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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蘇加諾（印度尼西亞語：Bung Sukarno）,男，（1901年6月6日～1970年6月21日）土木工程師學位，印度尼西亞國父。蘇加諾1901年6月6日出生于東爪哇省泗水（泗水）的土著貴族家庭，他的父親名叫拉登·蘇克米·索斯羅迪哈喬 (Raden Soekemi Sosrodihardjo)，母親名叫伊達·阿尤·尼奧曼·拉伊 (Ida?Ayu?Nyoman?Rai)。他一生共娶過九位妻子，育有11個孩子。

1912年，蘇加諾在泗水完成小學和高中的學業，1926年畢業萬隆理工學院，獲土木工程學位。蘇加諾擁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并精通多種語言（爪哇語、巴厘島語、巽他語外，荷蘭語、英語、法語、阿拉伯語、印尼語、德語和日語）。

他于1927年組建印度尼西亞民族黨，并因1929年至1931年期間的民族主義活動而被荷蘭殖民政府監禁。1942年結束流亡生活后，蘇加諾回國，并在1942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占領印度尼西亞期間擔任印度尼西亞領導人。1949年12月27日，荷蘭授予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獨立，蘇加諾當選為第一任總統。1957年，派系問題導致蘇加諾更換了國家憲法，并創建了一種新的政府形式，即“引導民主”，這使他在 1959 年解散議會制度并獲得了更大的控制權。20 世紀 60 年代初，蘇加諾宣布自己為終身總統并繼續加強與中國的聯系。

1965年9月30日，“印尼九·三〇事件”一場失敗的共產主義政變極大地削弱了他的權力，并導致反共鎮壓政變的穆罕默德·蘇哈托將軍的崛起。1966年3月11日，蘇加諾簽署行政命令，將其全部權力移交給蘇哈托。蘇哈托中止了與中國的關系，并將蘇加諾軟禁。1970年6月21日，蘇加諾在雅加達病逝，享年69歲。

蘇加諾致力于民族獨立斗爭，歷任印度尼西亞民族政治聯盟主席，印度尼西亞黨主席，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等職務，被稱為“印尼國父。在執政期間，對外奉行反帝、反殖的獨立外交政策，對促進1955年第一次萬隆會議的召開和加強亞非人民團結，發展不結盟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人物生平

早期生活

蘇加諾于1901年6月6日出生于東爪哇蘇臘巴亞（泗水）的土著貴族家庭，原名庫斯諾·索斯羅迪哈喬 (Kusno Sosrodihardjo)，因童年時患重病后幸存，改名為蘇加諾（Sukarno）。蘇加諾的父親拉登·蘇克米·索斯羅迪哈喬 (Raden Soekemi Sosrodihardjo)是一名貴族，他的母親伊達·阿尤·尼奧曼·拉伊 (Ida Ayu Nyoman Rai) 是巴厘島婆羅門種姓的印度教。他在童年一場重病后幸存下來，改名為蘇加諾（Sukarno）。

教育

1912年，蘇加諾在泗水的一所小學畢業后，他被送往莫佐克托的Europeesche Lagere學校（一所荷蘭中學），1916年，蘇加諾進入泗水的Hogere Burgerschool（一所荷蘭式高等中學）就讀。1926年，畢業于萬隆理工學院，獲土木工程學位。

蘇加諾擁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和出眾的語言天賦，除了童年時的爪哇語外，他還精通巽他語、巴厘島語和印尼語，尤其是荷蘭語。他對德語、英語、法語、阿拉伯語和日語也很熟練。

早期的獨立斗爭

蘇加諾在高中時就開始考慮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獨立。在大學期間，他深入閱讀了不同的政治哲學，包括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和伊斯蘭主義，最終形成了自己印度尼西亞式社會主義自給自足的政治思想，并以 Marhaen 的名字命名。他還為志同道合的印度尼西亞學生建立了阿爾加梅內學習俱樂部（Algemeene Studieclub）。

參與印度尼西亞民族黨

1927年7月，蘇加諾組織印度尼西亞民族聯盟。1928年3月將印度尼西亞民族聯盟改組為PNI（印度尼西亞民族黨），目標是印度尼西亞獨立，并任主席。蘇加諾希望獲得日本的幫助來克服荷蘭殖民主義，并將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不同民族團結成一個國家。

逮捕、審判和監禁

荷蘭帝國秘密警察很快得知了 PNI，并于1929年12月下旬逮捕了蘇加諾和其他成員。1930年8月至12月在萬隆蘭德拉德法院受審期間，蘇加諾發表了一系列慷慨激昂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演講《印度尼西亞控訴》，引起了廣泛關注。蘇加諾被判處四年監禁，并被送往萬隆的蘇卡米斯金監獄開始服刑。由于他的演講給荷蘭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自由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們對當局的強大壓力下，蘇加諾僅在一年后就被釋放。

蘇加諾入獄期間，國民黨（PNI）分裂為兩個對立派別，印度尼西亞民族黨 (Partindo)和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教育黨（新PNI）。Partindo贊成采取激進的革命方式，而民族主義教育黨（新PNI）則主張通過教育和和平抵抗來緩慢革命。在試圖調和兩黨建立統一的民族主義陣線后，蘇加諾于1932年7月28日選擇加入Partindo并擔任主席。1933年，蘇加諾在與民族主義者聯系時再次被捕。

流亡

這次，為了不給蘇加諾提供政治演講的平臺，強硬派總督容凱爾·博尼法修斯·科內利斯·德容格利用緊急權力，未經審判就將蘇加諾流放至弗洛勒斯島上的偏遠小鎮恩德。在弗洛勒斯期間，蘇加諾建立了一個兒童劇院。其成員包括未來的政治家弗蘭斯·塞達。1938年2月，由于弗洛勒斯島爆發瘧疾，荷蘭當局將蘇加諾一家遷往蘇門答臘島西海岸的明古連（現明古魯）。1942年日本入侵明古魯群島時，蘇加諾仍在明古魯流放。

日本占領時期

1942年2月，日本入侵荷屬東印度群島，迅速擊敗了荷蘭軍隊，蘇加諾重獲自由。日本占領印度尼西亞期間，蘇加諾采取與日本占領當局合作的立場，先后出任日本占領者建立的民眾力量總會和爪哇奉公會主席。與此同時，利用合法身份與其他印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一起積極進行印尼民族統一和民族獨立的宣傳。1945年上半年，蘇加諾先后參加“印尼獨立籌備調查委員會”和“印尼獨立籌備委員會”，幻想在日本的幫助下取得民族獨立。

印度尼西亞國民革命

印度尼西亞獨立宣言

1944年9月7日，隨著戰爭對日本不利，日本首相小磯國昭承諾印度尼西亞獨立，但具體日期尚未確定。根據美國官方歷史，這一聲明被視為對蘇加諾與日本明顯合作的有力證明。1945年6月1日，在獨立籌備調查局（BPUPKI）會議上，蘇加諾發表“印尼建國五原則”（Pancasila），主張民族主義、人道主義、民主、社會公平和信仰雅威。1945年8月17日，蘇加諾發表《印度尼西亞獨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成立，并當選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首任總統。第二天，新憲法頒布。

入侵與流放

1948年12月19日，荷蘭再次軍事入侵印度尼西亞，蘇加諾于當天被逮捕，并被流放邦加島。

荷蘭的第二次入侵引起了更多的國際憤怒，如果荷蘭繼續開展軍事行動，美國將切斷對荷蘭的馬歇爾援助資金。荷蘭人被迫于 1949年3月7日簽署了《羅姆-范羅延協定》。1949年5月，根據這項條約，荷蘭歸還了日惹周邊地區，蘇加諾才得釋回到日惹。隨后1949年8日，在海牙舉行了《荷蘭-印度尼西亞圓桌會議》，承認印度尼西亞獨立。當天，蘇加諾從日惹飛往雅加達，在總督府的臺階上發表勝利演講。

印度尼西亞合眾國總統

作為與荷蘭妥協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亞通過了新的聯邦憲法，使該國成為一個聯邦國家，為印度尼西亞合眾國（印度尼西亞語：Republik Indonesia Serikat，RIS），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組成其邊界由“范穆克線”以及荷蘭人創建的六個州和九個自治區確定。1950年上半年，隨著荷蘭軍隊撤出，這些國家逐漸解散。1950年8月，最后一個州——東印度尼西亞州– 蘇加諾解體，根據1950年新制定的臨時憲法，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亞統一共和國，蘇加諾任共和國總統。

自由民主時期（1950-1959）

日益增長的專制

1949年的《聯邦憲法》和 1950 年的《臨時憲法》本質上都是議會制，行政權屬于總理，限制了總統的權力。此期間議會和政黨的動蕩和低效、國家多次發生分裂和叛亂等狀況，而西式民主在動蕩的印度尼西亞永遠無法發揮良好作用。盡管遭到副總統哈達的抗議，他還是在1956年提出了“引導民主”計劃，根據該計劃，作為總統的蘇加諾將領導人民就國家問題達成共識。1956年12月，哈塔因反對這種公然奪權而辭職。

軍事接管和戒嚴

軍事政變自1956年12月的蘇門答臘島起，1957年3月蔓延到蘇拉威西，軍人接管了當地政府的控制權。他們要求消除共產主義對政府的影響、平等分享政府收入及恢復哈塔的職位。蘇加諾于1957年3月14日宣布戒嚴，任命與他政見一致的無黨派總理朱安達·卡爾塔維賈賈（ Djuanda Kartawidjaja）為副總統，而軍隊則掌握在忠于他的納蘇蒂安將軍手中。

1957年12月，蘇加諾加強了對印度尼西亞的控制，他將主導印尼經濟的 246 家荷蘭公司收歸國有，其中最著名的是荷蘭貿易協會、殼牌的Bataafsche Petroleum Maatschappij、Escomptobank和荷蘭“五巨頭”貿易公司（NV Borneo Sumatra Maatschappij / Borsumij）、NV Internationale Credite- en Handelsvereeneging "Rotterdam" / Internatio、NV Jacobson van den Berg & Co、NV Lindeteves-Stokvis和NV Geo Wehry & Co )。并驅逐了 40,000名荷蘭公民，同時沒收了其財產。他還制定了禁止華人擁有農村土地和企業的規定。1959年頒布的第10號總統令進一步強化了蘇加諾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該令禁止外國人在農村地區進行商業活動。這項規定針對的是在農村和城市零售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華人，盡管當時他們中很少有人擁有印度尼西亞公民身份。這一政策導致農村華裔人口大量遷移到城市地區，約有10萬人選擇返回中國。

引導民主時期（1959-1966）

為了平息離島的軍事反對，軍方發起了一系列有效的戰役。1959年初，叛軍政府全部投降，最后一支游擊隊于1961年8月投降。結束了西爪哇省（1962年）、亞齊特別行政區（1962年）和南蘇拉威西島（1965年）長期發酵的達魯爾伊斯蘭叛亂。1962年9月，達魯爾伊斯蘭運動領導人卡爾托蘇維喬 (Kartosuwirjo)被捕并被處決。

對佩爾梅斯塔叛軍的軍事勝利和荷蘭公司的國有化使蘇加諾保持了穩固的地位。1959年7月5日，蘇加諾頒布總統令，廢除現行憲法并恢復1945年憲法，兼任總統制內閣總理，推行“有領導的民主”體制。在軍方的支持下，蘇加諾解散了伊斯蘭政黨馬斯米和蘇坦·沙里爾的政黨PSI。軍方逮捕并監禁了許多蘇加諾的政治對手。政府利用戒嚴權力關閉了批評蘇加諾政策的報紙。

多次險遭暗殺

在此期間，蘇加諾曾多次遭到暗殺。1957年11月30日，蘇加諾前往雅加達中部參加學校活動險遭手榴彈暗殺。1960年3月9日，同情自由派叛亂的印尼空軍中尉，丹尼爾·毛卡爾（Daniel Maukar）駕駛米格-17戰斗機對獨立宮和茂物宮進行掃射，試圖殺死蘇加諾，但沒有成功；1962年5月，達魯爾伊斯蘭特工在古爾邦節祈禱期間在宮殿內向總統開槍，蘇加諾再次逃脫。

制衡軍方力量

為了制衡軍方的力量，蘇加諾開始依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PKI）的支持。1960年，他宣布他的政府以Nasakom為基礎，Nasakom 是印度尼西亞社會存在的三種意識形態的結合：nasionalisme（民族主義）、agama（宗教）和komunisme（共產主義）。

提高印尼形象

為了提高印尼的形象，蘇加諾支持并贏得了1962年雅加達亞運會的申辦權。許多體育設施，如史納延體育中心（包括擁有 100,000 個座位的蓬卡諾體育場）都是在此期間建造。當印度尼西亞拒絕以色列和臺灣代表團入境后，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因這一排除政策對印度尼西亞實施制裁，蘇加諾進行了報復，組織了一場“非帝國主義”的奧運會競賽項目，稱為新興力量運動會（GANEFO））。GANEFO于1963年11月在雅加達成功舉辦，有來自51個國家的2700名運動員參加。

作為其聲望建設計劃的一部分，蘇加諾下令建造大型紀念性建筑，如國家紀念碑（Monumen Nasional）、雅加達伊斯蒂赫拉爾清真寺、CONEFO大廈（現議會大廈）、印度尼西亞酒店和 Sarinah 購物中心。使雅加達從前殖民地死水區變成了現代化都市。

蘇哈托政變

1965年4月，軍方與印尼共產黨之間的沖突加劇。美國、英國和德國情報部門與印度尼西亞軍方建立聯系，以探索推翻蘇加諾的可能性。

1965年9月30日，印尼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印尼九·三〇事件”，以總統衛隊翁東為首的軍官，發動軍事政變，抓獲并殺害了包括陸軍司令在內的六名最高級陸軍將領，強迫蘇加諾總統解散國會。時任印尼陸軍戰略后備部隊司令的蘇哈托，宣稱這是一次共產主義政變，迅速平息了政變并竊取了國家最高權力。軍權在握的蘇哈托宣布印尼共產黨是非法組織，開始在全國進行針對共產黨人和左派分子的清洗行動。

1965年至1966年中的短短六個月內，至少有 50 萬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其他受影響群體包括所共產主義同情者、格瓦尼婦女、工會成員、爪哇阿邦干人、華裔、無神論者、所謂的“異教徒”，以及所謂的一般左派被殺害。根據最廣泛發表的研究估計，在全國范圍內至少有 50 萬到120萬人被殺。研究和解密文件顯示，印尼當局得到了美國和英國等外國的支持。

下臺和死亡

1967年3月12日，蘇加諾被正式罷免總統職務，并被軟禁在茂物宮。由于得不到足夠的醫療護理，蘇加諾于1970年6月21日在雅加達陸軍醫院因腎衰竭去世，享年69歲。他被埋葬在印度尼西亞東爪哇省勿里達。

個人生活

家庭與婚姻

蘇加諾一生共娶了9位妻子。

1921年蘇加諾與西蒂·奧塔里（Siti Oetari）結婚，并于1923年離婚。1923年與比他大13歲的英吉特·加納西 (Inggit Garnasih) 結婚，于1943年與英吉特離婚。1943年與法特瑪瓦蒂（Fatmawati）結婚，法特瑪瓦蒂為蘇加諾生下五個孩子。1953年，蘇加諾總統決定根據穆斯林法律實行一夫多妻制。1954年，蘇加諾與來自沙拉笛加的30歲寡婦哈蒂尼（Hartini）結婚。法特瑪瓦蒂對第四次婚姻感到憤怒，離開了蘇加諾和他們的孩子，盡管他們從未正式離婚。1959年，蘇加諾經人介紹認識了當時19歲的日本女人根本直子（Naoko Nemoto），并于1962年結婚，改名為拉特納·薩里·黛維·蘇加諾（Ratna Dewi Sukarno）。蘇加諾還有另外四位配偶：卡蒂尼·馬諾波（Kartini Manoppo，1959-1968年結婚）；哈里亞提 (Harriati，1963–1966年結婚)；尤里克·桑格（Yurike Sanger，1964-1968年結婚）；和赫爾迪·賈法爾（Heldy Djafar，1966-1969年結婚）。蘇加諾因與古斯蒂·努魯爾、巴比·胡瓦伊、努爾巴尼·優素福和阿米莉亞·德拉·拉瑪等多位女性的關系而聞名。

孩子們

蘇加諾一生育有11個孩子。印度尼西亞第五任總統梅加瓦蒂·蘇加諾普特里(Mekawati Sukarnoputri)是其妻子法特瑪瓦蒂 ( Fatmawati)的女兒。她的弟弟古魯·蘇加諾普特拉（ Guruh Sukarnoputra，生于1953年）繼承了蘇加諾的藝術天賦，是一名編舞家和詞曲作者，制作了一部關于印度尼西亞文化的電影《Untukmu, Indonesiaku》（為你，我的印度尼西亞）。他也是梅加瓦蒂·蘇加諾領導的印尼民主黨斗爭的印尼人民代表委員會成員。他的兄弟姐妹有貢圖爾·蘇加諾普特拉 (Guntur Sukarnoputra)、拉赫瑪瓦蒂·蘇加諾普特里 (Rachmawati Sukarnoputri)和蘇克瑪瓦蒂·蘇加諾普特里 (Sukmawati Sukarnoputri)都積極參與政治。

蘇加諾與黛維·蘇加諾有一個女兒，名叫卡蒂卡。2006年，卡蒂卡·蘇加諾 (Kartika Sukarno) 與荷蘭出生的巴克萊全球零售和商業銀行首席執行官弗里茨·西格斯 (Frits Seegers) 結婚。

對外政策

不結盟運動

在執政期間，蘇加諾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于1955年4月24日組織召開萬隆會議，目標是促進亞非經濟和文化合作，將亞非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對抗美蘇。對促進亞非人民的團結作出了重要貢獻。

1961年，蘇加諾與埃及總統納賽爾、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約瑟普·鐵托和加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建立了一個政治聯盟，稱為不結盟運動（NAM，在印度尼西亞稱為Gerakan Non-Blok，GNB），不結盟運動的目的是為那些希望保持獨立于美國和蘇聯超級大國集團的國家提供政治團結和影響力。

對抗西方

美蘇冷戰期間，他采取了一系列基于反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和自信政策，以提高印度尼西亞的國際威望。與其他國家采取邊緣政策，其目的是為了團結多元化和難以相處的印度尼西亞人民。

隨著不結盟運動國家分裂成不同派系，愿意支持蘇加諾的反西方外交政策的國家越來越少，蘇加諾開始放棄他的不結盟言論。試圖打造“雅加達-金邊-北京-河內-平壤軸心”，以打擊新殖民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Nekolim)。。

1960-1965年蘇加諾的外交政策從不結盟轉向對抗，蘇加諾將他的民族主義政策運用到外交政策中。他認為亞洲已經受到西方的羞辱，印度尼西亞仍然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殘余的威脅，即英國控制的馬來西亞、荷蘭控制的伊里安查亞（現西巴布亞）和擁有美國軍事基地的菲律賓。“Knofrontasi”（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對抗）成為一種政策立場。他從馬來西亞手中奪取沙巴州的努力失敗，這場災難性的沖突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譴責，但他成功地收復西伊里安（今伊里安查亞）。1964年，蘇加諾開始反美運動。1965年，印度尼西亞成為第一個退出聯合國的國家，在馬來西亞聯邦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席位后不久。

國內政策

終身總統和個人崇拜

在國內，蘇加諾繼續鞏固自己的控制權。1963年，他被人民革命黨任命為終身主席。他將自己的演講和著作定為所有印度尼西亞學生的必修科目，全國所有大眾媒體只須報道他的意識形態和行動。為了滿足他的個人崇拜，蘇加諾以自己的名義將全國最高的山峰重新命名為“Puntjak Sukarno”，即蘇加諾峰。

印度共產黨

1957年2月，蘇加諾宣布印度尼西亞不適合采用“西方議會制”的政體，主張實行“有領導的民主”，提出“民族主義、宗教、共產主義三大思潮合作”的主張，擴大了共產黨在印度尼西亞政治生活中的影響。這一時期，印度尼西亞舉行的大選中，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取得了四分之一選票，為此，蘇加諾總統提出在內閣成員中，共產黨也應占四分之一的席位。

1965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已成為印度尼西亞最強大的政黨。為了削弱軍隊的影響力，蘇加諾于 1963 年廢除了戒嚴法。1962年9月，他將權力強大的納蘇蒂安將軍“提拔”為武裝部隊參謀長職位，而陸軍參謀長的職位被授予了蘇加諾的忠誠者艾哈邁德·亞尼。與此同時，印度尼西亞軍隊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之間的緊張關系加劇。

經濟衰退

印度尼西亞獨立后，盡管實現了民族團結，但蘇加諾無法建立一個可行的經濟體系來使印度尼西亞從革命走向重建，當時印度尼西亞經濟仍然依賴于荷蘭人開發的種植園和礦山來賺取外匯，制造業規模非常有限。

由于蘇加諾著眼于海外擴張，并投入大量資金建造雅加達國家紀念碑和政府大樓，使印度尼西亞的經濟被忽視并迅速惡化，1959年11月一項禁止華人在農村地區進行貿易的法令使大約 119,000 名華人被遣返，這一政策對彼時的印度尼西亞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

20世紀60年代，印度尼西亞陷入貧困，經濟增長緩慢、惡性通貨膨脹和官僚主義，導致其經濟支離破碎。政府外債違約，外國援助實際上被切斷，外匯管制和保護主義政策使國內工業脫離了國際貿易和投資。在其統治末期腐敗猖，國內和國際貿易受阻，交通基礎設施惡化和收成不佳導致許多地方出現糧食短缺。由于缺乏投資，小型工業部門萎靡不振，產能僅發揮 20%。

日益混亂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導致經濟停滯、出口崩潰和資本外逃，使外匯收入急劇下降。金融管理不善和貿易中斷，政府靠印鈔來資助軍事開支，導致惡性通貨膨脹，1964-1965 年每年超過 600%。最終，蘇加諾的政策被證明是災難性的，普通民眾因遭受惡性通貨膨脹和糧食短缺之苦，轉而支持軍隊。

榮譽

著名言論

“比起平靜安詳的稻田畫，我更喜歡波濤洶涌、熱情奔放的薩摩德拉畫。”Kadyo siniram wayu sewindu lawase“（蘇加諾1964年宣言周年演講）

“如果一個人內心還存有羞恥心，害怕做好事，那么這個人就注定不會再進步一步。” （蘇加諾）

"我們的弱點是什么？我們的弱點是，我們對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缺乏信心，所以我們成為一個由外國剽竊者組成的國家，缺乏對彼此的信任，盡管我們原本是一個Gotong Royong的民族"（宣布周年演講，1966年）。

“一個偉大的國家是一個尊重英雄功績的國家。” （1961年11月10日英雄節講話）

“一個不相信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的力量的國家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1963年《蘇加諾宣言》周年紀念演講）

“給我1000個老人，我一定能將塞梅魯連根拔起，給我1個年輕人，我一定能撼動世界。” （蘇加諾）

“這是神的話語，這是我的吉塔，這是應該成為你的吉塔的神的話語：“Innallahu la yu ghoiyiru ma bikaumin，hatta yu ghoiyiru ma biamfusihim”。 “在一個國家改變其命運之前，上帝不會改變該國家的命運”（《宣言》周年紀念演講，1964 年蘇加諾）

我們堅持認為，集團的形成，特別是基于實力和軍備競賽的集團，只會導致戰爭。

我們共同相信，自由政策是我們每個人為維護和平和緩解國際緊張局勢做出決定性貢獻的最佳途徑。

建設一個所有國家和平共處、兄弟情誼的世界。

政治獨立意味著積極致力于自由、永恒和平、社會正義和自由的崇高目標。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決心；它符合人類的社會良知。

不要盲目地展望未來，過去作為未來的鏡子非常有用。（1966 年宣言周年紀念演講）

不要以為我們都對匈牙利國旗有足夠的功德。只要小屋里有哭聲，我們的工作就完成了；揮灑大量的汗水，繼續戰斗。（《宣言》周年紀念演講，1950 年）

我們還沒有生活在滿月之下，我們還生活在轉型中，保持雄鷹的精神（宣言周年紀念演講，1949年蘇加諾）

雄性和雌性就像鳥的兩個翅膀。兩只翅膀同樣有力，則鳥飛至最高峰；如果兩只翅膀中的一只折斷，那么這只鳥就根本無法飛翔。（Sarinah，第 17/18 頁）

我的斗爭因為驅逐侵略者而變得容易，但你們的斗爭就會因為反對你們自己的人民而變得更加困難。

自由政治不是在戰爭爆發時尋求中立立場的政治；而是在戰爭爆發時尋求中立立場的政治。自由政策不是沒有貝爾格萊德色彩的中立政策；擁有自由政治并不意味著成為兩大集團之間的緩沖國。

不結盟政治是我們積極致力于爭取獨立、持久和平、社會正義和獨立自由的崇高斗爭。

沒有人計算過：如果我為保衛這個共和國而戰斗和犧牲，我將從這個共和國獲得多少利益。（1956年宣言周年紀念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