤和組織上的缺陷，多少被部隊的英勇所彌補。大部分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還有一個法國師和本地的印度人部隊（廓爾喀人），共約七萬八千人，集合起來對付由德國將軍利曼·馮·贊德爾斯指揮的、新建的有八萬四千人的土耳其第五集團軍。土耳其的宿敵希臘，自愿派出三個師入侵加利波利并從西方進攻君士坦丁堡，但沙皇政權激烈反對。俄羅斯寧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冒著讓希臘染指土耳其領土的些許風險。在艦隊撤退后的四十八天喘息期間，贊德爾斯將軍組織了他的防御，把幾個土耳其師駐扎在預期的登陸地點。他得到了指揮另一支部隊的土耳其陸軍部長恩韋爾·帕夏的支持。在備戰過程中，一位相對次要的人物是穆斯塔法·基馬爾，即戰后世界熟知的基馬爾·阿塔蒂爾克，他是現代土耳其之父。時間是贊德爾斯的最寶貴的資產，而英國的拖延給了他太多的時間。入侵軍的集結待運地區是希臘利姆諾斯島上的穆茲羅斯港，協約國小艦隊是4月23日離開那里的。漢密爾頓按照基切納的意見，將登陸限制在半島兩側的二十英里，由現場指揮官選擇灘頭陣地。兩天后，協約國在希臘角的四塊不相連的海灘登陸，他們打算從那里向土耳其炮手可以俯瞰英國艦隊的阿希瓦瓦高原前進。從加韋泰佩岬的西海岸上行十二英里，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的兩個師也在建立了一個灘頭陣地，稱為澳新軍登陸場。這種隨意策劃的后果很快就顯現了出來。因為漢密爾頓對加利波利一無所知，他認為執行基切納提出的允許他的指揮官自由選擇登陸時間和地點的建議很容易。澳新軍指揮官將軍威廉·伯德伍德爵士堅信夜間登陸將使所冒敵人炮火的風險降至最低。但指揮第二十九師的英國亨特-韋斯頓將軍下令白天登陸，以便艦隊炮擊守軍。成功的協約國登陸往往是偶然的，并且發生在不太可能發生的位置。有一次灘頭陣地的建立，是依靠一個人的勇氣。薩羅斯灣的部隊離岸兩英里，當時黑夜籠罩著他們。指揮官B·C·弗賴伯格毫不猶豫地帶了一袋防水火炬，游過了這段距離，把照光炬在沿海灘一線點亮。伯德伍德將軍的夜間登陸，使他的部隊感到困惑，他們發現自己處于難以防守的灘頭陣地，當這些混亂的士兵尋找方向時，寶貴的時間被浪費了。陳舊的煤船“克萊德河號”，改裝成把巨大的門安裝在船身的登陸艇，可容納二千名士兵。當這艘船接近岸邊時，周圍都是運送部隊的駁船，這時土耳其炮開火了。運煤船的船首栽過沙里，但水太深了，無法涉水。一個生還者回憶，“水像水晶一樣清澈，我們可以看到，隊形整齊、身穿軍服的士兵的尸體都躺在水底，他們是在爬上岸時被擊中或失足跌下的。”第一天上午十時左右，海灘上尸橫遍野。如果從書店里買的地圖都是不準確的，那么伯德伍德在夜間登陸，也沒有把事情改善。他所預料的有一英里的海灘，實際上長不到一英里的四分之三，寬在一百英尺左右，兩端都被懸崖峭壁所阻擋。在這個有限的地區，部隊、牲畜、炮和補給品亂成一團。除非攻占更多的土地，有秩序的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奪取更多土地在最初的幾天是不可能實現的野心。整個澳新軍被困在不到兩英里長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寬的海灘區域。在得知登陸的消息時，穆斯塔法·基馬爾在幾英里之外的內陸。他統率了八個營和三個炮兵中隊，急忙趕到可以俯瞰灘頭陣地的崖岸，正好及時擊退了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軍。以前沒有戰斗經驗的協約國部隊，確實在對著武器上占優勢的敵人做仰攻。他們受到了上面炮火的強烈壓制，發現他們在這種多巖石的地形，用小鐵鏟在堅硬的灌木根上進行挖掘是不起作用的。他們拼命在這陡峭的丘陵地尋找巖洞般的洞穴。到黃昏時刻，每一邊都有兩千多人死傷，而基馬爾仍然掌控著高地。從山上下來的軍醫，把不計其數的傷兵運到混亂的伯德伍德的海灘。許多傷員被從這艘船轉移到那艘船上，只是被告知說醫生和工作人員帶著全套設備和藥品供應已經出發去了岸上，他們的痛苦就這樣拖下去了。到4月26日，有一萬六千多名澳新建陸軍已經登陸，被丟在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將軍們和列兵們都住在相鄰的地下掩體里，分享相同的緊急口糧。土耳其軍的持續炮擊，有時阻礙但沒有阻止澳新軍的新接替人員緩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贊德爾斯將軍都沒有發動他的主力進攻，而是寧愿看看協約國如何部署自己的兵力。在協約國試圖組織自己雜亂的兵力時，贊德爾斯開始選擇他的反擊陣地。贊德爾斯于5月5日對南部灘頭陣地發起主攻，但土耳其軍迅速被得到兩個新來的旅增援的澳大利亞軍擊敗。為了擺脫被堵塞的灘頭陣地，亨特-韋斯頓試圖在5月6日進行突圍，但遭到猛烈的抵抗，雙方流血甚多。漢密爾頓將軍親自指揮，但情況并沒有好轉。三天激戰，包括反復的肉搏戰，協約國付出的代價是部隊的三分之一死傷；而土耳其軍仍然控制著高地。當炎夏于5月降臨加利波利時，瘧疾和痢疾開始導致死亡人數上升。最激烈的戰斗于5月末結束，小小的戰場上布滿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協約國死者的墳冢，使空氣中充滿了惡臭。為了避免可能導致雙方毀滅的瘟疫，伯德伍德將軍在他的醫務人員的催促下，要求與土耳其軍實行埋葬休戰。5月24日，扯了一面白旗，暫停戰斗九個小時，那時牧師、醫生和安葬隊一起來消除這一威脅。簡短的停戰幾乎是超現實主義的。所有參加安葬的人都戴著白色袖章，禁止攜帶望遠鏡、武器或窺探戰壕。除沿著全線停火外，所有在戰壕里的部隊，都不把頭伸出胸墻上。歸還敵人的步槍都要取下槍栓，但這個不嚴格的規定雙方都慷慨地沒有執行。當敵對雙方在狹窄的無人地帶相遇時，緊張不安的氣氛彌漫在整個前線。有些人互相交換了口袋里的東西。在下午三點左右，最后一個死者被慢慢地放入埋葬的戰壕里，這時一片寂靜。在這令人不安的瞬間，安葬隊除了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動，恐懼地意識到他們是處在雙方對著他們的數千支步槍中間。沒有再聽到第二槍，于是人們轉身完成了他們的任務。握手告別后，在傍晚時分，每個人回到了各自的戰壕。幾分鐘后，在土耳其防線的某個地方，一支步槍開火了，戰場上又響起了槍聲。在協約國集中力量在陸上打仗的同時，在5月底前，敵人的海軍艦只擊沉了三艘英國戰列艦。一艘土耳其輕型戰艦在夜色的掩護下，悄悄地溜進了達達尼爾海峽，用魚雷擊中了“哥利亞號”。兩周后，一艘德國潛艇擊沉了“勝利號”。一天之后，“威嚴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地中海的潛艇活動使協約國恐慌起來，尤其是英國。他們擔心“伊麗莎白王后號”的安全，命令它返回英國港口。隨著裝有十四英寸火炮，能夠行駛而不怕水雷的淺水重炮艦的到來，英國在達達尼爾海峽的地位有所改善。英國潛艇也進入了海峽，駛入馬爾馬拉海和伊斯坦布爾市港，使土耳其航運遭受了重大損失。一艘裝載了六千名部隊的運輸艦，在港口就被魚雷擊中。土耳其的損失，計有一艘戰列艦、一艘驅逐艦、五艘巡邏艦、四十四艘輪船、十一艘運輸艦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國為這種破壞所付出的代價，是在派來的十三艘潛艇中損失了八艘。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蘇弗拉灣，用兩個師進行了新的大規模登陸。它基本上沒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敵眾的土耳其軍的抵抗，他們從海灘退到高地等待救援。然而，優柔寡斷的英國指揮官，包括漢密爾頓在內，沒有向前推進，反而浪費寶貴時間討論戰略。當協約國決定進攻時，贊德爾斯贏得了時間，從博拉伊爾全力調動了兩個師到薩里巴伊爾山脊，協約國以為這個地方是由登陸時退卻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們意識到優勢不在他們這邊時為時已晚，但他們頑強地繼續打了將近五天，然后停了下來。由于高地的狙擊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們的隊伍，在海灘上的生活是難以忍受的。8月間，協約國的傷亡超過了四萬人。9月，兩個英國師和一個法國師調到塞薩洛尼基，漢密爾頓將軍被召回了。他沒有獲得其他的指揮權。但是直到基切納勛爵于11月訪問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體會到了這場大潰敗。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這個半島。基切納的簡短停留，恰好遇到了落在部隊身上的一系列困難。在夏天，他們曾忍受了酷熱、蒼蠅和缺水的嚴重不便。11月，雷暴雨過后下了二十四小時的傾盆大雨，接著是雨夾雪，然后變成了眩目的暴風雪，地上積雪超過兩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建陸軍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還有一些程度的舒適感，而在蘇弗拉灣的露天部隊就大受其害了。傾盆大雨使溝壑和溪谷成了洶涌的洪流，沖走了以噸計的泥漿、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馱畜。大自然也沒有放過土耳其人。雙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戰壕里。其他人凍死了。僅蘇弗拉灣一地，凍瘡患者就超過五千人。沒有人記得有過如此猛烈的暴風雨。協約國對這種暴風雨完全沒有準備；沒有儲備額外的保暖衣物。對于從12月19日開始的撤退，除溫斯頓·丘吉爾外，在倫敦或加利波利沒有一個人感到遺憾。在撤離期間，預計會有很大損失，即使不是災難的話。10月，漢密爾頓將軍擔心，“認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損失總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明智的……”然而他的繼任者查爾斯·門羅將軍，主持了這次撤退并在1916年1月9日完成，竟然無一人傷亡。從每個旅到人數最少的梯隊，都是按照他們與四個上船碼頭的距離，排定了撤退時間。六人到十二人一組，列成縱隊越過幾十條小溝渠，每組殿后的人經常是一名軍官，由他留下定時引信，引爆坑道中的地雷。沒有燈光，也不準吸煙，士兵們以堅定的步伐按每小時三英里的速度趕路。每一個單行不停地向指定碼頭進發，腳步聲被一條用沙袋鋪的路壓低了。將軍們和列兵們都擠在機動駁船上，每條駁船能容納四百人。小心翼翼的點數確保沒有一個人掉隊。唯一的聲音，是帶著戰敗的記憶朝著大海行駛的駁船發出的陣陣顫抖聲。土耳其軍完全被蒙蔽了，他們繼續向空空如也的戰壕發射空爆彈和子彈。關于敵人對這個計謀的懊惱，那時不在這個半島的穆斯塔法·基馬爾說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國人真的那樣溜走而沒有損失，我將把我的腦袋打得開花。”但他的德國盟友贊賞這次軍事行動的技巧。《福斯報》軍事記者發出的通訊寫道：“只要戰爭不息，蘇弗拉灣和澳新軍的撤退，將在所有戰略家的眼中，成為前所未有的杰作。”
戰后影響
1915年，大約有五十萬協約國士兵被運送到加利波利，傷亡人數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國遠征軍包括四十一萬英國部隊和七萬九千法國部隊。英國傷亡人數總計二十一萬四千，法國為四萬七千。土耳其軍參戰的至少有五十萬人，據官方記錄，有二十五萬一千人遭受傷亡，但這些數字值得懷疑。其他估計的數字更高，但不管數字是多少，土耳其陸軍的精華被摧毀了，在未來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中，埃德蒙·艾倫比將軍所冒的風險減少了。加利波利玷污了優良的聲譽。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把溫斯頓·丘吉爾調離內閣，基切納勛爵也不再享有政府大臣對他毫無疑問的信任。由于把他掌管的軍械管理權移交給由大衛·喬治領導的一個新成立的部門，他的權力減少了。丘吉爾穿上軍服，在法國服役到1917年，那時他又重新得到了寵愛，被任命為英國軍械大臣。
紀念碑
恰那卡萊烈士紀念碑，位于加利波利半島最南端的赫勒海角Helles Cape。紀念碑設計簡單，由四根柱子支撐一個平面，高達四十多米。站在紀念碑下方抬頭可見土耳其的新加坡共和國國旗。
參考資料 >
首次大規模兩棲登陸戰:英法傷亡26萬多不敵土耳其.中國新聞網.2024-11-24
加利波利半島.加利波利半島.2024-11-24
游加利波利半島 土耳其的戰爭情懷(組圖).新浪旅游.2024-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