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英語：A Tale of Two Cities），世界經典文學名著，出版于1859年，是英國作家現查爾斯·狄更斯所著的一部現實主義長篇歷史小說，也是查爾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
《雙城記》中的“雙城”是指倫敦和巴黎，故事以馬奈特醫生出獄與女兒露西重逢為起點，講述了倫敦的馬奈特父女、厭棄貴族身份的達爾奈、律師卡頓以及巴黎的德發日夫婦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的生活，并在講述中逐漸揭露了貴族厄弗里蒙德侯爵18年前對德發日太太家人犯下的滔天大罪，并將嘗試告發的馬奈特醫生陷害入獄。后來德發日夫婦領導的革命集團殺死了侯爵，并發動了革命，露西的丈夫達爾奈卻因而受到牽連，深愛露西的卡頓律師代替達爾奈走上了斷頭臺。
本書創作于查爾斯·狄更斯寫作的后期，作者看到了當時英國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擔心法國曾經的革命會在英國重演，于是以法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為背景，在書中描繪了大革命前后英法兩國底層人民的深重苦難，肯定了革命的正義性，并借由其中愛與犧牲的故事，表達了作者“用愛戰勝恨”的人道理想，和對社會改良的呼吁，宣揚人道主義，告誡社會避免暴力的流血沖突。
成書背景
時代背景
自19世紀30年代起，英法海底隧道兩國先后通過議會改革和“七月革命”，使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在西歐主要的工業發達國家正式確立。隨之而來的是，原先多樣的價值取向變得單一化，人們的物質利益觀念日益加強，金錢成了衡量人的主要或唯一尺度。面對社會冷酷的現實，現實主義文學應運而生，提倡用冷靜的眼光看待現實社會，揭露社會的黑暗，以尋求改善社會的方法。
查爾斯·狄更斯是英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創者和杰出代表，是當時擁有廣泛讀者的著名小說家。作為資本主義發展最早也最快的國家，英國有深厚的現實主義文學土壤，其主題主要表現“小人物”的悲慘命運和社會階層矛盾。英國多以和平政變來變革社會，同時代的作品也有較濃的人道主義和改良主義色彩。
創作背景
19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狄更斯創作的后期，也是其創作的巔峰時期，其題材范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全面地揭示了英國的社會面貌。
根據狄更斯說寫的初版序，《雙城記》的構思開始于1857年前后，當時他正和自己的子女親友一起演出其門生威爾基·柯林斯的劇本《冰海深處》。這出劇的主人公是一個被所愛的姑娘拋棄后，在北極探險時為拯救情敵而犧牲自己的青年。這種高尚的品德符合狄更斯用來評價一個人的最高標準，即舍己為人的崇高品德。因而決定以此形象為藍本創作小說。
在后來構思小說的過程中，查爾斯·狄更斯進一步看到當時英國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克里米亞戰爭之后經濟的蕭條、寡頭政治的腐敗無能、三起三落的憲章運動以及歐洲各國的革命運動等，都令其憂心忡忡，覺得這和法國大革命前的形勢頗為相似，擔心法國大革命將在英國重演。因此，通過這部小說來宣揚人道主義理想，對當權者和廣大公眾提出雙重警告，成了《雙城記》的又一個主題。作品既希望通過故事警告當權者，暴政會引起暴力，又向普羅大眾提出呼吁，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只有仁愛之心才能挽救浩劫。
此外，據查爾斯·狄更斯的序言和生平可以得知，《雙城記》在思想上深受作家的好友托瑪斯·卡萊爾所著《法蘭西革命》影響，小說中反映的歷史進程和歷史事件，也大多以此書為據。《雙城記》中凡涉及法國大革命前和革命期間法國人民生活狀況的描述，均取材自事件最可靠的目擊者，并如實予以敘述。
自成名后，狄更斯便是法國等歐洲大陸國家的常客，更時常造訪“時髦中心”巴黎，用心學習了法國的歷史、文化、風俗和語言，專心熟悉巴黎的地標和建筑，為寫作《雙城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此外有不少評論認為，狄更斯個人的家庭和情感經歷也投射到了小說的寫作上。早在查爾斯·狄更斯和女兒們一同巡演《冰海深處》時，狄更斯便認識并愛上了18歲的女演員艾倫·特南（Ellen Ternan）。有人發現，《雙城記》的女主角露西·馬奈特的形象和艾倫·特南頗為相似。同時，這段經歷還引發了作者家庭一系列的風波，致使其于1858年與妻子分開，有評論稱，家庭不睦是狄更斯晚期作品語言鮮有幽默、愈發沉穩的原因之一。
《雙城記》最早于1859年以周刊的形式連載，發表于狄更斯個人創辦的文學雜志《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的創刊號上，共刊登了31期。在此之前，狄更斯僅有3本小說曾在月刊上連載，未曾有過周刊連載。
內容情節
《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故事的地點為巴黎和倫敦。法國貴族厄弗里蒙德侯爵兄弟為了搶占一美貌的農婦，幾乎虐殺了農婦全家。目睹這一慘案的馬奈特醫生寫信向朝廷告發侯爵兄弟，卻被持有特權的侯爵兄弟投入巴士底獄長達18年。在獄中，馬奈特醫生設法記錄了自己受迫害的過程，立誓要向厄弗里蒙德家族復仇。獲釋后，神智失常的馬奈特醫生被女兒露西接回了倫敦，并在回倫敦的船上邂逅了法國青年達爾奈。
達爾奈的真實身份是厄弗里蒙德侯爵的侄兒，由于不滿貴族對平民的壓榨而放棄貴族身份，在倫敦隱姓埋名。侯爵視侄兒為家族恥辱，因而設計誣告，企圖讓其在倫敦被以叛國罪被殺。不料在庭審過程中，一名長相酷似達爾奈的律師卡頓在關鍵時刻扭轉了局面，達爾奈得以無罪釋放，且在法庭得以與作為證人的露西重逢。此后，律師卡頓和達爾奈都對露西展開追求，但卡頓因自卑而選擇了退出。而馬奈特醫生在認出達爾奈的身世之后，為了女兒的幸福，選擇成全兩人結婚。
而在巴黎，馬奈特醫生的前管家德發日和其太太，聯合雅各賓派的群眾，刺殺了厄弗里蒙德侯爵。到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獄，并在監獄中找到了馬奈特醫生留在牢房中的血書。達爾奈得知其管家蓋白勒被捕，為了營救其出獄，冒險來到巴黎。而當年侯爵虐殺家庭的唯一幸存者德發日太太認出了達爾奈，決心要把他送上斷頭臺。
馬奈特醫生和露西聞訊后，立即前往巴黎營救，但在法庭審判的關鍵時刻，德發日先生和太太出示了馬奈特醫生的血書，達爾奈被判處死刑。臨刑前夜，卡頓律師利用自己和情敵相似的長相換出了達爾奈。當驛車載著馬奈特一家遠離巴黎時，卡頓英勇地走上了斷頭臺，為他心愛的女子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人物角色
馬奈特醫生（Dr. Alexandre Manette）
馬奈特醫生是人道主義的典型。青年時的馬奈特醫生正直高尚，出于良心寫信向朝廷告發厄弗里蒙德侯爵兄弟的暴行，卻因而蒙冤入獄。當他在獄中寫下對侯爵兄弟的狀告時，著眼點還是個人。長期的監禁使他喪失了理智，而在出獄后，在女兒露西的照料下，醫生恢復了理智，精神也產生了升華。出獄之后的馬奈特醫生沒有著意報仇，而是用自己的人文主義的情懷去感化周圍的每一個人。他明知達爾奈是厄弗里蒙德家族的后代，為了女兒的幸福，仍同意了他們的婚事。此時，馬奈特醫生有了新的信仰，要為愛、為別人的幸福而活著。法國大革命中，他一面營救女婿，一面為監獄中包括囚犯和看守在內的病人看病，此時的他已成為仁愛和寬恕的化身。作為對比，馬奈特醫生在監獄中寫下的血書，卻成為了德發日夫婦控告達奈爾的主要證據，作者以此說明寬恕與仁愛的重要性。
露西·馬奈特（Lucie Manette）
露西·馬奈特小姐是一個只有人道光輝的美麗女子。她不埋怨苦難，面對貴族對自己家庭殘忍的迫害，父親被害入獄，母親在自己兩歲時因悲傷去世，她仍舊沒有選擇復仇。相反，她不斷用行為去感化身邊的人，融化眾人因殘酷的社會變得冰冷的心。當父親還沉浸在過去的黑暗歲月時，她像一條“金線”，穿過過去的災難聯通現在，用她的愛變成強大的感化力，撫慰其創傷的心靈，使其日趨好轉正常。她又用博愛溫暖了卡頓曾經冷漠的心靈，并用自己的執著幫助丈夫逃離險境。小說中的每個人都做過善與惡的抉擇，唯獨露西自始至終都堅守善的信念，她是小說中愛的化身。
查爾斯·達爾奈（Charles Darney）
小說中，達爾奈的身份和行為面臨著最大的矛盾。他雖然是封建貴族，卻有著博愛的理想，不惜放棄與生俱來的身份和財富，與親人決裂，在倫敦以勞動換取生活。他的正直贏得了露西的芳心，并得到了馬奈特醫生的原諒。后來他為營救朋友而回國，卻成為了革命群眾的報復對象，險些命喪巴黎。達爾奈具有超越時代的反抗精神和高尚品格，但在階級對立的時代背景下，這種過于理想化的精神難免帶有一些悲劇色彩。
西德尼?卡頓（Sydney Carton）
卡頓聰明，有才氣，但憤世嫉俗，缺乏在當時社會必不可少的“精明”，因而總是被人利用，自己卻默默無聞。他有美好的情感，但社會注重的卻是金錢與成功，他因而厭惡社會，可依舊無法逃避它。這也導致他終日借酒消愁、自暴自棄、玩世不恭。但卡頓的內心深處存留著一種偉大的利他主義精神，當他愛上露西，知道自己不能給她帶來幸福，便主動退出了情場角逐。最后卡頓為了露西一家人的幸福，頂替達爾奈上了斷頭臺，把利他主義發展到頂峰，放射出神圣的光輝。
卡頓的死既為別人帶來生命的復活，也為自己帶來精神的復活。他從原先的消極厭世，最后成為一個為愛情獻身的人道主義者，像基督一樣承擔起人類的原罪，在斷頭臺這個現代祭壇上獻出了自己的塵世生命，獲得了永生。他的死打破了整部小說中罪與罰永無休止的輪回。
德發日太太（Madame Defarge/Teresa Defarge）
德發日太太是法國大革命非常時期應運而生的一個不同凡響的下層社會女性形象，在查爾斯·狄更斯的女性畫廊中也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作家對她的外貌、言行、性格和心理都有非常精細的描寫。盡管作者和讀者并不一定喜歡這一角色，但她的形象無疑比露西·馬奈特有更強的藝術魅力。
德發日太太出身貧困，在幼年時，全家人便都慘死在厄弗里蒙德侯爵兄弟手下，她因此和貴族有著不共戴天之仇。成年后的德發日太太積極參與革命，成為一名堅定的革命者。作者在書中大力贊賞她是勞動人民的英雄，借丈夫之口稱頌她是正直、倔強、偉大的女人。但是在小說后半部分，德發日太太的形象急轉直下，成了一個冷酷、嗜血、兇狠的復仇女神。德發日太太苦難的出身和被復仇烈火吞噬的結局，使其成為小說中最具悲劇性的人物。狄更斯通過德發日太太反映了一種非人的人性，體現了殘酷的復仇和暴力，也通過她的結局表達了自己反對暴力的人道主義立場。
主題思想
呼吁改良
《雙城記》是一部歷史小說，但處理的卻是19世紀50年代英國的現實問題。狄更斯深切地感受到當時英國尖銳的社會矛盾、懸殊的貧富差距，下層群眾廣泛存在著的憤怒情緒，與大革命前的法國有許多相似之處。他擔心英國如法國一樣爆發大規模的暴力革命，因而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寫了《雙城記》，向英國統治階級提出警告，呼吁改良，以緩和社會矛盾。
肯定革命
小說探討了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肯定了法國大革命的必然性和正義性。作者通過描寫厄弗里蒙德侯爵等貴族的荒淫、奢侈、暴虐，以及馬奈特醫生和德發日太太一家的苦難遭遇，雄辯地說明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是貴族階級的咎由自取，是下層人民長期仇恨的爆發。
反對暴力
雖然如此，作者同時也反對革命暴力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作者看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常往往是暴力的、盲目的、喪失理智的。作者認為暴力并不能改造社會，反而傷害了無辜。正因此，作者在書中對貴族和革命的領導者們都作了否定的描寫，他們都被作者視為殘酷的壓迫者。
人道主義
與同時代的許多所謂資產階級激進派一樣，查爾斯·狄更斯看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社會的癥結，但他們的中產階級立場決定了他們僅僅提倡積極的社會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階級斗爭和革命。作者通過塑造卡頓、馬奈特醫生等形象，以及一系列關于罪與罰、拯救與復活的故事，譴責了法國革命中建立在仇恨之上的懲罰，傳達了自己的道德準則和社會理想：用愛戰勝恨。這是狄更斯作為社會改良派的道德理想，是民主主義、人道主義作家對歐洲文藝復興以來道德觀的繼承，也是基督教國家的文學藝術家對基督教博愛精神的接納和宣揚。
藝術特色
小說結構
《雙城記》克服了查爾斯·狄更斯早期作品中流浪漢小說式松散冗長的結構，全書情節細針密線，環環相扣，重點突出，沒有多少與主題無關的冗余情節，以較少篇幅包容了較多的內容。
從情節來看，小說內容雖然錯綜復雜，但基本上都在法國大革命的背景下，圍繞著馬奈特醫生一家和以德發日夫婦為首的圣安東尼區展開，并主要表現“善惡搏斗”的主題，表達“愛總能戰勝恨”的信念。
小說中設置了大量伏筆和懸念，使得時間地點相去甚遠的多個事件得以串連，保證了情節的流暢自然，同時使得情節更加曲折離奇，增加讀者的閱讀興趣。故事中許多不顯眼的人物的出場，都出于作者在結構上的考慮，他們常作為伏筆，在小說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如露西的仆人普羅斯太太的當密探的弟弟、臺爾森銀行的洛瑞先生等。
現實、浪漫與象征
《雙城記》體現了查爾斯·狄更斯側重描寫感官世界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了如實地反映法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狄更斯閱讀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寫出了巴黎和倫敦十分真實具體的歷史場景。書中每一個人物的衣食住行、言談舉止，甚至街道、建筑，都無不具有十八世紀末法國和英國的時代色彩。
但狄更斯也對歷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虛構。如有評論家指出，像厄弗里蒙德侯爵兄弟奸殺農婦、殺死農民、隨意將人關進監獄的行為，即便是14世紀的法國貴族也難逃刑罰，大革命爆發前的可能性則更加小。但也有學者認為，為了說明大革命爆發的原因和目的，這樣的改動是正確且成功的。
狄更斯的理想主義，又使得他永不拒斥浪漫手法。在他的作品中，愛情的描寫、善戰勝惡的時刻、人物的悲歡離合等往往都是浪漫的。《雙城記》中，卡頓和普若斯在完成他們對他人的拯救時，都極富有浪漫色彩，連克軟徹奮勇救人時煥發出的改惡從善的決心，也都富有慷慨激昂的浪漫氣息。在閱讀《雙城記》時，讀者不僅能感到作者描寫的真實性，且能感到一股強大的情感力量。
盡管在狄更斯創作的年代，象征主義還沒有形成流派，象征這種文學手法在查爾斯·狄更斯作品中卻常運用。《雙城記》是狄更斯運用象征手法較多的一部作品，如第一卷的篇名“復活”象征馬奈特醫生、布魯斯·卡頓等人從肉身到精神上的救贖和永生，不停編織針線的德發日太太象征命運女神，圣安東區流淌成河的紅酒象征革命爆發后流淌的人血等。這些形象的象征性，為這部作品增添了又一重藝術感染力。
心理分析
深層次的心理分析，是《雙城記》的又一特色。小說創作發展到狄更斯的時代，心理描寫已經具有相當的深度，狄更斯也是善于心理描摹的作家。在作品中，作者對精神錯亂、痛苦不堪的馬奈特大夫的描寫，不僅刻畫了他的表情、動作，還寫了他的潛意識活動、無意識的動作，準確刻畫了一個具有變態心理的人物的心理狀況。對于正常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活動，《雙城記》也處理得十分精彩：洛瑞先生在郵車上做的夢；小杰里在墓地望見棺材后心中的恐懼；達爾奈被秘密關押之初一度發生的精神錯亂和赴死前的心理狀態；馬奈特大夫全家乘車逃離巴黎時的急怵心理，都生動真實地寫出了人的意識流動。
語言風格
從藝術技巧看，《雙城記》中全面地運用了象征、寓意、嘲諷、夸張、對比、重復等手法。5比喻、借用、反語、疊句、重復、雙關以及階級和地方的方言俚語等，作為查爾斯·狄更斯一向熟諳的修辭手段，也在這部作品里隨處可見，令人目不暇接。
小說以較少篇幅容納較多內容，也由于作者采用凝練的語言進行寫作。作為狄更斯晚期的作品，《雙城記》可謂包攬了狄更斯多年發展完善起來的諸多語言風格：豪放、夸張、渲染、感傷、細膩、婉約、幽默、滑稽、諷刺，應有盡有，無一遺漏。
不過隨著創作的發展和閱歷的增長，狄更斯后期作品中的幽默滑稽不斷減少，總體語言漸趨沉穩、老練。創作《雙城記》時，又正值作者家庭不睦，最后導致夫妻離異的時期，因而整部作品中歡快明朗的風格幾近消失，僅剩的幽默只存留在對普若斯和克軟徹等少數人的描述上，其余則被辛辣的諷刺所代替。
與查爾斯·狄更斯以往的作品相比，《雙城記》的遣詞造句明顯更為考究，用詞更為典雅，引經據典也較以往更多，給這部作品增添了一層文雅的色彩。但也因此存在故意轉文、過分夸張、牽強比附、多用噱頭等弊病，使個別段落流于庸俗饒舌。
作品評價
狄更斯是19世紀英國最受歡迎的小說家之一，其作品堪稱英國文學史上的經典，甚至有觀點認為其才華僅次于莎士比亞。但《雙城記》卻一直不受許多西方評論家看重。約翰·格勞斯評價其“寫作風格是灰黯的，不事修飾的，因此許多讀者都不愿意在狄更斯的正宗里給它一席之地”；《簡明劍橋英國文學史》的作者喬治·桑普森評價其是“最缺乏狄更斯風格的一部”作品；斯蒂芬·茨威格則指出其在藝術手法上的欠缺，“它那偉大的表情是被強加上去的。”
但在中原地區學術界，《雙城記》被視為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文學評論受到蘇聯文藝評論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文學觀影響，注重作品的思想傾向、階級性和批判性，因而將查爾斯·狄更斯視為英國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雙城記》也由于表現了階級矛盾而受到重視。但由于小說的改良主義傾向，又普遍認為其具有階級局限性。如楊周翰版《歐洲文學史》就評價其“接觸到尖銳的階級斗爭”，但批評其“宣揚階級調和，反對暴力革命”。
到了八九十年代之后，中國主流的文學史除了依舊肯定《雙城記》在思想上的價值，也對其藝術手法進行了高度的贊揚，肯定其作為經典的意義，如陶德臻版、朱維之版、鄭克魯版的外國文學史。
出版《查爾斯·狄更斯與中國》的學者童真認為，在英美“更多的人傾向于將《大衛·科波菲爾》視為作家的代表作”，而中國“一般都將《雙城記》視為狄氏的代表作”。這“是典型的以我們自身的文化模子的文學觀和文化立場在認識、欣賞、評價來自西方文化模子中的作家作品，這種根據自己的文學觀、審美觀去欣賞、理解、取舍來自別的文化模子的文學信息的結果必然會造成狄更斯這位來自異質文化模子中的作品在中國產生變形、遺漏，甚至歪曲。像狄更斯這位在英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流行作家，我國在研究他時夸大了其作品對重大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現實的反映，將他作為流行作家媚俗的一面過濾掉了。”
作品影響
《雙城記》是狄更斯的代表作，從1859起至今已賣出超過2億冊，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小說之一。其在2003年英國廣播公司發起的The Big Read調查中排名第63名。
衍生作品
電影
電視劇
舞臺作品
中文譯本
1928年，魏易最先將《雙城記》翻譯到中國，名為《雙城故事》，是一本章回體文言兼白話譯本。1929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沈步洲等譯注的英漢合注本《二城故事》，大受中國讀者的歡迎。
此后，《雙城記》在民國時期先后被奚識之、“海上室主”、許天虹、羅稷南等人翻譯過，其中羅版備受推崇，是較為成功的白話文譯本，新中國成立后還被多家出版社重印，發行量遠超其它外國文學名著。
1989年，張玲、張揚的譯本將狄更斯的寫作才華更全面地展現給讀者。
宋兆霖于1992年出版的譯本，則使得敘事跟小說的時代更加貼近。如今最為國人熟知的開場白“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就是來自宋兆霖的譯本。
流行文化
《雙城記》是克里斯托弗·諾蘭的電影《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2012）的靈感來源。電影中的角色貝恩的部分靈感來自德發日夫人，在他組織的針對哥譚市統治精英的袋鼠法庭審判上，其中一個審判場景能看到他像德發日夫人一樣在編織。此外還有其他來自小說的線索，如塔利亞·艾爾·古爾癡迷于復仇，并與主人公關系密切；貝恩的標語“起火”（the fire rises）是對小說其中一章的致敬；貝恩的伙伴巴薩德以小說中的一個配角命名。在電影的最后一幕，吉姆·戈登還大聲朗讀了卡頓內心獨白的結尾——“我現在所做的是一樁大好事情，遠遠勝過我一向所作所為。我現在去的是一處大好歸宿，遠遠勝過我一向所知所解”。
參考資料 >