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隸屬于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是負責清史纂修組織工作的學術機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下設有秘書組、通紀組、典志組、傳記組、史表組、圖錄組、篇目組。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首任主任為戴逸。
2002年8月，經過中共中央、國務院周密調查和審慎考慮，江澤民、朱镕基、胡錦濤、李嵐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批示，做出了啟動清史纂修工程的決定。2002年12月12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戴逸出任編委會主任。2003年1月28日，清史編纂啟動會議召開，提出“編纂出一部能夠反映當代中國學術水平的高質量、高標準的清史巨著，使之成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傳世之作”。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啟動。2004年4月2日，清史編纂委員會更名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對外稱中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2009年10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印發《關于清史纂修中重大學術問題表述的意見》，供研究撰寫和審改工作遵循。2012年6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基礎工程檔案組、文獻組、編譯組撤組。2014年5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篇目組、質檢組。2017年4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完成《<清史>編纂總則例》修訂工作。2018年10月30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與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向文化和旅游部上報《清史（送審稿）》，《清史（送審稿）》進入上級主管單位送審程序。
歷史沿革
成立背景
1914年，北洋政府政開設清史館，歷時十四年，到1927年大致纂成一部合乎傳統正史體例的史稿，但因時局變化，來不及細加核改，便匆匆推出《清史稿》而告終。雖然這部《清史稿》在清史纂修史上是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標志，也曾經為清史研究提供了頗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然而，鑒于這部史著從觀點到史料、體例等方面，都存在著十分嚴重的缺陷，所以在國家和社會兩方面都沒有得到一部正史所應有的承認。所謂“第二十六史”的稱呼，大多是書商為推廣發行而使用的宣傳用語，從未成為公認說法。就連當初的編纂者自身，也不敢宣稱清史纂修已經成書，而只敢將此稿視之為“先導”，書名亦明確加一“稿”字。北伐結束之后，南京國民政府基于與北洋政府的不同政治立場，很快公開表示了不承認《清史稿》具有正史地位的態度。不過，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條件，也同樣無法為完成一部更為完善的清史提供保障。這就決定了整個民國時期的清史纂修活動，最終不得不以這部《清史稿》而草草宣告收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史學界，都很快注意到了民國時期清史纂修的不良狀況，故而出現了重新纂修一部《清史》的聲音。20世紀50年代初，董必武同志便向中央建議修撰兩部史書，一部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一部是清史，作為兩個大型文化工程。董必武同志之所以這么早提出修撰清史的任務，除了根據中國“易代修史”的長期傳統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因為當時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也在開展編修清史的工作，試圖以之作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爭奪正統地位的一個手段。因此，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國內百廢待興，事實上也不可能立即將纂修清史的工作付諸實施，但是中央政府并沒有忘懷此事，在國內政治和社會秩序初步穩定以后，便把纂修任務提到了工作日程上來。
成立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纂修動議
1958?年，周恩來同志委托著名歷史學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具體考慮怎樣開展纂修清史的工作。吳晗接受這個任務后，與鄭天挺、戴逸、任繼愈等學者進行了相關的探討，并制定了一個很大的計劃。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準備設立清史館，網羅大批翻譯人才，除英、法、德語外，還需要滿語和蒙古語等語種的翻譯，總共需要100人的規模；此外還計劃招收一些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進行清史方面的專門培養，等等。然而，由于緊接著就遭遇到三年困難時期，所以這個計劃只停留在紙面上，并沒有來得及進行實質性活動。
1965年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召開了一次專門討論纂修清史問題的部長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決定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該委員會共由7人組成，分別是郭影秋（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兼黨委書記）、尹達、關山復（時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劉大年、佟冬（吉林大學清史專家）、劉導生和戴逸。此次部長會議還決定委托中國人民大學專門成立清史研究所，作為纂修清史的基礎單位。這次會議結束后，由于郭影秋同志當時正在北京前沙澗搞“四清”活動，因此由當時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同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之后向戴逸傳達了這個會議的有關決定，并一同在中國人民大學城內校區中選定了一個地方，即沙井胡同和蓑衣胡同一帶，準備籌建清史研究所。
不幸的是，這次籌建行動還沒有開展就很快流產了。本來，由于當時政治形勢的發展已經很緊張，所以周揚在召開這次清史編纂會議時，就有意沒有邀請當時兩位著名明清史專家吳晗、鄭天挺參加，因為他們都是黨外人士。可是，僅僅兩個月之后，即當年12月間，姚文元那篇批判吳晗的文章發表以后，外部形勢發展急轉直下，很快對清史纂修工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致使整個工作陷入停頓。不久后，連清史研究所籌建活動依托的母體中國人民大學也被勒令解散。
改革開放后的纂修動議
改革開放之初，學術界就出現了要求纂修清史的呼聲。1979年，一封建議國家纂修清史的人民來信直接寄到了鄧小平同志的手中，鄧小平同志很快在這封人民來信上作了重要批復，并將其轉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處理。接到鄧小平同志的意見后，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常委兼副主任劉導生同志向戴逸傳達了這個精神。雖說這封人民來信到底出于何人之手，始終無人知情，但無論如何，以此信為契機，纂修清史的動議得以被再次提出。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一個由5人組成的清史編纂規劃小組，經過大小會議的討論，起草了一份《清史編纂規劃（草案）》。同年，在成都召開的全國歷史學規劃會議上，這個規劃草案被提交給大會討論，但最終審議的結果，并未能就此規劃立項。至于未能立項的原因，按照王戎笙的說法，主要是因為當時國家拿不出足夠的經費支持這一重大項目，專題研究不充分，許多清代史料特別是清代檔案還沒有進行大規模整理，對國外及港臺地區清史研究狀況所知甚少，規劃草案本身也不完善，等等。
1981年，制定“六五”社科規劃時，清史項目被列為歷史學科最大的重點，并且在“七五”社科規劃期間，清史繼續被列入資助項目。在這一時期，由于當年確定的7名清史編纂委員會成員大多年事已高，所以戴逸教授成為此時對清史纂修最為著力的倡議者。1982年，由戴逸教授倡導并牽頭，全國第一次清史學術研討會在北戴河區舉行，與會學者在會上討論了編纂清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會后，在這次會議意見的基礎上，戴逸教授發表了《把大型<清史>的編寫任務提到日程上來》一文，把纂修清史的迫切要求向社會各界作了公開表達。不過，這次纂修清史的動議不久之后便歸于沉寂。因此，修纂清史的事情再次被耽擱下來。
新時期纂修條件的成熟
1996年，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承擔的“清史”項目被確定為教育部實施的“211工程”中的子項目，獲得專項撥款。2000年，清史所又被教育部批準為百所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清史成為人民大學在史學界樹立的最重要品牌，也是人民大學作為國內高校歷史學重鎮之一的重要資本。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纂修清史終于具備了一個基礎較好的學術依托機構。
清史纂修工程的啟動
2000年底，戴逸教授首度披露了關于重修清史的基本構想，這是他多年來持續思考這一問題的結晶。他還認為，與前兩次提出纂修動議的時期相比，現在的情況已經大不一樣了，無論是學術條件還是經濟條件都已經相當成熟，非常適宜發起纂修清史的工作。在2001年3月召開的“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九屆四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上，人大代表、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李文海教授，政協代表、北京大學王曉秋教授，都接受了戴逸等學者的委托，正式向國家提出了纂修清史的議案。“兩會”上的提案經由新聞媒體的傳播，使得纂修清史問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2001年4月5日，季羨林、任繼愈、王鐘翰、王忍之、蔡美彪、朱家溍、戴逸、李文海、龔書鐸等多位著名學者，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清史”纂修座談會，進一步對修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進行了討論。與會者一致呼吁，纂修大型清史的學術條件、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都已完全具備，因此希望由國家出面組織和立項，依托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盡早啟動清史纂修工程。
2001年5月17至19日，清史所在北京發起召開了“清史修纂研討會”。在這次研討會上，來自中國各地的150多名清史學者深入探討了修纂清史的意義、時機、原則、體例等諸多重要問題。2002年后，國家也加快了把纂修工作提到具體日程上來的步伐。2002年3月29日，清史纂修籌備工作領導小組在文化部宣布成立，這標志著纂修工作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在籌備工作領導小組的具體指導下，參與此項工作的各方面人員進行了更為完整、細致的籌劃。
正式成立
2002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經過周密調查和審慎考慮，江澤民、朱镕基、胡錦濤、李嵐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批示，做出了啟動清史纂修工程的決定。2002年10月，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為組長，十五個部委和相關單位領導參加的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成立。12月12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戴逸出任編委會主任，全面負責清史纂修的學術組織工作。2003年1月28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在中南海紫光閣主持召開清史編纂啟動會議，提出“編纂出一部能夠反映當代中國學術水平的高質量、高標準的清史巨著，使之成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傳世之作”。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啟動。
2004年4月2日，清史編纂委員會更名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對外稱中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2004年4月-2005年12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開展大規模立項工作。項目包括《清史》編纂項目和檔案文獻整理、出版項目等。2005年4-5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召開《清史》編纂項目階段性成果評估會議。清史纂修工作重點由項目立項轉向研究撰寫、項目評估。
2008年11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和中國中央電視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等單位聯合召開“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報告會，發布《清光緒帝死因研究工作報告》。2009年10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印發《關于清史纂修中重大學術問題表述的意見》，供研究撰寫和審改工作遵循。2010年1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清代詩文集匯編》出版座談會。2010年10月26-28日，國家清史編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
2011年6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向主體項目主持人發出《關于加強項目責任制，嚴格遵守學術規范的通知》。12月14-15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2012年6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基礎工程檔案組、文獻組、編譯組撤組。2013年2月，編審組撤組；同時，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啟動主體項目稿件防抄襲檢測工作。2014年5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篇目組、質檢組。2015年，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全面開展主體項目審改工作。
2016年4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啟動主體項目稿件返回主持人確認工作。6月18-20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7月25日，國家清史修領導小組和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9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與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聯合發布《清史編纂2016年下半年-2018年工作實施方案》。2017年4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完成《<清史>編纂總則例》修訂工作。5月28日，國家清史修領導小組和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同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向主體項目主持人發出《關于嚴格落實〈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合同書〉非侵權擔保條款要求的通知》。8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發布《<清史>稿件整合統稿工作方案》，啟動清史稿件整合統稿工作。9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向主體項目主持人發出《關于提供國家清史纂修工程主體類項目作者信息的函》及《國家清史纂修工程主體類項目作者信息登記表》。
2018年5月22-23日，國家清史修領導小組和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10月30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與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向文化和旅游部上報《清史（送審稿）》，《清史（送審稿）》進入上級主管單位送審程序。11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與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聯合發布《清史（送審稿）修改工作方案》。12月17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召開專家會議。
2019年1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開展《清史（送審稿）》交叉通讀工作進一步打磨稿件質量。2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與人民出版社就《清史（送審稿）》進一步打磨修改，形成定期會商機制。
組織架構
學術部門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常設學術部門分別負責清史纂修各類項目的學術設計和組織工作。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隸屬于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下設有秘書組、通紀組、典志組、傳記組、史表組、圖錄組、篇目組。
委員會成員
主任：戴逸（已逝）
委員（按筆畫順序排列）：王曉秋、馮爾康、吳建雍、張豈之、張海鵬、李文海、李治亭、李致忠、楊念群、楊珍、鄒愛蓮、陳祖武、陳樺、經君健、姜義華、姜濤、桑兵、郭成康、章開沅、黃興濤、龔書鐸
出版圖書
2018年10月，國家清史稿編纂委員會完成新修《清史》103卷105冊3200余萬字送審稿。
首任主任
戴逸（1926年9月—2024年1月24日），江蘇常熟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新中國清史學科奠基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譽所長，國家清史稿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48年進入華北大學學習，后留校任教。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后，一直在該校執教。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曾先后主持編寫了《簡明清史》《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卷》《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清史部分、《清代人物傳稿》《清通鑒》等大型著作及叢書。其主編的70余萬字的《簡明清史》是國內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系統、全面研究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的清代歷史著作，被評為全國優秀教材。他撰寫或主編的著作總計有40余部，發表文章800余篇。2002年，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啟動，戴逸擔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為完成這項國家重大文化工程，10多年間，他傾注全部心血，團結全國專家學者，孜孜不倦推動《清史》纂修工程有序開展。到2018年10月，終于完成新修《清史》103卷105冊3200余萬字送審稿。新修《清史》賡續歷代修史傳統，是新時代立足于斷代史、整體探索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重要嘗試。
價值意義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體中國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國家、各民族的。一方面，在諸多文化體系中，只有中華文化連綿數千年，持續發展沒有中斷。這個事實本身就表明中華文化具有偉大的生命力、強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這一切并不是自發地實現的，因為文化需要人來傳承，纂修清史，就正是繼承、發展和弘揚五千年悠久的中華文化。另一方面，中華傳統文化面臨著繼往開來、重鑄輝煌的挑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世界文化進行有效的對話、交流，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通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華民族文化將成為世界文化中具有獨特魅力的部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纂修清史，應清醒地面對這一現實，積極探尋不同文化的“交匯點”，從而在纂修清史的過程中能真正做到“促進全球文明，光大中華文化”。
參考資料 >
戴逸逝世一周年丨馬大正：戴逸老師與清史纂修工程.今日頭條.2025-12-11
機構組織.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2025-12-11
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2025-12-11
戴逸與清史纂修.國務院參事室.2025-12-11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清史纂修領導小組更名及調整組成人員的通知.四川省人民政府.2025-12-11
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項目經費管理辦法(試行).山西大學社會科學處.2025-12-11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名單.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2025-12-11
歷史學家戴逸辭世.新華網.2025-12-11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整理出版圖書目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25-12-11
戴逸逝世一周年丨于沛:戴逸先生清史纂修的世界眼光.百家號.2025-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