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經濟思想，主張國家減輕賦役征發，通過藏富于民的方式來發展生產、穩定國家財政收入。這一思想最早出現在春秋時期的齊國，管仲曾在《國語·齊語》中提出“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的理念，強調國家徭役的征發與賦稅的課征要適時適量，以達到富民富國的效果。
形成
數據因素
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盡管國家財稅收入快速增長，但其增速遠遠超過GDP增幅和民眾收入增幅，這種情況引起了人們對財富集中于政府手中的擔憂。
社會發展
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終極目標是為了每個公民都能過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國家富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讓人民富裕。如果國家富裕而人民貧窮，這并不是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道路。
消費需求
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國際市場急劇萎縮，出口貿易嚴重受阻，長期以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突然失靈。為了拉動經濟增長，中央政府推出了4萬億元的救市計劃，擴大投資以提振內需。此外，政府還通過發放消費券等方式刺激居民消費。
歷史
藏富于民是中國古代思想家關于封建國家與人民之間物質財富分配關系的一種經濟思想。自先秦以來，富民思想在中國思想界不斷涌現，其內容和時代意義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
先秦
中國富民思想的歷史非常悠久，《尚書》中提到了“裕民”和“惠民”的觀念，《周易·益》中提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都將重視人民的利益視為統治者的德政。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階級關系的變化，儒、墨、道、法等學派的思想家從各自的立場出發，闡述了富民思想。
儒家
儒家將傳統富民觀點發展為一種安邦治國的經濟理論。孔子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觀點，將人民物質財富的充裕作為實施禮樂教化的基礎。他的富民措施主要包括“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推行寬松的經濟政策，允許人民謀利取財，同時要求統治者節用薄斂。他認為人民的富足是政府獲取充足財源的基礎，主張民富優先于國富，國富建立在民富之上。孟子和荀子等人對富民思想進行了進一步的闡發。
墨家
墨家從勞動者求生存、求發展的愿望出發，提倡互愛互利，反對自私自利。他們認為求富的途徑在于個人的努力勞動，反對統治者剝削人民。墨家主張厲行節約，減輕人民負擔，但他們認為國家的財富應該充實官府，而不是藏富于民。
道家
道家崇尚無為而治，反對統治者干涉人民的經濟活動。他們主張“我無事而民自富”，讓人民自由謀取財富。但是，道家本質上是反對人們追求財富的，因為他們認為過多的財富會導致更大的損失。
法家
法家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但早期法家也重視富民。管仲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但商鞅和韓非子則否定了富民的重要性，認為民富不利于統治。
漢代
西漢的賈誼綜合了富民與富國的思想，提出國家與人民都需要儲蓄的理論。董仲舒繼承了先秦儒家不與民爭利的思想，要求取消鹽鐵官營。司馬遷反對統治者與民爭利，主張順應人民自由求富的愿望，發展農工商虞，達到“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荀悅則認為朝廷以輕稅富民實際是惠利豪民而非農民，說明當時的富民階級主要是豪強地主。
晉至隋唐
這一時期，輕租稅的要求尤為突出。晉代傅玄要求減輕地租，以發展生產，促進民富。唐代魏徵主張“薄賦斂，輕租稅”，楊炎倡兩稅法，以資產多少為課稅標準，旨在減輕貧者負擔。李翱認為輕斂有利于生產，使“地有余利，人日益富”。杜佑指出重斂使民流亡，從而國家稅源枯竭，唯有薄斂能富民安國。
宋代
李覯以《周禮》為據，認為實行一夫百畝制，就能使人盡力，地盡利，從而國實民富。王安石力主打擊大地主、富工、豪賈的兼并，維護中小地主及工商富裕階層的利益。而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指責王安石行新法是“奪民”（《宋史》本傳）“破富民以惠貧民”（《欒城集》），他們所稱的“富民”主要是大地主及工商豪富。葉適抨擊王安石的抑兼并政策，認為富人實有益于貧者。
明清
明清時期，為富民辯護的思想更為突出。丘濬認為“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國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學衍義補·蕃民之生》）。王夫之把損富濟貧看作“猶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他認為“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在國富與民富的關系上則主要承襲傳統的王者富民論，如唐甄、魏源、包世臣等都強調“富在編戶，不在府庫”（《潛書·存言》）的觀點，在理論上沒有什么新的發展。
世界歷史
16、17世紀時荷蘭的國債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時荷蘭國債折合人均1.6公斤銀子而西班牙國債僅折合人均0.6公斤銀子，但前者的國債利息在3%至5%之間，西班牙在16世紀要支付10%以上的利息，荷蘭沒有因這種國債而衰敗，而西班牙則從17世紀中葉開始衰落。18世紀中葉，英國的國債承受力也遠比法國高，前者的人均國債高于法國，但那種高負債不僅沒拖垮英國，反而是英國的國債利息只有法國的一半左右，讓英國不斷強盛。之所以英國（以及當年的荷蘭）的國債融資成本比法國的低一半，其證券市場也比法國更發達，根本原因與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后所鞏固的憲政制衡有關，那次革命之后英國王權受到議會的進一步制約，使國王不能隨意征稅、不能侵犯私人財產，財產稅等只能由議會立法。由于議會更能代表社會的利益，并且其立法與決策過程也非常透明，這使證券投資者對政府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很愿意買英國的國債，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資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國的王權不受制約，國王的決策過程又不透明，多次對其國債賴賬、拖欠利息，這些都無法讓投資者對集權政府有信心，其結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見，一個國家是否能長久靠赤字加國債發展，跟其制度架構分不開。
國際案例
瑞士
在這個富裕的國家中，政府的財政支出通常是精確計算的，稍微超出預算就需要借款。當政府為社會或國家利益而力所不能及時，政府會與民間合作完成所有的工作。事實上，政府可以通過引導和有限的行政手段來動員民間資金，而民間也很樂于參與政府主導的任何項目。
韓國
韓國曾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實現了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民間投資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國民迅速富裕起來，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各行各業蓬勃發展。然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韓國面臨嚴峻挑戰。在此危急時刻，韓國國民積極響應政府號召，捐獻外匯存款和個人財物，幫助國家迅速走出危機。
爭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很快就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自然而然地選擇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確保了中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建立，維護了民族的獨立和尊嚴。然而，隨后進入了一個極端左翼路線時期，國家政府統包一切，平均主義思想盛行，“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爭議失去了存在的依據，政府的權力達到了頂峰，民眾幾乎全都變成了無產者。國家干預主義思想對自由主義的徹底勝利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新的問題，民眾的創造力被壓制，資源的不合理使用導致經濟的低效率和浪費，尤其是政府官員作為社會管理者的能力低下和腐敗必然導致新的社會不公平。面對這樣的現實，國內外的左右兩派進行了不同的解釋，左派認為自由主義的“不干預”是當今社會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應該通過加強政府職能來解決問題；而右派認為政治體制不健全導致的政府“不當干預”是社會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應通過進一步限制政府權力來發揮自由競爭的優勢——“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爭議再次興起。當前的左右之爭本質上就是“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爭議，或者更進一步說是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之爭。從歷史上看，兩者都存在一些缺點，但如果基于現實的考慮，還是可以選擇偏向和取舍的；不能否認的是，當今中國的社會分裂是不健全的自由主義和不完善的國家主義結合產生的怪物，有學者稱之為“權利資本化”；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左右之爭是虛構的，主張既要限制政府的肆意妄為，又要利用政府的獨特地位增加民眾的福利（這實際上消除了“藏富于民”與“藏富于國”的爭議）。但從改革突破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思考首先要做的事情，自由主義思想的良好應用的前提是健全的法治、配套的文化基礎和良好的外部環境；國家主義積極作用的產生基礎是智慧和正義政府的建設，顯然前者達標難度遠大于后者，而且后者的實現可以依靠少數人的努力，那么從可行性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未來的政策方向應該更傾向于國家主義。
基本手段
政府首先要創造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使企業家得以生存、發展、壯大，社會財富得以積累，政府財政得以充盈。這就是各國政府永遠是為富人服務的本質所在。其次，政府要以二次分配的手段，培育中間層，充實中間層，擴大中間層。因為，只有中間層擴大了，購買能力和消費水平才能大幅提高并維持穩定。中間層不僅是消費的主體，也是帶動第三產業發展的主要力量。由于中間層消費量的擴大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從而增加服務產業人群，并引發水漲船高的增益效應。因此，中間層也是扶助低收入人群的重要力量，是政府的一支看不見的扶貧之手。扶植和擴大社會的中間富裕層，發達國家的通常做法是：完善高收入人群的稅收調節政策以及完稅監管，同時增加一次分配工資比例，二次分配社會公共產品的投入比例，發展全社會保障體系，這樣既解決了收入懸殊問題，又解決了弱勢群體的生存安全問題，同時也扶植了中間層的擴大。
經濟意義
藏富于民是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燈”。“利可均布，民可家足”，保障收入公平分配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是提高人民幸福感的關鍵。只有真正藏富于民，消除兩級分化，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形成“橄欖形”的社會結構，讓社會大眾真正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才能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藏富于民是激發民間創業熱情的“發動機”。為緩解高校就業壓力，國家出臺了扶持應屆畢業生創業的諸多優惠政策，但居高不下的物價成本和萎靡不振的市場需求卻令很多人喪失了創業致富的激情、動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依靠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有效擴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以消費拉動市場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增加居民收入，才能拉動內需。2011年，我國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了“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只有以藏富于民拉動內需，才能迎來民間創業致富的新高潮。藏富于民是使國民永葆愛國熱忱的“保證書”。管子云：“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明朝末年，統治階級窮兇奢極欲而大片地區卻餓殍遍地，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終致社稷傾覆。這個教訓告誡后代執政者“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句話的正確性。政府只有藏富于民，保證人民生活水平隨著GDP的增長而穩步提升，才能保持安定和諧的大好局面，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
存在的問題
30年來，中國人民的生活有了顯著改善，但在國力強勁增長的背后，中國表現出的是“國富而民不富”。或者說，是少數人先富了起來，而大多數人還遠未實現共同富裕的夢想。從國家到地方，連續多年的財政收入增長率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形成了明顯的差距。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的研究顯示，1995年至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翻了5.7倍，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農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同期，中國的GDP是以每年平均10.4%的速度增長，而城鎮居民特別是農民，這兩個群體的增長速度要慢得多。首先，據《福布斯》雜志的計算，今天中國人的稅賦排世界第二，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20%有余。這個比重看起來跟美國聯邦財政收入也占GDP的20%不相上下，但在開支上，美國的財政一多半用于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福利，而中國的財政開支用途不在這些。中國財政從民間“殺雞取卵”太多，犧牲太多民間的致富機會。這些年的稅收以兩倍于GDP增速的速度上升，加稅不受立法制約，這種稅負必須降低。根據中央財經大學民間金融課題組2006年初對27個省市借貸利率的調查，全國民間借貸利率平均為16.4%，其中借方以企業為多，這說明他們的資金使用后回報率至少在16.4%以上，遠高于4%左右的國債利率。減稅讓更多的錢留在民間，顯然會創造更多財富。其次，過去20幾年，特別是1994年后，相當一部分公債被投到各類形象工程，或者是這些債券融資雖然沒有直接投入形象工程，但間接地讓政府一些揮霍性工程的上馬成為可能，造成了大量浪費。比如，2005年國家審計署的審計結果表明，部分公用事業國債項目（包括污水處理）效果差，城建項目中有許多由于規劃不當、管理不善、設備不合格以及工程質量缺陷等原因，存在嚴重的損失浪費問題。這些項目的投資回報是否趕得上4%左右的國債利率，顯然是個大問號。第三，給政府部門更多的錢花，就必然創造更多的貪污腐敗機會，也必然導致更多的地區間、城鄉間以及社會群體間的機會不平等。特別是在缺乏實質性權力制約、財政預算過程又不透明的情況下，政府開支的分配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股市風云
近日，在新華出版社上海分社舉辦的“大亞——新華企業發展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吳曉求教授為當前的股改描繪了一幅美麗的前景。吳曉求教授稱，國家花大力氣和大代價進行股權分置改革，是構建和諧社會戰略的體現，通過發展資本市場帶來的投資回報，形成最終的藏富于民。藏富于民！不過，或許是因為自己置身于股市之中，見過股市里太多的人與事的緣故，以至于不論筆者怎么看這幅股改的圖畫，但始終都看不出“藏富于民”的美好未來。以至于筆者不能不對吳曉求教授的觀點表示質疑。應該說通過資本市場的發展給投資者帶來回報，形成最終的藏富于民，這應是股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正如郎咸平所認為的那樣，讓股民盈利這是股市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使命。同時它也確實應該是當前股改所需要達到的目標。并且對于股權分置改革來說，投資者確實也存在著這樣的要求。其實早在若干年前的時候，筆者就提出過國有股減持要讓利于民的觀點。然而，伴隨著當前股改的進行，筆者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當前進行的股改與廣大投資者心目中的股改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甚至是南轅北轍。這樣的股改甚至根本就不能體現“國九條”所提出的要“切實保護投資者特別是公眾投資者合法權益”的精神，而要實現吳曉求教授所提出的“藏富于民”的目標，那更是一種空想，一種天方夜譚。首先，當前的股改采取的是“低對價”的方式，給予流通股股東的補償明顯不足。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之間的不公平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可以這樣認為，在目前非流通股所有者權益的增值過程中，通過流通股的高價發行、增發、配股而帶來非流通股的增值超過了目前非流通股所擁有的每股凈資產值的一半以上。因此，給予流通股股東以補償，非流通股股東的送出率應達到50%以上才行，但實際上，在當前的股改中，非流通股股東的送出率只有15%左右，象氯堿化工非流通股股東的送出率甚至只有1.33%。因此，面對這樣的送出率，流通股股東連自身的利益都沒有得到，又何來的“藏富于民”呢？不僅如此，就是面對流通股股東每10股得到3股這樣的對價率，有關主管部門也不樂意，還要求有關上市公司的大股東要減少對價支出，而更多地采用其他忽悠投資者的方式，比如承諾、權證等等，以至給予流通股股東的補償更加缺少應有的保障。正是由于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不足，這不僅難以消除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之間的不公平，難以使流通股股東得到應有的補償，而且這種不公平的繼續存在還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股市的健康發展構成負面影響，以至股市的投資功能很難得到真正的體現。其次，在當前的股改中，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東還意圖借股改之名再撈一把好處。這一點最明顯地體現在以股抵債股改公司的股改過程中。不過否認，在大股東確實缺少還款能力、缺少優質資產的情況下，以股抵債確實是解決大股東占款問題的有效方法。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有的上市公司大股東有款不還，有優質資產卻不拿來抵債，相反通過不合理的以股抵債定價方式，來達到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特別是損害投資者利益的目的。如電廣傳媒的以股抵債就是這方面的典型。而在當前股改的背景下，鄭州煤電在股改中推出的回購，實際上也是一種變相的以股抵債，根據該公司的股改方案，鄭州煤電非流通股股東將向流通股東每10股支付3.3股對價；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鄭州煤電將通過定向回購控股股東鄭煤集團最高不超過2億股股份，擬一次性解決鄭煤集團的占款金額為4.65億元，然后依法注銷以達到縮股的目的，從而解決大股東長期占款問題。在股改方案里，鄭州煤電模擬計算的回購價格為2.9元/股，回購股數16,000萬股。而實際上，鄭煤集團目前所持股票的每股實際成本僅為0.40元，按此計算，鄭煤集團只有6400萬元的付出就還清了4.65億元的欠款。換句話來說，通過占用上市公司資金到歸還欠款這個過程，鄭煤集團可得到近4億元實惠。因此，正是面對如此誘人的利益誘惑，一些占有上市公司資金的大股東們均希望推出以股抵債的股改方式。比如最近就有媒體報道稱，國資委方面就力挺以股抵債的股改方式，并且本年度內預計將有近30家公司會上報“以股抵債”式的股改方案。看來，借股改之機，再來撈取一筆利益，大股東早就形成了共識。而面對這樣的股改，投資者的利益只有受損的份兒，又何來的“藏富于民”呢？其三，從股改的目的來看，還是為了融資，為了上市公司更好地“圈錢”。中國股市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上市公司圈錢的需要。一直以來融資也是中國股市惟一的功能所在。而從股改中管理層把融資與股改掛鉤的一系列做法來看，融資與再融資不僅是上市公司股改的動力，同樣也是管理層當前股改的目的之一。比如當前管理層要求股改加速，實際上就是為了新老劃斷服務的，以便股市早日推出融資與再融資措施。并且，據有關媒體的報道稱，在當前證監會開在醞釀之中的新股發行和再融資新政里，放寬條件是主基調。當然，其目的也是為了能讓更多的公司能夠從股市里融資。由此可見，股市雖然在進行股改，但管理層為融資服務的宗旨并未發生任何改變，融資仍然還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
參考資料 >
《藏富于民》(藏富于民).便民查詢網.2024-10-22
古代扶貧指南:古人為什么重視藏富于民?.騰訊網.2024-10-22
拙讀《論語》第三百零一篇:藏富于民.百家號.2024-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