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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塵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來的一部長篇小說，該作創作于1994年，并于1998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首次出版。

小說描寫了一個聲勢顯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漢族太太生了一個“傻瓜”兒子，從十三歲開始記事起，這個“傻子”二少爺親眼目睹了土司與政府之間、土司與土司之間、土司與手下之間的各種權力爭斗，同時，這個人人都認定的“傻子”表現出了超時代的預感和舉止，以及非同尋常的智慧，他做出了以種植糧食帶動經濟發展的正確決定，擴大了麥其土司的管轄人口，在紛爭中最后成為了土司的繼承人，并成為了土司制度興衰的見證人。

小說以獨特的“傻子”為第一人稱視角，采用寓言和象征的表現手法，呈現出詩化的語言以及具有詩性和神秘特質的敘述方式，展現了獨特的藏族風情及土司制度的浪漫和神秘，突出了作品的民族文化主題、權力寓言主題和人文精神主題。該作于1999年獲得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2000年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2年入選教育部新課標必讀叢書，2018年9月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2019年9月23日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同時被翻譯為英語、德語、西班牙語、挪威語、朝鮮語、瑞典語等多種語言在世界上傳播，也被翻譯為藏語、蒙古語等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

創作背景

阿來在38歲前都是本地藏民，在藏區馬爾康市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生活，他從小接受漢語教育，會講藏語，但寫作還得依賴漢語，可他又不知道怎么用漢語去寫藏族的生活，這讓他活在了“一個藏族人就注定要在兩種語言之間流浪”的苦惱中，且不滿評論家給他分配的“異域異族”身份標簽，希望能夠克服“出生混血性”“漢藏身份”“雙族別寫作”“誤解與辯解”等障礙，將自己寫作的獨特性完整地放到中國當代文學的視野中去，這是阿來寫作《塵埃落定》的契機。同時，20世紀80年代時，文化尋根思想引發熱潮，這種文化尋根意識深刻影響了阿來的創作，他在寫《塵埃落定》之前，一直做藏族民族志的田野調查，為寫藏區生活準備資料，并深入挖掘了有關土司制度的歷史，最后于1998年成書。

出版歷史

《塵埃落定》創作于1994年，但在投稿后卻頻繁遭到退稿，出版失敗，直到阿來認識了導演關正文。關正文非常欣賞《塵埃落定》，先將其在自己工作的《小說選刊》中發表，后又組織了該作的研討會，最終《塵埃落定》于1998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并于2013年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書十五周年紀念版。2020年是《塵埃落定》榮獲茅盾文學獎二十周年，《塵埃落定》全版權落戶浙江文藝出版社并發行新版。

內容情節

麥其土司是康巴藏區土地的一位土司，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是藏族太太所出，他聰明勇武，被眾人公認為是麥其土司的繼承人；二兒子（“我”）是麥其土司與漢族太太酒后生下的一個“傻子”，整日胡言亂語，沒有記事能力。“我”十三歲時一個下雪的早晨，母親的侍女桑吉卓瑪讓“我”第一次了解了男女之事，從那時起“我”便學會了記事，對身邊的所見所聞有了記憶，并開始見證各種各樣的權力爭斗。“我”父親麥其土司管轄區域了一個頭人投奔了鄰近的汪波土司，父親大發雷霆，便上省里狀告，希望省里的黃特派員能幫自己討個說法。黃特派員幫助“我”們家建立了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協助收復了叛變的寨子，并從汪波土司那里獲得了賠償的土地，但是黃特派員也向麥其土司提出了要求，他要麥其土司在土地上種植罌粟，麥其土司答應了。第二年夏天，麥其土司遠足時看上了手下頭人的老婆央宗，于是設計讓頭人的管家多吉次仁殺了他，隨后接央宗過門。憤怒的土司太太意圖讓多吉次仁殺掉央宗，可事情敗露了，央宗沒能被殺死，麥其土司借機推說多吉次仁殺自己的頭人是為了篡權，如今被自己識破，于是決定殺了他。行刑的當晚，多吉次仁的兩個兒子逃出了土司的轄地，伺機復仇。

罌粟的大豐收使“我”們家獲得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其他土司眼紅，可麥其土司堅決不外傳種子，于是在利益誘惑之下，汪波土司派出三名武士去偷取種子，武士被麥其土司的人俘獲砍頭后，他們的頭被送回汪波土司那里，而這三顆人頭的耳朵里正藏著種子，這個“耳朵開花”的秘密是“我”去領地巡行時發現的。于是麥其土司與汪波土司之間又爆發了一場戰爭，麥其土司大獲全勝，更加富裕強大起來。又一個播種的季節，由于罌粟種子已經外傳出去，其種植在各地盛行，人們不種植糧食，反而使糧食緊缺了。大家就此情況，為今年種什么而爭執不下，“我”認為應該種糧食，哥哥堅持種罌粟，土司采納了“我”的建議。糧食豐收，而周圍的土司由于貪戀罌粟帶來的暴利，導致了糧荒，急需和糧食富余的麥其土司交易糧食。為了考驗兩個兒子，麥其土司分別讓他們去負責邊境上的糧食交易，大兒子一心只想依靠武力收獲更多的土地，而“我”卻利用別的土司管轄區域糧食緊缺這一點，靠施舍糧食，拉攏了拉雪巴土司麾下饑餓的百姓，使他們投奔自己，并且用糧食做交換成功使女土司答應將女兒塔娜嫁給“我”。

“我”把糧食生意越做越大，建立了集市，并帶著靠集市獲得的大量財寶和妻子塔娜回到故土，得到了眾人的擁戴，卻依然沒能獲得繼承權，老土司在遜位后仍然讓大少爺繼任了位置，“我”的妻子也背叛了“我”，和大少爺廝混在一起。在痛苦之中，我決定再次收斂鋒芒，韜光養晦，成為眾人眼中的“傻子”。多年后，多吉次仁的二兒子前來復仇，殺死了少土司，“我”因此而成了麥其司的繼承人。黃特派員又一次來到麥其土司府，他成為了“我”的師爺，并為這里的眾多土司們帶來了女人，供他們消遣。遠近的土司們沉溺于女人的溫柔鄉里，在縱情聲色中染上了梅毒，這種疾病的廣泛傳播使土司權貴們死傷無數，土司制度也隨土司的逝去漸漸消亡，而“我”也迎來了前來復仇的多吉次仁的大兒子，塵埃落定之際，“我”只希望自己的靈魂再度被托生在這塊土地上。

人物介紹

“我”

“我”是麥其土司家的二少爺，是土司醉酒后和一個漢族太太所生，在他人眼中“我”是一個“傻子”，自十三歲一個早晨起才開始記事，沒有生活能力，不會帶兵打仗，不會分辨女人的美丑。但實際上“我”卻有著大智若愚的靈魂，“我”能夠洞察各種現象，以強大的預知能力做出判斷，如在糧食買賣中和兩位土司的交鋒；“我”常常進行哲學思考，力圖追尋人生的意義；“我”能體味人性，為了在權力爭斗中獨善其身，“我”故意徘徊在“傻”與“聰明”之間掩人耳目。“我”是世俗欲望和先進理念之間的另類，不加意志判斷和功利選擇的思想使“我”智慧，但在陷入權力當中后“我”身上體現出了處于夾層中間的苦悶和彷徨。

麥其土司

麥其土司是“我”的父親，他斂財、好色、專制，為了地位和錢財，不惜犧牲自己能干的兒子和發動無休止的戰爭；為了女色，麥其土司又借助手中的權力，殺掉忠心耿耿的頭人，他是一個在欲望的驅使下失去本真人性的人。同時，麥其土司也是整個土司階層的代表，作為“土皇帝”，土司從不關注近現代社會的變革，目光短淺，只在乎自己勢力的擴張；土司也是世俗欲望的文化符號，他無時無刻不向往權力，一生玩弄權術，將權力看作自己的所有物，最后反而失去了作為人的自由。

翁波意西

翁波意西是格魯巴教派的忠實追隨者，為弘揚禪宗教旨，宣揚先進理念，來到麥其土司的領域傳播新教，但由于其“和諧統一”的思想理念觸怒了麥其土司和當地教派，他兩次被割下舌頭。翁波意西第一次被割舌后，從沒有舌頭的嘴巴發出了聲音；第二次被割舌后，他的眼睛變得會說話了。無論如何，失去舌頭之后的翁波意西始終用他的筆、他的目光發表著他對世界存在與變化的審視、疑惑、批判、擔憂。翁波意西在對言說形式的放棄和擁有中完成了他對真理執著的堅守，成了一個真理的捍衛者的象征和先進理念的文化符號。

主題思想

民族文化主題

《塵埃落定》將作品背景設置在居于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交界地帶的雪域高原，描寫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過程。在對社會問題進行觀照的過程中，作者客觀地描述了變革時期的土司制度，將這一社會制度作為情節樞紐，集中反映了藏族部族之間、部族內部以及他們與中原統治者的復雜政治、外交等關系，以及藏民族的歷史生存樣態。同時，作者也在作品中描繪了嘉絨部族文化生活的情景，展現了藏族人的習俗禮儀、價值觀念等受藏傳佛教熏陶的獨特民族文化，通過對人生無常的敘寫體現了佛教的虛無人生觀及因果論，并通過刻畫濟嘎活佛、翁波意西等典型宗教人物凸顯了藏傳佛教的教義和嘉絨部族的歷史理性精神。此外，作品演示了嘉絨部族的歷史生活變遷，見證了土司時期特別民國以來藏民族的特定歷史生活，從歷史的角度剖析了民族文化心態，還原了民族歷史，使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得到了彰顯。

權力寓言主題

《塵埃落定》圍繞川西北藏區的社會變遷，力圖展示人類歷史文化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權力事象。麥其土司兒子之間爭奪王位繼承人的斗爭、土司之間的戰爭、宗教內部各派別之間的斗爭、紅白漢人之爭這四種“權力之爭”構成了故事情節的主線，刻畫出了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都建立在對權力的認同和權力崇拜的基礎上，并以權力的高下來決定人的政治地位和財富分配的土司社會；并通過描寫“父母”，“哥哥”與“我”之間關系的變化，演繹了權欲與親情的沖突，展示了權力與欲望的緊密關系，揭示了“權本位”價值觀念對人性的異化和扭曲；作者還展示了權力與知識在民族歷史生活中的對峙狀態，說明了如果知識不能實現獨立與自由，權力就將走向暴戾和腐敗。同時，作者筆下權力的運作與歷史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通過對社會轉型對權力更迭的主宰，權力變換對社會轉型的作用，權力對生命的制約，以及“權力世界”對真偽、善惡、是非、美丑、智愚的顛倒的揭示，使作品具有“權力寓言”的品格。

人文精神主題

《塵埃落定》揭示了個體生存中的虛無主題，即人生價值的虛無。麥其土司等人物雖然都曾活躍在嘉絨部族的歷史舞臺，享受了富貴榮華，也曾經是他人生命的主宰者，但最終大多都是以死亡與虛無為生命的歸屬的，他們在生命的過程中背叛了自然和人性，種植毒害人體健康的罌粟，引發饑荒和戰亂，在權力斗爭中殺人如麻，卻始終活在恐慌當中，強權的荒誕與悲哀背后是個體人生的虛無。此外，“我”的個體思考和自我發問也體現了這一點，在土司制度中，“命”是與生俱來的生存狀態，它不是由“人”來選擇而是由權力的“規矩”來決定，“我”從出生便被“拋入”到了一個“孤獨”而“冰冷”的陌生世界，“智慧”與“瘋癲”的合二而一又使世俗眼光賦予了“我”一個“傻子”的人間稱謂，沒有人能理解“我”；而在“我”“醒來”后回歸權力的“秩序”，具有了“聰明人”理性意識時，“我”卻又迷失了自己，不由自主地自問“我是誰”和“我在哪里”以及“當土司能得到什么”等問題，最后帶著諸多疑惑，讓生命欲望隨著死亡塵埃落定，這種追問彰顯了人類主體意識，體現了對抗虛無人生的積極態度。

藝術特色

敘事視角

在《塵埃落定》中，作者選取了“我”這個“傻子”二少爺充當敘述人，以第一人稱引入經驗自我的視角，通過“我”這個故事的參與者與見證人的主觀意識和感受，展開對小說中各種人物命運的敘述，麥其家族的興衰，土司制度的瓦解的敘述，將讀者直接引入“我”經歷事件時的內心世界，縮短了讀者和人物的距離。同時，“我”是漢藏混血兒；是由“傻子”變為“聰明人”的奇人；既是王位的當然候選人和競爭者，在故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又被排除出權力格局，扮演著旁觀者的角色，這些多重身份使“我”集智與愚、漢與藏、旁知與自知、經驗的自我與敘述的自我為一身，讓“我”能夠洞察他人心理，預見土司的未來，掌握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從而也增強了“我”的敘事功能，拓寬了小說的表達空間。此外，作者借助“我”的“傻子”視角讓正常與反常、非理性與理性的世界得到溝通，從而使其現實主義洋溢著浪漫神奇，并由“我”的“愚者”視角引入翁波意西的“智者”視角和作為“中性視角”的作家插敘，增強了小說的文化意蘊。

敘事方式

阿來將西方的新理論、觀念、手法通過文體的創新與本土的文化精神有機結合，使《塵埃落定》在敘事方式上呈現出詩性特質及神秘主義特征。就詩性特質而言，“我”的超個人、超主觀的思想成為藝術描寫的對象，“我”有兩個主題，一是講故事時的敘述主體，是一個韜光養晦的聰明人；二是經歷故事事件的體驗主體，是他人眼中的“傻子”，多重身份使自我的追問貫穿了“我”的一生，土司制度的由興到衰的歷史與現實從“我”的回憶和自我意識中得出，“我”按照詩的邏輯自由地出入人物、變換視角，從而使敘事呈現出靈動、意象化的敘事特征。就神秘主義特征而言，《塵埃落定》中記載了很多離奇的自然力和自然物，如冰雹、巨手擂；設置了大量有關行刑、巫術的細節描寫，展現了藏族苯教文化以及藏傳佛教中的巫術觀念、靈魂觀念和征兆觀念，拓展了小說的內涵，為其敘事奠定了神秘色彩。

敘事語言

《塵埃落定》的敘事語言具有詩化的語言氣質，作者著意把的康巴高原、河谷、草地、森林涂抹了一層詩意的文化氣氛，以一種嶄新的視角觀照生養他的嘉絨藏族的歷史、文化和人的心靈，乃至人與自然、社會、宇宙萬物的交流感應。比如“風吹在河上，河是溫暖的。風把水花從溫暖的母體里刮起來，水花立即就變得冰涼了。”以充滿靈動詩意的語言，使人體味到了一種詩歌的精美情致與內在韻律。此外，詩化的語言特征也體現在小說的語言在押韻、疊音和字詞重復以及句式的選擇等方面，《塵埃落定》的語言多押韻，舒緩了語言的節奏，使語言具有音韻美；通過表達冷清平穩情感的長句和抒發強烈情感的短句的交替使用，使語句結構錯落有致，具有樂感；多用疊音和重復，如“播種季節一過，人，陽光，土地，一下變得懶洋洋的。河里的水，山上的草便一天天懶洋洋地綠了。”疊詞“懶洋洋”的重復運用增強了畫面的形象性，并使文章平和自然。

表現手法

《塵埃落定》在表現手法上多用寓言和象征，小說明寫土司制度的消亡，實際上是寫社會文化的轉型和轉型造成的心理振蕩，具體演繹的是權力寓言和人格寓言，闡釋了權力的功能和價值以及人格的尊嚴和價值。在寓言中，“塵埃”構成了整個土司家族末日的中心意象，一切的人和物都在塵埃中上場和謝幕，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成了塵埃，作者以這曾經騰空，卻沒有根基，注定要歸于茫茫大地的意象表現了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阻擋的趨向，小說中的其他意象，例如紫衣意象、地震意象、罌粟意象等，也都很好地圍繞著“塵埃”凝聚成一個整體，體現了作者對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深情。同時，作者善用比喻、夸張、擬人等修辭手法，使小說語言陌生化，構成了文章意境的奇異美，如“但我最終什么也想不出來，卻聽見畫眉想在我肚子里展開翅膀。”一句，把人們現實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東西通過修辭手法賦予了新的意義，形成了語言理解與感受上的陌生感。

作品影響

中國影響

《塵埃落定》于1999年獲得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2000年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2年入選教育部新課標必讀叢書。2018年，9月，小說《塵埃落定》入選“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最有影響力小說”。2019年9月23日，小說《塵埃落定》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此外，《塵埃落定》在文體上均具有創新和突破的美學意義，作品通過現實與歷史的交叉、自然與文化的交叉，以多個獨特的敘述視角和充滿靈動的詩意語言構建出了一部神秘的東方寓言，自小說出版發行以來，圍繞該作的藝術手法及主題思想的研究便成為學界的熱點，同時，阿來以藏族作家身份寫漢語小說的行為也引發了人們對“民族話語”的思考。

國際影響

《塵埃落定》英文版于2002年由美國霍頓·米夫林公司出版，該譯本出自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及其夫人林麗君，曾被《洛杉磯時報》列為年度暢銷書籍。此后該作也被譯為德語、西班牙語、挪威語、朝鮮語、瑞典語等多種語言在世界上傳播，也有藏語、蒙古語等譯本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塵埃落定》在2000年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后引發了中外學界的持續關注。許多西方學者都借由該作了解中國少數民族文化，認為阿來在小說中頌揚了西藏文化的獨特性，挑戰了西方對藏族文化超凡脫俗的刻板印象，并結合歷史背景對作品的悲劇性結局進行了解析，同時關注到了對阿來的民族身份和創作語言。

作品評價

北大教授在第五屆茅盾文學獎評語中評：“藏族青年作家阿來的《塵埃落定》，小說視角獨特，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清淡的一層魔幻色彩增強了藝術表現開合的力度，語言輕巧而富有魅力”，“充滿靈動的詩意”。

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評：“《塵埃落定》探索出了在同一種空間演繹多種故事的可能，以優美的文字、豐富的情節表現了康巴藏族的歷史。小說具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神秘、神奇的魔幻色彩，在達成了歷史與人性的探求后，展示出作家阿來高超的寫作能力和燭照歷史的卓越才華。它輕巧而富有魅力的語言，充滿靈動的詩意，對普遍意義上的民族文化、歷史、自然、人性所進行的完美呈現，使作品具有了獨特的審美價值和思想深度。《塵埃落定》不但是藏族作家的巔峰之作，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偉大的長篇小說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