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云逵（1904年—1944年），字似龍，江蘇武進人。他是中國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曾在柏林大學和漢堡大學攻讀人類學、遺傳學和民族學并獲得博士學位。陶云逵是中國人類學研究領域德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首任主任《邊疆人文》主編。
人物經歷
1920年代初，陶先生就讀于南開中學。1924年，陶先生進入南開大學，就讀冶礦專業，曾有機會聆聽李濟先生課程，開始接觸人類學。1928年從南開大學肄業，赴德國漢堡大學和柏林洪堡大學留學，得以師從歐洲著名人類學家歐根·費雪爾(Eugen Fisher)，1933年獲柏林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
1933年，陶先生回國，任職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4年，陶先生與凌純生等史語所同事一起被派往云南滇緬邊境進行未界定民族的人類學考察，歷時兩年。他和趙玉誠一起，主要考察邊疆人種及語言。在調查中采用了人體、面部、頭部測量尺、眼色表、皮色表、照相機等技術設備，收獲頗豐，產生了一批重要學術成果。具體如《幾個云南土族的現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計》《麼沙族之羊骨卜與肥卜》《幾個云南藏緬語系土族的創世故事》《一個擺夷神話》《關于麼些之名稱分布與遷移》《江紀程》等。
其中《幾個云南土族的現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計》一文，對當時云南的白族、傣族、納西族、獨龍族、哈尼族等民族的地理分布和人口進行調查分析，對調查工作的區域、路線和對象也有總體呈現。《俅江紀程》則是陶先生1934-1936年在云南省進行調查時的工作日記的一部分，其內容豐富、記述詳實，在調查中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包括數千個案的體制測量資料、大量的統計圖表、民族文獻和調查記錄等，是極為難得的原始文獻。
抗戰爆發后，云南大學設立社會學系，吳文藻先生任系主任，陶先生應邀加入，任教授，主持開設“民族學”、“西南邊疆社會”等課程。
1940年底，陶先生任代理系主任，期間，聘請林耀華、李樹青等到系任教，為田汝康等青年學者到邊疆考察提供條件，對社會學系建設貢獻良多。陶先生同時也是云南大學社會學研究室（與燕京大學合辦）的重要人物。由于日軍轟炸，研究室主任費孝通和陶先生一起將研究室搬遷到陶先生曾居住過的呈貢魁星閣，他們共同開創了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歷史上的“魁閣”時代，不僅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同時培養了一批青年學人。
1940年6月，南開大學成立了“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陶先生任研究室主任，同時兼任云南大學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職。陶先生將研究室分為邊疆語言、人類學、人文地理、邊疆教育四組。研究室一成立，陶先生就帶領幾名青年學者經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縣、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縣、金平、順江河而下，對沿途民族地區的自然、社會及人文狀況展開調查，經過兩個多月細致工作，取得了大量珍貴資料。
1943年他們又繼續開展瀾滄江河谷地區土地利用、彝族社會組織與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歷時8月有余。調研成果中的一部分以云南石佛鐵路籌委會與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名義編印成冊，提供給了石佛鐵路籌委會，受到一致好評和南開大學張伯苓校長的充分肯定。研究室還創辦了《邊疆人文》學術刊物。刊物分甲、乙兩種，甲種是語言人類學專款，乙種是綜合性雙月刊，前后共出版三刊三卷18期，發表論文31篇。
陶先生和費孝通先生分別是是人類學德國學派和英國學派在中國的代表，用費先生的話說，德國學派與英國學派在很多地方是針鋒相對的，前者注重歷史、形式與傳播，從個方法的相異之處入手，后者注重現代、功能和結構，從方法的相同之處入手。德國學派的學術理念在陶先生的邊疆研究中得到充分體現和運用，他將研究重心放在了“文化”上，注重從宏觀上、理論上對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心核論”。
1944年1月26日，陶先生突染回歸熱，病逝于云南大學醫院。
貢獻
陶云逵對于云南省邊疆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對于彝族圖騰制度的發現，對于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和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的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是關于云南少數民族的調查報告專文約10余篇，頗有研究價值，文章散見于《西南邊疆》《邊疆人文》等刊物。
他的學術研究成果包括《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過去與未來》《大寨黑夷之宗教與圖騰制》《西南部族之雞骨卜》《文化的本質》《文化的屬性》《文化的需要》等。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