鏟共大觀，是魯迅發(fā)表的一部作品。最初發(fā)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語絲》第四卷第十八期。
正文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報》上，又有一段《長沙通信》〔2〕敘湘省破獲共產黨省委會，“處死刑者三十余人，黃花節(jié)斬決八名”。其中有幾處文筆做得極好，抄一點在下面：“……是日執(zhí)行之后，因馬（淑純，十六歲；志純，十四歲）傅（鳳君，二十四歲）三犯，系屬女性，全城男女往觀者，終日人山人海，擁擠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級，又懸之司門口示眾，往觀者更眾。司門口八角亭一帶，交通為之斷絕。計南門一帶民眾，則看郭亮洞隧道首級后，又赴教育會看女尸。北門一帶民眾，則在教育會看女尸后，又往司門口看郭首級。全城擾攘，鏟共空氣，為之驟張；直至晚間，觀者始不似日間之擁擠。”抄完之后，覺得頗不妥。因為我就想發(fā)一點議論，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說，我是只喜歡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責罰我傳播黑暗，因此咒我滅亡，自己帶著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別的議論就少發(fā)一點罷，單從“為藝術的藝術”〔3〕說起來，你看這不過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讀，便仿佛看見司門口掛著一顆頭，教育會前列著三具不連頭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這也許我猜得不對，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許多“民眾”，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擠著，嚷著……。再添一點蛇足，是臉上都表現(xiàn)著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經滿足的神情。在我所見的“革命文學”或“寫實文學”中，還沒有遇到過這么強有力的文學。批評家羅喀綏夫斯奇說的罷：“安特列夫竭力要我們恐怖，我們卻并不怕；契訶夫不這樣，我們倒恐怖了。”〔4〕這百余字實在抵得上小說一大堆，何況又是事實。且住。再說下去，恐怕有些英雄們又要責我散布黑暗，阻礙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現(xiàn)在易犯嫌疑，忠實同志被誤解為共黨，或關或釋的，報上向來常見。萬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這些來，也許未免會短壯士之氣。但是，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于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里蛀空。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義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須前面貼著“光明”和“出路”的包票，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簡直連投機家都不如了。雖是投機，成敗之數(shù)也不能預卜的。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xiàn)在（現(xiàn)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眾，其實還不很管什么黨，只要看“頭”和“女尸”。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5〕，民二〔6〕，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睹或耳聞了好幾次了。四月十日。
鏟共大觀與李澤厚
比較起胡適和陳獨秀以及其他五四時期的風云人物來，魯迅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和陳獨秀一樣，魯迅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胡適一樣，魯迅搞過專門的學術研究，但是他仍然迥然不同于他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深刻的。他在發(fā)掘古典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心靈的驚人深度上，幾乎前無古人，后少來者。魯迅盡管自1918年起在《新青年》發(fā)表了《狂人日記》等一系列小說、隨感，猛烈地抨擊著舊道德舊文學，但他所吶喊的所鼓吹的所反對的，如果從思想角度說，盡管深度遠超眾人，但在基本思想、主張上，卻與當時他的朋友和戰(zhàn)友們大體相同，并沒有什么獨特之處。……他的力扛九鼎叱咤千軍的著名雜文，盡管在狠揭爛瘡的思想深度和喜笑怒罵的文學風采上，始終是鶴立雞群、無與倫比，但在思想實質和根本理論上，與當時瞿秋白、馮雪峰等人也基本相同，也并無特殊。然而，魯迅卻始終是那樣獨特地閃爍著光輝，至今仍然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原因在哪里呢？除了他對舊中國和傳統(tǒng)文化的鞭撻入里沁人心脾外，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一貫具有的孤獨和悲涼所展示的現(xiàn)代內涵和人生意義……胡適說過：“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但自稱“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的膚淺的胡適并不理解這句話。只有魯迅，才真正身體力行地窺見了、探求了、呈現(xiàn)了這種強有力的孤獨。這當然與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學作為人生觀有觀。貶視庸俗，抨擊傳統(tǒng)，勇猛入世，呼喚超人，不但是魯迅一生不斷揭露和痛斥國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從《示眾》到《鏟共大觀》《太平歌訣》），而且也是他的孤獨和悲涼的生活依據(jù)（從《孤獨者》到《鑄劍》到晚年的一些心境）。魯迅那種背負因襲重擔，肩住黑暗閘門所具有的極其深刻沉重的社會歷史內容的孤獨悲涼，已經有好些論著反復講過了。本文覺得重要的是，這種孤獨悲涼感由于與他對整個人生荒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獨、悲涼糾纏溶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強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魯迅也因此而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真正最先獲有現(xiàn)代意識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之二 ……魯迅對世界的荒謬、怪誕、陰冷感，對死和生的強烈感受是那樣的銳敏和深刻，不僅使魯迅在創(chuàng)作和欣賞的文藝特色和審美興味（例如對繪畫）上，有著明顯的現(xiàn)代特征，既不同于郭沫若那種膚淺叫喊自我擴張的浪漫主義，也不同于茅盾那種刻意描繪卻同樣膚淺的寫實主義，而且也使魯迅終其一生的孤獨和悲涼具有形而上學的哲理意味。 ……魯迅雖悲觀卻仍憤激，雖無所希冀卻仍奮立前行。但正因為有這種深刻的形上人生感受，使魯迅的愛愛憎憎，使魯迅的現(xiàn)實戰(zhàn)斗便具有格外的深沉力量。魯迅的悲觀主義比陳獨秀、胡適的樂觀主義更有韌性的生命強力。事實上，這里有兩種不同的因素或方面的融合，構成了魯迅特有的孤獨和悲愴（悲涼）。一個方面是形上的人生意義的感受和尋求，魯迅認真鉆研過佛經，魯迅從弗里德里希·尼采到安特也夫的現(xiàn)代西方文藝中感受到現(xiàn)代意識，可能還包括日本文學所表達的人生悲哀無托的影響，都使魯迅的孤獨與悲涼具有某種超越的哲理風味。另方面，由于日益卷入實際的戰(zhàn)斗歷程，與舊文化戰(zhàn)，與舊勢力戰(zhàn)，與章士釗、楊蔭榆、陳源戰(zhàn)，與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新月派戰(zhàn)，與“革命陣營里的蛀蟲”戰(zhàn)，與“四條漢子”戰(zhàn)……，他所感受、承擔和認識的現(xiàn)實的黑暗、苦難的深重、戰(zhàn)斗的艱難、前景的渺茫、道路的漫長、人民大眾的不覺醒、惡勢力的虛偽兇殘以及他屢次被革命者和一些青年所誤解、反對和攻擊，受著來自同一陣營的冷槍暗箭……，都使他感到孤獨和悲愴。這是一種具有非常具體的社會歷史內容的孤獨與悲愴。然而，正是這兩者結合交融才構成了魯迅的個性特色。因為有后一方面，魯迅才不會走向純粹個人主義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種純粹個人的失落感、荒謬感、無聊厭倦和脫離現(xiàn)實。因為有前一方面，魯迅才沒有陷入膚淺的“人道主義”、“集體主義”以及科學主義、理性主義中，而忘卻對個體“此在”的深沉把握。魯迅后期的政治色彩異常確定鮮明，幾乎壓倒其他一切，但他卻并沒有完全政治化。魯迅是偉大的啟蒙者，他不停地向各種封建主義作韌性的長期的尖銳斗爭；但同時卻又超越了啟蒙，他有著對人生意義的超越尋求。他早年所說“向上之民，欲離是有限相對之現(xiàn)世，以超無限絕對之至上”的精神、觀念并未完全消失，盡管他不再認為“迷信可存”，宗教當興。魯迅是啟蒙者又超越了啟蒙，這就使他的啟蒙比陳、胡具有更深沉的力量、激情和智慧。
參考索引
〔1〕本篇最初發(fā)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語絲》第四卷第十八期。
〔2〕《申報》的這則通訊題為《湘省共產黨省委會破獲》，下面的兩句引語是它的副題。
〔3〕“為藝術的藝術”最早由十九世紀法國作家戈蒂葉提出的一種資產階級文藝觀點（見小說《莫班小姐》序）。它認為藝術應該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創(chuàng)作的目的在于藝術本身，與社會政治無關。創(chuàng)造社早期也曾提過這類主張。
〔4〕羅喀綏夫斯奇（DAXAPK]I_GLSOJ\，1874—1930）現(xiàn)譯羅憂夫斯基，蘇聯(lián)文學史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當代俄羅斯文學·契訶夫與新的道路》中說：“列夫·托爾斯泰批評安特列夫道：‘他想嚇我，然而并不怕’，那么關于契訶夫，我們卻可以相反地說，‘他不嚇我們，然而很怕人’。”
〔5〕清末黨獄指清朝對革命黨人的迫害，如囚禁章太炎、鄒容，殺害秋瑾、徐錫麟等。
〔6〕民二民國二年（1913），孫中山領導廣東省、江西省、安徽等省討伐袁世凱，在此前后，袁世凱殺害了許多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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