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1932年3月25日-2008年2月20日），本名梁金廣，中共黨員，祖籍河北寶坻（現天津市寶坻區），中國著名作家。出生于開趙各莊的一個普通煤礦工人家庭，在父母的支持下斷斷續續讀了三年小學，半年私塾，是一位只上過三年半學的作家。除此之外，浩然早期創作源泉來自于童年時期母親經常給他講的民間神話故事、小時候經常去看的評戲以及幾部古典文學名著。
創作生涯中浩然堅持“寫農民，給農民寫”的宗旨，創作了《金光大道》《西沙兒女》《蒼生》等作品，評論家們認為他是當代文學崎嶇道路上匯聚了諸多歷史痛苦負擔和文學自身矛盾的作家。
浩然之所以成為一名“農民作家”和少年時期的經歷息息相關。少年時期他在農村基層干部中度過，和廣大農民群眾朝夕相處。1954-1964年先后在《河北日報》《友好報》（俄文）和《紅旗》雜志社擔任新聞記者、編輯。擔任記者期間他格外留心農村的好人好事，在此期間發表的《喜鵲登枝》《蘋果要熟了》等作品都是他在農村真實體驗的所見所聞。其中《喜鵲登枝》是浩然在1956年發表的小說處女作，這部作品奠定了他通過對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來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寫作基調。
文革期間，浩然創作了大量反映當時社會背景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政治特色和階級傾向。文革期間的浩然身份也發生了變化，先后被選為北京市第七、八、九、十、十一屆人大代表，并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1975年出席第四屆全國人大，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文革結束后政治風向開始變化，他多次面臨危機，作品也備受爭議，此時的浩然已步入晚年，常常受困于疾病。1993年6月15日，浩然進餐期間突發腦梗死，在一連串的搶救中經歷了失語癥、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覺。2008年2月20日，浩然因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引起心力衰竭在北京辭世，享年76歲。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32年3月25日深夜，浩然出生于開灤趙各莊煤礦邊上一個又破又小的窩棚里。浩然五歲的時候，母親把他和姐姐一起送進了煤礦上的趙各莊教育館。這是一所由民間機構開辦的平民學校，專門收容一些平民子弟、礦上的“外工”子弟，以及趙各莊鎮四周一些村莊的農家子弟。上學的第一天，浩然擁有了正式的學名：梁金廣。
浩然八歲那年，父親因為賭博被人打死在野外，全家人因此失去生活來源，母親被迫離開煤礦投奔到薊縣王吉素小金廣的舅舅家，浩然也因此退學。1944年，母親由于多年心氣郁結離開了人世，十二歲的浩然和十四歲的姐姐成為了孤兒。母親在去世前曾交代浩然和姐姐，自己置下的財產姐弟倆和舅舅一人一半。但舅舅企圖吞沒母親留下的家產，逼迫浩然的姐姐出嫁。無奈之下姐弟倆在一位表兄的指引下到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告狀，從此之后浩然和共產黨之間有了密不可分的聯系。
1948年6月，由于土地改革傷害了部分中農的利益，使很多地主、富農等人跑到了北平市及附近的敵占區，一些特務組織趁機搞破壞，為此各村成立了治安隊，浩然由于熱心革命工作，被任命為全區年紀最小的治安員，此時的浩然年僅16歲。同年11月1日，浩然成為王吉素村的第一名共產黨員，并逐漸成為基層干部的培養重點。
1949年，浩然離開了王吉素村，冀東十四地委培訓干部的最高學府—地委黨校進行為期四個月的學習。畢業以后浩然正式成為一名革命干部，被編入縣團委會的青年工作組，主要工作是發展青年團團員和進行宣傳工作。
創作經歷
1952年6月，20歲的浩然從河北省團校結業，被分配到薊縣第十區當團委書記、區委委員。
1954年，全國第一次普選工作完成，浩然回到地委黨校寫了兩篇描寫農村新生活的小說習作《兩千塊新磚》和《探望》，發表在《河北日報》副刊上。這兩篇小說的發表使浩然被破格選拔到《河北日報》當了新聞記者。1954年６月，浩然正式到《河北日報》駐通縣專區記者組工作，開始了記者生涯。
1955年，浩然到通州區順義區的焦莊戶村進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采訪，認識了村長蕭永順，后來《艷陽天》蕭長春的原型。1956年，浩然被從駐通縣專區記者抽調到保定報社記者科，成為了《河北日報》唯一的駐報社記者。
記者工作之外，浩然的寫作事業也在穩步前進。1956年11月，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說作品《喜鵲登枝》在《北京文藝》上發表。在1957年一次體檢中，浩然被醫生誤診為浸潤性肺結核而住進療養所，在這期間他完成了《新媳婦》《雪紛紛》《老來紅》三篇反映農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說。
也是在療養所期間，他請假到順義縣龍灣屯鄉焦莊戶看望黨支部書記蕭永順，那晚正好遇到群眾因反對國家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而搶光了農業社兩個庫房里的糧食，事后浩然認真調查了此事，了解到群眾因為國家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不完善而極為不滿。事后浩然以丁甲莊群眾搶糧事件為素材寫了一部中篇小說，但他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藝術風格，把事件的起因由群眾反對國家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改為壞人煽動一群富裕中農搶糧，把事件的結局由群眾搶光了農業社兩個倉庫里的糧食改為一群社員自覺守衛倉庫，將這部小說定名為《真金不怕火煉》。由于浩然的成長背景中與農民有著深刻的聯系，他對農民也有著深厚的感情，并且在過去的創作經歷中習慣了描寫農村中的好人好事，因此對于農村中的陰暗面他無力描寫，也因此陷入難以正視黑暗的創作危機。
1958年5月，浩然發表了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巴人、葉圣陶撰文稱贊《喜鵲登枝》真切清新的格調、濃郁的生活氣息以及明凈流暢的文字。但就在下半年，浩然認為自己不熟悉日新月異的生活，創作再次陷入瓶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前夕，浩然正在給作家出版社整理自己的第二部小說集《蘋果要熟了》，此時接到詩人郭小川的電話邀請自己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為了突破瓶頸，浩然接受邀請。1959年10月，浩然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同時，此時的中蘇關系友好密切，浩然離開了《河北日報》，來到北京入職《俄文友好報》記者部。1960年，中央機關干部下放勞動，浩然駐扎在了昌樂縣縣城關公社東關大隊，期間寫了很多歌頌農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說，但他的創作仍無好轉跡象。
1960年冬天，中蘇關系破裂，《俄文友好報》停刊了。在昌樂生活了八個月之后，浩然提前回到了北京。報社對工作人員進行調整，這時恰巧《紅旗》改版，增加了文藝副刊，浩然便要求調到《紅旗》工作。于是從1961年8月28日開始，浩然在《紅旗》雜志文藝組擔任編輯。
但直到1962年浩然的寫作事業依然沒有找到突破口，他開始寫信求助作家周立波。5月26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周立波寫給浩然的回信，浩然開始借鑒周立波的創作經驗。同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閉幕后，階級斗爭理論被積極倡導，浩然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在于沒有認知到階級斗爭這一概念，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夠，因此開始研讀相關的黨報社論，1962年12月，他向單位請了創作長假去了北京西山八大處的作家寫作處，開始重新調整作品《真金不怕火煉》，經過一年多的潛心創作，196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節前，浩然在《真金不怕火煉》的基礎上創作出長篇小說《艷陽天》第一卷，并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表。
《艷陽天》發表后浩然名氣大增，他為了繼續創作，提出調離《紅旗》，1964年他離開《紅旗》，正式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成為專職作家。1965年《艷陽天》三卷本全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齊。
1970年底，浩然從路線斗爭出發，擺脫真人真事的框架，遵循典型化原則，在長篇小說《狂濤巨浪》的基礎上重寫全景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1977年6月《金光大道》完稿，這部作品被稱為表現階級斗爭的范本，他大規模表現農村階級斗爭的作品成了文藝界一面旗幟，也讓他從普通作家躍升為代表性作家。此時的浩然只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強化了階級斗爭觀念，作品本身逐漸脫離現實，這也是后來他備受爭議的原因之一。
1984年3月1日至7日，浩然應邀到保定市地區涿縣參加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并發言，此次會議讓他下定決心寫一部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會議一結束他就到河北省廊坊地區和天津市郊區采訪，深入社會生活，拋開過去的固定模式，進一步解放思想，這一體驗讓他找到了創作靈感，開始著手構思反映農村現實題材的小說。
文革后的浩然提出要“重新認識歷史”“重新認識生活”“重新認識文學”“重新認識自己”，嘗試回歸早期農民色彩的創作風格。1984年6月10日，浩然反映農村現實生活的中篇小說《大男當婚》修改完成，講述了田大媽夫婦為兩個兒子成家立業殫精竭慮的故事。10月7日他開始在《男大當婚》的基礎上創作同名長篇小說，此時他完全改變了創作風格，以往占據主要部分的政治、經濟等社會背景只充當了補充材料，最終《男大當婚》改名為《蒼生》，雖然浩然努力改變文革期間的政治化創作風格，但《蒼生》中依然體現了他的政治化寫作風格。
1987年4月，妻子楊樸橋第一次因心絞痛發作住院，那段時間他經常北京、三河市兩地跑，已無太多精力從事文學創作，精神狀態上也面臨危機。
除此之外，由于浩然少年時期便已參與革命工作，對于社會主義有著較強的精神信仰。但1989年前后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危機，浩然的精神危機也日漸加重。
1990年3月8日，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揭曉,《蒼生》落選，這一結果也加重了浩然的精神危機。
1990年6月11日，浩然組織籌備的三河縣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成立。同年，浩然擔任北京文學主編。
1991年1月10日，浩然創辦《蒼生文學》雜志。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他關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信仰動搖了，精神危機也日漸加重，那段時間他在大號褐色皮夾子里常放一根繩子，隨時準備自殺。
1992年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指出黨和政府繼續高舉改革開放大旗、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這讓浩然重建信心，也逐漸化解了深重的精神危機。
晚年經歷
浩然晚年生活中，妻子的身體狀態和創作上的困境使他面臨嚴重的精神危機，為了改善自己的精神狀態他不得不轉移工作重心，舊作重印、舊事重提和文藝綠化這三項文學活動占據了他大部分精力，文學創作逐漸弱化。
浩然組織籌備的三河縣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提出了一項“文藝綠化工程”，旨在扶植、造就鄉鎮文學新人，這也是浩然晚年最為核心的事業。除此之外，浩然擔任《北京文學》主編期間強調要多發工農兵作者的作品，從1990年到1992年《北京文學》幾乎沒有刊登名人的作品，基本都是反映農村生活的基層業余作者的作品。為了方便學員發稿，浩然還創辦了《蒼生文學》雜志。
工作之外，晚年時期的浩然也經常被疾病所困，1993年6月15日，浩然進餐期間突發腦梗死，后遺癥是短暫的失語癥及右半身肢體行動不便。1996年11月1日浩然突發腦昏迷癥，醫院發出病危通知書，2002年他腦血栓病復發，直至2008年去世，絕大多數時間都在醫院病床上度過。
主要作品
短篇小說集
中篇小說
長篇小說
創作風格
浩然整體的創作風格呈現出“之”字形特色，即從農民審美轉變為政治審美，再到向農民色彩回歸。早期的《喜鵲登枝》到文革期間的《艷陽天》再到文革后的《蒼生》，是他創作生涯風格轉變的代表作品，最初的《喜鵲登枝》等作品帶有濃厚的農民特色，為農民而寫。以《艷陽天》為例，在文革期間，他的作品逐漸脫離群眾，人物形象“高大全”，故事內容“斗爭化”是這一階段他的主要特色。這種情況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文革結束后浩然從文學中心的高處跌落，一時間創作備受爭議，他開始反思自己，嘗試回歸早期的農民審美，因此他晚年的作品大多表現出努力向農民審美回歸的特點。《蒼生》是這一階段的代表作品，主人公“田成業”是一個典型的中間人物，是一個傳統的農民形象，在他身上沒有明確的政治屬性。
農民情節
浩然的農民情節源自童年時期的生活環境以及少年時期的工作環境，他從小在煤礦工人家庭長大，雖然不是出生在正宗的農民家庭，但也是強烈感受過社會壓迫和掠奪的農民子弟。少年時期也在農村基層干部中度過，擔任記者期間也和廣大農民同吃同住，親身體驗。
在成為作家之前，一個農民大嫂的經歷也對他文學創作有著深刻影響。這位貧雇農房東大嫂本應繼承的財產被侵吞并且背了冤枉債，告到區縣都無法解決。浩然知道情況后為她寫了一篇批評稿投到報社，稿子雖然沒有發表但問題在專署的過問下得到解決。這次經歷這使他認識到文字的力量之大，并且在創作中始終堅持為農民而寫。上世紀五十年代浩然發表的短篇小說《喜鵲登枝》《蘋果要熟了》《新春曲》等作品，都在熱情歌頌社會主義制度并以農村中好人好事為主線。
例如《喜鵲登枝》開頭對女兒婚事的不同態度的描寫十分具有泥土氣息，先是“飛來了兩只花喜鵲，登在院子當中的桃樹枝上”，后是韓興老頭“把糞箕子往豬圈墻下邊一丟，仰著臉，露著黃胡子，笑咪瞇的望著花喜鵲，尋思著它們預兆的喜事兒”。老伴兒心里有事，“挺不高興地對著窗上的玻璃朝他喊”；而閨女“眉開眼笑的迎著走進屋來的爸爸，一句話也不說，就端粥盆拿碗筷，給老人盛上，自己也往炕沿上一跨，端著粥碗，稀里糊涂的吃起來；還沒等把飯咽利落，碗筷一放，拿起小包裹就要走”。浩然作品中的文字沒有太多刻意修飾，而是一種文學化的民間語言。
反映農村的好人好事為主題，泥土風格的文字共同構成了浩然創作中的農民情節。
政治宣傳
浩然的創作經歷中，早期以農民審美為主要特色，但隨著時代變化他的政治審美逐漸取代農民審美成為了他的主要特色。從《喜鵲登枝》到《艷陽天》再到文革期間創作的《西沙兒女》，農民審美的特色從強到弱，政治傾向越來越明顯。
創作風格之所以轉向政治面是因為浩然關注的重點不是人民性當中的生活面，而是人民性當中的政治面。其次，浩然是靠共產黨才得以改變命運，他曾多次表達自己是一個只上過三年半學的農民，能夠成為一名作家得益于黨的領導和新中國的成立。除此之外，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浩然最早接觸到的文藝理論著作，是他創作中始終堅持的準則。
他在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艷陽天》時，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序幕，"左"的思潮日益高漲，他的作品也帶有相應的時代痕跡。《艷陽天》中明顯帶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痕跡。同一時期發表的作品還有《金光大道》《西沙兒女》等，大多采用簡單的、直線式的寫作方法。
例如短篇小說《雪紛紛》是浩然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配合政治宣傳需要所創作。《雪紛紛》原型是浩然在農村采訪時看到一位農村婦女不辭勞苦熱心照顧五保戶老人的故事。浩然曾問她為什么這么做，那位農村婦女只是說“我應該做，別人不愿意做我就去做，反正得有人做”。在浩然看來按照這樣的寫法寫出來后，人物形象是單薄的。因此浩然在作品中對這一人物形象進行了處理，把另一個婦女的身世加在小說的女主人公身上了。又加了一些渲染，用它來表現這個人的思想、性格的根源，襯托她以后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除此之外浩然把他在另外地方看到的一個自私、小氣、尖酸、刻簿的女人也加了進去，作為主人公紅芳的對立面，這也就是作品里的萬存媳婦，用她來襯托紅芳，突出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和她的模范行為。
所獲榮譽
1996年，廊坊市和三河市兩級市委、市政府分別授予浩然同志“繁榮廊坊文藝特別榮譽獎”和“三河文藝綠化特殊貢獻獎”。
2001年1月，三河市第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決定授予浩然“三河市社會主義建設功勛獎章”。
人物評價
2008年2月20日浩然逝世，21日《南方日報》第８版發表專題文章，《“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中的那個作家—“高大全”創作者浩然去世》，其中收錄了雷達、白燁等人對于浩然的評價。文學評論家雷達指出：浩然是從農村成長起來的作家，是當時農村文學青年的一個縮影。一方面，他的作品貼近時代和當時的政治，創作和文學史的起伏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甚至被一些錯誤的觀念所誤導，另一方面，他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是一個具有強烈的農民意識的作家。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所白燁評價浩然，認為其作品可以和柳青、趙樹理、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并列來談，他們的作品都采用了革命現實主義的手法，并且在諸多限制的情況下保持了認真的寫作態度，作品內容不是干巴巴的說教。
作家祁淑英發表的《追憶浩然—他始終未改農民本色》在網絡上引起一定關注。祁淑英文中提到：浩然是半個世紀以來描寫農民的一流作家，甚至可以說是全景式寫農民的第一人。祁淑英也表示“浩然絕對不是一個逢迎權勢的人，而是一個作風嚴謹、勤奮自律、道德水準高尚的作家，始終保持農民本色。”
三次爭議
在浩然的創作歷程中伴隨著三次爭議，第一次是從1977年底開始，全國多家報刊掀起了長達兩年的批判浩然及其作品的高潮，主要矛頭指向他在特殊政治環境下創作的《西沙兒女》《百花川》以及“政治化寫作”的方式。1980年，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葉嘉瑩對面臨困境的浩然進行了訪談，發表長文《浩然訪問記》。葉嘉瑩在文章中對浩然當時所面臨的指責，如，阿諛政治、為迎合政治需要和配合政策宣傳而直接圖解政策的應景式的文藝寫作等問題，進行了辯解。嘉陵認為，浩然有一種寫“正劇”的信念。
第二次爭議浩然緣起于1994年，京華出版社首次將《金光大道》四部集齊出版，引發了評論界圍繞著《金光大道》有沒有價值、這個價值的標準是什么了幾近白熱化的爭論，山東省《作家報》、天津市《今晚報》、天津《文學自由談》、上海《文匯讀書周報》《文匯報》《農民日報》《太原日報》《新聞出版報》等報刊紛紛發表記者專訪或爭鳴文章。
第三次爭議來自于浩然的“不后悔”言論，1998年9月20日《環球時報》發表了記者盧新宇、胡錫進采寫的《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的長篇訪問文章，披露了浩然的個人觀點（一）迄今為止，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等后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最喜歡《金光大道》。（二）我認為我在“文革”期間，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三）我想我是一個奇跡，亙古未出現過的奇跡。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出現過的，除了蘇聯有過馬克西姆·高爾基之外，其它國家還不曾聽說過。浩然文中為自己辯解：“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后悔過浩然的言論一出，立即引發了評論界對其討伐的高潮。
參考資料 >
中國現代作家——浩然.寶坻故事.2023-05-29
祁淑英追憶浩然——他始終未改農民本色.新浪娛樂.2023-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