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嘯西風》是金庸創作的兩部中篇小說之一，1961年10月開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明報》上連載，是金庸唯一一篇以女性為主角的武俠小說，也是金庸修改得最多的一篇作品。
故事從年幼的文秀隨家人騎白馬逃離追殺開始，講述了失去雙親的李文秀與計老人一同生活在哈薩克族部族，并與哈薩克少年蘇普青梅竹馬，但蘇普長大后愛上本族姑娘阿曼，李文秀心事無托。這部小說書寫了一系列互相關聯的“單相思”，有奪寶、戀愛、奇遇與復仇等情節，表達了“求而不得”的人生常態19。
小說創作于作者所創辦的《明報》最困難的時期，也是作者歷史觀發生轉變的時期。“每一個種族、每一門宗教、每一項職業中都有好人壞人”，小說借由蘇魯克對李文秀的偏見的轉變表達了這一思想，探討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模式。“不喜歡，不樂意”是一切文化都不能解決的問題，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如愛情一樣遵循這個永恒的道理。
本書以"情”字貫穿全文，用感傷而浪漫地敘事語言表現詩化意趣，從反江湖、反武林的日常語境中誘發對人性的獨特演繹，并融入影劇、童話等文體因素，完成了從"武俠本位”、“正義核心”，向"小說本位"的藝術蛻變，從而成為金庸小說中反武俠相對徹底的一部作品。
《白馬嘯西風》是金庸小說中比較冷門的一部作品，曾在1982年改編為電視劇，由香港亞視制片。
成書背景
時代背景
辛亥革命在反清排滿旗幟下迅速勝利，民族革命具有巨大號召力，民國建立后，闡述這類意識的文化產品應運而生。20世紀40-50年代，階級觀點在學術領域被引進大陸，幾次思想改造運動如火如荼。大陸地區的文學繼承了抗日根據地的傳統，強調要反映階級斗爭，20世紀50-70年代，武俠文脈在大陸地區完全中斷。
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商業性報刊的負責人迫于報紙的生存壓力，為提高營業收益，大力發展通俗文學。“新派武俠小說”形成燎原之勢，并迅速波及到中國的港、澳、臺及新、馬等廣大亞太地區。
1959年，金庸自立門戶創辦《明報》，寫小說的同時，幾乎每天寫一篇社評。《明報》秉持公正、客觀的立場，贏得越來越多讀者，金庸也開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與原來的東家《大公報》《新晚報》展開論戰，其歷史觀的轉變，體現在了這一階段的小說創作中，《白馬嘯西風》主要展現出金庸在民族平等方面的思索。
創作背景
20世紀50年代初，金庸在報社工作，也為電影公司編劇本，有四五年時間，他邊寫小說邊寫劇本。《白馬嘯西風》是一個沒拍出來的劇本，金庸把它改成了小說，筆調較之寫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連城訣》，更接近沈從文。金庸在最初構思劇本時，很可能是想改編《邊城》，將故事框架，乃至其間的悲憫情懷，由“湘西”搬到“回疆”。寫這部小說時，金庸并沒有去過新疆，這種對邊疆民族的寫作熱情，或許是想從“落后者”身上，追尋漢族曾有的野性與深情。
《白馬嘯西風》和《鴛鴦刀》是金庸在創作《倚天屠龍記》的間隙完成的兩部中篇小說。金庸此前的小說基本是傳統武俠小說尋寶、奪寶故事的重新書寫，還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思想，但在《倚天屠龍記》的創作中，他開始意識到，所謂“寶”，帶給人的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意義，對于“寶”和人的關系，金庸有了新的思考，很可能這與《倚天屠龍記》的原有構思相沖突，金庸才另外寫了這兩篇小說來表達這種新的思想。
出版歷史
1972年，金庸封筆，并對自己的武俠小說進行了長達十年的修訂。“修訂版”授權香港的明河社（1977年），臺灣遠景出版社（1980年），臺灣遠流出版社（1986年），大陸三聯出版社（1994年）出版。與三聯的授權合同到期后，2001年12月由廣州出版社推出“新修版”《金庸作品集》的“平裝版”和“口袋本”。
《白馬嘯西風》由于篇幅短小，在出版時往往與其它作品合為一本，例如與《鴛鴦刀》共同收錄于《雪山飛狐》。
內容情節
李文秀一家因“高昌迷宮”地圖被呂梁三杰（霍元龍、史仲俊、陳達海）追殺至回疆大漠，父親白馬李三和母親上官虹雙雙戰死，留下白馬載著八歲的幼女李文秀，趁著風沙逃至哈薩克人部落，當地唯一的漢人計老人幫她躲過追查。找不到李文秀的霍元龍和陳達海，趁著部族中壯年男子前往北邊獵殺狼群，大肆掠奪，“哈薩克第一勇士”蘇魯克的妻子與大兒子也因此遇難。
此后，小文秀與計老人相依為命。她因天鈴鳥與蘇魯克的小兒子蘇普結為好友，兩人合力殺死一只惡狼，蘇魯克看到十分生氣，阻止二人來往。蘇普仍將狼皮送給阿秀，文秀欣喜，卻發現蘇普遭到憎恨漢人的父親蘇魯克的毒打，原來在哈薩克族的習俗中，每個青年會把第一次的獵物送給心愛的姑娘。為了不讓蘇普再遭毒打，文秀偷偷把狼皮放到了草原上最美麗的女孩阿曼的住處，此后不再與他相見。
長大后，蘇普和阿曼成為了一對戀人。在一個哈薩克族節日上，蘇普比武獲勝，阿曼沖上去和他幸福相擁。一旁觀看的文秀黯然，獨行至草原邊緣，霍元龍的手下發現了白馬，無處可逃的文秀，將一行人帶至戈壁欲同歸于盡，巧遇隱藏在此的“一指鎮江南”瓦爾拉齊，在他的指導下擊殺了敵人，并幫華輝取出十二年前所中毒針，拜他為師，習武兩年。
一日為避風雪，蘇普與阿曼來到馬家駿家中，習武歸來的李文秀以男裝示人，碰巧陳達海也行至此處為風雪所困，他打傷了蘇普，擄去阿曼做奴隸，來尋兒子和女兒的蘇魯克與車爾庫也為他所壓制，李文秀在關鍵時刻救下蘇魯克，打敗陳達海，奪回阿曼還給蘇普。
蘇普用來止血的手帕，是小時候殺死惡狼受傷時，文秀幫他裹傷的，這次因為受傷更嚴重，血漬浸染后，手帕的紋路中出現了迷宮的地圖。陳達海在眾人歡呼時，趁機帶上手帕逃走，直奔迷宮，一眾人追至此地，發現并沒有傳說中的金銀財寶，卻遇見躲在這里的瓦爾拉齊。他真名叫瓦爾拉齊，在追求仙麗雅（阿曼的母親）時敗給車爾庫，逃亡中原，習得一身武功欲回來報復，徒弟馬家駿不愿聽他指使在井里下毒，用三根毒針刺傷師傅后逃走，易裝成計老人避居在哈薩克族部族。一場激戰之后，師徒二人重傷而亡。最后，李文秀騎著白馬，獨自踏上回江南的路。
人物角色
李文秀
李文秀溫柔仁善，永遠以善心來對待世上一切的人，小說中的刀光劍影、腥風血雨，全因李文秀的善意而洗滌、升華。她將母親留下的玉鐲送給蘇普，只為換天鈴鳥的自由。不忍心蘇普被父親蘇魯克鞭打斥罵，主動為蘇普和阿曼的因緣牽線。在戈壁碰到華輝，也是首先擔心他被強盜害死，讓白馬先帶他逃走，看到華輝痛得可憐，主動提出幫他拔去毒針。
風雪之夜，知道蘇普和阿曼彼此間的情意后，文秀從陳達海處奪回阿曼，還給蘇普，因為“蘇普喜歡你，我不會讓他傷心的。”
文秀知道暗器是師父放的，看到蘇普為了阿曼，要和“惡鬼”決斗，陪著他一起再次進入迷宮。當眾人把瓦爾拉齊的故事拼湊起來的時候，她也生出了憐憫之心，最后也不忍讓他在黑暗中獨自等死，念著他對自己的好，陪著他一塊兒，輕輕說出“師父，你得不到心愛的人，就將她殺死。我得不到心愛的人，卻不忍心讓他給人殺了。”
在“修訂版”中，李文秀對拜師學武的態度是消極被動的，目的在于為父母報仇與追求愛情。
蘇普
蘇普有著哈薩克族男性的憨直豪勇，他和文秀因天鈴鳥結識，他們一起牧羊，聽文秀唱歌、說故事。后來他們一起殺死了一頭大狼，蘇普也沒有忘記小時候說過的話，將狼皮送予文秀。但他搞不明白為什么狼皮到了阿曼手中，也不知道漢族的姑娘，心里在想些什么，為什么不要再見他。
和阿曼在計老人家躲避風雪那天，他主動向計老人打聽起兒時的玩伴，得知她“去世”時，眼眶微濕，他不許陳達海說他的朋友阿秀的壞話，看到他翻阿秀的“遺物”，也幾次按刀欲起，在陳達海要去“掘墓”時，和他大打出手。而他用來包扎傷口的手帕，正是小時候殺狼時，阿秀給他裹傷的，也是陳達海在尋找的高昌迷宮的地圖。
一眾人跟隨陳達海的足跡前往高昌迷宮，在雪地露宿時，仍以男裝示人的文秀問蘇普，如果阿秀的墓上裂開了大縫，他是否會像故事中那樣，跳進墳去永遠陪她，蘇普嘆氣說“不。那個小姑娘只是我小時的好朋友。這一生一世，我是要陪阿曼的。”
阿曼
阿曼是“草原上一朵會走路的花”。避風雪那日，在蘇普落下風，陳達海即將刺出致命一劍時，她攔在蘇普身前，答應只要陳達海饒蘇普一命，就跟他走。在車爾庫被陳達海刺傷時，她繼續向陳達海求情，并向真主起誓做他的奴隸來保全父親的性命。
在文秀奪了她做女奴，又放了她還給蘇普時，她看到了文秀癡癡瞧著蘇普的眼神，知道了她是女子。她也知道，蘇普的眼光一直在自己身上，“便有一萬個姑娘癡情地瞧著他，他也永不會知道”。
華輝（瓦爾拉齊）
華輝本是哈薩克族人，叫瓦爾拉齊，和車爾庫爭仙麗雅輸了，起了殺心，后被驅逐出本族，到中原學了武功，收馬家駿為徒。回疆后，他刺死仙麗雅，叫馬家駿往水井里下毒，反中違命的馬家駿三枚毒針，自此躲在戈壁的山洞養傷，直到碰到被強盜追殺的李文秀，取出毒針，并收她為徒。傷愈之后，他仍計劃著復仇。他裝作鬼怪，毒死了車爾庫的兩個徒弟，一匹馬，一個青年，擄走了阿曼，之后被眾人合力殺死。
舊版中，華輝是漢族，修訂版中被設定為哈薩克人，這樣哈薩克人里也有了壞人。
不管在哪個版本中，華輝都是一個奸險深沉的人物，印證著他懸掛在屋中的木板對聯“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早達笑彈冠”。在修訂版中，他被塑造為感情受挫而性格變態的“情魔”。死前想刺死文秀這段情節，是修訂版中新增的，因文秀不經意提到他的初戀情人，撼動了他的心，而“再也沒有力氣將右手提起來”，使他的形象更深度豐滿。
計老人（馬家駿）
馬家駿性格溫柔怯懦，怕師父瓦爾拉齊沒死，一直以“計老人”的身份避居在哈薩克族部落。在高昌迷宮中，他數次阻攔文秀揭開“惡鬼”的身份，他熱切地盼望著，能和文秀回到中原一起生活，叫文秀不去理會哈薩克族里的事，文秀執意要幫蘇普找回阿曼，知道身份可能暴露，他也跟著文秀繼續往前，在文秀處于下風時，“和自己最懼怕的人動手”，在與華輝的交戰中喪命。
舊版的馬家駿算一個反派人物，例如進入迷宮是為了奪取寶藏，暗算華輝是想獨吞迷宮寶藏的秘密，修訂版由于主題思想的轉變，尤其是想突出愛情上的“求之不得”，馬家駿被凈化成比較正面的角色，對文秀的態度上，由長輩對晚輩的照拂憐惜之情，摻入了男女戀愛的因素，扮鬼殺人、擄走阿曼等行動也皆改為華輝所為。
蘇魯克
蘇魯克的長子與妻子被陳達海一行人殺害，激起他內心的哀痛與偏見，他稱文秀為“真主降罰的漢人女孩兒”，反對兒子蘇普與文秀來往。在和車爾庫一起尋到計老人住所時，“寧可凍掉腦袋，也不進漢族家里”。在被李文秀救下時，也倔強地說不要漢人救，但憎恨漢人的信念逐漸有了動搖。在迷宮交戰后，他終于承認：漢人中有做強盜的壞人，也有李英雄那樣的好人，哈薩克族人中有自己那樣的好人，也有瓦爾拉齊那樣的壞人。
修訂版讓蘇魯克復活，并參與到迷宮中的決斗，引出文秀問他為何不幫同族人，與對華輝的種族設定變動一起，將人的好壞與種族因素脫鉤，把善惡提升到普遍的人性層次。
主題思想
佛家七苦之求不得
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俠人物身上更多承載的是儒家的精神，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所寫的作品，人物身上開始體現出道家精神和佛家精神，個人靈魂的自由成為生活中的第一位。
小說描寫了一系列互相關聯的“單相思”，上官虹和呂梁三杰中的老二史仲俊原是同門師兄妹，史仲俊有情，但自己的師妹愛上了李三。一別十年，三位情仇冤家相會于甘涼道，李三背上致命的長箭便是史仲俊所射，而他則為上官虹蒙騙，雙雙死于金銀雙劍下；在高昌迷宮中裝神弄鬼殺馬殺人的瓦爾拉齊，因情場失意而致偏狹歹毒；原本可以一直隱藏身份的馬家駿最終出手，為情而死；李文秀沒有及時退出，拼命要保全蘇普的性命...
愛而不得的史仲俊、華輝、馬家駿、李文秀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從中體現出愛的不同表達方式，揭示了人類永恒的困境，即佛家所謂的“人生七苦”，李文秀的失落，對應著一種“求不得”。
從文化單相思到民族平等
唐朝認為自己文化先進，送給高昌國自己的文化典籍，希望他們學習自己的先進文化，是一種文化上的“單相思”。李世民賜給高昌國大批漢人的書籍、衣服、用具、樂器，高昌人把它們放在迷宮了，自己并不去看。書的結尾處，李文秀的固執，也代表著古高昌國人，“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
金庸意識到了文化力圖改變人的自然屬性的荒謬，在小說中第一次以異族眼光來審視漢族，強調了民族平等、國家平等的觀念，“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在其小說中開始凸顯。
修訂版主題思想的變化
《白馬嘯西風》所表現的主題與民族觀，修訂版與連載舊版有明顯不同。舊版可能是想通過華輝的遭遇，寫“世情險惡”，李文秀的善良是一種對比的設計。修訂版的主題則是李文秀所言：“你心里真正喜歡的，常常得不到。別人硬要給你的，就算好得不得了，我不喜歡，終究是不喜歡。”這種主題思想的變化，很可能是因為金庸不愿意重復寫過的人物、情節、感情，而師徒反目、人和人之間的猜疑，在《連城訣》中已有表現且更加明確。
藝術特色
以情作為小說推進的動力
情孽牽連是小說的緣起和推動小說進展的動力。李文秀的選擇并不完全出于本心和主動，大半是出于一種無奈的自制，另一半出于一種真愛和超越，充滿著“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淡淡悲哀，和一種無法言明亦無需言明的深深的感傷。“如果你深深愛著的人，卻深深地愛上了別人，有什么法子？”，這個《可蘭經》也無法回答的問題，形象含蓄地寫出了人生的本色本味，李文秀悲哀莫名的心路歷程，組成了故事的主干和韻致。
小說線索紛紜復雜，曲折奇幻，揭穿了，無非一個情字。得不到情人的態度，成就了種種孽緣，一系列人類情感的迷宮也一一展現在讀者眼前，形成了結構嚴謹的敘述文體。“有情皆孽”的寫法，且幾乎都以悲劇結束，使得故事“深刻而又生動，悲哀而又美麗動人，簡要而又豐富深厚”。
獨特的敘事語言
本書的敘事語言也十分有特色。金庸慣用的是以敘事為主體的筆法，而本書的語言不僅充滿童話色彩與浪漫情調，還深藏著感傷情懷。
本書中李文秀對蘇普剪不斷、理還亂的癡戀，以及馬家駿對她“潤物細無聲”的暗戀，是整部小說最感人的一條抒情線索，在這個含蓄內斂的三角戀故事中，存在一種舒緩悠揚的情調，這種情調甚至一直流淌到故事的尾聲："白馬已經老了，只能慢慢地走，但終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楊柳、桃花，有燕子、金魚......漢族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調儻瀟灑的少年......但這個美麗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國人那樣固執：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以此句為結尾，在形式上戛然而止了，卻又有了一種余味無窮的意蘊。
跨文體性
小說中，作者在武俠小說文體里有意無意地融入了諸如影劇、童話等多種文體因素，從而使之在總體風貌上，表現出明顯的跨文體性。
在小說開頭，作者就運用了影劇化的敘述方式。"（大遠景——遠景）在黃沙莽莽的回疆大漠之上，塵沙飛起兩丈來高，兩騎馬一前一后的急馳而來。（全景）前面是匹高腿長身的白馬，馬背上騎著個少婦，懷中摟著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平搖）后面是匹棗紅馬，馬背上伏著的是個高瘦的漢子。"[A]、這一段敘事不僅有分鏡頭劇本，鏡頭的運動、景別的變化也均非常流暢。
本書的童話特征體現在多個方面。在敘述語調中，如“過了秋天，過了冬天，李文秀平平靜靜地過著日子，她學會了哈薩克族話，學會了草原上的許許多多事情。”這種講述式敘述是童話中慣用的。在人物形象方面，李文秀是一個被高度理想化的人物，作者賦予她超凡的"善"的特征。李文秀也依靠這種品質將一切邪惡、仇恨乃至血腥凈化了。在這種凈化中，武俠小說常有的"善惡對立"理念被徹底消解了。童話是人們用以"凈化"外部世界的一種方式。而本書的這種內在特征，便正表明它與童話在深層意義上的相通性。
反武俠傾向
從《白馬嘯西風》開始，金庸小說出現了從“俠”到“無俠”的關鍵性轉折，并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反武俠傾向。在本書中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小說中不僅無“武”無“俠”，還忽視了武俠小說最根本的特點之一——通俗性。
“武”本是金庸小說的一大特色。但本書中既沒有精精彩的武打場面，也缺乏真正的武功高手，其中最厲害的人物瓦爾拉齊，其厲害之處不過是暗器。而且本書也是金庸唯一一篇沒有在其中“發明”新奇武功的小說。甚至連“武”的情節功能（推動情節發展等）也被舍棄了。
本書中同樣沒有真正的“俠”。小說中的“正面人物”，無論論是主人公李文秀，還是哈薩克族勇士蘇魯克、車爾庫、蘇普等，都既缺乏俠士的"俠氣"和品質，更缺乏真正的行俠仗義、替天行道的行為，他們的行為中更多的是人性、私利性、私情性。就連小說開頭的那對情深義重、英勇赴死的李三夫婦，也因作者沒有交代其拼死保護藏寶圖的動機，而變得俠義意味全無。
本書的"反通俗性"主要表現在主題方面。本書的主人公都帶著人格面紗，把真實的自己隱藏在內心深處，小說設計的高昌迷宮又與這種人性的深藏異質同構，從而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深化了人性。這一深刻的主題更進一步違反了武俠小說的“通俗性原則”。
作品評價
著名學者、文藝理論家、文學史家嚴家炎在論說金庸筆下的“情”之時，說起一類“愛得纏綿悱惻，結果卻是曲終人散”的愛情，他認為在這一類人物中，“寫得最優美、最傷感的是一篇不太起眼兒的小說的主人公：《白馬嘯西風》中的李文秀。”小說不長，筆調卻全是抒情性的，“天地一孤嘯，匹馬又西風”，大漠黃沙的背景使作品顯得心緒蒼茫，草原上天鈴鳥的歌聲增添了作品的悠長婉轉......這樣流水般抒情的筆法，憂傷的調子，余音裊裊的結尾，都顯得精致而不俗"。
武俠小說家溫瑞安同樣認為《白馬嘯西風》“文字寫得十分好”，“明麗流暢又多愁善感”，“流露出一種偉大的同情，而且洋溢出一種至高至深的善念。這是一般武俠小說里鮮見的，也是它最特殊的地方”。
著名小說家，香港四大才子同時也是金庸好友的倪匡則評價說《白馬嘯西風》修改后由“不通”變“通”，但“還是不好”。他認為“金庸的寫作，是一種慢熱的過程”，“短篇完全不給金庸以發揮的機會，無可奈何之至”。
浙江社科院越文化研究所所長，同時也是金庸博士生的盧敦基評述說，“《白馬嘯西風》是金庸作品中最無趣的小說”，“情節簡單，表述生硬，理念大于形象”，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又顯得非常的重要”，是金庸從前期著重民族關系和階級矛盾，到后期描寫人性的轉折點，“有著里程碑似的意義”，“意味著金庸正從流行意識掙脫出來進行艱難的蛻變”。小說“在藝術上不很成功”，說明了作者當時思想變換上的費力。
與金庸有著二十多年接觸、離金庸最近的一位金學家陳墨點評，“平心而論，與金庸的那些鴻篇巨制相比較，這部中篇算不得佳作”，如果把它當做一部武俠小說來讀，“不夠熱鬧”，但如果換一個角度和層次來閱讀，則“別有洞天，另有妙處”。小說的妙處，“不在其武，而在其情；不在其俠，而在其孽；不在其善，而在其美；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不在其熱鬧，而在其淡雅；不在其轟動，而在其感傷；不在其曲折，而在其深沉……可以說是平淡無奇卻大有韻致。”
衍生作品
《白馬嘯西風》曾在1982年改編為電視劇，由香港亞視制片，姜大衛、關聰主演。臺灣博主Pi在其部落格上亦有制作動畫來呈現《白馬嘯西風》的故事。
注釋
A.括號中文字為引用文獻作者標注，非《白馬嘯西風》原文所有。
參考資料 >
白馬嘯西風.pitheinfinite.blogspot.2023-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