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運動”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大規模學生愛國運動，主要由北京幾千名大中學生于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發起。中國歷史學家呂思勉在其著作《中國通史》中評價該運動是民眾救亡中最悲壯的運動。
1935年12月9日凌晨，宋黎率領300多名東北大學學生從西直門向新華門進發，并在途中與北京大學法商學院和東北中山中學的部分學生匯合。隨后，中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和北京市立女一中等校學生匯合后，最早到達新華門。早上5點，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近千名學生出發前往西直門，在途中與弘達中學二院和成達中學等校學生匯合。隨后，清華和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等學生一直在西直門附近召開群眾大會，并向居民和軍警宣傳抗日信息，直到傍晚。早上10點半，1000多名東北師范大學研究生院、中國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等10多所校學生請愿隊伍聚集在新華門前，新華門緊閉。中國大學學生會主席董華、東北大學學生代表宋黎和北京師范大學學生會主席于剛等12位學生代表要求面見，并提出6項要求：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及其類似組織；公開宣布交涉經過；不得任意捕人，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保障地方領土完整；停止一切和要求言論、集會、出版和結社的自由。早上11點，何應欽的秘書侯成代替何應欽與學生們交談。面對學生們提出的六項要求和打開西直門的請求，選擇拒絕，并提出“華北成立政治組織是國家的政策”“中日并無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協定”及“中國現在除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外并無內戰”等主張。隨后，學生隊伍推選宋黎擔任游行隊伍總指揮，然后舉行示威游行。游行隊伍從新華門出發，沿途遭遇軍警襲擊，來自中法大學、臺灣輔仁大學、北京大學商學院和宏達學院等20多所學校的學生紛紛加入游行示威隊伍。除此之外，北京大學的許德珩、中國大學的吳承仕、燕京大學的埃德加·斯諾夫婦等教授也參加了游行示威隊伍，國內外許多報社的記者也隨隊同行并采訪。當到達王府井大街時，游行隊伍不幸遭遇大批軍警的暴力阻攔和仿聯合棍刀襲擊，致使隊伍被沖散，數10人被捕，30多名學生被送往醫院。同一時段，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京大學農學院等校的1000多名學生被關在西直門外。
“一二·九運動”不僅展現了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精神，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也揭露了中國國民黨當局實現“華北特殊化”的企圖。該運動得到了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支持，也促進了中國人民思想的覺醒和中國新高潮的到來。
事件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并對其進行殖民地統治。之后，日本攻陷了山海關、熱河、察東和沽源，并脅迫南京國民政府當局與之簽訂《塘沽停戰協定》，以阻止中國海關在長城南岸行使職權。日本人的運輸公司還公開把無稅日貨運輸到華北各省進行銷售。1935年5、6月，中國發生“河北事件”。日軍在天津市和河北等地制造矛盾，迫使南京國民政府與之簽訂《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并要求南京國民政府把包括平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割讓給日本。
《何梅協定》簽訂后，國民黨國民政府勢力撤出北平市，西北軍系宋哲元憑借日方力量與南京政府產生爭論，使地方實力派與日方策劃的“華北自治運動”變成一二·九運動爆發的導火索。10月至11月，由于國民黨南京政府與宋哲元代表的地方實力派之間矛盾升級，“華北自治運動”開始由幕后走到臺前。面對這樣的局勢，北京知識界產生不同反應。北京報界名流華覺明稱北方報紙不敢刊載反對日本的文章；學者胡適則感嘆當下時局的氛圍十分沉悶。為了使北平教育界沉默，11月19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京分會委員蕭振瀛宴請胡適和傅斯年等文化名流，在場人士均以“國家危險，個人犧牲不成問題”等話語拒絕。后來，《大公報》發生停刊事件，宋哲元與南京政府及傾向南京立場的文化名流的矛盾不斷公開化，致使“華北自治”問題引發學生群體關注。
隨后，日本計劃侵略華北五省（冀、察、綏、晉、魯）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及侵占五省的全部主權，并發動“防共自治運動”，定于1935年11月成立“冀東自治委員會（繼’滿洲國’后第二個偽組織）”，使日本的走私情形日益嚴重，導致中華民族的危機逐漸加重，因此激起北京人民的極大憤怒。中國共產黨河北省委員會緊急號召華北地區各級黨組織密切聯系廣大人民群眾，共同開展抗日救亡斗爭。在這重要時刻，中共發布“八一宣言”——《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消息很快傳入北京市，并在北京學生中得到響應，中共地下組織也立即展開秘密行動。
1935年11月，在領導人彭濤、周小舟、谷景生和姚依林的組織下，北京大中學校的學生成立了“北京市學生聯合會”，由女一中學生擔任主席，清華大學的姚依林擔任秘書，鏡湖中學的孫敬文擔任交通，東北大學的魯風擔任糾察，燕京大學的王汝梅擔任交際。同時，中共北京市工委在北京學聯建立黨團，并任命黨團負責人彭濤為書記，由中共北京臨時委員會的李常青直接領導。學聯會成立后，彭濤、周小舟、谷峰、郭明秋和姚依林等人經常在西城辟才胡同召開秘密會議。
事件過程
準備
1935年12月3日，北京學聯在女一中召開各校代表大會，并通過兩項議案：《通電表示否認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和《聯絡北京市大中學校發起大規模請愿》。1935年12月6日，北京學聯再次召開代表大會，并發表《北京市學生聯合會成立宣言》，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華北的九大綱領：反對分割中國領土的華北防共自治運動；反對一切屈服投降的秘密外交；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救國運動的絕對自由；立即停止內戰，全國陸海空軍總動員對敵宣戰；全國人民總動員、總武裝，一起保衛華北、驅敵出境；成立民眾武裝自衛組織，領導中華民族革命戰爭；沒收仇貨及漢奸財產，充當抗日經費；成立中蘇人民互助協定；聯合全世界被壓迫的民眾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12月6日，平津15所大中學校聯合反對侵略者的“防共自治運動”，并要求政府征討漢奸殷汝耕。這時，日本定于12月9日成立“”，招致北京學生和各界人士的憤怒。12月7日，北京學聯在女一中召開30多所學校的代表大會，并定于12月9日舉行學生大請愿，共同反對“華北自治”。該會議探討了9日的游行口號、時間和路線，并部署組織工作。12月8日，彭濤、姚依林、、黃敬和孫敬文等人經過開會研究決定，由黃敬擔任12月9日的游行隊伍總指揮，姚依林和郭明秋擔任隊外指揮。
走上街頭
1935年12月9日凌晨，宋黎率領300多名東北大學學生從西直門向新華門進發，沿途經過北河沿、西四北大街、西四牌樓和府右街，并與北京大學法商學院和東北中山中學的部分學生匯合。隨后，中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和北京市立女一中等校學生先后匯合，并最早到達新華門。
早上5點鐘，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近千名學生出發前往西直門，并在途中與弘達中學二院和成達中學等校學生匯合。由于西直門、阜成門和西便門均被軍警關閉，清華和燕京等校學生便在西直門一帶召開群眾大會，并向居民和軍警宣傳抗日信息，一直到傍晚。
早上10點半，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等10多所學校的1000多名學生請愿隊伍聚集在新華門前，新華門卻被軍警關閉。中國大學學生會主席董毓華、東北大學學生代表宋黎和北京師范大學學生會主席于剛等12位學生代表要求面見，并提出6項要求：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及其類似組織；公開宣布交涉經過；不得任意捕人，立即釋放被捕學生；保障地方領土完整；停止一切和要求言論、集會、出版和結社的自由。
早上11點，何應欽的秘書侯成告訴學生們何應欽不在北平，他將代替何應欽與學生們交談。面對學生們提出的六項要求和打開西直門的請求，選擇拒絕，并提出“華北成立政治組織是國家的政策”“中日并無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協定”及“中國現在除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外并無內戰”等主張。面對侯成的答復，學生隊伍推選宋黎擔任游行隊總指揮，然后通過示威游行來表示抗議。游行隊伍從新華門出發，沿途經過西長安街街道、西四、護國寺、地安門、沙灘及王府大街。當隊伍到達西單牌樓平津衛戍司令部時，遭遇了軍警的襲擊。在游行途中，來自中法大學、臺灣輔仁大學、北京大學商學院和宏達學院等20多所學校的學生紛紛加入游行示威隊伍。除此之外，北京大學的許德珩、中國大學的吳承仕和燕京大學的埃德加·斯諾夫婦等教授也加入了游行示威隊伍。游行期間，國內外的許多報社記者也隨隊同行并采訪。當游行隊伍到達王府井大街時，人數增至四五千人。但游行隊伍不幸遭遇大批軍警的暴力阻攔和棍刀襲擊，致使隊伍被沖散，數10人被捕，30多名學生被送往醫院。同一時段，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京大學農學院等校的1000多名學生被關在西直門外。
各地聲援
1935年12月10日，北京學聯發布《宣傳大綱》。12月11日，北京市各大中學校學生聯合罷課，并發表罷課宣言，要求中國國民黨當局立即釋放“一二·九運動”中的被捕學生。罷課期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和東北大學等校紛紛成立學生救國委員會或學生救亡工作委員會。面對北京學生強烈的愛國運動，國民黨當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該消息被中共北京臨時工委得知后，工委立即決定于12月16日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黨、團組織立即成立示威游行指揮部，由宋黎和鄒魯風擔任指揮官。北京學聯要求每所學校派出30名學生組成先遣隊，并于15日提前進城。
12月16日清晨，一萬左右的北京學生走上街頭，舉行抗日救亡大示威。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分成四個示威游行隊。
第一大隊由東北師范大學研究生院率領，途經順城王府、錦什坊街、鬧市口和石駙馬大街，并與北京大學工學院、第三中學、平民中學、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民國學院、民國學院附中、北京師范大學附中、鏡湖中學和北京大學商學院的學生隊伍會合，隊伍于早上9點抵達天橋。
第二大隊由中國大學率領弘達中學、北京師范大學數理學院、北京大學法國商業研究與商業行為學院和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學生從西單經過宣武門出發，隊伍在途中遭遇軍警阻攔，后于早上9點左右抵達天橋。
第三大隊由北京大學率領貝滿女中和育英學校到達北新橋，然后與東北中山中學及求實中學等校會合，再從鼓樓經過地安門和景山西街，最后向南長街前進。隊伍在游行途中與兩吉中學、鳳翔縣競存中學、河北省立北平中學、臺灣輔仁大學、中法大學、東北中山大學、精業中學、溫泉中學及華北中學等校會合。當隊伍到達南長街時，游行人數增至兩千人。雖然學生們遭遇了軍警水龍、棍棒和皮鞭的暴力襲擊，卻依舊與軍警奮力搏斗；當隊伍到達西長安街街道時，學生們再次遭遇軍警的襲擊并受傷。在此過程中，女一中和華北大學等校學生前來接應。最后，隊伍于早上11點左右到達天橋。
第四大隊來自城外各校，由清華大學率領。清晨時分，1000名左右的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學生高舉校旗和大字橫幅，徒步前往西直門，橫幅上寫著“全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和“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標語。隊伍發現西直城門緊閉，便立即前往阜成門，并在游行途中與孔德中學和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的學生會合。但阜成門也被關閉，學生們立即撞擊城門并成功入城，繼續前往和平門。進入和平門后，隊伍與北京師范大學的同學會合后奔向天橋。
上午11點左右，北京學生與工人、農民和市民等3萬余人在天橋召開市民大會。大家發出響亮的口號，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和“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等。大會通過了“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任何傀儡組織”、“要求停止國共內戰，一致對外，收復東北地區失地”、“爭取抗日和愛國自由”等議案。市民大會結束后，一萬多名學生隊伍向前門行進。學生們一邊高喊抗日救國口號，一邊向市民發放宣傳單，市民們則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游行隊伍。當隊伍到達珠市口時，第四大隊與之匯合。當隊伍到達前門時，一批軍警和保安隊使用武力阻止學生們入城。學生們便在前門的火車站廣場舉行第二次市民大會，并通過九項議案，如“反對秘密外交”、“反對中國人打中國人”、“請求政府立即動員全國陸海空軍宣戰”、“打倒賣國求榮的漢奸”、“北平市各大學組織南下團請愿”和“不得任意逮捕和屠殺學生”等內容。
下午4點，黃敬率領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精業中學和河北省立北京中學等校學生從前門入城。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東北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生則前往宣武門，卻發現城門緊閉。通過交涉，軍警同意先讓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隊伍撤走，然后讓其他學生入城。
晚上9點左右，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學生隊伍撤走后，城外路燈全部熄滅，大批軍警立即手持刀棍毒打剩余學生。從前門入城的學生準備去宣武門接應其他同學，當他們走到西單絨線胡同西口時，一批軍警前來阻擋，并手持大刀、鐵棍和木棒，導致數十名學生受傷。最后，北京市共有22名學生被捕，300多名學生受傷。
事件后續
1935年12月18日，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法大學和燕京大學的六位校長聯名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同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為援助北京學生救亡運動告工友書》，號召全國工人團結一致，共同援助北京學生的救國運動。各地工人響應總工會指令，紛紛罷工，抗議中國國民黨，支援學生運動。12月20日，共青團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號召青年學生擴大抗日救國運動規模，喚醒工人、農民、商民及軍隊的愛國救亡精神。除此之外，華北文化勞動者協會、上海市總工會、陜甘蘇區學生抗日聯合會及各地學生組織紛紛發表通電與宣言，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
同時，知名愛國人士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運動。在上海的宋慶齡向北京學聯寄出100多元錢，作為抗日救國的工作費用；12月18日至19日，為贊揚愛國學生的勇敢斗爭精神，魯迅寫下文章《“題未定”草（六至九）》，并寄語“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在蘇州市的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用致電冀察當局的方式支持學生運動，他提出“學生請愿，事出公誠。”的觀點；12月16日，老同盟會員續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決心以死明志、喚醒國人，后幸運被救；共產黨員吳玉章等人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上刊登一二·九和一二·一六運動的消息、通訊、文件和照片，鼓勵學生堅持抗日；紐約全體華僑抗日救國會、旅德華僑反帝大同盟及東南亞僑胞也致電支持學生運動。隨后，全國各地紛紛成立救國會，共同響應抗日救亡運動。
事件結果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促使全國各地青年學生的思想覺醒。在天津市，南開大學等校學生宣布罷課，聲援北京學聯；12月18日，5000多名學生齊聚，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
在上海，復旦大學、持志學院和同德學院等校學生舉行大規模學生示威游行。
12月17日，武漢學生組織救國聯合會。20日，武昌舉行示威集會。23日，漢口召開萬人市民大會，共同反對華北自治，聲討賣國政策。
12月23日，為阻止學生運動的浪潮，中國國民黨命令中國專科及以上學校的校長和學生代表于1936年1月15日前往南京聽取國民政府方針，促使青年學生與國民政府達成救國的一致意見。另外，國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全國各校提前放假，并命令學生于12月25日統一離校。于是，北京學聯成立了南下擴大宣傳團，號召學生到農村宣傳抗日信息，并組織工農士兵開展反日反蔣斗爭。
“南下擴大宣傳團”共分為四個團體，共500人左右，主要由各大學校學生組成，其中大部分成員是“一二·九運動”的骨干和積極分子。第一、二團包括北京大學、東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大學和宏達學院等；第三團包括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和朝陽大學等；第四團包括天津市的北洋工學院和河北法商學院等。
1936年1月，第一、二、三團從北京來到天津，與第四團集合。第一、二團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三團成立了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回到北京后，學聯黨團將民族解放先鋒隊和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合并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同年2月1日，民先隊在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召開成立大會。總隊部開設中國共產黨團，任命黃敬為黨團書記。1936年底，全國30多個城市紛紛建立民先組織，來自巴黎、里昂和東京等地的中國留學生也成立了該組織。1937年2月，北京召開全國民先隊代表大會，來自18個單位的24名代表出席該會議。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全國已成立8個地方隊部，負責領導各地的民先組織。
運動爆發原因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學者歐陽軍喜在其論文《一二·九運動再研究：一種思想史的考察》中認為：一二·九運動的爆發主要包括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在政治原因方面，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華北的惡意侵略和日本提出的'華北自治運動激怒了中國的北京學生，導致北京學生先后發起“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規模學生示威游行運動。
在思想原因方面，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學者歐陽軍喜在其論文《一二九運動再研究：一種思想史的考察》中認為：一二·九運動爆發的思想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點原因是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自“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思想界處于一種“抗戰必亡”的悲觀氛圍中。自由主義者和丁文江主張對日忍讓，該主張遭到了北京15所大中學校、《清華周刊》和青年學生們的一致反對。由于日本對中國的不斷侵略，導致學生們的思想由最初的自由主義轉向民族主義及馬克思主義，兩大主義很快成為“一二·九運動”的思想動力；第二點原因是中共的影響。北京學生之所以把“一二·九運動”當成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主要受到中共三方面舉措的影響。第一是理論宣傳。在運動爆發前，中共通過學生刊物（如《清華周刊》）向學生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解放理論；第二是中共指導學生運動。中共中央指示平津黨組織開展座談交流會，把平津學生運動轉變為華北民眾的反日反蔣游擊戰爭；第三是中共外圍組織引導學生的運動走向。在中共政治綱領的指示下，學生們在南下擴大宣傳時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鋒隊；第三點原因是學生思想的變化。一二·九運動爆發后，北京學生實行總罷課。他們具有對“國民先鋒”身份的認同，他們認為當時的情況應該放棄課堂，以救國為主，因此忽略了一些重要學者的批評。后來，學生們遭遇了南下擴大宣傳活動的失敗，逐漸意識到讀書也和救國一樣重要。于是，學生們重回課堂，從學生運動轉變為文化運動。
影響與評價
影響
宣傳主張
一二·九運動打破了日軍和中國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宣傳了中國共產黨 “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張，為中國共產黨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供了有利條件。
開辟道路
一二·九運動為廣大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開辟了一條與工農兵相結合的嶄新道路，單純的學生運動不能取得勝利，只有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與廣大工農兵開展合作，才能實現革命的目的。廣大知識分子是抗日戰爭的宣傳橋梁，他們與工農兵一起努力，為科學技術與生產建設的合作貢獻了力量，在這條道路上起到了模范作用。
思想啟迪
一二·九運動為當今青年帶來了三方面的思想啟迪：一二·九運動是一場挑戰黑暗外來勢力的斗爭。該運動提醒青年無論遭遇任何情況，都要勇于掌握自己的生存命運，因為黑暗勢力在壓迫進步思想的過程中注定失敗；青年要勇于承擔時代旋律的責任，將個人前途與時代旋律相結合，學會適應大環境，不斷增強自己的知識與能力，為時代發展做出貢獻；青年要牢記愛國主義思想和國恥，做一名有愛國之心的青年，為祖國和人民奉獻自己的力量。
具有抗日救國性質
日本帝國主義先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中強占中國東北，又于1935年發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該行為使“保衛華北、北京、天津市及全中國”成為時代主題及華族的職責。“一二·九運動”是繼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后，又一個具有大規模影響力的抗日救國學生運動。該運動不僅是小范圍的學生運動，也是影響全國人民的重要運動。它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救國熱情，促使人民頑強抵抗來自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法侵略。“一二·九運動”不僅展現了北京學生的愛國斗爭精神，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也揭露了中國國民黨當局實現“華北特殊化”的企圖。該運動得到了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的支持，也促進了中國人民思想的覺醒和中國新高潮的到來。
引發西安事變
“一二·九運動”對于全國人民開展全面的抗日救國運動產生了影響，比如促成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爆發。在愛國將領張學良和楊虎城、中國共產黨及國民黨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變得到成功解決，并促成國共兩黨聯合抗日的新局面。
評價
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一二·九運動是偉大的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準備，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該運動準備了抗戰的思想、人心和干部。當時的青年學生好比是一二·九運動的柴火，點火人就是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只有跟工農正確結合才能成為無堅不摧的力量。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是軍事“圍剿”的結果，一二·九運動是文化“圍剿”的結果，全國人民的覺悟則是這兩種“圍剿”的共同結果。
歷史學家呂思勉：“一二·九運動是民眾救亡中最悲壯的運動。”
文學家魯迅：“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賴生亮：“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號召下，由北京愛國學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國的“一二·九”運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學者歐陽軍喜：“一二·九運動既是一場政治性質的運動，也具有思想運動的特質。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一二·九運動內在的思想動力，但占主導地位的還是馬克思主義。學生對中國共產黨建立聯合戰線主張的理解與運用以及學生自我身份認同的調整是影響一二九運動內容與走向的重要思想因素。”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學者楊樹先：“1935年一二·九運動的爆發和發展，在中國近現代革命運動歷史上，特別是在迎接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到來，具有歷史地位和作用。”
青島大學馬列部副教授王令金：“一二·九運動是一場以北京為中心、波及全國以至轟動全世界的偉大愛國運動，對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該運動不僅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沖破了中國國民黨反動派造成的白色恐怖統治，推動了全民族抗日高潮的早日到來，也為廣大知識分子開辟了一條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為青年學生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
遺跡場館
“一二·九”運動紀念亭
“一二·九”運動紀念亭位于北京植物園內的櫻桃溝，紀念亭的奠基典禮于1984年12月8日在櫻桃溝舉行，那一天是“一二·九”運動49周年。紀念亭碑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題寫，國務委員、“一二·九”運動老戰士康世恩和北京市政協主席劉導生為紀念亭破土奠基。紀念亭于1985年8月10日開工，同年10月30日竣工。1985年12月9日，桃花溝舉行了“一二·九”運動紀念亭的落成揭幕儀式。
“保衛華北”石刻
1936年1月中下旬，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鋒隊（后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在民先隊舉辦的第一期夏令營期間，清華大學學生趙德尊與北京大學學生陸平共同在櫻桃溝的一塊石頭上刻下“保衛華北”四個字。1974年8月，陸平的兒女在櫻桃溝發現了這塊石刻。1983年12月8日，北京的青年學生在櫻桃溝舉行了“一二·九運動48周年紀念會”，并整修了“保衛華北”石刻。
文藝影視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由作家楊沫創作而成，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初版）。《青春之歌》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學生運動的優秀長篇小說，主要以“九·一八事變”至“一二·九運動”為故事背景，以學生運動為主線。《青春之歌》通過描寫小說女主角林道靜的人生和林道靜在“一二·九”運動中與革命戰友勇敢戰斗的情節，側面反映出當時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和人生道路。
電影
電影《青春之歌》（Song of Youth）于1959年在中國大陸上映，由崔嵬和陳懷皚執導，同名小說原著作者楊沫擔任編劇，謝芳、康泰、于洋、秦怡、于是之、秦文、葛存壯、趙聯和張逸生等聯合主演，片長為157分鐘。《青春之歌》的高潮部分講述了“一二·九運動”感人的一幕：主角林道靜、江華、王曉燕及許多北京大學師生一起走在群眾游行隊伍的最前列，與人民群眾一起向前方行進，該片段成為電影的經典鏡頭。
紀錄片
紀錄片《北平以北》（The North of Peking）于2017年12月8日在中國大陸上映，由艾辛擔任導演和編劇，片長為99分鐘。在內憂外患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組織北平市學生進行抗日救亡運動。隨后，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優秀青年成為了八路軍知識分子團體的骨干力量，為后來開辟平北抗日根據地舊址做出了貢獻。
參考資料 >
青春之歌 (1959).豆瓣電影.2023-11-12
北平以北 (2017).豆瓣電影.202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