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為其道德哲學體系的奠基性著作。1759年出版，后又不斷修改，達六次之多。
《道德情操論》共分七部分，從人類的情感和同情心出發，討論了善惡、美丑、正義、責任等一系列概念。在書中，亞當·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來闡釋正義、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產生的根源，說明道德評價的性質、原則以及各種美德的特征，并對各種道德哲學學說進行介紹和評價，進而揭示出人類社會賴以維系、和諧發展的基礎，以及人的行為應遵循的一般道德準則。該書前三卷分別闡述了評判他人和評判自己言行的起點和基礎，構成全書的主體和重心。第四卷和第五卷分別研究了效用和習慣風俗等外部因素對感情的影響；第六卷則闡述了個人品質對自己的和對別人的幸福的影響；第七卷是道德理論史評論。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的主要思想包括美德是合宜，人們稱贊美德是來自某種合宜性；“同情心”是對人類社會活動中各種行為所做的道德判斷之根源；正義的規則是社會中不可缺少的整座建筑的主要棟梁；私利是公共福祉的基石。《道德情操論》對促進人類福利這社會命題起到了基本的作用，建立了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倫理道德基礎。亞當·斯密綜合前人的思想，在自由主義哲學理念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地發揮了關于道德同情的理論，對現代西方情感主義倫理學有著重要影響。 在經濟學方面，書中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概念，也為《國富論》中產生的“理性經濟人”假說奠下了基礎。
作者簡介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18世紀英國政治經濟學和倫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亞當生前發表了兩部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
亞當于1723年生于蘇格蘭法夫郡卡柯爾迪的一個海關職員家庭，14歲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數學和哲學，17歲轉入牛津大學深造；1748年，到愛丁堡大學講授經濟學、修辭學與文學；1751年，又以教授的身份返回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邏輯學和道德哲學，后當選為格拉斯哥大學校長，1764年辭職，擔任布克萊公爵的私人教師，在陪同公爵到歐洲大陸旅行中，認識了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重農學派代表弗朗索瓦·魁奈和杜爾閣等名流，這對他后來經濟學說的形成影響甚大。1778年，亞當被任命為蘇格蘭皇家海關稅務司長。1790年7月17日，亞當去世。
書名釋義
“道德情操”這個詞，在當時是用來說明本能自私的人所具有的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夠作出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論》 旨在闡明具有利已主義本性的個人怎樣控制他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具有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的社會。
亞當·斯密認為社會秩序的根本原理，即道德原理是基于情操之上的。與他的導師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son）不一樣，亞當·斯密沒有把社會秩序歸結于人性中某一種特殊的感情或感覺。亞當·斯密認為，社會秩序是在人類自身所具有的各種情感，即喜怒哀樂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道德原理并非某種特殊感情，而是以各種感情為基礎。《道德情操論》的英語標題的最后一個單詞Sentiments之所以采用復數形式，也正是基于此意。
創作背景
歷史背景
18世紀中期，英國市場經濟已經興起，工場手工業極為發達，中世紀被禁錮的人身自由和致富動力得以釋放，個人追求自身權益的沖動和愿望十分迫切。與此同時，圍繞如何看待和處理市場經濟與道德倫理的關系這個新的歷史性課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思潮和主張：一種堅持傳統基督教以“仁慈”為核心的道德哲學體系，遺責當下社會的種種丑行和弊端，甚至懷疑市場經濟之路的正確性；另一種則主張迎合市場經濟之勢，推崇極端利己主義——孟德維爾的“私人惡行即是公眾利益”；還有一種則主張走中庸之道，既要肯定市場工商業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又要肯定堅持和發展傳統美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亞當肯定最后一種說法，他詳細分析和評價了歷史上曾經出現和存在的各種道德觀，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批判了單純強調利己或利他的各種體系，特別是孟德維爾的極端利己哲學。《道德情操論》的主要目的在于探明人之本性中是何要素在引導社會形成秩序。而社會秩序，即構成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要遵循的規則，以共同維護和平、安全的社會生活。
作者背景
《道德情操論》是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期間撰寫的一部著作。
1752年，在弗蘭西斯·哈奇森博士的直接繼承者托馬斯·克雷吉（Thomas Craigie）教授患病離職后，亞當接替克雷吉的席位，講授自然法理學和政治學，隨后改為講授道德哲學。亞當在格拉斯哥大學的教學過程中，研究和寫作十分勤奮認真。他主講的道德哲學當時涵蓋的范圍很廣，包括神學、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四個部分。講義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倫理學部分，亞當認為最為成熟，于是，他花了大量的精力，查閱了豐富的資料，對它作了補充修改，1759年以《道德情操論》為名出版。這一年他36歲，是在格拉斯哥大學任教的第九年。
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深受其導師弗蘭西斯·哈奇森和摯友大衛·休謨（ David Hume）的影響。哈奇森對人性本質問題持折中立場，他不認同“人性本質是自私的”觀點，批評人性自私論和道德倫理學中的理性主義理論。他強調人的合群本性，認為人的自然狀態就是一種鼓勵建設性地使用身體、情感以及智力等各種力量的狀態，哈奇森的這些觀點給亞當留下了深刻的啟發。
亞當又從休謨的“人的科學”中獲得了一些修正和更多的洞見。休謨認為，道德判斷僅僅由情感來決定，在休謨看來，道德的真正來源并不是弗蘭西斯·哈奇森所說的特殊的道德感官，而是“同情的本性和力量”。亞當在《道德情操論》中對這種同情原則進行了擴展和精細化，構成了他自己道德情操論的基礎與核心。在吸收和進一步發展上述各種科學方法的基礎上，亞當終于創作出了他的《道德情操論》，這本書闡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諧與秩序。
成書版本
第一版
1759年4月，亞當以《道德情操論》為題出版了他的倫理學名著。作為道德哲學基礎的倫理學，《道德情操論》旨在閱明具有利已主義本性的個人怎樣控制他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具有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的社會。
第二版
1761年1月21日，《道德情操論》第二版出版。1761年，亞當聽取了一些研究哲學的朋友們的意見，對《道德情操論》作了較大修改，他在這一版中所作出的具有重大價值的修改，是他發展了有關公正的旁觀者的理論，明確指出良心是一種社會關系的產物。
第三版
1767年5月5日，《道德情操論》第三版出版。1767年，亞當集中精力著手撰寫《國富論》之際，他又修訂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第三版。在這一版中，實質性的修改較少，但亞當將《論語言的起源》這篇文章，首次附印于該版的第437-478頁中。
第四版
1774年10月，《道德情操論》第四版出版。1774年，當《國富論》進人定稿階段時，亞當又修訂出版了《道德情操論》第四版。在這一版中，也作了一些實質性的和非實質性的修改，其中包含一些有關詞匯現代化的修改。
第五版
1781年9月，《道德情操論》第五版出版。在這一版中，亞當又修改了《道德情操論》中不完美的細節。
第六版
1790年4月，《道德情操論》第六版出版。
亞當·斯密在其生命的最后幾年里，僅完成了《道德情操論》第六版的修訂工作。這次修訂是該書出版以來規模最大的，最具有實質性的一次修訂。
1788年3月15日，亞當在致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談到這次修訂的情況時說：“我現在正在緊張地專心用功”對《道德情操論》的“每一部分作增補和訂正”，其中特別是：增寫了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論由欽佩富人和大人物，輕視、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傾向引起的道德情操的敗壞》；重新改寫了第三卷的第二、第三章，在這兩章的新增材料中包含對良心公正的旁觀者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對“自我管理”這一主題的論述；增寫了整個第六卷，論述了道德理論的實際運用，尤其是對謹慎、正義、仁慈和自我控制等美德的論述；重新改寫了第七卷第一篇第一章，將散見于以前各版中的斯多葛哲學集中起來進行論述，并更充分地解釋了其他有關學派的學說，在這卷第四篇的新增材料中，還進一步闡述了他關于誠實與欺騙的觀點。
在這一版的開頭，亞當還有一個題為《告讀者》的新增前言，簡要地介紹了本版所作的主要改動情況，以及重申他為什么仍要保留該書最后一段。大約在1789年12月，這本書才修訂完畢，到1790年亞當逝世前幾個月，這個新版本才出版。
內容概要
除了簡短的“告讀者”外，全書正文共七卷：
第一卷論行為的合宜性。從個人感情與其原因和對象的關系的角度，研究評判他人感情和行為的起點及基礎，得出了合宜美德論。
第二卷論優點和缺點，或報答和懲罰的對象。從個人感情同其結果的關系的角度，研究評判他人感情和行為的起點及基礎，得出了優點與缺點（或報答與懲罰的對象）理論。
第三卷論我們評判自己的情感和行為的基礎，兼論責任感。研究評判自己的感情和行為的起點及基礎，得出了是否應當自我贊同的原理。
亞當·斯密在對人類道德予以闡釋的過程中拋出的大多數重要哲學觀點出現在前面三卷，第四卷論效用對贊同情感的作用，道德情感與效用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對大衛·休謨的觀點作出回應。
第五卷討論的是我們的道德情感仰賴于“習慣和風氣”的程度，并因此得出道德情感乃是變化著的和相對而言的這一看法。
第六卷論有關美德的品質。是對亞當所認為的德性生活的概述，這一卷包含《道德情操論》 一書中某些最有爭議性的陳述，這些陳述引發了很多人的興趣，因為它們是從亞當最成熟的思考中得出的理論成果。
第七卷論道德哲學體系。亞當·斯密對古往今來具有代表性的道德哲學體系進行了梳理和評論，明確界定了他自己的學說與前人學說的異同，也表明他對前人的學說有著怎樣的繼承和批判關系。
主要思想
美德和合宜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強調的美德是合宜，目的是使情感受適當的引導和治理，合宜有度，從而增進整體的繁榮。美德的本質是得到人們的稱贊，但人們稱贊美德的依據最初不是來自美德的效用，而是來自某種合宜性。盡管美德具有效用，但其標準卻不是效用，而是行為合宜。所謂行為合宜，是指個人的行為能通過“同感”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和贊許，即一個人的行為動機或理由是否能夠得到他人的認同和共鳴。
亞當·斯密說合宜是使情感受到適當的治理和引導，合宜有度，從而促進整體的繁榮。合宜是達到整體繁榮的手段，整體繁榮是人類追求的唯一重要目標。而整體的繁榮也是人類整個物種的最有利的進化，所以從進化論的角度說，遵守正義的合宜是為了整個人類的進化。
同情心是道德判斷的根源
亞當·斯密開宗明義就提出“同情心”是對人類社會活動中各種行為所做的道德判斷之根源。他用同情這一觀念來解釋兩種不同的道德判斷：第一種是關于行為之適宜與否的判斷，也就是對于一種行為之對或錯的判斷；第二種是關于行為之功或過的判斷，也就是對于一種行為應加以贊許或責備的判斷，或者應加以贊賞或懲罰的判斷。
在亞當·斯密的倫理學中，同情心以及期盼能受到他人贊許的愿望，就使我們“要多為他人著想，而少為自己著想”“要克制我們的私心，同時要發揚我們的仁慈”“這樣才是至善至義的人性”。“只有這樣才能在人間產生情緒與感受上的和諧，并在其中充滿著所有的仁慈與妥適。”他認為，同情心就像萬有引力激發天體自然運行那樣，使人類社會像一個整體一樣和諧地運行。這種同情心的產生不是來自人的理性，而是來自自然女神的賦予。
正義是社會秩序的基石
亞當·斯密認為，人是一種積極的自我關注的動物。人有許多合情合理的追求目標，如重要的財富，但在追求過程中，就可能會傷害他人的利益，這就要制定一些合乎道德的，根據各人的經驗綜合而成的行為規則，希望大家遵守。“一般性的道德規則是根據我們的道德修養與對行為的功過，以及適宜性的自然意識，在各種事例中所做的贊許與否的經驗而建立的。這些規則提供了各人能在所有不同情況之下，判斷行為的標準。”
亞當·斯密認為正義的規則無疑是社會中不可缺少的，正義是支撐整座建筑的主要棟梁。沒有仁慈，社會仍可存在，雖然不是存在于最舒適的狀態。但是沒有正義，必定會使社會全部毀滅。亞當還進一步指出，社會秩序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是，體現正義規則的成文法，并組成一個政府，由其徹底推行。
私利是公共福祉的基石
亞當·斯密認為，人生來就是要有所作為，如果不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是為人所輕視的。在他的心目中，雄心壯志是為人所贊賞的，如果人們在審慎與正義的范圍內追求自利是完全正當的。
亞當說：“激起他們去開墾土地、建造房屋、創立城市與國家，去發展與改進所有的科學與技術，以改善人類的生活，正是這種幻想完全改變了整個地球的面貌，將荒漠的原始森林變為可耕的肥沃平原，使荒蕪且不結果實的海洋成為供應生計的新資源與通達全球各國的快捷大道。”正是由于對私利的追求，會驅使人們對于學術與藝術的生活有所改進。
譯本
中譯本
日譯本
影響
《道德情操論》對西方現代文明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被稱為“看不見的手”，廣泛涉獵倫理學說。《道德情操論》帶給西方世界的影響更為深遠，也更加深刻，尤其是對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命題起到了基本的作用。
經濟影響
《道德情操論》闡述了經濟動機的高度復雜性，并指出它深深地融于更廣的社會習俗和道德觀中。《道德情操論》建立了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倫理道德基礎，亞當·斯密在這部倫理學巨著中揭示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基本行為規范，說明了商業產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概念。在隨后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斯密又進一步論述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由此產生的“理性經濟人”假說成為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石之一。
哲學影響
《道德情操論》是情感論倫理學的早期代表作，對現代西方情感主義倫理學有重要影響。 亞當·斯密繼承了哈其森的道德感學說，并吸取了大衛·休謨的同情論思想，在自由主義哲學理念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地發揮了關于道德同情的理論。 亞當·斯密對“同情”和“情感共鳴”的分析，雖然是哈其森的“道德感”，休謨的“同情論”，“情感傳達”，“靈魂交感”等思想的重復。但他在分析情感共鳴的基礎上，從普遍的、廣泛承認的感情事實中尋求道德判斷的合理、恰當和合宜的基礎，進一步提出了判斷人們行為和情感的正當與否的方法，提出了道德原則形成過程的新見解。
亞當·斯密的原著雖然比較晦澀難懂，但其倫理思想在西方的影響卻是家喻戶曉。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亞當·斯密的學說已成為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道德倫理標準。
作品評價
1976年度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才是問心無愧的。
英國經濟史專家埃里克·羅爾（Eric Boll）：“我們不能忘記《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如果我們不了解后者的一些哲學知識，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經濟思想。”
中國經濟學家梁小民：“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后的種種罪惡，會感到亞當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
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K.Sen)這樣評價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在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由于人們只看到亞當在其《國富論》中論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重視經濟人的謀利心理和行為，強調“自利”，卻相對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論》中所重視的社會人的倫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從而曲解、誤讀了亞當·斯密學說。
作品特色
《道德情操論》一經出版就大獲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它的文體修辭風格：亞當在書中盡可能回避了抽象復雜的專業術語，而盡量采用日常用語，其簡單的文體使得普通大眾也能夠很容易地理解。在《道德情操論》中，亞當還大量使用了各種例子、故事、小說中的人物和情境，通過這些形象生動的事例，亞當訴諸我們日常的經驗進行理論的闡述，使得整本著作的敘述和分析相互交融，讀來讓人覺得合情合理。
例如在《道德情操論》，人們并不能找到一個貫穿始終、具有權威性的作者的聲音，取而代之的是不同敘述視角之間復雜而精細的互動，這一修辭特色及其具有的意義受到了許多學者的關注。有的學者區分了《道德情操論》中兩種不同的敘述視角：積極的敘述視角和規范性的敘述視角，積極的敘述視角超越了人們行為的具體情境，帶著哲學式的妥協，評論這些行為中表現出來的脆弱和缺陷；而規范性的敘述視角則對人們的不同行為表現進行頌揚、批評和譴責。這兩種敘述角度對應了亞當·斯密所扮演的兩種不同社會角色，即道德倫理現象研究者和為人們提供道德指導的道德導師。
名言
即使是罪大惡極的流氓，十惡不赦的罪犯，也不會沒有憐憫或同情。
——《道德情操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節
我們能從分享別人的感情和意見中感受到真正的快樂。
——《道德情操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二節
如果正義這根頂梁柱松動的話，那么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龐大的建筑物必然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 ——《道德情感論》第二卷第二篇第三節
一個真正有美德的人應該愿意“為全世界的更大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 。
——《道德情操論》第六卷第三篇第三節
參考資料 >
《道德情操論》：獲得財富的操守底線.人民網.2023-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