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是指1991年12月26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分裂為15個國家的事件。
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到赫魯曉夫時期，政治上體制高度集權，個人崇拜盛行；經濟發展上陷入停滯，輕重工業比例失調，發展畸形；國際上與美國軍備競賽，受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影響；社會上加盟共和國要求獨立的呼聲愈高，民族矛盾尖銳，意識形態混亂。同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大量提拔親信，形成特權階層，導致腐敗盛行，對蘇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方面都產生消極影響。
首先是1989年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共和國主權宣言，宣布為主權國家。此后一年間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要求實現政治體制自由化。1989年11月，東、西德兩國之間開放了國界，柏林墻被摧毀。10月3日，民主德國不復存在，與德國實現統一。1990年7月12日，鮑里斯·葉利欽（蘇聯解體后首任俄羅斯總統）在蘇共二十八大上率先宣布退出蘇共。6月12日，俄羅斯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總統選舉，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1993年12月12日，改稱為“俄羅斯聯邦”。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職務；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蘇聯正式解體，分裂成15個國家。原屬蘇聯海外的一切財產、存款、外交機構、使領館等均由俄羅斯接收。
蘇聯的解體結束了東西方長達四十年的冷戰狀態，兩極格局終結，世界格局多極化發展，同時形成了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從地緣政治上，蘇聯解體緩解了周邊國家的壓力，世界進入相對持久的和平環境，越來越多的國家、經濟體卷入了發展市場經濟大潮，經濟全球化發展加快。蘇聯解體是20世紀世界史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同時也是俄羅斯社會發展的重要節點。國家職能嚴重退化，弄虛作假盛行，貪污腐敗成風；休克療法的財政貨幣緊縮政策，使得俄羅斯原本資金短缺型的經濟越發拮據；俄羅斯人口貧富兩極分化比例擴大，犯罪行為增多。蘇聯解體是社會主義事業前進道路上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損失，使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受到極大的削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于社會主義國家。
歷史背景
政治背景
政治體制改革緩慢
赫魯曉夫政治體制改革
蘇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是蘇聯最高蘇維埃，在地方則是各級蘇維埃。從約瑟夫·斯大林時期開始，蘇共是執政黨，黨的領導人員兼任國家機構的領導人員，從上至下的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集中到黨的書記手中。由此經過權力的層層集中，形成了個人領導的體制。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繼任后對蘇聯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革，主要批判了斯大林個人崇拜與加強集體領導。首先是黨政最高領導職務分開，不能同時兼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與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馬林科夫辭去蘇共中央書記，主要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一職。其次赫魯曉夫提出了干部更新制度，對約瑟夫·斯大林時期的干部領導終身制做出了改變，要求每次選舉都要按照一定比例對領導人員進行更換。1958年3月，赫魯曉夫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身份兼任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黨政最高領導大權集于一身，集權現象依舊存在。
勃列日尼夫政體改革
1964年10月16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擔任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廢除了”干部更新制度”，采取穩定領導干部隊伍和提高領導干部素質的方針。蘇共二十三大上對黨章進行了修改決定取消關于干部更新的有關規定。干部更新制度的廢除，導致管理機構和人員日益龐大，其中蘇聯部長級干部達830人，國家部委領導干部人數近100萬。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接替的尤里·安德羅波夫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兩人先后執政共28個月便去世。在這兩人當政時期，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并不顯著，基本上沿用了之前領導人的政策。
戈爾巴喬夫政治改革
1985年3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后，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戈爾巴喬夫在1986年的蘇共二十七大上提出“社會主義人民自治”是政治體制發展的主要方向，通過“直接民主”的形式，讓人民群眾參與到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的管理中來。次年11月戈爾巴喬夫的重要理論著作《改革與新思維》發表，在書中對改革的根源、前景、步驟等做了詳細論述，在其中強調政治體制要全面實現高度民主化的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的人民自治。“民主”和“公開”使得蘇聯社會上對政治改革緩慢和經濟發展停滯有了進一步認識，批判和鏟除斯大林模式成了蘇聯人的呼聲。1988年6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全會上，正式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了日程。但缺乏宏觀決策和相應的配套措施，加上繼續優先發展重工業，致使經濟持續滑坡，人民生活水平繼續下降，同時引發了蘇聯的特權階層強烈不滿和社會動蕩。
民族矛盾尖銳
加盟共和國利益受影響
蘇共高度集權領導體制使得各個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地位喪失，蘇共中央往往著重于全蘇聯的利益，忽略了各個地區的特殊利益。全蘇聯的利益與各個加盟共和國的利益不能完全一致，各個加盟共和國與蘇共中央的矛盾和離心力逐漸加強。波羅的海諸國就提出：他們在加入蘇聯之前，國內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和北歐諸國相同，在加入后，受到蘇聯經濟體制和政策的影響，反而與北歐國家的差距拉大。在赫魯曉夫上臺后，對于調解民族矛盾和地方問題采取了一些措施。1957年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徹底糾正1943年底至1944年初車臣人、卡爾梅克人等從北高加索地區被遷徙至中亞地區和廢除了他們的民族自治的錯誤做法。然而，此次針對少數民族的平反工作并不徹底，沒有允許所有被遷徙民族返回他們的原住地和恢復民族自治，地方和蘇聯中央的矛盾并未解除。
壓制民族獨立運動
1922年12月蘇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決定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所有的獨立共和國自愿聯合且享有平等權利。但是在次年召開的俄共十二大上，當時主張平等入盟的格魯吉亞黨的領導人被打成民族主義集團，并在30年代約瑟夫·斯大林“大清洗”當中被槍決，后來，格魯吉亞的部分知識分子鼓吹獨立，又遭到清洗。因此，格魯吉亞的民族獨立運動一直沒有停止，反而不斷加劇。
20世紀80年代中期，波羅的海沿岸的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三國要求脫離蘇聯的呼聲高漲，這三個國家分別成立了“人民陣線”組織，此地區的民族矛盾也更加尖銳。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在歷史上與俄羅斯就積怨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三國的民族主義政府先后被蘇維埃政權取代，并且在1940年三國加入蘇聯時有大量民族主義者反對加入，為此有大批人被逮捕和槍殺。1944年蘇聯軍隊解放波羅的海三國時，約瑟夫·斯大林對該地區的民族主義者再次流放、鎮壓、逮捕。赫魯曉夫時期給在戰時受過不公正待遇的民族平反，在其中并未涉及到波羅的海沿岸三國的民族，到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時期，依舊未給予昭雪，這就導致此三國與蘇聯的矛盾不斷加深。外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也是民族矛盾較為尖銳的國家，從1988年后兩國圍繞領土問題發生多起暴力事件，沖突長達六年。
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蘇聯推行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政策不斷加深著其他民族的反抗心理和情緒，使得其離心傾向和不滿情緒增長。烏克蘭的民族傾向在80年代以前一直被蘇聯當局嚴厲鎮壓，政局較為穩定。隨著80年代蘇聯整體經濟惡化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影響，烏克蘭要求經濟獨立和民族主義傾向迅速增長。1989年至1990年，15個加盟共和國中有14個國家都出現了民族問題引發的沖突。1989年，摩爾多瓦的民族問題也較為嚴重，多次發生了大規模的暴亂事件和民族沖突，其要求脫離蘇聯獨立的情緒強烈。同時受到蘇聯總體局勢的影響，中亞五國的宗教問題和民族矛盾被激化，其內部要求的民族獨立的呼聲強烈。
特權階級腐敗
隨著蘇聯體制的僵化、權力不斷的集中以及在領導干部中存在的腐敗現象，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后期蘇聯社會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被稱之為“特權階層”。這一階層的成員主要是黨、政、軍、社會團體的領導干部和部分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掌握著各級機構的權力，為自己及家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反對任何動搖這一體制的改革。蘇聯的精英們享有較好的物質特權，一些特殊商店也只針對他們開放，向他們提供西方進口的一些產品，還有住房保障和特殊待遇，這一切都是嚴格按照職位高低來確定的。
在陳之驊等人所著《蘇聯興亡史綱》中記載20世紀70年代西方學者如英國蘇聯問題專家默文·馬修斯等，統計當時蘇聯的“特權階級”人數在25萬左右，占蘇聯總人口千分之一。博哈諾夫等所著《20世紀俄國史》中介紹，該特權階層大約有50-70萬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共有300萬之多，約占全國人口的1.5%。英國薩里大學蘇聯問題專家馬修斯也提出當時蘇聯特權階層總人數在25.5萬人左右。
經濟背景
經濟改革失敗
1936年蘇聯剛剛實現工業化后，約瑟夫·斯大林宣布蘇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1959年，赫魯曉夫又提出蘇聯已經進入了“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時期。到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又認為蘇聯早在60年代末就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現在要向共產主義過渡。因此，蘇聯在經濟政策上存在只根據生產關系的狀況來判斷當時社會所處的階段，為了進入社會的某一階段，不顧生產力水平強行升級和過渡生產關系，這種脫離生產力的生產關系革命論導致了經濟體制的僵化。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1985年上臺，試圖扭轉這種停滯僵化的局面，進行了非常激烈的改革，針對蘇聯經濟存在的“停滯”情況提出了“根本改革經濟體制”和“加速經濟發展”的戰略。1985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了到2000年前的15年蘇聯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方針，包括國民收入和工業產值增長一倍；勞動生產率增長5.7%-6.3%；改善社會生活條件的資金增長一倍；人均實際收入增長60%-80%，并且保證到了2000年每家都擁有一套單獨的住宅。但是未能從根本上突破傳統經濟發展戰略的局限，尤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斷，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加速發展戰略未能持續和真正實施。
1987年6月，蘇共中央全會上通過《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將企業作為改革的出發點，突破了原本的計劃經濟體制。根據戈爾巴喬夫的計劃，1988年起大部分企業和公司都應實行《蘇聯國營企業法》，到次年全部完成企業的過渡，至1990年，經濟體制將實現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但是戈爾巴喬夫的經濟體制改革受到傳統利益集團的阻撓，改革遇到阻力和困難，進度緩慢。其次是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提出改革經濟體制的同時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推動經濟體制改革。政治改革引起了社會混亂，經濟改革被政治斗爭打斷，導致經濟形勢惡化，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失敗。
聯盟經濟基礎喪失
1988年10月“愛沙尼亞人民陣線”舉行大會通過了經濟綱領，要求境內的工業企業交還本共和國；征稅辦法和稅額由本國預算再向聯盟繳納共和國稅，當時蘇共中央對此沒有作出反映。22日，“立陶宛爭取改革陣線”成立，蘇共中央同樣未作出反映，蘇共中央在經濟權限上對各個加盟共和國讓步。次年9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提出擴大各個加盟共和國的權利將加盟共和國與蘇聯的經濟關系建立在合同的基礎上。但是這一方案并未解決問題，爭取經濟主權的活動超出了波羅的海三國，擴展到俄羅斯共和國。1990年5月鮑里斯·葉利欽當選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后，聲明要實現俄羅斯聯邦的主權；7月16日烏克蘭也通過主權宣言，宣布經濟獨立；27日，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發布主權宣言，宣布境內土地、礦藏等自然資源均是白俄羅斯人民的財產。
8·19事變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繼續向共和國讓步妥協。9月2日戈爾巴喬夫同10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發表共同聲明，指出所有共和國都應締結經濟聯盟。10月1日，“主權國家經濟共同體條約”在阿拉木圖簽署，聯盟的中央權力和財產歸各共和國所有。主權國家經濟共同體條約的簽署和各國對聯盟財產的瓜分標志著蘇聯在法律和事實上失去了獨立存在的經濟基礎。
經濟與產業崩潰
蘇聯在經濟政策上長期依靠大量投入來維持其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模式粗放且實行計劃經濟，不參與市場競爭，這就導致蘇聯的經濟較為封閉。同時期西方國家加大了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的力度，而蘇聯的經濟往來基本僅限于社會主義國家或經互會的成員國，投資的落后也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影響。1980年世界貿易出口額在世界GNP中占比達21%，而到了1988年，蘇聯對外貿易出口額僅占其GNP的7%。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為了與美國競爭，大力發展重工業，輕工業長期處于停滯狀態，而在重工業上也是優先發展了與軍事工業相關的機械制造業。蘇聯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重在1966年-1970年間為1.04:1，這一數字在1971年-1980年間發展至1.28:1.國民經濟上軍事化的程度加深，危害了農業、輕工業等與生活水平相關的產業，長期的經濟畸形和比例失調也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經濟因素。
20世紀80年代，蘇聯極度依賴油氣出口收入來維持經濟運轉，油氣價格下跌使蘇聯國力遭受重創。
思想文化禁錮與意識形態危機
約瑟夫·斯大林執政后，蘇聯共產黨內意識形態工作受到政治斗爭的影響，趨于教條化。在實踐中，蘇共的意識形態重點在階級斗爭上，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論斷成為了判斷敵我、是非的唯一標準。此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經過蘇聯共產黨領導人的解釋后被奉為經典，不允許質疑，造成了理論成為政治上攻擊對手的工具，導致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僵化和思想禁錮。
斯大林逝世后開始對文化界的嚴格思想控制有所減弱，國內外政策發生轉變。1953年3月以后，蘇聯社會的精神氛圍發生變化，“解凍”的概念作為描述這一變化特征的隱喻被廣泛使用。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引起全國轟動。以此為界限，蘇聯社會的精神生活分為二十大“之前”和“之后”兩個時期，把人劃分為徹底揭露個人崇拜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革新者”和“守舊者”。赫魯曉夫所表達出來的批判，被許多人理解為重新思考國家前一個歷史階段的信號。二十大之后，蘇共領導層對文化界公開的思想壓力開始減弱。“解凍”年代，在國內形成了一個龐大和關注的讀者群，他們聲明自己有獨立評價、選擇好惡的權利。
戈爾巴喬夫改革開始后，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上采取了完全放開的政策，這使得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到歷史和社會的陰暗面上。由于措施不當，超出了限度，成為了人們攻擊蘇共的口實，在蘇聯社會上掀起了否定約瑟夫·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到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運動。作為執政黨的蘇聯領導人們對這種傾向未能阻止，使得蘇聯社會的思想產生動蕩，造成了信仰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
軍事方面
軍備競賽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判斷國際局勢不會緩和，再加之面臨西方國家的遏制，使得蘇聯為了占據軍事優勢在軍事建設上投入過多。蘇聯在60~70年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軍費開支有增無減。1963~1973年，蘇聯軍費開支總額為6740億美元，年增長率為3%；1971年為740億美元，1973年增至860億美元，1975年又增至1023億美元。蘇聯軍費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大于美國。蘇聯1975年軍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美國從1965年到1969年越南戰爭期間軍費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8.4%到9.5%；但在1969年以后連年下降，1977年占5.4%。西方估計，蘇聯在國防總的研究和發展工作方面開支比美國多20%;在一般部隊方面多20%;在采購數量方面多25%;在進攻性戰略核力量方面多60%。為了奪取軍事優勢，蘇聯大力擴充軍隊。蘇聯軍事人員(不含邊防軍和內衛軍)已由1965年的331萬人增至1976年的427萬人;同時，美國軍隊總兵力卻由266萬人減至208萬人;蘇聯的兵力比美國多200萬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來，蘇聯的軍費開支逐年上升，尤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領導人不惜撥出巨額資金來發展軍備，企圖奪取軍事勢力。這個時期，蘇聯的軍事開支約占其國民生產總值11~13%，軍費增長率保持在4~5%，比美國同期的軍開支大約高出30%。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統計的數字，19年蘇聯的軍費為1750億美元，高于美國1150億美元。在80年代中期，在全面衡量戰略武器的13項主要指標中蘇聯有10項居領先地位。從總體上看，蘇聯取得了對美國的大體戰略均勢。這固然是蘇聯的一大進展，但在經濟上與美國的差距卻越來越大。
一方面，為了保持軍事優勢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將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花費在軍事工業上，犧牲了民用工業的發展，最終導致經濟畸形發展；另一方面，高額的軍費支出耗費了社會資源，阻礙了民用技術的發展，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實力。
阿富汗戰爭
1975年12月蘇聯與阿富汗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1978年阿富汗內部發生動蕩，部落穆斯林武裝控制了阿富汗一半多的地區，阿富汗領導人在國內鎮壓反對派和政見不合者，引起了蘇聯的抗議。次年夏季，蘇聯專門成立了“阿富汗問題委員會”，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與政治局委員討論后，決定出兵阿富汗。從12月25日開始，蘇軍開展“風暴行動”，五萬蘇聯軍隊從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進入阿富汗，阿富汗各個戰略要點和重大城市被蘇聯占領，阿富汗實際上處于蘇聯的占領當中。蘇聯的入侵引起了阿富汗的強烈抵抗，阿富汗抵抗軍以穆斯林武裝為主，到1982年已經發展到了10萬人。這場戰爭持續10年，蘇聯軍費支出數百億美元，軍人傷亡5萬多人，最終也未能使阿富汗屈服。阿富汗戰爭不僅使得蘇聯在國際社會中陷入困境，其龐大的軍費支出也加重了經濟壓力。
國際因素
西方和平演變
20世紀80年代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出現問題，與此同時西方國家開始推行其意識觀念。1989年，美國改變了對蘇聯多年的遏制政策，轉為實行積極發展關系、擴大聯系和合作來將蘇聯納入西方體系之中。西方將這個戰略稱為“順應了蘇聯經濟和政治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冷戰時期對蘇聯的經濟制裁，試圖通過人權、新聞自由、民主化、私有化等手段對蘇聯施加影響。
在地域上，西方一直將波羅的海三國作為分離蘇聯的主要活動目標。從外交上，美國一直宣揚這三國時被蘇聯強行占領的，美國不承認蘇聯對這三個國家的兼并；另一方面，蘇聯寄希望于西方的經濟援助，在西方“保證民主”，“民族自決”的壓力前采取妥協退讓，以至于西方國家在蘇聯的介入程度越來越深，從開始對蘇聯的“改造”使其融入西方社會轉為了“瓦解”蘇聯。
直接因素
民族危機全面爆發
蘇聯成立之時，對各地民族主義和獨立意識的估計不足，蘇聯憲法留下了各個加盟共和國脫離聯盟獨立的漏洞。此后蘇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又使得各個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喪失，引起不滿，滋生了地方獨立傾向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銳。在赫魯曉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蘇聯的民族關系開始出現問題，各個加盟共和國和民族地區的領導人向蘇聯中央爭取權力，民族分立的苗頭出現，但是沒有發展到影響蘇聯統一的情形。
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推動“新思維”改革后，一些歷史真相如波蘭的“卡廷森林慘案”和1944年蘇聯政府對車臣族的流放等事件被解禁并曝光，后來這些事件得到了平反，但激化了蘇聯所長期存在的民族、歷史矛盾。1986年12月1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開會決定：由俄羅斯族人根納基取代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心腹庫納耶夫擔任哈薩克斯坦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16日，阿拉木圖的青年學生示威游行反對派俄羅斯族人領導哈薩克族，最后政府下令采取強制措施，逮捕了大批示威群眾和開除了一千多名學生。同時還有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南奧塞梯沖突、中亞地區的民族沖突、外高加索地區的納卡沖突、克里米亞韃人問題等。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執政后實行的思想路線、執政路線和組織路線致使蘇聯陷入國家危機。蘇聯國內存在的民族危機全面爆發。
蘇共基層組織癱瘓
1987年蘇聯共產黨尚有黨員1900余萬人，基層黨組織44萬余個，黨小組70余萬個。在蘇共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基層黨組織處于被動服從狀態，自身積極性不高。戈爾巴喬夫改革后，蘇共內部組織出現了混亂和失控，黨員數量流失嚴重，基層組織減少，從1989年1月到次年1月，黨員減少290萬人，黨組織減少近50%，新發展黨員數量也呈現出下降趨勢。
而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批評蘇共的民主集中制后，就導致蘇共基層黨組織與上級領導關系之間出現裂痕。基層黨組織不再服從區委、市委的領導，這就進一步削弱了蘇共的實力，同時在選舉浪潮下，蘇共地方的黨委只能交出權力。維爾紐斯的阿爾法生產聯合體將黨委書記的權力剝奪并將其驅逐出勞動集體委員會；烏拉爾機器制造廠投票通過將廠內和黨委相關的部門驅逐出工廠。
獨立過程
1989年
首先是1989年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共和國主權宣言，宣布為主權國家。
同年年底，民主德國舉行大規模示威游行，要求實現政治體制自由化。1989年11月，東、西德兩國之間開放了國界，柏林墻被摧毀。
1990年
1990年1月，在緊急召開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德國統一社會黨更名為社會民主黨，早先曾經為東德持不同政見者辯護的法學家基西成為改革后的黨的主席。1990年2月28日，美國總統布什致電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態度強硬地認為統一后的德國必須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里；戈爾巴喬夫回復說考慮一下。1990年3月5－6日，民主德國總理漢斯·莫德羅訪問莫斯科，戈爾巴喬夫對記者們表示：“絕對排除”統一后的德國以任何形式加入北約的可能性。1990年3月民主德國舉行的人民院選舉中，贊同與西德基督教民主同盟結盟的政黨集團獲勝，該政黨集團要求與西德統一，形勢進一步激化。
1990年1月10日，鮑里斯·葉利欽在會見日本《東京新聞》記者時表示，他堅持取消共產黨一黨專政和獨裁統治的憲法條文。2月4日，葉利欽在莫斯科20萬群眾集會上發表講話再次攻擊共產黨實行專制統治，呼吁把多黨制寫進蘇聯憲法。5月29日，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后發表聲明，他將致力于實現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主權。6月12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發表《國家主權宣言》，宣布俄羅斯聯邦在其境內擁有“絕對主權”。7月12日，鮑里斯·葉利欽在蘇共二十八大上率先宣布退出蘇共。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于恢復國家獨立的宣言性文件，宣布脫離蘇聯、恢復其國家的獨立，更改國名為“立陶宛共和國”。1990年3月30日，愛沙尼亞通過了關于恢復國家獨立的宣言性文件，5月4日，拉脫維亞通過關于恢復國家獨立的宣言性文件。
1990年6月5日，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與美國國務卿貝克在哥本哈根會晤，在這次會晤過程中，確定有關德國的事宜。
8月20日，亞美尼亞改名“亞美尼亞共和國”，1990年8月24日，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召開會議，烏克蘭共產黨領導人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克拉夫丘宣布退出蘇共中央、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和政治局。當天，烏克蘭最高蘇維埃宣布烏克蘭獨立。
9月12日，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聯邦德國在莫斯科簽訂了德國統一的條約，統一后的德國承認戰后與波蘭、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劃定的邊界。10月3日，民主德國不復存在，與聯邦德國實現統一。
1991年
1991年1月13日，鮑里斯·葉利欽以俄羅斯聯邦國家元首身份與波羅的海地區三共和國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鎮壓獨立自主運動，造成流血事件。2月19日，美聯社報道，葉利欽在莫斯科發表電視講話，要求戈爾巴喬夫辭去蘇聯總統職務。3月10日，民主俄羅斯在莫斯科舉行幾十萬人群眾集會，提出要有組織地奪取聯盟中央政權和取締蘇共，呼吁戈爾巴喬夫辭職，推舉葉利欽為蘇聯總統。3月17日,蘇聯全國就是否把蘇聯作為被革新的平等的主權共和國聯邦保留下來的問題,舉行全民公決投票，結果，76.4%的投票人贊成保存聯盟，這是蘇聯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全民投票的形式來公決國家大事。但后來的事態表明，全民公決并未在事實上真正保證人民意志的實現，少數人根本不顧這次公決的權威，同時也沒有舉行新的全民公決。在全民公決后，蘇聯有關機構開始進行新聯盟條約的起草工作。6月12日，俄羅斯舉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總統選舉，鮑里斯·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
3月11日、30日和5月4日，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國最高蘇維埃宣布脫離蘇聯恢復國家獨立的地位。8月23日，亞美尼亞宣布獨立；1991年4月9日，格魯吉亞獨立；同時，中亞地區的土庫曼斯坦于3月11日宣布獨立；8月20日愛沙尼亞正式獨立，更改國名為“愛沙尼亞共和國”。8月22日拉脫維亞正式獨立，更改國名為“拉脫維亞共和國”。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提出了總統與加盟共和國簽訂條約的“新聯盟”計劃，稱為“9+1”計劃。在蘇聯共產黨內，該計劃引起了部分政治力量的反對，他們反對該計劃，認為一旦簽署條約，蘇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將喪失，蘇聯將成為自由松散的“邦聯”國家。此后，蘇聯民族矛盾相對平靜了一段時間。
7月12日，新聯盟條約草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獲得通過，條約文本分別提交各共和國議會討論。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族、阿塞拜疆、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共和國分別表示愿意簽署新聯盟條約。8月15日，公布了《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條約》正式文本。新聯盟條約大大縮小了聯盟的權力，擴大了各共和國的權力，強調各共和國的主權地位，加入聯盟的各國保留獨立決定本國發展的一切問題的權利，個別國家甚至可以以邦聯成員的身份留在聯盟內。在新聯盟條約中，各共和國和聯盟中央之間關于征稅和財政上繳的權限問題存在較大分歧，經過多次會談和磋商，7月30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與鮑里斯·葉利欽就聯邦直接征稅問題達成折衷方案，規定各加盟共和國將實行一級稅收體制，但要把它們的部分收入上交聯盟中央。雙方就稅收問題達成協議，從而為俄羅斯簽署新聯盟條約開辟了道路。至此，人們普遍希望早日簽署新聯盟條約。
發動政變
經商定,新聯盟條約定于8月20日起由各共和國分批簽署，俄羅斯、哈薩克族為第一批簽字國，預計到9月份簽署結束生效。在作好上述安排后，戈爾巴喬夫8月4日開始休假，原定19日返回莫斯科，20日主持簽署新聯盟條約的儀式。在8月20日該計劃簽署的前夕，反對力量發動了政變。8月19日晨6時，蘇聯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發布命令，宣布鑒于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健康狀況已不能履行總統職務，根據蘇聯憲法他本人從即日起履行總統職務。20分鐘后，亞納耶夫發表《致各國元首、政府首腦和聯合國秘書長書》，通告自8月19日起,在蘇聯部分地區,實施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在此期間國家全部權力移交給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希望此措施得到各國人民、政府和聯合國應有的理解,并保證信守以前按條約和協定承擔的國際義務。6時34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告蘇聯人民書》,告人民書呼吁全體公民大力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使國家擺脫危機的努力。19日凌晨4時半，國防部長命令莫斯科軍區司令加里寧上將調動坦克師和摩托化師開進莫斯科市，上午9時，坦克和軍隊開始出現在莫斯科街頭，傍晚，幾十輛裝甲車包圍了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大廈所在地白宮。
19日清晨鮑里斯·葉利欽獲悉非常消息后，立即召集要員在莫斯科郊區的別墅中商量對策,會議決定實行全面對抗，并立即前往俄羅斯議會所在地白宮。中午11時30分，葉利欽舉行記者招待會,宣讀《告俄羅斯人民書》,宣稱實行緊急狀態是違反憲法的行動,要求立即召開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并要求讓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向人民代表講話,號召舉行無限期罷工,呼吁公民行動起來反擊緊急狀態委員會。下午1時左右，響應葉利欽號召的人群開始向白宮前聚集,并在白宮周圍設置障礙物,以阻擋軍隊的進攻。蘇聯礦工跨共和國獨立工會決定從20日起頓巴斯等煤礦工人開始無限期總罷工。鮑里斯·葉利欽登上白宮前一輛坦克發表演說，蘇聯電視臺播出了這一場面，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形勢惡化
8月20日，蘇聯報紙公布一條出人意料的消息，政府總理瓦連京·帕夫洛夫因病住院，由第一副總理多古日耶夫代行職權,此消息在國內外引起許多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不利的流言和猜測。同日,代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發布命令,責成俄聯邦所有政權管理機構及其負責人“必須絕對服從執行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形勢已向不利于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方向發展。20日，空軍司令、空降兵司令、海軍司令和戰略火箭軍司令都表示不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在莫斯科市政府所在地蘇維埃廣場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聚集在白宮的人已達5萬，下午又增至10萬人。忠于鮑里斯·葉利欽的俄羅斯電臺“莫斯科回聲”等仍在廣播，被封的《莫斯科新聞》仍在出版，獨立的《國際文傳》通訊社未被關閉，對制造輿論起了很大作用。20日晚上，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決定在21日凌晨3時發動進攻,占領白宮。但在發動進攻前，擔負進攻突擊力量的世界十大特種部隊阿爾法特種部隊D決定停止行動，其他接受任務的空降兵和內務部的部隊也按兵不動，攻占白宮的計劃流產，此舉至關重要，形勢急轉直下。
事變失敗
8月21日上午，德米特里·亞佐夫召開國防部部務會議，決定把部署在施行緊急狀態地區的軍隊撤回到原駐防地。下午又召開了各部門主要負責人會議,在與會者要求下,會議決定把部隊從莫斯科撤出,并解除宵禁。隨后，克留奇科夫打電話給鮑里斯·葉利欽，表示將解除對白宮的封鎖。下午5時左右，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亞佐夫、克留奇科夫等人飛往克里米亞福羅斯要求會見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同時,盧基揚諾夫和弗拉基米爾·伊瓦什科也飛抵總統別墅，但戈爾巴喬夫拒絕同他們會見。在恢復通訊后,戈爾巴喬夫首先同葉利欽、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和其他共和國的領導人通了電話,接著同美國總統布什通了電話。稍后，俄羅斯最高蘇維埃非常議會派出由總理西耶拉夫和副總統亞歷山大·魯茨科伊率領的一組人前往福羅斯總統別墅，戈爾巴喬夫同他們會談一直進行到晚上9時多。晚7時26分，莫斯科衛戍司令加里寧宣布取消在莫斯科的宵禁。7時30分，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停止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總統權力為非法行動。21日晚9時10分，戈爾巴喬夫在克里米亞半島休假地發表聲明，宣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勢，一度中斷的通訊聯系已經恢復,他將在最短時間內返回首都履行總統的職務。至此，時僅三天的事變遂告失敗。
24日，戈爾巴喬夫為保住總統職位，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一職，并要求蘇共自行解散，同時停止了各級黨組織活動。
8月31日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宣布獨立；塔吉克斯坦于次月9日宣布獨立；21日亞美尼亞舉行全民投票，99.31%贊成獨立，哈薩克斯坦12月16日宣布獨立，此后各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
1991年12月7日，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帶著幾位顧問飛往明斯克，與同天抵達白俄羅斯的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舉行會晤。
組建獨聯體
12月8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三人在別洛韋日森林舉行了《關于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別洛韋日協議》）等解散蘇聯文件的簽字儀式，宣布組成“獨立國家聯合體”。12月11日，俄羅斯議會通過一項決議，召回聯盟議會的代表，防止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把議會當作反對《別洛韋日協議》的工具。12月12日，俄羅斯代表效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同僚，投票廢除了1992年的聯盟協議，批準了《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宣言再次強調，隨著獨立國家聯合體的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將停止存在。在前聯盟軍事結構改編前，委托前蘇聯國防部長沙波什尼可夫臨時指揮武裝力量。獨聯體參加國決定由俄羅斯取代蘇聯在聯合國的席位,包括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將幫助其他成員國加入聯合國。宣言確認，獨聯體不是國家,也不是國家以上的結構。獨聯體的建立與存在，給各加盟共和國提供了協商、交流、合作的平臺，也相對合理分配了蘇聯遺存的基礎設施、資金、軍備等，較為平穩地協調了各國的移民問題。
12月21日，斯拉夫和中亞共和國的領導人聚集在哈薩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圖，商討《別洛韋日協議》簽訂后的新的政治局勢。除波羅的海三國和格魯吉亞外的蘇聯11個加盟共和國簽署《阿拉木圖宣言》和《獨立國家聯合體協議議定書》。12月30日，獨立國家聯合體11個成員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又在明斯克開會，簽署了15個文件。
1991年12月25日19時40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總統職務。12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共和國院舉行最后一次會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后續
1993年12月12日，經過全民投票通過了俄羅斯獨立后的第一部憲法，規定國家名稱為“俄羅斯聯邦”。國家職能嚴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黨制，嚴重搞亂、破壞了其政治制度，使得弄虛作假盛行，貪污腐敗成風。休克療法的財政貨幣緊縮政策，使得俄羅斯原本資金短缺型的經濟越發拮據；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私有化與休克療法其他措施不同步，致使經濟混亂和失控日趨嚴重；價格自由化的負作用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俄羅斯人口貧富兩極分化比例擴大，犯罪行為增多，1990年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縮減差不多一半，俄羅斯居民的貨幣收入降低，公民的健康狀況惡化，平均壽命縮短。那時俄羅斯已經不再屬于代表現代世界經濟和社會高度發達的國家，在它面前擺著一系列的復雜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事件影響
國際局勢的影響
從地緣政治上，蘇聯解體緩解了周邊國家的壓力，世界進入相對持久的和平環境。蘇聯的解體結束了東西方長達四十年的美蘇冷戰狀態，意味著實行7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瓦解了，以“經互會”崩潰為標志，世界范圍內的計劃經濟體系與市場經濟體系的對立隨著美蘇兩極對立消失而消失，原先以意識形態不同而劃分的不同國家經濟交往與聯系的體制障礙得以消除，世界逐步趨向單一的市場經濟。越來越多的國家、世界經濟體卷入了發展市場經濟大潮，填補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鴻溝，推動了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經濟全球化發展加快。
自蘇聯解體后，世界上意識形態的斗爭讓位于國家綜合實力競爭，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吸引外資成為經濟落后國家發展經濟的主要目標，經濟全球化因掃除了計劃經濟障礙而獲得快速發展，世界和平發展政治取代軍事戰爭政治，國際性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兩極化”被“多極化”趨勢所替代，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逐步成為世界訴求。
在蘇聯解體后，原本美蘇之間的矛盾占據主要地位，現在，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凸顯了出來。西方失去共同對手后，美國與歐洲、日本之間的矛盾加深。同時原本是在兩極體系下被掩蓋起來的民族、宗教、資源等爭端激化，南斯拉夫戰爭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亞太地區相對穩定，歐洲成為動蕩的中心。德國統一后挑戰了美國在西歐的經濟地位，德法英等國試圖聯合將美國的勢力從西歐排除；在亞洲，日本不滿足于經濟大國的地位試圖成為亞太地區的領導者，也與美國的摩擦不斷。
對俄羅斯的影響
在政治上，國家職能嚴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黨制，嚴重搞亂、破壞了其政治制度，使得弄虛作假盛行，貪污腐敗成風。每年用于賄賂的金錢高達數百億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間缺乏信任和有效互動。國家缺乏經過科學論證的發展構想，缺乏解決內政、外交問題的戰略性思維，人們對政治的失望在增加，對政治領袖的失望在增加，對其“民主制度”的失望也在增加。
在經濟上，休克療法的財政貨幣緊縮政策，使得俄羅斯原本資金短缺型的經濟越發拮據；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私有化與休克療法其他措施不同步，致使經濟混亂和失控日趨嚴重；價格自由化的負作用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20世紀末相比1990年，俄羅斯工業生產減少64.5%；農業生產減少60.4%；1998年失業人口超過2500萬，由原本的工業國變成了原材料的出口國。
在社會領域內，俄羅斯人口貧富兩極分化比例擴大，1989年10%最貧窮人口與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比是1:4.7，而1999年這個比例迅速擴大到1:80。此外，對俄羅斯的社會、治安、國際地位上都有較大影響。俄羅斯社會上酗酒、賣淫、流浪、艾滋病等問題叢出。每年有大概50余萬婦女流落國外賣淫，從蘇聯解體后到2002年俄羅斯人口減少了大約200萬人。
在社會治安上，犯罪行為增多。蘇聯解體后10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增加。1990年俄羅斯殺人案為1.43萬起，1998年為2.3萬起，2001年為2.98萬起，2002年已超過3.2萬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10萬余人，實質上每年有20萬人被害。每4個成年男人中，就有1個有前科。俄羅斯平均每5分鐘就有1人被殺。
蘇聯的解體，是俄國社會發展的重要節點。主宰蘇聯70余年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走向末路，國家及民眾需要一種全新的思想來填充精神空白。東正教首當其沖，擔當了這一重要角色。隨之俄羅斯社會出現了短暫的東正教熱潮，持續至1993年左右。整個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精神領域都以東正教及東正教會的大規模復興為發展主旋。伴隨著東正教傳統價值的回歸，其固有的感召力和動員力也相應得以凸顯，作為組織機構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在社會各領域中的表現力及滲透力也進而逐漸增強。
1991年以后，作為獨立的民族國家登上歷史舞臺的俄羅斯深受民族問題困擾。此時，為了統一民族認同，保持國家獨立自主，穩定整個社會局勢，各種政治力量開始關注民族主義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大量的民族主義政黨不斷建立，在他們的政治綱領中，民族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理念得到充分的體現。
對共產主義國家的影響
對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
蘇聯解體是社會主義事業前進道路上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損失，使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受到極大的削弱，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減少，范圍大大地縮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于社會主義國家。自從蘇聯解體后，世界上15個共產主義國家中有10個都發生了國家性質的改變，世界共產黨總人數由原來的4400多萬減少到1000多萬，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
從1989年到1990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等國家的政權易手，原本執政的共產黨下臺。在南斯拉夫，南共聯盟解體，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內部發生了內戰，最終分裂為6個國家。大部分國家的共產黨都喪失執政地位后變為了在野黨或干脆下臺。東歐各國在政治上實行了多黨制；在經濟上否定了公有制社會主義經濟，私有化獲得發展，但是生產力下降。其次，各國內部通貨膨脹嚴重、財政赤字、失業率和國際收支逆差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原本在蘇聯解體后，部分人預計在較短時間內實現繁榮和富裕的希望落空，且付出的代價遠超之前的預計。
對中國的影響
1991年蘇聯的解體對同時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同樣影響較大。首先是增強了中國的憂患意識，中國共產黨從思想、組織上均加強了對黨的建設。其次是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使得其侵略擴張意識濃厚，對中國形成了強大的國防壓力。隨著蘇聯的解體，軍事上的壓力大為減輕。
蘇聯的解體也同樣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機遇，解體后的俄羅斯增強了與中國合作的愿望，雙方經濟得以發展。在國際局勢上，兩極美蘇冷戰格局終結，中國也在多極化的世界中提升了國際地位。
歷史評價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在共青團真理報現場回答讀者來電時說道：“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普京也認為蘇聯解體是地緣政治的一次災難，也是俄羅斯人民的一次悲劇。同時普京也提出：要將蘇聯歷史一分為二的看待；既有不容置疑的成就也有“巨大代價”。
俄羅斯學者瓦季姆·別切涅夫認為“蘇聯的解體不僅是俄羅斯歷史上一個悲劇性階段，也對世界歷史發展產生不好影響”。蘇聯解體也沒有解決各個加盟共和國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問題，民族沖突愈加強烈，并沒有因蘇聯解體而消失。
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文化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涅什科認為：“蘇聯這個最后的殖民帝國瓦解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
前俄羅斯聯邦部部長米哈伊諾夫否認了蘇聯解體不可避免的說法，他認為：盡管存在導致解體的因素，但同樣存在能夠消除這些因素、維護國家統一的足夠有力的機制。如果能夠在安德羅波夫時期實行改革，蘇聯不會解體。同時他也認為：蘇聯解體的悲劇是從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分化開始的，這些人沒明白改革與國家發展的關系。
2020年3月24日，俄羅斯列瓦達中心就“是否惋惜蘇聯解體”發起調查。選擇惋惜蘇聯解體的占比65%，較2010年上漲了10%，而這項數據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初為66%。這也反映出俄羅斯社會對蘇聯解體的反思。
鮑里斯·葉利欽在俄羅斯日回答記者采訪說道：他對自己在蘇聯解體中的所扮演的角色無怨無悔，并不為蘇聯的解體掉眼淚，這將使得俄羅斯走上民主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英國學者認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不同于老一代蘇聯領導人，是一個注重實際工作的經理型人物，能認識到缺陷也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董晶在《對歷史人物戈爾巴喬夫的評價》一文中提到部分俄羅斯媒體將戈爾巴喬夫形容為：“世界的英雄，俄羅斯的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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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紀念
2023年7月25日，俄羅斯國防部部長謝爾蓋·紹伊古訪問朝鮮并向蘇聯紅軍紀念塔獻花。
2022年11月7日，俄羅斯在紅場舉行露天展覽，紀念1941年蘇聯紅場閱兵。
參考資料 >
官僚特權階層腐敗:蘇聯解體的根源.央視網.2025-02-19
蘇聯改革歷史回顧——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2025-02-19
國際油價波動與蘇聯解體.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2025-02-19
俄國防部：紹伊古在平壤向朝鮮紀念蘇聯紅軍功績的解放塔獻花.環球網.2023-08-11
俄羅斯舉行1941年紅場閱兵式紀念活動.新浪網.2023-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