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工復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War industry complex 簡稱：MIC），又名軍工鐵三角（簡稱鐵三角），該術語由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于1961年在告別演說中首次提出。軍工復合體是由美國軍方、國防部、軍火制造商、國會議員、國防科研機構、智庫、輿論界等組成的龐大利益集團聯盟。是指參與生產武器和軍事技術的個人和機構網絡。一個國家的軍工復合體通常試圖爭取政治支持，以支持國家政府繼續或增加軍事開支。
軍工復合體原本是冷戰時期美國獨有的現象，其目的在于開發和生產能與蘇聯所構成的生存威脅相抗衡的軍事技術。它是軍方與工業界之間一種非正式卻又穩健的關系，雖在質量和技術軍備競賽中取得勝利，卻也付出了高昂代價。如今，美國每年在國家安全上的總支出超1萬億美元，不過其在聯邦預算、國家GDP以及世界軍費開支中所占比例較美蘇冷戰期間有所減小。軍工復合體存在五個關鍵的變革領域，即民事與軍事關系、工業與國家的關系、政府機構之間的關系、科學技術界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自1991年以來，美國軍火庫不斷發展。盡管軍工復合體仍值得艾森豪威爾就其政治和道德風險發出警告，但它依舊以較小的優勢提供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軍火庫。
軍工復合體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屬于美國創新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為革命性技術的孵化提供平臺、資源以及時間。另一方面，以軍工驅動的需求，或者說是偽需求確實把美國推上了霸權以及軍國主義的道路。
名詞定義
“軍事工業綜合體” (MIC) 是指一個自我維持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它使軍事供應行業保持盈利，事實上在多個國家都是如此，但主要是在美國。它由競爭或合作的實體組成——總體而言，維持這些實體在經濟上對所有相關方都有利。其中包括職業軍人等、供應軍事裝備的行業的經理和所有者、職業和利益與軍費開支相關的政府官員以及其選區受益于國防采購的立法者。這些利益主體通過政治游說、巨額合同、利益捆綁等機制形成自我強化的利益循環，深度嵌入政治決策、經濟利益及國際關系的核心領域，對政策制定和全球局勢產生深遠影響。
“軍工復合體” 這一概念最初是由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其告別演說中提出的。在冷戰時期，它是美國特有的一種現象，其主要目的在于開發和生產能夠應對蘇聯所帶來的生存威脅的軍事技術。
“軍工復合體”一詞亦指代軍事生產的地理集中現象。軍事開支促使總承包商、分包商、顧問、大學、技術工人及政府設施在軍事系統與技術研發制造領域形成空間集聚。典型如南加州的航空航天集群、韓國南海岸的造船集群，以及西伯利亞地區的孤立軍事研究集群Akademgorodok。政府常通過技術工人大量遷移，在無工業歷史地區建立此類集群，形成類似公司城鎮的社區，為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務。保護這些基礎設施的需求可能加劇維持或增加軍事支出的政治壓力，甚至促使政府繼續資助被視為過時的航空武器系統，以維護經濟上依賴其生產的社區，如美國的B-2轟炸機和海狼潛艇便是例證。
歷史沿革
起源
軍工復合體的真正起源是1914年美蘇冷戰前的德國和日本。兩國都通過同時實現軍隊和工業基礎的現代化而獲得了世界強國地位。兩國都創建了新的系統或組織和機構組合，這些組織和機構相互合作而非競爭：大企業、大學、政府官僚機構和軍隊。這些機構之間的關系因兩次世界大戰而加強，但在1945年之后，兩國都沒有重新出現，主要是因為作為戰敗國，它們的軍隊最初被戰勝國關閉，隨后被隨后的文職政府禁止或嚴格限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45 年后，它們的主要對手美國和蘇聯在某種意義上接替了德國和日本的腳步，并在美蘇冷戰期間繼續并加強了這些關系。例如，當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于1953年上任時，美國聯邦支出的70%用于軍事。
萌芽期
形成與軍工產業的萌芽
獨立戰爭時期，松散的邦聯體制使本土軍工缺乏生存土壤，1775年獨立戰爭爆發前后，作為美國前身的13塊英屬北美殖民地，雖然對英國的高壓暴政同仇敵愾，但內部卻絕對稱不上萬眾一心。各殖民地的地方主義相當嚴重，堅決抵制軍權和財權的統一，有的殖民地甚至拒絕其他殖民地的軍隊過境。第一次中東戰爭中，由于各殖民地都只顧把自己的人力、物力用于保衛本土，而置全局于不顧，以致出現嚴重影響整體軍事戰略的事例屢見不鮮。1777年11月15日，大陸會議通過的《邦聯條例》(美國第一部憲法，因于1781年生效，又稱《1781年憲法》)中規定:美國最高權力機構是由 13個州議會派出代表組成的一院制國會，不設置行政首腦和司法機構，沒有財政權。各州有獨立的財政權和司法權，國家軍隊由各州軍隊組成，軍隊的軍費裝備、士兵招募、軍官任命均由各州負責。
對這種松散的南北戰爭體制，有人曾總結道："當時的合眾國是各個獨立的殖民地的總和，它們彼此之間沒有聯系"。各州為保持軍事獨立性，防止中央政府通過抓軍權做大，均采取了殖民地時期以保衛本土、應對零星武裝沖突為出發點的義務地方武裝制。民兵組織以村鎮為單位，由健康男子自備武器、服裝參加服役，政府僅儲存少量軍火用以提供給無力購置武器的窮人。這種由士兵分別自購武器裝備的采購模式不但使得大陸軍的武器裝備極其簡陋，五花八門(僅滑膛槍就有12種型號)，也使得本土軍工在低價格、多品種、小批量的市場條件下很難具備生存土壤。獨立戰爭期間，美國軍隊的軍火供應主要依靠外國援助和海上劫掠，例如，獨立戰爭初期，美國軍隊 90% 的軍火均來自法國。
聯邦形成時期
1783年美國即將贏得獨立戰爭之際，喬治·華盛頓在5月提出了《關于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意見》(簡稱《意見》）,《意見》包括：建立一支小型海軍和正規陸軍擔負警戒和戍邊；建立聯邦軍火庫；建立某些類型的軍火工業等。但9月獨立戰爭剛剛結束，美國國會立即發起了大規模的軍隊復員，到1784年，美國已成為一個幾乎沒有軍隊的國家，常備軍僅剩下用來保衛軍事倉庫的70名士兵，海軍艦船被全部拍賣。這種極端做法主要是因為當時美國的大部分政治家對自由仍有著理想主義情結，而將軍隊視為暴政的象征。例如，美國立國先驅喬治·梅森就聲稱:“任何國家一旦建立常備軍，人民就失去了其自由”。
由于外部安全威脅嚴重、國內農民起義頻發、各州經濟政策混亂等原因，在喬治·華盛頓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組織倡導下，1787年5月于費城召開了制憲會議，經過長時間激烈爭論，到9月終于通過了與《邦聯條例》截然不同的《1787年憲法》。新憲法正式確立了三權分立原則，使各州權力有了顯著縮水，強化了包括軍權在內的中央集權，總統成為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征稅、征兵、軍事立法等權力由各州上收到國會，軍隊由可擴大的正規軍和各州地方武裝兩級武裝力量構成。
喬治·華盛頓于1789年當選為美國首任總統后，開始呼吁“適當地建立軍隊”。在他的兩屆總統任期內，美國陸軍由1789年的1000人緩慢增長到1796 年的3000余人，一支包括3艘戰艦的小規模海軍也得以重建。同時，美國政府也開始加強軍工廠建設，例如，美國主要的國營輕武器工廠——斯普林菲爾德兵工廠就于1794年創立，著名的諾福克海軍造船廠的前身——戈斯波特造船廠也于1794年被聯邦政府租用，開始成為美國海軍的主要造船廠。
但喬治·華盛頓和同時期的大多數政治家一樣，將一支大規模的常備軍視為對自由的威脅，反對美國向世界軍事強國轉型。他于1796年退出政壇時發表的《告別詞》中提出的“美國不應該與歐洲進行友誼的結合或敵對的沖突”，“美國可以利用孤立而遙遠的地理優勢保持中立”等外交政策原則被視為美國“孤立主義”傳統基本成形的標志，也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工產業的擴張套上了“緊箍咒"。
喬治·華盛頓之后的多位美國總統也都是“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只是或更偏向于適度加強國防力量，如約翰·亞當斯;或更偏向于限制正規軍規模，如托馬斯·杰弗遜。在此期間，美國雖經歷了1812年戰爭、西進運動、美墨戰爭等一系列戰爭，但正規軍建設始終受到政治家的警惕和限制，軍工產業也就依然處于萌芽期。
發展演變
南北戰爭至一戰前期?
南北戰爭時期，金融家通過政府實現與軍工產業的間接握手。1861-1865年間的南北戰爭，與美國之前經歷的通過國家有限投入就可維持的有限戰爭截然不同。參戰雙方戰線長達數千千米，投入兵力300多萬人，戰死62萬人，傷者在百萬人以上，軍費開支達61.6億美元，是戰爭雙方必須全力以赴的一場總體戰爭、全面戰爭。
在軍火實力對比上，雖然北方有著全國 97%的軍火產能，但在戰爭前期相比南方并不具備壓倒性優勢。這是因為南方的戰爭準備更為充分，不但預先儲存了大量武器彈藥，還在戰爭初期迅速占領了全國超過一半的重要軍火庫。此外，南方還得到了大批軍火外援，英國、法國僅在1861-1863 年間便輸送給南方 40多萬支步槍。隨著北方軍隊在戰場上的連連大敗、損失慘重，北方終于開始全力投入戰爭。1861年下半年，國會授權林肯政府征兵50萬，并加強海軍建設和軍工生產。軍隊的大規模擴充帶來了對軍火的急迫需求，但此時國庫已經捉襟見肘，甚至一度連國會議員薪水都無法支付，更難支撐軍工產業的全力運轉。
為盡快籌集巨額軍費，林肯政府除采取提高稅收、增發紙幣等手段之外，還大力發行戰爭國債。由于軍事上的不斷失利，戰爭國債的銷路很難打開。林肯政府指派華爾街銀行家杰伊·庫克為特別代理人，負責滯銷戰爭國債的銷售。杰伊·庫克將大額債券分割為小額債券，然后以“為了勝利請購買國債”的愛國主義口號向普通公眾銷售。這一銷售模式創新帶來了超乎想象的成功。戰爭期間，每4戶北方家庭就有1戶購買了戰爭國債，政府的國債余額從戰爭早期的 6500萬美元攀升到戰爭結束時的27億美元。
源源不斷的戰爭融資有力地支持了北方的軍隊實力建設和軍工產業的飛速擴張。南方一位將軍曾感慨:“我們不是輸給了北方的士兵，而是輸給了北方的金融。”北方正規軍在1861年戰爭爆發時僅有1.6萬人，1862年3月就擴充到63.7萬人，1863年1月達到91.8萬人。軍工生產方面，1862年斯普林菲爾德兵工廠已能年產20萬支步槍；1863年北方的軍工廠已能完全滿足軍隊對新式來福槍的需求，不用再從歐洲進口。戰爭期間，北方的軍工廠共提供了 250萬支各種小型武器。盡管這一時期聯邦政府仍堅持主要軍工廠的國營模式，但金融家們已開始從戰爭中瘋狂掘金，通過政府的戰爭融資實現了與軍工產業的間接握手。
巨頭壟斷
南北戰爭為美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障礙，極大解放了國內生產力。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伴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推進，美國工業生產實現了迅猛增長。到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已躍居世界第一，達到歐洲各國工業產值總和的一半左右。美國的生產和資本集中度也明顯提升，托拉斯式的壟斷組織開始普遍建立。約翰·洛克菲勒、安德魯·卡耐基、.P.摩根、古爾德等壟斷巨頭已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并開始通過種種手段深入影響國家政策。
在軍事政策方面，1901年威廉·麥金萊總統遇刺后，繼任的西奧多·羅斯福極為重視海軍力量，在兩屆任期內推進了大規模的海軍建設。西奧多·羅斯福的“大海軍政策"，一方面是基于國家擴張需要，隨著西進運動到19世紀末接近尾聲，美國的擴張視野只能從北美大陸轉向海外；另一方面也源于他作為前海軍副部長的個人情節。但同樣不容小視的是壟斷巨頭們基于自身利益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西奧多·羅斯福入主白宮后，以推動海軍建設為目標的美國海軍聯合會很快成立。
利益同盟
利益同盟的形成與軍工產業的壯大(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戰后期:政府、企業與軍方共同主導的戰爭集體主義。
對于一戰后期的美國，同時代的著名經濟學家默里·羅斯巴德將之形容為“戰爭集體主義”，即“是一個完全的計劃經濟，主要由大的利益集團用中央政府的工具來運轉，它是20世紀國家資本主義條件下國家公司的原型"。
這一時期，為了在短時間內充分調動起龐大的社會各方資源，將美國的國民經濟和工業產能轉入戰時軌道，美國國會于1916年6月通過了《國防法》。該法第120條中，授予總統直接采購包括任何供應來源的戰爭物資和在必要時征用工廠的權力，并授權總統任命一個工業動員委員會，同時還命令陸軍部部長準備一份包括全部有條件制造武器和軍需品的私營工廠的完整清單。
對于大力引進私營企業參與備戰工作，起初，美國軍方從傳統出發仍持抵制態度，堅持認為與軍事采購和軍事戰略密切相關的合同不應交付給商業機構。但由于軍隊后勤系統的混亂低效，美國軍方不得不對企業巨頭們做出讓步。1917年，隨著美國在4月正式對德宣戰，為了應對軍用物資采購數量激增造成的混亂，美國國防委員會決定在7月成立戰時工業委員會(War IndustrialBoard，WIB)，負責工業動員和組織，由工業家弗蘭克·斯科特擔任首任主席，銀行家伯納德·巴魯克擔任第二任主席。戰時工業委員會工作人員主要由企業家和企業雇員的“志愿人員”構成，這些人因僅象征性地從政府每年領取一美元工資，又被稱為“一美元人"1918年3月起，戰時工業委員會不再隸屬于國防委員會，提升為直接對總統負責的獨立機構(俄羅斯已采取類似體制)。戰時工業委員會相比軍方的軍需部門擁有更高權力，統管美國陸海軍和盟國的戰爭物資的采購和供應，軍需品的生產和計劃，資源的調撥和保護，戰時物資的采購價格等一切有關戰爭的經濟問題。
軍工復合體興起
告別“孤立主義”--杜魯門主義與軍工復合體的第一輪發展高潮。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按照“孤立主義”傳統進行了大裁軍，軍費開支從 1945 年的 816億美元，削減到1946年的447億美元，再減到1947年的 131 億美元。美國軍工產業也隨之迎來了一個低谷期。1945-1946年間，政府處理掉了總投資達150億美元、約占全國工業生產能力20% 的軍工廠。
但這一低谷期隨著冷戰陰云的逼近而迅速結束。1947年3月，以爭奪全球霸權、擔當"自由世界”守護神為實質內涵的“杜魯門主義”正式出臺。從此，美國基本告別了長期奉行的“孤立主義”外交國策，也告別了戰后立即大裁軍的傳統國防建設思路，進入了“永久戰爭經濟”時代。
自朝鮮戰爭以后的 40 余年里，美國年度國防開支從未低于1500億美元(以 1982 年美元計算 )，所占GNP(國民生產總值)比例也從來沒有低于5%，美國軍工產業也隨之從“戰時景氣行業”躍升為美國的支柱產業之一。
這一階段，為了實現對龐大軍事力量的長期有效管理，美國國會于1947 年通過了《國家安全法》，決定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家軍事機構國會于1949年將國家軍事機構正式更名為國防部，并規定了國防部對美國陸海空三軍的統一領導地位，這奠定了國防部未來作為軍工復合體中政府機構代表的核心位勢。對軍工產業的管理則基本延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政商同盟格局，政府與企業的合作紐帶還通過種種途徑得到了進一步強化。例如，在政府主管部門和軍事機構下設有由大公司人員組成的顧問及咨詢委員會;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政府官員、軍方、大公司高管組成的聯席會議加強面向國會的對外軍事援助游說等。
在此期間，美國一方面在航空航天、核武器等高精尖領域與蘇聯展開軍備競賽，一方面將 1/3的陸軍、1/2的海軍、1/5 的空軍和 200億美元的直接戰爭費用投入了朝鮮戰爭，還在1945-1960年間提供了價值300億美元的對外軍事援助。在巨額軍事開支的滋養下，軍工復合體這一龐然大物終于浮出水面。
1961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告別演說》中正式提出了軍工復合體這一概念，艾森豪威爾對此的態度是:一方面必須警“軍工復合體有意或無意在政府各部門中獲得不應有的影響，政府政策本身可能淪為一個科學一技術精英階層的俘虜”，一方面又承認“軍事權勢集團是維護和平的關鍵因素，軍事權勢集團與大軍事工業的結合是美國經歷的新事物，其全部影響--政治的、經濟的、甚至精神的--已滲透進每個城市、每個家庭、每個聯邦政府機構。”從此，軍工復合體開始得到廣泛關注與激烈爭議。
相對蕭條期
1961年，約翰·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肯尼迪政府相信:美國可以負擔得起 500 億美元軍事開支而不增加通貨膨脹，提升軍事開支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于是，肯尼迪一方面任命了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為國防部部長來加速推進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一方面更加積極地與蘇聯展開全球角逐，包括在越南發動"特種戰爭"。1963年約翰·肯尼迪遇刺案后，林登·約翰遜繼任總統，開始將越南戰爭升級為由50余萬美國軍隊充當主力的“局部戰爭”。
美國深度陷入越南戰爭對軍工復合體的發展帶來了正負兩方面的影響。正面影響主要是軍費開支的大幅增長，美國投入越南戰爭的軍費高達3500億美元，比朝鮮戰爭高出一倍還多，巨額武器訂單保證了軍工企業巨頭們的成長，還催生了德事隆公司等一批軍工新貴。負面影響是受到大規模反戰運動的波及，軍工復合體開始承受越來越重的輿論壓力。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涌現出了一大批研究軍工復合體并側重放大其負面影響的出版物，如弗雷德·庫克的《戰爭國家》，維克托·珀洛的《軍國主義與工業:核時代的軍隊暴利》，理查德·巴尼特的《死亡經濟》等。在反戰輿論的重壓下，美國在陷入越南戰爭的十余年時間里始終未進行大規模戰時動員，軍工生產與民用生產基本處于同等地位。美國政府還決定最大限度地采用競爭性采購的辦法來壓低軍火價格，使軍工復合體常處于大訂單、薄利潤的尷尬境地。很多軍工企業寧愿把產能分配給更有利可圖的民品業務，也不將越南戰爭視為黃金發展機遇。
在后冷戰時代，有一種做法是為了增加軍費開支而尋找甚至捏造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9?11襲擊事件就給美國增加戰爭開支帶來了契機。伊斯梅爾?侯賽因 - 扎德指出，如果把這次襲擊當作犯罪來看待，那么就 “需要通過協調一致的國際情報收集、執法以及公共外交行動來進行刑事起訴”。然而，這次襲擊被視為對美國或是對自由與民主的戰爭行為，這就確立了美國處于戰爭狀態，也為軍事集結和軍事侵略提供了正當的理由。
1991 年蘇聯解體和美蘇冷戰結束，至少暫時削弱了軍工復合體在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和俄羅斯）的影響力。然而，部分由于中東軍事介入的增加以及對恐怖主義的擔憂，軍工復合體在美國、俄羅斯乃至全世界仍然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現況擴張
在宏觀層面，根據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2014年的一份報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年里，美國國防開支占GDP的比例從1952年最高的15%到2000年最低的3.7%。在911恐怖襲擊事件導致美國政府宣布發動全球反恐戰爭后，軍費開支再次大幅上升。
軍費開支在聯邦預算中屬于自由裁量支出類，包括美國國防部的基本預算以及海外應急行動（OCO）和全球反恐戰爭（GWOT）的額外支出。2016財年，美國政府在國防方面的支出約為6040億美元，占聯邦政府總支出約3.95萬億美元的15%。相比之下，2018年2月國會通過并由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簽署的兩年期預算協議批準了2019財年約7160億美元的國防支出。
因此，美國的國防開支無論是占政府支出的比例還是數量上都是全球最高，而且確實在美國民間美國霸權的信念深入民心，最近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心里不接受美國的國力有被外國超越的可能。
從微觀方面，軍工復合體迅速發展，也已使得美國國防經濟運行很難離開軍工企業。美國的實踐證明，近年來在美國國防部的大型承包商中，位居前三位的依次為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與諾斯羅普格魯門。其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主要生產軍用飛機、導彈，是所謂的“純”國防承包公司，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亦屬于美國的“純”國防承包公司，重點生產各種類型的導彈。而波音系列飛機公司，實際上屬于“半”國防承包公司，該公司主要生產民用飛機，但也接受美國國防部航空武器系統訂單。
據統計，僅僅在2007年，上述三大國防承包商便從美國國防部分別拿到了278億美元、225億美元和146億美元的合同。除此之外，通用動力、雷神公司、英國的BAE系統公司，也成為美國國防合同的主要接受者。這些軍工寡頭也都是軍工復合體的核心得益者，目前已經與美國的國防體系深度綁定，不可分割了。
僅僅在法國，該國的達索飛機制造公司每年便從法國國防部接受數億歐元的國防訂貨。法國的許多先進高技術武器大多來源于這家公司國防訂貨。
主要內容
管理體制
美國軍工企業管理體制相對集中和統一，由各主管部門負責國防武器和器材裝備的研究、發展、生產和裝備的統一管理。
結構
“軍工復合體”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比如國防合同：政府將大型合同授予武器制造商，用于開發和制造航空武器系統。
美國的軍工企業可分為三類：國家所有國家經營的軍工企業(簡稱國有國營)；國家所有合同商經營的企業(簡稱國有私營)；合同商所有合同商經營的企業。近年來，美國軍工企業的兼并和集團化規模越來越大，兼并成交額由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數億美元增至目前的數十億乃至上百億美元。1995年3月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與馬丁公司合并；1996年12月，波音公司兼并麥道12；1997年1月，雷西昂公司收購通用動力軍品分公司“休斯電子公司”；1997年7月，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收購諾斯洛普·格魯門等。美國大型軍工企業已由1992年的32家合并為1997年年初的9家，其中航空航天企業已由十幾家減少到3家。聯合兼并的規模越來越大，壟斷進一步加劇。經過合并、兼并，美國主要軍工企業已在國際市場中占有絕對優勢，并壟斷了某些國防高技術。1991~1995年，美國軍工企業在國際軍火市場的銷售額增加了60%，已占領約一半的軍火市場。西方人士認為，美國在這場國防工業結構調整中是最大的贏家。
運作機制
多數經濟發達國家的軍工復合體均展現出共性：高科技工業部門遵循獨特的法律、組織及財務規則運作；技術人員在行政與生產領域間自由流動；以及對產量與質量實施中央計劃控制。由于現代武器技術的高度復雜性和國家傾向于扶持國內供應商，軍事市場往往缺乏競爭。軍方需確保供應商財務穩健（如在美英，即保障私營公司盈利），而供應商則力求公共支出對其產品的支持不減。此背景下，因缺乏競爭且預算過程政治化嚴重，政府采購的航空武器系統時有價格高昂、對國家安全價值存疑之嫌。此外，軍工復合體推動的巨大軍事預算還可能擠壓非軍事工業資源，因高薪工作吸引技術工人流向軍事領域。
軍工復合體的特性深受國家經濟體系是市場導向還是其他導向的影響。以美國為例，20世紀上半葉，武器生產逐漸從公有公司轉向私營公司。而在法國，情況則截然不同，國家政府仍牢牢掌控著大多數軍事相關企業。雖然軍工復合體通常局限于國家內部運作，但在歐盟等特定情境下，其規模已跨越國界，航空武器系統的生產涉及多國軍事公司的合作。
美國的國防科技工業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運行機制體系。這個機制體系包括利益機制、政策機制、計劃機制、合同機制和法律機制。利益機制，是通過市場主體對自身利益的關心而對市場活動發生作用的一種機制。美國政府非常重視利益機制在整個國防科技工業運行中的基礎性作用，尊重軍品生產企業獨立自主的地位，通過對企業的軍品科研生產給以經濟補償等，滿足企業的利益要求。
政策機制：包括軍工投資政策、裝備采辦政策、價格補貼政策、科研補助政策等，引導、推動國防科技工業的發展。
計劃機制：主要表現就是其規劃、計劃和預算(PPBS)體制。目前不僅美國繼續沿用并不斷改善這一制度，而且英國、法國等軍事大國也都在采用這一制度。
合同機制：美國的軍品采購特別是武器裝備采辦主要是通過合同的方式進行的，合同的方式就是市場的方式。
法律機制：美國的國防科研和生產具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國防科技工業的各項活動都是在嚴格的法律約束下進行的。
美國健全的國防科研運行與管理體系及其理念的形成貫穿于美國整個歷史過程，它經歷從國家不養軍隊、不搞軍工的“孤立主義”到“永久戰爭經濟”的軍工復合體過程。下面讓我們看一看這一過程的演變。
影響
正面
有人認為軍工復合體其實是對美國社會有正面影響，也就是軍事約翰·凱恩斯主義，認為軍費或與軍事有關的開支可以大舉促進經濟發展，創造或刺激就業。從這個意義上說，軍工復合體所提倡的持續性的戰爭其實是對社會有利的。武器、戰爭和有計劃的報廢會創造就業、促進經濟繁榮、推動經濟新陳代謝。因此，主張通過軍費促進經濟繁榮的人指出，持續不斷地制造戰爭以及加大國防開支是避免經濟大蕭條的有效手段，這與凱恩斯在1940年的理論如出一轍。
正是由于軍工復合體的存在，核心技術得以在軍工體系中源源不絕地孵化，不斷地為美國經濟注入活力。如果美國的科技創新體系只有DARPA，而沒有軍工復合體的話，許多技術是不可能被孵化出來并影響美國經濟的。或者說，如果沒有軍工復合體，DARPA很容易變成一個純科研機構。因此，軍工復合體是美國科技創新不可或缺的環節。
軍工復合體的形成也是大勢所趨，順應了幾十年來的技術飛速發展的潮流。在這場技術革命中，人才與研發已成為主旋律，但科技研究也變得更加正規、復雜、和昂貴。
負面
學者
美國斯坦福大學退休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一書中指出，戰爭需要有人來準備和“烹制”。美國軍工復合體就是一頭嗜好“烹制”戰爭的“怪獸”。這個龐大利益集團不斷將美國的對外政策往戰爭方向推，通過制造戰爭和沖突、挑動軍備競賽來獲取巨額利潤。
“軍工復合體不是從外圍角度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而是本身就是美國對外政策制定者的一部分，是美國對外軍事干預行為的催化劑和驅動器。”長期以來，軍工復合體作為智庫在政策和戰略層面為美國對外政策提供意見建議；同時向美國國會以及政府部門輸送了大量聽命于自己的人才，這些人變成決策者，讓軍工利益集團的政策偏好順理成章直接進入政府決策；在美國看似開放的政策制定體系中，政商“旋轉門”和媒體合謀，讓軍工復合體擁有巨大的話語權，鼓動政府不斷發動對外戰爭或參與到世界各地的沖突中；并為軍事干預行動儲備專業人才。
軍工復合體的批評者認為：
軍工復合體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屬于美國創新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為革命性技術的孵化提供平臺、資源以及時間。另一方面，以軍工驅動的需求，或者說是偽需求確實把美國推上了霸權以及軍國主義的道路。
政客
艾森豪威爾認為，軍工復合體傾向于推動可能悖離國家最佳利益的政策（如加劇核軍備競賽），并憂慮其不斷壯大的影響力若不加遏制，或將侵蝕美國民主根基。艾森豪威爾對軍工聯合體發出的警告仍是一個爭論的話題，一些人認為，軍工聯合體在近幾十年里變得更加強大。其他人則認為，軍工企業的影響力已經減弱，尤其是在公眾意識和對其影響的擔憂日益增強的情況下。盡管爭論仍在繼續，艾森豪威爾的警告提醒人們不受制約的權力可能帶來的危險，以及保持軍事實力與社會福利之間平衡的重要性。
政治游說：政客們受到武器制造商和國防承包商的影響，制定有利于這些團體的政策。
公共關系活動：軍工聯合體將開展各種媒體活動來證明其利益并掩蓋增加軍費開支的任何負面影響。
如今，艾森豪威爾對軍國主義和工業聯合體的擔憂在其首次表達半個世紀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具有現實意義。盡管美蘇冷戰已經結束，公開的軍事威脅逐漸減弱，但軍工聯合體的影響力依然存在，并且仍然決定著兩國的國內政策。
軍工集團的持續存在受到多種因素的驅動，其中包括：
對國家安全的持久需求：各國政府擁有強大的軍隊來保護其邊疆和利益，這使得對國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
武器制造商的游說力量：武器制造商通過競選資金、游說活動以及有影響力的決策者的可接近性來對政客產生影響。
軍事力量的心理誘惑：軍工聯合體通過發展軍事力量和技術進步來維持國家安全的假象，強化了人們在全球政治中強權即正義的認識。
應對措施
應對軍工聯合體帶來的挑戰需要采取多管齊下的措施：
促進透明度和問責制：政府需要提高軍備支出和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以減少制造機構的影響。
鼓勵公眾監督：然而，公眾意識和參與是抵消 MIC 對政策制定者影響的關鍵。
促進和平解決沖突：投資于外交、沖突管理機制和國際合作可以減少對軍事替代方案的需求，從而減輕國防開支負擔。
解決沖突的根源：消除貧困、不平等和侵犯人權也可能有助于預防需要軍事干預的沖突。
艾森豪威爾對軍工聯合體的描述，是對警惕和負責任地管理國防資源的永恒警告。
然而，通過在沖突解決過程中將重點放在沖突誘因和和平替代方案上，確保軍費透明度將減輕軍事支出帶來的風險，同時增強公眾利益。
典型案例
克林頓主義
美蘇冷戰期間，美國以戰略利益為依據，以敵友關系為準繩，對存在“人權劣跡”的盟友聽之任之。冷戰后，美國開始強調"人權標準和民主制度”強化在人權問題上說教。一段時期，美國政治人物把“人權”掛在嘴邊，到處充當人權“教師爺”。美國憑借地緣上的有利地位和單極時代的有利形勢，試圖盡可能多地占據戰略優勢，打的旗號是“民主”“人權”等（這些價值觀輸出往往也是軍工復合體資助的研究成果）。威廉·克林頓時期，美國發展出新干涉主義政策綱領。其主張是，當有人道主義災難發生或人權受到系統侵犯時，國際社會有權進行干涉。
這種被稱為“克林頓主義”的主張還被寫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戰略文件。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發起長時間、大規模空襲。這是美國及其盟友實踐"新干涉主義”的首次軍事行動。威廉·克林頓指出，北約空襲南聯盟是“為了制止種族清洗而進行的軍事干預”，是一場“正義的、合法的戰爭”。美國和北約的軍事干預，從未得到聯合國的授權。法國思想家莫蘭指出:“在人道主義等說辭中，我看到的是謊言。”
美國自由派的對外干涉議程。不同于保守派只為保守某種秩序或安排，美國自由派則追求“變革、改良、塑造、擴展”。威廉·克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菜克說得清楚：“美蘇冷戰后，美國必須擴展世界上市場民主國家的自由共同體。"用武力拓展市場，是19世紀的做法，自然是過時的和不得人心的。但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所說，美國擅長“給政策披上正義的外衣”。美國軍工復合體開啟輿論動員機器，把使用武力和“捍衛人權”聯系起來，提出所謂“人道主義干涉”。
伊拉克戰爭
20世紀90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總統“在猶豫了幾天后才小心翼翼地做出反應”。最后，在瑪格麗特·撒切爾的推動下，他才決定捍衛"世界新秩序”。美國領導的軍事行動隨后取得了速勝。但是，當時美國人對越南戰爭心有余悸，老布什擔心美國重新陷入戰爭泥潭，故未采納推翻薩達姆政權的建議。小布什入主白宮后，新自由主義勢力抬頭，他們力主在伊拉克實現政權更替，從而糾正老布什政府在海灣戰爭中犯下的錯誤。
“911”事件后，美國蓄意將反恐戰爭擴大化，不斷指責伊拉克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任美國國務卿柯林:杰羅姆·鮑威爾在聯合國展示了所謂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數年后，調査報道顯示當初提供的信息，是美國情報機構通過“不可信渠道”獲得的。歷史學家杰拉德,阿斯特的研究還表明，美國精英為了糾正1991年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沒把薩達姆趕下臺的決定，才重啟了推翻伊拉克政權的軍事計劃。@美國繞開聯合國，并不頤歐洲盟友批評，悍然發動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高額軍費預算
2022年3月16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總值高達1.5萬億美元的2022財年聯邦預算案，其中國防開支高達7820億美元，比上一財年增長5.6%。3月28日，拜登政府向國會提交了包括國防預算在內的2023財年聯邦政府預算草案。草案顯示，2023財年國防預算總金額為8133億美元，歷史上首次突破8000億美元大關。
為在軍事能力上保持與同時期對手的“絕對優勢”，美國在武器裝備研發上幾乎“燒錢”不眨眼。最新軍費預算申請中，采購研發計劃支出高達2760億美元，創五角大樓歷史新高。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亞當·史密斯曾嚴厲批評美國國防部過去20年的采購流程，稱之為“一場徹底的災難”。史密斯曾表示，美國一直尋求軍事壓倒性優勢，不可能也不可取。這容易釋放錯誤信號，讓世界陷入新的美蘇冷戰。
俄烏沖突
2024年3月，報道數據：截至2023年12月，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2000套“毒刺”防空導彈，每枚價格從1991年的2.5萬美元增加到如今的40萬美元，但這只是美國對烏援助武器價格飆漲的冰山一角。例如俄烏沖突初期曾名噪一時的“標槍”反坦克導彈，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累計1萬套，其價格從2002年的發射器12.6萬美元、每枚導彈7.8萬美元，一路飆升到發射器約25萬美元、每枚導彈超過21萬美元。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198門155毫米M777牽引式榴彈炮，其價格在2008年為200萬美元，等到2023年時已高達400萬美元，翻了一倍；援助烏克蘭的39部“海馬斯”火箭炮系統在2014年的價格為350萬美元，2022年增加到430萬美元。
自從2022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約750億美元的援助，其中約463億美元用于軍事和安全方面。然而美國資深參議員桑德斯近日揭開了隱藏在美國對烏軍事援助背后的秘密——美國軍工復合體提供的武器價格近年來已翻了幾番，遠超美元通脹的比例。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看似巨額對烏援助，其實約90%都留在美國國內，“肥水不流外人田”。報道稱，美國全國至少31個州、71個城市的117條生產線正在為烏克蘭生產武器。自2005年以來，美國就沒有制造過“毒刺”導彈，如今五角大樓簽署了一份6.246億美元的合同，恢復“毒刺”的生產以填補軍援烏克蘭后該導彈庫存。
“天價零件”背后黑幕
2024年4月17日，美國眾議員邁克·沃爾茲在美國2025財年軍費預算聽證會上，舉起裝有金屬零件的一個小袋向美國空軍部長肯德爾提問稱，“你認為空軍為它們付了多少錢？”在肯德爾回應說“不知道”之后，沃爾茲憤怒地揮舞著小袋說：“這是一袋價值9萬美元的襯套”。所謂襯套是一種常見的機械零件，通常用于減震、旋轉支撐和隔熱等。沃爾茲表示，這些用于發動機的襯套是用機器沖壓出來的，不需要高科技，普通工人就能生產，完全符合美國聯邦機構的規范。普通美國人采購這袋襯套只需要約100美元，五角大樓直接從設備制造商那里采購，意味著它們應該比貨架產品更便宜，但現實卻是五角大樓為此花費9萬美元。
美國軍隊類似的“天價零件”情況這些年來并不罕見。美國《大眾機械》網站2018年就曾披露，美國空軍當年采購25個新咖啡杯花費約3.2萬美元，平均每個咖啡杯的價格超過1200美元，還有美國空軍單價高達1萬美元的馬桶蓋。
隨著近年來五角大樓與美國國防工業的“旋轉門”問題越來越嚴重，軍工復合體通過影響五角大樓的政策制定，讓海量軍費得以躲過審計、輸送到相關利益集團手里。這種隱形的軍費流失實際比“天價零件”對美軍的影響更大。
參考資料 >
軍工復合體:一頭嗜好“烹制”戰爭的“怪獸”(環球熱點).環球網.2025-11-04
警惕美國軍工復合體新演變 .新華網.2025-11-04
軍工復合體:一頭嗜好“烹制”戰爭的“怪獸”.人民網.2024-09-08
delta-power-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history.duke.edu.2024-09-08
軍工復合體:美國科研創新的一把“雙刃劍” |賽先生.騰訊網.2024-09-27
referenceworkentry.link.springer.2024-09-08
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sciencedirect.2024-09-08
who-are-the-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themilitarysummary.2024-09-08
31個州，117條生產線!細數美軍工復合體如何獲取“戰爭暴利”.百家號.2024-09-27
供烏武器收益大部分留在美國 軍工復合體獲利.中國青年網.2024-09-27
一袋襯套9萬美元!美軍“天價零件”背后黑幕重重.新華網.2024-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