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著的一本經濟學著作，于1776年在英國首版發布。1901年嚴復將其翻譯成中文名為《原富》，是此書的第一個中文譯本。后又相繼出現了許多譯本，均譯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或簡稱《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
書中總結了歐洲各國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經驗，批判地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過程進行了系統描述。其經濟思想可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利己行為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完善了整個社會的福利；二是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亞當·斯密《國富論》的中心觀點是，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只要合理追求自身利益，就能帶來經濟的穩定和積極的社會經濟效益。
《國富論》與美國《獨立宣言》被西方學者合稱為“產業自由宣言書”。《國富論》所闡明的經濟理論仍是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它與約翰·凱恩斯創建的“宏觀經濟學”一起成為統治西方經濟思想的兩大理論體系，至今還深刻影響著西方社會。《國富論》成為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十大名著之一，被列為“研究西方經濟學的必讀之書”。
成書背景
社會背景
《國富論》誕生于西方新興資產階級已經完成前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積累，并開始向現代資本主義轉變的關鍵時期。由于商業資本急劇向產業資本過渡、工場手工業急劇向機器大工業轉化，出現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現象。當時的主流觀念是“重商主義”(mercantism)。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一國財富的多寡取決于其所擁有的金銀數量，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國家為了致富，必須發展對外貿易，在對外貿易中遵循多賣少買的原則。重商主義者對財富的看法反映了當時新興資產階級對貨幣資本的渴望，重商主義稱不上是一種理論或制度，但卻是經濟思想史上第一次較有系統地討論如何追求國家財富。誕生于18世紀的法國重農學派則對重商主義持反對態度，重農主義經濟理論認為，國民財富源于農業財富。重農學派秉承“農本主義”的理念，認為鄉村的內在價值比城市高。重農主義者認為，教會和貴族是經濟的寄生蟲，只有農業才能創造財富。這種對有效勞動和無效勞動的區分，對亞當·斯密的著作影響頗深。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深受法國重農主義學說的影響。
作者背景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國經濟學家、現代經濟學的主要創立者、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之一。1723年6月，亞當·斯密出生于蘇格蘭法夫郡寇克卡迪，1737年，14歲就進入格拉斯哥大學，1740年進入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深造。1748年，亞當·斯密應邀去愛丁堡作演講。在這次演講中，他將自己掌握的修辭學和純文學等一系列知識展示給聽眾，演講大獲成功，亞當·斯密也因此名聲大震。1751年，亞當·斯密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執教邏輯學和道德哲學。在此期間，他的教學內容主要涉及四個領域：自然神學、倫理學、法學和“經世之學”。1759年，亞當·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論》，此后還六次修訂再版，這使他成為學術界德高望重的精神導師。1764年，巴克盧公爵聘請亞當·斯密擔任其私人教師，并攜他赴法游歷、生活。在此期間，亞當·斯密結識了法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重農學派的創立者弗朗索瓦·魁奈和杜爾閣。1766年11月，他返回英國，著手創作《國富論》，并于1776年3月9日出版。1778年，亞當·斯密被任命為海關專員。亞當·斯密晚年定居愛丁堡，擔任著格拉斯哥大學校長一職。1790年7月17日，亞當·斯密與世長辭，享年67歲。
成書過程
《國富論》開始撰寫于1765年，第一版出版于1776年3月，歷時12年，這一過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765年10月之前，亞當·斯密在法國的圖盧茲專心本書初稿的寫作。第二階段為1767年5月到1772年9月，其在柯科迪與其母親共同生活，撰寫《國富論》。第三階段為1772年9月到1776年3月，為第一版《國富論》修訂完善和出版時期。這一時段，由于亞當·斯密的身體狀況不好，所以曾一度委托大衛·大衛·休謨來幫他出版，如1773年4月在給休謨的信中就提出，“因為我已托您保管我的全部文稿，所以我必須告訴您，其中除我隨身帶著的外，別的都不值得出版。”1776年3月9日，第一版《國富論》正式出版。
1776年10月，亞當·斯密致信威廉·斯特拉恩，提出希望了解《國富論》的銷售問題，由于本書銷售情況尚可，威廉·斯特拉恩提出再版，對此亞當·斯密也提出了改作八開的四卷本出版，于1777年底準備完畢。第2版做了一些補充和更改，包括理論上的一些修正，以及文體加工、增加實況材料準確性和補充資料，但并沒有影響到整個書的體系。
再版后的《國富論》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對書中的一些不足，亞當·斯密也公開承認，在1780年10月，在給安德烈亞斯·霍爾特的信中就說，“雖然第二版在第一版基礎上有很多糾正，我不敢自以為它完全沒有錯誤。我本人已發現幾處不精確的地方，最大的錯誤在第2卷第482頁……”。1782年，亞當·斯密著手開始對《國富論》進行修訂，1784年6月，《國富論》第三版的清樣校訂完成。第三版出版后，亞當·斯密仍不斷收集資料進行新版的準備，如蘇格蘭地區的人口問題、海關稅收問題、貨物進出口問題等等，兩年后即1786年，修訂后的第四版面世，使得《國富論》的社會影響進一步擴大，1789年第五版出版。至此，歷經24年的完善修改，《國富論》的最終版本確定了下來。
內容結構
亞當·斯密認為，一國國民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無論是本國生產的，或是從國外進口的，都來源于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因為，進口物品是用本國物品交換的，也就是用本國國民的勞動去交換外國國民的勞動。而全部必需品和便利品供應狀況的好壞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國民勞動的熟練程度，即勞動生產力；二是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的比例。他將該書分為五卷三十二章進行論述。從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以及因分工而起的交換。論及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
第一卷 論生產力發展的原因及生產物分配給各階層人民的順序
亞當·斯密開篇表明，由于勞動分工，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勞動分工必須由貨幣來促進，因為勞動分工是商品交換發達的產物，進而引出對實行交換的條件即價值和價格的論述。對于價格的考察表明，它劃分為工資、利潤和地租，因此價格依存于工資率、利潤率和地租率。這一卷從勞動分工切入，隨后分析了交換、貨幣和交換價值，論述了產品的分配，即工資、利潤和地租。
分工是導致經濟進步的唯一原因。技術進步，各種機器的發明，甚至投資，實質上都由分工引起。分工源于人們以物易物的交換，其發展歸因于市場交易的擴大，某一時期特定的市場規模決定著分工所能達到的程度。這說明由一種完全非人格化的力量促使分工出現和發展起來，這種力量又促使分工成為經濟進步的巨大原動力。在貨幣理論的論述中，他完整地提出了“分工的出現——物物交換——貨幣”這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發展順序。這一章闡述了亞當·斯密的重要思想，即勞動價值觀。這是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價值理論最早、最系統的闡述。
關于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亞當·斯密給工資下的定義是：工資是使用勞動要素所支付的報酬，由需要者（企業家、農場主）付給出賣勞動力的人。他認為，工資由協商或合同決定，在平衡過程中雇主居于有利地位。他把工資率分成三種狀態：均衡狀態，衰退狀態，上升狀態。他將利潤同工資的利潤率結合起來討論，指出其他條件也都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即便是資本數量保持相同，利潤率也還是與通行的工資率有關。論述工資與利潤隨勞動與資本用途的變化時，亞當·斯密勞動和資本的各種用途在性質上各不相同這一事實出發，從職業不均等的角度，深入對工資和利潤進行探討。
關于地租，他主要表述了三個觀點。第一，從成本價值理論出發，將地租現象只歸因于對土地的“壟斷”。第二，工資和利潤的高低是價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則是價格高低的結果。第三，糧食生產享有獨特地位。其原因是，隨著糧食生產的擴大，人口會不斷增加，因而糧食生產可以自己創造需求。
第二卷 論財富的性質及其蓄積和用途
亞當·斯密認為，無論在哪個行業，只要能為所有者帶來利潤的都是資本。通過對資本的分析，亞當·斯密認識到預蓄的資財愈豐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細密。而且，同量產業所能生產的產品亦會大增。這一卷從資本出發，分析了資本的構成，即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分析了資本的作用和資本積累的條件以及資本的各種形態。
論財富，主要論述了亞當·斯密的貨幣理論。在研究貨幣時，亞當·斯密先把資財進行了劃分。他認為，個人和社會的全部資財必須進行區分才能進行研究，于是他將資本首先從這些資財中分離出來。他不僅僅把有形貨物看作資本，把“全體居民后天獲得的有用才能”也看作資本。他引入了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概念，進而對屬于這兩種資本的各種貨物進行了分類。
論資本積累與貸出利息，亞當·斯密的邏輯順序是，先對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進行區分，然后討論利息，最后重點落腳到討論資本的各種用途及其利弊得失上。他認為儲蓄傾向是物質資本的真正創造者。亞當·斯密說國家每年儲蓄與每年花費的一樣，經常被消費掉，而且幾乎是同時被消費掉。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論斷，“節儉會增加公共資本，奢侈會減少公共資本”。對于利息問題，亞當·斯密將利潤看作基本現象。其論述主要為三點：第一，利息率之所以呈下降趨勢，是由于資本越多，競爭越激烈；第二，堅決反對貨幣利息理論，認為金屬貨幣數量的增加必然導致利息率下降；第三，他對法定最高利率作了適當而審慎的論證。
第三卷 論各國財富增長的不同途徑
第三卷主要從歷史的角度考察“財富的自然增長”，考察了各利益集團所支持的政策如何對城市的興起和城市商業活動所起的作用。這一卷分析了羅馬帝國衰落后歐洲農業的抑制狀態，闡述了長子繼承制和限定繼承制的惡果以及農奴、佃農和自耕農等對土地改良的態度。研究了羅馬帝國衰落后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敘述了城市居民獲得自由的經過，以及國王與城市居民聯合向地主貴族進行的斗爭，城市在產業發展和資本積累方面所處的優越地位。亞當·斯密贊揚了新興資產階級和城市商業的力量，地主貴族的權力受到了工商業的徹底摧毀。亞當·斯密的結論是：按照財富自然增長的順序，應首先將資本用于農業，然后用于制造業，最后用于對外貿易。但是這個順序已被歐洲各國政府的政策顛倒。
第四卷 論政治經濟學體系
在第四卷中，亞當·斯密既駁斥了重商主義片面強調國家儲備大量金幣的重要性，也否定了重農主義者將土地視為創造一切社會財富的唯一來源，提出了勞動創造社會財富的重要觀點。他認為重商主義混淆了財富和金銀的概念。他否定了經濟管制政策，主張自由放任。對重農主義的批判同批判重商主義不同，他認為批判重農主義的目的是建立天然自由的合適體系，只有這個經濟體系才能使新興資產階級徹底擺脫封建國王“監督私人勞動”，并將其導入最適合于社會利益的資本主義社會。第四章亞當·斯密討論了殖民地，他對殖民地的歷史和演進的論述采取的是就事論事的方法，他沒有證明殖民地的建立是為了這個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本卷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論斷。亞當·斯密認為商人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貿易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國內市場，但如果商人資本認為投入在該行業的回報遠低于其他優勢行業，投入的資本就不會迅速增加，因此是否可以引導產業向預期的方向發展就不一定了；如果沒有限制，雖然國內市場會收到一定的沖擊，但這本身也不是國內商人的利益之所在，國內商人會把資本投資在優勢行業，進一步鞏固市場地位，而如果每個商人都在自己的領域獲得統治地位，那實際上就是總體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就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指引。
第五卷 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
第五卷討論君主的收入與支出，以及支出超過收入后的應付策略。這部分論述還涉及國防支出，包括的面較廣，涉及各種軍事組織、法庭、維持公共工程的方法、教育和教會機構的討論。斯密主要從歷史角度論述了公共支出、公共收入以及公債。亞當·斯密認為國家財政是政權的基礎，因此君主或者國家在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關等方面職責需要通過財政來實現。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公共資本和土地，實際上公共資本和土地并不足以支付國家的必要開支，政府開支的大部分費用應該以賦稅的方式獲得，但賦稅的征收需要遵循四種原則：按照收入的比例繳納國稅、應繳納的賦稅必須確定且不得隨意更改、繳納賦稅的日期及方法應該以方便納稅者為前提、向人民征繳的賦稅應該與國家實際收入相等，賦稅主要包括：地租稅、利潤稅、勞動工資稅、土地房屋及資本價值附加稅。公債是國家發行的借款憑證并承諾到期還本付息，但亞當·斯密反對國家發行公債，認為公債會陷國家于不利；國家的主要收入是賦稅，發行公債的本息必然通過賦稅來償還，因此國家為了償還債務只能增加賦稅，增加賦稅又會引發資本外逃；除非因戰爭需要，否則發行公債用于政府開支時，會進一步降低社會生產力，國家只能宣布破產。
主要主張
亞當·斯密的主要思想包括：自由放任的政策、國際貿易理論、國家干預的有效性、勞動分工促進生產力發展、勞動價值論、批判重商主義、批判重農主義、支持自由貿易政策、稅收四原則、國富民裕、重視節儉等。
自由放任的政策
亞當·斯密是主張經濟自由主義最早的經濟學家。自由放任是斯密整個經濟學說的中心思想，也是他所主張的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把充分的經濟活動的自由看作是國民財富不斷增長的條件。他認為社會經濟活動存在著自然的客觀的規律性，順應這些規律讓其自發地起作用，才最有利于國民財富的增長。因此一個國家最好的經濟政策就是對私人的經濟活動不加任何干涉，采取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他在《國富論》中提到：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在這場合，象在其它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想要達到的目的。”
國際貿易理論
亞當·斯密對重商主義的批判和對自由貿易的倡導扭轉了國際貿易純理論的發展方向，使自由貿易理論成為了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主流。對于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依據，他提出了絕對優勢原理。絕對優勢原理認為，由于自然條件和勞動生產率的不同， 各國存在著產品絕對生產成本上的差異，各國按照絕對成本差異進行分 和生產，出口本國生產成本絕對低的產 品，進口本國生 產成本絕對高的產品，就可以獲得絕對利益，增加國民財富。在論證絕對優勢時，亞當·斯密首先闡述了絕對優勢對于國內分工和貿易的有利性。他說：“ 每一個精明的戶主的座右銘是：凡是制作起來比購買更費錢的東西，絕不要在家里制作。裁縫不自己制鞋， 而是向鞋匠買鞋。鞋匠不自己縫衣服，而是雇裁縫縫制。......，他們都發現，用一種使自己對鄰人居于有利地位的方式來使用自己的全部勞動，用自己勞動的一部分產物或是它的價格去購買自己需要的東西，是于自己有利的。”他認為既然對于國內分工和貿易是有利的，按絕對優勢進行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也必然是有利的。他認為絕對優勢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先天自然優勢，另一 類是后天獲得性優勢。亞當·斯密認為先天自然優勢是一國絕對優勢形成的基礎，而后天獲得性優勢則可以彌補一國自然資源上的不足。 他的絕對優勢原理奠定了其后長時期內國際貿易純理論的探求方向，為大衛·李嘉圖等人的傳統貿易理論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他的對外貿易促進分工進而改進勞動生產率的思想為新貿易理論所繼承，成為新貿易理論發展的當然的邏輯起點。亞當·斯密的貿易理論還為研究貿易對國內收入分配的影響以及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奠定了基礎。
國家干預的有效性
亞當·斯密認為如果工商業發達的國家對于國防“不采取新的手段，人民的自然習性是會使他們失去自衛能力的”。出于國家安全利益考慮，亞當·斯密認為政府有必要對有關國防的產業進行干預。他認為，在“國防所必需”的產業方面對外國“加上若干負擔“（即課以關稅）會對本國大有好處。他認為自由放任雖能增加國家財富，但是當國防需要時，政府應當舍棄自由放任，改行保護政策。 斯密雖然主張政府是有限政府、守夜人政府、廉價政府，但是他倡導的是有作為、有能力的好政府。他反對政府對微觀經濟個體的直接干預，但他主張政府實行對宏觀經濟的有效調節；他反對政府對經濟的不當干擾，但他提倡政府對經濟的適當干預；他反對政府不當立法阻礙經濟發展，但是這并不等于他提倡政府對市場經濟活動徹底的無所作為。
收入分配理論
亞當·斯密對勞動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分析，構成了他的三個階級之間的收入分配理論。亞當·斯密提出了工資基金說和最低生活費用說，他說：“一個人總是需要靠他的勞動來生活，因而他的工資至少必須要能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的場合，他們還應該稍多一點。否則他將不可能養家，而工人這個種族就將滅絕。”與此同時，亞當·斯密又精辟地指出：“豐厚的酬勞宛如一種必然的結果，是不斷增長的國家財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貧窮勞動者的生活艱難是國家停滯的自然象征，而勞動者的饑餓則是國家迅速落后的自然象征。”他的這一思想對今天國家的發展具有借鑒意義：一是經濟發展一定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隨著經濟的發展，要重視對勞動者收入的提高；二是通過提高勞動者收入，促進內需，從而可持續地促進經濟的增長，這為應對當前面臨的全球經濟危機，保持國家經濟增長提供了有效的解決途徑。
勞動工資理論
亞當·斯密說：“勞動生產物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自然工資。”在初期野蠻社會，勞動的全部生產物都屬于勞動者；但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以后，這些生產物則需要在工資、利潤和地租之間進行分割。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任何一個勞動者的普通工資“都取決于勞資雙方所訂的契約”；而一般意義上的“勞動的貨幣價格，必然受兩種情況的支配：其一，是對勞動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價格”。在具體的分析中，他非常重視前者的影響，并以之作為深入研究工資水平與社會發展水平之間關系的理論基礎。亞當·斯密還認為勞動工資差距受社會不公平的政策和不正常的競爭的影響，對今天主張建立統一的自由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自由流動等具有直接的借鑒意義。
勞動分工促進生產力發展
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書中作者通過舉各行各業的例子來論證了分工能夠使各種產品成倍制造和激增，因為勞動產品極大豐富，社會各階層就都普遍富裕起來了；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城市越大交換能力越強，所以大城市的分工往往比小城市的分工更精細，也被稱為“斯密定理”。
提出勞動價值論
亞當·斯密認為，只有勞動才是衡量真實價值的唯一尺度，勞動本身的價值恒定不變，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是商品的名義價格，等量勞動具有等量的價值。他首先明確區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通過美洲河貍和鹿的例子意圖說明生產某種商品所花費平均勞動量決定了該商品的價格，他深入研究了交換量的比例而不是絕對量上的比較，創立了勞動數量價值理論。
批判重商主義
亞當·斯密批判重商主義通過高關稅、禁止進口、退稅、發放獎勵金、簽訂通商條約、建立殖民地等方式提高國內的金銀儲備量，從而積累國家財富的目的。亞當·斯密指出，金銀作為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并不是真正的財富；貿易逆差并不會影響任何一個國家實力，如果逆差是由于進口商品加上關稅后依然比國產的有價格優勢，人民可以用更低的價格購買而把剩余的資本用于投資。生產的目的是滿足消費，只有其生產長期不能滿足消費，才是真正的衰亡之源。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因對外殖民儲備大量金銀的政策而抑制其農業、制造業發展，導致兩國逐步落后。
批判重農主義
亞當·斯密批判重農主義把農業當做國家財富的唯一來源，認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勞動才是最重要的，而分工能大幅提升生產效率。不贊成重農主義學派對于土地的高度重視，資本應該先作用于農業，但基本生活資料滿足后就要開始發展制造業、批發業和零售業。產業結構對國民的財富影響舉足輕重，而勞動要素中資本的流向對產業結構影響最大，如當時的中國過度重視農業，導致忽略海外市場的拓展，其他產業發展受限，而對比歐洲，貿易和制造業的發展繁榮一時。
支持自由貿易政策
亞當·斯密認為，兩國的貿易中，不管是順差還是逆差，自由貿易對兩國都是有利的；進口產品的價格勢必是低于國內生產才會被進口，因此兩國的生產力都會增加。他指出，國家制定政策都會有偏向性，反而阻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然流動。通過國家分工和自由競爭，讓資本自由配置往往能夠起到更好的效果。亞當·斯密還首次論述了匯率的波動和結匯幣種會對貿易收益產生很大的影響，對后人形成了極大的啟發。
提出稅收四原則
亞當·斯密提出的“平等”“確定”“便利”“經濟”四項稅收的基本原則，直到今天仍然受到廣泛推崇。平等是指向公民征稅的額度應該按照其收入的比例和享受的服務確定，確定是指征稅的標準和額度是確定的不隨意變更，便利是指為公民納稅提供便利時間和方法，經濟是指所征稅賦與國家收入相等。
提倡“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學目標
亞當·斯密認為，“勞動報酬的優厚，是國民財富增進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是國民財富增進的自然征候。反之，貧窮勞動者生活費維持不足，是社會停滯不進的征候，而勞動者處于饑餓狀態。乃是社會急速退步的征候。”其主張高工資，認為勞動者創造財富，人民越富有國家越強大，從而最終實現富國裕民的目標。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與學習。
平等思想
亞當·斯密認為：人的才能是分工的結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這個觀點可能是源于人與人天然平等的思想。他說：“就天賦資質來說，利奧六世與搬運夫的差異，比猛犬與獵狗的差異，比獵狗與長耳狗的差異，比長耳狗與畜牧家犬的差異，要少得多。”亞當·斯密的平等思想，對當今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以及建立和諧社會具有重要價值。
尊重勞動者的思想
亞當·斯密是一個很重視社會倫理建設的人，對勞動者富有同情心，在《國富論》這本巨著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他在敘述社會上三大主要階級（地主、資本家、勞動者）各自的優劣時說道：地主階級是社會繁榮的獲利者，但他們不勞而獲，是個無所作為、沒有前途的階級。資產階級在社會上最受尊重，但個人利潤與社會公益相比，即使最公正的資本家也要從私利出發而不顧公益。勞動者在社會繁榮時受益不多，在社會衰退時受害最重，所以只有勞動者與社會公益聯系最緊，但他們又在社會上難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重視節儉
亞當·斯密認為，節儉是增加資本的直接原因。資本只有用于生產性勞動才能創造價值，任意揮霍只會把資本消耗掉；節儉相當于增加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因而可以維持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數量和更多的勞動量，最終增加整個社會的勞動年總產值，使社會財富得以增加。以英國為例，節儉不僅讓老百姓富足而且在天災人禍之后更從容的應對，以為他們節儉的資本在發揮作用。
出版歷史
《國富論》版權保護自然終止之前
第一版《國富論》由倫敦的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出版商托馬斯·卡德爾(Thomas Cadell)以及愛丁堡的出版商威廉·格雷奇，以上下兩卷本的形式在倫敦、愛丁堡等地共同出版，上卷包括第一、二、三篇，510頁，下卷包括第四、五篇，共587頁。初版沒有序言和索引，大約出版了500至1000冊。隨后在1778年、1784年、1786年分別發行了二、三、四版。1789年，亞當·斯密生前的最后一版一一第五版《國富論》發行，發行量為1500冊。直至第十版，其版權都在斯特拉恩公司，于1804年《國富論》的版權保護自然終止了，多種編輯版本開始出現。
《國富論》版權保護自然終止之后
1805年威廉·普萊費爾(William PIayfair)編輯出版了三卷本的《國富論》，在其中，普萊費爾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了獨立的注釋、補充與批判。1814年，戴維德·布查納(David Buchanan)則主編出版了一個新的四卷本的注釋評論版的《國富論》，在該版本中，布查納嘗試修正與補充亞當·斯密的分析，意圖保持《國富論》在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系統性與完整的特性。1797年，一本題為《亞當·斯密博士的(國富論)的刪節本或完整分析報告》(A Complete analysis or Abridgement of Dr.Adam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書，在劍橋由本雅明花公司(Benjamin Flower)印刷出版。該書的編者為喬伊斯(Jeremiah Joyce)，他在保留《國富論》主干結構與思想的基礎上，將其篇幅精簡至少于300頁。1776年6月中旬，第一個都柏林版的《國富論》出版，篇幅為3卷8開本。
《國富論》中譯之初
1896年10月至1901年1月，嚴復翻譯了亞當·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s》。1899年，嚴復初擬譯名《計學》，但1901年整部譯著完成之時，嚴復將其定名為《原富》。1931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郭大力和王亞南對亞當·斯密一書進行翻譯，首次定名為《國富論》。但1972年的修訂版將書名改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并在譯序中寫道“原名應直譯為《諸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其原因之研究》”。
作品影響
《國富論》對經濟學的影響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充分綜合了眾多思想體系而形成，這一理論體系不但影響了后來的馬歇爾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等學派中涉及的倫理問題，并啟發了一些經濟學家用社會道德規范、社會心理、文化因素來解釋經濟現象。其中著名的有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和約翰·羅爾斯的“公平的正義”。《國富論》的出版標志著亞當·斯密倫理經濟理論體系的形成。在《國富論》第八章中，亞當·斯密提出了工資基金說和最低生活費用說，他說：“一個人總是需要靠他的勞動來生活，因而他的工資至少必須要能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的場合，他們還應該稍多一點。否則他將不可能養家，而工人這個種族就將滅絕。”勞動經濟學中的最低工資制的思想應該源于此。與此同時，亞當·斯密又精辟地指出：“豐厚的酬勞宛如一-種必然的結果，是不斷增長的國家財富的自然象征。另一方面，貧窮勞動者的生活艱難是國家停滯的自然象征，而勞動者的饑餓則是國家迅速落后的自然象征。”他的這一思想對今天國家的發展具有借鑒意義：一是經濟發展一定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要重視對勞動者收人的提高；二是通過提高勞動者收入，促進內需，從而可持續地促進經濟的增長，這為應對當前面臨的全球經濟危機，保持國家經濟增長提供了有效的解決途徑。
《國富論》中對與商品生產和交換密切關聯的市場的闡述，對市場機制作用的分析是經濟思想史上一個杰出的貢獻。《國富論》中經濟自由思想對一切存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的社會都有不容忽視的普遍意義。書中的經濟思想，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社會為出發點。它研究這個社會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它的產生和發展所需要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這些分析對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社會，不論其社會性質如何，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考、借鑒作用。亞當·斯密的經濟社會理論不僅影響了英國和歐洲各國的經濟學家和政府政策的決策者，也影響了包括像伊曼努爾·康德和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這樣的思辨利奧六世。"而思辨哲學家存在的意義對于經濟轉型和政府調適又都是極為重要的。亞當·斯密指出，近代(《國富論》發表的時代以前一段時期）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學，比較有利于制造業及國外貿易，而《國富論》的發表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撐。
《國富論》對經濟史學的影響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西方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也是經濟歷史學的開創之作。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理論和方法都是經濟史學賴以建立的基礎。今天的經濟史學界，雖然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新問題不斷涌現，但最基本的理論基礎和話語體系仍然是亞當·斯密創立的。《國富論》首次明晰地揭示出讓社會凝聚在一起的機制，即一個不靠習俗和指令的社會必須組成一個系統，以確保能生產出生存所需的商品和服務；必須安排社會生產成果的分配，以進行更多的生產活動，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依靠市場。因此，《國富論》從分工開始，系統論述了分工、交換、貨幣、價值、工資、利潤、地租、資本、社會資本再生產等基本經濟理論和運動規律。《國富論》中關于歷史的論述，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引用歷史作為例子進行理論分析，例如自然條件、分工、利率、職業培訓(學徒)；其次，直接討論歷史，例如貨幣、殖民地；最后，討論當時的情況，這對后人來說就是經濟史。特別是在《國富論》第三篇《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和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中，亞當·斯密分別對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各國在經濟發展上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和在經濟思想上出現的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進行了分析，說明它們在經濟政策制度以及思想觀念上不利于經濟自由發展的作用，這實際也是為論證如何增加財富而對歐洲中世紀以來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進行的論述總結。《國富論》的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論述了為保證和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所需要的國家賦稅政策，說明了國家課稅的必要性，以及課稅必須遵循公平、確定、便利、經濟四大原則，否則就不利于財富增長。亞當·斯密所提出的這些理論和方法，都是經濟歷史學賴以建立的基礎。
《國富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影響
產生于19世紀中期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亦受到了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深刻影響。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產生的三個來源之一，沒有對英國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的繼承，馬克思就很難創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作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最重要代表人物的亞當·斯密對卡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也是可想而知的。馬克思說，他的價值、貨幣和資本的理論就其要點來說是亞當·斯密一大衛·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所運用的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分析方法，即他嘗試的抽象掉資本主義經濟在競爭中表現出來的現象，力圖尋求決定這些現象的事物的本質，也就是深人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生理學，探討這一制度內在聯系的方法，雖然沒有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整部作品中得以徹底貫徹，卻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里加以淋漓盡致的發揮。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的光輝思想，他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在克服了亞當·斯密在社會經濟歷史階段的分析，對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中出現的不足的基礎上得以完善的。
《國富論》對20世紀初管理理論的影響
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不僅對以后的經濟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還對20世紀初的管理理論影響頗深。20世紀的前半期是一個管理思想多樣化的時期，涌現出了一大批管理學家，如泰勒、弗蘭克和莉蓮·吉爾布雷斯、法約爾等，他們的管理思想或多或少都受到斯密分工理論的影響，表現在關于“第一流工人”的觀點，通過動作研究、掌握標準化的操作方法，對經營管理活動分類，管理者角色的區分等方面。20世紀初的管理學家把分工理論運用到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中，通過把工人分類，把工人的動作分類，把經營管理活動分類，把領導者角色分類，使分工理論在管理學中得到了拓展，也使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推進了社會的進步。
《國富論》對立法的影響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重農主義和政府干預貿易自由的法律制度進行了深入批判，并認為有一只“看不見的手”自動調控經濟的自然法則。這就是經濟學和法律學最初交匯的基點。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推崇自由的市場經濟，在《亞當斯密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里面肯定了自然法理學是所有學科中最為基本的科目。亞當·斯密對法律經濟問題的分析，既涉及抽象的法哲學問題，也涉及具體的法律制度問題；既涉及法律的價值問題，也涉及法律的實施問題；既涉及公法問題，也涉及私法問題，這些理論對于后來市場經濟法律的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由于《國富論》影響深遠，客觀上使其更多地關注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因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無論如何自由，都必須有國家和法律的基本規則作為支撐。
《國富論》對體育教學改革的影響
現代社會是在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富論》的核心思想是社會勞動分工，其價值在于集中個體的注意力和精力，減少從事工作的種類，提高工作頻率和效率，加快相關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結果是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勞動分工理論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思想根源，也應為體育教學改革的理論基礎。體育教學改革的主旋律是學生主體、教師主導，教學組織要由“以教師為中心”向“以學生為中心”轉變，滿足學生身體心理需求，教學為激發學生體育興趣，熟練掌握運動技能，培養體育運動意識和習慣，能夠滿足終身運動的人的需要，培養身心健康、個性完善的教育目的。社會分工是學校體育教學改革的理論基礎。分工把每個人的體育教學簡化到只從事一種運動。體育教學應用社會分工理論，將節約原先一個人每學年學習多種運動時由一個運動轉換到另一個運動所花費的時間。分工式運動專項教學，以學生運動興趣培養為中心，促進其運動技能的正遷移。
外界評價
《大不列顛島百科全書》對該書的評價是：經過200年以后，亞當·斯密仍然是經濟思想史中一個高聳入云的人物。
英國歷史學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評價說：“從最終效果來看，《國富論》這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作出的貢獻，超出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貢獻的總和。”
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羅德·羅杰斯1876年在《國富論》誕生100周年時說過，“亞當·斯密推出結論的過程與他的追隨者或注釋者們得到同樣結論的過程兩者之間是不同的，沒有什么東西比這種不同更加意味深遠了。”
佛羅里達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歐文·索貝爾說，“《國富論》是那么廣泛地包涵著人類的歷史、倫理、經濟和政治上所表現的行為的所有方面，以致不同的和對立的思想學派都已經能夠與斯密認同。”
卡爾·馬克思（全名：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認為：亞當·斯密是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第一人，他不僅將政治經濟學發展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而且也將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1998年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福利經濟學，也是建立在亞當·斯密的理論基礎上。這位印度經濟學家在著述中反復闡明了亞當·斯密的貢獻。
翻譯家嚴復認為“東土之人，見西國今日之財利，其隱賑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親見而信矣，又莫測其所以然；及觀其治生理財之多術，然后知其悉歸功于亞當·斯密之一書，此泰西有識之公論也”。他說西方的富強在于采用了亞當·斯密的M理論和政策，他在給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張元濟的信中也特別推薦“留心時務、講求經濟者不可不讀”此書。1901年，嚴復翻譯了亞當亞當·斯密《國富論》，標志著中國引入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開端。
相關爭議
重商主義者的批判
《國富論》發行之時，重商主義依舊是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人們還基本認為重商主義是當時經濟發展所不能拋棄的主體思想，當時大量的重商主義者對于《國富論》展開了批判。
1777年2月，下院議員托馬斯·波納爾(Thomas Pownall)，批判了亞當·斯密對于北美殖民地的貿易壟斷問題與國內國際間的谷物生產問題的論述。1778年6月，威廉·米克爾對于亞當·斯密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貿易的行為的批判進行了反駁，還對于《國富論》整個理論體系基礎進行了批判。在1778年9月，《紳士雜志》表示反對亞當·斯密所提出的“殖民地最大的作用就是增加皇家收入"的觀點。
1797年，一本僅為151頁匿名小冊子《為反對斯密博士及其他人的錯誤學說而對<國富論>的核心觀點的闡述》在倫敦出版，作者對于亞當·斯密的觀點展開了強烈的批判，特別對于亞當·斯密對于什么組成生產性的活動不能認同。
功利主義者的批判
18世紀末期19世紀初，功利主義思想逐漸在當時的知識界產生較大影響，這一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人們對于《國富論》的理解。
杰里米·邊沁作為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對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于利率的立法限制的論述上所表現的不一致，提出了批判。
保守主義者的批判
1796年，德國的漢堡市出版了一本號稱以所有語言出版的小冊子《<國富論>的作者斯密與<英國金融體系衰落>作者托馬斯·潘恩一一一篇批判性的論文》，作者將亞當·斯密同當時的激進主義思想家潘恩對于英國金融形勢的論述相提并論，對他們的觀點展開強烈的批判。1801年，當時的保守主義雜志《反雅各賓評論與雜志》，對《國富論》的主旨思想提出了批評。1812年，同當時的保守的執政黨托利黨人聯系密切的《每季評論》也多次論及《國富論》。
參考資料 >
為什么亞當·斯密被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人民出版社.2023-05-28
亞當·斯密：經濟學奠基人.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2023-11-15
亞當·斯密和《國富論》.中國稅網.2023-04-23
《國富論》---西方經濟學的“圣經” .搜狐網.2023-11-15
120年前全本出版的這部名著，“留心時務、講求經濟者不可不讀”.上觀新聞.2023-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