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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卓元，男，漢族，中共黨員，1933年7月生，廣東省梅縣人，客家人，1954年7月畢業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系，197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穩健派”經濟學家代表之一，推動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領軍人物，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

1950年，張卓元在廣東省梅縣梅州市梅江區梅州中學讀高三時，無意中讀到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讓他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950年，他進入廣州市中山大學經濟系學習，后因院系調整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繼續學習。1954年，張卓元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先后任研究讀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期間，張卓元曾先后幾度作為孫冶方、于光遠、駱耕漠等著名學者的助手，受到他們學術思想的熏陶，張卓元逐漸開始產生了堅持穩定地推進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初思想萌芽。1955年，《經濟研究》雜志創刊后，張卓元歷任《經濟研究》編輯部編輯、副主任、主任。1976年底至1978年底，張卓元被臨時借調到《紅旗》雜志經濟組工作2年。1983年7月，張卓元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財貿經濟》主編。1987年，張卓元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1993年12月，張卓元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2015年，正式退休。2024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張卓元被授予“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張卓元長期從事市場經濟理論研究，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與規律，在價格改革、建設現代市場體系、重塑政府與市場關系、企業改革與治理現代化等諸多領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出版專著10部、個人論文集12部，發表論文500多篇，主編著作和叢書10多部，個人著述共約300萬字，有《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生產價格》《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價格、成本與利潤》《論孫冶方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社會主義價格理論與價格改革》等代表作。此外，張卓元還多次參加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三中全會等文件的起草工作，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曾榮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著作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成果獎，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等。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1933年7月，張卓元出生于廣東梅縣。1944年9月至1950年7月，張卓元在廣東省梅縣梅州中學學習。在梅州市梅江區梅州中學讀高三時，雖然張卓元為了備考，每天學習12個小時以上，但仍然抽出時間閱讀課外書籍，無意中他讀到一本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書中的分析和描述讓他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高考結束后，張卓元被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和中山大學經濟系同時錄取，出于執著的興趣他選擇了中山大學，在1950年9月至1953年7月，他進入廣州市中山大學經濟系學習。1953年，由于高校院系調整，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地的經濟系被調整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張卓元從中山大學的大四學生變成了中南財經學院的新生。1954年7月，張卓元從中南財經學院經濟系畢業，畢業前夕，張卓元還在學院的學報上發表了萬余字的論文《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這也是張卓元的經濟學處女作。

研究經歷

萌芽經濟思想

1954年9月，張卓元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先后任研究讀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期間，張卓元曾先后幾度作為孫冶方、于光遠、駱耕漠等著名學者的助手，受到他們學術思想的熏陶。同時，中國經濟學界也掀起了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商品經濟屬性、價值范疇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發揮何種作用的大討論，而孫冶方、于光遠、駱耕漠又是大討論的 “主角”，在這三位導師的啟迪和影響下，張卓元逐漸開始產生了堅持穩定地推進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初思想萌芽。1955年，《經濟研究》雜志創刊后，張卓元歷任《經濟研究》編輯部編輯、副主任、主任。在《經濟研究》編輯部工作期間，張卓元每日閱讀名家文章，并嘗試學術文章寫作，與吳敬璉、陳吉元等青年研究人員共用筆名鄭經青，即"政治經濟學組青年研究人員"的諧音簡稱，在《經濟研究》上多次發表文章。

師從孫治方

1959年，中國價值規律理論的代表人物、時任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組織大家寫作《社會主義經濟論》，張卓元也參與寫作。由于張卓元多年跟隨孫冶方從事研究工作，他的經濟理論觀點受到了老師孫冶方的很大影響。1964年，張卓元和同事何建章在《經濟研究》上發表了《試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生產價格》的文章，論述了以資金利潤率作為評價社會主義經濟活動的標準，以生產價格為基礎進行定價的主張。但在“文革”前夕，張卓元因這篇文章遭到批判，有人指責該文是“對卡爾·馬克思生產價格理論的歪曲”，“把平均利潤率、生產價格引入社會主義社會，是企圖實行資本主義的利潤剝削，取消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紅旗》雜志社舉行的批判會上，老師孫冶方表示張卓元的文章闡述的是他的觀點，攬下了責任。同時孫冶方又因利潤掛帥問題以及支持生產價格論被批，停職反省。1968年4月起，孫冶方被監禁在秦城監獄達7年。粉碎“四人幫”后，孫冶方得到平反，擔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顧問。1982年9月，孫冶方病情惡化，表示自己想寫一篇文章，談談實現20世紀戰略目標問題，并批評“基數大、速度低”的消極論調，張卓元便根據孫冶方的談話內容，理順思路，又大量查閱資料，寫成草稿，然后逐句念給孫冶方聽，再修改整理，孫冶方的著名文章《二十年翻番不僅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保證——兼論“基數大、速度低”不是規律》才得以問世，這也是孫冶方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1982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得到了中央高層領導的肯定。孫冶方臨終前，還將尚未完成的專著《社會主義經濟論》的編輯工作托付給了張卓元等人。張卓元每天在孫冶方病床前錄制他的口述，然后進行整理，歷時一年，終于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論》20余章初稿的寫作。

提出穩中求進

1976年底至1978年底，張卓元被臨時借調到《紅旗》雜志經濟組工作2年。1983年7月，張卓元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財貿經濟》主編。在財貿所期間，張卓元除流通經濟之外，主要致力于價格改革研究。在他擔任《財貿經濟》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期間，他多次力推年輕人的新作，培養了兩位碩士和近40位博士，成就了眾多的青年經濟學家。198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受國家體改委委托成立課題組，由劉國光和張卓元負責，主要研究國家經濟體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綱要，張卓元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穩定，在經濟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后張卓元還多次發表文章，繼續提出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都要穩中求進，不能奢求“一次到位”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經濟學界又出現了理論上的徘徊局面，市場化的改革思路遭到一些人的批評，有人甚至把它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持市場化觀點的學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對此，張卓元公開為市場化和市場經濟辯護，表示市場化、市場經濟是中國改革的必然取向，走回頭路是沒有出路的。1990年，張卓元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1年7月，又被評為獲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從1993年起，張卓元多次參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包括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十八屆三中全會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張卓元在其中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

研究國有企業改革

1993年12月，張卓元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在工經所期間，除了工業經濟，張卓元開始較多地將研究重心放在國有企業改革上。1994年，張卓元在《中國工業經濟》第五期發表的《貨幣供應增長率應控制在比GNP增長率高一倍以內》一文中提出，“6%左右的物價上漲率和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較佳結合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年均增速達9.8%，CPI年均上漲率5.4%，說明張卓元的設想與客觀實際比較接近，之后，張卓元就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穩健派”了。1996年10月16日，十五大報告起草小組成立，張卓元是成員之一，起草小組根據中央和地方135個單位的意見逐條逐句研究，幾易其稿，具體修改了好幾百處。

研究經濟基礎理論

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張卓元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在經濟所期間，張卓元更多偏向于基礎理論研究，包括經濟體制改革理論和宏觀經濟政策等方面。200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2013年4月，參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的起草工作。2013年，張卓元獲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獲頒國家榮譽稱號

2015年，張卓元正式退休。2024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張卓元被授予“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擔任職務

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1995–1998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理論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秘書長、理事長、評獎委員會主任、榮譽理事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價格學會第二屆副會長，中國城市經濟學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副會長，《經濟學文摘》主編，《經濟研究》主編，《財貿經濟》主編，中國成本研究會會長，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物資流通學會副會長，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主要作品

張卓元曾出版專著10部、個人論文集12部，發表論文500多篇，主編著作和叢書10多部，個人著述共約300萬字，以下列舉部分代表作品。

出版著作

學術論文

主編作品

主要課題

人才培養

張卓元曾多次力推年輕人的新作，培養了兩位碩士和近40位博士，成就了眾多的青年經濟學家，如首都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的李曉西，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房漢廷，經濟學家李揚，經濟學家金碚等曾經在其指導下學習或工作過。

思想主張

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

1987年，張卓元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此后，張卓元也多次發表文章，主張：改革和發展都要穩中求進；經濟改革要逐步推進，不贊成一步到位；在一般情況下要實施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反對用通貨膨脹政策來支撐經濟超高速發展。等等。因此，被學界稱為中國經濟學家中的“穩健改革派”。

1987年，國家體改委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中央黨校課題組、北京大學課題組、中國人民大學課題組、吳敬璉課題組、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課題組、國家計委課題組和上海市課題組，針對中國中期（1988—1995年）經濟改革規劃綱要分別作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負責人是劉國光教授和張卓元）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張卓元的報告提出：“我們的思路，在改革與發展的關系方面著眼于穩定經濟和深化改革的有機辯證結合，即‘雙向協同，穩中求進’；而在深化改革方面，要求是微觀基礎的改革和運行機制的改革相互配套，即‘兩條主線’同步改革。”“要以穩定經濟的措施來保證改革的推進；在推進改革時對改革措施要有所選擇，對出臺時序要巧為安排，用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穩定，做到‘雙向協同，穩中求進’。穩定經濟必須作為一項長期的方針。這是因為：一、經濟發展‘快了還要求快’的數量驅動和擴張沖動，還普遍存在，形勢稍趨好轉便會走向‘過熱’。二、改革放權，使地方、企業有了自己支配的財權和財力，形成了新的膨脹主體。預算外投資已經成為社會固定資產膨脹的主力，工資基金、津貼以及社會集團購買力也由此而難以控制，不斷猛增。三、結構失衡和總量膨脹互為因果，循環推動。因為當地方政府和企業成為新的投資主體之后，利潤高低已對投資起引導作用，而價格仍舊扭曲，這便引導投資涌向價高利大的‘短平快’項目，而能源交通等‘瓶頸’部門則更加短缺，中央政府被迫以更大規模投資于‘瓶頸’部門，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加劇了總量膨脹。四、傳統的宏觀調節手段已經弱化而新的調節手段尚未形成。這些都使得總量膨脹成為不斷萌生的常態，因而必須始終堅持適度緊縮的宏觀政策，而不是作為短期的危機治理手段。”

張卓元在此后寫了一些文章，繼續闡發穩中求進的改革與發展思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在《中國物資經濟》1990年第1期上發表的文章《經濟發展和改革都要穩中求進》。文章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標題是《經濟要在穩定中求增長》，并說：“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增長優先還是穩定優先，各國歷來都有爭論。中國經濟學界和經濟界這幾年也展開過不同意見的爭論。增長優先論者認為應實行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以支撐經濟的高速增長，經濟的穩定服從增長。穩定優先論者則主張穩中求進，在經濟穩定的前提下實現經濟增長，認為應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不搞赤字財政和通貨膨脹，堅持穩定物價的方針。1984年下半年以來，由于前一種意見在實際決策中占了上風，加上傳統體制固有的投資饑餓癥等膨脹機制繼續起作用，不斷的經濟擴張，急于求成，導致1988年夏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實踐證明，中國不能實行犧牲穩定求增長、不斷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

第二部分標題是《經濟改革要穩步推進》，并說：“1987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在《中國經濟體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綱要》一文中，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這就是：經濟體制改革要在經濟穩定的基礎上才能順利推進，因此，先要用三年（1988-1990年）時間治理經濟環境，主要是治理通貨膨脹，緊縮財政與信貸，只有在宏觀經濟比例重新協調后，改革才能在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兩個方面較大規模地深入展開；在穩定經濟期間，改革只能有選擇地進行，推進有利于穩定經濟的改革，價格改革只能邁小步。同時，穩中求進還要求改革本身要穩步推進，不能企求一次到位，畢其功于一役，而是要互相協調和配套、互相促進。當時有的同志對這種改革思路表示不贊成，認為過于保守，不夠改革，企圖否定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是有根據的，能夠經受住實踐考驗的。”“這幾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沒有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在發展急于求成時，改革也急于求成，結果欲速則不達。幾次大的價格改革方案，擬訂得很詳細（連調價目錄都已印好），但無法出臺，就是因為經濟過熱，經濟環境惡化，只好一再推遲。事實證明，沒有相對寬松的經濟環境，改革就難以全面推進，并且容易出現種種‘改革病’（如陷入所謂物價、補貼、稅收‘百慕大三角區’）。”“改革本身也要穩步配套推進。這是因為，改革是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要求多方面的協調和配合，個別方面孤軍突出會搞亂陣腳，出現類似交通秩序混亂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改革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各個環節的全局系統的改善與變革，涉及人與人之間、地區間、部門間、企業間利益關系的調整與改變，這就需要慎重對待。改革過急，利益關系變動必然過大，就容易引發社會的震蕩與沖突，影響社會的安定。改革的步子穩一些，改革的時間可能拖得長一些，改革的成本可能高一些，但卻不容易翻船，能夠避開大的風險比較順利地到達彼岸。”

鑒于以上，張卓元從1987年起主張和堅持穩中求進的改革和發展思路，并曾和不同意見展開爭辯。比如在《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89年第2期上發表《穩中求進還是改中求進》一文，同肖灼基教授發表的《肖灼基再談“以改求進”》（《世界經濟導報》1988年11月21日）一文進行商榷。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有一些論著稱張卓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經濟學家為中國經濟學界的“穩健改革派”。張卓元指導的研究生房漢廷2013年為慶賀其80歲壽辰，還專門寫了《穩健改革派——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評傳》一書，由經濟管理出版社2013年出版，全書共32萬字。

中國經濟改革兩條主線論

張卓元認為中國40年經濟改革總的是沿著兩條主線不斷深化的。第一條主線，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改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和完善。第二條主線主要講經濟運行轉向市場主導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條主線是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用市場取代計劃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和決定性作用。政府主要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使其穩定健康運行。

市場化價格改革

價格問題和價格改革是張卓元經濟研究的重點。這一方面是由于價格問題題的重要性決定的。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改革就是以計劃外價格形成為起始點的，價格問題一直困擾著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改革。張卓元在1983-1993年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期間，主要研究價格改革問題。他認為，價格理論研究的深化依賴于價格實踐的發展，而引導價格改革實踐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也是價格理論研究的根本任務。實現價格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深化價格理論的研究，必須實現價格理論研究的的具體化、多樣化和多層次化。如果把理論研究停留在抽象的一般論述的水平上，就會削弱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為此，他根據中國國價格改革實踐的進程，具體研究了價格改革在經濟改革中的地位、經濟轉軌時期的價格結構、生產資料的雙軌制價格問題以及從計劃價格到市場價格的價格模式轉換等問題。

針對經濟學界出現的所有制改革單項突破的改革思路，張卓元指出，經濟改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經濟運行機制和所有制關系，經濟改革的實質是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軌和微觀所有制基礎的調整與重新構造。經濟改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它不會一舉成功。在改革中，經濟運行機制的轉換和微觀所有制基礎的調整與重新構造就成為互相聯系、互相推動、互相交叉，既有區別又相輔相成的兩個過程。因此，價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兩條主線，不可偏廢。價格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作用不能低估。

在經濟結構研究的基礎上，張卓元研究了價格結構問題。價格結構是各種價格（包括服務收費）的構成及其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他認為，價格結構具有整體性、轉換性（或變動性）和自身調整性三個特征。決定價格結構的因素主要有經濟發展、經濟結構、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

經濟改革伊始，隨著價格改革的逐步展開，張卓元就開始思考中國的價格模式問題。他認為，經濟體制改革要求國家對價格從直接管理逐步轉變為主要進行間接管理。張卓元認為，從計劃價格到市場價格的過渡具有客觀必然性，因為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模式和市場經濟要求價格模式轉換，按照市場規律辦事也要求價格模式轉換，而且價格理論的突破也有力地推動著價格模式的轉換。中國的價格改革不是個別價格的調整和完善，而是整個模式的轉變，它要求價格不再由政府制定，它應在市場競爭中形成。應該恢復價格的本性。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改革所有制

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以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市場主體之間展開競爭為前提。張卓元認為，首先要將一些實行公有制甚至全民所有制的小企業、通過包、租、賣等辦法，讓它們退回到小集體或個體所有制去，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不必諱言私營企業資本主義性質、也不必諱言私營企業主剝削雇工。只要這些企業有利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要允許其存在和發展。

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

張卓元認為，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必須收縮國有經濟戰線，使國有經濟逐步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向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轉移。隨著混合經濟的發展，國有成分可以通過控股提高其控制力。這樣，即使占經濟總量20%多一點的國有經濟，也能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

要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首先要改革國有企業。一方面要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另一方面要通過“扔大放小”，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改組。

只有投資主體即股東多元化，才能形成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所以，趨勢是：國有獨資公司只是特殊的極少數，即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絕大多數公司將實行國家控股、參股。就是極少數國有獨資公司，也應改組為面向市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

股份制是一種現代企業的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國有大中型企業在推進改革過程中，除少數上市公司可以吸收一部分社會公眾股外，多數企業可以吸收非國有投資者參股，如職工持股、外資股，成為多元投資的股份制企業。要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租售質、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種形式加快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生產經營情況的企業，必須根據“三個有利于”的原則，選擇本企業的轉制形式。

要從多方面鼓勵、引導個體和私營經濟加快發展。第一是勞動密集型行業。手工業、第三產業中的修理、飲食、小商品和鮮活商品零售、旅游貿易以及為生產與生活服務的其他服務業；第二是農、林、牧、漁業；第三是高新技術產業；第四是參與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公路、橋梁等建設。

2010年1月25日，張卓元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以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文章中進一步提出，要放寬市場準入，發展民營經濟。凡是法律政策沒有規定不可以進入的領域，都應該讓民間資本進入，破除“玻璃門”“彈簧門”現象。要進一步鼓勵民營經濟在金融、公用事業、醫療、教育、文化等領域的發展。實踐證明，只要不人為設置障礙，民營經濟就能夠迅速發展起來，在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加快中央企業改革

2004年，張卓元指出，在中國經營性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總量中、中央企業國有資產就占56.7%。因此，要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首先要加快中央企業改革。第一，進一步推進國有資本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使180多家中央企業通過資產重組，整合成100家左右。在各省市，可以保留二三十家大中型有優勢的骨干企業。第二，積極推進中央企業公司制改革。第一步，按《公司法》要求將中央企業轉為公司，建立董事會，初步實行兩權分離；第二步，大力發展股份制，除極少數特殊企業外，都要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需要國家控股的，要更多的實行相對控股，有的還可以采取“黃金股”的辦法；第三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第三，加快推進壟斷行業中央企業改革。對已經初步分拆的電力、電信、民航等行業，一是要放寬市場準入，引進新的廠商參與市場競爭；二是要實行多元持股，以利于形成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對尚未進行實質性體制改革的鐵道、郵政、城市公用事業等，要積極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改革。

加強國有資產管理

張卓元認為，造成國有資產管理不合理的問題有三個方面：一是國有資產管理存在“五龍治水”的現象，即由計劃、經貿、勞動與社會保障、財政和組織人事部門分割行使國有資產出資職責，卻沒存一個機構真正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責。二是國有企業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和“內部人控制”嚴重問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三是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政企不分、政府干預企業經營、不尊重企業法人財產權的現象，使企業不能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要在堅持國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股東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在中央和省、地（市）三級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其中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大型國有企業、基礎設施和重要自然資源等，由國務院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其他國有資產，由省、地（市）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

國務院國資委主要歸并三個部委的職能：一是中央企業工委的全部職能；二是國家經貿委指導國有企業改革、重組等職能；三是財政部的一部分職能。國資委作為股東代表，要履行出資人職責。張卓元還建議將勞動部負責的工資總額的管理并入國資委。

張卓元指出，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一個重要目標，是為了搞活國有企業。國資委主要履行出資人職責，盡可能減少不屬于出資人該做的工作，維護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堅持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充分尊重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和法人財產權。要促進企業體制創新和管理創新，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鼓勵和支持發展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要探索國有資本有效的經營形式，提高資本的營運效率。要盡快制定和明確對國有自然資源資產、證券、非經營性資產的監管制度。

實現國有產權有序流轉

張卓元指出，要努力推動國有企業資產重組和產權有序流動，使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從十幾萬戶逐步調整為幾百戶，同時在流轉中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力，提高國有經濟影響力和控制力。

一方面，對于國有企業資產重組和產權流動，不能等待觀望。國有產權必須實現流動和重組，才能更好地保值增值。市場是千變萬化的，由于國有企業機制不適應市場競爭環境、逐步陷于困境，會造成大量國有資本流失。資本從效益低的產業、企業流向效益高的產業、企業，具有客觀必然性，是價值規律調節商品生產和流通、調節資源配置的具體表現。所以，國有產權的流動和重組是國有資本流向回報率較高領域的重要前提，有利于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資產重組和產權流動的規模巨大，必須穩步推進，決不能“刮風”“搞運動”。1997年以來，在數以萬計國有中小企業重組改制的過程中，一些地方由于操作不規范，出現了國有資本流失問題，主要是在國有產權轉讓中存在著侵吞國有資本的現象。手法多種多樣，包括自賣自買、虛假評估資產、蓄意制造投資失誤等，有些案例觸目驚心。首先，對造成國有資本流失的責任人應予依法懲處，包括涉案官員。其次，進一步完善法規，使產權流動和資產重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但是，不能把國有產權轉讓中凡是低于賬面價值或低于評估價的，一律歸為國有資產流失，因為賬面價值或評估價同市場價格是不同的。根據各地經驗，凡是早改革早轉制的，國有資本保值都比較好；相反，越是拖得久的，國有資本越難保值甚至資不抵債，成為當地政府的大包袱。從這個角度看，不改革造成的國有資本流失，可能比改革過程中部分企業出現的國有資本流失還要大。

張卓元認為，總體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企改革包括產權改革，成效是顯著的，成績是主要的。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在深化改革中完善措施，使改革規范有序地進行。

研究經濟思想史

孫冶方（1908-1983）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先驅，張卓元從20世紀50年代深受孫冶方理論的影響，60年代緊緊追隨孫冶方；“文革”后學習孫冶方精神，發展創新經濟理論。

改革伊始，張卓元就積極加入到搶救孫冶方經濟學遺產的行列中。由于他曾幾度出任孫冶方的助手，了解孫冶方的學術思路，也頗得孫冶方的信任。1975年4月，孫冶方獲得平反，1977年后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為了及時挖掘孫冶方的研究成果，經濟研究所專門成立了一個由張卓元和吳敬鏈負責的小組，協助孫冶方整理《社會主義經濟論》。1979年4月，孫冶方帶著張卓元等寫作小組成員到無錫參加了全國價值規律理論問題的專題討論會。四個月后孫冶方被查出患了肝癌。為了集中搶救孫冶方的學術遺產，張卓元等抓緊時間在病房旁聽孫冶方口授和錄音，經過一年的錄音整理工作，完成了《社士會主義經濟論》大綱20余章的初稿寫作。1982年9月，孫冶方參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病情惡化。他躺在病床上想寫一篇關于實現20世紀末戰略目標問題和批評“基數大、速度低”消極論調的文章，但因精力不濟，只好向張卓元口授了他的主要精神和內容。張卓元起草了《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保證兼論“基數大、速度低”不是規律》的初稿，在病床前一句句地給孫治方念，根據提出的意見進行修改。經過幾次反復修改，這篇文章發表在當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得到了中央高層領導的肯定。

孫冶方去世以后，張卓元批閱三載，用了大量的精力，系統地整理和研究了孫冶方的經濟思想。他研究了孫冶方經濟思想的理論體系、孫冶方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脈絡、孫冶方經濟思想的精髓等，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史研究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

不僅如此，由于身處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社會科學院，張卓元也長期擔任中國最權威的經濟理論刊物《經濟研究》《財貿經濟》的編輯部主任和主編工作，張卓元每過一個時期，就會組織人員對經濟思想的發展進行梳理，厘清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脈絡。他在20世紀80年代組織人員，撰寫了關于建國以來社會主義若干經濟問題爭鳴的著作，成為研究中國經濟學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他在20世紀末主持的關于中國經濟學發展50年回顧與展望的研究，就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理論發展的主要問題，如市場經濟問題、體制改革問題、通貨膨脹問題、流通與價格問題、財政與金融問題、對外開放問題等進行了系統梳理和評述，把中國經濟學家關注現實，改造世界的歷史呈現在世人面前。

社會活動

參政議政

學術報告

注：僅列舉部分。

考察出訪

注：僅列舉部分。

行業會議

注：僅列舉部分。

榮譽表彰

人物榮譽

作品榮譽

個人生活

家世背景

張卓元出生于廣東梅縣，是客家人。張卓元的哥哥是梅州市退休教師，張卓元的妹妹是退休工人。

婚姻家庭

張卓元和妻子李秀珍同在梅州市梅江區梅州中學畢業，1950年高考后，李秀珍考取廣州市法商學院（現廣東財經大學）金融專業，張卓元則進入中山大學經濟系。后來廣東經濟院系調整，兩人重逢于中山大學；緊接著，1953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大調整，張卓元和李秀珍北上進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1954年張卓元畢業進入中科院經濟所，李秀珍也來到北京礦務局工作。彼時，張卓元工作單位和宿舍都在中關村，而李秀珍在門頭溝區，每到周末，張卓元就早早從城北坐車到阜成門再趕往西郊。1957年，已調到天津市工作的李秀珍和張卓元結婚，1958年李秀珍調入經濟所，兩人又成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同事。婚后妻子李秀珍既做《經濟學動態》編輯，也全力支持張卓元的研究工作，常將張卓元字跡比較潦草的論文再次謄寫工整。張卓元對妻子的感情深厚，這從他用過的幾個筆名就能看出來，“元真”就是卓元+秀珍的意思；“作胥”，也是取卓和秀兩個字的諧音。

張卓元和妻子李秀珍育有兩個兒子，次子張平1985年考入社科院攻讀碩士。張平長期受到父親熏陶和教導，除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外，還精通西方經濟學理論。張卓元還有一養女李昭，曾為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秘書長，現為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

工作地點

自1972年起，張卓元在北京阜成門外的月壇北小街2號院工作了42年，這棟建筑曾經匯集了社科院經濟四所，即經濟所、工經所、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財貿所和《經濟研究》《財貿經濟》等多個經濟類學術雜志編輯部，這棟建筑也被稱為“經濟發展的高級智囊與執行機構”。

人物軼事

玉泉山人

1993年6月至11月，張卓元進入北京西郊玉泉山，參與起草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7年、1999年、2000年，張卓元又相繼參與十五大報告、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決定、十五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十五”計劃建議的起草；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參與了十六大報告、十六屆二中全會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建議、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定、十六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建議的起草；2007年，他參與了十七大報告起草；2013年，參與起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因為張卓元多次上玉泉山，參與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后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將張卓元戲稱為“玉泉山人”。

華山論劍

1987年，中國市面上物價大幅上漲，供應緊張，出現了自改革開放以來較嚴重的通貨膨脹。1987年10月，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奉命組織了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8家研究機構、高校的專家學者，對未來8年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分頭進行設計，以尋找解決良策。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和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為負責人的中國社科院課題組經過深入調研后，在會上提出了“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應先穩定經濟，在經濟穩定的基礎上改革才能邁出堅實步伐；在深化改革方面，要求微觀基礎的改革（企業改革）和經濟運行機制改革（價格改革）相互配套、同步推進。穩中求進不僅是改革所需的基本思路，也是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張卓元多次寫文章或在研討會上發言，反對用通貨膨脹的政策支撐經濟高速增長，反對在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的情況下強行“價格闖關”，認為應力爭保持物價基本穩定，改革和發展才能順利推進。另有學者提出“企業改革中心論”“價格改革中心論”，認為適度的通貨膨脹可以刺激經濟發展，治理整頓會使改革停滯。但最終，張卓元提出的“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比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受到了中央的重視和采納。這段時間中國經濟領域各專家學者們的觀點論戰、交鋒，被稱為經濟學界的“華山論劍”。

人物事件

張厲之爭

1986年底到1987年底，中國在先改革價格還是先改革所有制這個問題上存在爭論，爭論較集中的代表，一是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另一位是中國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卓元。

厲以寧的觀點是：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根本思路，所有制改革是經濟改革的關鍵，只有這樣，政治改革與文化改革才能配合上去。1986年11月3日，《世界經濟導報》發表了厲以寧在北大研究生會組織的“政治、經濟、文化改革協調發展理論研究會”上的一篇演講，題目是“先改價格還是先改所有制選擇哪個思路”。厲以寧認為，選擇哪個思路對改革非常重要，他通過十個對比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價格改革有個心理效應問題；價格改革是不能試點的，所有制改革可以試點；價格改革對企業講是被動的，所有制改革中企業可以依據自己的條件進行改革；價格改革對地方政府來說是顧慮重重，怕產生什么問題，怕應付；價格改革的后果沒有把握；價格改革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它還不能調動積極性，充其量只能創造一個環境，所有制改革與它不同，可以解決根本問題，把企業內部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價格改革一經實施，其他改革就要停下來，因為價格改革的社會承受力已經很大，不可能再跟上諸如金融管理體制、勞動就業制度等項改革，所有制改革時，其改革都能快速跟上；經濟改革要考慮成本問題，價格改革的成本很大，所有制改革不要成本；價格改革不能與政治體制改革、文化改革配套；價格改革層次很低，至多是個穩定價格、創造環境的問題，所有制改革確要觸及到人。

張卓元的觀點是：價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兩條主線，二者不可偏廢；價格改革仍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作用不能低估。強調微觀所有制基礎的改革是對的，但不必為此而貶低價格改革的重要性和意義。在設計“七五”期間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時，仍然要把價格改革放在關鍵性位置，堅定不移地推進價格改革。在《商業研究》1987年第2期上，張卓元、邊勇壯發表文章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并對厲以寧所作的十個方面的對比，遂一進行了反駁：價格改革給人們帶來的是負心理效應的看法與實際情況不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1985年所進行兩次關于價格改革的社會心理反應的調查表明，明確表示理解和支持價格改革的人超過和接近四分之三；在雙軌制價格下，市場價對刺激大中型國有企業增加供給，對廣大多鎮企業網開一面的積極作用是明顯的；地方政府并未對價格改革顧慮重重，城市放開蔬菜、肉類等農副產品價格改革就是由廣東省政府積極推動進行的；放開價格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讓價格變動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這個結果不是無法確定，而是一目了然的；價格改革調動了農民和企業的積極性，沒有價格改革就沒有經濟運行機制的的轉軌，就沒有市場協調和建立市場體系，而沒有這一切，就談不上轉入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模式；價格改革可以試點，價格改革也是可逆的，而所有制改革是難逆的；價格改革的收益不僅在于為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外部環境，而且通過促進市場體系的形成加快商品經濟的發展；價格改革始終是與其他改革并相進行的；政治體制和文化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在改革上有其不同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特點；價格改革與微觀所有制基礎的改革是在同一層次上的。

1987年4月1日，張卓元在《經濟日報》發表題為“八年價格改革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再次強調了價格改革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正確理解和掌握價格改革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正確認識搞活企業和改革價格的關系。《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一方面肯定搞活企業，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同時又指出，價格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這兩個提法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統一起來的。

1987年5月20日，張卓元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價格改革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一文，從三個方面論證了價格改革對生產發展的促進作用，進一步闡述了價格改革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在《中南財經大學學報》1987年第四期上，張卓元發表了一篇題為“評近年來關于價格改革若干問題的爭論”的文章，在論及價格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地位與作用時，進一步指出，改革每前進一步，都要碰到價格問題，都要求價格改革與之相配合。要使價格改革順利進行，并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努力排除通貨膨脹的干擾，為價格改革創造良好的環境。在這種條件下，價格改革就不會有太大的風險，其成效將充分顯露出來，價格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將會為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

在此期間，厲以寧仍然堅持應該先進行所有制改革，先冷凍價格的觀點。他在1987年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明報》撰文，認為所有制改革仍然是改革的根本思路，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沒有所有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就深入不下去。他仍從十個方面對價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利弊進行了對比，與前次所論述的內容基本相同。該篇文章轉載于中國《理論信息報》1987年12月28日第二版上。

人物評價

媒體機構評價

張卓元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常青樹”，他多次進入中南海、玉泉山為中央決策建言獻策、貢獻智慧和才華，為中國改革新時期的經濟理論創新及經濟體制改革做出了突出的理論貢獻。（《深圳特區報》評）

在中國經濟學界，張卓元教授是一位對學術追求永不滿足的開拓者。他用犀利的筆鋒剖析著發展變化中的中國經濟肌體。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他總是站在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最前沿，關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新問題，探索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規律。他是當代中國第二代經濟學家群體中的核心成員之一。（《中國經濟時報》評）

張卓元是中國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之一，30余年緊跟改革步伐的理論探討，參與了重要改革階段的理論創新，使其成為“穩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我國最重要的市場經濟專家之一，23年來13次參與黨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穩中求進”不僅是張卓元的學術思想，更是張卓元學術人生的真實寫照。數十年來，他踐行了孫冶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的治學準則，為追求真理堅持己見，不隨波逐流，不見風使舵。（《光明日報》評）

張卓元作為久負盛名的優秀經濟學家之一，涉足價格改革、流通問題、國企改革、控制通貨膨脹、統一國內外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源配置機制形成、宏觀調控體系設計、重塑政府與市場關系、企業改革與治理機制現代化等眾多領域，是有著諸多亮眼光環的著名經濟學家。同時他也是身材高大、態度謙遜、精神矍鑠、思維敏捷、令人尊敬的學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校友總會評）

行業學者評價

高山高而不險，流水急而不湍。（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張卓元學生房漢廷評）

張卓元適合做研究，智慧、沉穩、謙和、執著都是張卓元作為專家學者的優勢。（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李昭評）

張卓元的觀點改革意識強，又相對穩健，而且還能在學理上提出自己的論證。（2002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者賈康評）

張卓元教授的為人和學術觀點都比較溫和，考慮問題很周到。他的觀點不如別人犀利和前衛，但同樣堅持改革和市場化方向，而且更容易被各方面所接受。（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李劍閣評）

張卓元的一大特點是舉重若輕，不管多么晦澀的理論、多么深奧的主題，都能深入淺出的闡述。值得一提的是，張卓元不但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扎實，而且不斷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展現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態度和風格。（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周叔蓮評）

在中國經濟學界，張卓元是一個學術上永不滿足的開拓者。他以巨大的理論勇氣翻越過一個個在別人看來是難以逾越的思想障礙，他以敏銳的戰略目光審視著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每一個理論難題。他雖年逾七旬，仍然用犀利的筆鋒剖析著發展變化中的中國經濟肌體。他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常青樹”，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他始終站在經濟理論的最前沿。他清癯而莊重，低調而嚴謹。他堅持原則，但絕不故步自封，常表現出應有的靈活性和包容性。他擁有一流的組織能力，能夠把觀點各異甚至對立的經濟學家組織在一桿大旗之下討論問題，他是中國經濟學界公認的“秘書長”。(北京師范大學資源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劉學敏評）

參考資料 >

張卓元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2024-05-09

關于“共和國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的公示.新華網.2024-08-14

廣東籍經濟學家張卓元獲授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曾入讀中大.今日頭條.2024-09-15

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際授予15人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今日頭條.2024-09-13

張卓元:經濟學界的“常青樹”.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24-05-31

名家小傳.百家號.2024-05-11

張卓元簡介.中國社會科學網 .2024-09-13

這位畢業于中南大的客家人，入選建國75周年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名單.微信.2024-09-15

..2024-09-09

第二十一期：張卓元.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24-09-15

張卓元:改革需要頂層設計更需要頂層推動.新浪財經.2024-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