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年8月4日—1822年7月8日），英國浪漫主義民主詩人、作家，第一位社會主義詩人、小說家、哲學家、散文隨筆和政論作家、改革家、柏拉圖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受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頗深。主要作品有長詩、短詩、散文、詩劇。如詩歌《西風頌》《云雀》等，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等。
雪萊出生于英格蘭蘇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菲爾德莊園“Field Place”貴族家庭,其祖父是男爵，父親當過國會議員。身為富裕莊園的繼承人，雪萊卻是一個叛逆的青年。1810年就讀牛津大學期間，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影響，1811年3月25日由于散發《無神論的必然》，入學不足一年就被牛津大學開除。1812年1月，雪萊同威廉·葛德文通信；2月12日—4月4日，赴愛爾蘭進行政治活動，在都柏林刊布《告愛爾蘭人民書》《關于建立慈善家協會的倡議》《人權宣言》等文件，并在都柏林集會上公開發表演講，談天主教徒解放等問題。1816年5月他在日內瓦湖畔與拜倫相遇，1818年后僑居意大利，與另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過從甚密。遠離英國政治，他不再熱衷于社會改革，而是更致力于用詩歌表達自己的理想。1822年7月8日，在回家途中，斯貝齊亞海上突然起風暴，雪萊等數人覆舟淹死。
雪萊是19世紀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作品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批判精神和對理想的向往，其作品的美學觀念也成為衰退政治的避難所。卡爾·馬克思認為雪萊“從頭到腳都是一個革命者，并且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急先鋒”雪萊的作品深受古希臘文化的影響，并最終融合在希臘主義的旗幟下，闡釋成為一種世俗化的、人性化的思想體系。珀西·比希·雪萊，英國文學最有才華的抒情詩人之一，被譽為“詩人中的詩人”，與喬治·戈登·拜倫并稱為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雙子星座”。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1792年8月4日，珀西·比希·雪萊出生于英格蘭薩塞克斯郡霍舍姆郡的一個富有貴族家庭，其祖父畢希·雪萊（Sir Bysshe Shelley, 1st Baronet of Castle Goring）通過過繼承和婚姻積累家財，并得到權貴諾克公爵的提攜，1806年被封為男爵。其父是輝格黨議員提摩賽·雪萊。雪萊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狹隘守舊的人，對長子和長孫抱有厚望，但雪萊自幼對培養爵位和財富繼承人的庭訓深惡痛絕，這樣的成長環境使得他萌生了反叛思想和對自由的渴望。
求學經歷
1798年，年幼的雪萊由牧師伊文·愛德華（Evan Edwards）授業開蒙。他的表哥、摯友托馬斯·麥迪文也住在他家附近，后來麥迪文為雪萊作傳，寫下了《珀西·比希·雪萊的一生》。1802年雪萊進入在錫永宮開設的學院學習。1804年至1810年，雪萊入貴族學校“伊頓公學”，由于拒不接受高年級學生有權支配和役使低年級同學的“學仆制”，受到了教師和同學殘酷的虐待，而被視為異類怪物，并獲得了幾乎是追隨他一生的罵名：“瘋子雪萊”、“不信神的雪萊”。
1810年，18歲的雪萊進入牛津大學讀書，牛津大學的教學體系在當時是一切學科都以宗教和神學為基礎，并不能適應雪萊的需要。1811年3月25日，由于散發《無神論的必然》一文而遭牛津大學開除，次日離校。雪萊的父親要求雪萊公開聲明自己與《無神論的必然》毫無關系，結果他拒絕向父親認錯，與家庭斷絕了關系。
創作經歷
政治創作
19歲的雪萊開始了他的獨立生活，這一時期，他認識了一位酒吧老板的女兒——赫利埃特·委斯特布洛克(Harriet Westbrook Shelley，1795-1816)，1812年，兩人不顧雙方家庭的反對，自作主張結為夫妻。雪萊父親以斷絕經濟支持的方式企圖迫使雪萊就范，反而助長了他反抗舊秩序的叛逆性格。而父子的僵化關系一直延續到了雪萊死后，二人都沒有和解。
1812年1月，雪萊同威廉·葛德文通信；2月12日—4月4日，攜妻子前往都柏林，支持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解放事業。在都柏林，雪萊刊布《告愛爾蘭人民書》《關于建立慈善家協會的倡議》《人權宣言》等文件，并發表演講。愛爾蘭之行激發了雪萊的創作熱情，此后一年間，在政治熱情的驅使下，雪萊在英國各地旅行，散發其自由思想的小冊子。10月4日，雪萊登門拜訪了烏托邦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先驅思想家，《政治的正義》 一書的作者——威廉 ·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 1836)。這位葛德文先生，后來成為雪萊的第二個老岳父。1813年2月，完成《麥布女王》長詩及散文注釋（同年復印成，未公開發行），這首詩富于哲理，抨擊宗教的偽善、封建階級與勞動階級當中存在的不平等。這是他生前被盜印版次和冊數最多的一部作品，后來在爭取政治改革的憲章派斗士們之間，成了幾乎是人手一冊的讀物，從而被卡爾·馬克思稱之為 “憲章派的圣經”。
婚姻危機
在雪萊創作生涯如火如荼進行，他與現任妻子的婚姻也令他苦惱。后來他與葛德文的女兒瑪麗·蘭姆（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1797-1851），一見傾心。瑪麗是一個真正能理解他的思想的女人，并由此引起了他對她的強烈愛情。雪萊清楚，必須解除他與赫利特的婚姻關系，才能同瑪麗結婚，而且葛德文雖然在其著述中反復宣稱自由戀愛，但雪萊與其女兒的戀愛，卻難以被這位父親接受；第一任妻子赫利特也拒絕與他離婚。在這種情況下，他與瑪麗私奔法國。而這時期赫利特由于忍受不了失去丈夫的痛苦和孤獨，1816 年12月11日不幸溺水自盡。通過法院判決，剝奪了雪萊對孩子的監護權。他在《致大法官里》高叫： “我詛咒你，憑著橫遭蹂躪的慈父之心 憑著長久懷抱，最近才失卻的希望”。《給威廉·雪萊》中，他還提起這啟徹骨之痛的事件：“他們已剝奪了你的兄長和姐姐，使得他倆和你難再相處，使他倆笑容凋落，淚水枯竭，那本該是獻給我的禮物，使他倆從小淪為奴隸，獻身給惡毒宗教信仰和罪惡的事業。”
1816年五月，攜瑪麗同游歐洲，在日內瓦湖畔與喬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交往密切，這兩位同代詩人的友誼一直保持到雪萊逝世。由于雪萊擔心他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子女也可能被剝奪監護權，雪萊攜家離開英國，于1818年3月來到意大利與拜倫再次相遇，兩人經常討論文學創作與政治問題。
旅意期間的文學創作
在意大利期間，雪萊創作熱情高漲，他與英國國內的民主運動仍有密切聯系，同時關注意大利、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寫出了詩劇《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倩契》(The Cenci)以及政治抒情詩，如《專制國王的化妝游行》》《給英國人之歌》《1819年的英國》《自由頌》等，對英國資產階級社會進行了尖銳的諷刺與憤怒的批判。
1821年2月23日，約翰·濟慈（John Keats）去世。同年6月，雪萊寫就《阿多尼》來抒發自己對濟慈的悼念之情，并控訴造成濟慈早逝的英國文壇以及當時社會現狀。正當雪萊的詩歌處于旺盛期，他卻不幸死于一場海難。1822年７月１日，雪萊在愛德華·威廉斯陪伴下，乘坐雙桅船 “堂”（Ariel）前往萊航去迎接從英國來到的朋友利·亨特。1822年７月８日，在返回他在斯佩齊亞海灣勒瑞奇的住所卡薩馬格尼途中，猝遇狂風暴雨，雪萊和威廉斯全都落水罹難。對于雪萊的早逝，他的朋友拜倫等人在海灘上為他舉行火葬，雪萊的心臟連同骨灰一起葬在羅馬的新教徒墓地，墓碑上寫著：“Percy Bysshe Shelley—Cor cordium”(珀西·比希·雪萊——眾心之心)。
主要作品
雪萊意外溺水而亡后，他生前許多未曾發表過的作品一直無法問世，他的父親一直拒絕出版雪萊的任何著作。作為遺孀的雪萊夫人開始了對雪萊作品的整理，她于1824年出版了《雪萊遺詩集》，1839年出版了四卷本的《雪萊全集》，涵蓋了雪萊生前未能出版的大部分作品。
詩歌
愛爾蘭人之歌（The Irishman`s Song，1809）
戰爭（War，1810）
魔鬼出行（The Devil`s Walk，1812）
麥布女王（Queen Mab，1813）
一個共和主義者有感于波拿巴的傾覆（Feelings Of A Republican On The Fall Of Bonaparte，1816）
瑪麗安妮的夢（Marianne`s`Dream，1817）
致大法官（To The Lord Chancellor，1817）
奧西曼迭斯（Ozymandias，1817）
逝（The Past，1818）
?朵枯萎的紫羅蘭（On A Faded Violet，1818）
召苦難（Invocation To Misery，1818）
致瑪麗（To Mary，1818）
伊斯蘭教的反叛（The Revolt of Islam，1817）
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1819）
饑餓的母親（A Starving 母親，1819）
羅薩林和海倫（Rosalind and Helen，1819）
含羞草（The Sensitive Plant，1820）
云（The Cloud，1820）
致云雀（To A Skylark，1820）
自由頌（Ode To Liberty，1820）
解放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20）
阿多尼（Adonais，1821）
?盞破碎的明燈（Lines，1822）
劇本
倩契（The Cenci，1819，五幕悲劇）
暴虐的俄狄浦斯（OedipusTyrannus，1820，詩劇）
論文及散文
無神論的必然（1811）
自然神論之駁斥（1814）
關于把改革付諸全國投票的建議（1817）
詩的辯護（1821）
譯著
荷馬《維納斯贊》
但丁·阿利吉耶里《地獄》篇部分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浮士德》部分
創作特點
主題思想
雪萊受到18世紀哲學的影響，他在宗教、道德、政治上是革命者。他以詩人身份成為革命者，抱有理想主義：在暴政的廢墟上看到和平、愛與幸福的世界誕生。他一生中創造的抒情詩和詩劇是他創作生涯的重要組成部分。19世紀早期的英國受到法國大革命和啟蒙主義思想的影響，雪萊作為時代精神的求索者和思想者，在詩歌中抒發心靈感悟，在散文中把握時代的脈搏。詩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為社會尋找出路。蘇珊娜·克拉克認為雪萊的詩歌靈動、飄逸，充滿想象和隱喻，散文則透明清朗，能使讀者更清晰地認識到雪萊的詩意與哲思。
雪萊的創作在道德、詩歌與詩學思想三種要素之中 ，其中道德始終居于本體與核心的位置 ，并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其詩篇與詩學思想的基本面貌與精神特征。《麥布女王》中雪萊借女王之口闡述了一個沒有專制、壓迫和宗教欺騙的人類社會，反對暴力和專制，宣揚進步思想。雪萊對愛情、婚姻的態度隱含著他的道德立場。雪萊的思想觀點以及他對婚姻的態度闡明了他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給簡恩：回憶》中寫道“寫道 :“一個精靈在周圍散布了 ，迷人的寧靜的生命 ，使我們世俗心靈的煩擾 ，歸于暫時的安寧 ”。可見在愛情觀念上是一個唯美主義者，追逐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對哈麗艾特或瑪麗而言就是追求純美愛情的體現。
藝術手法
自然意象
雪萊對自然景物的描寫投射了他對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使他的自然詩被賦予了深厚的政治內涵。雪萊把他的想象映射于寫作，作品的創作既是與宇宙的嬉戲，同時又是他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的象征，使這種精神顯得神圣和崇高。
《西風頌》中西風變成了一種鼓舞生命的未知的力量的象征，這是一種可以統治世界萬物的無限的偉大力量。雪萊的西風既是“破壞者又是保存者”，它不僅是枯死的秋天的象征，也是即將到來的孕育生命的春天的象征。對于已成熟的詩人來說，試圖改變世界卻是一項艱難的任務，雪萊在《西風頌》中，把西風當成是自由的象征，它能橫掃落葉，在太空中掀起激流，卷起云塊，喚起海浪。它既是破壞者，又是保護者。
希臘意象
人們深刻認識到了啟蒙運動時期理性主義的局限，所以浪漫主義的代表詩人將視野轉向希臘文化。雪萊曾在他的詩歌中用希臘意象表現其思想觀念和情感。
希臘作家埃斯庫羅斯筆下的悲劇人物普羅米修斯，被鐵鏈捆綁在高加索山上受盡折磨，最終向宙斯吐露了秘密，與宙斯和解后得以釋放。然而，雪萊一反有關普羅米修斯的傳統寫法，在《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里巧妙地改寫了神話的傳統結局，以狄摩高根推翻宙斯的暴虐統治作為詩劇的終結。通過對埃斯庫羅斯筆下普羅米修斯與宙斯妥協之必然性的顛覆，雪萊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煥發出不同凡響的嶄新意義，并彰顯出他詩歌中所蘊含著的時代變革精神。
《普羅米修斯的解放》中，以普羅米修斯忍受“三千年無眠無休的永無盡頭的痛苦”開始，但真正的主題卻是憑借殘酷的屠殺和仇恨并不能換取抗爭的成功，依靠寬恕、仁愛和忍耐才能迎接那即將到來的勝利。因此，普羅米修斯的解放通過普羅米修斯自身的“美好和坦蕩”而成就的。用象征手法描述普羅米修斯和朱庇特的斗爭，意在表現法國革命失敗后的歐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對封建復辟勢力的英勇抗爭，主人公形象概括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奴役反壓迫、爭取自由求解放的革命精神，也體現了詩人自己堅定的立場和對未來美好社會的追求。
美學思想
雪萊強調詩歌的教育作用，認為詩歌的社會功用高于其他藝術。詩人是“立法者和社會公民的創造者，他們是生活中藝術的發明者”雪萊還闡釋了自己的創作觀，“在創作時，人們的心境宛如一團行將熄滅的炭火，有些不可見的勢力，像變化無常的風，煽起它一瞬間的火焰。”由此雪萊認為支配創作的是“靈感”“激情”，而不是理智或意志。雪萊的“靈感”說代表了浪漫派對啟蒙主義者奉行的“唯理主義”的一種反動，其中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從整體上看，沒有突破唯心主義的臼。
作品影響
對西方政治運動的影響
以雪萊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人推動了工業革命社會的心態轉向。雖然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的政治革命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掃清了前進的障礙，但“心態的現代轉型比歷史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轉型，更為根本。”面對工業革命和科技理性的洶涌浪潮，英國浪漫主義者敏銳地意識到世界精神的根基性缺失和意義本源的匱乏，他們拒不認同工業革命那算計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因而必須要為此岸世界尋找新的意義和立法根基。
對西方啟蒙運動的影響
啟蒙主義是雪萊詩歌的主要內容，雪萊在《詩辯》中將詩歌看做一個偉大民族覺醒的可靠先驅、伙伴和追隨者。《伊斯蘭的起義·序言》中，雪萊看到了啟蒙的艱難和群眾的不覺悟，想要讓民眾珍重理解道德的尊嚴和自由。
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就把浪漫主義看成是人們對資本主義進行審美現代性批判的第一步。馬克思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都從浪漫主義的審美批判中獲得了深刻的啟示，無論這些思想流派的觀點存在多么大的差異，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都把審美的標準作為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重要武器，因而審美的標準始終成為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閃光亮點。
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雪萊的作品在20世紀影響了中國的文學創作。魯迅所做《摩羅詩力說》將雪萊和喬治·拜倫作為“惡魔詩人”加以介紹，突出雪萊的孤獨與反抗。魯迅想要“反叛中國的文學傳統，以西方近代的惡魔之聲，驚醒沉睡中的平和國民。”雪萊思想的啟蒙主義為魯迅貫穿終生。
雪萊的詩對于中國新詩的奠基者之一的郭沫若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女神》中大量的詩篇，體現出“愿打破一切詩的形式來寫我自己能夠夠味的東西”的創造精神，這也是雪萊精神的最好表現。
雪萊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推動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今天雪萊的詩歌是全人類共有的寶貴財富。
人物評價
負面批評
19世紀初的雪萊作品引起的注意有限，論者們往往因為個人、政治和社會等因素而對其產生各種偏見。當時的著名評論家、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不僅批評雪萊《伊斯蘭的起義》無趣又沒有活力，語言粗鄙散漫，還攻擊他的私生活“自私而冷酷”。批評家們只言片語的判斷并無助于認識雪萊，因此要用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將雪萊重新置入英國浪漫主義以及他所處的歷史語境之中。
當時法國大革命的浪潮漸漸退去，威廉·華茲華斯、柯勒律治等第一代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掌握話語權的時代。強調回歸自然的生活，終極的真理要靠個人自己在內心發現，而非在社會事務中求得。然而雪萊是在用一種更加理性的方式審視英國社會存在的問題。所以華茲華斯在年輕曾認為雪萊作為詩人簡直一無是處，“一個在25歲前都沒能寫出一首好詩的人，我們可以認定他不能，并且永遠都寫出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新人文主義登上歷史舞臺。如美國文學評論家歐文·白壁德批評雪萊作品中感情泛濫。英國詩人托馬斯·艾略特認為雪萊是一個“青春詩人”，“這個人沒有幽默感，學究氣十足，以個人為中心，很多時候，他的行為像個流氓。”
雪萊作品中的無神論的思想和對未來世界的想象，超前于大眾讀者。丹麥的文學評論家勃蘭兌斯論斷：雪萊則在前進的道路上超越他的時代太遠。群眾愿意追隨一個比他先進二十步的領袖，但是，如果這位領袖和他們相隔一千步，他們就會看不見。
正面評價
瑪麗·雪萊和李·亨特等朋友在其死后不遺余力為雪萊聲名的傳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來洗刷雪萊在生前被指控的不道德、無神論等思想。許多評論家也試圖通過將他的不道德闡釋為另外一種更高的道德，將他的無神論解讀為一種基督教的新的、更高貴的形式。這些努力和那些持續存在的批評和指責混雜在一起對雪萊形象不斷建構。
李·亨特是雪萊同時期著作的支持者。認為“他們區別于叢查理二世以來便盛行在英國的法國風格……是真正的英國文學的繆斯。他們唯一的目標是恢復對于自然的熱愛，對于思考的熱愛，而非僅僅是進行講述。
華茲華斯后來回憶，從對風格的掌控來說，雪萊是他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是年輕人的最愛，但是無法滿足各個年齡讀者的胃口。
隨著雪萊著作的經典化，阿諾德認為“從雪萊夫人開始，她便將雪萊塑造為一個天使”這是當時對于雪萊最為主流的觀點。
雪萊在馬克思眼中則是“革命家”，恩格斯眼中的天才的預言家。
蘇曼殊認為雪萊“雖然也是個戀愛的自由者。“他為愛情的熱忱，從未表現在任何強烈激動的字句內。”“他的詩像月光一般，溫柔的美麗，睡眠般恬靜，映照在寂寞沉思的水面上。”
郭沫若在譯雪萊詩的小序中說：“雪萊是我最敬愛的詩人中之一個。他是自然的寵子，泛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兒。他的詩便是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絕妙的詩”
后世紀念
在羅馬，雪萊墓碑上鐫刻著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名言："他沒有消失，只是經歷了一次海水的幻化，化成了富麗珍奇的瑰寶。
濟慈-雪萊紀念館（Keats-Shelley Memorial House）位于西班牙階梯（Piazza di Spagna）的右邊，是法國著名浪漫主義詩人約翰·濟慈（John Keats）在生命最后居住的地方，是一所浪漫主義文學圖書館。英國于2019年發起為時三年紀念濟慈-雪萊逝世200周年的宣傳運動（The Keats-Shelley200 campaign ），活動在英國和意大利兩地舉行。
參考資料 >
紀念雪萊.澎湃新聞.2023-03-15
他沒有消失，只是經歷了一次海水的幻化.光明網.2023-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