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維王朝（波斯文：?????? ?????，英文名：Phlavi dynasty）是伊朗最后一個王朝，統治伊朗五十余年（1925年-1979年），王朝歷經兩位統治者，分別是禮薩·汗 ( Reza Khan，1925年-1941年在位）和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1941年-1979年在位）。
卡扎爾王朝因英、蘇等勢力入侵而逐漸衰落。1921年1月，禮薩·汗 ( Reza Khan)被英國將軍埃德蒙·艾恩賽德 (Edmund Ironside)提拔領導英國控制的波斯哥薩克旅。2月，禮薩·汗率哥薩克旅3000人在德黑蘭發動“波斯政變”。政變后，卡扎爾王朝末代君主艾哈邁德沙·卡扎爾退位，并移居法國。1925年12月12日，艾哈邁德沙·卡扎爾被正式廢除，禮薩·汗在制憲議會上被選舉為波斯王國新的統治者。1926年4月25日，禮薩·汗加冕登極，稱禮薩·汗·巴列維，成為巴列維王朝的第一代國王。1935年，禮薩·汗通過官方通訊通知外國使節將波斯王國正式更名為波斯古地名伊朗。禮薩·汗在位期間采取大量世俗化和現代化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加快了伊朗的現代化步伐。 1941年禮薩·汗被迫退位，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位。面對伊朗落后的農業生產，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開始進行“白色革命”，遭到一部分人特別是宗教界人士的反對。1979年，宗教領袖阿亞圖拉霍梅尼發動伊斯蘭革命。1979年1月6日，巴列維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被迫流亡，巴列維王朝覆亡。伊朗通過全民公投建立了伊朗。
巴列維王朝是伊朗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王朝通過一系列改革，使得伊朗成為中東地區的軍事經濟強國，確立了伊朗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的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等各個領域持續發展，使伊朗向現代化國家不斷邁進。巴列維王朝啟動了伊朗的現代化進程，奠定了伊朗現代工業的基礎。
歷史沿革
禮薩·汗執政
19世紀晚期，西方勢力對伊朗步步蠶食，卡扎爾王朝也因此日漸衰微。1905—1906年前后，伊朗發生立憲革命。俄國人成功鎮壓了立憲派，在1911年12月以艾哈邁迪沙的名義在德黑蘭重建了一個君主制立憲政府1905—1911年憲政運動結束以后，伊朗出現政局動蕩的嚴重局面，立憲政府處于英國和俄國的控制之下。與此同時，英國軍隊和俄國軍隊分別進入伊朗南部和北部諸多地區，俄國軍隊甚至威脅占領德黑蘭。內憂外患讓伊朗陷入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
1917年俄羅斯帝國的滅亡，蘇俄政府退出該地區，英國隨之成為操縱伊朗政局的主要外部勢力。1919年，在德黑蘭立憲政府與英國簽訂條約。1920年，民主黨在阿塞拜疆和吉蘭組建自治政府，成為伊朗西北部地區重要的政治勢力。這時，英國決定選擇“軍事政變”手段，扶植由軍官推選擔任“哥薩克旅”統帥的禮薩·汗將軍參與發動軍事政變。
1921年1月14日，當時 42 歲的士兵禮薩·汗 ( Reza Khan)被英國將軍埃德蒙·艾恩賽德 (Edmund Ironside)提拔領導英國控制的波斯哥薩克旅。[2月，禮薩·汗率哥薩克旅3000人發動政變，自加茲溫入主德黑蘭，推舉賽義德·齊亞丁出任首相，自任國防大臣，控制內閣，宣布將致力于消除內戰，改造社會，結束外族占領，實現伊朗民族的復興。1921年是伊朗現代史的轉折點，標志著伊朗開始步入主權國家的行列。此后4年間，禮薩·汗致力于強化德黑蘭的中央政權。
1921年，包括哥薩克旅、憲兵和南部來復槍隊在內的伊朗武裝力量僅有2.2萬人。1922年，禮薩·汗將哥薩克旅、憲兵和南部來復槍隊合并，組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轄5個師，兵員約4萬人。禮薩·汗依靠新軍的支持，于1922年平息阿塞拜疆西部的庫爾德自治區人反叛、阿塞拜疆北部的沙赫薩文部落反叛和法爾斯的庫西吉魯耶部落反叛，1923年平息克爾曼的桑加比部落反叛，1924年平息東南邊陲的俾路支人反叛和西南邊陲的盧里人反叛，1925年平息馬贊德蘭的土庫曼斯坦人反叛和霍拉桑省北部的庫爾德人反叛。與此同時，禮薩·汗逐漸鞏固其在德黑蘭的地位。1923年10月20日，早已成為權力核心的禮薩·汗被議會指定為首相，由此巴列維掌握了新政府的實權。
巴列維王朝建立
1925年初他從議會獲得大元帥的頭銜，10月，伊朗第五屆議會投票表決，廢黜卡扎爾王朝的末代君主艾哈麥德。同年12月12日，伊朗國民議會將《基本法修正案》第36條的“波斯之立憲君主政體，由國王卡扎爾及其后裔，世襲統領之”改為“波斯之立憲君主政體，由人民經國民會議授予國王巴列維及其男性后裔，世襲統領之”，從而使巴列維王朝一誕生就有了憲法的“合法性”。與此同時，與王位繼承有關的第三十七條和第三十八條都相應做了修改，這次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的重大修改，標志著卡扎爾王朝的結束和巴列維王朝的誕生。1926年4月25日，禮薩·汗加冕登極，稱禮薩·汗·巴列維，成為巴列維王朝的第一代國王。巴列維王朝的建立，標志著西方君主立憲的政治形式與伊朗專制主義的歷史傳統兩者的結合。
禮薩·汗執政后，施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國強兵的改革措施，如大力加強中央集權制度，制定一系列現代法律以取代伊斯蘭教法，政教分離，加強軍隊建設，發展文化教育，改革風俗習慣，實現土地私有，宣布廢除治外法權，收回關稅自主權等。這些改革措施加快了伊朗的現代化步伐。 禮薩·汗派遣逾百人到歐洲留學，包括他的兒子。在1925年至1941年的16年間，禮薩·汗的發展計劃使國家都市化，公共教育的進展理想，專業的中產階層和工人階層涌現。
他宣布實行君主立憲制。一方面擴大王權，一方面積極推進政教分離。在平定伊朗各地的割據勢力后，他將全國劃分為49個州，由他自己委派官員進行管理，加強了中央集權。他推行世俗化改革，宣布廢除宗教司法特權，禁止婦女戴頭巾，以公歷代替伊斯蘭教歷。禮薩·汗嚴格控制伊斯蘭宗教勢力對政治的影響，削減宗教界人士在議會中的代表比例，限制宗教法院的權力并禁止宗教學者在國民法院中任職，關閉大批宗教學校，用新式學校來代替傳統的宗教教育，將清真寺、宗教學校的宗教財產大部收歸國有。在國際交往中，禮薩·汗盡可能地維護伊朗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宣布廢除列強在伊朗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收回外國經營的交通運輸權和關稅自主權，提前取消英國石油公司的石油租借權。為擺脫英國的控制，禮薩·汗積極向德國靠攏，德國勢力逐漸深入伊朗。
禮薩·汗推行的現代化舉措，包含西化和民族化的雙重內容。禮薩·汗當政期間，伊朗社會的諸多方面，從民眾服飾到建筑風格，從司法機構到教育體系，從民族國家的世俗意識形態到現代的工業生產和科學技術，皆表現出明顯的西化傾向。民族獨立和威權政治是禮薩·汗致力于追求的首要目標，所謂的西化抑或學習西方的諸多舉措，都旨在抵御西方列強的侵略，進而服務于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政治目的。禮薩·汗極力宣揚，所謂“王中之王”的統治曾經創造了伊朗輝煌的古代文明，伊斯蘭教則是舶來的信仰。與卡扎爾時代相比，禮薩·汗當政期間的民族主義，以強調伊朗的歷史傳統取代強調伊斯蘭的歷史傳統，進而以強調國王的權力和尊嚴取代強調安拉的權力和尊嚴，因此更具世俗的色彩。
王位更替
1939年9月1日，隨著波蘭戰役和英法海底隧道參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此局勢下，伊朗立即宣布中立。因為伊朗具有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1941年8月，英國和蘇聯以保障經由伊朗向蘇聯輸送戰爭物資的通道為由，分別從南北兩面進入伊朗。
1941年8月27日，阿里·曼蘇爾（AliMansur,1895～1964）內閣倒臺。幾天之后，按照蘇聯和英國的提議，阿里·福魯吉（AliForoji）領導的新政府通過決議，從伊朗驅逐德國及其盟國的使節和特務。禮薩·汗抵制該決議，拒絕同法西斯主義各國斷交，遂于9月16日在蘇聯和英國的壓力下被迫遜位，把王位交給了長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1941～1979年在位），也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巴列維國王。禮薩·汗原本打算前往加拿大，但英國要他避居非洲的毛里求斯，后來他又前往南非的約翰內斯堡。1944年7月26日，因心臟病發作，禮薩·汗在南非去世。后來，他的遺體被運送到開羅，葬于拉法清真寺。
1941—1946年盟軍占領期間，伊朗經濟蕭條，包括谷物、水稻、棉花和煙草在內的主要農作物產量急劇下降，工業生產亦呈負增長狀態，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嚴重，生活物資短缺。另一方面，盟軍的占領促使禮薩·汗當政期間備受壓抑的政治能量得到釋放，多元政治凸顯，新舊社會勢力激烈角逐。部落酋長、在外地主、教界上層人士和世俗知識分子紛紛登上政治舞臺，角逐國家權力，進而形成議會政治、政黨政治和君主政治多元并存的復雜局面。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的裂變和新舊勢力的消長，構成禮薩·汗退位后政治動蕩的歷史根源。劇烈的貧富分化和尖銳的階級對抗。
1949年，穆罕默德·摩薩臺創建民族陣線，基本宗旨是爭取國家資源的民族化、實現議會政治的民主化和推動伊朗經濟社會的發展。民族陣線首先致力于爭取石油資源的國有化，進而掀起聲勢浩大的民族主義運動。盡管加入民族陣線的政治組織具有不同的階級屬性，穆罕默德·摩薩臺的民族主義傾向超越了階級的界限，得到了包括保守派地主和歐萊瑪在內的伊朗社會諸多階層的廣泛支持。
1951年1月，穆罕默德·摩薩臺領導的民族陣線和阿亞圖拉阿卜杜勒·嘎綏姆·卡薩尼為首的教界人士聚集民眾，要求將伊朗的石油資源收歸國有，首開中東諸國石油國有化運動的先河。隨后，阿巴丹的石油工人舉行罷工，支持石油國有化。同年4月，穆罕默德·摩薩臺出任首相，繼而在議會通過石油國有化法案。5月1日，石油國有化法案由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簽署，正式生效，伊朗國家石油公司宣告成立。由于英國的抵制和封鎖，穆罕默德·摩薩臺政府致力于發展非石油經濟，調整外貿結構，擴大國內生產，強調進口替代型的經濟模式。另一方面，穆罕默德·摩薩臺政府采取多項自由化的舉措，呼吁改革選舉制度和恢復憲政，試圖擴大議會和內閣權力，削弱在外地主和傳統貴族的政治影響，限制君主權力，旨在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進程。進入1952年，巴列維國王與穆罕默德·摩薩臺政府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1953年8月，在伊朗軍隊將領、什葉派保守勢力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發動政變，穆罕默德·摩薩臺遭到逮捕，石油國有化運動隨之流產。
1954年，巴列維國王以賠償2500萬英鎊作為條件，中止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享有的石油壟斷權。此后，伊朗政府開始與西方數家石油公司聯合開發伊朗石油，利潤由伊朗政府與西方數家石油公司對半分成。1962年，伊朗政府的石油利潤分成增至56%。自60年代起，美國資本大量投向伊朗油田，進而操縱伊朗的經濟命脈，伊朗與美國的關系隨之進入新的階段，美國成為巴列維王朝的主要支持者，伊朗的政策與美國的利益趨于一致。
白色革命
20世紀60年代之前，伊朗農業依然沿用古老的方式進行生產，農業依然被一小部分地主把控著。農民在土地上進行耕作，與地主按比例分享成果，地主以地租的形式拿走絕大部分產出。不參與勞作的地主不僅在經濟上富足，還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同時，這種形式也導致農業產量長期低下。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伊朗人發出了變革的呼聲。20世紀60年代伊始，新上臺的美國肯尼迪政府更是向伊朗施壓，促使國王開始認真考慮施行土地改革。
1963年，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開始進行“白色革命”，意即通過改革以非流血的暴力改變伊朗的社會面貌。“白色革命”開始時提出六大原則，以后增至十二項，即廢除佃農制，凡是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均應重新分配而歸農民所有；全部森林屬于國家所有；將所有政府經營的工業企業出售給合作社和個人；出售企業所獲利潤由勞資雙方分享；修改選舉法，準備實行普選，特別是婦女都要參加選舉；建立知識分子大軍，凡是應服兵役的高中畢業生，均可擔任教師，全面改進國民教育；建立由各科醫生所組成的衛生工作者大軍，到農村去進行免費醫療工作；建立促進農業發展的大軍；所有農村都要建立公正的法庭；全部水利資源屬國家所有；制定全國性城鄉建設的規劃；改組所有政府機關，行政權力下放。
巴列維的“白色革命”是以土地改革和農業現代化為起點，涉及企業改革、婦女平權等諸多方面，在經濟上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戰略，一般消費品生產激增，對進口依賴下降，城鄉結構和人口比例也發生重大轉變，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伊朗的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也大幅提高；同時伊朗議會還在1973年批準第五個五年發展計劃，要在這五年內加大投資，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和石油天然氣的增長。
經過“白色革命”這種高速現代化的沖擊和洗禮，伊朗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例如，1941年國民經濟中農業占主要份額，到1977年資本主義生產占主要份額。白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推動了伊朗社會的發展，到70年代，伊朗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從“白色革命”的十二條原則來看，伊朗要從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但在實施的過程中，卻越來越追求經濟指標，而忽視社會的全面發展，尤其是政治現代化不能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從而出現嚴重腐敗問題。
伊斯蘭革命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伊朗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形成反國王的廣泛群眾運動。巴列維為緩和人民對現狀的不滿，于1977年8月又將他的社會改革增添新的內容，從原來的6項增加到19項，如建立衛生隊、實施免費教育、反對貴賣、限制房租。巴列維還在同年8月6日，將已任首相13年的心腹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免職拘押。任命執政的伊朗復興黨總書記、前財政大臣賈姆希德·阿穆澤加爾為首相。但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反對力量。從左派集團、民主派、少數民族到宗教人士，匯集成一股反國王運動的大軍，全國幾十個城市均爆發了反政府的騷亂，不斷出現流血沖突。
巴列維“白色革命”的改革計劃也遭到一部分人特別是宗教界人士的反對，這是因為土改范圍的擴大涉及清真寺所擁有的大量土地；選舉法修改的一項內容是承認婦女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被認為損害了宗教的神圣，違反了伊斯蘭教教教義。伊斯蘭教什葉派宗教領袖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猛烈抨擊國王提出“白色革命”的目的之一是打擊什葉派穆斯林的權威地位，他公開號召穆斯林起來推翻世俗的君主政權。伊朗民族主義力量則指責國王欺世盜名，其目的在于鞏固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
1977年，巴列維迫于國內外壓力，被迫放松政治控制。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指示他的學生利用這一時機，批評政府的錯誤。1978年1月，《消息報》發表匿名文章，攻擊霍梅尼是外國勢力的代言人，文章刊登后，立即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庫姆神學院約4000名學生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議。警察向示威人群開槍，造成數百人死亡的“庫姆慘案”。在霍梅尼的號召下，慘案發生后的第40天，伊朗全國多個城市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對慘案中的死者進行悼念。其中在大不里士，警察又開槍打死了100多人，制造了“大不里士慘案”。隨后，每隔40天一次的悼念活動逐漸動員了越來越多的群眾，參加者的宗教情緒也越發強烈。1978年9月8日，在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的動員下，德黑蘭約15000名群眾高呼“處死國王”“霍梅尼是我們的領袖”等口號上街游行，遭到政府的武力鎮壓，造成數百人傷亡。
巴列維王朝覆滅
隨著國內局勢的惡化，巴列維期望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卡特政府最初表示支持國王，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美國擔心如果伊朗爆發內戰，會導致伊朗落入蘇聯之手。于是美國放棄支持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并在伊朗軍方將領中積極游說，促成其保持中立，以確保伊朗實現政權的平穩過渡。當巴列維調集軍隊準備以武力鎮壓反國王運動時，美國為了保持它在伊朗和中東的長遠利益，要求巴列維向反對派做出讓步，以平息政治風潮。1978年8月27日，巴列維撤銷阿穆澤加的首相職務，任命對美友好的參議院前議長、巴列維基金會會長沙里夫·埃馬米為首相。埃馬米與宗教界有歷史淵源關系，上任后他竭力安撫宗教界和反對派，但未能如愿，伊朗的局勢進一步惡化。埃馬米轉而采取鎮壓手段，宣布對12個城市實行軍事管制。然而，占國民經濟總收入80%的石油工業的工人參加了罷工和示威，伊朗局勢陷于混亂。這時，美國認為能保證伊朗局勢穩定的力量唯有伊朗軍隊，于是要求國王起用軍人。
1978年11月6日，巴列維任命親美的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古拉姆·禮薩·愛資哈里將軍為首相，組成軍政府。軍政府也無法壓制如火如荼的反國王運動。同年12月1～3日，德黑蘭爆發了軍警與示威群眾之間大規模的流血沖突。1978年12月10日、11日，德黑蘭100多萬市民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示威者通過決議，擁護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為國家領袖，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蘭政府。12月31日，愛資哈里將軍辭去首相職務，軍政府垮臺。伊朗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混亂局面。1979年1月6日，大勢已去的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被迫出走。2月1日，流亡法國的霍梅尼返回伊朗。2月4日，霍梅尼委任麥赫迪·巴扎爾甘組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并擔任臨時政府首相。2月11日，革命力量接管了政府機關、電視臺、機場，以及巴列維國王的宮殿和官邸，伊斯蘭革命宣告勝利。4月1日，伊朗通過全民公決，98%的選民一致同意成立伊斯蘭共和國，同年12月通過了第一部憲法。新憲法確定宗教領袖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國家政治、經濟生活全面伊斯蘭化。
巴列維王朝是伊朗國家從分裂走向統一、從半殖民地走向民族獨立、從封建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王朝通過一系列改革，使得伊朗一躍成為中東地區的軍事經濟強國，確立了伊朗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的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等各個領域持續發展，使伊朗向現代化國家不斷邁進。巴列維王朝啟動了伊朗的現代化進程，奠定了伊朗現代工業的基礎。
疆域
禮薩·汗上臺后，將全國劃分為11個省和49個縣。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重新劃分全國政區，省區由10個增至23個。1979年伊斯蘭革命前夕，巴列維王朝有23個省、165個市，以及475個縣。
人口
伊朗人口結構由游牧人口、農村人口、城市人口三大部分組成。20世紀初總人口為986萬，人口年均增長率0.75%，農村人口532萬，占人口比為55%；游牧人口247萬，占人口比為24%；城市人口206萬，占人口比為21%。由于現代化的推進，傳統社會的人口結構發生劇烈變化。游牧人口由于大量定居而急劇下降，1976年時僅占1%的比例。農村人口由于向城市遷移而大量流失，但自然增長率提高，增長速度緩慢，1970年時有1725萬。城市人口迅速增長，1970年時為1310萬。
民族
從民族構成而言，伊朗是以波斯人為主體民族的，擁有多個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在伊朗的全國人口中，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為主要民族，此外還包括阿拉伯人、土庫曼人、猶太人等少數民族。
從民族分布格局而言，波斯人是伊朗的主體民族，主要分布在中部和高原地區，如德黑蘭、庫姆、哈馬丹、伊斯法罕、法爾斯、克爾曼、拉扎維霍拉桑等地。第二大民族阿塞拜疆人則主要居住在西北，如阿爾達比勒、東阿塞拜疆省等地。另一支少數民族庫爾德人也主要居住于西北地區，比如庫爾德斯坦，但也有少數居住于東北地區。阿拉伯人則聚居于西南地區，他們大多居住在波斯灣沿岸的省份，東北的地方也有零星的分布，比如拉扎維霍拉桑地區。土庫曼斯坦人分布于伊朗的東北部。俾路支人則聚居于伊朗東南方的錫斯坦—俾路支斯坦地區。整體上而言，作為伊朗主體民族的波斯人居于伊朗的中心地帶，而少數民族多居于伊朗國土的邊緣地區。
政治
行政體系
禮薩·汗當政期間，不斷完善官僚機構，在德黑蘭設立內務部、外交部、司法部、財政部、教育部、商務部、郵電部、農業部、交通部和工業部。禮薩·汗即位之初，政府雇員僅數千人；1941年禮薩·汗退位時，政府雇員增至9萬人。省縣兩級主要官員由中央任免，德黑蘭成為國家真正的權力樞紐。巴列維王朝實行議會君主制，選舉產生的議會依舊存在。然而，禮薩·汗當政期間，德黑蘭的宮廷重新成為政治生活的核心所在，國王則是至高無上的絕對君主。議員的人選由國王提名后交地方選區表決，議會選舉的整個過程處于內務部的監督之下，議會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性的作用而徒具形式。20年代后期，禮薩·汗引進法國的民法和意大利的刑法，頒布新的商業法和婚姻法，修訂沙里亞中若干不合時宜的法律條文，縮小宗教法庭的審判權限，進而削弱什葉派歐萊瑪在司法領域的傳統影響。
君主制度是伊朗傳統的政治制度。巴列維王朝建立以后，伊朗的君主政治日趨強化。1941年禮薩·汗被迫退位以后，君主政治一度削弱，諸多社會群體激烈角逐國家權力，進而形成多元的政治局面。自1953年政變開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把持著統治國家的絕對權力，凌駕于憲法和議會之上。憲政制度徒具形式，憲法如一紙空文，議會形同虛設。白色革命的發生，既是君主政治日趨強化的必然結果，亦是君主政治極度膨脹的集中體現。巴列維國王沿襲其父禮薩·汗當政時期的傳統，倚重官僚機構和武裝力量作為首要的統治工具，極力強化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伊朗官僚機構急劇膨脹，國家權力通過龐大的官僚機構滲透到城市和鄉村的各個角落，傳統地方勢力作為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橋梁和紐帶由于國家權力的廣泛擴張而不復存在。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作為軍隊的最高統帥，親自任免所有高級將領，參與軍事演練，并且經常身著軍裝主持國務活動。始建于1953年的薩瓦克由五千余名秘密警察組成，遍布各地和各個角落。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裝備精良的軍隊以及秘密警察成為巴列維國王獨裁專制的三大支柱。
黨派
禮薩·汗即位后，首先取締改革黨，解散社會黨，以新伊朗黨取代復興黨，繼而以進步黨取代新伊朗黨，直至取締進步黨，鎮壓共產黨。
巴列維國王當政期間，政黨政治并非民眾政治參與的外在形式，卻成為君主獨裁的御用工具。1958年，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宣布實行兩黨制，授意首相曼努切赫爾·伊格巴爾和內務部長阿薩杜拉·阿拉姆分別創建民族黨和國民黨，其中民族黨系議會多數黨和執政黨，國民黨系議會少數黨和反對黨；兩黨作為國王御用的政治工具，其成員均為唯命是從的王室寵臣。1963年，民族黨改稱新伊朗黨。1975年，巴列維國王宣布取締國民黨，復興黨取代新伊朗黨，成為唯一合法的政黨。巴列維國王宣布，復興黨的歷史任務是鏟除背離官方理論的思想傾向，實現伊朗人民的思想統一，實現國王領導的白色革命，推動國王的伊朗走向新的文明。復興黨的諸多舉措導致教界的反抗。
巴列維國王建立復興黨的目的，是擴大政治基礎，排斥政治異己，消除潛在的政治威脅。復興黨的建立，標志著君主獨裁達到頂峰。巴列維當政期間伊朗的世俗政治，包含排斥教界傳統政治影響和強化君主統治地位的雙重傾向。君主政治構成世俗政治的外在形式，世俗政治、君主政治和威權政治的三位一體則是巴列維當政期間伊朗政治的基本模式。
政教關系
在整個巴列維王朝時期，王權同宗教勢力之間的斗爭一直激烈。隨著巴列維政權的鞏固和進行資本主義現代化改革的需要，打擊和削弱宗教勢力成為國王改革的重要內容，王權同宗教勢力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在經濟改革快速推進的同時，巴列維的專制統治卻在不斷加強，快速發展的經濟同落后的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不斷擴大，導致腐敗橫生，貧富差距懸殊。最終，在伊瑪目霍梅尼的領導下，伊斯蘭革命在1979年取得勝利，在伊朗延續了2000多年的君主政體壽終正寢，取而代之的是獨具特色的伊斯蘭共和制政權，伊朗從一個親西方的世俗的君主專政國家，成了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
經濟
農業
農業是伊朗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土地構成伊朗傳統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和財富來源。20世紀20—30年代，政府以實物的形式征納土地稅，而作為工業原料的經濟作物則免征土地稅，進口農業機械亦免征關稅，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逐漸擴大，里海沿岸的變化尤為明顯。此外，政府聘請外國專家主持改良農作物和牲畜品種，開辦農業學校，成立農業銀行，由政府提供貸款，鼓勵農民改良土壤和開墾荒地。但農業生產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逐漸下降。在農耕區域，國家土地所有制逐漸衰落，國有土地明顯減少，私人地產呈上升趨勢。至禮薩·汗在位末期，國有土地僅占伊朗全部耕地的10%。地權的非國有化運動導致土地兼并的不斷加劇，鄉村的貧富分化現象日趨嚴重。分成制作為伊朗鄉村傳統的租佃形式占據主導地位，由此形成農民對于地主的依附關系。一般情況下，地主占有農產品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交納分成制地租的農民扣除各項費用之后則所剩無幾。這一期間，私人大地產成為伊朗最重要的地產形式。在外地主作為禮薩·汗政權的支持者，獲得統治鄉村和農民的廣泛權力。禮薩·汗保護地主的利益，將土地稅的繳納人由土地的所有者改為土地的耕作者，規定村社首領即卡德胡達斯不再由村民選舉而由地主任命。地主作為禮薩·汗時期巴列維王朝的重要社會基礎，在鄉村擁有廣泛的權力，支配著農民的命運。
白色革命前夕，鄉村人口約占伊朗全國總人口的70%。封建生產關系在伊朗鄉村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大地產與分成制租佃關系的結合構成鄉村經濟的基本模式，自耕農主要分布在伊朗人口稀少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農業地區邊緣。自然村落是伊朗鄉村社會的傳統組織形式，規模從百余人到數千人不等。在自然村落內部，農業生產與手工業生產密切結合，產品交換普遍采用實物的形式，表現為自給自足和相對封閉的狀態。在外地主遠居城市，委派管家監督農業生產。白色革命前伊朗鄉村社會的顯著特征是，在外地主兼有土地所有權與鄉村統治權。農民普遍固著于土地，處于依附狀態；在外地主及其管家凌駕于耕種土地的農民之上，儼然成為國家權力的象征。
1962年，由農業大臣阿爾桑賈尼起草的土地改革法案獲準實施。1963年，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正式宣布關于社會發展的六點綱領，其核心內容是土地改革，時稱白色革命。此后，土地改革在全國范圍普遍展開。1965年，土地改革法案附加條款獲準實施，白色革命進入第二階段。1967年，農場企業建立與管理法獲準實施，1968年，開發水壩下游土地公司建立與管理法獲準實施，白色革命隨之進入第三階段。1971年，政府宣布土地改革結束。
土地改革只涉及享有租佃權的無地農民，至于沒有租佃權的無地農民，約占鄉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則被排斥于土地改革的范圍之外。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并未導致鄉村人口平等的經濟地位，地產規模存在明顯差異。土地改革并沒有真正滿足廣大農民對于土地的要求，相當數量的鄉村人口仍然處于貧困狀態。顯然，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無意改善下層民眾的生活境況；其發起白色革命的真實目的，乃是通過地權的改變，否定在外地主對于鄉村的統治，密切國家與農民的聯系，擴大君主政治的社會基礎，鞏固巴列維家族壟斷權力的政治地位。
巴列維國王當政期間，伊朗的鄉村社會和農業生產經歷了深刻的歷史變革，白色革命則是推動鄉村農業深刻變革的關鍵因素。白色革命期間，伊朗鄉村的地權結構與社會結構發生明顯的變化。享有租佃權的無地農民中獲得數量不等的土地，原來擁有少量土地的富裕農民亦在土地改革的第二階段購置土地，在外地主對于鄉村土地的壟斷性占有和超經濟強制不復存在，人數眾多的小所有者成為鄉村重要的社會勢力。地權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經營方式的相應變化，實物分成的傳統租佃制明顯衰落，貨幣關系廣泛流行。隨著地權的轉移和經營方式的改變，封建主義在伊朗鄉村日漸崩潰。采用現代經營方式的大地產顯然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關；獲得土地的農民由于擺脫傳統的依附狀態，不同程度上具有支配生產的自主權利，加之貨幣關系的滲透，亦逐漸卷入市場經濟之中。與此同時，農業領域的資金投入呈上升趨勢，農業技術不斷改進。
伊朗的農業生產長期沿襲傳統的耕作模式。自公元前8世紀引進稱作卡納特的暗渠以來，直至20世紀50年代末，農業技術停滯不前。白色革命和土地改革不僅導致地權的轉移，而且促進了農業機械化的推廣。但伊朗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仍然相對緩慢。伊朗鄉村的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無疑由于白色革命的諸多舉措而發生明顯的變化。封建地產、家庭經濟和資本主義農場的此消彼長標志著伊朗鄉村傳統經濟社會模式的崩壞與現代經濟社會模式的長足發展，而農業生產關系的轉變與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非必然表現為同步的狀態。
工業
禮薩·汗當政期間的工業化舉措，主要是提高關稅、政府壟斷經營、國家投資現代工業和由國家銀行向私人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國家在工業和貿易領域的投資在財政預算中所占的比例增加。
自1925年開始，禮薩·汗著手建造穿越伊朗的鐵路。1948年，鐵路長度增至3180公里。1925年，伊朗全國的公路不足2000公里，而且大都年久失修。到1941年，伊朗擁有狀況良好的公路約1.4萬公里。1942年，伊朗的汽車數量達到2.5萬輛。1920—1933年，國內貨運費用降低到原來的三分之一，貨運時間降低到原來的十分之一。禮薩·汗當政期間，伊朗的現代化主要表現為現代工業的興起和工業化進程的啟動。1941年，伊朗的現代工業企業達到346家。1925—1941年，工業投資總額為2.6億美元，其中政府投資約占三分之一，私人投資約占三分之二，投資區域主要是德黑蘭、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和里海沿岸地區，投資的主要領域是紡織業和農產品加工業，包括34家紡織廠、8家制糖廠、1家大型卷煙廠以及為數眾多的茶廠、飲料廠、糧食加工廠和肉類加工廠。此外，政府和私人還投資興建水泥廠、鐘表廠、肥皂廠、造紙廠、玻璃廠和化學品廠，甚至計劃建造鋼鐵廠。工業化的進步導致現代產業工人的興起。1925年，伊朗現代產業工人不足千人；30年代末，包括石油工人、漁業工人和鐵路工人在內的現代產業工人達到17萬人的規模。
白色革命期間，在外地主被迫出售相當數量的地產之后，其投資方向亦由鄉村和農業領域轉向城市和工業領域，成為推動工業化進程的積極因素。工業投資的增長無疑是工業化長足進步的重要內容，政府投資、私人投資和國外投資構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時期伊朗工業投資的基本形式。白色革命初期，政府投資的規模尚不及私人投資。自60年代后期開始，伊朗的投資結構發生明顯的變化，政府的經濟干預隨之擴大。進入70年代，政府投資逐漸構成伊朗工業投資的主導形式，主要投資領域包括石油工業、冶金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國有企業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
與此同時，產業工人隊伍明顯擴大，進而成為重要的社會群體。產業工人作為巴列維當政期間現代化進程的受益者，最初并不熱衷于政治活動，經濟境況的改善是產業工人關注的首要問題。所謂的棚戶民缺乏穩定的收入來源，居于城市社會的最底層，大都屬于來自鄉村的移民。
商業
禮薩·汗上臺后，宣布廢除卡扎爾王朝與西方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成立伊朗國家銀行，從大英帝國銀行收回貨幣發行權和印鈔權，接管印歐電報公司和比利時人掌管的海關，禁止外國人在伊朗開辦學校、出任公職、擁有土地和未經允許在伊朗旅行，將外國資本局限于石油開采和里海漁業兩個領域。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經濟命脈，不斷擴大財源，國家歲入呈上升的趨勢。巴列維王朝對于糖、茶、煙草和燃料實行專賣制，歲入超過10億里亞爾。此外，土地稅亦構成巴列維王朝的重要歲入來源。自1937年開始，政府實行赤字財政，增加貨幣流通量。1925年，伊朗政府的財政收支大體相抵，至1941年，政府財政赤字高達7億伊朗里亞爾。
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不僅改變著城市與鄉村的人口比例，而且塑造著新興的社會群體，現代中產階級的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內部的人口結構逐漸形成新舊社會階層并存的多元狀態。在外地主、手工業者、巴扎商人和教職人員無疑是城市傳統社會階層的基本成分，資產階級和現代產業工人則構成城市新興的社會階層。
文化
伊朗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多元文明交融薈萃，文化成分復雜多元，但主要成分可以歸納為:波斯文化、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文化。這種三元文化結構賦予伊朗文明鮮明的個性特征，并從深層影響著伊朗民族復興思潮的發展演進。
宗教
歷史上，伊朗人信奉瑣羅亞斯德教，公元7世紀，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信仰伊斯蘭教，主要為伊斯蘭教的什葉派。
什葉派伊斯蘭文化是伊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元7世紀，伴隨阿拉伯人的征服，伊斯蘭教傳入伊朗。此后，伊朗經歷了漫長的伊朗伊斯蘭化與伊斯蘭伊朗化雙向互動過程。公元16世紀，薩非王朝宣布伊斯蘭教什葉派為伊朗的國教。波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融合程度進一步加深，什葉派文化逐漸內化于伊朗文化深層。伊朗的文明在某種程度上講也是宗教文明。伊朗在歷史交往過程中，不僅離不開宗教價值系統帶來的強烈文化政治歸屬性，而且宗教因素深深滲入到社會生活底層之中，凝結為群眾社會心理。因此，什葉派宗教文化是伊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力量是推動伊朗民族主義革命和改革運動的核心力量之一，伊朗的民族復興思潮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文化的影響。
自薩非王朝以來，伊朗的政治傳統一直是統治者負責統治世俗世界，但是宗教需要給予統治者以統治合法性，統治者則以保護宗教界的利益作為回報，因此兩者是彼此分離但相互合作的。當禮薩·汗要進行某些政治作為的時候，就勢必要與宗教人士達成妥協，或者獲取他們的認同。而一旦雙方達不成共識，那么宗教人士將成為政治統治者的巨大阻力。特別是，禮薩·汗深受世俗民族主義的影響，強調波斯文化傳統。這也奠定了巴列維王朝民族建構的基調。但同時，這對傳統的宗教階層和宗教認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兩者的矛盾貫穿于整個巴列維王朝時代。
語言
伊朗是多語言的國家，從語系來說，伊朗的語言主要屬于印歐語系、亞非語系、阿爾泰語系。波斯語是伊朗人使用最廣泛的語言，并且很多地方的語言都是波斯語的變體。其他語言，諸如阿拉伯語、庫爾德語、阿塞拜疆語，也都是伊朗語言構成的一部分，但是這些語言的使用者基本上都會學習波斯語，使用這些語言也只局限于少數民族聚居的區域。對于伊朗影響最大的有三大語言，即波斯語、阿拉伯語和土庫曼語，此外還有很多其他語言，很多語言之間并不相通。
禮薩·汗的語言政策，總結起來主要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對波斯語進行現代化和純凈化的革新；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波斯語，并采取壓制少數民族語言的策略；對待外來語的政策。禮薩·汗對待少數民族語言采取了高壓的政策。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上臺后，強制同化少數民族的政策的實施也得到了放松。但這并未消除少數民族的民族認同，以及對國家的不滿。一些庫爾德自治區人和土庫曼斯坦人接連反叛，并且將本民族的語言作為官方語言。巴列維國王鎮壓反叛后，采取相對溫和的政策推廣波斯語，同化其他少數民族。一方面，他強調波斯語作為越南語的地位。另一方面，巴列維國王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少數民族的語言發揮一定的作用。巴列維國王對于少數民族的語言政策就相對寬松，更多的是基于國家認同的角度來實行政策的。
巴列維王朝的語言政策深受語言民族主義的影響，無論是將民間興起的語言純潔化提升為官方支持的行為，還是對于地區少數民族采取抹殺語言的政策，都是其純粹化波斯語的體現。在這樣的過程中，語言成為民族建構的重要工具。想要進入國家機構任職就必須通曉波斯語，教育系統也會成為官方語言的推廣的工具，而地方方言由于沒有國家政權的支持，是沒有能力與官方語言對抗和競爭的。
教育
巴列維王朝建立后，禮薩·汗為了實現其民族主義、世俗化和西方化的三大目標，認為建立一個現代的教育體系至關重要，開始了教育改革，這一時期成為伊朗現代教育事業的奠基期。但鑒于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教育改革面臨各種危機，很多方針政策并沒有真正實施。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位后，深受禮薩·汗教育思想的影響，深刻認識到教育是實現其意識形態、推動國家進步和延續統治的重要工具。其執政時期，在教育領域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利用日益增長的巨額石油收入，大力推進伊朗教育事業的發展，其教育經費一度增加到國家預算的五分之一，白色革命中的掃盲運動也取得了不菲成績。巴列維國王時期的教育成為塑造現代伊朗的最重要的社會工具之一。教育體系培養的眾多畢業生，他們在政治、行政、經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塑造了國家的新面貌；政府實行統一的全國教育體系，在促進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方面也有貢獻，此外教育也對改善婦女的地位產生了重大影響，總之為伊朗國家的現代化做出貢獻。由于專制政體和傳統觀念的制約，伊朗這一時期的教育發展也存在諸多不足。伊朗巴列維王朝的教育改革成就和缺陷給伊朗社會帶來深層的社會矛盾，大學逐漸變成政治運動的溫床，成為伊斯蘭革命爆發的重要因素之一。
外交
17世紀以來，伊朗始終處于英俄兩個大國勢力的影響中。伊朗歷代統治者一直試圖借用外部力量擺脫英俄的控制，設想伊朗與一個第三強國建立緊密聯系，以此抵消英俄對伊朗的影響和控制。禮薩·汗上臺后，對外正式提出“第三國外交”戰略。這一戰略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時期。第一階段為1922年至1927年，伊朗引進美國勢力，但由于美伊雙方的巨大分歧、英蘇從中作梗和排擠、一戰后美國在世界影響力不夠強大等原因，美伊關系破裂，美國勢力被迫撤出伊朗。第二階段為1927至1941年，一戰后德國勢力大增，阿道夫·希特勒上臺后向外擴張，禮薩·汗借機引進德國勢力以抗衡英蘇。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禮薩·汗對外宣稱伊朗“中立”政策，實際仍實行親德政策。這遭到反法西斯主義反法西斯同盟的反對。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這改變了伊朗的親德政策，同年英蘇聯合出兵占領伊朗，清除了在伊朗的德國勢力。第三階段為1942年至1946年，伊朗通過出讓石油租讓權等方法，引入美國勢力，讓美國勢力更多的介入伊朗事務，促使英蘇撤軍。
1953年，美國幫助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重新掌握政權，此后伊朗的外交幾乎全面倒向美國，美國的援助給伊朗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同時也導致了伊朗在這一時期過度的依賴于美國。60年代后，巴列維利用伊朗綜合國力的增強，靈活處理與大國及周邊國家的關系，增加了與蘇聯和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接觸。但直至巴列維王朝覆滅，始終并未擺脫美國的影響。
軍事
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依靠巨額石油美元快速武裝起一支擁有先進武器裝備的強大軍事力量，當時號稱“中東第一軍事強國”和世界第五大軍事力量。禮薩·汗發動軍事政變、自任陸軍大臣后掌握軍權。他著手改組波斯的軍事體制，成立總參謀部，朝著軍隊現代化的方向發展。隨后他頒布了取消所有的雜牌軍（主要指地方武裝和部落武裝力量）和建立新軍的命令。到1924年，波斯陸軍擴大到45000人，還有一支規模不大的海軍艦隊。1925年，禮薩·汗推翻卡扎爾王朝建立巴列維王朝后，大力加強軍事力量，建立了陸海空三軍，形成現代軍隊的雛形。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美國的支持下，巴列維王朝利用豐裕的“石油美元”，實施大規模擴軍政策。巴列維為了稱霸海灣及中東地區，宣稱盡快使伊朗成為世界第五大軍事強國，著手建立強大的軍事機器。伊朗的國防預算從1963年不足3億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90億美元，占伊朗國民生產總值的15%以上，為當年世界各國軍費開支的第七位。1978年的國防預算達100億美元，占政府財政預算的24%。伊朗主要向美國大規模采購武器裝備，還向英、法、德、意、荷等西歐國家大量購買武器。據統計，1973～1977年，伊朗從國外共采購152億美元的軍火，此外還向國外訂購了價值120億美元的武器，預計1978～1980年交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甚至為伊朗提供了北約集團尚未配備的先進武器，如美國提供的驅逐艦上配備有精確的對空射擊裝置。伊朗軍事力量的急速加強，引起了海灣地區其他國家的普遍不安。同時，伊朗軍事力量的超常擴張消耗了巨額資金，嚴重影響社會各方面的均衡發展，給巴列維政權帶來苦果。1963年伊朗軍隊的人數還不足20萬，1978年增加到近40萬人。截止到1977年6月，伊朗陸海空三軍的總兵力為38.3萬人，還擁有機載雷達預警系統飛機、電子導向導彈等新式武器。
歷任君主
參考資料 >
Pahlavi dynasty.Britannica.2024-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