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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萬隆會議，即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代表團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第一次亞非會議。萬隆會議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由亞非國家自行發起，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討論亞非各國有關問題的大型國際會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鼓舞下，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蓬勃高漲，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作為國際舞臺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逐漸崛起。萬隆會議召開前夕，亞非地區已出現30個民族獨立國家，但殖民主義在亞非地區的統治遠未結束，西方列強不甘心將殖民利益拱手相讓。因此，加強相互間團結合作，反對新老殖民主義，捍衛民族獨立，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支援被壓迫民族解放斗爭，維護世界和平與合作，既是亞非獨立國家的迫切愿望，也是萬隆會議召開的根本宗旨。

萬隆會議最終一致通過《亞非會議最后公報》，公報涵蓋了與會國在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等多個方面所達成的共識。公報中"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載入史冊的十項原則，是亞非國家對國際關系準則的重要貢獻，是世界歷史進程中劃時代的里程碑。

會議背景

國際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亞非拉地區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斗爭風起云涌，亞非拉民族獨立解放事業蓬勃發展。

戰后初期，東亞、東南亞成為反帝斗爭的中心地區，廣大前殖民地國家相繼贏得獨立。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連同二戰前已獨立的國家，在亞非兩大洲已涌現出30個獨立國家。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推動了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運動的發展。一系列前殖民地的獨立敲響了殖民統治的喪鐘。這是幾百年來國際關系史上一個空前未有的變化，它為亞非國家獨立自主地召開一次大型國際會議創造了條件。

矛盾斗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蘇之間日益加劇的美蘇冷戰對峙局勢，嚴重威脅著亞非國家的獨立與安全。由于帝國主義對中間地帶的爭奪，亞非地區成為世界各種矛盾和沖突集中的地區。許多亞非民族主義國家從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出發，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執行和平、中立和不結盟政策，拒絕參加侵略性軍事集團，反對在自己國家領土上建立外國軍事基地。越來越多的亞非國家認識到，為維護政治獨立，發展民族經濟與文化，有必要加強國際合作，并要求與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關系。因此，亞非會議的召開也是亞非新興國家與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矛盾和斗爭的產物，反映了億萬亞非人民爭取和保障民族獨立、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亞非國家團結合作的共同愿望。

五項原則

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和緬甸，在中印和中緬兩國總理會談的聯合聲明中一致同意，并共同倡導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關系的準則。

五項原則的公布，受到國際輿論、特別是亞非拉和歐洲國家廣泛的支持和響應。這大大促進了亞非各國之間團結合作的發展。在這種形勢下，亞非會議召開的主客觀條件成熟了。

參會國家

發起國

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斯里蘭卡（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五國發起。

參與國

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柬埔寨、中華人民共和國、埃及、埃塞俄比亞、黃金海岸（加納）、伊朗、伊拉克、日本、約旦、老撾、黎巴嫩、利比里亞、利比亞、尼泊爾、菲律賓、沙特阿拉伯、蘇丹、敘利亞、泰國、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國、也門等。

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由周恩來總理率領。

會議召開

1953年8月，時任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率先提出召開亞非會議設想。

1954年4月，南亞五國總理在科倫坡召開會議，討論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會上，五國總理討論了印度尼西亞總理提出的“舉行一次更廣泛的亞非國家會議的可能性”的倡議。

1954年12月底，南亞五國總理在印尼茂物舉行會議，決定與會五國聯合發起召開亞非會議，邀請包括中國在內的25個亞非國家和地區參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萬隆舉行。

美國為了達到阻止亞非會議的召開，把矛頭首先對準新中國。美國還捏造說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已對遠東“構成了尖銳、迫切的威脅”，極力挑撥中國與亞非國家的關系，人為地制造對中國的恐懼和疑慮。詳見詞條：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1955年4月18-24日，萬隆會議隆重召開，代表著占世界面積將近1/4（3100多萬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約2/3（14.4億人）的29個亞非國家共計340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并有5個國家派代表團列席了會議。

會上中國姿態：中國政府自始至終對亞非會議持積極支持態度。中國政府代表團由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代表是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外貿部長葉季壯、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和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黃鎮，代表團顧問有廖承志、喬冠華、陳家康、黃華等。

中國代表團基于對當時形勢和與會國的復雜性的分析而確定的參加亞非會議的總方針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并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亞非國家的關系創造條件，力求會議取得成功。

萬隆會議十項原則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提出，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先是周恩來總理于1953年12月底在會見來訪的印度代表團時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后，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所承認和接受，并載入了包括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宣言在內的一系列重要國際性文件，對推動國際關系朝著正確方向發展，發揮了重大歷史性作用，成為國際關系準則的重要基石。

會議成果

萬隆會議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討論了民族獨立和主權、反帝反殖斗爭、世界和平以及與會各國的經濟和文化合作等問題。經過充分的協商，會議一致通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項內容的《亞非會議最后公報》。其中《關于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

這十項原則體現了亞非人民為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維護世界和平而團結合作、共同斗爭的崇高思想和愿望，被稱之為萬隆精神。十項原則包括了1954年由中國、印度和緬甸三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主要內容，被認為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準則，成為國際上公認的處理國家關系的基礎。

其中：

經濟合作的決議，強調促進亞非區域經濟發展的迫切性，提出與會國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基礎上進行經濟合作。決議不排除同亞非地區以外國家的合作，但它強調了亞非國家之間進行合作的重要性。決議提出以互相提供技術援助、鼓勵促進亞非國家間的聯合企業、擴大貿易往來、采取集體行動穩定原料商品國際價格等多項具體措施，加強亞非地區的經濟合作。盡管萬隆會議提出加強亞非之間互助合作、共同爭取國際經濟關系中平等地位的斗爭還處于起步階段，但它指出了亞非國家之間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和發展前景，成為日后第三世界經濟合作和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先導。

文化合作的決議，譴責了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壓制亞非人民發展民族文化和阻撓亞非國家間的文化交流。肯定了亞非人民恢復亞非各國原有的文化接觸和發展新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要求。各與會國決心為更密切的文化合作而努力，也“希望在發展亞非文化合作的同時，同其他國家發展文化接觸。這會豐富它們自己的文化，并且還會有助于促進世界和平和了解。

人權和自決，宣布“完全支持聯合國憲章中所提出的人權的基本原則”和“人民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并注意到“自決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權的先決條件”。決議譴責“對于成為非洲廣大區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人的關系的基礎的種族隔離和歧視的政策和實踐”；宣布“殖民主義在其一切表現中是一種應當迅速予以根除的禍害”。

附屬地人民問題，支持附屬地人民爭取自由和獨立的事業，特別是北非人民爭取自決和獨立的斗爭；并要求有關國家給予這些國家和人民以自由和獨立。決議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權利，支持印度尼西亞和也門為維護民族權益的斗爭。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決議，要求聯合國的會員應當具有普遍性；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支持接納具備會員國條件的亞非國家，決議認為亞非地區國家在安理會中的代表權是不充分的，提出非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分配應能使亞非國家參加安理會，“以便它們可能對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作出更有效的貢獻”。

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決議表達了亞非國家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嚴重關切，認為“裁減軍備、禁止生產、試驗、使用核子和熱核子作戰斗武器，對于拯救人類和文明免受大規模毀滅的恐懼和前景是緊迫需要的。”公報在《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這一決議中，提出了各國應當在下列原則的基礎上，作為和睦的鄰邦彼此實行寬容，和平相處，發展友好合作。

詳細見詞條：萬隆會議十項原則。

會議精神

被概括為“團結、友誼、合作”。

歷史意義

萬隆會議的成功召開是亞非人民團結合作、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結晶。會上共同倡導了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形成了以“團結、友誼、合作、和平共處、求同存異”等為核心的萬隆精神，為亞非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關系提供了指導原則，為和平解決國家間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爭端指明了有效路徑，成為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并遵循的國際關系和國際法基本準則。

萬隆會議有力推動了亞非國家的聯合自強，鼓舞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開啟了南南合作的序幕，為不結盟運動的興起奠定了基礎，推動了國際秩序的深刻演變。

國際關系風云變幻，從獨立自主、反帝反殖，到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亞非地區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萬隆精神也歷經一個甲子，正綻放出新的時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