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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綠汀（1903年7月20日-1999年4月27日），又名賀楷、賀抱真，湖南省邵東市人，中國音協原副主席，上海音樂學院院長，是中國音樂家、教育家。

賀綠汀早年參加湖南農民運動和黃花崗起義。二十歲時，他進入長沙藝術專修學校，攻讀繪畫與音樂。1931年，賀綠汀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1934年在俄國作曲家齊爾品舉辦的征求中國風味鋼琴曲比賽中，憑借《牧童短笛》和《搖籃曲》分別獲得一等獎和名譽二等獎。同年，他進入電影界，先后為電影《船家女》《都市風光》《馬路天使》和話劇《復活》《武則天》等二十多部作品配樂。

抗日戰爭爆發后，賀綠汀參加上海救亡演劇隊，先后任武昌藝術專科學校教員、明星電影公司音樂科科長。1939年，賀綠汀在重慶育才學校任教。1941年皖南事變后參加新四軍，在軍部和魯迅美術學院華中地區分院從事音樂創作和教學工作。1943年赴延安市，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音樂教員、延安中央管弦樂團團長。1945年后在華北大學任教。解放戰爭時期，任華北文工團團長，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賀綠汀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中國文藝網第四屆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第二、三屆副主席，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在此期間，賀綠汀一直致力于音樂教學事業，創辦了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和附小，同時還創作了大量音樂作品。1999年4月27日，賀綠汀在上海逝世，享年96歲。

賀綠汀對西洋音樂、中國傳統音樂與民俗音樂有著深入的學習與研究，創作有3部大合唱、24首合唱、近百首歌曲、6首鋼琴曲，以及多部電影音樂及秧歌劇音樂、器樂獨奏曲等，并寫下了《我對戲曲音樂改革的意見》《論音樂的創作》《民族音樂問題》等文章。其主要音樂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擊隊歌》《嘉陵江上》和管弦樂《森吉德瑪》《晚會》等，并著有《賀綠汀音樂論文選集》。1983年9月，賀綠汀成為國際音樂理事會終身榮譽會員，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音樂家。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3年7月20日，賀綠汀出生于湖南邵東市一戶農家，本名賀揩（一作賀楷），字安卿，號抱真，從5歲起他先后由私塾而小學而中學。1922年在邵陽市縣中畢業后，因家貧無法升學便在本鄉靈山寺仙槎小學任教。教學之余，又自學五線譜讀法，開始接觸西方樂理并訂閱《小說月報》等新文學期刊。因此雖身處交通閉塞的窮鄉僻壤，卻同樣接受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

1923年春賀綠汀去往長沙市，考入岳云學校的兩年制藝術專修科，兼習音樂和美術；課余又自學各種民族樂器和京劇唱腔；還與同學組織文學研究會、國樂研究會和民樂團，一方面在校刊上發表詩歌和散文習作，一方面參加校內外演出。1925年初，他在岳云藝專畢業，并以成績優異留校任中學部的音樂美術教員。

次年暑假，賀綠汀為寶慶地區蓬勃發展的工農革命運動所鼓舞，辭去岳云教職，回到家鄉擔任寶慶縣中音樂美術教員，并在縣立師范及母校循程學校兼課。同年寒假，賀綠汀回鄉與擔任鄉農協主席的二哥開展反土豪劣紳的農民運動。

1927年9月，賀綠汀到廣州市由后來成為廣州起義主力部隊的國民革命軍四集團軍教導團任職的三哥安排，擔任黃埔同學會的管理員。同年12月，隨三哥參加廣州起義。失敗后復隨主力部隊突圍至海陸豐根據地的海豐縣，在彭湃領導的中共東江特委的宣傳部工作，并創作了中國最早以工農武裝奪取政權為題材的革命歌曲《暴動歌》。

1928年經香港特別行政區到上海市，不久被捕。出獄后在上海私立小學任教，并為北新書局編輯兒童音樂叢書。1931年，賀綠汀考入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師從黃自、查哈羅夫、阿克薩科夫學作曲和鋼琴。1932年因“一二八淞滬抗戰”輟學，去武昌藝術專科學校任教。次年返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繼續師從黃自等學習。

1934年，在俄國作曲家齊爾品舉辦的征求中國風味鋼琴曲比賽中，賀綠汀憑借《牧童短笛》和《搖籃曲》分別獲得一等獎和名譽二等獎。這年，他進入電影界，先后為電影《船家女》《都市風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和話劇《復活》《武則天》等二十多部影劇配樂，創作了《搖船歌》《背纖歌》《春天里》《怨別離》等膾炙人口的歌曲。

以進入電影界為起點，賀綠汀以電影音樂為中心開始了第一個創作時期。除電影音樂創作外，他所譯的《和聲學理論與實用》于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中國第一部完整、全面、系統地介紹歐洲近代和聲理論的譯著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音樂工作者學習和聲的主要讀物。1936年冬，他參加了以創作和推廣救亡歌曲為宗旨的歌曲作者協會，所作救亡歌曲《心頭恨》《誰說我們年紀小》等在當時廣為傳唱。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賀綠汀即與音專愛國師生成立了旨在“宣傳鼓動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國作曲者協會。之后又響應周恩來的號召，與戲劇家宋之的等率先組成上海市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劇第一隊北上宣傳抗日，于12月抵達臨汾市，在城西劉莊的八路軍辦事處作短期休整和慰問演出。在此作于臨汾八路軍辦事處的混聲合唱《游擊隊歌》以演劇一隊“獻給八路軍將士”的名義，首演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司令部，1938年元旦在洪洞縣高莊召開的高級干部會議期間，不僅當時就受到朱德、彭德懷等的一致好評，而且很快傳遍各抗日根據地和大后方，成為中國抗戰歌曲的經典之作。

1938年初，賀綠汀當選為中華全國歌詠協會執行委員。同年4月到武漢，入中國電影制片廠擔任音樂科長兼該廠中國合唱團總干事及怒潮樂社作曲干事，9月，隨廠遷重慶市后復當選為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理事。從武漢到重慶期間，他寫了《從“學院派”、古典派、形式主義談到目前救亡歌曲》《抗戰音樂的歷程及音樂的民族形式》等論文。

次年6月，他離開中國電影制片廠去中央電臺音樂組任作曲，任職于中國電影制片廠、中央廣播電臺音樂組期間，為《中華兒女》《勝利進行曲》《青年中國》等電影配曲，并寫了歌曲《勝利進行曲》《墾春泥》《嘉陵江上》和笛子獨奏《幽思》，管弦樂《晚會》等。隨后又應教育家陶行知之邀兼剛創辦的以培養戰時天才兒童為宗旨的育才學校音樂組主任。9月，辭去中央電臺職，一方面在育才任教，一方面應聘兼新成立的中央訓練團音樂干部訓練班教官。至1940年4月，因該班強迫全體教員集體加入中國國民黨而辭職，之后便專心致志為育才學校培養音樂幼苗。在重慶期間，他一直和中共在國統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及八路軍辦事處保持著經常的聯系，并受到周恩來多方面的關懷和照顧。后來他去延安便是周恩來親自安排的。

1941年3月，賀綠汀取道黔、貴、桂、粵經香港特別行政區轉上海市再由新四軍交通員接應于6月抵鹽城新四軍軍部。按原定計劃本應隨即去延安，因深感前方音樂干部奇缺便主動向劉少奇、陳毅提出暫時留下來做點這方面的工作。經同意后，他便在魯迅美術學院華中地區分部音樂系任教。同年9月，又為直屬軍部的魯藝工作團開設音樂干部訓練班。除為學員講授歌曲作法及和聲理論、上視唱練耳課、編寫《和聲學初步》講義及供學員視唱練耳用的教材短曲30余首外，還創作了作為作曲教學示范用的大合唱《新世紀的前奏》，并在1942年3月舉行的新四軍高級將領開會期間，由該班學員作為結業成績匯報音樂會的曲目首演，受到劉少奇、陳毅等的高度贊揚。

該班結束后，賀綠汀因去延安途中受阻，又去新四軍二師和四師進行講學、輔導活動。直到1943年3月，因延安市多次電催，才與鄒韜奮結伴從新四軍一師師部粟裕處啟程赴上海市；再由上海經北平市、太原市、交城縣到離石區進入陜甘寧邊區，于同年7月抵延安，被安排在魯迅美術學院音樂系任教。1944年9月，經王震找肖勁光商量，并通過肖向榮出面把他借調到陜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任音樂指導。在此期間了歌舞劇《張德勝燒炭》和《徐海水鋤奸》、混聲合唱《東方紅》、管弦樂曲《森吉德馬》、話劇《沁源圍困》的器樂插段之一《搶糧進行曲》。

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7月，賀綠汀當選為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常務委員。同年9月，他隨聯政宣傳隊赴東北地區開辟新區。行至綏德縣奉中央令就地待命。次年4月便奉命調回延安，先任中央黨校文藝研究室音樂組長，后與李伯釗負責籌建解放區第一個管弦樂團——中央管弦樂團（后中國交響樂團和中央歌劇院的前身）任團長兼合唱隊隊長。同年11月，他因患肺病嚴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自關照下，作為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弱病殘人員先行撤離，并派擔架隊將他抬出延安市，直至到達武安市冶陶鎮的河東村才住定。

解放戰爭期間，他基本上是在養病中度過的，1948年7月部分恢復工作后，即與李伯釗籌建華北人民文工團任副團長。病中除為晉冀魯豫人民文工團排演的話劇《解放了的堂·吉訶德》配樂作曲和為該團演出歌劇《白毛女》作過一些音樂方面的加工、改編外，還為新建立的華北大學寫了風靡一時的校歌《新中國的青年》。

1949年2月，他隨華北人民文工團進入剛解放的北平市兼任北平師大音樂系主任，并先后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和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全國文聯常務理事和中國音協副主席。在此期間，曾為兩部新聞紀錄片作曲。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也有資料顯示賀綠汀于192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1949年再次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賀綠汀被任命為籌建中的國立音樂院（即今中央音樂學院）兼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前身為國立音專即上海音樂學院）院長并于同月上任就職。任職期間，他把上音這個本來家底薄、規模小、起點低的學校辦成居于中國領先地位的音樂學院，辦學規模也從單一的大學本科逐步擴大為兼有附設的小學、中專以及附中、附小的課余班、大學的業余部和包括在職干部進修班等在內的多種為不同對象、不同專業設置的專科班，從而形成了大學、中學、小學配套成龍的專業音樂教育體制，以及專業與業余、學校與社會相銜接的音樂教育網絡。他根據長期以來形成的“音樂教育必須從小抓起”的戰略構想，并在辦學實踐中逐步建立、完善并被實踐證明有利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高質量人才的“大中小一條龍”的教學體制。

在此期間，賀綠汀創作了抒情歌曲《慰問信滿天飛》、藝術歌曲《卜算子·詠梅》、民俗音樂編曲《繡出河山一片春》、群眾歌曲《英雄的五月》、混聲合唱《人民領袖萬萬歲》、無伴奏合唱《我的心上開了一朵玫瑰花》、小提琴曲《百靈鳥》、大合唱《十三陵水庫》、電影音樂《宋景詩》等不同體裁形式的作品，并參加了大型歌劇《長征》的集體創作。同時，在理論研究方面，賀綠汀寫了70篇文章，為建國前的兩倍多（從1929-1948他只寫了29篇）。

由于賀綠汀作于1963年的《對批評家提出的要求》，冒犯了當時已炙手可熱的“大左派”姚文元，“文革”一開始，他就成為首批在報上公開點名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拋出。隨著斗爭逐步升級，他不僅被戴上“三反分子”等帽子還于1968年3月21日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拘捕；直到1973年1月24日，因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多次過問，才被解除監禁獲釋回家。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賀綠汀得到平反，重新就任上音院長并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六屆）受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及“音樂”卷編委會主任，還率團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的國際音理會（IMC）的第18屆全會，并作為中國音樂界的第一人在該組織的第20屆全會上當選為終身榮譽會員。

受命為上海音樂學院院長后，賀綠汀通過狠抓整頓，使上音重新恢復了生機走上了正軌，與此同時，他創作了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和抒情歌曲《韶山銀河》等，并為話劇《曙光》及同名故事片配樂作曲，寫了170篇左右的文章，數量為30年代至60年代文章總和的1倍半以上。其中包括《姚文痞與德彪西》《兩點看法》《閑話“學院派”》《關于演外國歌劇的問題》《不要“造神”》《文匯報創刊50周年感想》《怎樣建設我國現代音樂文化》《60年的回顧》《在全國音樂思想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以及《汲取嚴重教訓發展社會主義音樂文化》等。1983年5月，賀綠汀因胃不舒服住進華東醫院，經胃鏡檢查，確診為胃癌。

晚年與逝世

1984年退任上海音樂學院名譽院長后，賀綠汀還先后當選為中國文藝網名譽委員、中國音協和上海音協名譽主席，受聘為國家教委藝教委顧問并以終身榮譽會員的身份，應邀去德國出席了國際音理會第21屆全會。1987年10月，他參加了上海音樂學院六十周年校慶，他為院刊《音樂藝術》撰寫了一篇文章《六十年的回顧》，校慶大會他宣讀了篇文章。1989年，賀綠汀因大面積心肌梗死被送醫院急救。1992年和1998年賀綠汀分別獲得中國唱片總公司頒發的第三屆“金唱片獎特別榮譽獎”和上海市頒發的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杰出藝術獎”。

在此期間，他還念念不忘“文革”中上海音樂學院被占據的大學部操場和附中校舍，十多年間，他通過各種場合呼吁物歸原主，還寫了數十封陳詞信函，最終大部分土地和建筑成功歸還。

1999年4月27日賀綠汀在上海逝世，享年96歲。

個人生活

1932年，賀綠汀應私立武昌音專聘，暑假期間在邵陽市老家與姜瑞芝結婚，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上海文化界緊急行動起來，決定組織13個救亡演劇隊分赴各地活動，動員全民抗戰。賀綠汀毅然放棄電影公司的優厚待遇，把妻子姜瑞芝和3歲的大女兒賀逸秋送回湖南邵陽老家，參加了演劇隊，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1938年9月，賀綠汀輾轉來到重慶市，先在中央廣播電臺音樂組任職，后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的育才學校任教兼任音樂組主任，皖南事變后，重慶局勢嚴峻，周恩來關心賀綠汀的安全，要他離開重慶輾轉延安市，并派人通知賀綠汀：中國國民黨對去延安的道路封鎖得太緊，男同志直接去延安困難很大，但女同志可以八路軍家屬名義去。賀綠汀將消息告訴妻子，姜瑞芝毫不猶豫地說：“我帶孩子先到延安去。”經歷過多次離別，二人在晚年一直相守，直至1997年11月30日，姜瑞芝因病去世。

賀綠汀的長女賀逸秋1936年出生于上海市，1941年初隨母親從重慶市赴延安。就讀于延安八路軍抗屬小學、延安保育院小學。解放戰爭時期跟隨延安保小撤出延安，并于1949年來到北京，先后就讀于北京育才小學、北京師大女附中。1961年畢業于南京農業大學，分配在中國農科院江蘇分院工作。1979年調回上海，為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所助理研究員，后從事黨務工作，先后任上海植物生理所生所黨委辦公室主任、紀委書記、黨委副書記等職，1997年退休。

賀綠汀的小女兒賀元元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在一次采訪中她聊到，父親賀綠汀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音樂人，更是一個意志堅定的革命者。

賀逸秋與賀元元兩人共同創作的書籍《我的父親賀綠汀》由浙江攝影出版社于2003年10月1日出版。

主要作品

賀綠汀創作有3部大合唱、24首合唱、近百首歌曲、6首鋼琴曲，以及多部電影音樂及秧歌劇音樂、器樂獨奏曲等，并寫下了《我對戲曲音樂改革的意見》《論音樂的創作》《民族音樂問題》等文章。其主要音樂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擊隊歌》《嘉陵江上》和管弦樂《森吉德瑪》《晚會》等，并著有《賀綠汀音樂論文選集》。

合唱作品

根據賀綠汀的所經歷各個時期的社會背景的不同，可將其創作的合唱作品分為抗日戰爭前、抗日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合唱作品三類。

抗日戰爭前這一時期，賀綠汀創作的合唱作品大多是電影的主題曲及插曲，部分重要作品有無伴奏合唱《漁父·西塞山前白鷺飛》，由唐代張志和作詞;電影《船家女》的插曲混聲四部合唱《西湖春曉》，由賀果作詞;電影《船家女》插曲無伴奏合唱《搖船歌》，由沈西苓、賀綠汀共同作詞;電影《清明時節》插曲混聲四部合唱《工人之歌》，由歐陽予倩作詞;自作詞的二重唱《湖上之歌》;三部輪唱《囚徒的吶喊》，由許幸之作詞;領唱加合唱的作品《桃源春夢》等。

抗日戰爭時期，賀綠汀創作的部分重要作品有自作詞的混聲四部合唱《游擊隊歌》、混聲四部合唱《炮兵歌》、混聲四部合唱《上戰場》、二重唱《保家鄉》、二部合唱《慰勞受傷將士》、獨唱加合唱《募寒衣》;李有源、李增正原詞賀敬之編詞的混聲四部合唱《東方紅》；無伴奏合唱《墾春泥》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一時期，賀綠汀的合唱作品大都以生活感受或者古詞為題材而創作的，以及為新中國成立面臨的外交政策和自身經濟的發展所作，部分重要作品有孫瑜作詞的獨唱加男聲合唱《不渡黃河誓不休》(電影《宋景詩》插曲)、毛澤東詞改編的無伴奏合唱《清平樂·六盤山》、聞捷作詞的混聲四部合唱《鷹啊，飛向遠方》、朱子奇作詞的混聲四部合唱《新中國的青年》、郭沫若編詞的混聲四部合唱《人民的領袖萬萬歲》等。

其中代表作《游擊隊歌》的創作，賀綠汀以八路軍游擊戰的事實為依據，歌詞中大多數在描繪八路軍游擊戰的運用，都在表現游擊戰的特點。“神槍手、飛行軍”成功地運用比擬的手法將游擊戰的優勢，以及八路軍戰士的神勇表現出來。這首歌的歌詞節奏十分緊密，為了不使緊湊的歌詞顯得混亂繞口，賀綠汀采用中國傳統的作曲技法，將不重要的起襯托作用的字都放于弱拍上，這樣演唱者就能夠輕松地演唱了。其次，這首戰斗歌曲采用了群眾化的民族性語言，這更能發動群眾，貼近群眾，有利于這首歌曲的流傳，更有利于抗日戰斗思想的傳播。

當時，賀綠汀隨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劇隊從事巡回抗日宣傳工作，1937年底到達臨汾市，在八路軍辦事處創作了這首獻給八路軍全體將士的歌曲。歌曲在八路軍總部高級將領會議的一次晚會上首演，隨即迅速流傳到全國各地。這首進行曲風格的歌曲音樂形象鮮明生動，曲調生動流暢，歌詞通俗易懂，表現了游擊隊戰士在艱苦的斗爭環境中依然保持昂揚的斗志和必勝的信念，問世近半個世紀以來，歷久不衰，始終深受各國群眾的喜愛。

鋼琴曲

賀綠汀的鋼琴作品創作數量不多，目前公認的為其早期創作的《牧童短笛》《搖籃曲》《懷念》《晚會》《小曲》這五首鋼琴曲，而且還都是小品。這與當時他進行創作的客觀條件的限制(主要指當時整個中國音樂建設中還不具備器樂發展的理想基礎和常年處于戰爭環境等)有一定的聯系。但卻是最早幾首，實現了中國風格的、完全成功的、具有開拓意義的作品。

在俄羅斯作曲家齊爾品舉辦的征求“中國風味鋼琴曲比賽”中他一連寫了三首鋼琴曲《牧童短笛》《搖籃曲》和《往日思》，1934年11月27日，上海四川北路新亞酒店的禮堂里，傳出一支與時行音樂會上的曲目完全不同的旋律，這就是在俄國作曲家齊爾品舉辦的征求中國風味鋼琴曲比賽中，獲得一等獎的《牧童短笛》。《新晚報》評論說：“最重要最值得紀念的，是他打通了中國音調與西洋樂理的界限。”這首鋼琴曲傳播到柏林、慕尼黑、維也納、日內瓦、阿姆斯特丹、紐約等歐美各大城市，在世界樂壇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管弦樂曲

賀綠汀創作的管弦樂作品在《賀綠汀全集》中收錄的一共是七部，創作時間部集中在賀綠汀創作生涯的黃金時間段，即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從1937年創作的第一首《序曲》到1949創作的《珍珠倒卷簾》，都能感受到賀綠打對中國音樂創作實踐所付出的艱辛和秉承的信念。本著創造中國民族新音樂的宗旨，賀綠汀的每一首作品都是中國早期音樂創作“中西結合”思想的產物。即吸收中國民族民間的曲調作為動機和旋律再與西方先進的作曲技法相結合。使作品既有東方音樂的韻味，又有西方音樂的技巧性。

賀綠汀于1934年創作的鋼琴曲《晚會》，原名《鬧新年》，1940年改編為管弦樂曲，并通過電臺對蘇聯播出，深獲好評。1943年作者在延安市對樂曲作了修改。1949年作者把自己的六首作品編成一部管弦樂組曲，《晚會》為其中一首。樂曲如標題所示，描繪了人們歡天喜地舉行晚會慶祝勝利的情景。全曲共分為六段，后三段是前三段的反復。在第三段中，作者巧妙地運用了中國民間鑼鼓的節奏，使歡樂的情緒達到高潮。

電影音樂

1934年賀綠汀應邀進入到電影界，為當時進步電影、話劇創作音樂，是中國早期電影音樂的奠基人之一，在1934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里，為約20部電影創作了近首電影歌曲，還為部話劇創作了約10首插曲，創作體裁豐富，有獨唱、合唱、對唱和齊唱等，作品形式多樣，有混聲四部合唱、二重唱、無伴奏合唱等，體裁的采用根據電影的總體構思而定，徹底改變了中國過去的電影影片，不借助音樂這一手段來描寫劇中人物的動作表情，心理變化的局面，在這一階段，賀綠汀的創作漸趨成熟，且自成一體，其中獨唱：《鄉愁》（電影《鄉愁》主題歌），《新年歌》（電影《壓歲錢》插曲），《春天里》（電影《十字街頭》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電影《馬路天使》插曲等，《戀歌》（話劇《三個叛逆的女性》插曲，《姐上太牢》（話劇《武則天》插曲）等，混聲四部合唱《工人之歌》（電影《清明時節》插曲），《為祖國戰爭》（電影《春到人間》插曲），三部合唱《新的生命》（電影《壓歲錢》插曲）等作品。

在早期的電影歌曲中，有一種重要的創作方式——選配，即根據影片的需要，在已創作的歌曲作品中找到合適的歌曲來為影片服務，這樣一種選配的形式成為電影歌曲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游擊隊歌》就被選為電影《青年中國》的插曲，因歌曲在影片上映之前就已經具有廣泛的群眾性，所以能起到更好的宣傳影片的作用，加之此歌曲又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所以能有效的提高影片的藝術表現力，而此歌也憑借電影這一傳播媒介更加廣泛地流傳開來。

《十字街頭》由明星電影公司攝制于1937年，是現實主義電影藝術家沈西苓的代表作，《春天里》是該影片的插曲。《春天里》的旋律非常簡潔，節奏也很明快。歌曲開始描寫了主人公為生活的忙碌和無奈，轉調后主人公下定決心要靠自己的努力改變生活，并且遇到了一位姑娘，描繪出主人公對未來的憧憬向往和對姑娘的祝福，是一首反映美好愛情的經典電影歌曲。賀綠汀對當時社會小人物及普通人的關注需要演唱者要注意音樂表現、語言表達及聲音控制等方面的要求，力求綜合的運用演唱技巧來更好的展現作品的內涵。

論文作品

賀綠汀作有280篇（部）左右的文章、專著、譯作，已陸續出版了十余種文論、作品選集、單行本等。7種權威性的英文版“Internationl Who’s Who”收入了他的條目。1929年至1948年期間，他創作了29篇文章，1949年10月，賀綠汀被任命為籌建中的國立音樂院（即今中央音樂學院）兼上海分院（前身為國立音專即上海音樂學院）院長后，任職期間創作了70篇文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重新就任上音院長期間，寫了170篇左右的文章，其中包括《姚文痞與德彪西》《兩點看法》《閑話“學院派”》《關于演外國歌劇的問題》《不要“造神”》《文匯報創刊50周年感想》《怎樣建設我國現代音樂文化》《60年的回顧》《在全國音樂思想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以及《汲取嚴重教訓發展社會主義音樂文化》等。其中書面致詞《汲取嚴重教訓發展社會主義音樂文化》在第四次全國音代會開幕式上宣讀、并7次博得全體代表滿堂彩。

賀綠汀創作、文論、譯著等成果收錄為六卷本《賀綠汀全集》。

藝術風格

中西融合

賀綠汀一直主張除了要繼承中國自己民族音樂之外，還要多借鑒西洋的創作技法。就如他自己所說，不但要使外國的技術“中國化”，還應該讓中國的傳統音樂逐漸的“現代化”——手伸向民間，一手伸向西洋。這些想法都是被他的老師黃自所影響。不過，賀綠汀在老師黃自的基礎上，對于在民俗音樂中吸收音調，很好地保持中國民間音樂的傳統風格作了更多的含有創新精神的嘗試。他運用東西方兩種音樂遺產豐富自己、充實寫作，，不僅突顯了自己獨創的風格，而且證實了東西方兩種思維形態的音樂相互結合有著很強的可塑性與潛在力量。

例如被大部分人所知曉的《游擊隊歌》是賀綠汀的代表作。此歌曲廣泛吸收了國外的革命歌曲比較超前的寫作手法，比如在節奏、結構、調性和旋律上面。為了使歌詞不過多地和國外的類似，賀綠汀將中國的語言和歌詞相互聯系在一起，歌詞和旋律的節奏非常的符合，句法語調和音調的變化也很一致，所以這樣就在不經意間讓曲調也"中國化"了。除了這些《鄉愁曲》《為祖國戰爭》的音樂語言和旋律發展上都吸收了外來因素《春天里》就十分自然地把外來音調和民族的音調及襯詞結合得非常好。賀綠汀先生原創歌曲的合唱作品《十三陵水庫》具有典型的民族風格。在這首作品中他將歐洲現代作曲技法和民族的音樂緊密結合，形成了中華民族審美習慣的音樂風格。

民族音調

賀綠汀的音樂創作生涯以融合民族音調為顯著特征。他的作品主題廣泛采用民族音調，旋律多在中國民俗音樂的基礎上演變而成，展現了深厚的民族調式美學。賀綠汀在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和武昌藝術專科學校學習期間，創作了諸如《憶秦娥·蕭聲咽》《離思·夜啼鳥》《戀歌》等作品。這些作品大量使用了中國古典歌曲和音樂素材，風格輕快婉轉，表現細膩典雅，深受其恩師黃自影響，旋律流暢自如，與詩歌的韻律和押韻相契合。

賀綠汀創作了近200首聲樂作品，其中大約3%到5%是直接改編自民歌，如《豐收（陜北民歌聯唱）》《四季歌》（根據蘇南民歌《哭七七》改編）《天涯歌女》（根據蘇南民歌《知心客》改編）等。他在這些作品中保留了民俗音樂的民間特色，同時大膽發展，展示了他的創造性。賀綠汀經常選擇民間音調作為音樂作品的基礎，通過整理和運用長期積累的民族歌曲旋律，形成自己獨特的音樂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旋律風格深受民族歌曲的影響，充滿了濃厚的民間音樂風味。

調式

音階調式的民族化是決定一個民族樂風特點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據古籍記載的“鄭衛之音”和近代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強有力地證明了賀綠汀一貫堅持的關于中國調式的觀點，賀綠汀認為中國歷史上所形成的音階調式，包括以下三種：一般五聲音階、六聲音階和七聲音階；特殊五聲音階、六聲音階和七聲音階和各種單純音列，并包括上述不同音級主音的各種調式。

旋律

旋律的民族化是決定一個民族音樂風格特點的又一重要因素。賀綠汀是中國最早對民俗音樂寶貴的遺產進行拯救和挖掘的作曲家，他近乎“瘋狂”的采風嗜好是出自對民族音樂的熱愛，他曾這樣說過：“旋律是音樂的靈魂。”他還說：“從來沒有一首外國民歌像我們自己的民歌那樣深刻地感動過我。”

他的作品旋律主要來自民間音樂、生活音調、語言音調和各國素材。他創作的旋律擁有民族音調的美學內涵，凝聚著中國農民的氣質和特有的鄉村泥土的氣息。

和聲與復調

在中國鋼琴作品和聲與復調這兩個方面，賀綠汀繼承了黃自、趙元任等前輩作曲家對和聲民族化探索的成果，開辟了此領域的新天地，從而形成了自己清新、自由的田園式和聲風格——“聽覺上，既有歐洲古典和聲那種簡潔、典雅、嚴謹的規范意義，又不時透發出民族的色彩與特點。”在和聲寫作方面，他經常采用主調的寫法、以五聲綜合性和聲結構作為作品的和聲骨架、削弱和聲的功能性等方法；在復調寫作方面，他經常采用的是自由對比的二聲部復調，巧妙地將西方對比復調技法與中國民間支聲復調因素緊密結合起來，既體現了民族風格旋律發展的邏輯性，又如行云流水般隨意，讓人產生無限自由、寫意之感覺。

成就與影響

音樂創作

賀綠汀的音樂創作活動始于20年代初期。當他在岳云藝專學習時就創作了一些歌曲。這一時期的創作，影響較大的是作于1928年初的《暴動歌》。30年代在上海，他的創作主要是以電影音樂為中心，兼及話劇配樂及救亡歌曲創作。抗戰爆發后在國統區工作的日子里，他的創作都是圍繞抗戰的主題，以歌曲為重點進行的。這個階段可以說是他創作上的豐收季節和黃金時期，他的代表作大多數都是這一階段的產物。如果說作于演劇一隊成立初期的《全面抗戰》《弟兄們拉起手來》等，是他的第一批抗戰歌曲創作成果，那么，稍后根據不同的對象而作的各具個性、各有特點的《游擊隊歌》《干一場》(后名《上戰場》)《保家鄉》以及用日語歌詞寫作的《日本四兄弟呦》等，就是他在抗戰歌曲創作上達到新高度的標帆。證明他在和演劇一隊赴內地宣傳抗日的過程中，對抗戰軍民有了更廣的接觸，對抗戰實際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的創作也取得了相應的進展。

在重慶的兩年間，他的創作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就，而且日趨多樣化。在新四軍中他的主要任務是培訓音樂干部，到聯政宣傳隊后，邊區軍民的生活和斗爭，新型的官兵關系，是他這個階段創作的最主要的內容。根據民俗音樂改編的合唱《東方紅》(為黨的"七大"而作)和管弦樂曲《森吉德馬》等，都是聯政宣傳隊期間之作。從這些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創作上力圖和"新的時代、新的群眾相結合"的自覺意向。解放戰爭期間，他因病先后在晉南太岳區和晉冀魯豫的太行山地區休養，還為話劇《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寫了音樂，并創作了風靡一時的《新中國的青年》《新民主進行曲》等歌曲。

建國后，雖然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占去了他的絕大部份時間，但是他卻從未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筆，先后創作了多種不同體裁式的作品。粉碎“四人幫”以來，他雖年老體衰多病，仍然創作了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合唱《軍旗頌》、獨唱《韶山銀河》、群眾歌曲《前進吧，青年一代》以及為話劇和同名電影《曙光》的配樂等，在群眾中有定的影響。

音樂理論

賀綠汀不僅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廣為流傳的歌曲，還積極參與到音樂理論工作當中來。1936年，他翻譯了普勞特《和聲學理論與實用》，這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完整地介紹歐洲近代和聲技巧的著作。1934年，他又寫了《音樂藝術的時代性》，指出音樂作品應具有社會意義，要反映底層勞苦大眾的心聲，迎合人民的審美趣味之后，他又陸續寫了《中國音樂界的現狀及我們對音樂藝術所應有的認識》《從“學院派”古典派、形式主義談到目前救亡歌曲》《抗戰音樂的歷程及音樂的民族形式》《關于“洋嗓子”的問題》《論音樂的創作與批評》《民族音樂問題》《中國現代音樂文化發展的回領》等理論著述。

從這些理論著述中體現出賀綠汀獨特的樂理是思想，首先，賀綠汀在音樂形式上注重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其次，賀綠汀指出音樂審美的最終旨趣在于感和享受生活的美。第三，賀綠汀認為中國音樂的發展趨勢要以繼承和創新為主，使得音樂作品具有時代性的特色。

音樂教學

新中國成立后，賀綠汀任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院長，即現在的上海音樂學院，這份事業“關系到祖國音樂文化的前途”，他作為音樂教育家的后半生逐漸開啟。根據社會需要辦學，注重實際教育，突破常規。賀綠汀接手率先創建上音附中、附小，為中國提供了“大、中、小”“一條龍”式音樂人才培養體系。改革上音教務架構，創立新型的民族音樂系與“民族音樂研究室”“音樂文獻編譯室”，全力翻譯外國理論與音樂家傳記等書籍，實施音樂創作、表演實踐和理論建設并舉，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方針。此外，賀綠汀還關照部隊人員、偏遠地區人民、少數民族而創辦音樂教育專修班、課余班。

賀綠汀的音樂教育不僅發生在校園中，而且面對中國大地上的人民，無論專業還是業余，他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多層次、多渠道、多形式的音樂教育機會，此乃中國首創。而這樣的改革并不容易，賀綠汀一生都在為音樂教育改革與建設操勞，1978年9月，他以75歲高齡再度出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耄耋之年，還奔波在中國各地，籌措樂器經費，改革具有本地特色、中西兼容的音樂人才培養體系。

人物評價

賀綠汀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風起云涌，無論處境何其危難，他從不坐以待斃、逆來順受，而是不屈地抗爭，甚至向邪惡主動出擊。在和平年代里，賀綠汀同樣堅持講真話。為了音樂事業的健康發展，賀綠汀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毫無奴顏媚骨，不顧風險，不計得失，痛陳時弊，表現出一個革命藝術家的膽識、風骨和豪氣。（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評）

賀綠汀是杰出的人民音樂家、著名的作曲家、音樂教育家和音樂理論家。賀綠汀一生為人民事業奮斗不息、歌詠不止，堅持正義和進步，歌唱光明和真善美，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傾畢生心血塑造起人格的豐碑。（紅星網評）

賀綠汀的前半生，遵從恩師教誨，以音樂為武器，投身于救亡圖存的革命實踐；后半生背負起音樂教育，背負起幾代音樂人的理想，躬身前行。或許可以說，他讓渡了一部分寶貴的個人創作空間，獻給了更廣闊的中國音樂教育事業。（上海文聯評）

作為20世紀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賀綠汀對于新中國音樂教育的貢獻居功至偉，對于上海音樂學院這座國際性的音樂教育圣殿更是有著“父子情緣”一般的緊密關系和深厚感情。縱觀賀綠汀的音樂人生，可以說教育工作貫穿了他生活和事業的始終，他個人對于授學后輩、傳承基業的關心與重視程度，甚至要遠遠高于他對待自己的音樂創作。那種“春蠶到死絲方盡”的一生投入，正是賀綠汀博大教育情懷的真實寫照，也是我們今天應該再一次回首注目和繼承發揚的精神瑰寶。（上海音協副主席、上海大學音樂學院院長王勇評）

軼事典故

自名綠汀

賀綠汀原名賀揩（一作賀楷），不同時期還使用過賀小萍、賀如萍、張秋林、陳益吾、陳益善等化名賀羅亭、陳景韓、狂風、山谷、大實話等筆名。

此外，另有一名“抱真”，是早年私塾先生所賜之名，賀綠汀對此倍感珍惜，甚至有意用其一生去踐行它的內涵。救亡圖存的種種努力在現實中屢屢受阻后，賀綠汀又重回音樂的道路上，試圖尋找光明。1931年，賀綠汀以28歲“高齡”考入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上海音樂學院前身），并自名為“綠汀”，從此賀綠汀這個名字就伴隨他終生。

一曲成名

賀綠汀與國歌的結緣可以追溯到1934年他在上海結識了聶耳。這段關系的開端是在淮海中路的一間新店鋪樓，盡管他們是首次見面，卻因彼此的耳聞而感到十分親密。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的友誼不斷加深。賀綠汀參與了電影《風云兒女》的制作，聶耳則主動為該片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譜曲。1935年4月15日之前，聶耳完成了歌曲的初稿。然而，當時中國國民黨當局計劃逮捕聶耳，迫使他逃往日本避難。在此危急時刻，聶耳委托賀綠汀繼續完成歌曲的配樂工作。賀綠汀起初請求僑居上海市的俄國作曲家阿甫洛穆夫代為配樂，但最終賀綠汀自己親手修改了部分配樂，并將初稿寄給聶耳在日本的審閱。聶耳在日本完成了最終的樂譜定稿。1935年5月24日，《風云兒女》上映，其中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一經問世，立即在全國掀起轟動，成為團結抗戰的強大精神象征。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賀綠汀隨著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劇隊前往抗戰前線。在臨汾市的八路軍總部，他親眼見證了游擊戰的激烈場面。在艱苦的戰斗條件下，他的創作靈感來自于戰場上小軍鼓的鼓點和紛飛的戰火。在此背景下，賀綠汀創作了《游擊隊歌》，歌中生動地描繪了八路軍戰士在困境中練就的特殊技能和毅力，這首歌迅速在抗戰時期廣為傳唱，成為士兵們的戰斗精神的象征。

奔赴延安

1938年9月，賀綠汀輾轉來到重慶市，先在中央廣播電臺音樂組任職，后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的育才學校任教兼任音樂組主任。據當年的學生、后任中央音樂學院教授陳貽鑫回憶，賀綠汀上課時，“腳上穿著一雙木屐，衣衫破爛處，肉都露出來了”。在重慶，賀綠汀譜寫了《中華兒女》《打日本》《嘉陵江上》《勝利進行曲》《還我河山》等著名歌曲，受到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贊賞。周恩來還攜夫人鄧穎超驅車50多公里，來到北碚區看望賀綠汀。1940年12月26日，賀綠汀和陶行知組織舉行了育才學校向重慶各界人士展示教育成果的首場兒童音樂會。周恩來、葉劍英、鄧穎超、馮玉祥、沈鈞儒、郭沫若等出席觀看。演出結束時，周恩來當場題詞：“為新中國培養出一群新的音樂天才。”

皖南事變后，重慶市局勢嚴峻，周恩來關心賀綠汀的安全，要他離開重慶輾轉延安，并派人通知賀綠汀：中國國民黨對去延安的道路封鎖得太緊，男同志直接去延安市困難很大，但女同志可以八路軍家屬名義去。賀綠汀將消息告訴妻子，姜瑞芝毫不猶豫地說：“我帶孩子先到延安去。”周恩來將姜瑞芝母女送上去延安的汽車后，說：“賀綠汀這樣有骨氣的音樂家，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我們應該好好保護。你代表組織通知他，立即收拾行李，馬上和我們護送的同志一道去香港特別行政區，再轉赴敵后根據地。”隨即拿出500元錢，要求相關人員轉交賀綠汀。賀綠汀收到這500元后，眼里盈滿了淚水。后來，他離開重慶，經桂林市繞道香港至上海，然后輾轉抵達蘇北敵后根據地。1941年5月來到鹽城新四軍軍部，在華中魯藝音樂系及新四軍魯藝工作團任教，培養音樂人才。1943年7月，賀綠汀化名陳益善，抵達延安。在王家坪八路軍總部禮堂的文藝聯歡會上，他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高興地說：“你的《游擊隊歌》寫得很好啊！你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

回歸故土

1980年4月，賀綠汀和夫人姜瑞芝及胞兄賀培貞再一次回到了闊別20年的故鄉，這時候，他雖已近80高齡，但仍關心著家鄉的發展。這次回鄉，賀綠汀參觀了邵東市農科所養豬場、黑田鋪公社圳炫茶場、邵東五金廠、黃家壩水庫、邵東機場等許多地方，并特地到他60年前當過音樂繪畫教員的靈山寺學校看了看，了卻了這位老音樂家多年的心愿。

鐘情花鼓

賀綠汀的出生地——邵陽市螞蝗塘（舊屬邵陽縣，今屬邵東市），昔日境內流行花鼓，活躍著不少民間花鼓班社。其父在農忙之余熱衷于戲班演出，是民間戲曲演藝的忠實票粉，賀綠汀也深受其染。從小，賀綠汀就會用樹葉吹奏《小放牛》的旋律，哼唱《小砍樵》《摸泥鰍》的曲調，還特別用心地自制了一把二胡，拉奏邵陽花鼓小曲。

七八歲時，賀綠汀來到哥哥任教的小學接受啟蒙教育。在那里，他愛上了一臺老式舊風琴，一有空就會去彈。學校附近有一座湖南水府廟國家濕地公園，廟里的戲臺非常有名。舊時寶慶（今邵陽市）有“四大廟宇萬年臺”之說，即邵陽水府廟、火神廟、靈武廟和東山寺的戲臺，以水府廟居首。每年廟會，人們在這里“祈神唱戲，愿戲經旬彌月，盛極一方”。藝人們排練、化妝、表演，賀綠汀與小伙伴們看得目不轉睛，熱愛花鼓戲的種子在他心里越埋越深。中學畢業后，賀綠汀在擔任音樂教員時，收集到一些戲歌小調，編了好幾首兒童歌曲。“小小星，小小星，好像青石板上釘銅釘。我要爬上去，可惜天高路遠不能登……”

新中國成立后，賀綠汀幾度回鄉，觀看湖南花鼓戲等地方戲曲，搜集民俗音樂素材，慰問老藝人，鼓勵他們用老曲調唱響新時代。在他的大力倡議下，第一個邵陽花鼓戲劇團成立了，東、西、南路名藝人齊聚，三派藝術融合，人才濟濟，行當齊全，邵陽花鼓戲迎來了藝術上的繁榮鼎盛時期。

賀綠汀回鄉期間，還爬羅剔抉，旁搜遠紹，記錄并保存大量具有鄉土風格的花鼓音樂，指導整理和錄制了《湖南民歌一百首》，為中國民歌寶庫留下了珍貴資料。在此過程中，他獨具慧眼，發現和挖掘湖南花鼓戲出身的著名歌唱家何紀光、劉宇明、周清玉等音樂人才，推薦他們到上海音樂學院深造，將湖南花鼓戲藝術推向更高境界。

20世紀末，已是鮐背之年的賀綠汀心心念念牽掛的仍是家鄉的花鼓戲。面對為其拍攝個人傳記片的工作人員和以花鼓戲教學見長的邵陽藝術學校老師，他語重心長地說，湖南花鼓戲是中國戲曲音樂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與民俗音樂緊密相關，要重視對民族音樂的繼承和創新。

人物紀念

挽聯

牧笛揚華音，戰歌壯國魂，燦爛樂章譜春秋，滿腔赤子心；真言蕩濁流，鐵骨傲鬼神，浩然正氣耀日月，一身報國情。

故居

賀綠汀故居是賀綠汀先生出生和成長的地方，位于邵東市九龍嶺鎮綠汀村(原新庵堂村)螞蝗塘。建于清同治5年即1866年，系磚木結構，整個院落呈“凹”字形，院內共有房屋21間，建筑面積1860平方米。故居依山傍水，前有池塘，后環青山，塘中魚躍水歡，山上鳥語花香，和諧的自然景觀將故居映襯得古樸大方、幽雅寧靜。故居是湖南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湖南省“湘軍尋古旅游線路”重要景點、湖南省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邵陽市黨性教育示范基地、邵陽市“紅色經典新時代講習所”、邵東市委黨校現場教學基地。

紀念活動

2003年7月20日，賀綠汀100周年誕辰紀念日，賀綠汀的兩個女兒根據父親生前的遺愿，將賀綠汀的骨灰從上海送回家鄉。同日下午3時30分，賀綠汀骨灰安放儀式在邵陽市資江河畔的松坡公園隆重舉行，賀綠汀和夫人姜瑞芝的骨灰合葬在美麗的松坡公園里。

2018年，在國家藝術基金的資助下，原創歌劇《賀綠汀》開展三省二市的全國巡演。5月27日走出上海的第一站，來到新四軍軍部重建地鹽城市。當師生們現場唱起《賀綠汀》選段時，很多人的眼中充盈著淚水，觀眾們也能感受到不一樣的內涵。7月20日，是賀老115周年誕辰，上音將和賀老家鄉邵陽市共同主辦首屆賀綠汀音樂中國藝術節，向賀老家鄉人民作兩場匯報演出。其后，還于7月下旬赴賀老曾經戰斗過、上音聲樂前輩周小燕先生的故鄉武漢演出兩場，8月1日建軍節當天晉京演出。

2020年7月，上海音樂學院和上海廣播電視臺聯合出品、拍攝制作的中國首部8K全景聲實景原創歌劇電影《賀綠汀》，于7月30日在上海音樂學院賀綠汀銅像前正式開機，影片于2021年上映。

2023年12月5日，紀念賀綠汀誕辰120周年座談會在上海市文聯文藝大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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