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德賈梅士（又譯路易·瓦斯·德賈梅士/路易斯·德·卡蒙斯，葡萄牙語：Luís Vaz de Cam?es），是葡萄牙的民族詩人。他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都難以查考，一般認為他在1524年出生于葡萄牙里斯本，并于1580年6月10日在同地逝世（另有一說是1525生，1579年卒）。
路易·德賈梅士出生于里斯本一個舊貴族家庭，父親曾在英國皇家海軍服役，死后由母親獨自撫育成人。里斯本發(fā)生瘟疫后搬往科英布拉，在叔父的幫助下進入科英布拉大學學習歷史和文學，完成學業(yè)后以擔任貴族的家庭教師謀生，并開始進行詩歌與戲劇創(chuàng)作。與宮廷侍女多娜·卡塔琳娜·德·阿太德(Dona Caterina de Ataíde)的愛情失意后，他進駐葡萄牙軍隊并在北非失去了右眼。1550年，他回到里斯本，后因傷人被遣往印度服役，于1554年抵達印度果阿，創(chuàng)作了喜劇《菲洛德莫》（Filodemo）。1567年他返回家鄉(xiāng)并于1570年抵達里斯本，途中遭遇海難，同行者除他以外無人幸免，好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手稿得以保存。他將其呈送給了當時的葡萄牙皇帝，并在1572年出版了它。賈梅士在里斯本度過了潦倒的晚生，于1580年逝世。
徳賈梅士被塞萬提斯·薩維德拉譽為“葡萄牙的珍寶。”他的創(chuàng)作主要包括詩歌、戲劇、史詩三部分。詩歌結集為《詩韻》，涵蓋了頌歌、歌曲、轉(zhuǎn)曲或變奏、六分詩、十四行詩、挽歌、田園詩等多種體裁，多以愛情為主題 ；戲劇如《菲洛德莫》則為喜劇；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歌頌了葡萄牙民族的航海成就與進取精神，他也因此被視為葡國“事業(yè)和光輝歷史的象征”。為表紀念，葡萄牙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jié)即卡蒙斯日，并設立了卡蒙斯文學獎以表彰對葡萄牙語文學作出貢獻的人士。
人物生平
早年經(jīng)歷
路易·德賈梅士出生于里斯本一個舊貴族家庭，其父西芒·瓦斯·德·賈梅士(Sim?o Vaz de Cam?es)曾在英國皇家海軍服役，母親安娜·德·薩·德·馬塞多（Ana de Sá e Macedo）是圣塔倫的貴族，在丈夫死后，將徳賈梅士獨自撫育成人。
1527年，里斯本生了瘟疫，他們一家因此搬到了科英布拉。關于徳賈梅士童年生活的資料稀缺，所以尚未可知。可以明確的一點是，他在青年少時期受到了身為大學校長和圣克魯斯修道院院長的叔父本托·徳賈梅士 (Bento de Cam?es)的幫助，并順利進入了科英布拉大學學習，接受了包括歷史、古典與現(xiàn)代文學，以及拉丁語在內(nèi)的扎實訓練。這點從他作品的旁征博引中可以得到佐證。
1544年前后，德賈梅士在學業(yè)完成前就回到了里斯本。據(jù)說他以擔任貴族的家庭教師謀生，但也有人對此表示懷疑。不論如何，盡管境遇窘迫，他仍有機會出入宮廷，并在業(yè)余時間開始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還撰寫了一些戲劇。據(jù)說他放浪不羈，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名字是多娜·卡塔琳娜·德·阿太德(Dona Caterina de Ataíde)，這是一名宮廷侍女。徳賈梅士同她的愛情悲劇導致了他的自我放逐。他還為此寫了一首十四行詩悼念逝去的愛人。
情感失意后，德賈梅士加入了葡萄牙駐北非皇家軍隊，在直布羅陀海峽與摩洛哥的海戰(zhàn)中失去了右眼。在1550年，他回到里斯本，以貴族騎士和詩人的身份在宮廷混跡，依然過著拮據(jù)的生活，并因其不羈的性情而常與人發(fā)生沖突。之后，他刺傷了一名宮廷官員而鐺入獄，數(shù)月后得以釋放，條件是他將跟隨葡萄牙海軍前往印度服役三年。
東方的旅程
1553年，德賈梅士乘上圣本托號，跟隨船隊沿著航海家達·伽馬開辟的路線行船，在歷經(jīng)好望角的一場風暴后，于1554年抵達印度果阿。1555年，他被派往紅海和摩洛哥人作戰(zhàn)，但沒有遇到敵人，便留在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附近過冬，并于次年重返果阿邦。這一年，據(jù)說他為總督弗朗西斯科·巴雷托 (D. Francisco Barreto)獻上了一部名為《菲洛德莫》（《Filodemo》）的喜劇。在那之后不久，徳賈梅士就再次被捕。這次入獄的原因并不明確，可能是由于總督涉嫌腐敗，而他亦陷入其中，但也有可能只是緣故于他個人的債務問題。可能直到1561年，新任總督弗朗西斯科·庫蒂尼奧（D. Francisco Coutinho）接管政府時，他才終于被釋放。或許此前他已經(jīng)在獄中開始了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síadas》）的寫作。成為多方共識的是，徳賈梅士因為撰寫的諷刺詩而遭遇流放，目的地是中國。
1562年，他被委任中國澳門死者和失蹤事務首席監(jiān)察官的職務，并于接下來的兩三年里都在此任。而根據(jù)當代葡萄牙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rira,1912—2003)的考證，當時的澳門似乎并沒有這個職位。一般認為，《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一部分就是在澳門的一個石窟內(nèi)寫就的。這個說法在十七世紀時業(yè)已傳播，到十八世紀就非常流行，那個石窟也被稱為賈梅士洞。
在從澳門返回果阿邦的途中，他在湄公河河口附近遭遇了海難，同船的人除他之外無一幸免，據(jù)說他摯愛的中國姑娘蒂娜美娜（Dinamene）也在此行中罹禍喪生，好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síadas》）的手稿最終得以保存。回到印度的徳賈梅士很快因為債務問題被投入監(jiān)獄。多姆·安唐·德·諾羅尼亞 ( Dom Ant?o de Noronha）是徳賈梅士在摩洛哥認識的老朋友。這位朋友于1564年到1567年接管了印度政府。據(jù)說他許諾給了徳賈梅士一個辦公室的正式職位，但也有證據(jù)表明后者從未上任。沒有足夠可信的材料來表明徳賈梅士在這段時間內(nèi)過著怎樣的生活，曼努埃爾·塞維里姆·德·法里亞（Manuel Severim de Faria）提供的版本是：徳賈梅士在果阿繼續(xù)待了幾年，創(chuàng)作了大部分頌歌和小調(diào)。冬天他在陸地上度過，夏天則登上艦隊投入戰(zhàn)斗，表現(xiàn)出了英勇頑強和對王室的忠誠。
重回故土
1567年，德賈梅士決定離開果阿邦回到里斯本，歸鄉(xiāng)途中因缺少路費而耽擱行程，滯留于非洲的莫桑比克，在朋友的籌措和幫助下，于1570年抵達里斯本的卡斯卡伊斯。至此德賈梅士結束了他的羈旅生活。他帶回了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手稿，將其呈送給年僅十幾歲的國王塞巴斯蒂安一世（D. Sebasti?o）。在1572年，這部著作得以出版。國王稱德賈梅士為“我們朝廷的高貴騎士”，并因他在印度做出的貢獻而發(fā)放了三年價值不多不少的撫恤金。只是因為時有隔斷，徳賈梅士的晚年生活仍可用潦倒來形容。并且由于長期的顛沛流離，他已經(jīng)顯得衰老。在大多數(shù)不能賞識他才華的人們看來，他不過是一個從印度回國的退伍軍人。幾年后，塞巴斯蒂安一世出征北非，在戰(zhàn)事中殞命。葡萄牙也逐漸國力不再，最后被西班牙吞并。
德賈梅士在里斯本以毫無尊嚴的貧苦狀態(tài)度過了最后幾年，被衰頹的國運和蔓延的瘟疫折磨，于1579或1580年逝世。根據(jù)葡萄牙作家、政治家和前總統(tǒng)特奧菲洛·布拉加（Joaquim Teófilo Fernandes 布拉加）提供的信息，他被埋葬在“窮人墓地”，該墓地是醫(yī)院的附屬機構，在流行病時期只為病人保留公共墳墓。而擁有詩人、作家、歷史學家等諸多頭銜的法里亞·蘇薩（Manuel de Faria e Sousa）的說辭是，徳賈梅士被埋葬在圣安娜教堂左側入口附近。
1755年，里斯本發(fā)生了大地震，人們已經(jīng)無法確定徳賈梅士遺骸的位置。1880年，葡萄牙政府將裝著遺骨的石棺放入熱羅尼姆斯修道院，但其中的骸骨很可能并不屬于德賈梅士。
人物關系
主要作品
路易·徳賈梅士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主要可以分為三類：抒情詩、史詩和戲劇。
抒情詩包括五音節(jié)或七音節(jié)的古典傳統(tǒng)詩（Redondilha），以及牧歌、頌歌、挽歌、十四行詩等各種體裁的詩歌，其中以十四行詩尤為突出[36]。徳賈梅士的劇作是他相對并不重要的方面，包括喜劇《菲洛德莫》（《Filodemo》），《塞琉卡斯國王》（《El-rei Seleuco》）和改編自古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作品《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的《兩個安菲特律翁》（一譯《主人》，《Anfitri?es》）。[37]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是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
《盧濟塔尼亞人之歌》
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síadas》）出版于1572年。該作品歌頌了葡萄牙民族的成就，尤其是在東方從事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歷史性成就，他們堅毅勇敢的品質(zhì)，以及他們對基督教敵人的勝利：不僅戰(zhàn)勝了同胞，而且擊敗了由古典神話中敵對的諸神所激發(fā)的自然力量。《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分10章，1102節(jié)，每節(jié)8行，共8816行，以十音節(jié)八度韻寫成（Ottava rima）。它以航海家達·伽馬從里斯本出發(fā)直達印度的航行為背景，講述了葡萄牙人海外擴張的史實，并在當中融合了神話要素，寫到古典諸神們在觀察航海行動時采取的不同態(tài)度。從內(nèi)容上來說它是一部人文主義的史詩，它將神話與基督教聯(lián)系到了一起，對戰(zhàn)爭和帝國表達出了矛盾的感情，它表現(xiàn)出了對家鄉(xiāng)的熱愛和對探險的向往，它贊同快樂，又懷有英雄氣概。
《詩韻》
徳賈梅士的詩作被匯編成《詩韻》（《Rimas》），于1595年出版。[42]不過這部總集包含了許多并不屬于徳賈梅士的作品，而且在接下來幾個世紀的各個版本中，這類作品仍在不斷增加，還有許多版本對原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動。直到十九世紀末，在威廉·斯托克 (Wilhelm Storck)和卡羅萊納·米凱利斯·德·瓦斯康塞洛斯 (Carolina Michaelis de Vasconcelos)的推動下，詩集中一些杜撰的作品被得以剔除，之后也有學者繼續(xù)進行著這項文本凈化工作。詩集包括雷東迪利亞（Redondilhas，即五音節(jié)或七音節(jié)的古典傳統(tǒng)詩）、頌歌、注釋、歌曲、轉(zhuǎn)曲或變奏、六分詩、十四行詩、挽歌、田園詩和其他小詩節(jié)[43]，囊括了自然和愛情等創(chuàng)作主題。[44]
創(chuàng)作特點
愛情與痛苦
愛情是徳賈梅士詩歌的核心主題，即便在民族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也有明顯的呈現(xiàn)。徳賈梅士筆下的愛情融合了古典教義、宮廷之愛和基督教元素，它們指向的都是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愛，而否認甚至蔑視作為欲望根源的肉體吸引。那些作為文學形象出現(xiàn)的，負載了詩人之愛的女性，成為了一種抽象的載體，和官能上的感觸有了明顯區(qū)分。這種陷入二元論的愛情觀通常因為太過理想化而無法實現(xiàn)，因此它一方面照亮心靈，使精神產(chǎn)生詩意、神圣、美麗、永恒、純潔的崇高感，另一方面，又因為無法忽視占有所愛之人身體的迫切欲望，而使詩人深感悲傷。他無數(shù)次抱怨這些不可能的愛情的暴虐，為當中的距離、告別、渴求、缺乏互惠，以及它所結出的高貴果實的難以捉摸而哭泣，乃至將死亡作為用以緩解愛情缺席之痛苦的意象。
自然與田園
德賈梅士的抒情詩緊承葡萄牙中世紀的傳統(tǒng)詩，尤其是文藝復興的先驅(qū)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以及加西亞·德·雷森德（Garcia de Resende）的《葡萄牙通用歌集》（《Cancioneiro Geral》）的葡萄牙田園傳統(tǒng)。詩中有大量的自然景物描寫，它們表示詩人尋求內(nèi)心世界的安寧，就像回歸到早期普羅旺斯詩歌中悠游閑適的牧人的生活；同時，大自然反映的是徳賈梅士的主觀世界，詩人希望借助外部環(huán)境找到解內(nèi)心郁結的出口，表達情感。他憑自然“比興”，引出主題，甚至作為傾訴、發(fā)泄對象而存在。大自然在賈梅士的詩中，還常常用來象征、襯托、突出女性及女性所代表的愛情的韻味，成為“我”和“戀人”之外的第三個存在物，并將前二者溝通起來。比如下面這首《那青山的美》：
變化與失望
變化也是德賈梅士詩中一個重要的主題。他通過辯證對比等手法，表達對世界上事物的短暫性的感知。詩人根據(jù)艱苦的個人經(jīng)歷，命運的流離，國運的不濟，對人類處境進行了精心的思忖，并產(chǎn)生了一種也許缺乏客觀現(xiàn)實主義的，悲觀的宿命感：世界是短暫的，人是羸弱的，憑著不穩(wěn)定的意志，汲汲于卑微的善，惴惴于忽來的惡，無力抗逆命運的強大力量。時代，欲望，存在，信仰——整個世界都由變化組成，總是呈現(xiàn)出新的品質(zhì)，不可預見的事情每一步都讓人感到驚訝，使維持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宇宙和諧觀的可能性變得無效——由此而來的是失望和幻滅。在《我曾經(jīng)歌唱》一詩中，就流露出賈梅士對時光流逝、昨日不再的苦楚與迷茫：
民族與榮耀
德賈梅士的一生經(jīng)歷了葡萄牙的崛起、擴張和衰落，在他的作品中體現(xiàn)著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的息息相關。他成功地將其經(jīng)歷與民族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直接或間接地以他個人富于智慧及才華的表達，將葡萄牙民族的命運展示在時代面前。他的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原題《Os Lusíadas》就取自“ Lusiads”一詞，意為“葡萄牙人”，又源自葡萄牙的古羅馬名稱“盧西塔尼亞（Lusitania）”，可見作品的敘寫完全是圍繞其民族主體展開的。它慶祝的是一個國家，而非單一英雄的事跡；他筆下的民族概念是排他的。它對葡萄牙民族榮耀的展露與追求，不單體現(xiàn)在對于開辟航路的探險家們的勇氣與進取精神的贊頌；在民族自豪感之外，也有徳賈梅士對葡萄牙經(jīng)濟統(tǒng)治、道德墮落、政治暴政和意識形態(tài)神秘化及鎮(zhèn)壓的批判被匯聚在詩中，使之成為欲圖糾正葡萄牙人不良行為的教化與訓誡，從而復現(xiàn)祖先正在消退的光榮。
宗教與信仰
《盧濟塔尼亞人之歌》里體現(xiàn)有作者本人堅定的天主教立場。徳賈梅士在詩作中對那些不信奉天主教的新教徒，尤其是穆斯林“異教徒” 都充滿了嘲諷和抨擊。他批評日耳曼人臆造新教派，不去對抗奧斯曼帝國，卻妄圖掙脫教皇的統(tǒng)治；法國等天主教國家沒有維護宗教的純潔，而是放任了新教的入侵；英國人自稱圣城的國王，但任憑圣城被穆斯林霸占；意大利人沉湎享樂，白白揮霍著生命與財富。
語言的選用
徳賈梅士用卡斯蒂利亞語寫了一些文本，那么他自然可以用卡斯蒂利亞語寫出所有剩余的作品，就像他同時代的其他葡萄牙人所做的那樣。但他選擇了葡萄牙語，并在某種程度上將其確立為最大膽的文學紀念碑可用的書面語言。
除了卡斯蒂利亞語之外，拉丁語也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爭奪空間，并被一些人文主義者視為進入詩歌藝術和名望宇宙的特權途徑。而徳賈梅士將拉丁語動詞的豐富性重新轉(zhuǎn)換為葡萄牙語，極大地擴充了他那個時代的詞匯庫；他利用了古代文本中嘗試的文學模式，拒絕了馬庫斯·西塞羅和維吉利奧語言的人文主義寫作風格，并賦予了葡萄牙語它自己的歷史性機會。從他的作品中，人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對語言的反思，對事物名稱、詞語及其使用方式的關注與敏感。
影響與評價
本土
德賈梅士的史詩歌頌了葡萄牙帝國的民族精神，在西班牙統(tǒng)治后的葡萄牙輝煌隕落，昔日榮光不再，葡萄牙人民越來越懷念曾經(jīng)的葡萄牙帝國，《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便成了振興國家的“精神力量”，詩人也因此名垂葡萄牙文學史，被尊為“葡萄牙國父”。在十九世紀，徳賈梅士變得尤為重要，關于他的周年紀念活動被視為具有民族復興的，高度的政治意義。他被稱為葡萄牙整個文學和民族綜合體的代表。1978年葡萄牙總統(tǒng)埃亞內(nèi)斯(António dos Santos Ramalho Eanes）再度確認了這一點：德賈梅士“乃是我們事業(yè)和光輝歷史的象征”。
此外，徳賈梅士還影響了17世紀以來葡萄牙文學的演變，無論在形式還是內(nèi)容上，他仍然為許多后來的作家提供了參照，并被譽為葡萄牙的“詩魂”。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詩集《使命》呈現(xiàn)出葡萄牙的光榮歷史、航海發(fā)現(xiàn)與國家的沒落，可以看出它與《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緊密聯(lián)系；葡萄牙兒童作家和女詩人索菲亞·德梅洛·布雷納·安德爾森（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ersen），在其詩歌《卡蒙斯與薪祿》采取了與徳賈梅士的十四行詩《過失、厄運、火熱的愛》對答的形式，為徳賈梅士拿不到國家應該付給他的年金而叫屈。在語言上，和提倡語言解構的現(xiàn)代詩歌不同，徳賈梅士的創(chuàng)作實現(xiàn)了語言代碼和詩歌代碼，或若說口頭語與書面語之間的統(tǒng)一，使之既能保持一定的語義上的透明度，又不妨礙更深層的，復雜的分析。它多變的韻律，豐富的語言和文字的優(yōu)美，奠定了葡萄牙語的規(guī)范，并進入學校滋養(yǎng)了教學和文化話語，并反映在日常文化語言中。
世界
徳賈梅士在歐洲其他地區(qū)有著卓越的名聲。其作品的譯本在之后的數(shù)個世紀，于各個國家間都有流傳，并使詩人在18世紀就得到了普遍威望的鞏固。西班牙首先意識到并宣揚了葡萄牙史詩文學的重要性，在詩人逝世后不久，就有兩種西班牙譯本出現(xiàn)。塞萬提斯·薩維德拉稱徳賈梅士為“葡萄牙的珍寶”，在他的表述中，徳賈梅士的文學造詣與西班牙歷史上的頂尖詩人加爾西拉索·德·拉·維加（GarcilasodelaVega）是并列的。
法國翻譯家和劇作家杜佩隆·德·卡斯特拉 (Duperron de Castera)在法國出版了《Os Lusíadas》的譯本，并在序言中對他大加贊揚，稱“它可能是繼荷馬和普布留斯·馬羅之后讀過的最美麗的詩之一”；而法國漢學家安田樸則總體持負面評價，他認為書中充滿了誹謗性的貶義詞。伏爾泰在《詩論》中對徳賈梅士的詩作也進行了無情的批評，同時肯定它相對于其他史詩的偉大創(chuàng)新。徳賈梅士作品在法國的傳播與被接受，按學者瑪麗亞·德萊爾（MariaManuelaDelile）的觀點，可以以1800年為界線。此前的法國人對其作品停留于文學評論上的褒貶；之后，徳賈梅士的作品開始真正對法國作家的創(chuàng)作起作用，即意味著它在當?shù)氐谋唤邮艹潭葘崿F(xiàn)了很大的飛躍。但實際上，在十八世紀下半葉，已有法國作家表現(xiàn)出受到了徳賈梅士的濡染，而非僅僅是評價性接受。
根據(jù)學者約蘭達·拉莫斯（IolandaFreitasRamos）和伊莎貝爾·洛薩達（IsabelLousada）1992年做的統(tǒng)計，《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出版問世以來的400余年里，在英國出自不同譯者的英語譯本計18種，這一數(shù)目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
在波蘭，《Os Lusíadas》于 1790 年由普日比爾斯基 (Przybylski) 翻譯，從此它就緊密地融入了波蘭文學傳統(tǒng)，并由于其旁征博引，在 19 世紀成為當?shù)匚膶W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波蘭評論家對其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這是現(xiàn)代歐洲最好的史詩。與此同時，徳賈梅士其人憑他坎坷的生活和“被誤解的天才”，成為波蘭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一代的典范。
徳賈梅士還是對巴西文學的形成和演變影響最大的人之一，這種影響從 17 世紀的巴洛克時期就開始產(chǎn)生。本托·特謝拉 ( Bento Teixeira)于 1601 年出版的《Prosopopeia》 是巴西第一部史詩，其風格、形式和人物都借鑒了《盧濟塔尼亞人之歌》 (Os Lusíadas)。格雷戈里奧·德·馬托斯 (Gregório de Matos ) 的詩歌也經(jīng)常模仿徳賈梅士的形式，盡管其內(nèi)容和語氣截然不同，充滿了諷刺和不敬。20世紀70年代，巴西里約熱內(nèi)盧聯(lián)邦大學歷時十年，通過對巴西歷史上各類詩歌進行整體研究與分析，發(fā)現(xiàn)多數(shù)的巴西詩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徳賈梅士寫作風格的影響。巴西詩人塔索·達·西爾維拉（TassodaSilveira）這般感慨道：“我們的詩作里，是太多太多的徳賈梅士。”
德賈梅士在中國的詩歌譯本出現(xiàn)較晚，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作品才被完整地引入內(nèi)地。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和葡萄牙古本江基金會聯(lián)合出版了《卡蒙斯詩選》，它是《詩韻》（《Rimas》）的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版。1982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了張維民所譯《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部分篇章，這位詩人因此得到了更多東方讀者的了解。它作為一部杰出的史詩著作理應名垂文學史冊，但由于其歷史局限性，需要客觀看待它對葡萄牙的殖民主義與海外擴張采取的美化態(tài)度。2018年12月3日，在訪問葡萄牙前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葡萄牙《新聞日報》發(fā)表《跨越時空的友誼 面向未來的伙伴》的署名文章，其中引用了徳賈梅士的名句：“陸止于此，海始于斯。”
事實上，和在中國內(nèi)地相比，徳賈梅士在澳門更為人所熟知。因為澳門曾經(jīng)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在文化上存在著更多的交集；而且結合他的個人經(jīng)歷看，詩人有很大可能途經(jīng)南海到過澳門。如今在澳門老城區(qū)的白鴿巢公園里，仍遺存著傳說中徳賈梅士借以避暑寫詩的石洞。不僅如此，在澳門的路名、郵票、貨幣等處，都能夠或曾經(jīng)能夠見到這位葡國詩人的名字或形象，這至少說明他對澳門的文化影響猶未散去。
人物紀念
卡蒙斯日（Dia de Portugal, de Cam?es e das Comunidades Portuguesas）
徳賈梅士因其文學成就成為葡萄牙的國父。1977年葡萄牙將6月10日定為葡萄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jié)、卡蒙斯日暨葡僑日。每逢這一天，葡萄牙全國及其屬地都要分別舉行規(guī)模、形式不同的紀念活動。
卡蒙斯獎（Prémio Cam?es）
為加強葡萄牙語世界的文化聯(lián)系,葡萄牙和巴西兩國政府于1988年設立了卡蒙斯獎,用以表彰"為豐富葡萄牙語的文學和文化遺產(chǎn)而作出貢獻的作家"。卡蒙斯獎每年評選一次,每次評選出一名作家。評選委員會由六人組成,三名由葡萄牙文化國務秘書指定,另三名由巴西文化部長提名。獎金數(shù)額為十萬美元。該獎項被認為是葡萄牙語領域最重要的獎項，每年評選出來自葡萄牙語國家共同體（CPLP）的作者。評審團由來自巴西、葡萄牙和非洲葡語國家的代表組成。
卡蒙斯學院（Instituto Cam?es）
1992年，隸屬葡萄牙外交部，代表葡萄牙從事對外文化推廣的官方機構“卡蒙斯學院”成立。它的前身是葡萄牙文化學院，最初由教育部管轄，1994年經(jīng)外交部接管。工作重點是在境外為僑民及外國學習者提供葡萄牙語教學，推廣葡萄牙及其他葡萄牙語國家文化，為外國葡萄牙語學習者及研究員提供資助等。
建筑藝術
徳賈梅士廣場（Pra?a de Luís de Cam?es/Largo de Cam?es），是里斯本市的歷史地標。它以葡萄牙民族詩人路易斯·瓦斯·徳賈梅士 (Luís Vaz de Cam?es) 的雕像命名，是首都最古老的紀念碑之一。該紀念碑于 1867 年 10 月 9 日落成，由雕塑家維托·巴斯托斯 (Vítor Bastos) 設計，是該市為紀念徳賈梅士而建造的最古老的雕像。該雕像高 4 米，與其他八個葡萄牙作家、數(shù)學家和學者一起矗立在基座上。這個廣場也是巴西經(jīng)濟部和總領事館的所在地。
坐落于葡萄牙城市萊里亞（Leiria）徳賈梅士花園（Jardim Luís de Cam?es）的紀念碑。1980 年 6 月 10 日，該建筑作為葡萄牙日慶祝活動的一部分，由共和國總統(tǒng)拉馬略·埃內(nèi)斯 (Ramalho Eanes) 將軍主持落成。
澳門的澳門白鴿巢公園又名賈梅士公園，相傳詩人在此處的石洞內(nèi)完成了《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澳譯《葡國魂》）的一部分。沿著通往賈梅士石洞的階梯路面上，鋪設了以史詩為題材的葡國礫石砌圖，由史狄喇(Jorge Estrela)根據(jù)菲狄士(Lima de Freitas)大師的繪圖制作。
郵票
在1924年即徳賈梅士誕辰四百周年，葡萄牙發(fā)行了一系列紀念郵票。郵票的圖案既包括徳賈梅士肖像畫、紀念碑、作品封面等靜物，也展示了徳賈梅士從海難中拯救《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手稿，以及他生命的彌留之際等動態(tài)內(nèi)容。
相關爭議
澳門經(jīng)歷
賈梅士是否在澳門居住過并進行史詩的創(chuàng)作缺乏史料的實證。賈梅士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提到過中國，但比較空洞，甚至出現(xiàn)了錯誤，甚至從未提及過澳門，因此不能說明他在澳門居住過。澳門的賈梅士石洞由幾塊巖石構成，簡陋之極，很難相信徳賈梅士曾在這里流連忘返、埋頭寫作。葡萄牙作家阿基利諾·雷貝格說：“如果賈梅士故居石洞確實如證實的那樣僅為1.35米×3.2米，那它用來住大猩猩屬比住一個文明人更合適。除了外觀上的不適，待在里面也極不舒服。把它美化成‘工作室’，認為它滿足了賈梅士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創(chuàng)作的要求，這種說法是十分荒謬可笑的。”洛瑞羅在《史學家之謎：賈梅士在澳門》一文中得出以下結論：“賈梅士‘可能’有過一次中國海域之行，‘可能’在泰國灣遭遇海難，‘可能’真有過一位中國女伴，但是他肯定沒有擔任過所謂‘死亡事物專員’，沒有在馬交（澳門）長住過，更沒有在石洞寫過他的著名史詩，就連一部分也沒有。”皮萊資在歷史著述《東方概說》中，也表示雖然賈梅士在詩中傳遞了關于中國的零星信息，但并不能說明他游歷過中國。當代著名的葡萄牙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rira)則堅持認為賈梅士的確到過澳門，證據(jù)是在賈梅士去世以后30年出版的史詩的注釋本中，賈梅士的朋友科雷亞(Manuel Correia)證實了他在中國的經(jīng)歷。文德泉指出：科雷亞在1613年由多明各斯·費爾南德斯(Domings Fernandes)出版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首先證實賈梅士到過澳門。1613年離賈梅士去世只30多年。科雷亞認識賈梅士，正因為此，他才被邀請作賈梅士的史詩的注釋。
生卒日期
關于徳賈梅士生平的信息有許多不確定。他可能于 1524 年或 1525 年出生于里斯本。一般認為他逝于1580年6月10日，這也是葡萄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jié)的設置依據(jù)。D.貢薩洛·庫蒂尼奧（D. Gon?alo Coutinho）刻下的墓志銘顯示，徳賈梅士卒于1579年，但這個時間常常并不為人接受。
人物軼事
徳賈梅士在果阿邦最后幾年的一次文人宴會上，為與會就餐的客人們提供的餐盤里不是菜肴而是詩句。不過餐食還是被隨即呈上。他只是利用這個機會開了一個文藝性的玩笑。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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